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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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流動人口；犯罪；原因；對策

1.流動人口犯罪的特征及趨勢

1.1 流動人口犯罪的特征

1.1.1犯罪類型以侵犯財產型罪居多

從犯罪類型看，侵犯財產型犯罪居多。這是由流動人口的性質決定的。由于出身貧困，他們到城市的目的是為了打工賺錢，發財至富。然而面對大城市里的燈紅酒綠，再加上貧富差距使他們抵擋不住誘惑，于是采取了犯罪這種快捷的方式去獲得財產。

1.1.2犯罪主體低文化、低齡化突出

調查表明，18歲至30歲年齡犯罪者最多，占87%。流動人口本身就以青年人居多，以目前的趨勢看他們當中又有著許多未成年人。本應享有受教育權的適齡青少年由于貧困等原因過早的輟學使其只能流入大城市從事工薪低，工作條件惡劣的工作。由于脫離了家庭和學校的管制，其本身又缺乏應有的文化知識和謀生手段，判斷能力差，缺乏法律知識，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在強烈物質刺激下，往往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從犯罪主體來看，以來自河北、河南、四川、安徽等地的40歲以下、以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壯年農民為主。高中以上的外來人口犯罪只是偶有出現。流動人口多為貧困地區的農民，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識欠缺，對法律知之甚少，或是一知半解，總是把人之常情與法律相混淆，糊里糊涂就犯了罪。

1.1.3犯罪主體具有“區域共同性”

以親緣和地緣的作為紐帶建立的犯罪團伙，在流動人口犯罪案件中表現的非常明顯。不同地區的流動人口由于犯罪主體自身條件的不同，所觸犯的犯罪案件類別就有很大的不同。師傅帶徒弟相互傳授“經驗”，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地域同一性。

1.1.4 犯罪目標的隨機性與盲目性

流動人口的流動屬性決定了其犯罪目標的隨機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無定所的人往往抱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車站碼頭、城鎮鄉村，尋找犯罪目標，捕捉犯罪時機。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為了既易于尋覓、擇取犯罪客體、犯罪對象，又易于逃避法律懲處，往往采取東游西蕩的形式，往來于鐵路、公路、江河交通沿線的市、鎮，伏一處、害一片，竄一路、害一線，作了案即跑，異地銷贓，而且作案的目標相當隨意。既可能是見財起心，也可能是見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盜竊，發現家中有人后發展為搶劫，最后可能更進一步發展為殺人。這種犯罪目標的不確定性，使流動人口犯罪帶有實施多種犯罪的突發性和盲目性。

2.流動人口犯罪的成因

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犯罪原因問題一直以來倍受犯罪學的關注，各個犯罪學學者和學派都對犯罪原因問題做了深入地探究。犯罪學的研究表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管理、社會心理、生產力發展狀況、經濟及社會環境、文化教育水平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等因素都會對犯罪行為的發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擬從經濟原因、社會原因、文化原因、政策原因、心里原因多方面對流動人口的犯罪原因進行探究。

2.1 經濟原因：相對剝奪感的強化和放大

相對剝奪論是由美國的J.布勞（Judith R.Blau）和P?布勞（Peter M.Blau）首先提出來的。他們認為，與富人區相鄰的窮人區的居民，由于看到富人的富有，自己又不能通過合法途徑取得自己所期望的財富，于是感到社會不公正，這種不公正感會導致窮人氣憤，最終可能使他們訴諸犯罪手段去奪取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財富。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戶籍制的逐漸松動，農民的流動性增強，與城市居民之間開始有了越來越廣泛的實質性的直接交往，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經歷，不僅使他們感受到了城市高度的物質文明，更使他們其中的許多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于絕大多數城市居民而產生深深的相對剝奪感，由此農民與市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開始逐步公開化、普遍化。

面對繁華的城市生活和自己生活境遇的巨大反差，他們感到迷茫、心理嚴重失衡，其中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成了無業游民，掙錢的正當途徑受阻，一些人又不愿兩手空空重返農村，有的人只好鋌而走險，違法犯罪。

2.2 社會原因：社會控制力弱化，越軌行為增加

社會控制具有抑制和預防犯罪的功能，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力量是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必然使過去計劃經濟中建立的社會控制機制失調弱化。而新的社會控制機制的形成和發揮作用，則需要一段時間和過程。這種新舊交替期間的失調失序，不但形成了對傳統社會規范的沖擊和改變，也造成了社會控制力的弱化。而社會規范被沖擊的程度和社會控制力的弱化程度，決定了社會問題發生的嚴重程度，決定了“越軌”犯罪的發展變化和上升幅度。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犯罪率劇增，就是由于社會缺乏綜合防范的管理體系而使管理空位造成的。由于對流動人口戶籍管理和私房出租沒有明確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法規，使得流動人口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之中，成為人口管理的真空地帶，這樣，容易滋生出眾多的犯罪事端。

2.3 文化原因：文化沖突導致失范行為的發生

犯罪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犯罪行為總是受一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支配的。觀念形態的文化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其中尤以價值觀念最為重要，它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來自鄉土社會的流動人口根植于中國深厚的鄉村文化秩序中，鄉土秩序概念意在表述這樣的涵義：鄉土秩序是基層農業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穩定的聯系以及周而復始、反復進行的交往方式的總體，即是“不流動的熟人社會，”所以鄉土秩序下的犯罪許多是一種“自然犯罪”。由于流動人口的來源是處于這樣的一種鄉土秩序之下，所以他們的文化心理特性也就深深地打上了鄉土秩序的烙印，這一群體的文化心理特性實際上也就成為了鄉土秩序的縮影。但是，“不流動”的鄉土秩序與“流動”人口本身存在著矛盾，并且當這一矛盾處于城市秩序的背景變換之后，許多問題也就隨之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城市秩序這一概念意在表明：城市中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們相互之間穩定的聯系以及周而復始、反復進行的交往方式的總體，與鄉土秩序對應，城市秩序的核心就是“流動”。顯而易見，城市秩序與鄉土秩序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有著嚴重的對立，因而也就與流動人口的文化心理特性格格不入。不幸的是，作為常量的流動人口的文化心理特性（有的時候它與鄉土秩序在表象上就是二位一體）與城市秩序相遇時，前者如果不能融入后者，那么流動人口群體幾乎必然要處處碰壁。在這樣失落的情境下，在這樣“亦城亦鄉、非城非鄉”的邊緣狀態下，流動人口犯罪也就幾乎是不可避免了。

2.4 政策原因：公共管理政策的分割式偏向

在城市社區，對農民工的管理已經從一般的社會問題演變成為引起多方面關注的公共問題，已成為城市政府公共政策議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某些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公共政策問題激化了農民工的犯罪傾向。日前，對流動人口管理的總方針可概括為：“分類引導，合理調控，熱情服務，加強管理”；主要手段是各種各樣的辦證和收費。從實際的效果來看，這些政策措施，遠未達到政策制定者所希求的控制外來人口過度增長、制約其失范行為的目的。不合理的政策設計和不規范的管理行為，往往成為誘發農民工發生失范行為的重要因素，使管理的實際效果與政策目標背離。

參 考 文 獻

[1] 張晟.流動人口犯罪解析.法制與社會.2009.1（上）

人口流動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流動人口；社會融入；障礙；城鄉二元體制

［中圖分類號］C9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8）09－0056－03

改革開放以來，改善生活環境的強烈愿望與對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已成為人口流動強大的力量源泉。即使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人們仍然千方百計努力克服流動過程中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涌入城市或經濟發達地區。人口流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到2000年中國流動人口總數為1．4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以上。2000年底，上海流動人口達到380萬左右，相當于上海戶籍人口的1／4左右。自2000年以來，浙江省流動人口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遞增，已連續7年位居全國第二位。截至2007年6月，全省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達1670余萬人，與常住人口的比例為1：3。杭州2007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全市登記在冊流動人口達275萬人，這一數字約占常住人口的42％，其流動人口數居浙江省第三位。2006年，流入杭州市居住1個月以上至1年內的流動人口達到221．6萬人，占該市流動人口全年總人數的88．

88％。

一、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度較低的主要表現

由于流出地與流入地在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異，特別是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大規模流動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遷的狀態，無法成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成為候鳥式的“遷徙人”。

1．認同感和歸屬感缺乏。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是衡量整個社會整合和群體融合的很重要指標，只有當流動人口對流入地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時，才能說他們比較順利地融入了流入地社會。盡管流動人口中有相當部分是長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已經成為整個社會主要的勞動力組成部分，他們的活動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動人口看來，流入地社會依然是“外在的”和“他們的”，而并不認為是“我們的”。據調查，有些在杭州工作生活了5年以上、部分甚至在10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當問及他們對流入地社會的看法時，相當多的人承認自己與當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參與當地社區的組織和活動，他們認為自己并不是當地社會的真正成員，只不過是暫時寄居而已?？梢哉f，在流動人口中這種漂泊的感受和心態是十分普遍的，而這種漂泊感和心態正是缺乏社會認同和歸屬感的表現。

2．二元社區現象普遍。所謂二元社區，即指在同一社區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在分配、就業、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體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認同，構成所謂“二元”。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形成相對隔離的兩個社區，這種二元分割不僅是空間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杭州很多社區，大量集聚的流動人口雖然與本地戶籍人口同居一地，有相當部分的流動人口還租住本地戶籍人口的房子住，但他們相互之間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相互之間社會互動也甚少，工作職業、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兩個群體之間的社會隔離十分明顯。

3．社會沖突和矛盾加劇。主要表現為：（1）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的摩擦性沖突和矛盾屢見不鮮。例如本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刁難等經常引發雙方的爭吵、甚至打架斗毆；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因日常生活中、買賣交易中的瑣事或小的糾紛而發生矛盾；另外，還有些流動人口因為受到種種挫折或“相對剝奪感”而產生的對流入地居民的不滿而引發的矛盾。（2）勞資關系緊張。據調查，杭州市有42．8％的外來務工人員沒能按勞動法與單位簽訂合法的用工合同，有14．23％的人不能按時或足額拿到工資，4．01％的人月收入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資標準，48．67％的人沒有接受過單位提供的職業技術培訓，45．17％的人加班沒有補貼，78．13％的人沒有雙休日，72．38％的婦女沒有產假、產期工資，44．30％的人沒有工傷補償、工傷保險，更不要說享受住房以及住房補貼、住房公積金和帶薪休假了。當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通過正常渠道難以保護時，一些外來務工人員就會采取以“不合法對付不合法”，以對抗方式討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導致許多社會矛盾趨于激化，成為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因素。杭州市勞動爭議案件從1999年的764件上升到了2004年的1921件，6年間上升了251％。僅2005年上半年，杭州市勞動部門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1013件，涉及勞動者2641人，同比分別增長39．7％和71．6％。2007年12月10日，杭州市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出動監察人員327人次，檢查用人單位3657家，涉及職工人數21．9萬人。其中，處理拖欠工資案件197件，涉及職工4788人，清欠工資282．6萬余元。（3）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突出。來自浙江省有關部門的調研分析指出：近年來，浙江省流動人口違法犯罪居高不下，流動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員的60％以上，有的地方高達90％以上，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流動人口犯罪是流動人口沒有成功融入流入地社會的一種反映。

二、制約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主要障礙

1．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長期以來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體制受到了沖擊和弱化，如制度、糧油供應制度、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取消，勞動用工制度松動，但是，由于戶籍制度以及與戶籍制度有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方面仍然存在并發揮著作用，從而直接限制了農村人口轉變為永久性的城鎮居民。不過由于現在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因此，改革開放前僵化的城鄉二元對立轉變為現在的流動中的二元對立，由原來分別生活于兩個不同地域社會空間世界的二元對立轉變為現在共同生活于同一地域社會空間的二元對立。

正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頑固存在使得改變了生活場所和職業的流動人口仍然游離于城鎮體制之外，造成他們生活地域邊界、工作職業邊界與社會網絡邊界的背離，使得他們游離于城市體系與農村體系、體制內與體制外、正規市場與非正規市場、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之間，處于邊際人的地位，從而與流入地社會處于一種非整合狀態。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社會排斥不僅在空間地域上，而且在社會認同中建構了一道邊界，直接構成了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社會的障礙，使得他們成為城墻內的城外人，或都市中的“邊緣群體”，這種狀況使得他們融入流入地社會相當艱難。

2．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義。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這兩種身份的背后其實是一種利益關系，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規則和秩序。因此，從利益群體的角度來看，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本地戶籍人口實質上是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這兩個群體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量決定了地方政府對其服務的程度和質量。長期以來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使得地方政府只對本地戶籍人口負責的觀念意識很強，加之本地戶籍人口往往有各種渠道積極尋求反映和表達對自身利益的要求，而流動人口則由于其分散性和組織化程度低，加之自身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低下，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組織，其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視。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種政策法規時往往傾向于優先考慮或保護本地戶籍人口的利益，而對于流動人口的權益保護問題，很多地方政府則做得很不好，有些甚至嚴重缺位。很多流動人口往往陷入一種政府服務的真空之中，在許多情況下，實際上過的是一種沒有政府的生活。這種狀況極大地影響了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社會的認同和融入。

3．流入地戶籍人口的偏見和歧視。長期以來，在政策優勢和先行一步的改革開放優勢條件下，本地戶籍人口在社會資源和競爭方面占據著優勢，并由此而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優勢意識。而流動人口由于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上處于全方位不平等的地位，成為流入地社會的“二等公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有偏見與歧視的本地戶籍人口可能并沒有意識到對待流動人口的偏見與歧視，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流動人口當作“外群體”看待，在認識上對其表現出偏見，在行為上對其表現出歧視。正是由于這些偏見和歧視的存在，使得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雖然同處一個社會空間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們在社會交往上、在心理意識上都相當疏遠，造成了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社會的困難。

4．流動人口自身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不足。流動人口自身素質相對較差。在一次對800名在杭外來務工人員做的隨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歷普遍較低，初中學歷的最多，占55．7％，其次是高中、小學，大專及以上的學歷僅占8．5％。

社會適應能力是影響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社會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絕大部分流動人口是來自經濟社會落后的農村地區，在他們進入城鎮化等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發達地區務工經商后，面臨著職業、生活方式、社會交往關系等一系列的轉變和適應。他們要適應從農村田園式的悠閑自在的生活工作方式向現代化、節奏緊張的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僅面臨著工作競爭等生存壓力的挑戰，還面臨著社會交往關系的挑戰。許多調查表明，進入城鎮化地區工作生活的流動人口，其人際交往關系大多還是停留在傳統的親緣和地緣關系方面，很多流動人往的人群主要是老鄉、親戚等。流動人口的社會關系的內向性、鄉土性突出，社會生活圈子相對較為封閉，他們不愿主動突破這一封閉狀態，客觀上形成了自我隔離狀況，與流入地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相疏離。更為主要的是，很多流動人口中存在“打工心態”、“過客心態”等。在很多流動人口中，他們覺得自己的“根”始終還是在農村的家鄉。這種“打工心態”和“過客心態”使得大多數流動人口將自己的未來定位在農村，對流入地社會沒有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始終保持對流入地社會一種“陌生人”的感覺。

三、加速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路徑選擇

1．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認識和重視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問題。一般將所有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負債――簡稱人口負債，而把那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紅利――簡稱人口紅利。在人口轉變的早期和晚期，當青少年和老年人快速增長的時候，經濟增長將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變遷的中期，當青壯年人口快速增長、經濟活動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人口紅利才會出現。一般認為，中國的人口轉變將使21世紀的頭一、二十年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長三角地區由于有大量青壯年流動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使長三角地區“未富先老”的狀態要比全國其他地區輕，其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將會延長為20－25年。因此，長三角地區要積極利用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但是，人口紅利的真正實現不僅與人口結構有關，也取決于相關政策的積極作用，尤其是與勞動力有關的政策。如果大量的流動人口不能順利融入流入地社會，造成勞資雙方關系緊張，勞工罷工等對抗性事件不斷，或者是大量流動人口由于各種歧視性政策而不能順利就業，或者是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關系緊張，造成社會治安動蕩。這些都將使長三角地區所具有的龐大流動人口這一人口紅利難以實現，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正是從這種角度來講，重視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問題具有戰略意義。

2．革新社會管理模式，維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目前許多流入地政府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還主要是一種以防范型為主的專項管理，奉行的是“誰主管，誰管理；誰聘用，誰負責；誰容留，誰負責”的原則。這種被動防范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流動人口問題上應該說起過一定作用，但是這種管理也存在著對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工作面窄，難以適應流動人口發展趨勢的要求，留下了許多管理盲點和無法解決的問題等局限性。因此，要努力推動流動人口管理模式向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戶籍居民權利平等、以公共服務為本質、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和法治原則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建立起市場經濟條件下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相適應的制度機制。要堅持既注重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要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因為流動人口也是中國公民，其權益理應得到保護。因此，在流動人口的管理上不僅要管理其治安、計劃生育等方面的情況，也要關心和解決流動人口勞動權益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和人身安全問題等。

3．完善社會支持網絡，提高流動人口的組織化程度。流動人口離開家鄉進入一個幾乎是完全陌生的生存環境，他們失去了原本熟悉的關系網絡如社區和親屬的幫助，而且他們在脫離了流出地的管理以后，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提供的各種保障和服務。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種以個人社會關系網、流入地企業、社區、政府相結合的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網絡，引導流動人口積極參與流入地社會事務，促進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戶籍居民的良性互動，增強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融入機制，減少流動人口產生問題的幾率。

4．強化教育引導，發揮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觀能動性。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既需良好的外部環境，更需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應通過加強思想教育、典型示范等方法，引導、激勵流動人口從以下三方面積極融入城市。（1）在經濟層面力求較好生存。鑒于流動人口進城就業因現實環境與自身素質的制約存在著一定的先天不足，要積極引導和激勵流動人口重視知識學習和經驗積累，努力提高綜合素質特別是職業技能，熟悉和遵守城市規則，以適應城市生產、生活的要求。（2）在社會層面主動擴大交往。流動人口應主動和善意地擴大社會交往，尤其要積極參加社區、工會的各種活動，流動人口中的黨、團員還要積極參加所在單位或社區的黨、團組織活動，從而在城市中建立比較豐富和融洽的人際關系，利用較多的社會資源實現自己在城市的發展。（3）在心理層面自覺強化認同感。一是流動人口對即將進入或已經進入的城市，要通過各種媒體和社會交往增加了解，重視從心理方面去努力適應。二是掌握和運用心理適應的渠道與技巧。如加強城市規則、文化等方面的學習，深入地了解城市；與家人保持聯系以獲得支持；嘗試用城市主流文化的視角去分析和認識所遇到的人和事等。三是培育樂觀向上的心理。揚棄在農村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觀念和心理，發揚吃苦耐勞、勤儉樸實等精神，克服鄉土文化中封閉、內向、散漫等消極思想和心理的影響，以寬容接納的心態對待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自覺增強對市民群體的歸屬感，增強城市“主人”意識，從而盡快實現由流動人口到新“市民”的轉變。

參考文獻

［1］李培林．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李培林，李強等．中國社會分層［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3］李強，張海輝．城市流動人口兩大社會群體的差別及其管理對策［J］．學海，2004，（2）

［4］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人口流動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艾滋病;感染狀況;流動人口

中圖分類號:R512.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3－6245(2016)03－0246－03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21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6.5%。有研究顯示，國內部分地區新發現的艾滋病感染者以流動人口為主［1］。流動人口已成為HIV傳播的橋梁人群［2］。流動人口的數量和流動范圍的擴大是HIV/AIDS流行加劇的重要因素［3］。在新疆博湖縣，流動人口占全縣人口總數的7.3%。本研究旨在通過對2014年9月～2015年10月博湖縣流動人口進行艾滋病感染狀況調查，了解該縣流動人口艾滋病感染狀況，為該人群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監測對象為建筑工人、農業工人和賓館飯店從業人員三類人員。所有被調查人員均要求戶籍不在博湖縣本地，且除外旅游、上學、訪友、就醫、探親、從軍等情況。

1.2方法

通過摸底調查，獲取博湖縣內流動人口聚集場所或單位的名單，根據流動人口類別分別抽取1～2個場所。每類流動人口至少調查200人。調查開始前對調查員及相關人員進行統一培訓，按照自愿、保密的原則，采用統一的調查問卷對調查對象進行面對面匿名問卷調查。調查內容主要包括人口學指標及艾滋病相關知識。同時采集5ml靜脈血進行HIV抗體檢測。艾滋病知識知曉率參照中國艾滋病防治督導與評估框架，計算方法:問卷8道題中，被調查者回答正確6道及以上的人數占監測人數的比例［。

1.3檢測方法

HIV抗體初篩采用HIV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檢測試劑盒為廈門英科新創科技有限公司生產;初篩陽性者再用北京萬泰生物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ELISA試劑盒復檢。兩次檢測結果均呈陽性的樣本送確認實驗室使用蛋白免疫印跡試驗(WB，上海英旻泰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生產)試劑盒進行確證。檢測均由實驗室專業人員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及判定結果。

1.4統計分析

用SPSS22.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用卡方檢驗進行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人口學特征

本研究共監測746名流動人口，來源:建筑工人276人，占37.0%，農業工人260人，占34.9%，賓館飯店從業人員210人，占28.1%。男性400人，女性346人，男女比例為1.16∶1;最小年齡14歲，最大年齡70歲，平均(37.9+11.6)歲，年齡分布以40～49歲組人數最多;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共697人，占93.4%;民族以維族為主，共452人，占60.6%;文化程度以小學為主，共447人，占59.9%。

2.2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

此次調查回收有效問卷746份，回答正確6道或以上者402人，艾滋病知曉率為53.9%。不同年齡組、婚姻狀況、民族、文化程度和職業艾滋病知曉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按年齡分組，50～歲年齡組知曉率最低，20～歲年齡組最高;按婚姻狀況，已婚組知曉率最高，未婚組最低;按民族分組，漢族組知曉率最高，維族組最低;按文化程度分組，高中及以上學歷組知曉率最高，文盲組知曉率最低;按職業分組，建筑工人組知曉率最高，農業工人組知曉率最低(見表1)。

2.3安全套使用情況

在調查的746名流動人口中，最近一年內每次和配偶/固定性伴發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賓館飯店從業人員均最高，為9.6%和38.5%;農業工人最低，為1.0%和14.6%。最近一年內每次和商業性伴發生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賓館飯店從業人員仍最高，為55.6%和77.8%;農業工人最低，為33.3%和60.0%。不同類別流動人口使用安全套比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且同一人群由于發生對象的不同，使用安全套情況的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見表3)。

2.4艾滋病防治知識獲取方式

被調查的人員中70.9%以前接受過艾滋病的宣傳教育，獲得途徑包括:電視/廣播、報刊/書籍、網絡、宣傳材料及其他。信息來源所占比例較大的依次為電視/廣播(50.4%)、宣傳材料(31.0%)、報刊/書籍(13.5%)、網絡及其他(5.1%)。2.5血清學檢測結果746名監測對象中，HIV抗體確證報告陽性7例，陽性率為0.9%。7例陽性監測對象均為已婚人員，均有婚外異性，其中女性4例、男性3例，男女比例1∶1.33;最小年齡28歲，30～歲年齡組最多，共3例，40～歲組1例、50～歲組2例;所有病例均為已婚;維族最多(6例)，漢族1例;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5例，高中及以上2例;感染途徑均為異性傳播。

3討論

人口流動分析范文第4篇

文章摘要

在中國當前城市化進程發展到今天的過程之中，我們曾經取得過驕傲的成績，但我們也走過彎路，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當中的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各個城市中那些外來流動人員的匆忙身影，可能有時還與他們擦肩而過。

象這樣的人群，他們的數量現在還在不斷的增長過程當中，在這樣的一個形勢下，我們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來看待這樣的人口遷移現象呢？這些人為什么要實行遷移？他們的這種遷移行為是隨機的還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流動人口對遷移目的地和遷移時機的選擇是否具有特點呢？這個龐大的流動群體又將對遷入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

關鍵詞

城市化推拉理論農民工

我們都知道，所謂的城市，是一個由非農業活動人口組成的、占有一定空間的人口聚集地。那什么又是城市化呢？城市化具有三方面的含義，一是從動態角度看，城市化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過程；二是從靜態角度看，城市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三是從結構的角度看，城市化是不同規模和類型的城市人口的分布?？偟膩碚f，城市化是近現代的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變遷和人口變遷的結果。

同樣的，中國的城市化也是近現代的產物。

1840年的開始了現代意義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封建的自然經濟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所取代，這使中國在城市化初期就具有：第一，殖民地色彩，是一種外生型的城市化；第二，城市縫補極不平衡，主要都集中于沿海地區；第三，城市的性質主要是消費功能；第四，形成了嚴重的城鄉對立。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是“要堅持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式。”這成為了具有本土化特點的城市化道路。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是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迅速發展，中小城市發展相對緩慢，功能不足。另一方面沿海城市發展迅速，內地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發展緩慢。這良種結構性失調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后果，例如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現象，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與思考。

那為什么會造成大量人口往城市遷移呢？

人口的“推拉理論”認為人口遷移存在兩種動因，一是居住地存在著推動人口遷移的力量；二是遷入地存在吸引人口遷移的力量。從推動人口遷移的力量來看，主要有生存環境和認人為因素兩個方面。首先，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的變化是推動人類遷移的基本力量。其次，人為因素是推動人口遷移的另一基本力量，如政治動蕩、宗教、種族沖突以及人口過剩導致的收入水平下降都可能成為推動人口遷移的力量。

其中唐納德.j.博格認為其中的推力因素包括：資源的減少、勞動方式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政治，宗教，種族的控制、社區遭入到“入侵”、各種災難的產生、很少的個人發展機會、精神失常、犯罪等等。由此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推力。相反，拉力因素則包括：新資源的開發、更好的工作機會、流動產業的擴展、獲取特殊的教育和培訓、更適合的政治，宗教，種族環境等等。由此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拉力。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是拉力占主導地位的模式。其中，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生活質量三個是最主要的遷移因素。因此，這些流動人口的遷移行為并不是一時的不加思考的行為，而是一種理性選擇后的結果，是在充分地了解了遷入地信息的條件下才進行的遷移活動。

現在中國各大城市當中的那些流動人口主要是指從經濟不發達的農村或者是偏遠地區進城的務工人員，我們習慣上把他們稱為農民工群體。他們的遷移行為有著明顯的特點，表現為：一，這種遷移行為是一種漂移性的，因為這樣的一群人和遷入地的本地文化是相互分離的，是不能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他們在整個城市當中屬于“無根階層”，在城市的生活當中也找不到一種歸屬感，因此也就更容易造成城市當中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二，他們這種遷移的行為是一種雙向性的，有時甚至是多向性的，因為他們不可能在一個城市當中永久的停留下來，這是由于他們遷移的目的所決定的。

在中國，被稱為農民工的流動人口大約將近2億人，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在各個城市當中流動，所造成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而農民工這樣的一個稱謂則說明了他們身份的變化滯后于他們職業的變化，他們社會地位滯后于他們的經濟地位。在這樣的一個結果之下，他們有可能會給城市帶來好的影響，也有可能帶來不好的影響。

有利方面包括：

（1）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里，帶動了本地區的發展。因為他們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也為城市提供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群，從而拉動了消費增長，為城市創造了一定的經濟價值。

（2）促進了城市當中的勞動力的合理分配。由于人員的競爭，使得各個崗位的人員流動更加合理與優化。

（3）有利于縮小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改善城鄉二元結構，這樣有助于國家和社會的安定，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4）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在城市的生活當中，各種不同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交匯，在文化上的差距也會讓遷入者不斷的自我學習，從而提高了自身的素質。

（5）那些在城市當中學得一技之長的人，有了致富的本領，再回到原來的地方，可以帶領更多的人走發家致富的道路，走向小康之路。

（6）可以給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機會，不僅使自己的孩子有了更高的文化素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整個國家的國民素質。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的是，由于大量的流動人口涌入城市當中，很多的社會問題也隨之產生，這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與重視。

不利方面包括：

（1）給城市的交通運輸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尤其是在節假日里和春運期間，這樣的現象處處可見，給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帶來了很大壓力。

（2）給城市當中的環境帶來了很多不利之處。由于與城市中的生活習慣有很大的差異，他們不能很好的適應，隨地吐痰，亂仍紙屑的現象都是屢禁不止，給生活的環境帶來了壓力。

（3）使城市當中的住房壓力進一步上升。導致對城市當中的土地的過度開發，造成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同時也破壞了城市的自然生態環境。

（4）外來人口的涌入使得城市當中的安全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外來人口犯案的幾率與比例升高，給城市市民的生(來源：文秘站 htt p://）活與安全帶來了更多不穩定性。

（5）大量的農村中輕壯年涌入城市當中，就使得農村中缺乏足夠的勞力，農村中多剩老弱婦孺，農業生產會因此造成下降，給整個農業領域帶來不良結果。

在這些不利因素的背后，我們可以聯系到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前段時間鬧的沸沸揚揚的奶制品三聚氰胺事件以及隨后出現的大范圍食品安全問題，實際上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一直說要提倡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中，而在我國，所謂的構建和諧社會，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實現城鄉和諧。如果廣大的農民群眾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得不到很好的維護的話，那么和諧社會將只是空談，只能是表面而已。

在我的生活當中，偶爾會與他們擦肩而過，我就讀的大學在南京市，而我本人則來自安徽滁州市，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市里，你卻可以看得到那些相同的身影穿行在街道之間，他們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能夠有更好的經濟收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有更好的生活質量……

幾乎所有的流動人口都會選擇去東部沿海城市打拼與發展，因為去那里的城市就意味著有更高的經濟收入，南京市因此成為了他們其中的一個選擇。南京市作為江蘇省的省會，它的經濟發展很迅速，并且在其他一些方面的建設也取得了相當明顯的成績，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這里尋求個人的發展機會，這些人里就包括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的到來，既產生了有益的作用，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

有利的方面是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大多數從事的職業都是一些體力勞動的工作，甚至很多都是城市里的人不愿意從事的臟亂差的活，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城市的環境；他們在城市當中生活，帶動了城市消費的增長；不利的方面則是由于人數的眾多，對城市內的交通以及住房方面都造成了程度不一的壓力；而且由于個人身份的復雜性，因此對城市中的安全問題也存在著隱患。從這兩個方面來看，對于城市中流動人口的管理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應該引起政府的關注和重視。

結束語

人口流動分析范文第5篇

社會救助是指在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它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以市場機制為依托的社會保險制度的補充。[3]社會救助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目前，我國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困難戶救濟和“五保戶”救濟、災害救濟以及其他救濟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保障最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結構存在著兩種獨立體系，即“二元社會結構”①，因而造成了不具有“本市常住戶口”的流動人口(主體是農民工)不僅在工作選擇、子女教育方面，而且在養老、醫療、住房等收入和支出保障方面都享受不到城鎮職工應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權利。數量眾多的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不公平的，這種狀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顯得尤為觸目驚心。從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入手，拆掉構成二元社會保障結構的社會基礎，建立和完善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時期內是難以實現的，因此要分清輕重緩急，分步驟、分階段、有重點地逐步實施。而盡快建立針對流動人口遇到特殊困難情況下的緊急社會救助制度，應該是目前最迫切，也最為可行的政策選擇和制度建設。

首先，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具有很強的緊迫性和現實性。流動人口中的弱勢群體由家鄉來到城市，收入低、保障弱，脫離了地緣、親緣的社會支持系統，在城市時刻面臨著找不到工作、失業、財務丟失、傷病等風險，有時候還成為偷盜、詐騙、搶奪、傷害等不法侵害的對象；而且其中不少特殊群體面臨的風險更大，處境更為艱難，包括部分婦女、兒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員、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刑滿釋放后無家可歸人員、呆傻智障人員、走失人員、上訪人員、拾荒人員等等。這些人幾乎隨時都有可能面臨各種困境和威脅，很容易陷入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生活無著的境地。政府和社會的救助，能夠使其人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權益得到一定保障，有利于社會矛盾的緩解和人文環境的優化。

其次，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社會效益高，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意義重大。這種救助是在受助者最為難的時候雪中送炭，施以援手，在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中具有十分鮮明的兜底性特征。這種救助不但能夠維護特殊困難群體基本生活權益，而且能夠縮小貧富差距，緩和城鄉矛盾，協調社會關系，減輕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負面影響，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會風氣，進而促進社會的公平、公正，消除和化解部分社會矛盾，因而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相當多困難群眾難以獲得有效救助，困難得不到解決，就可能引發和加劇社會沖突，甚至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我國建立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已具有良好的基礎，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和時效性。我國政府中的民政部門是開展社會救助的主要力量。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救助管理辦法》)，自同年8月1日起正式實施，同時廢止了1982年國務院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標志著我國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這是一項針對城市流動人口而設立的社會救助制度。將強制性收容遣送改為關愛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無償救助為原則的新型社會救助制度，是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毒戎芾磙k法》實施以來，全國原有832個收容遣送站全部完成轉制，北京、湖南等省市新設立了救助管理站，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有救助管理站909個。據統計，從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11月30日，全國共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670404人。[4]目前，我國的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在法規制度、機構設施、經費渠道等方面都已經初具規模，在此基礎上逐步進行完善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其他制度安排相比，完善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的成本低、基礎好、易操作、效益高、現實作用明顯，因此，目前我國應大力加強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建設，并以此為突破口，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的公正與和諧。

二、現行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的進步與局限

我國現行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是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頒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辦法較建國以來不同時期多次頒布的救助管理辦法有明顯的進步，即由強制性的收容遣送轉變為關愛性的救助管理。這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由過去的權力政府，強調控制、管理，轉變為責任政府、服務政府。第一，救助管理制度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流浪乞討人員，認為他們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了暫時困難，而不是他們的本性有問題，不再把流動人口作為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的不穩定因素來看待。第二，在對對象看法發生變化的基礎上，工作方法也由管理轉變為服務，即幫助生活無著者度過困難，幫助他們恢復正常生活，而不是管制，救助機構不再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第三，該制度給予流浪乞討者向救助站求助的自由，規定他們的合法權益不能侵犯，從而把受助者的選擇置于重要地位，這體現了現代社會救助制度“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理念和對人的尊重。第四，該制度反映了政府的責任意識，從經費保障到提供服務，政府基本承擔了全部責任。該制度還通過對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員行為準則的具體規定，進一步明確了救助站的責任義務，使被救助人員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得到保障。體現了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是政府的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個人責任觀，這符合現代社會救助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但《救助管理辦法》的形成時間較短，受到原有體制等方面的一些影響，特別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理念和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該制度延續了城市和鄉村分別對待的路徑，明確指出救助對象僅為“城市”中的流浪乞討人員，但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雖然以城市中居多，但農村里也存在，如此規定未能公平對待所有的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

第二，救助條件難以把握，沒有把生活無著的人員列入救助對象，而是規定為“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中對什么是“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作出明確的界定，但沒有明確“流浪”和“乞討”應該是二者兼備還是只具其一，受助人員的范圍依然模糊。按照民政部《實施細則》規定，救助對象必須同時具備四個條件：(1)自身無力解決食宿；(2)無親友投靠；(3)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農村“五?！惫B；(4)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現實中，真正同時符合上述四個條件的人員比例很小。因此，從工作實際出發，如何合理界定救助對象，做到“應該救助的得到救助，不應該救助的不予救助”還有待研究。

第三，對流浪乞討人員中未成年人的救助保護和管理教育工作有待加強。大多數流浪乞討未成年人常年脫離家庭在外流浪，歷經曲折，他們的生存環境也使他們養成了一些不良行為習慣，造成心理健康狀態不佳。為促使他們以健康的心態回到社會，需要進行必要的心理輔導和行為矯治。這方面應是今后我國著力加強的工作之一。

第四，《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對受助人員中的殘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動不便的人，救助站應當通知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接回；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拒不接回的，省內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接回，送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通知流出地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接回，送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但在實際工作中，雖然有關部門制定下發了相關的規范性文件，但由于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等原因，還有一些受助人員家屬和部分流出地省市對于此項工作比較消極，跨省聯系接送難度較大，工作受到一定影響。

第五，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還延續了收容遣送制度將救助人員送返原籍，由戶籍所在地政府安置的思路。這是受目前形勢所限而作出的選擇，因此這項制度強調政府、家庭和社會三者責任有機結合，特別是流出地政府必須切實負起責任才能保證這項制度有效實施。然而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出地多是經濟落后的地區，由他們負責解決返家受助人員的生產生活困難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有一定困難，這使得一些弱勢群體的權益無法得到十分有效的保障。如何建立起全國有效的救助網絡還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強調返回原籍使救助管理站傾向于提供其返回原籍的乘車憑證，限制了受助人員離開救助管理站后的去向。

此外，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后，新的替代性的社會治安管理手段沒有跟上，致使職業乞討等現象大量增加，這也是各級政府十分關注但又難以很好解決的問題，需要通過完善城市管理手段才能解決。

三、對流動人口社會救助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在社會轉型期，我國大量農民流入城市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城市化進程仍將持續，因此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目前，我國應以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全面指導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建設，有效利用現有條件和資源，對現行的救助管理制度進行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充分發揮救助管理制度在維護流動人口基本生活權益，調整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方面應有的作用。

第一，按照和諧社會的要求構建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制度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調整和轉變觀念。要轉變對窮人的看法和態度，不能簡單地把窮人的貧窮歸結為個人原因，也不能把救助窮人單純地看作是增加政府和社會的負擔，而應看作是政府和社會的應盡之責，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的客觀需要。協調利益關系與緩解社會矛盾，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能。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這是弱勢群體有權利獲得社會支持與政府有責任制定有關保護弱勢群體社會政策的依據。我國長期以來習慣于將救助與慈善等同起來，提倡人道主義，這與我國傳統中儒家仁義學說、佛教的慈悲觀念和因果報應說以及民間的道教思想一脈相承，很容易推廣和被接受。但現代社會的社會救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僅僅以人道主義作為思想理論基礎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慈善雖然是一種善心、一種情操，卻無法持久，因為它不是經常的，也不是固定的，所以很難承擔起救苦救難的責任?，F代的社會救助制度則應強調是一種固定的、經常性的國家責任和社會責任。

人道主義的救助完全出于憐憫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但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救助者需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完全依靠其內在的道德、情感因素和主觀意愿實施救助，不具有強制性，因而救助行為具有主觀性，財物的來源沒有保證，無法制度化和規范化。二是救助多為個人行為，缺乏有效、充足的財力保障，救助者即使愿意提供救助，也要受到自身財力、能力的限制，無法持久、經常、固定地提供救助。三是即使救助者具有救助意愿和救助能力，也會因主觀因素對被救助者進行選擇，無法保障遇到困難的人都得到救助，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四是救助者與被救助者不平等，救助者沒有救助的義務，救助行為顯得高尚，而被救助者是被憐憫、可憐、同情和施舍的對象，得到恩惠，因而有可能使救助帶有一定條件。

現代社會救助是政府行為，是政府的一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強調社會救助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只要是窮人，無論什么原因，只要其收入低于貧困線，就有權利申請救助，或者說，個人需要時，接受社會救助是一種法定權利。建設面向和諧社會的社會救助體系，必須實現主導觀念從人道到人權的轉變，建立客觀、系統的現代救助制度，使流動人口的利益得到切實保障。

第二，要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切實保障流動人口基本生活權益。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應適時進一步完善《救助管理辦法》，使之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和指導性。擴大救助覆蓋面，將雖沒有流浪乞討行為，但因各種原因已經處于生活無著境地的流動人口都列入救助對象，積極予以救助；要盡快建立省際受助人員接送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員接送的程序和規范，健全管理制度。

要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的社會化參與機制；要鼓勵和支持民間組織、慈善團體、宗教組織和廣大市民通過義工服務、捐款捐物、告知引導和直接救助等多渠道、多形式參與救助工作。要呼吁全社會共同關心、關注、支持、參與救助事業，建立有效而又穩妥的社會化參與機制。

民政部門要從特殊困難群體的特殊需求出發，逐步探索全方位、多層次的救助方式，豐富救助內容，實施人性化的救助。除日常救助外，要針對不同類型受助人員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個性特征進行必要的物質幫助，特別是積極開展心理輔導、行為矯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爭取逐步做到“分類救助，按需施救”。要進一步完善規章制度建設，逐步實現人性化、專業化、規范化、標準化管理。

另外，還應研究制定對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受助人員實施救助管理的具體政策規定。要針對流浪乞討人員中的智障人員、精神病患者這一特殊群體制定保護性、約束性的救助服務、治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工作標準和工作措施，推動工作的規范化，體現社會的溫暖。同時要強調建立流動人口的危重病人救治機制，明確責任主體，制定工作程序，疏通經費渠道。

第三，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逐步解決流動人口中的弱勢群體問題。從源頭上，各地必須切實負起責任，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建設，以保障貧困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同時，加大扶貧力度，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引導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城市，應當逐步給予符合相關條件的進城農民以市民待遇，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降低他們在城市就業的門檻；而當他們失業或陷于生活無著時，納入城市社會救助制度的覆蓋范圍。在此基礎上，我國應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的基本生活、醫療、工傷、教育、養老保險等各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各種制度的有效銜接，建立起公正、積極、高效的社會救助體系。

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最根本之道，則在于加快社會結構的轉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并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通過完善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會政策，普及國民待遇原則，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將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我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成就，實現了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但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領域的制度變遷帶來了社會群體間利益結構的變化，社會財富的增長并沒有全面兼顧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整體，致使一些社會群體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享受了更少的改革利益，承受了更大的改革風險，這部分群體即所謂的“弱勢群體”。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鄭杭生將弱勢群體界定為“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無法保持個人及其家庭成員最基本的生活水準、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支持和幫助的社會群體”。[1]而數量達到1.4億，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10％的流動人口大部分屬于弱勢群體。[2]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欠缺顯然有悖于社會的和諧，因而，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從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歷程看，社會救助管理制度建設一般是先行的，它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探討流動人口中弱勢者(以下簡稱流動人口)的社會救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