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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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狀況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狀況分析；對策研究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8.626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8-4628-01
中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數量迅速增加，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且呈現出新的特征。流動人口的變化步調同經濟發展相一致，流動人口以年輕的勞動力為主，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收入比較低，生活條件比較差，[1]再加上人們性觀念的開放和生殖健康知識的缺乏，使得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問題愈發凸顯。關注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的群體，關注他們的性與生殖健康對促進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現狀分析
1.1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觀念淡薄 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生殖健康知識缺乏。流動人口脫離了家庭的舒服，潛移默化受周圍同事的影響，婚前和同居的現象普遍存在。流動人口的避孕知識欠缺，不懂得各種避孕方法的優點和缺點，對避孕機制掌握也不到位，導致的婚前引起的人工流產也隨之增加。未婚流動人口避孕措施使用少，由于性病知識的缺乏導致的生殖健康狀況令人堪憂。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觀念的淡薄導致的使用避孕措施次數少，避孕失敗，人工流產，性病感染與傳播等都會嚴重影響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
1.2 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機制不健全 常住人口可以比較容易獲得生殖健康的相關知識，但是流動人口因為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屬于各個城市的邊緣人員，所轄區域的計劃生育管理部門相互扯皮，使得大部門的流動人口成為“失控人群”，流動人口的暫居地成為“真空地帶”。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的管理涉及部門多，而各部門又職能交叉、責任重疊等現象，使得許多流動人口對生殖健康知識有求無供。由于流動人口的特殊身份，使他們沒有被納入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的對象范圍，因而得不到計劃生育服務人員的咨詢和技術服務，得不到免費的孕育藥具和指導服務。[2]經費不足也是成為制約流動人口生殖健康與服務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1.3 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水平不高 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淡薄，服務知識欠缺，許多部門對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為題認識不足，嚴重影響了流動人口主動接受衛生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的主動性。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對流動人口信息掌握不到位，底數不清楚，情況不明了，直接影響到了流動人口相關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計劃生育相關部門缺乏相應的技術水平，不能很好的規范流動人口的登記統，不能很好的了解流動人口的性與生殖健康情況，性病等傳染性狀況，不能為解決生殖健康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許多流動人口不能得到免費的避孕藥具，避孕藥具發放單一影響了流動人口的節育需求，不能到社區、工廠、工地等地方實行點對點式的全方位的服務方式，這些都不能滿足流動人口的個性化的需求。由于長期以來計劃生育相關部門打管理和服務的對象定義為已婚育齡人群，使流動人口中的未婚青年很難獲得他們需要的服務。再加上服務人員隊伍專業人員比重少，專業化程度不高，技術范圍局限多等也影響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3]
2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對策研究
2.1 加強對流動人口的宣傳教育 加強對流動人口尤其是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相關知識包括性教育、避孕知識、性病等傳播疾病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減少他們對自身健康的無意損害。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工作人員要根據流動人口的流動特點和方向采用多種方式進行宣傳，通過開辦學習班，舉辦專家專題講座，發放生殖健康知識宣傳資料，開通熱線咨詢電話和網上咨詢模塊。宣教人員還要分局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包括生殖健康保健的突出問題，因人而異有針對性的加強宣傳。
2.2 提高生殖健康服務水平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服務是一項全新的課題，計劃生育工作人員要更新服務理念，拓寬服務的內涵，提高生殖健康服務水平，實現服務機制的常態化和長效化。計生服務人員要端正自己的服務態度，真正的做到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該地區的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服務。計生人員改變工作重心，由抓計劃生育轉變到提供服務上來，由完成工作任務轉變到提供高效優質便民的服務上來。加強對計生工作人員的業務知識和業務技能的培訓。建立健全工作人員的考評機制和獎罰機制，考核方法多元化，一定要包括流動人口對工作人員工作態度，知識水平和技能的評價。加強管理機構和隊伍建設，提高隊伍的專業人員比重和他們的知識化水平，在開展優質服務的基礎上增加生殖健康相關項目的服務。
2.3 建立健全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機制 各相關部門齊抓共管，將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預防為主，全面安排，建立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市場化科學化、常態化的管理機制。建立全國統一的服務機制，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嚴格落實流動人口相關的生殖健康政策，加強對計生等工作部門的監督。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的法律法規要及時更新，防止政策的滯后。各相關部門要加大經費投入機制，建立財政補貼機制，加大對流動人口服務經費的投入。鼓勵流動人口積極與所在地的計生服務部門加強聯系，及時獲得生殖健康服務。
參考文獻
[1] 武俊清.中國流動人口的性與生殖健康現況[J].國際生殖健康，2010（6）：414-417.
人口流動狀況范文第2篇
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到2010年我國的流動人口數量已經達到261386075人，比2000年的144390748人增加81.03%。如此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群體，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也對流入地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流動人口群體，公眾的普遍印象是這一群體素質低、受教育年限低，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流入地城市的社會治安水平和整體人口素質。然而，實際統計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總體趨勢一直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根據以往研究，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資本的重要衡量指標，在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就業特征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筆者特別針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與職業選擇情況做一問卷調查，希望借此分析流動人口就業狀況，并為流動人口的教育培訓和政府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本次對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調查主要在重慶一地展開，通過相關企業單位和街道辦事處共發放問卷調查1500份，回收1322份，其中有效問卷1109份。
一、流動人口的年齡和學歷構成情況比較
從表一、表二可以看出，重慶地區的流動人口群體整體非常年輕，20-29歲的青年勞動力占到一半以上，15-19歲和30-39歲年齡段人數總和占近40%。這也反映出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動規律：青年勞動力多流往城市，而老年勞動力則傾向離開城市返鄉生活。在流向城市的青年勞動力中，接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人群占比很高。超過了70%，遠遠高于全國平均受教育水平。同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也占相當大的比例。截至2011年，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碩士研究生學歷人數已經超過15萬，本科生超過300萬，越來越多受過本科教育的人加入了流動人口大軍。
二、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動人口就業差異
受教育水平是影響勞動力職業選擇和獲得的重要因素，對流動人口勞動力尤其如此。在此次問卷調查中，筆者特別關注了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就業狀況。
由表三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情況與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大多從事建筑業、制造加工業等較低層次的勞動；而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流動人口其職業選擇范圍相對較大，職業自由度較高，也更多的從事相對較高層次的勞動。
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收入狀況基本遵循“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的規律”。其中接受過大學（含大專）以上教育的人群有63.26%的月收入在1500-2500元，有31.36%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這一數字超過了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人群。當然這也與不同人群從事的職業有關。但是無論是小學、初中還是高中、大學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其月收入的主要區間還是在1500-2500元之間。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的收入差異并不十分明顯。這也說明我國的教育回報率相對不高（根據相關統計.我國的教育回報率大約在2%-3%左右）。比較低的教育回報率也說明我國城鄉流動人口依然在從事工資待遇非常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從長遠來看，這不利于人力資本的形成和可持續發展。
三、結論和建議
1.提高教育回報率有助于刺激勞動力自覺接受教育。從重慶地區的流動人口年齡、受教育水平調查結果來看，總體上流動人口是流出地人口中的精華，他們的整體素質和受教育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流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和年輕的勞動力。但是，我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回報率整體不高，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上升空間有限，沒有辦法通過不斷增長的勞動報酬換取在城市中穩定生活的足額費用。因此，一旦流動人口年齡超過40歲，通過體力勞動獲取報酬的能力下降，城市生活成本又逐漸提高，流動人口留在城市的意愿就逐漸下降并選擇返回農村生活。同時教育回報率與勞動力自覺接受教育的意愿正相關：若教育回報率越高，就越刺激勞動力接受教育；反之教育回報率越低，則越反向刺激勞動力提早結束教育參加工作。目前我國正處于從勞動密集型經濟結構向新興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需求大大增加。因此，保證合理的教育回報率對經濟的長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國目前的教育回報率水平要遠低于歐洲中西部及俄國等國家同時期的教育回報率。這除了受制于人口因素和轉型期的經濟結構之外，也與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相關。在絕大多數流入地城市，戶籍是收入獲得的重要分水嶺。一方面相對高層次的工作只提供給具有“本地戶口”的勞動者；另一方面，與戶籍相掛鉤的住房、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福利又無法惠及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在本次問卷調查中，筆者專門針對大學以上學歷人群設計了“認為自己在哪些方面與本地市民享有相同待遇”選項，結果是選擇“子女教育”的占10.4%，選擇“醫療服務”的占11%選擇“文化生活”的占31.9%，選擇“住房保障”的占9.9%。這說明，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也很難享受到與當地居民一樣的福利待遇。這種福利保障上的差別更加拉大了流動人口的實際收入與應得收入間的差距。因此。流入地政府應該以更加開放和長遠的態度對待流動人口群體，盡量減少流動人口在福利獲得上的差距，在制定社會保障政策時多向流動人口傾斜，給予流動人口相對穩定的城市生活預期，保證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長久發展。
2.開展職業技術培訓提高流動人口勞動力資本水平。作為義務教育的有效補充，職業技術培訓對流動人口的進一步發展意義重大。其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教授工作技能和新的知識使流動人口勝任從農業生產轉為非農就業后的相關工作。通常接受過相關行業職業技術培訓的勞動力比未接受過職業技術培訓的勞動力在尋找工作和工資薪酬方面更具優勢。研究表明，職業技術培訓對工資的貢獻率達到30%，職業技術培訓的回報率遠大于教育回報率。（馬巖等：“我國城鄉人口教育回報率研究”，《人口學刊》，2012年第2期）因此，無論是勞動力流出地政府還是勞動力流入地政府都可以通過開展職業技術培訓來提高人力資本水平。
人口流動狀況范文第3篇
【關鍵詞】 流動人口孕婦；健康調查；護理應對措施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2.217
由于客觀因素的影響， 流動人口孕婦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生活條件及文化水平均影響著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流動人口孕婦在懷孕及分娩期間的并發癥、合并癥作為流動人口孕婦死因的獨立危險因素；對此， 需進一步提高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水平， 加強保健服務， 了解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孕期保健知識需求、孕期保健服務需求及孕期保健行為[1]。本研究通過對本院2012年4月～2014年4月接診的100例流動人口孕婦進行健康問卷調查， 了解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為采取護理應對措施提供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2年4月～2014年4月接診的100例流動人口孕婦作為健康問卷調查對象， 年齡23.6～35.8歲， 平均年齡（28.5±4.6）歲；婚姻狀態：未婚36例， 已婚52例， 離異10例， 喪偶2例；文化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44例， 高中46例， 大專及大專以上10例；職業狀態：工人59例， 普遍職員38例， 干部3例；月薪：6000元4例。
1. 2 研究方法 采取整體隨機抽樣方法， 對100例流動人口孕婦進行健康問卷調查；調查問卷由項目組人員自行設計， 由專人審核后， 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后， 所有流動人口孕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問卷調查表包括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孕期保健知識需求、孕期保健服務需求及孕期保健行為。
2 結果
2. 1 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100例流動人口孕婦中， 孕周≤12周23例；孕周13～27周35例；孕周≥28周42例；胎次：第1胎80例；第2胎20例；妊娠合并癥8例， 以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及貧血為主。
2. 2 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狀況 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依次為親戚朋友、醫護人員、電視及報紙、網絡及其他、孕婦培訓課室；孕期保健知識需求依次為產前保健、母乳喂養、分娩方式知識、哺乳期保健、生殖道健康及哺乳期避免；孕期保健服務需求依次為新生兒護理指導、產后恢復、科學育兒指導、婦兒用藥指導、月子服務、預防接種知識指導、避孕知識指導、計劃生育指導；孕期保健行為依次為判斷自身狀況， 及時就醫、遵守醫囑補充營養素、醫囑產前檢查、自我體重監測。
3 討論
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原則為提高孕婦及胎兒的健康水平、預防疾病、改善預后及避免并發癥發生[2]。孕婦的妊娠質量、分娩結局、產后機能恢復及新生兒的健康狀況均與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密切相關。對流動人口孕婦進行自評健康狀況調查， 作為衡量流動人口孕婦健康狀況的標準， 可全面、充分及真實地反映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為進一步健康調查及采取護理應對措施提供依據[3]。在健康狀況調查中， 以孕周、胎次、妊娠合并癥及自評健康狀況得分作為重點調查項目， 可反映流動人口孕婦的預后[4]。
本研究中， 對100例流動人口孕婦進行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調查發現， 保健知識來源途徑依次為親戚朋友、醫護人員、電視及報紙、網絡及其他、孕婦培訓課室；提示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掌握程度較低、孕期保健來源途徑不合理， 需進一步優化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來源途徑， 以孕婦培訓課室及醫護人員作為掌握孕期保健知識的主要來源途徑。孕期保健知識需求依次為產前保健、母乳喂養、分娩方式知識、哺乳期保健、生殖道健康及哺乳期避免；提示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需求具有多樣化， 主要以維護產婦自身及新生兒的健康為主， 提高妊娠分娩的安全性。為進一步改善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應根據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服務需求及孕期保健行為， 仍需加強孕期保健， 采取新生兒護理指導、產后恢復、科學育兒指導、婦兒用藥指導、月子服務、預防接種知識指導、避孕知識指導、計劃生育指導；同時， 判斷自身狀況， 及時就醫、遵守醫囑補充營養素、醫囑產前檢查、自我體重監測[5]。
綜上所述， 流動人口孕婦的孕期保健知識掌握程度較低、孕期保健來源途徑不合理， 孕期保健知識需求、服務需求及行為需求大， 仍需加強孕期保健， 改善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狀況。
參考文獻
[1] 方紅， 孫蘇君.流動人口孕婦的健康調查及護理應對措施.護理研究， 2006， 20（21）：1886-1887.
[2] 曾倩， 林雪霞， 霍魏魏， 等.孕期孕婦健康信息需求調查分析.中國婦幼保健， 2004， 19（2）：26-28.
[3] 吳云開， 劉書鑰.孕期孕婦健康教育需求調查分析.贛南醫學院學報， 2006， 26（1）：107-108.
[4] 付建英.門診孕婦健康教育需求調查分析.中國婦幼保健， 2008， 23（4）：468-469.
人口流動狀況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人口；，，妊娠；，，衛生保健，，，
摘要： 目的：探討深圳龍崗地區流動人口與常住妊娠婦女合并癥、并發癥的差異。方法： 已收集流動人口孕產婦病例資料336例，按病例對照研究的要求，以1：2的比例隨機抽取同期672例常住人口的同類病例行病例對照研究。結果： 與本地常住人口相比較，本地區流動人口妊娠婦女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經濟收入較差，文化素質較低，衛生保健意識淡薄，她們的孕期保健措施不到位，其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均高于常住人口；而圍產兒健康狀況較差。結論： 流動人口的孕期保健工作需要加強。
關鍵詞： 人口； 妊娠； 衛生保健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不斷涌入經濟發達的城市，加入城市建設的行列。深圳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因此也成了外地流動人口選擇的打工謀生的首選地之一。深圳大部分居民都是流動人口。據不完全統計，龍崗區的常住人口約22萬，而暫住和流動人口已達上百萬之多，其中女性占了一半以上。本研究的目的是對龍崗地區流動人口婦女的孕產期保健狀況進行分析，旨在進一步做好本地區流動人口的孕產婦管理，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發生率，保障流動人口母嬰的生命安全。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03年起至今我院婦產科分娩的孕產婦。按是否有本地戶口為標準，將孕產婦劃分為流動人口和常住人口。
12 方法
查閱我院的工作報表及病例資料，共獲取流動人口孕產婦資料336例，依據病例對照研究的要求，以1：2的比例隨機抽取同期672例常住人口的同類病例行病例對照研究。通過查閱病例資料，電話或上門隨訪等方式，獲取本地區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妊娠婦女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經濟收入水平，文化素質，衛生保健意識，孕期保健措施，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情況）以及圍產兒健康狀況等指標，然后對以上指標進行比較研究。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1.0軟件， χ2檢驗分別比較兩組病例的組間各項指標率的差異顯著性。
2 結果
21 龍崗區婦女的保健狀況
資料統計表明，龍崗區流動人口人群中大多數家庭文化素質不高，專業技能不強，多以臨時工為職業，工作不穩定，工薪不高。多數家庭的年收入不足3萬元，經濟能力僅僅能勉強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家庭大多需要承擔額外的經濟負擔，如供養夫婦雙方的父母親，為兄弟、姐妹的學業提供經濟資助等。
表1 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孕產婦及圍產兒情況對比（略）
表1的數據表明，本地區流動人口的妊娠婦女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工作環境欠佳，經濟收入水平較低，文化素質不高，衛生保健意識不強，孕期保健措施不到位甚至完全缺失；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情況）等狀況與常住人口相比較，存在顯著的差異。
22 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圍產兒健康狀況
表1的數據表明：本地區流動人口的妊娠婦女的圍產兒健康狀況較差，與常住人口相比較存在顯著性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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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
31 龍崗區婦女的孕期保健狀況及成因
在龍崗區，常住人口約22萬，而暫住和流動人口已達上百萬之多，其中的絕大多數為前來打工謀生的青壯年，而且女性占了一半以上。因此，本地區處于生育期婦女中，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顯著大于常住人口。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本院分娩的龍崗區常住人口孕產婦的文化素質較高，工作條件、經濟狀況、居住條件以及生活環境相對較好，保健意識較強，孕期保健措施基本能夠落到實處。常住人口孕產婦的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如貧血、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壓、前置胎盤、胎盤早剝、產后出血等情況）較少，新生兒的健康狀況也較佳。與此相對應的是，流動人口多數來自于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地區，文化程度相對較低，衛生常識缺乏，妊娠后對孕期保健的服務內容、如何進行保健都不了解，同時自我保健的意識也較差，孕婦對孕期保健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影響了婦女主動接受孕產期保健服務的行為。
本研究中約90％的流動人口婦女來自農村，文化素質不高，缺乏較強的專業技能，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往往由于無技術特長，進城后僅能在個體企業、餐飲業或其他服務性行業打工，有的婦女隨夫進城無工作，家庭生活來源只是依靠丈夫的打工收入。部分孕婦雖然打工，但其工作環境大多欠佳，衛生保健意識不強。少數孕婦雖然有孕期保健意識，但醫療機構提供孕期保健服務的時間與流動人口孕婦上班的時間重疊，孕婦到醫院產檢往往需要排隊等候，而幾乎沒有一家企業會為臨時工孕婦額外安排假期方便其接受孕期保健措施。受限于自身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此類孕婦往往無法請假。部分流動人口孕婦即使請假獲批準但由于工薪被克扣的幅度無法接受，因此她們迫于無奈往往選擇了繼續工作而不是請假上醫院接受產檢。
目前，住院分娩順產的費用約2000余元，如果是難產、剖宮產，所需費用就可高達甚至超過普通臨時工全年的經濟收入水平。可見，經濟收入低也是阻礙流動人口孕婦主動接受孕期保健服務的關鍵因素之一。
分娩時，不少流動人口孕婦為減少經濟支出，往往選擇下級醫療機構如鄉鎮衛生院，非法行醫的個體診所分娩。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地域，外地無證接生員也乘機開展上門家庭接生服務。而這常常導致產婦及新生兒的各種本來可以避免的合并癥、并發癥急劇增加。此外，部分流動人口婦女是非法的多次生育，夫婦雙方刻意躲避產檢及住院分娩。因此，不難理解流動人口孕產婦的妊娠合并癥、并發癥等狀況與常住人口相比較，存在顯著的差異。
分娩之后的國家法定的產假期內，絕大多數常住人口產婦能在家休養，不必勞動。與此對應的是，絕大多數流動人口產婦在國家法定的產假期間需要自己承擔許多家務工作，甚至返工謀生，其休息很難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受其經濟能力的制約，這一人群的產婦及新生兒的營養支持也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因此，流動人口產婦及新生兒的健康狀況與常住人口相比較，也存在顯著的差異。
據統計［1］，深圳市1992～1996年的流動人口的5年年均孕產婦死亡率為84.3/10萬，明顯高于常住人口(12.2/10萬，P
32 關于加強本地區流動人口孕期保健工作的建議
鑒于以上流動人口孕產婦的狀況，我們建議應重點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以進一步改善本地的孕產婦保健工作，提高其母嬰健康水平。
① 加強孕期保健的宣教力度。流動人口一般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居住較分散，而城鄉結合部地域較廣，保健人員相對不足，使孕產期保健服務在宣傳和實施上存在著困難。應進一步發揮鄉鎮及社區婦女干部和保健醫師的作用，同時動員流動人口就業單位的企業管理人員參與孕產期保健宣傳工作，在流動人口密集地開展集中授課、咨詢等活動，或發放通俗易懂的孕產期保健及服務程序等宣傳資料，提高流動人口孕產婦主動接受保健服務的意識，宣傳住院分娩。及時掌握流動人口婦女的孕情，動員、督促進行孕產期保健。
② 政府相關部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督促、強制企業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規定:“國家保障公民獲得適宜的母嬰保健服務的權利”［2］。而目前，許多企業并沒有制定支持孕婦接受孕產期保健的措施，嚴重妨礙了臨時工孕婦獲得孕產期保健服務。
③ 政府設立困難孕產婦優惠政策和援助基金，這樣可以解除低收入家庭主動接受保健服務的經濟顧慮。
參考文獻
1 姜海萍，劉植鴻.深圳市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兒童死亡5年觀察. 中國公共衛生，1997，13(9):550
2 沈玨流動人口婦女孕產期保健狀況分析與對策中國婦幼保健，2004，19（5）：55~56
3 何銳志，陳愛娟，廖捷東莞市1996～2002年外來人口孕產婦死亡情況分析中國基層醫藥，2004，11（1）：103~104
人口流動狀況范文第5篇
關鍵詞：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影響因素；地區比較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4-0012-09
一、問題的提出
流動人口城市居留或遷移意愿在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布和加強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方面可作為相關部門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那么，它會受到哪些方面因素的影響呢？近些年來，學者們大多運用某一地區的抽樣調查數據對此加以分析和研究。然而，對現有的分析和研究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流動人口居留或遷移意愿的影響因素在不同地區有所差別。比如，一項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遷移意愿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的遷移意愿沒有明顯影響；而一項2007年蘇州市和上海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研究的結果卻顯示，受教育程度與居留意愿存在正相關關系，即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選擇非永久居留、居留意愿不確定的可能性減小。
我們需要弄清以下幾個問題：流動人口居留或遷移意愿的影響因素存在地區差異嗎？如果存在，那么哪些方面的因素是由于地區差異所造成的？如果不存在，那么目前的分析和研究所顯示的地區差別，是不是由于彼此之間可能存在著流動人口樣本選取和影響因素測量口徑的不盡一致等所導致？出于這些考慮，本文運用一項在全國5個城市使用同一調查問卷和抽樣方法開展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進行分地區的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影響因素的比較研究，旨在能夠明晰不同地區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對不同地區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又是如何產生影響的。進一步歸結出哪些因素對所有地區均產生影響，哪些因素對某些地區產生影響，而哪些因素卻僅對個別地區產生影響。
二、分析對象、框架及變量
本文所指的流動人口為在流人地居住一個月以上、16～59周歲的跨縣（市、區）人群。居留意愿為是否打算在流入地長期居住。如果打算長期居住，則認為有居留意愿；如果不打算長期居住或沒想過該問題，則視作無居留意愿。對于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我們認為，來自個體、家庭、社區和社會四個層面的因素將會對其產生影響。
在來到流入地的初期，大部分流動人口只身一人在流入地打拼創業。此時期，他們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戶口性質等個體特征因素會對在停留城市尋找工作機會、掙錢多少、學習技術等產生影響。其間，流動人口會不斷地將流人地和流出地進行比較（比如流動過程的成本與收益），以決定是否能夠停留。如果經過權衡最終選擇停留，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成員將會逐步來到流入城市，從而出現舉家聚居流人地的情況。此時期，流動人口的就業狀況、家庭收入、居住條件、孩子教育等家庭生存與發展因素將對其居留意愿產生較大影響。也就是說，流動人口需要從家庭的角度權衡利弊，以做出是否繼續停留的抉擇。在上述居留意愿的權衡及抉擇過程中，社區及社會因素將發揮促進或制約作用。比如，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健全的戶籍制度等社會因素將對個體和家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這必然能夠增強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而廣泛的人際網絡關系和融洽的生活和工作氛圍等社區因素將會增強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反之，這些社會和社區因素將會削弱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
基于以上分析與認識，我們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見圖1）。即在分地區剖析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差異的前提下，按照個體、家庭、社區和社會四個層面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進行不同地區影響因素的比較研究。
對于不同層面影響因素的變量選擇，個體層面我們考慮了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等體現個體特征的變量。以及流動范圍、停留時間等反映流動過程的變量。家庭層面我們考慮了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家庭住房條件（包括在流入城市的現居住房性質及近期住房解決計劃）等體現家庭生存現狀的變量，以及就業行業類別、家庭年度儲蓄與投資、流動人口停留是否為了孩子教育等體現家庭發展狀況的變量。社區層面我們納入了流動人口日常交往對象這一反映人際網絡的變量，以及是否關注社區集體活動、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以及對待本地生活方式的態度等體現社會融入和參與的變量。社會層面包括流動人口是否參加社會保險以及有無需要解決本地戶口等體現社會保障和戶籍制度的變量。
三、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010年12月，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根據東、中、西部的區域差異、經濟帶發展水平以及大中小城市等因素，選取了北京、鄭州、成都、蘇州和中山5個城市進行了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調查按照三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抽樣方法在5城市隨機選取調查對象。調查樣本分配情況為北京市、鄭州市、成都市各2000人，蘇州市、中山市各1000人。調查內容包括調查對象及家庭成員基本情況、就業狀況、住房條件、社區關注和參與、公共服務需求等。調查回收有效問卷7976份，其中，北京市2000份，成都市1999份，鄭州市1977份，蘇州市和中山市各1000份。
本研究使用SPSS16.0版軟件進行單因素的交叉表卡方檢驗和多因素的二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在進行交叉表卡方檢驗分析時，選取顯著性為0.05的水平，篩選出那些與居留意愿有一定相關性的因素。進而將這些與居留意愿有一定相關性的因素作為二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的自變量，對于通過顯著性檢驗（顯著性水平為0.05）的因素或變量，解釋分析它們對居留意愿的作用。
四、四個層面的因素對不同地區居留意愿的影響分析
結果顯示，43.1%的調查對象回答打算在流入地長期居留，選擇“不打算”和“沒想過”者的比例分別為23.0%和33.9%。按照本文對居留意愿的界定，43.1%的流動人口有居留意愿，無居留意愿的流動人口占56.9%。
分地區來看，鄭州市流動人口有居留意愿的比例最高，達到一半。成都市和北京市流動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也較高，分別為46.6%和45.6%。相比較而言，蘇州市和中山市流動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略低，分別為31.3%和29.1%。（見表1）
在分地區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時，因變量為有居留意愿，且將有居留意愿設為1，無居留意愿設為0。自變量為在描述性分析中各地區有統計學差異的因素或變量。表2給出了分地區Logistic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和預測效果。在各地區的Logistic回歸模型中，R2大于0，模型系數檢驗為有顯著差異（P0.05），百分率校正在70%以上。可見分地區的Logistic回歸模型擬合度較好，表明各模型中的自變量對因變量能夠給予較好的解釋。
不同地區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一定差別，那么來自個體、家庭、社區和社會四個層面的因素中哪些將對不同地區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影響？下面，我們從上述四個層面對不同地區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予以解析。
1.個體層面
交叉表卡方檢驗結果表明，除性別外，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戶口性質、停留時間和流動范圍等個體層面因素與絕大多數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其中，年齡、婚姻狀況和停留時間與5城市均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受教育程度與除中山市外的其他4城市，戶口性質與除鄭州市外的其他4城市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流動范圍與成都市、鄭州市和中山市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而北京市幾乎所有的流動人口均為跨省流動，在此不適合進行流動范圍的分析。
從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來看，如表3所示，來自個體層面的因素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較為分散。年齡、教育程度、停留時間和流動范圍因素對某些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影響。北京市、成都市、鄭州市和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某些個體層面因素的影響，而中山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不受任何個體層面因素的影響。此外，性別、婚姻狀況和戶口性質因素對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則不產生影響。
年齡對北京市和鄭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在5城市中，北京市流動人口平均年齡處于中間水平，而鄭州市與蘇州市相接近，流動人口平均年齡較小。與15～20歲組相比較，北京市20～30歲組流動人口具有較強的居留意愿，而鄭州市40歲及以上組流動人口具有較強的居留意愿。也就是說，北京市流動人口中年紀較輕者的居留意愿更為強烈，而鄭州市流動人口中年紀較大者的居留意愿更為強烈。以往的研究結果與北京市的情況較為相似。
受教育程度對北京市和成都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在5城市中，北京市流動人口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為最高，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為最低。盡管成都市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構成與鄭州市和蘇州市的相似，但其受教育程度對其居留意愿的影響與北京市接近，即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者較初中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已有的研究也指出，較高受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資本是促進城市農民工選擇持久性遷移的重要因素。
停留時間對北京市、成都市和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在5城市中，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平均停留時間最長，達6年之久；蘇州市次之，為4.3年；而成都市最短，僅3.5年。與停留時間不滿1年者相比，北京、成都和蘇州3城市停留時間8年及以上者具有較強的居留意愿；此外，北京市和蘇州市停留時間1～3年者、北京市和成都市停留時間5～8年者均具有較強的居留意愿。總的來看，停留時間越長，流動人口居留意愿越強烈。。
流動范圍對成都市和鄭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在5城市中，只有成都市和鄭州市流動人口的流動范圍以省內跨市縣為主，且所占比例基本持平，達85%。與遠距離跨省流動者相比較，中短距離的跨縣市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這是由于省內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更為接近，各種社會關系網絡的影響作用也會更強，更有利于他們在中短距離流入城市進行工作、生活和發展。
2.家庭層面
交叉表卡方檢驗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的家庭層面的因素均與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具體來看，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就業行業類別、現居住房性質、近期住房解決計劃和考慮孩子教育等因素在5城市均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特別是就業行業類別、現居住房性質和近期住房解決計劃等因素在5城市存在著顯著的統計學差異并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而家庭儲蓄和投資與除成都市外的其他4城市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
從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來看，如表4所示，來自家庭層面的因素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趨于集中。就業行業類別、現居住房性質和近期住房解決計劃因素對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均產生影響，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和考慮孩子教育兩方面因素對部分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影響，家庭儲蓄與投資因素對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影響。由此可見，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較多家庭層面因素的影響。
對于流動人口的就業行業類別，北京市以從事其他行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鄭州市和成都市以從事批發零售業和社會服務業為主，而蘇州市和中山市以從事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與從事制造業者相比，5城市從事批發零售業者具有較強的居留意愿；此外，在北京市、鄭州市和蘇州市從事其他行業者、在鄭州市從事社會服務業者、在蘇州市從事住宿餐飲業者的居留意愿也較強。
在住房狀況方面，條件的改善對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較強的影響。從現居住房性質來看，與低租金或免費住房者相比較，5城市流動人口已購住房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此外，成都市租住私房者具有較強的居留意愿，而中山市租住私房者卻具有較弱的居留意愿。從近期住房解決計劃來看，與500元以內租房者相比較，5城市流動人口購買或自建住房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而無打算者則具有較弱的居留意愿。需要注意的是，在成都市近期打算花費500元以上租房者的居留意愿較500元以下租房者更為強烈。住房狀況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已購房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這與以往的同類研究結果相一致。
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對北京市、蘇州市和中山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在5城市中，上述3城市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為2人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均較高。在北京市，隨著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的增加，流動人口居留意愿表現得越發強烈，具體而言，與同住家庭成員為1人者相比，同住家庭成員為2人、3人和4人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而在蘇州市和中山市，僅同住家庭成員為3人或3人以上者的居留意愿顯得更加強烈。近年來，流動人口舉家遷移趨勢明顯，家庭式遷移更為穩定，且遷移流動的成本增大，這使得他們再遷移的可能性較小。
考慮孩子接受教育僅對成都市和鄭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上述2城市流動人口中考慮孩子接受教育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我們分析，這與2城市中的流動人口絕大多數為省內跨市縣流動有一定關聯，或許這種中短距離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了孩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此外，對于蘇州市流動人口，年度家庭儲蓄與投資水平較高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這與蘇州市流動人口以跨省流動的年輕夫婦居多有關，收入水平也許是他們考慮居留與否的重要前提。
3.社區和社會層面
交叉表卡方檢驗結果表明，大多數社區和社會層面因素均與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具體而言，這些因素包括對待本地生活方式態度、是否關注社區集體活動、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和有無需要解決本地戶口。日常交往對象與北京市、鄭州市和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是否參加社會保險與成都市、鄭州市和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統計學差異并具有一定相關性。
從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來看，如表5所示，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均受到某些社區和社會層面因素的影響。這提示我們，社區和社會層面的因素對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不可或缺。有無需要解決本地戶口對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均產生影響，對待本地生活方式的態度、是否關注社區集體活動和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對絕大多數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影響，日常交往對象和是否參加社會保險分別對北京市和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意產生影響。
在有無需要解決本地戶口方面，5城市流動人口中有需要解決戶口者的居留意愿較無需要者更為強烈。盡管有的研究認為，即使沒有戶籍制度這一障礙，流動人口中的大部分人也沒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為其最終目標。但更多的研究則指出，戶籍制度對流動人口的遷移或居留意愿會產生影響。
在對待本地生活方式的態度上，隨著接受程度的增高，除蘇州市外的其他4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趨于更加強烈。具體而言，完全接受本地生活方式者較不接受甚至排斥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相關研究也表明，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滿意度越高，則遷移意愿，特別是持久性遷移意愿也就越強。是否關注社區集體活動對除北京市外的其他4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關注社區集體活動者較不關注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有研究也表明，經常參與社區活動對流動人口戶籍遷移有顯著影響。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對除成都市外的其他4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愿意融入本地人中的流動人口其居留意愿較不愿意者更為強烈。成都市流動人口絕大多數為跨市縣流動，其平均年齡最大，但平均停留時間最短，平均同住家庭成員人數也最少，這或許是他們的居留意愿未受是否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影響的原因。
北京市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停留時間最長。其中，停留8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所占比例達29%。較長的停留時間將會增加他們認識和結交朋友的范圍和數量。結果顯示，隨著北京市流動人口日常交往對象從以流出地親緣和地緣關系為主的人際網絡向以流入地工作和生活關系為主的人際網絡擴展，他們的居留意愿變得更加強烈。而有的研究也顯示，農民工來往的朋友數量越多，其越傾向于永久性遷移。
蘇州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是否參加社會保險因素的影響。在5城市中，盡管蘇州市流動人口參加至少一種社會保險的比例處于中等水平。但其平均參與社會保險的種類數是最多的。特別需要提及的是，蘇州市流動人口參加5～6種社會保險的比例在5城市中最高，達26.5%，遠高于其他4個城市的不足9%。我們分析，這種較高的社保參與水平使得其他流動人口意識到在城市居留需要考慮社會保障因素。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以上剖析可以看出，5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大都受到就業行業類別、住房狀況、有無需要解決本地戶口、對待本地生活方式態度、關注社區集體活動、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等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來自家庭、社區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某些因素，對不同地區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均產生共同的影響。這提示我們，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在此三個層面上的某些影響因素存在較小的地區差異。
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幾乎所有的個體層面因素均不會對5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共同的影響。這表明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在個體層面的影響因素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此外，家庭層面的某些因素，像同住家庭成員人數、考慮孩子接受教育、家庭儲蓄與投資等；以及社區和社會層面的個別因素，如日常和誰來往和參加社會保險等，也僅對某些或某一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產生影響。這顯示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在此三個層面上的某些影響因素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
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某些影響因素存在的地區差異是如何造成的？這是由于5城市及其流動人口之間具有某些不盡相同的特點，致使其居留意愿受到的影響亦有所差別。根據5城市的區位功能性質和社會發展水平、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構成和個體家庭特征等方面，可將5城市大致梳理和歸結為蘇州和中山、成都和鄭州、北京3種情況。
蘇州市和中山市在本省內均屬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中等城市；較其他3城市而言，2城市流動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較低且相差不大；2城市流動人口的某些個體和家庭特征較為接近，如受訪流動人口以跨省流動為主，平均停留時間為4年以上，就業行業類別以制造業為主等；2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較為相似，即來自個體層面的影響因素較少，但來自家庭、社區和社會三個層面的影響因素較多。
成都市和鄭州市在本省內同屬于省會級大城市；與其他3城市相比較，2城市流動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最高：2城市流動人口的某些個體和家庭特征也較為接近，如絕大多數受訪流動人口為跨市縣流動者，平均停留時間最短，就業行業類別以批發零售業和社會服務業居多；2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也甚是相似，即受到個體層面某些因素的影響，且受到家庭、社區和社會三個層面因素的影響較為一致。
北京市是直轄市級的特大城市：較其他4城市而言，北京市流動人口中有居留意愿者的比例較高；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個體和家庭特征為，幾乎所有的受訪流動人口均為跨省流動，停留時間最長，受教育程度最高，同住家庭成員為2人及以上者所占比例較高，就業行業類別以其他行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特別是其他行業所占比例遠高于其他4城市；較其他4城市而言，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受到個體、家庭、社區和社會四個層面諸多因素的影響。
綜合而言，2010年全國5城市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的使用，避免了流動人口樣本選取和影響因素測量口徑不盡一致的問題。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在個體層面上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而這與不同地區及其流動人口的個性特征密切相關；而在家庭、社區和社會三個層面上，某些影響因素未見地區差異，某些影響因素卻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相比較而言，那些未見地區差異的影響因素更具有實質性的決定作用，比如住房條件的改善、接受本地生活方式、解決本地戶口等。
需要提及的是，某些因素作為自變量會對居留意愿產生一定影響。比如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和住房狀況這兩個因素，家庭成員聚居、住房條件改善能夠增強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但反過來也須考慮到，居留意愿作為自變量也可能將對這些因素產生一定影響。即較強的居留意愿也可以增大流動人口家庭成員聚居規模和改善住房條件的可能性。本文的數據亦顯示，有居留意愿者中，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為2人及以上的和已購住房的比例均高于無居留意愿者。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在居留意愿對住房狀況的影響方面，僅有的少數研究未將居留意愿作為影響因素進行考慮，而與之相關的文章指出不同居留意愿的流動人口其住房狀況存在一定差別。對于家庭式遷移的影響因素，盡管近年來學者們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但我們看到，這些研究也尚未將居留意愿作為影響因素納入其考量范圍。
由于我們使用的截面數據中某些因素缺乏時間設問，對于諸如流動人口舉家聚居遷移、住房狀況改善等因素，在其發生、遷延與演進過程中，其與居留意愿之間的關系是雙向彼此影響，還是單向互為因果，本研究無法對此做進一步的深入探究。我們建議，在今后的相關研究中，應該運用能夠判別出目標因素孰為先發生、孰為后發生的跟蹤數據或截面數據，就此方面給予重點關注并詳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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