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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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范文第1篇

1引起海洋疾病的主要原因

許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著海洋疾病的發生，環境因素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時其他自然因素對海洋疾病災害暴發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海洋生態環境上的變化會使流行性海洋疾病加劇以及致病因子毒力提高，從而導致海洋疾病的大規模暴發，甚至可能會誘發一些新的疾病的發生。導致環境改變的因素主要包括氣候變化和人類行為，他們在病原傳播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會使宿主抵抗力下降。雖然目前對氣候變化和人類行為是如何影響海洋生態系統的時空變化的研究還不是非常透徹，但是其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海洋生態系統往往隨著氣候變化而改變，這種突發性、非線性的改變所帶來的風險也不斷增加［10］;另一方面，人類向海洋環境輸入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可以影響海洋生物的免疫力［13］。

1．1氣候變化對海洋疾病的影響在過去的30a，溫室效應已經導致全球平均溫度升高了0．2℃，而這個增加的能量大部分被海洋吸收［14］。我國近海海洋表層溫度正在不斷上升，而由海洋生態環境改變所引起的疾病暴發，其流行性和嚴重程度與氣候變化密切相關。全球溫度的升高無論對海洋生物還是對海洋病原體都會產生明顯影響，促使海洋疾病的大規模暴發，而且也擴大了疾病發生的時空范圍。

1．1．1氣候變化對海洋疾病的直接影響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發生，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和生產力也受到了影響，氣候變暖會導致許多海洋生物的生物性能改變，從而使它們更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例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由于溫度升高，斑海豹的密度增加，這為病原體的傳播和侵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導致了北歐斑海豹流行病的發生［15］。當水體溫度過高或者太陽光照強度過強時，在一系列的環境因素共同協作下，很多珊瑚發生白化現象［1，16］。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珊瑚白化的程度和規模都有所增加，在1998年發生的珊瑚白化現象是歷史上范圍最廣、程度最嚴重的一次，甚至影響到整個珊瑚礁生態系統［10］。由氣候變化所引起的海洋酸化對珊瑚也產生著直接影響［17］。海水的酸化會影響單細胞浮游藻類和珊瑚等有碳酸鈣軀殼的海洋生物，因為海洋過量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時就會導致海洋水體的酸化，而珊瑚礁是利用碳酸鈣來構建自己的骨骼，海水的酸化使得珊瑚的骨骼變薄，例如大堡礁珊瑚的鈣化程度從1990年開始，已經降低了14．2%［18］。科學研究表明，由于海洋的溫度和酸度不斷升高，當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達到450ppm時就會對生態系統中的珊瑚礁構成嚴重威脅。如果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達到450ppm，大氣溫度一旦比前工業時代高出2℃，大批珊瑚就會發生白化甚至死亡;如果海洋已呈酸化狀態，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一旦超過450ppm，珊瑚礁將會進入負的碳平衡狀態［19］。

1．1．2氣候變化提高了海洋病原生物的活力病毒、細菌和寄生蟲是海洋有機體致病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海洋生物數量和棲息地的關鍵調節者。然而，近十多年來，氣候變化導致了海平面和溫度上升，海洋循環、pH、鹽度和紫外線發生變化。這些物理和化學因素的改變影響了海洋病原生物的傳播和致病力。ChrisB等［17］研究者指出水溫和紫外線輻射強度發生變化，會擾亂海洋中細菌、真菌和病毒的相對數量，同時也會影響到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的生存狀況。海洋環境中，尤其是海水養殖環境中細菌性疾病是一類常見且危害非常大的疾病。溫度影響著有害細菌的生存狀況以及感染疾病的能力。已知的病原菌有副溶血弧菌、鰻弧菌、哈維氏弧菌、河流弧菌、創傷弧菌、溶藻膠弧菌、黃桿菌、鏈球菌、諾卡氏菌等，共30多種。弧菌是引起海水養殖魚蝦細菌性疾病發生的一種最為常見的病原體，其發生溫度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地域范圍廣［20］。當水溫升高或者其他環境條件惡化時，其致病力更強，潛在危害性更大。有報道指出美國東部大西洋沿岸的切薩皮克灣弧菌的存在狀況與海水溫度的升高有一定關系［21］。氣候變化中的一個重要生態因子的改變就是海洋溫度升高，許多寄生蟲原本生活在抑制其生長的環境，但是由于溫度的升高，該環境變為更有利于其繁殖的環境，從而使寄生蟲的生長、傳播速度加快，生存能力也更強。據報道，寄生蟲病的危害日益嚴重，例如，在1990～1991年變暖的期間，貝類帕金蟲向美國東南部擴散了500km2［17］。

1．1．3氣候變化影響赤潮的發生赤潮的發生與海水溫度及營養鹽密切相關。2011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科學家指出，隨著氣候變暖，美國太平洋西北區普吉特海灣赤潮發生的頻率和持續時間正在增加。通過對未來海洋和氣候模型的分析，鏈狀亞歷山大藻或有毒“赤潮”將大量傳播，它們可積累在甲殼類動物體內引發病變，甚至引起神經麻痹［11］。專家們預言，在30a之內，甚至可能是在10a內，普吉特海灣赤潮發生時間可能將會提前，到21世紀末，赤潮發生的時間可能每年會提前兩個月，而且比現在的持續時間會增加一個月，這對海洋生物的危害無疑是巨大的，可能會導致海洋魚類等大量的死亡。

1．2人類行為對海洋疾病的影響

隨著科學技術和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人類的影響已經涉及遠洋。即使在南極洲，企鵝遠離任何農業但體內卻檢測到DDT，海岸線也被溢油污染，藍鯨處于嚴重瀕危狀態。然而，物種和生態系統受到危害最嚴重的區域則還是在最靠近人類的海域。人類行為觸發了海洋生態和氣候的變化，同時人類行為也直接影響海洋生物的生存狀況［3］。

1．2．1人類行為對海洋疾病的直接影響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區，因此，廢水經常被直接或間接的排入到近海。以美國為例，美國每天處理后的廢水排海量約達1．0×1010gal［22］。從全球來看，沿海地區約有90%的廢水未經嚴格處理就排入到海水中［23-24］。病原微生物是一類重要的海水污染類型，人類生活和生產中排出的廢水、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造成海水環境嚴重污染，引起疾病流行，甚至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由于海洋環境惡化使各種細菌、病毒和原生動物等滋生，增加了海洋生物的發病率或死亡率，并可導致災害性疾病暴發。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大量的生活污水入海是導致海洋貝類大腸菌群超標的主要原因［25］。從1966年開始，海洋哺乳動物的疾病發生率就開始增加，到1992年開始穩定的增加，已經公布的鯨等海洋哺乳動物的發病和死亡多數是由陸地上的病原生物擴散到海洋導致的［26］，例如，在北大西洋，海洋疾病引起的哺乳動物的大規模死亡，這些證據均表明人類行為是海洋疾病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27］。廢水的排放還可能引起近岸海域富營養化的發生，水體的富營養化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滋生，以及富營養化引起的赤潮藻類的大量繁殖，不僅造成大批海洋生物因為缺氧死亡，而且有毒藻類可能會產生大量的毒素。據報道，1998年5月17日～1998年6月6日在福建省連江縣苔錄鎮后灣海域發生一起由裸甲藻等引起的赤潮，對鮑魚養殖業造成嚴重危害，初步斷定是由于裸甲藻等赤潮生物分泌了某種毒素［28］。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的40a里，赤潮的發生也間接的導致了哺乳動物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升高［29］。化學污染物對海洋生物也是一個重要的威脅。化學污染物增加會造成海洋哺乳動物傳染疾病的流行，尤其是多氯聯苯(PCBs)、DDTs和重金屬等污染能在食物鏈中累積，并且能夠在哺乳動物的組織中檢測出污染物質，這些污染物會對生物的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產生影響，例如波羅的海的海豹發生的腎上腺畸形就是由PCBs引起的［30］。

1．2．2人類行為對病原體傳播的間接影響海洋旅游業和貿易是影響動物感染流行性疾病的最主要的人為因素［5，11］，人類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地加快了海洋病原生物的傳播，尤其是在水產養殖業，例如雙殼貝類的大批死亡就是由于人類無意間傳播感染源而引起的。1995年，在澳大利亞的安克舍斯灣，皰疹病毒引起的沙丁魚死亡以每天30km的速度傳播，從3月到9月，覆蓋了澳大利亞5000km的海岸線。有證據表明，引起這次災難的原因是飼喂金槍魚的沙丁魚攜帶皰疹病毒，其第二次大規模的流行是在澳大利亞的斯賓塞灣，該地區也是以冷凍的沙丁魚飼喂其他魚類［21］。

1．2．3人類行為造成物種棲息地退化和污染人類行為造成物種棲息地退化和污染也是加快海洋疾病暴發一個重要原因。對水棲哺乳動物的研究表明，污染對哺乳動物的免疫系統造成一系列的不同程度的損害。但是關于棲息地退化對疾病的影響研究還很少，尤其是對無脊椎動物，到目前為止，已經證實的大部分數據都是珊瑚礁疾病暴發和寄生蟲病的數據［3，5］。

2海洋疾病的危害

2．1海洋疾病對人類健康的危害

由于許多人類病原微生物在海洋中都是具有活性的病原體，而人類通過某些行為可能會有意無意地造成海洋中的病原體增加，其主要途徑就是廢水的排放，其次是降雨所攜帶的空氣中的一些人類和動物的廢棄物入海，同時地表徑流也隨之增加，其攜帶的陸源細菌、病毒、寄生蟲的數量也隨之增加，給沿岸的游泳或從事其他娛樂活動的人群帶來嚴重威脅［11］;第三是非點源污染，而這一途徑也是最近科學界的研究熱點。上述這些排放入海的病原體多數能夠在海水中存活一段時間，當人類暴露到這些水體或是食用被這些海水污染的水產品時就有可能會感染不同程度的疾病。根據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在污染海區游泳患病危險性會增加［31-32］。據估計，香港海岸游泳人群比非游泳人群患胃腸炎的概率要高出5倍，僅1990年因接觸污染的海水而患病的人數就不少于40萬人。1992年，通過對香港25000個海水游泳者進行調查，他們患眼睛、皮膚和呼吸道疾病的幾率要比其他人高出2～20倍［33］。據估計，在香港每年由海洋疾病所引起的人類疾病的醫療費用達數百萬美元。海洋疾病很多是通過人類食用污染的海產品，攝入帶有病原體的飲用水和娛樂水體而引起的。這些疾病的傳播受到各種社會、經濟、生態條件和人類免疫力的影響，同時氣候條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4］。海洋疾病對人類的食品安全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其影響主要是人類食用有毒的海水養殖生物而引起疾病。例如赤潮生物產生的毒素會在貝類體內富集，而人類食用這些貝類常發生中毒。在1976年英國因食用海灣扇貝而引起33起中毒事件，患病人數797人;1978年澳大利亞因食用牡蠣涉及2000余人中毒［35］;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有200多人吃牡蠣而感染疾病［36-37］。

2．2海洋疾病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

海洋生態系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環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從生態學角度來看，海洋環境的污染、海洋疾病的暴發都可能會引起海洋生物群落結構和分布的改變。海洋疾病的發生一方面可能導致海洋生態系統的優勢種群的轉變［15］，另一方面還可能降低某一群落結構的多樣性。例如，海草床的海膽疾病的暴發可能會改變這些群落的生物多樣性，珊瑚疾病的發生導致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優勢種從珊瑚轉變為藻類［38］。隨著污染的加劇，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生態系統的維護已迫在眉睫，各級政府以及相關環境管理部門應該建立健全生態系統監測指標及評價指標體系，加強海洋生態系統管理，減少疾病的發生，保護我們的海洋。

2．3海洋疾病對商業持續性發展的影響

海洋是人類21世紀生存與發展的資源寶庫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氣候變化以及人類行為引起的海洋疾病暴發已經從根本上影響了水產養殖業和以海洋為基礎的旅游業，商業價值大幅度的降低，影響了海洋經濟的發展。

2．3．1水產養殖業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水產養殖業已經成為發展最快的一個食品行業。目前，養殖業多為高密度養殖，這就導致養殖動物對疾病的感染更為敏感。在上個世紀60年代，由于某種原因，帕金蟲被引入到美國的切薩皮克灣和特拉華州灣，當時的低溫抑制了其生長，從而限制了帕金蟲傳染病的暴發，但是到了90年代晚期，由于海洋溫度的升高，導致帕金蟲傳染病在當地的牡蠣養殖場暴發［29］。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氣候變化引起的海洋表面溫度、鹽度、pH和營養鹽濃度的波動導致魚類死亡率的增加［39］。其表現形式為這些海洋環境的變化加速了赤潮的暴發，而赤潮產生的有害生物毒素多數是致命的，除此之外，赤潮還可以間接引起水體缺氧而導致生物大量死亡。持續的赤潮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氣，同時伴隨著有機體碎片的分解，導致水體低氧或缺氧。對于一些以漁業為基礎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赤潮對沿岸水域的威脅顯得尤為嚴重。海洋疾病對水產養殖業的直接危害就是導致海洋生物的大規模死亡，造成巨大經濟損失。1993年以來，我國對蝦養殖病害暴發并大規模流行，使我國的對蝦產量由1992年的20．69萬t下降至8．78t;1997年以來，養殖櫛孔扇貝病害大規模流行，死亡率達50%～90%;1998年以來，養殖貽貝病害大規模流行;1999年開始，池塘和灘涂養殖的文蛤因病害而大規模死亡;2000年開始，發現灘涂養殖的菲律賓蛤仔因病害而大規模死亡;期間，皺紋盤鮑、蝦夷馬糞海膽、蝦夷扇貝、海灣扇貝的養殖病害也時有發生;隨著海水魚類養殖規模的不斷擴大，魚類養殖病害也有日趨嚴重趨勢。此外，條斑紫菜的赤腐病，海帶的大面積死亡，也給海水藻類的養殖帶來了困難。

2．3．2旅游業海洋旅游業在海洋產業中具有先導地位，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很大。珊瑚礁是海洋旅游業的亮點，他們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其生物的多樣性，但是珊瑚礁也正在遭受各種疾病的影響，例如珊瑚的白化現象、黃帶病和黑帶病。世界保護監測中心(WCMC)的一份報告中指出，近20a來，有證據表明珊瑚疾病的暴發主要發生在全球變暖之后，這些結果表明氣候變化使珊瑚疾病進一步惡化，但是關于海洋溫度的升高與珊瑚礁疾病暴發率升高的關系研究較少，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珊瑚礁的死亡不僅僅使得巖礁魚類的棲息地丟失，而且也使依靠珊瑚礁為主的旅游業變得蕭條，尤其對于一些貧困的國家，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

3小結與展望

3．1小結氣候變化和人類行為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影響海洋疾病發生，氣候變化主要通過以下幾方面影響海洋疾病:(1)溫度升高會促進海洋動物的繁殖，增加其密度，從而有利于病原體的侵入，發病幾率增加，或是降低海洋生物機體的免疫力，增加了它們對疾病的易感性;(2)溫度的升高加快了病原生物的繁殖速度和擴散速度，或者促進了新的病原體的產生，從而使海洋生物致病;(3)海洋的酸化會對一些利用碳酸鈣形成骨骼的生物產生影響。人類行為對海洋疾病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人類排污對近岸海域的污染會造成沿岸生物抵抗力降低，化學污染在其體內沉積造成機體損傷;(2)人類向海洋中排放大量的營養鹽，使海水呈富營養化狀態，從而促進了赤潮的暴發，赤潮間接造成水體缺氧而導致海洋生物大量死亡，另外，赤潮產生的生物毒素對海洋生物產生了嚴重的毒害作用。海洋疾病對我國海洋生態系統和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海洋疾病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健康，主要通過食用海產品和暴露到娛樂水體的途徑危害人類健康;(2)海洋疾病可能會由食物傳播而影響人類健康;(3)海洋疾病的發生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是改變海洋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4)全世界每年由于海洋疾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范文第2篇

1.地球氣候系統會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升高做出怎樣的反應？

以往的海洋科學鉆探研究已證實了過去1億年地球氣候的劇烈變化，所獲得的數據能夠判斷過去的氣候及環境狀況，這對于人們理解近期氣候變化和預測未來氣候變化有重要幫助。但是，過去幾十年北部高緯度地區的加速變暖導致北極海岸、格陵蘭及南極西部地區的夏季海冰覆蓋面積大幅減少，其變化速度比氣候模型所預測的快得多，這說明現有模型可能低估了極地溫度變化，高估了熱帶溫度的變化。二氧化碳濃度和輻射力呈對數函數關系，二氧化碳濃度極小的變化就能引起氣溫變化，尤其二氧化碳最初的濃度很小時表現更加強烈。為了更好地揭示地球系統在過去全球變暖時期的變化行為，一個高水平的鉆探是必需的，所獲得的數據可以重現海洋表層及深海的溫度、海洋環流、營養分布、海洋生產力及古二氧化碳水平。

2.深海生物群落的組成、起源和

生物化學機制是什么？

以往的鉆探研究表明，地下生物圈分布范圍廣、數量大、基因多樣性強，而且與陸地生物存在很大不同。深海鉆探是了解深海生態系統的唯一方法，通過鉆探數據人們能夠測定深海微生物群落的基本組成、形成過程和分布范圍。深海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群體會發生很多化學過程，其中包括硫酸還原作用、硝酸還原作用和碳氫化合物的生成過程，它們在礦物氧化和還原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3.什么限制深海生物的生命？

探索深海中物理化學條件對生命的限制是海洋科學鉆探的前沿領域。潛在的限制因素包括溫度、壓強、pH值、鹽分、養分含量、碳、能量及含氧量等。海洋鉆探可以揭示深海環境對生物生存的限制。此外，深海微生物群落中85%的基因序列更是屬于未知，人們對其新陳代謝方式還不得而知。

4.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對環境變化

的敏感程度如何？

氣候變化、海水表面溫度上升、富營養化、缺氧、海水酸化和過度捕撈等都會影響海洋生態系統，這些環境壓力在未來幾十年內會導致更多的海洋生物滅絕。另外，由氣候變化導致的物種遷移及種間的競爭會刺激物種進化，使物種出現新的適應特性。300萬年前的上新世溫度較現在略高，海平面和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也略高于現在，如果了解了那時生物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就能應用于現時狀況。所以科學家需通過海洋鉆探更好地量化環境變化對海洋生物圈的影響。

5.地幔的組成、結構及活動狀態是怎樣的？

地幔是地球最大的化學元素儲藏庫（占地球所有元素的68%），所有的大洋地殼和大部分陸地地殼來源于地幔。因此，了解地幔變化對了解地球的進化十分重要。通過地震監測，人們推斷地殼的組成和溫度均有差異性，采用階梯式深海鉆探是研究地幔的重要手段。對原始地幔的重組能有效了解地幔的地質及地球化學形成過程。

6.俯沖帶如何產生周期性的不穩定狀態

及如何生成大陸地殼？

俯沖帶是地球表面物質與地幔物質進行交換的主要地點，這里也是地震、火山常發地區。深海溝斷層使海水滲入整個地殼，減少了地幔下部板塊的地震速率，導致地幔釋放大量的水和化合物，使地幔發生物理及化學性質的變化。地幔含有大量的各種類型的蛇紋巖，蛇紋巖擁有獨特流變學特性，它可能控制俯沖帶板塊地震的產生。

7.什么機制控制地震、火山的發生？

地震可能與水合作用和洋殼的蛇紋巖化作用有關系，隨之影響陸地構造和俯沖帶的地震形成及碳的全球循環。物質流、地球化學的進化和地殼構造對火山噴發及山崩有重大影響。近期的測地學和地震學的數據顯示，巖石圈板塊邊緣的張力滑動范圍比以往研究所認為的要大得多。然而，板塊滑動機制及板塊邊緣多種滑動類型出現的原因仍是一項研究空白。

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全球古氣候變化；樹木年輪；冰芯；珊瑚

中圖分類號：P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19-0011-02

0 引言

全球環境正面臨一個十分嚴峻的形勢。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空洞、酸雨危害、生物多樣性銳減、荒漠化加劇等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為此，全球變化成為一個十分迫切的研究課題。為了預測未來的氣候變化，需要對過去氣候變化歷史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1 古氣候資料

古氣候研究利用鉆孔測得過去的溫度、海洋沉積物孔隙水變化、冰川范圍變化的測量、以及涉及化學、物理和生物參數變化的代用測量資料。上述參數反映了過去環境的變化，而在這些環境中代用資料增加或存在。古氣候研究依靠多種資料，以便能對結果進行交叉檢驗并更好地認識不確定性。目前廣泛接受和經檢驗的觀點是，許多生物有機體（如樹木、珊瑚、浮游生物和動物）改變其生長或種群動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活的和死的（化石）標本或有機體的集合在過去的生長過程中很好地記錄了這些因氣候引發的變化。在時間尺度上與儀器資料相疊加進行標定的基礎上，使用樹木年輪寬度和樹木年輪密度年代學測量網絡來推斷過去溫度的變化。雖然這些方法被大量采用，但是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擔憂：如現有測量值的分布；這些測量值如何在全球取樣；這些方法存在多達程度上存在空間和季節偏差，或者在與最近氣候變化的關系上所存在的明顯分歧[1]。

2 古氣候變化

古氣候學研究利用對氣候敏感的指示物的變化，推斷過去數百年至數百萬年時間尺度的氣候變化。這些代用數據（如樹木年輪寬度）可能會同時受到局地溫度和其它因子（如降水）的共同影響，并通常代表特定的季節而非全年。

20世紀后半葉北半球平均溫度很可能比近500年中任何一個50年時段的平均溫度都高，并且可能至少在最近1300年中是最高的。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北半球溫度的變率比TAR提出的要大，尤其是在12至14世紀、17世紀和19世紀這些偏冷的時期。20世紀之前的偏暖時期處在TAR給出的不確定性范圍之內。主要由于極冰退縮，在末次間冰期（約12.5萬年前），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可能比20世紀高出4至6米。冰芯資料顯示，那個時期平均極地溫度比現在高出3至5℃，這是由地球軌道差異導致的。格陵蘭冰蓋和北極其它冰原所造成的觀測到的海平面上升可能不超過4米，南極對海平面上升或許也有所貢獻。支持這些結論的資料最為廣泛，遍及夏季溫帶陸地地區。這些結論以代用資料（如樹木年輪的寬度和密度、冰的各種要素的同位素組成、珊瑚生長帶的化學成份）為基礎，這需要進行分析以獲取溫度信息和相關的不確定性。溫度和降水是關鍵的不確定性要素，在某些情況下難于分開，或代表特定的原因而非代表所有的年份。目前，有自TAR以來改進后的及擴充后的資料，例如包括更多站點的測量資料、改進后的對鉆孔溫度資料的分析以及對冰川、珊瑚和沉積物進行更廣泛的分析。然而，自1850年以來，無論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古氣候資料比儀器記錄更為有限，所以使用統計方法來構建全球平均值，且這些也容易引起不確定性。目前的資料太有限而不能在儀器資料時期之前對南半球的溫度進行類似的評估。

TAR之后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使用特定替代資料、處理的具體統計方法或調節尺度以反映過去的溫度，所以北半球多個世紀的變率大于TAR給出的變率。增加的變率意味著主要是在12-14世紀、17世紀和19世紀期間的氣候更加涼爽，由于火山爆發或太陽活動，這些現象可能與自然強迫有關。例如，與目前的情況相比，各種溫度重建意味著17世紀太陽活動的減少和火山灰活動的增加。一次重建揭示11世紀比TAR給出的溫度略溫暖一些，但仍處于TAR所引用的不確定性范圍內。過去的一千年期間冰芯CO2的記錄對自然氣候變率帶來另一種制約。北半球在工業化前從基于代用資料的溫度重建（

參考文獻：

[1]張強,韓永翔,宋連春.全球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進展綜述[J].地球科學進展,2005,20(9):990-998.

[2]劉永,余俊清,成艾穎,張麗莎,高春亮.湖泊沉積記錄千年氣候變化的研究進展、挑戰與展望[J].鹽湖研究,2011,(01).

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范文第4篇

[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減緩；適應性

一、導論 氣候變化經濟學及經濟政策是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領域，伴隨著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認識加深和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的大力推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內容。目前氣候變化經濟學一般包括全球變暖、節能減排、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等內容。 氣候變化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個框架中進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氣候變化政策成本即減少溫室氣體或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的機會成本。氣候變化政策的收益指削減排放以降低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在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認為富裕國家需支出其GDP的2%來采取行動。二是國際公共品框架。氣候變暖源于跨國外部性效應的影響，但氣候變化問題并不是傳統外部性問題的一個簡單拓展，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氣候變化需要國際間有效合作。“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合作的一項成果。三是博弈論框架。該框架主要用于國與國之間氣候變化責任與義務的確定，強調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是自利的，只有一個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對所有參與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氣候變化政策分為適應性氣候政策和減緩性氣候政策。前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適應氣候的變化，后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減緩氣候變化( Stern，2007)。減緩性政策研究較多的是碳稅和限額，限額有助于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碳稅則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價格的波動(Metcalf，2009；Ka-plow，2010)；適應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氣候變化信息，調整產業結構和調整經濟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開( Stern．2007)。

近年來國內直接針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氣候變化對敏感性行業的影響上（呂亞榮，2010；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2010；劉恩財等，2010），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以及相應思路（劉晨陽，2010；張麗賓等，2010）。

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在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廣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業占GDP比重較大，是氣候變化的敏感地區。近50年來，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 69℃，冬季氣溫上升趨勢明顯。1986年到2009年間，廣西經歷16個暖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研究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希望通過制定合理有效的財政、金融、產業政策，減少排放，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廣西抓住機遇、實現經濟和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氣候變化對廣西的主要影響

（一）氣候變化影響廣西農林業

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正在顯現，農業生產不穩定性增加。廣西局部干旱和洪澇的頻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斷加大。氣候變暖引起農作物發育期提前，暖冬現象加大了病蟲害現象。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未來的影響雖有正面效應，但可能仍以負面為主。氣候變暖以及降雨量分布變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澇將減少甘蔗的產量、蠶桑生產的產量和使其質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減產為主。廣西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將出現變化。土壤有機質分解加快，農作物病蟲害出現的范圍可能擴大，畜禽生產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響，畜禽疫情發生風險加大。

隨著全球變暖，亞熱帶、溫帶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來廣西大部分地區可能進入熱帶地區，部分地區林帶下限上升，廣西北部的林業種類將發生變化，廣西動植物病蟲害發生頻率上升，分布變化顯著。

未來氣候變化將使廣西生態系統脆弱性進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樹種和一些珍稀樹種分布區縮小，森林病蟲害的爆發范圍擴大，森林火災發生頻率和受災面積增加。廣西境內湖泊將進一步萎縮，濕地資源減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氣候變化影響廣西漁業和水產養殖業

廣西是海洋大省，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加劇，引發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海岸侵蝕，損害了濱海濕地、紅樹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態系統，降低了海岸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和海岸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引起的海溫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貧氧區，海洋漁業資源和珍稀瀕危生物資源衰退。 人類食用的水生動物絕大多數屬于變溫動物，水溫升高能夠明顯地影響到動物的新陳代謝、生長速度、繁殖情況以及對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氣候變化使廣西依托海洋的水產養殖業將受到較大影響，可用于水產養殖的海域萎縮，養殖品種減少。由于氣溫升高，海水蒸發速度加快，表層海水中的鹽分不斷增加，引起魚類的生理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水產養殖業的種群和數量。

（三）氣候變化影響廣西的水資源分布

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廣西水資源分布的變化。就全國來看，近20年來，北方黃河、淮河、海河、遼河水資源總量明顯減少，南方河流水資源總量略有增加。廣西洪澇災害更加頻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災害更加嚴重，極端氣候現象明顯增多。氣候變化加大了水資源年內和年際變化，氣候變暖使得中國西部地區的冰川融化加速，未來廣西干旱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

（四]影響廣西人的健康

氣候變化對廣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脅包括由熱應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傳染病（瘧疾和登革熱）、與水有關的疾病如腹瀉和營養不良。氣候變化會間接造成傷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發和熱帶氣旋（強風）造成的結果。因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也可能是氣候變化引起的。

三、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對氣候變化問題科學研究的支持

科學研究是應對氣候變化決策的基礎和依據。現有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理論分析主要以適應和減少排放絕對量為目的，且宏觀層面討論為主，這為進一步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和方法。然而，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慮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相應的對策，才更具適用性。因此，廣西要積極開展有關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相關科學研究，盡快取得相應的研究成果和基礎數據，為政策決策服務，并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廣西自身特點的政策措施。

（二）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

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累積，全球氣溫呈緩慢上升態勢，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不斷加大，世界各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將不斷加強，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將不斷強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成為廣西能否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國際合作框架內，主要集中在減緩性行動，如發展低碳經濟、減少碳排放。此外，廣西應對氣候變化既是國際、國內壓力的體現，更是廣西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要求。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廣西的發展環境正在不斷變化，為了可持續發展，廣西必須制定合適的政策措施，并不斷地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氣候變化作為一種外部性，在時間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經典經濟學范圍，需要用一種更大的視角進行研究。市場仍是配置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的基礎性方式，廣西應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影響和優化資源配置。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僅僅依靠廣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氣候變化，通過適應性政策影響資源配置，在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尤為重要。

（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推動減緩性行動

當前，全球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減緩性行動上，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調整產業結構、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隨著北部灣經濟區和“兩區一帶”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區正處于資本密集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投資規模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資源富集區經濟發展的加快，大的鋁、錳等有色金屬的冶煉廠的建設和擴能，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傳統常規技術的建設模式，一經投入，便有一個投資回報期技術和資金的鎖定效應，將來大規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國未來發展技術路徑的選擇，對國家乃至全球節能減排、減緩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節能減排的歷史潮流面前，不論從對全球負責的角度，還是從實現我區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都必須積極探索節約發展、低碳發展之路，從法規制度、經濟結構、能源利用、技術創新等多個層面，加快推進低碳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以實實在在的事實，展現廣西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決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來以后，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國際氣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減緩，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險的氣候變化。廣西也在外在壓力下把發展低碳經濟、完成減排任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中之重。實際上，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減緩性氣候政策的效果取決于國際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氣候大會進展緩慢，“巴厘路線圖”的談判至今沒有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質性內容并未落實，國際氣候談判越來越艱難。此外，根據斯特恩報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氣候變化的慣性，十年內全球氣溫仍將上升0.5 -1度，減緩性行動不能根除氣候變化問題。而且，減緩性行動的不斷推進需要適應性的行動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要考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以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政策建議

（一）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切實轉變發展方式

廣西應加快結構調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力發展服務業，推進循環工業，改善農業效益，提高林業的固碳效果。具體來說，廣西應綜合利用財稅、產業、金融政策，積極推進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的比例，降低工業比重。工業內部，應著力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設備和產能，建立健全和完善節能、清潔生產、綜合利用的各項機制，落實各級政府成立節能執法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節能工作常態化、市場化等。同時，積極承接東部沿海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必將向廣西轉移，如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新興產業等。大力發展林業，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財政資金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投入

廣西應對氣候變化，關鍵依靠技術進步，通過新的技術降低排放，通過新的技術發展清潔能源，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科研工作在廣西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科研資金嚴重不足，研究成果較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基礎數據和資料嚴重缺乏，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新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廣西應設立專門的研究資金，通過政府委托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加快共性技術進步。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企業發展實用技術。同時，在各類科研經費的分配中，向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傾斜，提高廣西區內關于氣候變化的科研能力，為制定適合廣西特點的氣候變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礎。

（三）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

廣西應利用經濟政策，優化氣候變化的資源配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一是要加快氣候變化趨勢和影響相關知識的研究。目前，對氣候變化最大的共識就是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即氣候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及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預測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氣候變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難以確定，政策評價和選擇變得非常困難。加強對氣候變化趨勢的研究，給公眾提供更多的氣候變化信息，有利于公眾做好準備，提高自我適應能力。二是財政資金大力支持適應性技術的研發。如開發耐干旱的品種、推廣（下轉第28頁）（上接第11頁）適合較高溫度的物種，通過新技術應用，提高應對極端天氣條件的能力、提高對自然災害的監測能力等。三是加大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如加強農田灌溉設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墻，激勵和補貼農村建設儲水設施等。四是推行有關氣候變化的保險，以加強經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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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氣候變化；政策；治理結構；管理

中圖分類號 C9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2-0008-05

氣候變化問題是全球性、綜合性的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氣候變化政策往往是應對性的、被動的，缺乏前瞻性和主動性，缺乏靈活性，國家相關機構也尚未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因此，我國的氣候變化政策和管理應該并可以更為積極、主動。

1 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地球氣候正在發生著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重大變化。1861年以來的觀測記錄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溫度逐漸升高，20世紀可能是過去1 000年中增溫最大的100年，其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增加了0.6±0.2 ℃，增幅最大的兩個時期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伴隨著氣候變暖，氣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例如，與過去的100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以來，厄爾尼諾-南方濤動事件更加頻繁、持久，并且強度增大；某些地區，如亞洲與非洲，干旱的頻率和強度在最近數十年都有所增加[1]。

氣候變化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氣候變化政府間委員會(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第二部分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陸地生態系統、淡水生態系統、沿海地區、海洋生態系統、人類健康、人類居住、農業、糧食保障、能源等各方面都有著顯著影響[1]。

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之一。近年來，氣候變化問題已被列為全球環境問題之首，氣候變化政策更是各國政府、國際社會、學術界、企業界，乃至社會大眾所廣泛關注的政策焦點。

氣候變化政策涉及到一國的能源政策、產業政策、環境政策、自然保護政策等多個方面，影響到產業發展、能源、環境、貿易、科技、外交等諸多領域。同時也對經濟發展的速度、質量和前景影響重大。一般認為，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現實的減緩CO2排放的技術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的生產、轉換、利用各個環節的技術水平，以及發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術，這些措施從根本上符合中國長遠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2]。良好的氣候變化政策可以從最大程度上保障經濟發展目標與環境保護目標的協調和統一。

氣候變化政策是國家的國際環境政策和環境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環境政策制定、進行環境外交的重要標志。我國不但是最早簽署該國際公約的國家之一，更是在該公約原則下所制定的《京都議定書》的積極倡導者和響應者，在美國宣布退出該議定書之后，在俄羅斯左右搖擺、舉棋不定之際，于2002年宣布加入《京都議定書》，在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和談判中，始終堅持代表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態度積極、務實[3]。

2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從《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我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有著一貫的策略。中國的氣候變化策略可以概括為7個方面：①從可持續發展戰略高度，充分認識氣候變化的重要性；②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積極參與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活動；③推動履約進程，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④加強宣傳，提高中國形象；⑤以可持續發展政策和措施為基礎，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做出積極的貢獻；⑥提高公眾保護全球氣候的意識，建立有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⑦加強氣候變化科學研究，提高中國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活動的能力[2]。中國已經將氣候變化問題提升到了一個較高的高度，并在策略上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首先，中央政府把氣候變化政策視為可持續發展政策的一部分，特別是視為能源消費和經濟發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認為，我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把氣候變化當作一個孤立的問題對待，而是把它作為整個發展戰略中的組成部分。這種角度具有重要意義，但也存在問題，即對其重要性的定位不清晰，進而導致缺乏明確的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政策。

第二，在參與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議方面，中國有著鮮明的立場。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中國進行國際談判的基本原則。長期以來，各國在發展權和環境權的關系上有著嚴重的不對稱性，多數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工業化的時間遲于發達國家，從歷史責任上看累計排放量較小，并在較長時期內面臨經濟發展等重大挑戰，因此發達國家在排放大量溫室氣體基礎上獲得較高程度的發展后，理應承擔更多保護環境的責任。從人類長遠的利益出發，中國政府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都大力支持溫室氣體的減排；但從公平的角度出發，中國政府也明確主張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各國之間“有區別”的責任，強調履約進程中國家利益的維護。

第三，重視氣候變化方面的科學研究。1978年世界氣候大會召開之后，世界上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開始活躍。盡管我國的氣象學和氣候學研究基礎較好，但關于氣候變化的研究相對滯后，1987年中國國家氣候委員會的成立，以及1990年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的成立，大大地推動了我國的氣候變化研究[4]。我國的氣候變化政策積極推動該領域的科學研究，體現在經費的支持和國際合作的廣泛開展上。

第四，我國把氣候變化問題作為環境外交的重要部分。氣候變化是全球環境問題中最為突出的問題，由于其全球性特征，必須通過國際合作方可實現減緩目標。我國在國際氣候談判方面較為積極[5]，強調該領域的國際合作，并希望藉此樹立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積極負責的國際形象。

第五，訴諸公眾，把溫室氣體減排的方向定位于“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轉變。一方面，這表明政府重視公眾參與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以下事實：減排的主要責任應在那些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即耗能企業。對于企業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應負的責任，在現行的政策中尚缺乏明確規定。

綜上可見，我國目前的氣候變化政策是基于這樣一種定位，即：氣候變化問題首先是一個國際問題，是一個自外而內的問題，而應對氣候變化首先是為了配合各國的努力，其次才是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除履約和科學研究之外，在涉及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方面缺乏明確而有作為政策。此外，強調氣候變化政策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有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的協調性，但這樣也會導致一種傾向，即有可能忽略氣候變化政策的獨特性。由于氣候變化政策在減緩和適應兩方面的不明確，政策與實施行動之間缺乏具體的聯系，從而影響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概括起來，我國的氣候變化政策注重了全球范圍環境與發展的公平性以及與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致性，但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前瞻性。

3 中國氣候變化的管理體制

3.1 中國氣候變化決策和管理機構

在中國，政府、學術界和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都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目前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專門的機構和組織以應對氣候變化，并通過十多年的談判鍛煉了一批既掌握國內政策又了解世界情況的隊伍。

早在1990年，中國政府就在當時的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下設立了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由當時的國務委員宋健擔任組長，協調小組辦公室設在原國家氣象局。1998年，在中央政府機關機構改革過程中，設立了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由當時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任組長。2003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新一屆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正式成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擔任新一屆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組長，一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擔任常務副組長，外交部副部長、科學技術部副部長、中國氣象局局長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擔任副組長。協調小組的成員單位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建設部、交通部、水利部、國家林業局、中國科學院、國家海洋局和中國民航總局均派出有關負責人擔任協調小組成員，并指定了各部門的聯絡員。除商務部派出一位部長助理外，小組成員均由部級和副部級官員擔任。

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是中國政府關于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跨部門議事協調機構，其主要職責是討論涉及氣候變化領域的重大問題、協調各部門關于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活動、組織對外談判、對涉及氣候變化的一般性跨部門問題進行決策。對重大問題或各部門有較大分歧的問題，報國務院決策，以指導對外談判和國內履約工作。根據協調小組的分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負責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對策的總體協調工作，外交部牽頭負責有關氣候變化的對外談判工作，中國氣象局牽頭負責有關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工作。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在研究、制定和協調有關氣候變化的政策等領域開展了多方面工作，為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提供了指導。

在國家機構方面，除了最直接的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之外，還有一系列機構涉及到氣候變化問題的管理。其中，科技部、水利部、農業部、教育部、外交部、國土資源部、國家林業局、中國氣象局、國家環保局、國家海洋局等國家部委都設置了一些下屬機構，可以對口處理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問題。例如，國家氣象局的科技發展司專門設有氣候變化處，主要職責包括擬定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法規、戰略規劃等。其他的一些部委，在機構的設置上雖然沒有明確標識出氣候變化的主題，但它們在處理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一些事務上，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能源局即擔負著提出能源節約和發展新能源的政策措施的職責，這類職責和氣候變化息息相關。

3.2 研究機構

氣候變化的研究機構在揭示氣候變化機制、分析氣候變化對我國的影響、提出科學的適應和響應措施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氣候變化治理結構中的重要一環。

科研機構中，以中國科學院、國家氣象局、氣象科學院、國家氣候中心、中國林業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為主體。中科院系統中又以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遙感應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質與地球物理所、大氣物理研究所、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海洋研究所、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地質與地球物理所、地球化學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地球環境研究所、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等機構為主。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都有氣候變化方向的研究機構和人員。

高等院校也是我國氣候變化研究方面主要力量的一部分，其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蘭州大學等院校于此方面開展了較多研究。

其中，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是較早進入氣候變化研究的單位，早期在大氣環流模型研究方面有世界公認的成績，近年來，在東亞季風、水文循環和氣候分析方面也有著重要貢獻；國家氣象局及其所屬科研機構在氣候變化政府間委員會的數次評估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科院植物所領導的氣候變化對陸地生態系統影響的研究受到了廣泛好評；清華大學主持的氣候變化國家報告是我國氣候變化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獻。此外，中科院地理所關于碳循環研究的陸地生態系統通量觀測網絡現已成為國際通量觀測網絡的一部分。

3.3 國內學會及國際組織的中國委員會

國內的專業學會在促進學科交流、整合科學資源、傳達科學前沿信息等多方面都有其獨特的作用。在我國成立的多個專業學會中，有許多學會關注的內容涉及到氣候變化方面，其中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地理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林學會、中國農學會、中國生態學會、中國海洋學會、中國太平洋學會、中國水土保持學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中國自然資源研究會等等。這些學會通過設立相應的分支委員會和開展相應的專業研討會，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學術交流起到了促進作用。例如，中國生態學會與美國生態學會(ESA)、國際生態學會(INTECOL)在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及不同地區和類型生態系統的響應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近年來，一些相關國際組織的中國委員會陸續成立，也為我國的氣候變化研究和普及做出了積極貢獻。1985年，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中國委員會成立，在過去的十年中，WCRP中國委員會在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和協調國內有關單位開展氣候變化方面的研究和學術交流活動、促進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提升我國在國際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地位等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1988年5月，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中國全國委員會(CNC-IGBP)成立；1988年7月，國際科學聯盟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中國委員會(SCOPE CAST CHINA)成立；2004年，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IHDP)成立。這些國際組織的中國委員會作為學術性機構，從客觀上組織和推動了氣候變化方面的科學研究和對外交流，為國家管理機構提供了有效的科學咨詢，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構建了多個與國際接軌的平臺。

3.4 中國氣候變化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綜上可見，中國氣候變化的治理結構已經初具規模，形成了一套較為全面、有效的治理系統。但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3.4.1 缺乏明確的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

從我國氣候變化管理機構的構成中可以看到，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是我國氣候變化議事協調機構，應擔負氣候變化政策制定的職責。但實際上，該小組的性質限制了它應該發揮的作用。作為議事協調機構，它的功能定位在議事和協調方面，其決策功能僅限于“對涉及氣候變化的一般性跨部門問題進行決策”，而不是對我國氣候變化相關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在該小組之外，沒有其它專門機構或組織進行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而只能把重大決策留給國務院制定。因此，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出現了決策主體的不明確。此外，我國的氣候變化政策沒有體現在相關法律和法規上，而是在相關人士的文章和講話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目前，與氣候變化問題決策和管理相關的中央政府部門主要是參與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的部門。對于其中大部分部委而言，除了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氣象部門，其它下屬機構很少直接涉及對氣候變化事務的處理，這就削弱了相關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時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即便該部門的工作涉及溫室氣體排放和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個別部門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視，往往緣于該部門的特殊性。例如，在清潔發展機制為我國造林事業發展提供新的融資渠道的背景下，國家林業局十分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成立了碳匯管理辦公室，并加強了對涉及《京都議定書》下碳匯交易項目的管理。

在地方政府層面，尚未發現任何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機構和組織，地方政府作用不明顯。事實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很難想象地方政府會對應對氣候變化產有內生的動力。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許多地方和部門對其中清潔發展機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和技術轉移潛力頗有興趣，這使得地方政府有動力關注氣候變化問題，但這種關注并非針對氣候變化本身，而是針對CDM這種特定機制及其潛在的經濟效益。

3.4.2 科學研究對決策的支持能力不足

盡管我國已經開始重視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但就現階段而言，研究能力還存在著不足之處。

首先，對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認識不足。經過幾十年的研究，目前對我國氣候變化的事實已有較為充分的認識，但就我國氣候變化未來情景的預測和氣候變化對我國的影響而言，缺乏更為具體細致和意見統一的研究。例如，氣候變化在我國不同地區究竟有多大影響，對不同的經濟部門，如農業、能源有何影響，對東亞季風氣候影響程度如何，尚沒有十分可靠的預測。美國對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分別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時間階段定量地進行了計算，相比之下，我國的研究則較為籠統。

其次，氣候變化的社會科學方面研究不足。長期以來，我國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多側重于自然科學方面，從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的研究不夠。氣候變化問題是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的復合型問題，還需要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進行研究。

再次，科學咨詢能力不足。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氣候變化科學研究進行到一定階段時，往往會與國家政治聯系起來，實現科學研究為政策制定、實施提供依據。例如美國，氣候變化研究已帶有一定的“科學政治化”色彩[6]。而在我國，在對氣候變化的研究上，由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尚未非常充分，社會科學層面上的研究正在起步，因此，基于科學研究上的政策咨詢還非常薄弱。

我國一方面需要加強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也更需要把科學研究轉化為政策制定和外交談判的支持力量。

3.4.3 公眾參與欠缺

盡管我國關于氣候變化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力度正在逐漸加大，但目前公眾對于氣候變化的認識仍是膚淺和匱乏的。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大體停滯在對氣溫升高這一現象的感知，關于氣候變化對生活、經濟、生態等方面的影響則不甚了了，學術界對于普及這方面的知識似乎也關注不足。一項對農民感知氣候變化的調查研究顯示，農民對氣候變化的感知主要是通過氣溫變化作用于某類指示作物的產量來發生，這種認識是對已發生事件的歸納總結，而不是通過氣象部門提供的觀測記錄獲得[7]。人們對氣候變化的不了解、不熟悉、不關心以及對氣候變化感知的滯后性致使公眾在參與氣候變化治理時沒有能力具備主動性，公眾參與的不足使得氣候變化治理結構存在一定缺陷。

4 改進管理體制的政策建議

氣候變化的政策和管理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類型。消極的氣候變化政策和管理常常具有應對性質，通常是在外來壓力下，才采取臨時的應對策略，因而不具備主動性；積極的氣候變化政策與管理基于大量的科學研究，預先為國家決策提供參考，強調國家參與氣候變化治理的主動，反映了一個國家參與氣候變化治理的自身需求，因而有著很強的主動性和前瞻性。選擇積極的或是消極的氣候變化治理，需要經過慎重的思考和權衡，不同的態度也關聯到參與國際事務時的國家利益。

針對我國氣候變化治理結構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在協調的職能上，賦予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充分的決策權；在現有的組織架構下，將其改為國家氣候變化領導小組，負責制定氣候變化方面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實施中協調部門關系以及中央和地方關系；

(2)進一步明確中央政府各部門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中的作用，以及在執行氣候變化政策的具體責任；

(3)結合“十一?五”計劃的能效目標，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計劃，鼓勵地方政府結合當地特點，發展出有創新性的政策和做法；

(4)在領導小組下，成立針對氣候變化的咨詢委員會(包括中國氣候委員會)，為政策制定和外交談判提供及時的政策建議。委員會成員可由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專家組成；

(5)明確企業在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中的責任和義務，制定政策使其擔負起相關責任；

(6)發揮事業單位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在氣候變化方面，加強宣傳，加強公民教育與培訓。

致謝：本研究是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06年“中國環境執政能力”核心工作組基礎研究報告的基礎上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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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Proactive Climate Change Policy

QI Ye MA Li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