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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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范文第1篇
2011年1月，主席訪美期間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紐約時代廣場進行了密集播放，這一官方的公關行為將本已熱議的中國形象問題進一步置于了輿論的中心。針對由政府開展的國家形象宣傳，研究者觀點不一，有人認為中國國家形象的宣傳，應該加大媒體的力量，增強能見度；也有人認為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是導致外界對中國誤讀的重要原因；還有人認為單靠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形象宣傳難以奏效，而應該將國家形象傳播的主體擴展國家、社會組織、個人等。庶幾有人考慮這些形象宣傳片所傳遞的價值和理念與國家理念及其代表的政治文明之間的關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基于此，本文以政治學和傳播學結合的視野，從國家理念這一核心關鍵詞出發，探究國家理念與國家形象傳播、政治文明之間的關系，以便為正在進行的國家形象宣傳提供理論支撐和有益借鑒。
國家理念的基本內涵
“國家理念”是指一個國家所秉持的觀念或者學說，在現實當中它突出地表現為執政者的政治理念。從縱向的角度來說，國家理念是發展性和歷史性的統一。所謂發展性是指國家理念有一個生成和發展的過程，它不是永恒不變的、靜態的，而是運動著的，因為面對絕對運動的國家建設實踐，國家理念需要不斷地調整自身以符合不斷變換的國家建設實踐，甚至會在國家建設的過程中主動吸收先進觀念使之成為國家理念的一部分；所謂歷史性是指國家理念也有自身的延續性，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優秀的國家理念會在發展中被繼承下來。從橫向的角度來說，國家理念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所謂國家理念的普遍性是指“在同一生產方式基礎上所形成的反應同類生產方式的最基本、核心的政治理念原則是同一的，這類政治理念反映和揭示的是建立在同一經濟基礎之上的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中最本質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原則和理論。”①所謂國家理念的特殊性是指由于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所具有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所經歷的歷史發展階段、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傳統等諸多的因素的差異，導致他們的國家理念會千差萬別，呈現出各自的特色來。
顯而易見，國家理念作為一個普遍的概念它似乎是空洞的，也似乎是抽象的，但是當它落到某個國家的實際的時候一定是現實的，有豐富內涵的。一個現代的國家理念既應該包含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理念，又要做到延續歷史與尊重現實的結合。在政治上，既尊重曾經的國家建設實踐，又能夠吸收整個人類建設國家的有益經驗；在文化上，既繼承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又能借鑒其他民族文化的長處；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系上，兼顧國家與市場的共同作用，兼顧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使作為“公”的政治國家與作為“私”的市民社會之間做到合理的界分，在國家的支持下使人能夠得到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同時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來調節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關系。
國家理念與國家形象傳播的關系
我國的國家形象塑造與傳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首先集中在傳播學層面，主要關注國家形象的媒介塑造和傳播問題，這一層面的重點主要是放在媒介策略方面，強調媒介的作用。對我國國家形象出現的各種問題原因的解釋，也基本圍繞媒介或者傳播渠道打轉，諸如強調“中國傳媒力量與中國國力的不相吻合”、對外傳播力不足、境外媒體的誤讀和中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傳播結構的不均衡等因素在國家形象傳播中的作用。但是如果研究者將精力過分集中在媒介身上，則會陷入媒介中心主義的危險。其次集中在管理學層面，認為國家形象是“政府戰略管理”的一個重要部分。這種研究把國家形象的研究“降低”到管理學的技術層面，有失于理論研究的一般性高度并缺乏理論的普遍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對國家形象的研究首先以對“國家”的理解即國家理念為前提，即國家理念在國家形象傳播和塑造中處于基礎性地位，起著指導性的作用。作為國家形象的塑造主體之一――國家（政府），持有什么樣的國家理念，在怎樣的國家理念下進行國家建設將會對一國的國家形象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其一，國家理念的具體內涵決定了國家形象傳播的具體內容。持有的國家理念不同，在這種國家理念下所進行的國家建設的實踐也就會不同，相應地反映到傳播的具體內容上也就會不同。之所以這樣講是基于由國家形象定義得出的自然推論。所謂“國家形象是國家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各項活動及其成果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是國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現與象征，是綜合國力的集中表現，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無形資產”。②也有論者將之稱為“國際社會公眾對一國相對穩定的總體評價。”③當然其他的研究者還有另外不同的定義，但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實質的內容沒有太大的差別。一言以蔽之，國家形象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在國家理念之下所進行的國家建設具體活動都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實踐活動，它是客觀的。這種客觀存在是形成其形象的客觀的物質基礎，這種客觀的物質基礎不同，在傳遞它時所形成的素材也就不同，理所當然地在人們心目當中的印象也就會有差異。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不排斥由于媒介因素、人們的心理因素等中介變量影響所造成的國家形象差異和變化。
其二，國家理念的具體內涵不同決定了國家形象傳播的主體選擇也是不一樣的。如果一個國家秉持的是專制的國家理念，一味強調國家的統治性和鎮壓職能，強調國家作為一個者的權力的絕對性，形成國家對社會的全面統治，國家的權力和力量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那么它的國家形象塑造主體就是一元的，也是確定的，只能是國家（政府）。因為在這樣的國家理念下，不會產生社會利益群體的分化，也不可能產生多元意識。在全球化劇烈發展的當今時代，在傳播格局由西方占主導地位的現實下，只用單一的國家意識形態去講述國家的全貌，只能是僵硬的，不討人喜歡的。因為這樣的國家理念和政治理念跟大多數國際受眾所普遍接受的國家理念和政治理念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對西方受眾來說，尤其如此。
與此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秉持的是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國家理念，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合理分野，并能夠做到政治國家所代表的“公”與市民社會所代表的“私”之間的合理界分，兩者形成良性互動。這樣國家的權威性并沒有喪失，而社會的活力也被有效地激發出來，藏之于社會的各種利益主體就會形成國家形象傳播的另一股有利的力量。大量的社會組織包括媒體組織、宗教組織和各種企業，甚至個人都會成為這個現代國家的符號，為國家形象的傳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這樣一來，國家形象傳播的渠道就得以拓展，改變了過去由國家唱獨角戲的局面。市民社會中的利益主體代表的是社會的利益，他們與政治國家之間有一定的距離，他們所傳遞的信息較少帶有官方意識形態的色彩，當然所傳遞的形象在國際受眾眼中更為真實，更為豐富多彩。
其三，國家理念具體內涵不同決定了國家形象傳播具體策略的選擇的差異性。“”期間，我國秉持無產階級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革命的話語在整個國家和社會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在我國的對外宣傳方面，強調把“發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宣傳目的。④在對外的傳播策略上，就表現為用“左”的思想武裝對外宣傳領域，在具體的做法上強調“輸出革命”，解放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勞苦大眾，強調新聞傳播的“內外無別”，將國內這套革命的理念和話語不加區別地照搬到國外。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理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原來的革命理念轉變為發展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對外宣傳的策略也隨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轉變為“全方位重塑國家形象”。⑤在具體的宣傳策略上強調“內外有別”，并且在“內外有別”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延伸，提出了“外外有別”的原則。盡管從今天的實際發展來看，“內外有別”的原則已經受到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主體多元化和網絡社會崛起等各種因素的挑戰，但是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況來看，這一策略和原則是當時國家理念轉變的必然產物，也是適應當時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的。
上述關于國家理念在國家形象傳播中的指導地位的論述并不說明國家形象傳播就是完全被動的，完全受國家理念支配的。相反，國家形象傳播對國家理念具有反向的作用，這突出地表現在國家形象傳播對國家理念的矯正作用上。
倘若將國家形象傳播當做一個傳播過程來看待，信息經過采集、過濾、加工、傳播之后所產生的效果反過來會作用于國家理念。倘若對國家形象進行傳播的一系列舉措沒有達到良好的效果，除去傳播過程中的噪音、受眾的接受心理、外在的傳播格局等因素之外，國家理念是否出現了問題應該成為我們考慮的重點。舉例來說，在關于我國的國家形象的現狀描述上，不管是定量的研究還是定性的研究，基本都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我國的國家形象欠佳。現在媒體上大量的暴力拆遷傷人的報道、層出不窮的各種“門”事件、跨省追捕記者的新聞等等都是這一結論的突出表現。這些事件綜合在一起就是我國國家形象的媒介呈現，而這種媒介呈現不能把原因簡單歸結為記者的“扒糞”，或者是一群“刁民無賴”的無理取鬧。統治階層，同時也作為一個能動的反思主體，應該從國家、政府的角度考慮，是不是在國家公共權力與社會中各種團體甚至個人的私人權利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矛盾和沖突？是不是國家在“公”與“私”這對概念之間的張力關系沒有進行恰當的處理？與此類似，媒介上各種分配不公的報道和社會底層與上層之間日益加大的收入鴻溝，應該使我們反思是不是在“公平”與“正義”這一國家理念的維度上也出現了不容忽視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反思，會最終對國家理念的進一步完善起到輔助作用。進而言之，倘若這些做法與現代、先進、開放、進步的國家理念是背道而馳的，統治階層就應該有更弦易轍的勇氣和魄力，將符合現代國家規范與理念的內容納入進來，進而在相應的制度設計當中將之體現出來。
國家理念與政治文明的關系
國家理念不僅決定著國家形象及其傳播的各個方面和環節，在更大的程度上它還是區別不同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這一現象在當今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表現的尤為突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⑥同時代的政治哲學家弗朗西士?列伯則將政府干預社會的制度、政府干預社會的目的、政府干預社會的方式視為政治文明的三個方面。當代美國政治學家溫特森?奧斯特羅姆在《政治文明：東方與西方》中認為，專制體制和官僚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對立物，“人類文明的持久的創造力與自治組織有關，而其基礎則是公正、正義、互利和互信原則。”⑦更多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家則將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原則視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普世價值，進一步將之視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集中體現。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文明及其內涵’這個題目涉及一系列概念，主要是‘文明’還包括‘文化’‘市民社會’‘國家’‘地區’‘人民’，他們都處于當今國際學術對話的前沿。這些術語的含義變動不居，在不同的歷史語境和背景之下其意識形態的內涵迥異。”⑧不同的政治學家對政治文明的理解是不同的，這跟他們看待問題的出發點及其所處的時代、所服務的對象有緊密的關系。但無論如何，上述政治學家的論述基本都將政治文明與國家及其理念結合起來論述，使得國家理念成為區分不同政治文明的標志。歸根結底，政治文明指向的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它既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取得進步的政治成果，又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
在當今全球化急速發展的時代，這點表現得尤為突出。經濟的推動、信息技術的助推使整個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是在這個狹小的世界中，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卻是不爭的事實，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爭斗依然激烈。亨廷頓斷言，未來的沖突將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因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必然導致文明的沖突。他認為，文明沖突的核心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沖突。現代世界是一個狹小而又充滿矛盾的體系，不同民族國家和政治共同體相互競爭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政治價值之間必然會發生碰撞和較量，這又會突出地表現在國家理念上。因此，不同民族國家區別的標志不可避免地會表現為上述政治學家所言的國家理念的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選擇何種國家理念對于一個民族國家來說就變得尤為重要。換言之，只有占據了國家理念所代表價值的制高點，才有可能在激烈的政治較量中獲勝。
明白了這一點，對目前我國在國際社會中正在下大力氣進行的國家形象宣傳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形象是動態發展的，它跟一個國家所代表的政治文明緊密相關，雖不能說一國所代表的政治文明是其國家形象的全部，但至少是最核心的部分。基于此，在國家形象宣傳片中怎樣以柔性的手段表現出自身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價值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而我國目前所擁有的政治文明也必須得到清楚的說明，這是不容回避的，也是回避不了的。當然，我們這里所談的國家理念是從一般意義上而言的，它的具體內涵有很多維度可供考察，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自由與秩序、民主與管制、公平與正義等都是考察國家理念的維度，這些具體理念與國家形象傳播的關系有待我們更進一步地研究和考察。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
注釋：①王巖主編：《中外政治哲學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頁。
②管文虎主編：《國家形象論》，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③楊偉芬主編：《滲透與互動――廣播電視與國際關系》，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④張永德：《建國以來我國對外宣傳的反思》，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1日答辯通過，第11頁。
⑤張昆：《國家形象傳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頁。
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范文第2篇
大家下午好!
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我們在這里召開大會，隆重表彰我院首屆“十佳示范星”、“優秀共青團干部”、“優秀共青團員”以及五四先進集體和個人，以此紀念建團82周年、“五四”運動85周年。首先，我謹代表學院黨委，向受到表彰的先進集體和個人表示熱烈的祝賀！向一切關心和支持青年工作的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向辛勤工作在各條戰線上的青年朋友們致以誠摯的問候！
今年是“五四”運動85周年。為了紀念“五四”運動，迎接“五四”青年節的到來，學院團委積極組織開展了系列活動。歷史的車輪已經駛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共青團工作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當代青年也面臨著許多新的考驗和鍛煉。今天，我們紀念“五四”光榮傳統，弘揚“五四”愛國精神，就是要象“雙十杰”那樣，樹立遠大理想，堅持發奮學習，注重錘煉品德，勇于開拓創新，始終艱苦奮斗，努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作出應有的貢獻。范文搜版權所有
第一，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xx大精神，堅持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頭腦，教育青年。
各級團組織要把學習貫徹xx大精神作為首要的政治任務，在學習中，要引導廣大團員青年深入領會精神實質，牢牢把握根本要求，進一步增強團員青年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以團干部、青年學生、各條戰線的青年骨干為重點，通過生動活潑、切實有效的形式和手段，推動全市各級團組織學習實踐“三個代表”活動不斷深入發展。要堅持以改革的精神、發展的眼光和事業化的推進方式，全面加強團的自身建設，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黨的青年群眾基礎。要針對企業、農村、學校、社區等不同青年群體的實際，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學習活動和豐富多彩的主題團隊活動，使學習貫徹xx大精神活動深入基層，深入團員青年之中。團的xx大即將召開，這是全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級團組織和廣大團員青年應以多種形式開展宣傳，以嶄新的精神風貌和優良的工作業績迎接大會的召開。
第二，要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緊緊貼近黨委政府工作中心，大顯身手，建功立業。
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范文第3篇
二
認識源于人類的經驗和理性。據人類的經驗判之，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貫穿于人類的法律與社會發展史。古希臘與古羅馬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高峰，仔細檢視，不難發現，法律文化的發達實在是其社會繁榮強盛的基礎。古希臘的雅典在經過提修斯、梭倫、克里斯提尼的法律改革后，形成了以權利為中心的法律文化，從而確立了公民社會，偉大的伯里克利時期的城邦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羅馬吸收和發展了希臘的法律文化，創造了人類上前所未有的法律與社會雙盛的局面。誠如英國法學家F.H.勞森所說：“毫無疑問，羅馬法是古羅馬對西方文明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不僅如此，羅馬法還經常被人們視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支柱之一。”（轉引自《比較法》1988年第1期第55頁）時至今日，為適應社會發展預備制定民法典也不能放棄羅馬法文化的資源。現代西方世界的形成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進步，資本主義是封建制之后又一新型的社會型態，在社會主義出現以前，人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過渡主要藉此力量。形成現代西方文明的因素錯綜復雜，但缺少了理性的法律文化是斷然不可能的，所以，有西方學者將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相提并論。（泰格等：《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在東方，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經驗對我們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直接的意義。日本在“大化改新”前是一落后的部民社會，與此相適應，法律文化處于不成文的原始習慣法狀態。公元645年“大化改新”，“文化立國、法制社會”被作為基本國策加以推行（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說》第55~8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從唐朝學成回國的高向玄理、吉備真備、大和長岡等，在天皇支持下，掀起了大規模移植唐代文化，特別是唐代法律文化的運動。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著名的《大寶律令》誕生，這是先進的唐代法律文化被輸入日本的結晶，它標志著原始落后的日本習慣法被改造提升到了東亞大陸人文禮儀化的成文法文化水準，進而為日本律令制國家的建立和奈良、平安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最關鍵的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日本社會因此獲得一大進步。日本社會的第二次大進步是1868年“明治維新”開啟的對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法律文化的引進，結果是日本法律文化一躍而進入現代行列。同時，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因此獲得了合法有力的支持。三十多年后，竟成為晚清中國“變法修律”的榜樣。
中國“變法修律”的第一人、法律現代化之父沈家本，在中國法學盛衰時發現一個帶有性的現象：“則法學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然當學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當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沈家本：《法學盛衰說》）法學是法律文化在學術領域的體現，政治盛則法學必盛，政治衰而法學未必衰，蓋因學術有它的獨立性。但法律文化不同，它有制度性因素，因而與社會政治之盛衰必相呼應。歷史上中國法律文化燦爛之時，必是中國社會興盛之世。禮刑文化與西周，禮法文化與漢、唐，都是顯例。特別是唐朝，中國法律文化發達至為周邊諸國所模仿，形成以中國為本土，以唐律為代表，以禮法結合為特征，及于朝鮮、日本、琉球、安南（今日之越南）、西域（今日新疆及中亞一帶）的法律文化系統，謂之中華法系。東亞古代文明實有賴于此。晚清以降，中國內憂外患，固有法律文化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滿清政府不得已于1905年正式“變法修律”，傳統法律文化因此瓦解，中國法律文化開始現代化，至今而未有窮期。回眸這一百年，中國法律文化無論在清末、民國還是共和國時期，總是與社會發展互動相通。
三
離不開邏輯，邏輯即理性。科學的科學性在于實驗與邏輯，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在于實踐與邏輯。借助邏輯的力量，觀察、透視人類的實踐與經驗，能夠發現科學至少部分科學的原理。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原理是什么呢？依據社會學觀點與上述經驗，我們可以作以下推論：社會是一個有結構的系統，法律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社會發展只是社會系統內結構正向變動的結果，是功能轉換的表現，由此可知，社會發展本身不是系統內的結構項。因此，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首先不是系統內結構與結構的關系，而是結構與結構變動結果的關系。這表明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邏輯關系，既是聯動的又是因果性的。聯動表現為兩者間盛衰的呼應。因果表現在法律文化是因，社會發展是果，社會發展必先借助和重視法律文化的建設。這是其一。其二要注意，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系統，社會發展受制于整個系統的結構變動，法律文化作為系統內結構的一項只能影響而不能決定社會發展。這一方面使我們看到法律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認識到社會發展是包括法律文化在內的一項系統工程，實踐中既不可無法律文化論，更不可能唯法律文化論。這也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經驗。其三，社會發展雖不是社會系統內的結構項，但事實上它對系統結構有著直接的反作用，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在受法律文化影響的同時又影響著法律文化。正如經驗表明的那樣，法律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發展，社會發展要求建設相應的法律文化。以上三點是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在一般社會狀態下的原理。
人類由傳統轉入后，現代化成了世界各國的方向和潮流，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原理又加入了新的：一是人類法律文化的趨同；二是現代社會的發展更依賴于法律文化。在傳統社會，由于各大文明的相對獨立和隔離，不同文明的法律文化自成一體，并與各自的社會發展相適應。如羅馬日爾曼法系與歐陸社會，中華法系與東亞社會，印度教法與印度教社會，伊斯蘭教法與穆斯林社會，非洲、拉美及大洋洲各地的習慣法與其社會。源于西方的現代化運動改變了世界法律文化版圖，豐富多彩的人類法律文化直接或間接地趨于以西方為范式的類同。同時，法治也成了人們衡量社會理想與否的標志，這與傳統社會形成對照。傳統社會不是沒有法，也有法律文化，但傳統社會的理想并不盡然是法治，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會控制力量，如傳統法律文化一直以“無訟”為社會理想。（張中秋：《比較視野中的法律文化》第225~248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但現代社會的發展已使以法治為核心的法律文化成為社會系統滿足社會需求的必要部分。（富永健一：《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第116~128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社會發展時刻離不開法律文化的支持。
四
如何理解和實踐當下中國的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關系未來的重要課題。要在實踐中做好這一課題，首先應在上有所認識。上述經驗和原理的探討不過是初步的嘗試，要充分展開這一課題，必然是理論與實踐所謂知行合一的長期過程。這里，本文著意回答：當下中國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核心是什么；法律文化建設對中國社會發展有何意義。顯然，這不是問題的全部，但卻是課題的起點。
與特色鮮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別，當下中國大陸的法律文化是一成分復雜的復合體，包含著源于西方的現代法律文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在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法律文化諸要素。這些不同要素的法律文化匯合于當下中國，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建成中國的法治。換句話說，如何推進法治即是當下中國法律文化建設的核心問題。當下中國的社會發展，依黨和國家的決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的含義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文明的協調發展。這是一種健康的發展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已眾所周知，政治文明正在討論中。依筆者之見，在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的內涵無論有多豐富，法治始終是核心。傳統社會的政治文明可以是德治、禮治、宗教之治以至賢人政治的人治，但的變遷已使它們不能適應結構——功能變化了的社會，法治作為一種制度文明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已是不爭的事實。由此觀之，當下中國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可謂殊途同歸。
法治是一種社會狀態，但有法不一定是法治。傳統社會不乏法，然其社會運行的基本原則是權力中心，法律在社會結構中依附于權力，事實上為權力服務。社會轉入現代，權利變為中心，法律至上，權力為法律所控制，社會呈現出依法而治的狀態。這正是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所追求的目標，法律文化對實現這個目標，也即對當下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法治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在成文法的中國大陸，現實的法治始于法律創制或者說立法。立法不只是在形式和數量上建構法治所必需的法律體系，重要的是同一法律體系內不同法律之間一以貫之的精神聯系。這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靈魂，也即我們前面所說的法律文化的內核。沒有這個內核，法律不能在統一的觀念、原則和價值目標下協調架構，以至相互矛盾和沖突，所謂的法律體系也不過是多組法規的堆砌而已。這在人類法律史并非鮮見。僅此可知，法律文化對當下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法治建設，首先在立法方面有著精神上的指導意義。不妨再試問一下：法律文化內核中的“什么精神”給立法以指導？簡單說，法律文化中關于法治的理念和與我們作為人類生活的意義，即努力創設一種符合正義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復興中華文明，最終實現人權等，乃是當下中國立法的文化精神所在。
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范文第4篇
“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十六大報告的這一重要論斷，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高度重視。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應從實現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的高度，充分認識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作用，采取切實措施，努力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繁榮。
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對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同為人類科學知識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然科學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社會科學則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認識和把握社會及人類自身的發展規律。進入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取得了長足進步。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發現為開端，以信息科學、生物科學、材料科學為主導，科學技術在諸多領域大步向前推進，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的改變。但不應忽視的是，任何科學技術的發現、發明和運用、轉化，都是人和社會組織所主導、所參與的過程，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支持與保障。無論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物質財富，抑或是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學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只有二者協調發展、共同作用，才能推動人類社會歷史不斷前進。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我們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雙重探索，以進一步推進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了解并熟悉世界發展趨勢和國際交往規則；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發展中的各種新情況、新矛盾；提出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有效途徑與對策，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在這一探索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作用將會更加凸顯出來。
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并不意味著減輕自然科學的分量，而是要加重哲學社會科學的分量。如何加重分量？關鍵在于不斷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20多年前，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為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奠定了思想基礎，對我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不斷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創新，是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擔負的神圣職責；能否完成理論創新的艱巨任務，是整個哲學社會科學戰線能否發揮應有作用的決定性因素。這就要求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瞄準學術理論發展前沿，更新研究方法和手段，創作學術精品，多出具有原創價值的研究成果；必須善于傾聽實踐的呼聲，努力回答干部群眾關心的深層次理論和實際問題，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提供精神動力和理論支持。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不僅要在基礎學科領域不斷構筑學術新平臺、攀登新高峰，為文化傳承和積累作出新貢獻，而且必須潛心研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課題，推出更多的成果，為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服務，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服務。
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應切實做到“五個必須、五個一樣”。首先，必須在全社會形成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的共識，像重視自然科學一樣重視哲學社會科學，著力糾正現實中存在的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偏見，摒棄那種認為哲學社會科學不是科學的錯誤觀念。第二，必須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作用，像重視對自然科學的組織領導一樣，切實加強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組織領導，加強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規劃，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聰明才智提供廣闊的空間。第三，必須加大對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投入力度，像重視對自然科學投入一樣，給予各類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部門以必要的經費資助和其他支持，努力改善其科研條件。第四，必須重視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作用，像重視自然科學成果的推介和轉化一樣，建立和完善哲學社會科學的評價機制和激勵機制，形成公正、合理的政策導向，為哲學社會科學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成果轉化渠道。第五，必須珍視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人力資源，像重視培養自然科學人才一樣，加強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培養，建立起優秀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健康成長、脫穎而出的良好環境。
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并重，必須以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對待哲學社會科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認真總結并汲取歷史經驗，把握哲學社會科學的特點和規律，為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營造民主、和諧、求實的環境。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積極支持和鼓勵理論研究中的大膽探索，允許和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不同學術流派之間的互相交流、切磋與爭鳴。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以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對待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堅持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反對脫離實際的閉門造車，摒棄浮躁淺薄、嘩眾取寵、做泡沫學問等不良學風，樹立良好形象，保證哲學社會科學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態文明;整體性;差異協同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C1177-02
所謂生態文明是指人類為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自然與社會協調發展,在改造和利用客觀規律的同時,不斷克服由此產生的對人和社會的負面影響,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建設有序的的生態運行機制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所取得的物質、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總和,它表征著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進步狀態。整個物質世界是作為系統而存在的,系統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聯系的要素組成的,按照一定的結構排列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因此,系統思想不僅是處理一般世界的科學方法,也是我們建設生態文明的科學方法,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系統方法就是正確處理人類文明各組成部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方法。
一、系統整體性是人類文明系統整體推進的根本指導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態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是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基礎上提出的。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工業文明時代人類依靠自己的智慧不斷改造自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人類享受了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巨大成果。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深切感到
“人類好像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現自己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大量危機:人口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這場全球性危機程度之深、克服之難。對迄今為止指引人類社會進步的若干基本觀念提出了挑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危機同時降臨到人間,人們尚未來得及充分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工業文明所宣傳的人類中心主義只注重經濟的發展,強調物質財富的創造,強調人與自然的區別和對立,把自然看做是人統治、征服、控制、支配等欲望的對象,人類取得的勝利是以對自然的極大破壞為代價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確實取得了我們所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現實表明,在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中,人類的征服只能導致自然界以無比強大的力量對人類的盲目破壞活動予以反擊,使人類吞食自釀的苦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20世紀70年代“人類與環境會議”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提出政府環境治理責任以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又通過了《我們共同的未來》《21世紀議程》等,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這標志著生態文明的雛形的逐漸形成。
生態文明是人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轉變,生態文明整體觀是矯治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思維方法。整體性思想認為,在系統整體和各個要素的相互關系中,整體居于主導地位,系統中的各個要素則居于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其性能和發展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系統整體統一性的要求。在人類文明系統中,諸要素遵守一定的秩序和規則,具有特定的職能作用,解決生態問題及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要確立生態文明與諸文明形態之間的關系及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整體優化原則規定各要素的性能指標,避免由于文明某一環節、要素的過度超前或滯后導致整個系統結構的紊亂無序,最大限度地獲得系統要素間的動態平衡。在有機整體的諸文明要素中,物質文明是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前提。任何社會里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都是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更是社會發展和繁榮的前提條件,只有擁有雄厚強大的經濟實力。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要素才會全面發展共同進步。精神文明是先導,文化作為軟實力構成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國內文化要素發揮著精神動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證的作用,為社會整體發展提供方向指導、精神動力和價值支持,也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新的法律制度、消費方式、價值觀念和人的素質。政治文明是保障,良好的社會制度和機制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高效廉潔公正的政府本身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不可少的組織機構內容,科學民主決策程序創造良好的民主參與的氛圍,科學實踐觀為構建和諧社會指明正確的方向等等,這些都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保障。生態文明(狹義)是支撐,強化全民的資源環境危機意識,發展循環經濟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清潔生產以降低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成本,提倡綠色消費以減少消費過程對生態的破壞,發展新能源超越原有的資源消費方式,使人類擁有良好的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系統,人類才有高度的物質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也才有良好的社會穩定。
作為文明系統的整體。中國的生態文明和世界的生態文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首先,要把中國的生態文明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思考,分析中國發展的外部生態環境,捕捉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當前,全球資源環境已變成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環境資源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保護不僅僅是一國范圍內的事情,它會影響到世界環境的整體,追求自身利益不能危害世界完整性的生態系統。對環境破壞的后果如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過度排放引起的全球溫室效應,不僅僅危及個別國家的生存,也危及全人類的生存。現在我們面臨的生態危機,實質上是全人類可持續生存的危機。中國要大力發展生態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清潔生產和綠色消費,建設生態文明,以局部地區的生態環境的改善為世界整體的生態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其次,要把中國生態建設作為一個巨大系統工程有機組成部分來考察。中國的生態發展必須立足于中國特殊的生態環境、人口素質狀況、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社會政治條件,建設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們不能借口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就走西方國家曾經歷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應借鑒和吸取發達國家在生態環境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要注重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最大限度地降低發展的生態代價,正確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優勢條件與劣勢條件,統籌兼顧,放眼整體,總攬全局,將生態文明建設與小康社會、和諧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二、系統差異協同是生態文明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
系統辯證法認為,任何系統都是由相互差異的要素所構成的協同體。所謂差異是指系統整體內諸要素、層次、功能在結構和時空上的差別,任何一個系統的發展必須促進其內部差異的增大和擴大化,只有差異。才會產生活力;如果差異過大失去對結構整體的控制,破壞了系統整體的穩定,這就需要系統演化機制協調結構內部
的差異。差異協同律揭示了系統物質世界發展的源泉和動因。
根據系統差異協同性思想,在人與自然生態關系上我們要正確處理好差異競爭與協調和諧的關系。生態文明建設的立足點是建立人與自然協調和諧的關系,其核心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首先,人與自然生態的全面發展。生態文明觀認為,人類從屬于自然系統,只是其中的一個層次,生態文明只是其間某一個層次上的產物,在這一層次上生態文明是合理的。但相較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而言,如果過分強調生態文明,則不一定是合理的。這就要求我們要維持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恰當比例關系。因為從無限廣闊的宇宙空間上來說,生態文明不可能對現有宇宙有整體系統的了解,從無始無終的時間來說,生態文明不可能對宇宙全部歷史和未來有透徹了解,再加上宇宙世界是不斷變化的,生態文明不可能適應世界的無窮變化。在人與自然的矛盾不是尖銳激烈的時期,生態文明也僅是人類的艨朧意識。只是人類對自然的干預破壞日益增大的情形下,才有生態文明的提出和發展。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的中心任務,我們不能因為建設生態文明、保護環境而實行經濟的零增長,動搖物質文明基礎地位,最終也影響生態文明建設。同樣對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也一樣,這就要求我們全面推進文明建設。
其次,人與自然界的協調和諧的發展。生態文明觀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在其演進發展過程中,和諧協調是其主流形態,遠遠超過斗爭沖突,和諧協調是自然一人―社會復合體發展演進的結果。又是促進復合體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主要動因。在自然界,綠色生命的每一個自然生態系統都是最終走向和諧協調占主導地位的頂級群落狀態,生態系統有著強大的自組織能力、抗干擾能力、創造能力,形成結構合理、聯系密切、運行有序、功能強大的系統,使得自然生態系統趨于動態平衡。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在原始文明(采集與狩獵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初期,人類對自然界關系更多的是和諧協調,天人合一。在現時期人類處理人與自然其他生命系統之間利益沖突,往往選擇了有利于自身而不利于自然其他生命系統生存的方法,這必然造成對其他生命系統的傷害。要恢復人類以前對自然的和諧協調關系,就必須以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重新審視相互關系。生態文明的平等觀認為,人有改造自然的權利和自由,同樣也有保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不能簡單地以人的利益為尺度來衡量人與自然的關系,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通過人的自覺和自律,尊重和維護自然權利,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和利益,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存共融。
最后,人與自然界的可持續發展。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資源和生態的可持續能力,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實現自然資源共享永續利用和社會的永續發展。十六大報告指出:“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改善生態環境和美化生活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設施。努力開創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中國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就必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圍繞循環經濟與新能源開發,發展高效利用、循環利用資源的新型企業,發展集約型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保護生物的多樣性,發展綠色產業,增加自然資源的儲備及其在國民財富中的構成比例,使中國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管理方式日益生態化,從根本上減輕環境污染的壓力,解決資源和環境的矛盾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整體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整體發展、協調發展,我們才能解決生態危機、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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