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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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措施范文第1篇
一、生物多樣性的內涵：它包括三個層次：生物種類多樣性(即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生物種類多樣性，基因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三者關系：
(1)生物種類的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最直觀的體現，是生物多樣性概念的中心。生物種類多樣性影響生態系統多樣性。
(2)基因的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內在形式。基因多樣性決定種類多樣性，種
類多樣性的實質是基因多樣性。
(3)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外在形式。生態系統發生劇烈變化時也會加速生物種類多樣性和基因多樣性的喪失.所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根本措施是保護生物的棲息環境，保護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二、我國是生物種類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其中苔蘚、蕨類和種子植物僅次于巴西和哥倫比亞，居世界第三。我國是裸子植物最豐富的國家，被稱為“裸子植物的故鄉”。
三、生物的各種特征是由基因控制的。不同生物的基因有較大差別，同種生物的個體之間，在基因組成上也不盡相同，因此每種生物都是一個豐富的基因庫。
種類的多樣性實質上是基因的多樣性。
四、我國是世界上基因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特別是家養動物、栽培植物和野生親緣種的基因多樣性十分豐富，為動植物的遺傳育種提供了寶貴的遺傳資源。
五、每種生物都是由一定數量的個體組成的，這些個體的基因組成是有差別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基因庫，;每種生物又生活在一定的生態系統中，并且與他的生物種類相聯系。
某種生物的數量減少或絕滅，必然會影響它所在的生態系統;當生態系統發生劇烈變化時，也會加速生物種類的多樣性和基因多樣性的喪失。
因此，保護生物的棲息環境，保護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根本措施。
六、造成生物多樣性面臨威脅的原因：
(1)生態環境的改變和破壞
(2)掠奪式的開發和利用
(3)環境污染
(4)外來物種的影響
七、被稱為植物中的“活化石”是銀杉;被稱為中生代動物的“活化石”的是揚子鱷;中國鴿子樹(珙桐)也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八、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措施
1、建立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最為有效的措施。我國現已建成許多保護生態系統類型的自然保護區和保護珍稀動植物的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是“天然基因庫”，能夠保護許多物種和各種類型的生態系統;自然保護區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天然實驗室”，為開發生物科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自然保護區是“活的自然博物館”，是向人們普及生物學知識和宣傳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場所。
2、人們把某些瀕危物種遷出原地，移入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和瀕危動物繁育中心，進行特殊的的保護和管理;建立瀕危物種的種質庫(植物的種子庫、動物的庫)以保護珍貴的遺傳資源。
生物多樣性的措施范文第2篇
不過，作為對生物多樣性問題作出而誕生的現代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產生與發展，還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由于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保護生物多樣性領域的國際法的發展，經歷了由慢到快、由簡單變復雜、由零散到系統的過程。這個發展過程，根據其保護理念來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萌芽階段：利用價值保護
20世紀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環境法；相應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法也處于萌芽狀態。這一階段的國際法主要是根據個別物種對于人類的利用價值（主要是經濟價值）提供保護，而對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則很少涉及。歷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護一直被認為是國內法的事項，反映了各國對其自然資源的永久。不過，盡管國家擁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長時間以來便是國際合作的內容。因為野生生物的活動范圍并不總是停留在某個國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內。例如侯鳥等在多個國家間遷徙的物種，其保護就需要進行國際合作。類似的，其棲息地橫跨幾個國家、或者位于國家管轄范圍之外的國際公域的非遷徙物種，其保護也自然需要進行國際合作。由此，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逐漸形成。
19世紀60年代開始，歐洲出現了早期的保護生物物種的國際條約，主要有1867年《英法漁業公約》、1882年《北海過量捕魚公約》、1886年的《萊茵河流域捕撈大馬哈魚的管理條約》、1902年3月《保護農業益鳥公約》、1911年《保護海豹條約》等［1］。通過這些生物保護條約，締約國通過談判分配了各種資源資源（主要是魚類以及海豹）的開發權，希望能夠達到某種可持續捕獲的水平。實際上，諸如海豹條約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護條約是最早反映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條約———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續產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環境主義者不斷呼吁要禁止對野生生物的商業性開發。
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通過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條約，如1933年《保護天然動植物公約》、1946年《國際捕鯨管制公約》、1950年《國際鳥類保護公約》和1951年《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等［2］413。
例如，國際捕鯨委員會，最初是一個在成員國間分配捕鯨量的組織，現在逐漸轉變為禁止商業性捕鯨的機構。國際捕鯨委員會充分說明了當時國際野生生物法內的主要焦點，即如何在開發與保護之間進行適當的平衡。早期的條約很少考慮野生生物的保護問題，而是專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國之間進行資源的分配。隨著環境關注的日益提升，這些野生生物條約開始將其興趣由在締約國之間分配資源，轉變為實現可持續的開發水平，即“可持續產出”。不過，在很多情況下，實現生物資源可持續產出的努力并無法成功。有時候，國際條約締結的太晚，錯過了將種群保持在能夠可持續產出的水平上的時機。另外，關于可持續捕獲水平的準確估計，在科學上還缺乏充分的認識。而且，即使科學家發現了確定的數字，關于開發的政治壓力也是促使決策者確定不可持續的水平。在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體現出三大特點：首先，除少數條約規定了現代意義上的環境保護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態保護含義外，絕大多數公約所表現的是一種短期的功利主義，［2］28即：側重于保護漁業資源、海豹等經濟性的資源，或對某一物種經濟利益的保護，忽略了對其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的保護；目的是為了保護相鄰國家間的經濟利益，而非保護環境。
其次，這一時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簡單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獲屬于某個特定物種的個別生物，而不考慮該物種的生存條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種跨界解決方式，參與這些國際法的主要是與保護對象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少數邊界相鄰的國家。
二、初步形成階段：內在價值保護
二戰后，各國忙于戰后重建恢復經濟，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規模也不斷增大，開始出現一些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各國對資源能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也帶來了嚴重的危機。此時，環境科學和生物科學得以興起并迅速發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們不斷深化對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的認識。所謂內在價值，是指自然界每一個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潛在生命的物體都具有某種神圣并且應當受到尊重的價值。此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各個物種之間內在價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為人類服務為標準來判斷生物物種資源的價值，本身就是一種物種的偏見。在這種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護生物資源的國際法律文件應運而生，現代意義上的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也開始正式形成和發展。在這一時期，國際社會依然締結了一些對物種的利用價值進行保護的公約和協定，但更多的國際文件開始側重于對生物的內在價值進行保護。例如，1973年通過的《瀕危物種國際貿易條約》（CITES公約）形成了一套詳細的、但也是比較復雜的管理制度，涵蓋數千種動植物。事實證明，這種類型的國際合作也是應對國際經濟活動（主要是不斷增加的野生動物和植物貿易）對生物帶來負面影響所必需的。盡管有旨在控制物種國際貿易的CITES公約以及旨在保護遷徙物種的多項公約，但是野生生物物種在很多地區還是出現了喪失的現象。
有些是商業開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棲息地遭到破壞的原因，特別是對那些遷徙物種。這就促成了1971年《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和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出臺。這些條約旨在為保護具有特別重要性的生物棲息地提供資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國際條約外，比較重要的國際法律文件還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公約》、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1979年《野生動物遷徙物種保護公約》、1979年《歐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護公約》、1980年的《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區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公約》，等等。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的主要特點有：首先，在國際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重新認識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從最初的功利主義、注重保護對象的經濟效用轉向注意內在價值和其它非經濟價值。如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開宗明義，宣布“許多美麗的、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統中無可替代的一部分，為了我們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須加以保護”。其次，保護手段日漸豐富。通常，這些公約不僅保護個別物種，而且會保護其棲息地，并考慮到可能影響該物種和棲息地的所有生態要素；同時，為了保護、保存、展出、恢復和利用各種保護對象，公約通常要求各締約國綜合采取法律、科學、技術、行政和財政措施等多種手段。第三，很多公約開始采用一種全球視角，將保護對象確定為具有人類共同利益的事項，號召所有國家、而不是少數與保護對象有直接利益關系的相鄰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保護。
三、迅速發展階段：生態系統保護
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護生物的國際法一直飽受“缺乏廣泛的戰略或政策”之詬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間，國際社會針對那些具有較大商業價值的特定物種或品種，制定了300多項專門的國際環境協定曾試圖減緩和扭轉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隨著生物多樣性的繼續流失，人們發現野生生物單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護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而且，生物保護學家發現，過于保護某種珍惜動植物，會使決策者對其它形式動植物的保護。顯然，應當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紀90年代前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基于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環境問題的綜合性等特點的認識，人們了結到針對個別的物種或棲息地采取的保護措施，并不能從整體上解決生物多樣性問題，必須改變傳統做法，另辟蹊徑。因此，他們呼吁制定一項廣泛的框架公約，以涵蓋威脅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樣性的各種危險。通過保護生態系統的健康來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一項全新的保護方式。盡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認生態系統保護的重要性，但是幾乎沒有認真實施過這方面的規定。28年后一項區域公約———《非洲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公約》也更加重視生態系統的保護。在全球范圍內，最初體現這種思想的是軟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護戰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別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紀念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召開10周年所發起并促成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的一項國際法文件，也是是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進展最大也是最具創新性的一項國際文件。該措辭嚴厲，但它只是一項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軟法文件。盡管如此，該也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轉變的里程碑。最終，《世界自然》所蘊涵的廣泛的、整體性的保護理念體現在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從1984年到1987年，IUCN發起了第二輪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納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條款。IUCN的建議條款集中草擬了全球為保護遺傳、物種和生態系系統層次的生物多樣性所需付諸的行動，特別是在保護區內外的就地保護措施，以及關于財務機制的詳細建議。但是，各國政府拒絕將IUCN的建議作為進行談判的基礎。盡管如此，IUCN的努力為吸引全球關注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支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到了1987年，聯合國環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識到經過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不但沒有減緩，而且每況愈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行動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adhocWorkingGroup）來調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沒有可能“制定一項綜合性公約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該領域的活動合理化，并解決其它可能處于該公約調整范圍內的領域的活動”（UNEP，GCRes.14/26.1987）。該項“包容性”（umbrella）公約（01）的最初目的是涵蓋當時及未來所有的環境保護與生物保護公約，為各種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棲息地的國際條約提供協調的框架。
該特別工作組小組在1988年的第一次會議所做的結論是既有各公約只提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特定問題，并不能充分滿足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面需求。當時已簽訂的公約，只涵蓋了一些國際重要的自然地點（如《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瀕絕物種的貿易威脅（如《華盛頓公約》）、某類特定的生態系統（如《濕地公約》）和某一種群的物種（如《遷移物種公約》）。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區域性的自然資源保護公約和相關法律文件。不過，就算所有這些公約加起來，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最終，特別工作組達成共識，統一現行的國際條約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術上都很難行得通，應當建立一或多個具有約束力的全球法律機制，特別是可以在既有公約之上建立一個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條約（2），以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在工作組活動期間，很多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不愿意接受一項主要考慮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公約。發展中國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條約的前景；而且他們普遍擔心，推動這樣一個“議程”會阻止他們通過利用自然資源，從而影響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相反，他們認為，該公約還應當考慮生物多樣性和生物技術的可持續利用問題。經過一個長期的爭論，發展中國家利用他們擁有豐富生物資源的事實，從發達國家取得了一系列讓步。這些讓步包括從發達國家獲得財政支持和技術轉移（如生物工藝和監測技術）；有關管理生物工藝的議定書；承認當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社團；規定在某種條件下允許國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各種利益。這種方法等于是讓發達國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擔義務，將利用從發展中國家取得的遺傳資源而獲得的產品利益與它分享，發展中國家要求他們得到發展的權利，至少是他們的所有權。在草案中內容中，擁有豐富生物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也成功地獲得了法律的認可，承認他們對自己的生物資源完全擁有權利。這些資源不再如同國際社會過去所認為的那樣，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正式談判開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組被改組為“生物多樣性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終，談判被納入到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的籌備活動中，被期望能夠在該次會議上開放簽署。在里約會議之前達成協定的壓力具有兩個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國盡快達成妥協并形成協議。
另一方面，談判的達成很倉促，留下了一個若干條款相互沖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終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籌備委員會會議的最后一天完成，供兩周后開始的里約會議開放簽署。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第36條之規定，公約在第30個締約國（蒙古）批準加入書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該公約沒有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具體的標準或者措施，它也沒有為最初設想的所有物種和生物多樣性法提供框架。不過，它確實涵蓋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樣性，并為各國的保護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此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法也經歷了一個較為迅速的發展時期。從數量上看，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法增長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幾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體現了全新的保護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羅的海海洋環境保護公約》、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樣性特別保護區議定書》、1995年8月在紐約簽訂的《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養護與管理協定》、1999年《萊茵河保護公約》，2000年《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2003年《非洲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公約》（修訂版）等。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的特點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為典型，各公約都奉行了綜合生態系統保護（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認并重視人和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要求全面、綜合地理解和對待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及其各個組分、它們的自然特征、人類社會對它們的依賴，以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因素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其次，這些公約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持續利用、生物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等看似沖突的問題之間找到了聯系的紐帶，在保護目標上實現了動態的平衡。而這種保護方法，也更容易達到預期的目標和效果。第三，它們遵循了一種全球解決的思路，要求將地球上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保護，而無論其政治邊界如何；同時，各國都有義務為了全球利益而保護在本國境內的生物多樣性。
四、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發展趨勢
綜上可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是為了適應國際社會應對日益嚴重的人類環境問題的需要而應運而生的，是現代國際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產生條件至少有以下三個：（1）生物多樣性問題日益嚴重，已經危及到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2）現行國際法缺乏應對、解決這種問題的有效機制；（3）世界各國對形成了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發展有效的國際法律機制。可以說，沒有國際法的存在與發展，也就沒有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產生與發展。不過，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發展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美國學者凱爾森曾指出：“一般國際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質”。［3］如果說人類法律的起源與發展大致遵循著如下的軌跡：“原始習慣不成文習慣法成文習慣法（習慣法匯編）國家法”，那么現今的國際法尚處于世界水平的“習慣法編纂”時期———只不過，與文明之初的成文習慣法相比，它增加（或稱“吸收”）了更多技術化的成分———要真正達到高級形態的國家法，還有一段十分漫長的路程要走。從某種意義上講，就現代國際法自身的發展來說，“現今的國際法尚處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時期”［4］。國際法尚且如此，作為國際環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發展更是顯得薄弱，離達到基本滿足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不足之處，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法律規范發展不足。首先，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基礎并代表其發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則，如可持續發展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代際公平原則等，尚未發展成為國際習慣法規則、而被國際社會采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規范。其次，法律規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領域（如外來物種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規則；已有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加以調整的領域，也因為條約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約模式、內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強制，從而導致其保護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說，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律關系的范圍及深度都無法滿足國際社會的需要。
2.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雖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體系，但這個體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合理、內部協調統一的整體。而且，國際社會缺乏一個指導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發展的整體規劃，條約的發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現；現有的《21世紀議程》層次不夠，國際法委員會也缺乏這方面的相關職責，其關于發展國際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軟法文件而只能對各國其建議作用。
3.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國際組織機構不健全。國際社會缺乏一個具有強制力、可以保證各國平等參與、對國際生物多樣性事務予以監督協調的國際機構。目前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等都不足以承擔此重任。
4.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監督、管理、激勵和制裁機制沒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權威的超國家機構，作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強制力極其薄弱，甚至可以說可以說是剛剛萌芽，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類的道德機制。
5.各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續利用問題上的共同政治意愿與各國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巨大差異之間的鴻溝難以彌合，這從根本上制約著國際生物多樣性立法與實施朝著更高的方向發展。［5］
面對這種局面，國際社會開始在各個方面進行積極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紀議程》中有關國際環境法的規定及其實施最為重要。《21世紀議程》第39章“國際法律文件和機制”提出了“評價和促進（國際環境法的）效力，以及通過各項考慮到普遍原則和所有國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關心問題的有效國際協定或文件，來促進環境與發展政策的結合”的總目標，并為此提出了8項目標和4個方面的活動領域。作為國際環境法的一個主要部門，生物多樣性國際法的發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紀議程》確定的目標和實施方案。結合《21世紀議程》所作的行為計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發展現狀，筆者認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今后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得到較大發展：
1.發展中國家參與生物多樣性領域國際立法與實施的作用不斷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也將會更多的反映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成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有力武器，這亦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突破其“瓶頸”、獲得新發展的前提；
2.國際組織、特別是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個人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上的地位不斷得到確認和提高；
生物多樣性的措施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人工林；日本落葉松
日本落葉松（Larix leptalepis）原產日本，1909年左右引進我國，以其速生豐產、優質、適應性強等特點在我國黑龍江至長江流域大面積分布。秦嶺西段小隴山林區1974年進行日本落葉松引種試驗，1990年大面積推廣造林，目前，營造人工林14666.67hm2，為小隴山林區主要生態公益林。
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森林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決定著森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林下植被是森林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部分，在促進林養分循環和維護森林立地生產力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林下植物群落的組成和結構是群落結構最基本的特征，而物種多樣性是物種豐富度和分布均勻性的綜合反映，體現了群落的結構類型、發展階段、穩定程度和生境差異。
近年來，隨著科學的發展與人類經營水平的提高，人工林面積不斷擴大，同時，人工林生態系統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面對各種生態問題，政府與林業研究者逐漸重視林下植被在養分循環和穩定林分生產力等方面的作用。在日本落葉松人工林經營方面，生物多樣性的爭論層出不斷，有學者提及人工林與鄉土生態系統相比，生物多樣性是否降低，有學者則認為，人工林生物多樣性并無顯著變化。
1 林區概況
洮坪林場地處秦嶺山系西部余脈，長江流域，嘉陵江上游。地理位置東經104°37′～105°01′，北緯34低22′，林區海拔在1600～3300m，坡度在20～50°，氣候高寒陰濕、雨量充沛，年平均氣溫在7℃左右，無霜期為160d，森林覆蓋率35.1%。林區境內3條主要河流洮坪河、碧玉河、白家河（沙金河）均屬西漢水一、二級支流。林區樹種以紅樺為主，其次為白樺、山楊、椴木、楓楊、華山松及少量云冷杉等針葉林。林區內有許多名貴中草藥材、珍貴野生動物以及豐富的黃金礦產資源。由于氣候、地形、經緯度和垂直分布的影響，種群結構和區系成分有明顯的差異，有自身的獨特性，孕育和保存了豐富的植物種類資源。
2 人工林經營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及對策
在日本落葉松人工林經營管理過程中，應及時調整林分密度，改變植物群落生境的異質性，有利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從而提高人工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洮坪林場日本落葉松人工林林分，隨經營時間的變化和不同時期的人為干擾，對林下層生物多樣性的變化影響程度灌木層最大，更新層次之，草本層較小。日本落葉松人工林林分隨其林齡生長的變化，不同時期和不同撫育強度的人為干擾，受其林分密度變化的影響，其林下生物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在林分未郁閉前隨著林分密度的增大，生物多樣性指數逐漸增大，灌木層在密度較大時，生物多樣性的各項指數都較低；密度較小時，其生物多樣性各項指數隨密度減少而增大的變化規律不一致，是由于在林分生長撫育期采取全面割灌措施，大量清除了影響林木生長的藤灌，使其在干擾過后多樣性各指數均大幅度降低。草本層則符合密度較大和較小時，其生物多樣性各指數都較低的密度變化規律。更新層在密度較大時，其多樣性各指數較小，密度小時，生物多樣性各指數較大。
生物多樣性的措施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宜賓市；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城市是人類最主要的生活空間，亦是人類徹底改造自然的一種人居環境。在城市生態規劃中一條重要的原則是鄉土及生物多樣性原則（Native diversity），它強調城市綠地系統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最后堡壘之一,城市綠地系統的保護與建設已經引起社會的日益關注，因為它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還原組織，在城市生態規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城市綠地作為生物的棲息之地，其結構與動態都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密切相關。
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生物（以植物為重點）多樣性保護規劃，研究范圍是市域――宜賓市行政轄區范圍內的兩區八縣，全境面積13298平方公里；中心城區――宜賓市中心城區現狀城市建設用地主要分布在翠屏區、南溪區和宜賓縣，現狀中心城區建設用地面積1268平方公里。通過對宜賓市生物多樣性的調查，了解其資源狀況、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優缺點，提出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原則和目標，探討不同空間層面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的主要內容和規劃布局。
1 宜賓市自然概況和生物（以植物為重點）多樣性總體現狀分析
1.1 宜賓市自然概況
宜賓市位于四川盆地南緣，地處金沙江、岷江和長江的三江交匯處，屬于四川、云南、貴州三省結合部，被譽為“萬里長江第一城”。市域東西最大橫距153.2千米，南北最大縱距150.4千米，總面積約13283平方公里，素有“川南形勝”的美譽。地貌以中低山地和丘陵為主體，整體地貌呈西南高、東北低的態勢。屬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低丘河谷地區兼有南亞熱帶氣候特征，立體氣候明顯。
1.2 宜賓市生物（以植物為重點）多樣性總體現狀
1.2.1 物種多樣性現狀
宜賓市植物物種較豐富，是“植物王國”、“香料之都”、“藥物寶庫”、“茶葉世界”、“天然竹海”。全市擁有喬灌木86科205屬435種，竹類13屬59種，屬國家或省級保護的樹種有22種，其中有6種國家一級保護野生植物：銀杏、伯樂樹、珙桐、光葉珙桐、紅豆杉、蘇鐵；12種國家二級保護野生植物：金毛狗、厚樸、水青樹、紅椿、香果樹、桫欏、梓葉槭、油樟、潤楠、楠木、紅豆樹、任豆，4種國家三級保護野生植物：川桂皮、化香樹、鵝耳櫪、羅漢竹。全市現保存各類名木古樹1065株。
1.2.2 遺傳多樣性現狀
宜賓具有極為豐富的生物資源，因此其遺傳多樣性也非常豐富。宜賓市目前的遺傳多樣性僅僅還只依賴于物種的多樣性，并未建立細胞庫、基因庫等保護遺傳信息的相關機構。
1.2.3 生態系統多樣性現狀
由于多樣化的地貌和氣候類型，為生態系統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全市境內主要有森林、濕地、農田以及城市等多種生態系統類型，包括各種低山常綠針葉林、闊葉林、竹林植被群落，亞熱帶闊葉林、灌叢、草叢植被群落，亞熱帶水果植被群落，亞熱帶竹林植被群落等。
1.2.4 景觀多樣性現狀
由于宜賓獨特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氣候條件決定了其具有豐富的自然景觀，景觀多樣性表現出豐富的層次。此外，宜賓市城市綠地涵蓋了生態綠地、公園綠地、道路綠地、附屬綠地、防護綠地、生產綠地等多種綠地類型，使得城市綠地的景觀類型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特點。
1.3宜賓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的問題
根據對宜賓市生物多樣性總體現狀的分析研究，總結出其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6點：
（1）綠化植物種類單一，綠地結構簡單；
（2）景觀綠地的破碎化和片段化；
（3）自然生態系統弱，人工生態系統占主體；
（4）城區綠地組成結構不完善，空間布局不均勻；
（5）生態環境惡化，限制生物多樣性發展；
（6）鄉土植物保護的公眾意識較弱。
2 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原則
2.1 科學分區原則
根據區域范圍高程，坡度，坡向，植被等各項因素的影響，分析區域范圍敏感性，并依據敏感性的高低進行敏感性分區，劃分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域。
2.2 保護優先原則
根據規劃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特點和物種瀕危程度，優先保護對維護整體生態平衡有關鍵作用的物種、珍稀瀕危物種、古樹名木及面臨嚴重破壞的生態系統和原始生境，最大限度滿足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要求。
2.3 地域性原則
規劃要根據規劃區實際情況，保護對象的分布狀況，保護和構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生態系統，充分挖掘開發利用好鄉土植物，反映地域生態特征。
2.4 景觀生態原則
以景觀生態學理論為指導，創造差異化生境明顯的縮影式景觀，增加生物共存和密集程度。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網絡系統，充分發揮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和服務功能。
2.5 分類保護原則
對生物資源的保護主要采取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兩種，就地保護為主，遷地保護為輔；就地保護的措施是建立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和文化遺址等，而遷地保護則是利用少量的生產綠地，如苗圃、花圃和城市公園等場所。兩者做到統籌兼顧，并與生境的保護相結合。
3規劃目標
2.3.1 近期目標
采用建立宜賓市植物園、花木基地和珍稀植物遷地保護中心等方法，收集和保護鄉土園林植物種群，強化鄉土植物的引種、栽培、馴化與珍稀植物的保護管理工作。園林植物從400種增加到600種，其中鄉土樹種占到50%以上，突出地方植物群落的景觀特色，使景觀結構更加合理并促進鳥類等野生動物在城市綠地等植物群落中繁衍、生息，初步建立起鄉土植物收集、保護和繁育的研究體系，為城市園林綠化提供較強的技術支撐。
2.3.2 中長期目標
進一步豐富城市綠地的生態類型及其植物種類，有意識地增加鳥類的棲息地、動植物遷地保護數量和種群；同時積極開展科普宣傳活動、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強化對外來物種的管理，全面提高宜賓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水平。園林植物種類力爭達到700種，其中鄉土樹種占到60%以上。
2.3.3 遠景目標
繼續強化城市生物多樣性規劃的實施，達到城市綠地生態類型齊全、生物多樣性結構合理的目的，使城市園林綠化植物種類達1000種，其中鄉土樹種占70%以上，建立起地方特色顯著、城鄉綠地系統相互融合，生物多樣性特征明顯的山水園林城市。
3 不同空間層面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
4.1 生態敏感性分析
生態敏感性是指生態系統對人類活動干擾和自然環境變化的反映程度，說明發生區域生態環境問題的難易程度和概率大小。敏感性高的區域，生態系統容易受損，應該是生態環境保護和恢復建設的重點，也是人為活動受限或者禁止地區 。
以地理信息系統（GIS）為主要支撐手段，采用具有強大空間數據處理分析功能的GIS軟件和遙感圖像處理軟件ERDAS為平臺對宜賓市市域和中心城區范圍進行生態敏感性分析，并且運用景觀生態學原理和城市空間發展格局理論，以此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的科學依據。
4.1.1 市域生態敏感性分區
宜賓市市域生態敏感性分為四個等級。市域南部地形較復雜，植被完整度高，生態敏感性高，自然保護區和水源保護區以及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也是生態敏感度較高的區。由南向北為山地，丘陵，平原；生態敏感性也呈南北向遞減分布。在城市建設區范圍生態敏感性最低。基于空間分析得出市域生態敏感性分析圖，將宜賓市敏感性分為四大區即高敏感區、敏感區、較敏感區和低敏感區。
高敏感區――生態功能保護與禁止開發區，包括西南部的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以及水源保護區。該區生態最敏感。環境最脆弱的區域，其自然條件較好，具有豐富的動植物種類，是宜賓市重要的就是保護區域及生態屏障。
敏感區――生態功能保護與限制開發區。主要以林業用地、農業用地和牧業用地為主，為過渡帶，此地區自然條件較復雜，植被長勢較好，是生物多樣性的連接紐帶。
較敏感――生態功能協調區，主要為農業用地和牧業用地。該地區地形較簡單，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人為干擾與破壞。動植物物種多樣性較低。
低敏感區――生態功能協調區，引導建設區。主要為城鄉建設用地，植被受人為干擾破壞較嚴重。是生態敏感性低的區域。該區主要進行遷地保護與生態修護。
4.1.2 中心城區生態敏感性分區
宜賓市中心城區生態敏感性也為四個等級。基于空間分析得出中心城區生態敏感性分析圖，將城區生態敏感性分成四大區，即高敏感、敏感區、較敏感區和低敏感區。
高敏感區――生態培育、生態建設的首選地。包括城區內主要的自然山體、水源保護區。自然條件較好，生態敏感性較高，具有豐富的動植物種類，是宜賓市城區范圍內主要的生態屏障。
敏感區――該區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人為干擾，但該區在城區生物多樣性維護上起著聯結紐帶的作用。該區主要以林業用地為主，規劃時應該提高綠化覆蓋率，增加生物棲息的場所。
較敏感區――該區以農業用地為主，生態敏感性較低，自然條件較差，受人為影響較大，動植物各類和生物多樣性較低，對該地主要進行遷地保護和生態修護。
低敏感區――主要為城市建設用地，生態敏感性低，受人為干擾和破壞極大。對該地部分區域主要進行生態修護。
4.2 市域生物多樣性分區保護規劃
4.2.1 山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區
以生態高敏感區為主，包括宜賓市西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如屏山縣、珙縣、高縣、筠連縣和興文縣等地。該區域多屬中山地貌，目前自然環境的整體狀況保存較好,因而本次規劃將該區作為宜賓市生物多樣性的就地保育區。此類區域生物多樣保護的要求是維持其原有的生態過程和植物演替過程，除特殊情況（如出現森林火災、大規模病蟲害等）外，一般應盡量減少人工干預。具體工作的方法，可采用按生態承受能力設立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或森林公園的方法，并按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進行保護和管理，控制外來物種的進入，以達到保護生態、維持生物多樣性水平與特征和發展自然旅游的雙重目的。
4.2.2 丘陵生物多樣性培育區
以生態敏感區為主，主要包括宜賓市東北部和東部的整個市域低山和丘陵地帶，如南溪區、江安縣等地。就整個市域的角度看，該區域氣候溫和，熱量充足，雨量充沛，無霜期長，適合植物生長且有一定的植被豐富度（如越溪河省級風景名勝區、越溪森林公園、云臺山森林公園和青峰寺森林公園等地），但由于長期人類開發建設的影響，該區域自然生態狀況破壞較大，宜將該區作為生物多樣性的撫育區。此類區域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要求，一是保護目前生長狀態較好的天然林，采取封山育林、限制旅游人數、控制建設用地選址與規模等手段，力爭現有天然林質量不再降低、數量穩中有升；二是對目前質量較差的林地加強撫育，同時大力開展植樹造林活動，按照周邊自然山林的植被構成狀況補充毀損的林木，提高生物多樣性水平。
4.2.3 平壩及城鎮生物多樣性恢復區
以生態低敏感區為主，主要包括宜賓市域城鎮體系涉及的各級城鎮規劃區，尤其以宜賓中心城市和區域二級城鎮以上的城鎮建設區為主。從分布上看，此類區域穿插在市域山地和丘陵之中，呈散點分布狀態，并與周邊自然環境有較多交叉.相對于整個市域，此類區段的生物多樣性一般較為貧乏，物種相對比較單一，宜作為生物多樣性的恢復區。此類區段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要求，除全力保護城鎮周邊殘留的少數森林斑塊和特征性綠地外，主要是控制區域存在的農業面源污染，杜絕高污染的工業門類布局，以便為該區域的植被恢復和生物多樣性水平的逐步提升創造條件；在城鎮建設的過程中積極采用鄉土樹種、改變城鎮綠化單純追求園林綠化色彩美和形式美的現狀，盡可能在城鎮周邊山系、城鎮內的公園綠地、防護綠地等處模仿自然，組織較多植物組成的、喬灌草搭配的生態群落，使城鎮內部的生物多樣性水平逐漸得到提高。
4.3 中心城區生物多樣性分區保護規劃
4.3.1點
（1）區域主體、自然環境特點與多樣性狀況
點――面積和范圍都比較小，綠化形式較為簡單，樹種和生物多樣性不豐富。主要以城市中街頭、廣場、道路、防護綠地等范圍面積較小的綠化單元為主體。
（2）保護措施
①盡量增加點狀綠化的數量，使整個城市綠量增加；
②選擇抗性較強，對有害氣體和物質具有較強吸收能力的樹種，增加城市生態效益，從根本服務于整個環境改變；
③盡量模仿自然的生境，采用自然的植物群落，提倡喬灌草合理的搭配。
4.3.2線
（1）區域主體、自然環境特點與多樣性狀況
以線狀或帶狀形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塊狀綠化間的連通性，影響塊間物種、營養物質和能量的交流。線狀綠化給物種的空間擴散提供一個連續的網絡系統，可以增強體系的連接性。在本次規劃中，該部分主要由河流廊道、主要道路綠化組成，并且綠色廊道的寬度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表1）。由于宜賓市水系分布范圍廣，其作為主要“線”狀系統，河流灘谷更是部分生物生存的必要環境，因此對河流廊道的保護和規劃尤其重要。
表1 綠色廊道寬度控制范圍
名稱 寬度 作用
河岸植被帶 ≥30米 降低溫度，增加河流中生物食物的供應，控制水土流失，有效過濾污染物。
道路綠化帶 ≥60米 滿足動植物遷移、繁衍和傳播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
環城區防護林帶 600-1200米 減弱城市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創造自然化、物種豐富的景觀結構。
高速公路兩側防護林帶 50-100米 給動植物物種交換建立通道，滿足動植物遷移、繁衍和傳播，降低斑塊的破碎度。
國道、省道、快速路兩側防護林帶 20-50米 同上
鐵路兩側防護林帶 20-50米 同上
區域水源保護生態敏感區 水系及沿岸150米范圍 減少水土流失，保證水源質量以及城市用水安全。
（2）保護措施
①沿河流廊道增加濱河公園，線狀綠地，增大河流廊道的寬度，重視對水生生物的培育和應用，不僅從觀賞性更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模仿自然生境，提倡鄉土植物的運用和喬灌草多層次合理配置，盡可能少用純林、草坪，增加園林植物品種。
②對于道路綠化，應當按道路，所處位置，合理規劃樹種，或實施一街一樹的道路綠化建設方法。對有隔離帶的道路，配置時除了滿足行車安全外，應當實施多層次綠化，增加道路綠量，對整個中心城區的保護起到積極的協調作用。
4.3.3塊
（1）區域主體、自然環境特點與多樣性狀況
它的類型、形狀、面積、數量、組合、動態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產生影響，其組合與數量影響著其景觀功能的發揮，是城市的不可或缺的生態屏障，在宜賓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最終形成遍布城區的“綠島”。
該范圍塊狀綠化主要包括幾個類別：第一，城市公園類：市級公園和區級公園。第二，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和森林公園。第三，主要為周邊自然環境的原生態程度高，人為破壞活動較少，保留有較多原始生境棲息地的生態綠地區域，是宜賓城市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區域生態平衡的關鍵區域，是宜賓城市的不可或缺的生態屏障，在宜賓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2）保護措施
①生境與生物多樣性恢復重建
在公園建設規劃中，重視對自然生境的恢復；在生境的保護基礎上，對現有的次生灌叢開展森林恢復重建，增加植物多樣性；對低效的單一的人工林進行疏伐，降低喬木層密度，補植鄉土闊葉大苗，促進復雜的生態系統與豐富的物種生存環境的逐步形成；沿河流湖泊水源涵養林等生態公益林與村落生態環境的建設，以提高區域植被水源水土保持能力，恢復植被。在滿足公園休閑娛樂等社會功能的同時，盡可能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供較為完整的生態環境。
②完善現有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強化管理
一些保護區雖然開展了有效的保護，但由于生境相對孤立，物種交流不暢，需要將本區域進行更為細致的總體規劃，建立增加保護景觀斑塊，通過廊道規劃與建設，將各類保護區有效聯結。完善保護區不健全的管理機構，增強執法力度。
保護現有生態系統和特殊生境，如山地生態系統等典型生態系統，濕地、河流、湖泊生態系統等；保護自然保護區以外的其他生境和物種，如擇伐森林、次生灌叢、放牧場、農田等廣大地區的生物多樣性需要結合天然林保護工程與退耕還林工程，強化管理。
4.3.4面
（1）區域主體、自然環境特點與多樣性狀況
主要是在規劃中占面積最大，鏈接度最強，對景觀控制作用最強的景觀要素，作為背景，控制和影響著生境斑塊之間的物種遷移。本次規劃中主要由農田、農林模式、林牧業用地組成。
（2）保護措施
主要以保護農田生態系統和農業景觀為主，大力營造各類水土保持林、速生林，調整優化樹種結構，完善提高農田林網，全面提高生態系統和農田景觀的多樣性建設。強化對農田生態系統的管理，防治源污染。
結語
通過本次宜賓市綠地系統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的編制，針對其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的6點問題，提出了解決的方法。首先，建立點、線、塊、面相結合的城市生物多樣性網絡，在城市公園綠地、生產綠地、防護綠地、附屬綠地以及河流等的建設過程中，配置多層次、混交復層結構和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植物群落，注重喬、灌、草以及層間植物的多層次搭配，組成近似天然的植物群落。其次，在空間布局上，以中心城區與周邊8個縣為核心逐漸向外擴展，形成遷地保護向就地保護過渡的分布格局；市域內人為干擾較小的山地及各類保護區等區域作為以林地及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為主的生境及鄉土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育中心，而中心城區與周邊8個縣則以園林綠地多樣性及鄉土生物多樣性遷地保育為重點。最后，嚴格執行綠地系統規劃，控制城市綠線，確保生物多樣性規劃落到實處，以廣泛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普活動、政策宣傳和強化法律的方式呼應生態園林城市的發展目標，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領導干部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建立起宜賓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規劃的主要內容。
在今后的城市生態建設中，應針對現狀存在的某些不足，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加以解決。唯有如此，城市生物多樣性特色才能獲得更好地運用，城市化進程才能更好地邁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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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措施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原因可持續利用保護對策
引言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也是當今國際社會環境和發展的研究熱點問題之一。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種數量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地區。但是由于自然、人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正遭受著嚴重的損失和破壞，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過對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設性意見，以資探討。
一、生物多樣性概述
1.1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含義
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各國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解釋：所有來源的形形生物體，這些來源除其他外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
1994年我國政府制訂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概念：所謂生物多樣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構成的綜合體。
但上述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準確性和簡練性，故本文將生物多樣性定義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組成部分的綜合體。
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層含義，即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遺傳多樣性是指某個物種內個體的變異性；物種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機體的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生境、生態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內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三者之中生態系統多樣性是基礎，而物種多樣性是關鍵，遺傳多樣性含有的潛在價值最大。
1.2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每個層次生物多樣性的都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意義。物種的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大量野生和養殖的植物、魚類及動物產品；遺傳多樣性則對培育新品種、改良老品種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人們可利用一些農作物的原始種群、野生親遠種和地方品種培育高產、優質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維持生態平衡。因此生物多樣性不僅能為人類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滿足人類社會對食品、藥物、能源、工業原料、旅游、娛樂、科學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維持生態系統的功能、調節氣候、保持土壤肥力、凈化空氣和水，從而支持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其它活動。此外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多樣性。
1.3我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我國在1987年公布的《中國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第一期中，公布的瀕危種類有121種，受威脅的158種，稀有的110種，共計389種，其中一類保護植物8種、二類的157種、三類的22種。另據中國紅皮書的估計顯示，超過1/10即500多種脊椎動物物種和15%~20%即400~500種高等植物已經受到威脅。而我國對境內的物種及其數量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尤其對瀕危物種的調查尚不全面。出現的問題是有些國家未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的物種面臨生存威脅，有的甚至瀕臨滅絕，而另一些則由于人為的保護、繁育、利用而使種群數量有所增減，因而有必要調整其保護級別或劃出、劃入保護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藥用動植物，如黃草，急待保護。
此外，近年來野生生物貿易已經對中國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糧食、中醫藥、服裝等對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動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劇增長，對幾種瀕危動植物物種以及一些沒有列入國家保護名單之內的動植物物種數量已經構成威脅。如：藏羚羊。
二、生物多樣性損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既有自然發生的，也有因自然發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類活動（特別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無疑是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則是引起損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種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其一是物種的形成與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化石記錄表明，多數物種的限定壽命平均為100~1000萬年。其二是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或變異性、適應性比較差，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難以適應，因此而面臨滅絕的危險。如大熊貓，其瀕危的原因除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以外，與其本身食性狹窄、生殖能力低等身體特征有關。二是環境突變（天災），如地震、水災、火災、暴風雪、干旱等自然災害。
2.2人為原因
由于人類對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同時又過多的重視經濟發展，而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淡薄，從而導致生境破壞時有發生；對生物資源開發過度，有些甚至是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對外來物種入侵問題重視不夠以及制度的不健全，這些都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喪失、片斷化、退化
棲息地破壞和片段化已成為我國一些獸類數量減少、分布區縮小和瀕臨滅絕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國生境被破壞的兩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減少直接威脅到從苔蘚、地衣到高等物種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導致森林火災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在過去25年內因森林火災共損失了860萬公頃的森林。以農業和建設為目的的占用森林、濕地和草原則是生境破壞的另一個原因。據估計，中國目前農田的1/3本來是處女林，這一問題在中國熱帶地區尤為嚴重。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沿海濕地的一半左右已經發生改變,高原湖泊周圍的濕地也損失嚴重。另外，1950~1980年間中國湖泊面積減少1/10。
生境的片斷化是指一個面積大而連續的生境被分割成兩個或更多小塊殘片并逐漸縮小的過程。多種人類活動都可能導致生境的片斷化。如鐵路、公路、水溝、電話網絡、農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動的分隔物，和自然保護區內修筑公路等人為設施。特別是由于這些人為設施的建立，使得動物的活動受到限制，從而影響其覓食、遷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種子的散布也會受到影響。因而引起動植物種群數量下降并引起局部滅絕。同時由于生境的片斷化，陽光、溫度、濕度及風的變化，也會導致一些物種瀕危、甚至滅絕。另外生境的片斷化有助于外來物種的入侵，進而威脅到原由物種的生存。
生境退化則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經濟發展、過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場退化嚴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機能衰退，從而對其生存構成威脅。
2.2.2掠奪式的過度開發
許多生物資源對人類具有直接的經濟價值。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業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人類對之的需求隨之迅速上升，其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過度開發并使生物多樣性下降。而當商業市場對某種野生生物資源有較大需求，通常會導致對該種生物的過度開發。典型的實例是人類對海洋鯨類的獵捕活動與鯨類數量的消長之間的關系。我國許多藥用植物，如人參、天麻、砂仁、七葉一枝花、黃草、羅漢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經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導致滅絕。其中偷獵、濫挖走私野生動物行為對生物的多樣性威脅最嚴重。
2.2.3環境污染
2.2.3.1水體污染
水體污染能夠對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生命周期的任何發展階段，產生亞致死或致死作用，影響他們的捕食、尋食和繁殖。其中亞致死的水體污染對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更為突出、普遍、久遠。在這種環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長緩慢或者死于環境脅迫有關的疾病。而水體富營養化能使水體生物多樣性顯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會使當地植被退化，甚至變成不毛之地，同時土壤動物也會變的稀少甚至絕跡，其生物多樣性比未受污染區顯著下降。如礦區、尾礦堆積地一、礦區廢棄地以及垃圾填埋廢棄地都少有樹木生長。
2.2.3.3空氣污染
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均能對生物體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失，并對生態系統構成危害。經各種途徑進入空氣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殺死生物。來自冶煉廠廢氣中的有毒金屬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所引發的溫室效應等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害、減少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和重視，特別是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和酸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2.2.4外來物種入侵
外來物種入侵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很大威脅。其入侵方式有三種：一是由于農林牧漁業生產，城市公園和綠化、景觀美化、觀賞等目的的有意引進或改進，如在滇池泛濫的水葫蘆、轉基因生物；二是隨貿易運輸旅游等活動傳入的物種，即無意引進，如因船舶壓倉水、土等帶來得新物種；三是靠自身傳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傳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區危害深廣的紫莖澤蘭、飛機草。在全球瀕危物種植物名錄中，大約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來物種入侵引起的。2002年來自南美洲亞馬遜河的食人魚又名食人鯧在我國掀起軒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達到一定規模時，可能會大量屠殺其他魚類，給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帶來危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2.3制度原因
雖然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由于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樣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主要表現在：雖然國家已把環境保護的成效納入政績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納入工作計劃；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等）對此重視夠，缺少相關具體實施細則、行動及專業人員。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物種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國已建立數目眾多的保護區，但相對與國土總面積而言是不夠的，而且部分保護區管理混亂、土地權屬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雖已實施《自然保護區條例》多年，但畢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階較低，調整面窄，處罰力度不夠，故需要進行新的立法以保護自然保護區、物種及其生境。而在外來生物入侵問題上，雖有一些法規涉及，如《進出境動物檢疫法》但沒有專門法規對此做相應調整，法律漏洞較大。
此外，由于經濟發展；新的城鎮、水壩、水庫、礦區的開發、建設；旅游活動以及國際合作不充分也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
三、保護對策
保護生物樣多性不僅需要加快治理環境污染，把保護工作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在生態系統水平上采取保護措施，傳統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護，通過排除或減少人為干擾來保護生態脆弱區，在一般情況下，確是保護某些物種或生態系統的有效途徑。但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主要是對自然保護區進行立法。鑒于外來物種對生物樣多性的影響日益嚴重，而我國卻沒有專門立法保護措施，故建議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而且隨著人口和用地的不斷增長，被動的保護已很難真正達到保護的目的，為此提出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同時生物多樣性對全人類都有著深遠的意義，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參與，故特別強調國際合作和加強國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護區和制定《自然保護區立法》
自然保護區是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雙重性質，并且是一定的空間范圍的區域。在我國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惜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和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地的陸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據《世界資源》1997年的統計，全世界已建立較大面積的保護區1.04萬個多，其無論在保有物種、遺傳、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還是在保護物種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國也意識到，由于缺法相關法律保護，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混亂，保護區內開發與保護矛盾突出，亂砍、濫挖偷獵行為時有不斷，造成一些自然保護區破壞嚴重。
因此，許多國家對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進行了專門立法。如，英國《國家公園和鄉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園法〉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園與野生生物保護法》加拿大的《國家公園法》，韓國的《自然公園法》等。另外，一些國家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綜合性法律，并將自然保護區納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蘭的《自然保護法》、韓國的《自然環境保護法》等。這些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無論是按國際通行做法還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都有必要抓緊制定一部《自然保護區法》，對由于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建設、管理、開發和利用而產生和存在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建議在原有法規中法律制度：如審批制度、分級分區制度、管理制度、檢查應急制度的基礎上，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如分類性保護和管理制度、監督管理體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鑒國外相關先進經驗，創設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區劃制度和社會影響評價制度。
3.2防止外來物種和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
外來物種入侵不僅對當地生物構成威脅，同時對經濟和人體健康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一些國家對此進行了立法。如美國先后頒布或制修訂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外來物種預防和執行法》、《國家入侵生物法》、《外來有害生物預防和控制法》、《聯邦有害雜草法》等；新西蘭《生物安全法》等。
我國雖有一些法律法規涉及外來物種管理，如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農業和林業局分別建立了水生和陸生野生動物引進審批制度；《野生植物保護條例》（1996）、《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動物防疫法》和《植物檢疫條例》。但是目前尚無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專門法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涉及到外來入侵物種物種，但未制定專門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行動計劃，所以中國急待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以確保生態安全和保護本國生物多樣性。如設立引種許可證制度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立外來物種入侵預警機制。
另外，對外來物種進行普查和有計劃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護中持續利用生物資源
雖然全世界已建立眾多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多形式保護方法方式，但相對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護的生物多樣性是有限的。因此人們認識到，有效和長期可信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指對生物資源的利用應以使生物多樣性在所有層次上得以保護、再生和發展。對保護而言，沒有合理利用也就沒有保護。利用自然保護和發展旅游業就是一例。不但有經濟效益，實際上也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本身就是社會效益的體現，也是自然保護的價值體現。
另外建議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并將其納入他們的生產計劃中，鼓勵生物的資源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包括根據當地資源的實際情況實施傳統的農業和林業措施；推進科研與教育；采取必要的辦法使保護區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和進行遷地保護。
3.4國家合作與行動
在生物多樣性問題上，世界各國的共識是生物多樣性問題不是局部的、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聯合國有關組織、世界科學界和各國政府部門認為國際合作是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國政府應積極的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協定，聯合打擊跨國非法貿易與捕獵。加強科研協作，但要注意與產權問題。
我國已加入的公約協定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國際捕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熱帶木材協定》、《關于保護特別水禽的重要濕地公約》等等，為了更好的保護我國生物多樣性，應積極的開展國際合作，并制定相關的實施計劃與細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制定相關行政法規或法律。
3.5加強環保教育
從整體和局部看，國民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好壞，大量資料表明，凡是受環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國家和地區，通常生態環境破壞頻率越高、程度越深、問題也越多。而對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社會問題來說，除發展外，更多的應加強民眾教育，廣泛、通俗、持之以恒地開展與環境相關的文化教育、法律宣傳，培育本地化的親生態人口。特別值得重視和提倡的是利用當地文化、習俗、傳統、信仰、宗教和習慣中的環保意識和思想，如民族地區的龍山、鳳水，進行宣傳教育。另建議在中小學中專門開設環境課程或在自然、化學、生物、地理及中進行環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課外活動。
此外，加快對全國生物多樣性的清查；根據實際情況變更動植物保護級別；恢復破壞的生態系統；及對一些重點珍稀瀕危物種進行人工繁育和擴群工作，也很有必要。總之，一個物種的消亡往往不是單個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是一件綜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參與，不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眾；不僅需要單個學科，更需要多學科；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全球的共同參與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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