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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研究概說
傳統知識涉及面廣,在不同的領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簡稱《公約》或CBD)、世界知識產權(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均對其有不同側重的定義及關注點[10]。但基本上定義為土著和地方社區擁有的、體現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相關的知識、革新和實踐。在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地方社區仍然存在大量傳統知識,因此,目前傳統知識這一概念在中國更多的與少數民族及其地方社區聯系在一起,可理解為以下5個范疇:(1)傳統利用遺傳資源的知識;(2)傳統利用藥用生物資源的知識;(3)傳統技術與傳統生產生活方式;(4)與生物資源保護與利用相關的傳統文化與習俗;(5)傳統地理標志產品。關于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類學家分別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研究。氣象學家最早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并且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稍后,社會科學界開始介入研究,關注的主要是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人類學家的介入是較為晚近的事,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著作是TORRY于1983年所著,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論文被共同匯集在一本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氣候變化》的論文集。20世紀90年代后,氣候變化引起了更多人類學家的關注,同時隨著氣候變化的發生,尤其是極端氣候事件對土著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及當地人的傳統生活生計影響的深入,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逐漸被各界科學家重視,特別是人類生態學、民族生態學等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
研究氣候變化背景下傳統知識的影響及變化,主要意義在于:(1)挖掘整理少數民族及地方社區認知氣候變化的傳統知識體系,對促進傳統知識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特殊作用具有積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進民族地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和傳承;(2)維持和增強傳統知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為應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事件提供支持,對少數民族和地方社區傳統生活生計的發展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3)利于相關傳統知識的記錄和保護,可以為未來應對氣候變化、防治氣候災害打下基礎,從而降低生產生活的風險,提高生計的安全性,同時增強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產業投資力度;(4)促進各利益群體對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理解和重視,探索通過與科學知識相結合以適應氣候變化的創新和實踐。
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應對及適應性研究
1.影響
目前國內關于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剛剛興起,其中民族生態學和生態人類學等交叉性學科的相關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針對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影響的跨學科研究,國內一些學者分別對氣候變化與藏族、基諾族、土家族、壯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知識進行了研究,闡釋了不同少數民族傳統資源利用及傳統生活生計方式等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產生的后果。其中氣候變化對藏族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創新性,該研究以云南迪慶為案例研究點,通過具體的田野案例調查和研究,闡述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極端氣象災害對藏民生產生活造成的挑戰以及對其傳統生計方式的影響,同時給當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研究創新點在于對藏族傳統知識體系的構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傳統社區為主導分析氣候變化給藏族傳統知識帶來的影響,具體涉及傳統農業、傳統畜牧業和傳統生活生計幾個方面。相比于國內,國外就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已走在前面。傳統土著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這些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土著民族地區已經開始經歷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甚至潛在的氣候變化對土著人類健康也造成一定風險。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書中闡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著人民的傳統生計方式及傳統文化等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事實,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續的適應指導原則。哥倫比亞大學BenjaminOrlove教授對此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將傳統生計、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及文化有效結合,不僅可以應用在研究領域,更廣泛的可用在可持續發展及環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亞氣候變化與原住民的適應:原住民與氣候變化”研究中指出,土著民族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較顯著的有農業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慮使用土著民的傳統知識來適應并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研究表明傳統知識及實踐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應對及適應
除上述提到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外,其余關于氣候與傳統知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著及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及適應、應對等方面,不同的土著與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不同,因此他們用來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方式,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也不同。國內尹侖等就藏族傳統知識的適應和應對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實踐活動。在“藏族對氣候變化的認知與應對”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闡述了藏民對氣候的認識,明確氣候變化存在著以本土認知為基礎的衡量指標,并基于傳統知識傳承和發展來分析當地傳統知識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活動,呈現出地方性傳統知識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現象中的價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分別生活在極地、山地、沙漠、熱帶雨林、島嶼、溫帶地區的原住民族如何觀察、理解并適應氣候變化,并提出傳統知識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氣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和借鑒價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著民族傳統知識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策略,指出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在當地并不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當地農民就運用傳統知識發展了一些方法來減少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關于運用傳統知識來應對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災這樣的短期極端氣候災害。可見,土著與地方社區或者少數民族群體,他們不僅是氣候變化的觀察者,而且對其有特定的詮釋,并積極運用相關傳統知識來應對,緩解氣候變化對其自身造成的影響。
除了以上學術理論研究,在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組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分別開展了相關實踐活動。2008—200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亞太政府間合作研究網絡支持中國學者,開展了“云南滇西北半農半牧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和“云南東喜馬拉雅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生計”行動項目研究,提高少數民族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及增強其適應,同時促進了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認識和重視。2011—2012年,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國也開展了相應的實踐研究,分別在內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和實用方法,并在中國其他地方推廣。
國際公約及報告中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
近幾年,相關公約及報告開始涉及并提出氣候變化與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及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內容。
1.《生物多樣性公約》相關內容
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問題是目前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熱點,《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j)條要求各締約國尊重和維持土著與地方社區擁有的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并促進其應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七次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ofParties?7,簡稱COP?7)將傳統知識問題列為大會重要議題,并授權“第8(j)條及相關條款特設工作組”[或稱“傳統知識工作組”]為制定傳統知識保護特殊制度等開展談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納達召開的工作組第四次會議審議的議題包括:“探討制定技術準則用于記錄和整理傳統知識、創新和做法;關切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威脅;繼續制定“傳統知識行動計劃”。2006年在巴西的庫里提巴召開的《公約》第8次締約方大會(COP?8)、2008年在德國波恩的召開的《公約》第9次締約方大會(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開的《公約》第11次締約方大會(COP?11)所形成的決議,均涉及土著與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COP?8形成的專門針對第8(j)條款的VIII/5B號決議指出,需要創新、實踐并深入研究氣候變化對土著民族的影響,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脅。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編寫了一份報告,重點關注氣候變化進程中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應對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號決議也指出,鼓勵當事人和其他政府機構在處理研究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時,要考慮到涉及的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區(IL?Cs)等利益相關者,特別是生態系統安全、人體健康和傳統知識等問題[29]。COP?9形成的會議報告和會議決定(IX/13,IX/16號決定),均指出土著和地方社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及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影響評估的活動,包括對傳統知識造成的威脅。會議還建立了一個針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特設技術專家組(AHTEG),成員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號決定中,強調對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和土著民族傳統知識之間的關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決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樣性及相關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的問題。指出需要重視與氣候相關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與氣候變化工程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規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將土著和地方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視野及經驗納入研究。
從去年冬天美國的桑迪颶風,到連續四年的云南等西南地區連旱。一系列反常的極端事件頻繁發生,讓學術界對于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后果愈加憂慮。與此同時,這些案例警示人們,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后果不僅有漸進、緩慢的氣候演化,更有災難性極端事件發生頻率的增高和災害損失的增大;更暴露了過去二十年全球氣候變化研究中對過度側重“溫室氣體減排”(mitigation)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和策略”(adaptation)的研究不足的問題。
作為能源產業,不管是電力系統還是油氣和煤炭產業,不再僅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排頭兵,也是面對氣候變化的脆弱行業。
因此,能源行業不僅要繼續探索節能減碳的技術進步路徑;也要重視能源系統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研發;更要在投資和布局時,將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納入思考。
減排努力已成“雞肋”
由京都議定書界定的現行氣候變化管理和談判框架,一直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作為首要議題,而視應對氣候變化為較為次要的話題。這是基于1990年代末,研究界普遍認為氣候變化是相對較為緩慢的過程,其負面后果需要幾十甚至上百年才會顯著呈現。
相應而言,如果溫室氣體排放得不到及早控制,等到負面后果呈現后,削減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不僅成本昂貴而且社會損失巨大。因此,當時學界普遍認為,除農業外,在短期內尚無大規模推進和研發應對氣候變化技術的需要,但降低排放卻迫在眉睫。
依據此判斷,過去十余年,世界各國的政策焦點都集中在到了鼓勵新能源發展上。京都議定書簽訂后,以風電、太陽能發電技術等為代表的新能源發電技術得到各國政府的青睞,被寄予厚望。相較之下,保證能源系統更好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挑戰的相關技術和策略卻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能源產業作為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產業,既是現有氣候變化框架管制的重點對象,也是技術研發投入的重點領域。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發現,由于對減排技術的認知不足,政策設計的失誤使減排技術發展速度快、但減排效果不理想。
更為嚴峻的是,過去十余年遏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對放緩全球氣候變化進程效果極為有限。最新的研究指出,基于過去十余年的國際數據分析,不可調控的新能源——如太陽能、風電——和傳統能源并非替代關系。
相反的,一些證據還顯示新能源和傳統能源的關系更類似于互補品。即更多的太陽能和風電補貼,激勵了更多的傳統能源投資而非鼓勵儲能等清潔技術的發展。這就導致過去十余年的大規模新能源投資,帶來的減排效果遠遠不及預期。而中長期內,這種鼓勵新能源卻減排效果堪虞的局面也難以得到改善。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氣候變化的后果已經越來越明顯的呈現,氣候變化后果呈現的速度遠遠快于人們早期的預計。從去年印度因為雨季的異常高溫和干旱,造成電力供求出現了巨大不平衡,最后導致大面積停電;到美國桑迪颶風冬天襲擊高緯度的紐約等地區,造成數十萬居民長達數周甚至數月停電的嚴峻后果;再到中國西南四年降水時空分布高度不均,造成對水力發電的挑戰。
這些都顯示,能源系統不僅需要減排,更迫切的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策略框架。現行的國際氣候管理框架亟需調整;而中國作為有大面積氣候變化脆弱地區的過渡,更需及早的重視能源系統氣候變化應對策略以及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應對之道
由于能源系統不同行業特點各異,全球氣候變化對不同行業的可能影響是有差異的。但是,總結起來,全球氣候變化可能對能源系統帶來的影響包括以下幾類:
首先,極端天候(如突發性強降水)頻發對能源基礎設施(如輸配電設備)和系統安全的威脅。
其次,氣溫反常頻發造成的能源消費總量、地理和時間分布的異常以及由此造成的對基礎設施(如輸電線)的損害。
再次,反常氣候頻發造成的能源生產和供給能力下降(如干旱頻發導致水電發電能力下降、水資源稀缺導致的煤電發電緊張和石化用水不足等)。
這些影響不僅僅會讓各個能源行業面臨更高的事故風險,還會造成能源系統、水資源供應系統和全社會能源、水資源消費之間的混亂。
面對這些可能的挑戰,需要政策制定者設計完整和合理的政策,將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對電網穩定和安全性的影響、氣溫異常對需求的影響和因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預測誤差長尾等問題納入對能源布局、技術選擇和政策框架設計中。
具體來說,政策制定者應加大對能源系統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和技術開發的投入;將目前的著重強調鼓勵新能源等緩減氣候變化技術的政策體系,轉變為緩減和應對技術并重的政策體系。
例如,應當對不同地區輸配電設備和系統在極端天候事件中的穩定性進行摸底和分析;對暴雨、暴雪和大風發生頻率升高后,電網安全監管和應急體系設計進行研究;設計補貼,鼓勵降低地下輸電、分布式應急供電體系等提升電網應急能力的相關技術成本等。
除了新技術鼓勵政策上的調整,對未來能源系統發展模式和路徑的選擇,也應納入適應全球氣候變化的考量。在推進相關改革進程時,不僅要考慮到更加有利于新能源的利用,還要重視氣候變化背景下的能源戰略布局問題。
例如,在權衡大電網模式和分布式模式的決策中,應當納入適應氣候變化的視角,將氣候變化進程中發電和輸配電系統的穩定和安全問題納入對大電網的穩定和分布式的靈活的權衡中。又比如,在中國石油產業布局時,充分納入對氣候變化可能造成的區域水資源分布變化的評估。
與此同時,將一些已有的政策框架,如電力行業的節能節水鼓勵和管制政策體系,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的短中長期部署。
全球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復雜,不同地區面對的氣候變化后果不盡相同。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對中國而言是艱巨的任務。作為對全球氣候變化敏感的國家,中國已經并將遭受到因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嚴峻挑戰。氣象災害和天候反常等發生頻率的增加和更加無序,將給中國電網等能源系統設施帶來威脅,也會對中國已定的能源布局帶來新的變數。
如果我們認可以上的情況的話,也就等同于接受“天氣會對經濟造成影響”,又由于投資理財計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如此之緊密,我們自然也可以推導出“天氣變化影響理財決定”的觀點。順著天氣的性子看緊自己的錢袋,本組文章將會用案例說明如何通過關注氣候變化,從而減小投資風險、發現新機會。
蝴蝶的翅膀和理財要素
“重新評級!由于洞庭湖地區發生了大面積東方田鼠災,目前發現約20億只,所以重新評估洞庭水殖(600257)盈利能力。現在廣東賣田鼠一只50塊,20億只就是1000億元,600257總股本將接近3億,每股實際價值333元,如果市盈率20倍,目標價為333元×20=6660元”―7月中旬在網上流傳的一個帖子。
如果我們能忽略上面這則帖子里明顯的調侃和對結果的判斷失誤,那它就能成為理財者要關注氣候變化的有力“教科書”了。由于強降雨,洞庭湖水位上漲,雖然未到警戒水位,卻有20億只田鼠從湖灘向垸內轉移。田鼠四處打洞、破壞莊稼兼啃咬門窗;當地政府為滅鼠,又投下大量鼠藥,然后還需要處理被殺老鼠;老鼠還會攜帶病菌,滅鼠大戰后還應進行防疫工作……雖然沒有得到統計數據,但鼠害對當地經濟造成的損失卻是不言而喻。
全球高達百億美元的災害損失
氣候變化不僅僅是造成社會問題,更對經濟形成打擊。德國安聯保險集團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共同發表的《2007年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的影響、適應和脆弱性問題》中統計,全球每年因天氣原因造成的自然災害的損失高達幾百億美元,隨著全球氣候逐漸變暖,這一數字今后還會增加。他們預計未來10年,全球氣候災害造成的損失將增加到1.5萬億美元。這不能不視作是對經濟發展的沉重打擊。
報告指出,金融業各個層面都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首先是銀行業,由于氣候變化導致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將導致一些公司無法承擔到期的貸款而使銀行借貸風險加大,導致銀行呆壞賬增加;期貨市場上,
因為農業是與氣候聯系最密切的生產部門之一,氣候變化對市場產生的震蕩已經十分明顯,自然災害的發生對農業產生直接打擊,大豆、棉花等農產品期貨價格也會隨之水漲船高;此外,原油期貨價格受氣候變化影響也十分顯著,并同時反映在交割成本中;從證券業來看,氣候變化導致企業運營風險增加,會挑戰投資者投資能否保值,直接關系到個人金融安全;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最大最直接的影響應是保險業,2004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COP10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公布的統計數字表明,當年前10個月發生的自然災害使保險損失超過350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上漲了218.75%。
未來年均多降水2~3%
回到國內的情況,近50年來我國出現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都在螺旋式增加,干旱、洪澇、熱帶氣旋、沙塵暴、寒潮與凍害等出現的頻率和強度都在加大。
根據中央氣象局的統計:近50年來我國北方平均氣溫已經上升了4℃以上,東北北部、內蒙古及西部盆地氣溫每年升高達0.08 ℃以上;華北和東北地區干旱趨重,而西部盆地的降水量明顯增加,50年里已經增加了50%~75%,最大達到每年1%~1.5% ,長江中下游流域和東南地區洪澇加重,形成了南澇北旱的局面。
公開的研究結果顯示,到2020年,中國年平均氣溫將增加1.3~2.1℃,2050年增加2.3~3.3℃。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平均年降水量將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
氣候惡化是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性,今年的達沃斯論壇、G8峰會都史無前例地熱論溫室效應等導致的氣候異常問題。所以,只要你涉足了投資領域,不論是銀行、證券、期貨、外匯,也不論是投向A股還是港股、美股,氣候變化就會牽涉投資保值、增值和安全的問題。同樣,自然災害導致個人安全存有隱患,還會直接影響其他財產的安全,如房產、汽車。國際眾多的金融分析機構,已經把“天氣因素”看作是投資參考的重要指標了,我們也不能“落于人后”呀。
金融資產篇
炒家的“氣候”空間有多大?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曾說過,氣候變化對一家公司有多大影響,將會成為分析師對是否購買某家公司股票做出分析的關鍵因素。優秀的投資人往往會在市場變化初期就預測趨勢,在恰當的時間選擇投資行為。對氣候的敏感甚至可以使你在這些優秀人物之前就捕捉到相關趨勢,趨利避害。
颶風和油價股市的聯動
氣候對油價、證券、期貨的影響比較顯著,以2005年席卷美國的卡特里娜颶風為例,當時主流媒體報道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颶風帶來的人口和房屋損失,批評和災后處理不利,殊不知對氣候敏感的投資人已經著手分析卡特里娜對投資市場的利空了。
颶風導致墨西哥灣的多家煉油廠無法正常生產,從而再度推高油價,通過市場聯動,股市和債券市場也將受到影響。卡特里娜使美國經濟損失超過1000億美元,拖累美國經濟增長至少0.5%,期貨、股市、債券市場以及保險業等都在短期受到了嚴重打擊,成千上萬的投資打了水漂。
有了卡特里娜的教訓,人們對隨之而來的麗塔嚴陣以待,紛紛看漲油價、看空股指,當時有媒體戲稱整個華爾街“聞風起舞”。但麗塔卻跟人們開起了玩笑,麗塔登陸后雖帶來豪雨,但煉油廠密集的Galveston和Houston兩大城市卻逃過一劫,未遭颶風襲擊。颶風威力在登陸后降為熱帶暴風,威力轉弱的麗塔對美國經濟的打擊遠遠沒有卡特里娜嚴重,人們高估了它的影響。
也有人因這兩次颶風賺了12萬美元,他是來自俄亥俄州的工程師詹姆斯?維恩。因為工作關系,他清楚美國石油工業四分之一的產油能力和11%的煉油能力都位于“卡特里娜”颶風災區,在電視上看到颶風襲擊新奧爾良的巨大威力后,他果斷地拋出了手里的股票。“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煉油廠和輸油管道肯定完了”,他說,“油價會高漲,股市會下挫。”在維恩拋出股票的第三天,紐約股市應聲而跌。
有了一次經驗,當麗塔來臨時,維恩依舊看空股票,可當他上網發現Houston的居民對麗塔的議論后,維恩又果斷地重新回到股市。“Houston人說只是豪雨成災,這并不會對煉油業帶來致命打擊。而新奧爾良的本身輸油管道設施已經遭到破壞,修復需要很長時間,情況最壞也不過雪上加霜。市場已經很謹慎地對待麗塔了,所以我這次又來了個滿倉。”市場又如維恩所料,當麗塔登陸帶來的經濟損失比預期小的消息傳遍市場后,紐約股指開始上調。
長江電力的業績和枯水期
在股市中,我們已經看到氣候對上市公司業績的影響。
以長江電力(600900)為例,其業績的好壞與長江是否處于枯水期有密切關系。見下表:
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長江的枯水期,長江電力的發電機組在枯水期無法正常工作,今年長江水位更是創了130年來的新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長江電力的業績。
在表中,可以看見每年一季度業績都讓人失望,以06年為例,一季度對全年每股收益的貢獻率僅為11%,07年從每股收益上看,能勉強與06年持平,考慮到新會計準則調整帶來的收益,今年一季度的實際收益還不如去年同期,這就是它業績疲軟的直接原因。
稍具有氣候常識就不會僅因一季度業績而如果極端氣候出現時,應該如何預測個股的走勢呢?
以南方航空(600029)為例,2005年南方航空巨額虧損,每股收益為-0.41元,在公布2005年報后股價跌至2.19元,創歷史新低。官方公布虧損的主要原因為油價高企,其實颶風對虧損也有貢獻,2005年先后有8個強臺風在中國東部、南部沿海地區登陸,對當地經濟造成很大損失。時間倒推回2005年,看到有關臺風的新聞報道,對氣候變化敏感的投資者會馬上聯想到強臺風對航班正常起降的影響。再加上南方航空上市以來就屬于微利股且無新利潤增長點,所以可以斷定南行當年業績不會優于頭一年。若是有已經選擇了這只股票的投資者,為求安穩,也應該趕在年報公布之前拋空股票。
當然,這些例子僅止于基本面的常態分析,如果遇到特殊的氣候原因或是其他的市場環境,結論并不是唯一的。
請您記住,關于氣候對投資的作用,永遠只是影響因素之一,不能成為唯一的理由。事實上,只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才能得出更接近事實的結論。
掛鉤天氣的理財產品
事實上,包括銀行在內各種金融機構也注意到溫室效應加劇而導致的生態災難頻發,預期未來潔凈再生能源、水資源、廢物處理、生物乙醇、鉑鈀開采等與環境改善有關的行業將發展迅速。
荷蘭銀行推出的“荷銀氣候變化與環境指數”,作為掛鉤標的是氣候的外匯理財產品,可以使投資者參與全球約30家與潔凈再生能源、水資源、廢物處理、生物乙醇、鉑鈀開采等與環境改善有關的行業表現,投資金額最高可達到指數價值的150%。對環保持樂觀態度的人有理由購買這款產品,畢竟現在大國們都在爭搶碳排放量指標,跟著國際政治氣候走總歸沒錯吧。
隨著氣候惡化對生態投資前景看好的金融投資機構會越來越多,股民、基民們應該多關注環保產業、清潔能源產業等與環境改善有關的各種金融證券,未來利用生態概念炒作的個股和相應的金融產品會越來越多。
神奇的德爾菲定律
氣象上的投入產出比大約為1∶98――這是西方經濟學中著名的“德爾菲定律”對氣象經濟做過的經典闡述:商家在氣象方面投入1元就有可能得到98元的回報。
著名的“啤酒指數”
受“德爾菲定律”影響,衍生出了“空調指數”、“冰淇淋指數”、“泳裝指數”、“啤酒指數”等指標:比如在德國,每當平均氣溫超過22攝氏度時,啤酒就開始暢銷,在此基礎上氣溫每上升一攝氏度,啤酒平均每天便會多銷230萬瓶――這就是著名的“啤酒指數”。
1991年5月出現了厄爾尼諾現象,當年日本經濟受到巨大影響,出現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到1993年10月,厄爾尼諾現象結束,日本經濟也隨之沖出谷底。
日本經濟界人士意識到這不是偶然的巧合,“氣候竟能影響世界經濟”!于是,有專家指出,氣象學家與經濟學家有必要攜手起來,創立一門新學科。隨著氣象經濟學的應運而生,日本商家正在考慮高薪聘用氣象專業人員甚至設置專職氣象部門,而互聯網的推廣也將為"氣象投資"提供最佳環境。
因為飲料、服裝、保險等靠天氣做生意的公司大量存在,使得氣象經濟有了生根發芽的肥沃土壤。有關部門認為,日本的"氣象投資"潛力十分巨大,可以接近1000億日元。
“第二天來店購物預測體系”
有營銷專家推算出一個數據,流通類銷售額的65%取決于天氣。因為天氣直接影響人的生理、心理,支配他們的消費行為。氣溫相差1攝氏度或降水量增減1毫米,反映到商場的客流和銷量都會有明顯變化。
在日本,盛夏30度以上的天氣每增加一天,空調的銷售量就增加4萬臺;而夏天氣溫每差1度,銷售量可上下浮動30萬臺;氣溫超過22度,啤酒開始勁銷,氣溫在每次上升1度,大瓶裝的啤酒會每天多銷230萬瓶。
此外,每小時雨量超過3毫米,客流量會劇減;氣溫升至24度,泳裝開始走俏;29度時,雪糕比冰淇淋好賣,超過30度,冰淇淋的銷量則下降(因不解渴),而爽口的清涼飲料此時銷量大增。
神奈川縣茅崎市皇冠超級市場,就與氣象協會共同開發了一盤軟件,叫《第二天來店購物預測體系》。店主可以依據這個軟件及次日天氣預報,確定進貨品種和數量,如果第二天是大風雨雪天氣,則除少數職員照常營業外,其余大都安排非營業性活動,如盤點、學習、開會等,收到了兩全其美的效果。
實物資產篇
江景房和不可抗力的評估
著名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報告稱,全球氣候變化正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著商業業務:汽車工業將成為日漸被嚴格監管的首要受害者;降雨和氣溫變化將使得消費品行業面臨尋找原料來源的挑戰;而極端氣候的不可預測性、頻率和其嚴重性將給保險行業帶來嚴峻的考驗。這份報告提醒每個投資者,正視自己面對的環境。
有一家臺灣的環保機構作過這樣一個調查:隨機訪問1000個人,詢問他們已購買或準備購房時,同一地段同一價格是否會優先考慮有大玻璃窗(單幅玻璃在5平方米以上)的物業單位。
調查結果顯示,有63.7%的人表示,在價格一樣的基礎上,優先考慮大玻璃房,31.6%的人表示不會選擇大玻璃房,剩下的人表示得看具體情況而定。
一但加入氣候變化因素,問如果在臺風登陸頻率和強度增加的情況下,是否考慮大玻璃房產。答案出現了變化:73.2%的人表示不會考慮,18.3%的人表示依舊選擇大玻璃房產,而8.5%的人不能明確表達意愿。45.4%的受訪者在考慮氣候因素后放棄選擇大玻璃房產,他們認為在臺風頻登陸的時候,大玻璃房可能導致人身和財產隱患,所以寧可放棄享受也要保證安全。
氣候變化導致的風險
根據上述的調查結果,環保人士分析說,越來越多的臺灣人意識到氣候變化可能導致的房產風險。
以大玻璃房為例,單幅玻璃越大,在臺風、冰雹等強對流氣候來襲時可能破裂的幾率就越高,如果安裝的是一般的玻璃,可能導致玻璃碎片砸傷家人或路人,即便沒有臺風等強對流天氣,也已經發生了多起大型玻璃在高溫天氣下自行爆裂的案例;即便安裝了中空或強化玻璃,其保險系數也非百分之百,而且采用這些技術處理玻璃會導致購房成本升高,特別是中空玻璃,節能但清潔起來較麻煩,清潔費用增加。
而且,如果房間的玻璃較大(以普通玻璃為例),占到房間墻面面積的15%以上,耗用的能源(冬夏空調)要比小窗房高出20%,又會抬高居住成本。
此案例可以照搬到國內沿海地區,在投資住房時,如果小區本身沒有夠應付極端氣象災害的基建和手段,建議大家在購房時仔細考慮房屋在當地的具置,畢竟對于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災害)導致的傷害,開發商是免責的。而且即便是發現房屋本身品質有問題,在發生意外后再考慮向開發商索賠,耗費的精力和財力都將是巨大的。
北京鏈家地產的金融總監就舉過這樣的例子:香港很多海景房是送露臺的,很多房主會精心布置露臺,比如做成希臘風情式;但如果熱帶氣旋來襲,你的露臺被毀或是雜物破壞了他人的露臺,維修費用和賠償金是要業主自付的;如果拒絕維修,政府又會以破壞環境為由強制所有者進行維護甚至處以罰金。
固化天氣成本的支出
東方衛視曾報道,臺灣的一位周女士花了幾百萬在上海買了兩個舊門面,準備重新裝修后用來做生意,但在裝修途中意外發生了,臺風導致門面已經生銹的舊招牌砸傷路人。周女士稱事件發生前她早已通知裝修公司要先拆掉舊招牌,但裝修公司我行我素。口說無憑,由于雙方未簽署任何相關合同,法院判決物業持有人周女士先行支付傷者醫療費用。
周女士的經歷給了理房一族最好的提示:房產作為家庭財產最重要的部分,對于氣候變化導致的意外災害,聰明的規避方式應該是將所有意外扼殺在搖籃中。對于已經置業的人士,辦法之一是購買相關財產保險。
德國安聯保險集團預計,未來氣候變化導致的災難將越來越多,為了向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提供保障,相關業務的保費將會提高。
理財策劃師的課程中稱保險是“成本最高的保障方式之一”,雖然成本高,需要保障時卻不可猶豫――這也是固化無盡的氣候成本支出的方法之一。現在,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意識到,隨著洪水、風暴等自然災害的增多,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可能會選擇提高費率、要求客戶增加保費,如果需要購買保險,最好早些行動。
南澇北旱雨型加重、熱帶風暴每半年對北半球發力一次……理財一族要在氣候變化面前避免損失,要根據各地的情況因地制宜。
城市氣候確定居家位置
一度流行的建筑風水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據一個城市的氣候來決定住宅的位置和房型。
以北京為例,冬季盛行偏北風,夏季盛行偏南風,春季多為西南風,秋季為偏南風向偏北風過渡,加上東西北面各有山脈阻擋,所以在北京買房,豐臺區、大興區位置頗佳;冬季冷風從偏北而來,北部城區幫助消化部分,夏季可以優先享受偏南風的滋潤,至于沙塵暴,人人無免,忽略不計。
確定了大的區域以后,哪個朝向最適合業主?北京屬于典型的季風型氣候,所以坐北朝南的位置最好,夏可采光冬可避寒。再綜合小區環境,北京屬于內陸地區,發生臺風、龍卷風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就是暴雨成災(雖然南澇北旱的全國雨型讓這種概率減少,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選購底層房屋時,要注意房屋地勢,觀察排水系統等設施。同時,喜歡花草的人在建造陽光房時,要充分考慮北京的大風氣候,陽光房要保證在大風時節也能安全牢固。
對于北京這樣一年四季都刮風的城市,門前屋后是否有高樓大廈遮擋顯得不怎么重要,但在成都,那可是讓人頭痛的事情:成都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每年有風的日子屈指可數,到了夏季,如果你家四面都被包裹在高樓中,住在里邊自己都會很悶。所以在成都,臨江臨河臨公園的風水房要比普通位置的房子貴很多。可這種差別在五六年前并不明顯,當時購買了此類房產的人大賺了一筆。
香港人王先生2000年因工作原因來到成都,“當時我并不準備在成都長呆,把這里當成一個過渡而已。”他說,但香港人慣有的精明讓他很快發現了這一現象,他的主意改變了,“亞洲金融危機后我不名一文,工作沒了,房子被銀行收了,女朋友也跑了。我覺得這是個機會,便把我父母的養老錢借來這邊買了臨河房。”王先生的房子位于府南河邊,環境優美安靜。“你想想,同等品質的房子,靠河與不靠河的差距不過是一平方幾十塊人民幣!在香港,風水好和不好的差別可是好幾倍甚至幾十倍呀!”王先生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我一下買了五套,開發商激動得老總都出馬了,又算團購,又給一次性付款優惠,一來二去,總價算出來比不靠河的房子價格還優惠。”
前年,成都房價快速上漲時,王先生賣了兩套房,幾乎賺了一倍。現在,他不僅還上了父母的養老金,手里還有三套房租給外國人住,“老外喜歡有山有水的房子,我房子裝修風格對他們胃口,而且在英語上占優勢,即使租金高也能和租客們交成朋友。”
在國際政治多極化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誰能在國際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誰能掌握絕對的話語權,與國家的實力密切相關。經濟的快速發展保證了國家教育、軍事、科技的發展以及國力的增強。各國快速發展的同時受到環境的制約,所以環境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發展、行使國家的重要因素。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和第二大國,中國和美國于2013年4月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共識,成立氣候變化工作組,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在氣候變化、能源與環境方面不斷加強合作。這是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新體現,是兩國經濟發展的共同需求。氣候大會討論的焦點議題———減少碳排放來源于各國科學家研究證明氣候變暖主要由人類活動造成,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溫室氣體———CO2的產生。過去的100年間全球平均氣溫已升高0.74℃,而升高到2℃是科學家們認為目前生態系統能夠承受的一個警戒線,預計可能在2050年達到。為了避免達到這一臨界值,將2℃折算成碳排量,每個國家就要減少碳的排放量,并根據各國的歷史責任制定各國的減排任務。2014年12月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次締約方大會和《京都議定書》第十次締約方會議在秘魯利馬開幕。會議為2015年的巴黎協議鋪平道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基本政治共識,初步明確了2020年后各個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協議。然而,發展中國家主張,2015年巴黎協議應包括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多個要素,發達國家始終強調減緩,并一再弱化其他要素,企圖讓發展中國家承擔超出自身能力和發展階段的責任。各利益國之間的氣候博弈一直沒有停止。
二、我國中小學氣候變化教育概述
各國政府采取了大量努力來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但民眾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仍有不足,尤其在氣候變化教育方面,不僅缺乏必要的教材、師資,目前也還沒有全面的氣候變化教育政策和戰略。[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際議程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其中教育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核心舉措之一,不僅要促進公眾對氣候變化的理解,還要在學生中普及基本的氣候知識,幫助學生了解氣候的變化。[2]我國為提高青少年環保意識和能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頒布和啟動了系列法規、方案、項目,以推進氣候變化教育工作的進行。從1996年起開始創建綠色學校,2003年由教育部頒布試行了《中小學環境教育實施指南》,2007年了《節能減排全民行動實施方案》。為開發氣候變化教育資源,培訓優秀的氣候變化教育教師,2010年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與英國使館文化教育處啟動了“中英氣候課堂氣候變化教育資源合作項目”;為提升中小學生對氣候變化的認識水平以及教師教育水平,2011年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實施了“中國中小學氣候變化教育項目”。
三、全球氣候大會的啟示
從哥本哈根到華沙,從京都議定書到巴厘島路線圖,世界各國間的氣候談判是環境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發展問題,是以環境問題為媒介的政治較量、經濟博弈。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談判的焦點是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界定。各國既已就“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達成共識,就應在此原則上履行自身的責任,但是在華沙氣候大會上,日本等發達國家爭相降低承諾的減排目標,反而要求主要發展中國家承擔超出其應盡義務和能力的減排指標。與此同時,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集體失語,西方新聞媒體不去敦促他們,反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出諸多職責和要求。這種偏袒的根源何在?西方發達國家為何集體失語?氣候大會帶給我們的思考不僅僅是氣候變化的表面現象,總結歷屆氣候大會關注的焦點、爭論的癥結,有助于我們有針對性地培養中學生對環境問題的理性認識。
(一)氣候問題的解決依賴世界各國
全球性氣候問題的解決需要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3]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制定以來,世界各國都為減緩全球氣候變暖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對氣候問題的責任認定成為各國解決問題的矛盾焦點,對氣候問題的責任認定也正體現了各方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訴求。如何讓各國達成統一認識或各自做出一定妥協是解決氣候問題的關鍵。盡管各國由于種種原因在氣候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各國仍然有意愿通過氣候談判尋求各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要解決氣候變暖這一全球性問題,只有各國都拿出誠意,積極參加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氣候談判,認真履行符合自身發展階段的責任與應盡的義務,為減緩日益嚴重的全球氣候變暖趨勢做出應有的貢獻,才有可能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氣候變暖是發展問題
國家減災委專家委主任秦大河院士認為,氣候變化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問題出現在發展進程中,就應該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遠未完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尤為艱巨,這些國家不應該也不可能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采取超出其責任和能力的措施。[3]對于少數發達國家,其掌握先進的綠色能源技術,在資金和技術上幫助發展中國家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可以實現促進雙方經濟增長、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共贏局面。對于發展中國家,碳排放就意味著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受限制地排放。相反,正是因為面臨能源和環境的壓力和挑戰,發展中國家應加快掌握新型環保科技,使用新能源,降低能耗高、產值低、高污染的工業生產比例,走可持續發展的強國之路。各國都應該積極開發新技術、新能源,精打細算地利用排放空間。誰能占領新技術、新能源,誰就有可能成為新的經濟強國。
(三)氣候問題是經濟問題
全球氣候變暖是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而氣候變化又將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美國、歐盟、日本、中國等國家和經濟體都參加了這場氣候戰爭,所有的國家在溫室氣體的減排上都持支持的態度,但前提是不能損害到本國的經濟發展。[4]美國推崇碳排放交易機制,是從其經濟利益出發。歐盟對氣候變化問題一直持較積極的態度是因為其較早調整了經濟和技術結構,在清潔能源和環保技術的使用方面占有優勢。作為碳排放大國,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國際壓力,作為人口數量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為自己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承諾盡到應盡的義務,履行應負的責任。如何利用氣候談判為處于國際、國內雙重壓力之下的中國找到一個平衡點,這對危機中的我們無疑是個考驗。從長遠利益考慮,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交流,發展低碳經濟,實現減排目標是我國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轉型的良好契機。
四、利用氣候變化問題建立服務于人才培養的環境教育模式
中國要努力提高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機制的合作能力,包括提高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水平,提高參與具體規則制定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新的全球性、科學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平方案的能力。[5]對于青年學生,環保觀念固然重要,而通過對新技術、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及節能減排等行動來保護環境則是未來環境教育的發展趨勢。青年學生的探索創新能力以及環境科學素養對于國家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以世界氣候大會作素材進行中學氣候變化教育不僅能開闊青年學生的眼界,提高其環境素養,更有助于提高他們的研判能力及應對復雜事物的能力。我們的一些做法是:
(一)與科研單位聯手進行師資培訓和創新型人才培養
利用自身附屬中學的優勢與高校等科研單位聯合,探究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如我校參加了由高校相關院系、科研院所等與高中項目學校聯合開展的“雛鷹計劃”,學生利用實踐活動課程時間及節假日,到高校或科研院所學習“雛鷹計劃”開發的“先修課程”,利用高校優秀的科研團隊、先進的硬件設施、前沿的科學理念,為學有余力的學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注重教師的繼續教育和專業素質培養,學校定期選派相關專業教師出國進修和參加國家級、市級培訓、會議交流,到大學聽報告講座及定期請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到學校開設講座。一批青年骨干教師參研或主研可持續教育項目、中小學氣候變化教育等項目,在項目研究中磨礪成長,從而打造出一支綜合素質過硬、能駕馭學科發展的名師加學科帶頭人,及中青年結合的環境教育師資隊伍。
(二)以氣候知識為教育主線,緊密結合社會時事,培養敏銳的觸覺
世界形勢風云變幻,青少年需要與時俱進,與世界接軌,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才能有效應對未來世界的挑戰。因此,我們要以氣候變化教育為抓手,培養具有創新思想、創新觀念及創新能力的創新型人才。青少年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和社會責任感,氣候熱點問題能引起他們的高度關注,同時也有助于喚醒其主人翁意識。適時進行氣候變化教育有助于培養學生敏銳的洞察力及辯證思維;廣泛開展各種宣傳、科普、發明比賽等環保活動,將培養“環保理念”滲透到每年的各項主題活動中,能使學生在參與活動的熱情中潛移默化地形成環境保護素養,提高其社會責任感。
(三)以教學為載體,多學科滲透,充分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
結合各學科內容,開發氣候變化教育校本教材,利用多種形式、多種手段將環保理念、環保知識滲透到每門課中。利用有效的學習方式教會學生掌握環保的技能,不僅在教室里講授,還可安排到實訓基地學習以及舉辦相關的講座、研討、辯論等。將書本知識與課外知識相結合,多學科知識綜合利用,使知識獲取與知識運用相結合,自主學習與教師指導相結合,改變知識獲取的單一途徑,同時提高知識轉化效果,讓知識在科學探究中得到實踐;鍛煉學生的學習能力、創新意識、實踐能力,促進其綜合素質的發展。
(四)用形式多樣的課外科研活動促進氣候變化教育的實施
關鍵詞:出口貿易;碳排放效應:低碳: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75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3)03—0004—14
一、引言
當人類社會工業化水平較低時,碳匯資源的稀缺性往往被經濟增長所掩蓋,但是,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溫室氣體排放所引致的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挑戰日趨嚴峻。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厘島路線圖”到哥本哈根、德班國際氣候談判,影響各國經濟、社會與環境的一系列國際氣候制度安排已趨雛形。在國際氣候變化和全球經濟危機的雙重壓力下。低碳經濟在各國興起并日益成為新興市場國家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據國際能源機構與世界銀行估測,到2025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每年碳交易量預計將超過2億噸。因此,中國作為碳排放大國和貿易大國正將面臨節能減排的巨大國際壓力,如何開創一條有效應對國際氣候變化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道路迫在眉睫。從而,與貿易相關的碳排放問題研究逐步受到主流經濟學的廣泛關注,毋庸置疑,積極探索國際氣候變化背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的碳排放效應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針對性。
二、文獻述評
本文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70年代經濟學家們關于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研究,隨著貿易自由化縱深發展與國際氣候變化的加劇,對外貿易的隱含碳排放問題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從筆者系統閱讀的文獻可以發現,近幾年來,聚焦于這一視野的研究逐漸豐富,譬如,Ferda Halicioglu(2008)研究證明土耳其對外貿易是影響其CO:排放量的原因之一;Ferda Halicioglu(2009)發現兩國雙邊貿易的發展顯著影響C02排放量的增加;Olga Gavrilova等(2010)利用全碳核算和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對奧地利畜牧業的貿易碳排放進行了研究。在國內,李秀香、張婷(2004)實證研究認為,若在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實施環境管制,中國出口貿易擴張會減少人均碳排放,反之會加劇碳排放;劉強等(2008)估算了中國46種出口貿易產品的載能量和碳排放量,結論認為由貿易所引發的能耗量和碳排放量增加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寧學敏(2009)研究發現,無論長期還是短期。出口貿易對碳排放量均存在正向影響,并進一步提出應從優化外貿結構入手探尋減排新途徑;許廣月、宋德勇(2010)研究表明出口貿易、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存在協整關系,出口貿易是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王海鵬(2010)發現我國高碳產品出口比重趨于下降,目前出口貿易結構有利于提高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相反,劉軼芳等(2010)的研究則認為,近十年來我國貿易結構變化并未對隱含碳排放造成有利影響;黃敏(2012)采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對中國出口碳排放進行了測算和影響因素分解,結果顯示出口規模是出口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
總覽國內外相關文獻,筆者發現:第一,盡管不少實證研究支持出口貿易是加劇碳排放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但從經濟學理論邏輯而言,出口貿易究竟如何影響碳排放仍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第二,發達國家出口貿易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碳排放,這一論點已經被許多經驗研究所證實,但關于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的碳排放效應研究尚需進一步關注和探索。第三,即便已有一些研究論及中國出口貿易的碳排放效應問題,但多數研究限于宏觀視角、地區層面或個別案例的分析,基于行業差異視角的多維度研究與探索尚不多見。
鑒于此,本文擬選擇對我國出口貿易具有重要貢獻且相關數據較為完整的14個工業行業作為研究對象,以改進的出口貿易碳排放效應理論模型為基礎,構建一個變系數固定效應計量模型,從產業規模、貿易結構、市場化程度、出口依存度多重維度,對出口貿易的碳排放效應進行實證分析與檢驗,以期得到一些建設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