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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白壁德認為大學的人文性和貴族性是大學之為大學的根本所在。現代人文主義的真諦就在于以一種“中庸”的尺度,在極端的功利主義和極端的人文主義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反觀當下中國大學,筆者認為人文精神的復歸是當代大學改革的重要使命,這種復歸并不是將大學變成封閉的象牙塔,而是與功利主義形成一種適度的張力。它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確立大學的學術性;嚴格大學和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的區分;學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學是什么?紐曼、洪堡都有過關于大學的經典論述,上個世紀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也有過大學的名言。但是對大學性質和大學與人文主義的關系的論述,有一個人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美國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歐文·白壁德先生。(Irving 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教育家,“新人文主義”的鼻祖。他的《文學與美國的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值得特別一提。在該書中,白壁德對大學的精神、大學的性質和大學與人文主義的關系進行了深刻地闡述,并對大學如何面對社會的變化,尋找功利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平衡進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重溫白壁德的經典論述,無疑對我們今天的大學走向更加理性的發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意義。
大學及其人文內涵
在書中,白壁德闡述了大學的三層內涵:(1)大學的指導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貴族的;(2)大學是為塑造社會精英而悉心選擇研究方向的場所;(3)大學的培養目標是造就有“質”的人。
在白壁德的論述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對大學實質的揭示。他強調,“大學的指導精神卻既不應是人道主義式的、亦不應是科學式的,——盡管這些因素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體現,而應該是人文的,并且是貴族式的。”這句話揭示了大學實質的兩大含義,一是人文性,二是貴族性。一方面,大學作為培養人的場所,從根本上說,它是人文的。它以人為中心,“教人所以為人之道”,關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諧發展,關懷的是人的終極理想:另一方面,大學約束性的人文標準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數人,而只能是少數人,這就體現了它的貴族氣質。這從人文主義一詞的含義中就可以得到說明。人文主義一詞是英語humanism的中文譯名,它的含義是“信條和紀律”。接受人文主義教育者通過“信條和紀律”約束自己的行為,來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這在整體上就與未受過教導和規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嚴格的選擇”,而不是“泛濫的同情”,表明它只適合于那些“挑選出來”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數人。所以大學從本質上說又是貴族的。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紀初,面對美國日益嚴重的大學社會化傾向,而著意提醒人們要注意大學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學人文、貴族氣質,這就決定了大學不同于社區性學院,它是為“精心挑選”出來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場所。因此大學內涵的第二條就是,大學從其性質上,應該界定為一個為塑造社會精英而悉心選擇研究方向的場所。對此,大學必須避免兩種傾向:一是“大學被定義為讓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東西”;二是把大學變成“科學大工廠”。關于前者,白壁德將矛頭指向盧梭,他認為盧梭人道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分鼓勵人類任其自然地發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學成為讓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東西。因此,他對于大學實行選課制并不支持。他認為,選課制固然逃脫了高頭講章與權威論斷的武斷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卻是陷入另一種危險——不受限制的個人主義式的學究作風。在這里,白壁德并不否認民主化是現代社會的需要,但是他認為大學需要的民主應當是一種“選擇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大學的人文精神。
事實上,白壁德的觀點不無道理,如果一個大學完全成為由學生自己來決定自己想選什么課就選什么課的所謂菜單式學習,那么這與市場上的買賣商品又有什么區別呢?所以,白壁德主張“選擇式的民主”的觀點,還是比較合乎人才發展的規律,它既滿足了人才個性的需要,同時又保證大學所應有的“心智訓練”。
基于這樣的邏輯思維,白壁德還對大學與社區學院的功能做了嚴格的區別:社區學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眾化教育為目標,讓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學則不然,它應當成為一個能為人文主義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豐富機會的場所。
對于后者,白壁德著力提醒的是現代科學主義對大學的影響,正在使大學一步一步變成“科學大工廠”。培根科學主義傾向于單純使用量化檢測手段并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表達一切事物,它對大學最嚴重的影響就是人的法則完全被自然的法則所代替,從而導致功利主義在大學校園的暢行。
對于大學的第三條內涵,白壁德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學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獨立的目的的話):它必須在這個量化的時代中造就有“質”的人。所謂的有“質”的人,白壁德作了這樣的解釋:“盡管整個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學卻必須牢記自己的任務是使自己的畢業生成為高質量的人——這就是‘質’這個詞的真正意義而非通俗意義而言。”有質的人就是“高質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質量的人呢?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僅僅是指大學畢業生成為某一專業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為一個有人文氣質和內涵的人,即“獲得人文的教養”,包括“趣味和判斷力的原則”、“明智、集中的觀點”、“對以往歷史應有的尊重”等。有質的人避免了由于專業的學習(對任何一種學科過于熟悉)所可能導致的“人類心智的失衡”,對此,白壁德提醒道:“現代生活所特有的環境要求我們幾乎全部成為行家與專家,而我們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頭腦因過分沉迷某一學科而有損健全。”換句話說,大學生先成為人文學者,然后始從事于專門之學,這才是有“質”的人的真正含義。
適度的平衡——現代大學人文主義的真諦
可見,大學的人文性,是大學之為大學的根本所在。可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特點是,一方面專業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來越高,要求教育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協調社會發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學生存和發展面臨市場經濟的壓力。學校規模的急劇擴大,教師、學生、后勤人員的激增以及圖書、設備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經費,不能不迫使學校管理者在籌措經費上花費大量的精力。而學生需要面對社會嚴峻的就業壓力,為將來的就業謀生做準備。市場經濟發展對大學的滲透使得人文的堅守變得非常的困難和不切實際。
面對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不可能不對社會的急劇變化作出反應。繼續固守傳統就顯得迂腐和不合時宜。事實上,從學校發展史來看,學校越來越專業化,培育之人才亦越來越重職業之專才已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片面地迎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為受教育者的一種“人力投資”,學校成為訓練社會各業人力的“知識的工廠”,就有可能導致學校教育理想的喪失。這似乎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事實上,白壁德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但他認為現代大學人文主義的真諦就在于:在極度的同情與極度的紀律和選擇之間、統一與多樣之間尋求平衡,并根據它調節這兩個極端的情況而相應地變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義是以一種“中庸”的尺度,在極端的功利主義和極端的人文主義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抱著人文主義的態度,同時期的美國學者弗萊克斯納也認為,現代大學在現代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大學不能遠離社會”,但是大學要有一種基本的原則和立場,這就是“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時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學理念影響的、竺可楨、李登輝,在他們辦學理念中也高度強調教育超然于社會的重要意義。相信“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也”,“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假使教育事業,要對現在和將來的社會有所貢獻,不當僅注重物質的進步,而更當注重道德的進步”。這就是說,在他們看來,教育并非只是滿足社會現實功利需要的一種制度和機構,而更是社會理想的制定者和實行者。這就是說,人文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沖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余英時先生曾說過,相對于任何文化傳統而言,在比較正常的狀態下,“保守”和“激進”都是在緊張之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例如在一個要求變革的時代,“激進”往往成為主導的價值,但是“保守”則對“激進”發生一種制約作用,警告人不要為了逞一時之快而毀掉長期積累下來的一切文化業績。代表激進的功利主義追隨者和社會變革者,和理性主義追隨者正好形成了張力,相互對立和抗衡中推進了大學在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下更為合理的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隨著贈地學院和實用技術大學的興起,傳統大學以培養個人為目標、注重心智發展的理性主義理念受到社會的挑戰,大學服務社會的觀念獲得許多大學的響應,并漸趨上風,影響著美國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這個社會現代化和世俗化的過程中,“大學不容置疑地成為社會的知識工廠和思想庫、成為科技進步的‘孵化器’和社會進步的‘加速器’,由社會邊緣的‘象牙塔’成為現代社會的‘軸心機構’”。大學的人文傳統因此備受世俗的挑戰。但是應當注意到的是,在現代大學的發展過程中,理性主義作為傳統的大學理念并沒有因功利主義的興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義大行其道時也是理性主義給予抨擊最猛烈之時。以白壁德為代表的新人文主義對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的抗爭,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實用主義的糾偏,它使美國大學教育的“教育鐘擺”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種合乎社會發展而理性中向前發展,大學的人文精神因此從未真正喪失過。
超越功利與回歸人文——當代中國大學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們依此來反觀一下當下中國的教育,實事求是地講,今天的大學在功利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天平上已經發生了傾斜。因此,對于當下中國的急功近利現狀,我認為中國大學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義的復歸。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大學自12世紀產生以來,雖有過很多發展,但是仍然繼續遵守某些顯然不變的規律。”這種“不變的規律”,也就是大學根本之所在的東西,它規定著大學之為大學。
在美國,大學盡管充斥著非常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但是作為學術組織,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傳統沒有改變。而中國大學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由于中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在建國后一度與傳統斷裂,失去了積累。教育從“政治的婢女”轉向“經濟的侍從”,一直未能正視教育自身,這就導致了建國后中國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復歸是我們今天在面臨浮躁的功利世界時特別需要召喚的,人文主義的復歸也是與功利主義形成必不可少對話的需要。當然,這種復歸,并不是將大學重新封閉起來,成為象牙塔,而是與功利主義達成一種平衡,形成張力。具體來說,這種人文主義的復歸,需要從哪里入手?
首先,確立大學的學術性。大學是學術組織,不是行政組織,更不是經濟組織。現代大學是學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獨特的使命,“無論現代大學發生了何種變化,大學在本質上仍然是社會的學術組織,是學者的共同體。”“學術功能仍然是其最為主要和不可撼動的部分,這是大學成其為大學的關鍵。”因此,對于現代大學來說,學者治校是體現大學學術性質的主要方面。
學者治校就是強調由學者來管理學校。先生從教育目的出發,對此作了專門的論述: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為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所以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因此,大學校長的人選,首先必須是一位學者,一個教育家,有自己獨到的大學理念和管理大學的能力。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原則。而在學校內部管理體制中,學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實行教授治校和學生自治。
就我國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體制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學特定的學術性被輕視,大學的管理體制并不蘊涵現代大學自身獨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現就是大學在管理上與機關沒有差別,行政機構主導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論壇中,就有人尖銳地指出:“在中國大學里,行政權力是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的,學術權力長期以來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難以發揮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學出臺的教改中,為了與國際接軌,而提出要設立教授會,但有人即尖銳予以了抨擊,“在中國大學這樣一個官員治校的組織中,教授會的設立并不是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產物,而是領導批準,依然處在行政權力之下,因此很難享有真正的獨立性和權利。”因此,對于高等學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學的學術性,構建現代大學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實際上就是中國大學創建出世界一流大學的根本所在。
其次,復歸人文主義就必須嚴格大學和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的區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個典型表征就是大學與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之間沒有了明顯的區別。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都升格為大學了,這是中國大學喪失人文氣質、淪為世俗工具的體現。復歸人文主義首先必須為大學正名。如前所述,為精挑出來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學創辦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僅在“訓練一技之長而尤在養成宏正通達之士,不僅在傳授知識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學才識具備之完人與培養健全之士風”。因此,保有人文、貴族的氣質應該成為大學區別于較為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之所在。
一般專門院校適應社會發展對專業人才的需要,側重于高級專業人才的培養,社區學院靈活應對社會急需的實用和應用人才,可為普通公民的就業出路做好充分的準備,服務于大眾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學作為一個塑造社會精英的場所,不應以追求大眾化為目標,保持它獨特的貴族氣質,是大學人文精神和人文價值的體現,因此,大學無須承擔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責任。
對此,我國學者梅貽琦的見解也是頗值得我們今天大學主政者借鑒的。梅貽琦在批評大學迎合社會對技術人才的需要廣設工學院的現象時說到,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學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等學院所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通才,甚至于兩個方面以上的綜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他認為,大學工學院在造就高級工業人才與推進工程問題研究方面,應該有更大的使命,不應使其只顧大量的生產,而將品質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務,無力擔負。為此,他強調工業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術人員,大學工學院實無法供給,亦不應盡要他們供給。
復歸人文主義第三個要點就是,學生必須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無疑問,今日社會上的職業結構越來越要專門知識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專業是必要的,但大學畢竟不應只是訓練一技一能的專門之士,大學的人文特性決定了大學不僅為社會培養專業人才,還要著眼于人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為實現這種理想,現代大學一方面設置各種學科廣泛適應社會的需要,培養專門人才,并以教學科研的成果服務于社會,對社會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作為高等學術的中心,大學又有繼續承擔保存和增進社會中最寶貴的學術的責任。但是長期以來,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廣泛的張揚,教育片面追隨市場的需求,進行專業性教育幾乎就是高校單一的職能,根本忽視大學教育的本體價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現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長度(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和廣度(大教育、泛教育),卻在喪失它的深度(對人生的關懷、對人性的提升)。現代教育在教學內容上、教學方式上絕對崇尚理性,過分追求規程化、單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層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發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導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發展。
關鍵詞:西方美術史;人文精神;滲透
西方美術史經歷了一個十分漫長的發展過程。隨著藝術家創作理念及所處時代背景的變化,西方美術作品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特點。然而,人文主題卻是大多西方藝術家在創作美術作品的過程中遵循的一種主題。從整體角度來講,西方美術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現形式存在一定的變化。
一、西方美術史
(一)西方美術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術史中,人們發現的創作時期最早的美術作品是于舊石器晚期被創作出來的。在西方原始美術中,獲得大眾一直認可的美術作品被發現于西班牙以及法國這兩個國家的洞窟中。西方美術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中,當時的藝術家所創作的美術作品都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征1。
(二)西方美術史的階段劃分
西方美術史大致包含史前時期、封建社會時期、文藝復興時期、17世紀至今。在史前時期中,西方創作者在舊石器時期所選擇的刻畫對象主要是各種各樣的動物。創作者通過不同形象、體態動物的描述滿足自身的創作需求。在該階段中的中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中,創作者的雕刻對象逐漸由動物轉變為人類。就該階段以女性為原型的美術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這種以性表現獨特人文主義內涵方式的應用,主要與時人的生殖崇拜儀式有關。到了封建社會時期,創作者美術作品中反應的主題主要與戰爭以及有關。就古希臘美術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為原型的美術作品數量較多。在文藝復興時期,以達•芬奇、拉斐爾以及米開朗琪羅為代表的藝術家的美術作品創作與現實人性之間表現出了極高的契合。自17世紀開始,西方美術作品形成了多種不同的風格,巴洛克風格、羅可可風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該階段出現的。當時社會的開放性為眾多藝術家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更加致力于將人文精神滲透在自身的美術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術作品中的表現形式
西方美術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現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幾種:
(一)人性表現形式
人物是西方藝術家完成美術作品創作的首選。在實際創作過程中,他們通過對所刻畫人物的神態、動作等將所要體現的人性表達出來。這種以展現人文精神為目的的人性表現形式的應用,提升了美術作品的藝術性和價值。
(二)性表現形式
這種表現形式是指,藝術家通過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畫,實現人文精神對美術作品本身的融入。這種表現形式的應用在為欣賞者帶來一定視覺沖擊的同時,不禁引發其對藝術家所刻畫人物形象思想、生活習慣等內容的反思3。
(三)個性表現形式
相對于其他表現形式而言,個性表現形式對藝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使得自己所創作的美術作品具有獨特的個性,藝術家需要為此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努力。對于西方整個美術作品創作群體而言,能夠實現利用個性表現形式將人文精神滲透在美術作品中的創作者極少。但當美術作品創作者能夠實現這一目的之后,他們的作品內涵和價值也會發生顯著提升4。
三、西方美術史中的人文精神滲透
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術史中的滲透,這里將人文精神的表現形式作為分析依據進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滲透
縱觀西方美術史,性屬于藝術家在美術作品中滲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種方式。目前已知較為出名的應用這種表現形式滲透人文精神的美術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臘早期美術作品、奧地利原始雕塑。維納斯是古希臘藝術家在創作美術作品中經常描述的一個人物形象。在當今人們對維納斯形成的圣潔、端莊印象之前,維納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傾向于以為毫無觀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亞特》中記載,維納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常常會利用一條能夠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帶施展魔法。當維納斯把目光轉向宙斯時,這位地位無限崇高的萬神之王也敗在了維納斯的石榴裙下。而荷蘭著作《奧德賽》中則記載,維納斯在維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間,同時與阿多尼斯、赫爾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著不正當的男女關系。以該時期的美術作品《尼多斯的維納斯》為例,創作者通過對維納斯肌膚、體態以及身體各個部分比例的合理處理展現出維納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為以性表現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維納斯并沒有穿衣服。這種表現方式的應用將維納斯這一人物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5。奧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術作品無疑是被學者稱為《維林多夫的維納斯》。在這個的女性雕塑中,創作者將整個女性形象的高度設置為11厘米。通常情況下,這種比例設置會讓觀賞者產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視覺誤差,但創作者通過自身精湛的技術彌補了這一問題。雖然這個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頭發蓋住,但觀賞者仍然能夠從這種若有似無的表現方式中感受到創作者想要表達的象征含義。除了手臂、膝蓋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處理之外,創作者用突出生殖與性的方式完成對該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這個范圍的處理。這種弱化與突出融合的創作方式為觀賞者帶來了一定的視覺沖擊。由于該美術作品的出現時間較早,其創作者本身可能并沒有意識到性與生殖對人類生存繁衍的重要意義。創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這幅雕像作品的創作,而西方美術人文主義的體現也是通過創作者的這種創作目的實現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滲透
人性表現形式無疑是西方美術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應用這種表現形式完精神向美術作品滲透的行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術史的文藝復興時期。同時,文藝復興時期也是美術作品人文主義盛行的時期。以該期間的文藝復興三杰拉斐爾、達•芬奇以及米開朗琪羅為例。就拉斐爾而言,這這位畫家在當時的體現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從這幅作品中,拉斐爾用精湛的筆法刻畫出一應人物形象。從抱著圣子的圣母來看,拉斐爾通過動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賞者幾乎能夠想象出圣母與圣子從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過程。而在帷幕周圍的男性正對圣母與圣子的到來表示歡迎,同時,拉斐爾還通過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狀態的刻畫,將一個信徒對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來表現出的恭順和尊敬逼真地展現出來。拉斐爾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滲透使得作品本身蘊含的價值變得更加豐富7。達•芬奇滲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則是舉世聞名的《蒙娜麗莎的微笑》。關于這幅作品有一種著名的解讀:一千個人可以從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狀態。與大部分畫家的人物畫作創作相同,達•芬奇的這幅《蒙娜麗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這位能夠為人帶來平靜和喜悅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羅倫薩商人的妻子,這個身份也可以從達•芬奇對蒙娜麗莎眉毛的處理中看出——當時以沒有眉毛為美的化妝風格正受佛羅倫薩婦女的一致追捧。從達•芬奇對蒙娜麗莎站姿的處理中可以發現,他并沒有使用傳統的正面站立的方式進行創作,而是通過微微側站的方式使得蒙娜麗莎這個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動。這幅作品與當時西方大部分美術作品之間的區別還體現在達•芬奇對透視點的應用上。在大多數創作者都將人物的胸部作為整幅作品透視點的背景中,達•芬奇大膽地將人物身體比例的四分之三作為欣賞者對《蒙娜麗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點。從細節的角度來講,達•芬奇對蒙娜麗莎手臂的細膩處理也是大多數欣賞者喜愛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觀念流行的當下,這幅創作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作品的手部也能獲得時下流行的手部審美的認可。欣賞者從蒙娜麗莎這一雙可愛豐滿的雙手,大致可以得出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斷。從作品價值的角度來講,《蒙娜麗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體現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愛8。米開朗琪羅以人性為表現形式將人文精神滲透其中的代表作無疑是能夠讓人產生強烈視覺沖擊的《末日的審判》。從這幅作品的組成人物數量就可以判斷出畫家對該作品傾注的心血。的確,繪制這幅作品用了米開朗琪羅將近六年的時間。作為信仰人數眾多的一個教派,米開朗琪羅將基督教作為整篇畫作的背景,按照從上至下的順序,米開朗琪羅分別刻畫除了天堂、即將步入地獄的人類以及地獄這三種不同的景象。在即將步入地獄的人類部分中,大多數人類都是或者身上僅僅殘余一小塊布料。米開朗琪羅用這種繪畫方式暗示這些人類的身份:他們身上背負著背叛上帝的罪惡。雖然米開朗琪羅將這些人類的肢體動作、神情神態等刻畫得十分可憐,但這種方式其實是在反諷人類本身以及時人的處世態度:明明他們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卻在即將被送入地獄時表現出不可理喻的夸張。在《末日的審判》中,悲劇色彩不僅僅是通過米開朗琪羅對地獄情景的精致刻畫體現出來,這幅作品為欣賞者產生最大沖擊的位置在于,米開朗琪羅以一張皮囊的形象將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開朗琪羅通過四百多個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畫揭示了他對人生的理解:每個人的人生都處于信仰上帝和不斷背離上帝過程中,到這個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經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會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贖。無論是審判還是救贖,米開朗琪羅對人性的剖析雖然無法得到所有人的認可,但他通過畫面布局、內容設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審判畫面能夠對欣賞者的心靈產生一定的沖擊9。
(三)個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滲透
在個性方面,西方美術史中利用這種表現形式滲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畫家畢加索以及荷蘭畫家梵高。就畢加索而言,從美術作品風格的角度來講,畢加索通過自然主義、抽象主義、古典主義等不同風格的應用,使得自身個性在不同美術作品中得到良好體現。從畢加索的創作歷程來看,其最初抨擊當時西方美術作品創作主流的作品為《亞威農的少女》。在大多數畫家都將定點透視作為主要繪畫原則的1907年,畢加索用這幅以動點透視為原則的立體化作品呈現在公眾面前。畢加索對不同圖形及其組合的應用創建出一個全新的畫派——立體派。當立體派成功便成西方美術界的一個主要流派之后,畢加索并沒有停止自身追求個性美術作品創作的腳步。到了1918年,畢加索開始在古典主義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成功創作出一種被后人稱為新古典派的美術作品。以畢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賽跑》為例,在這幅美術作品中,畢加索通過兩個四肢伸張,處于奔跑狀態的女性人物體現出賽跑這一主題。其中,畢加索除了通過陰影、線條的處理表現人物的立體感之外,還通過女性的暴露以及兩人手部的交握體現出“賽”這個主題。從畢加索漫長的創作歷程來看,轉換美術作品風格已經成為他彰顯作品個性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同時,這個特點也是畢加索與西方其他畫家之間的最大區別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探索繪畫以及探索畫作的個性發展中渡過的。在創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過親身經歷和感悟的方式進行創作。以梵高在創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婦女們》為例,在這幅作品中,梵高通過裝著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婦女表情和動作的刻畫,將勞動人們的艱辛充分表達出來。雖然這種較為拙劣的繪畫手法不被時人接受,梵高甚至還拒絕了皮特森牧師提出的修改意見。從這個時期開始,梵高就開始在追求繪畫作品個性的道路上不斷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創作過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經歷了無數的打擊和磨難。這些實際經歷使得他對美術作品創作以及創作方式產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開始通過創作自畫像的方式達成追求個性的目的。在梵高的眾多自畫像作品中,流傳最廣、最為出名的是那張割掉耳朵的自畫像。梵高創作這幅作品時正處于被癲癇以及經濟困擾的窘迫期,雖然無法從這幅作品中判斷出梵高當時的真正想法,但從梵高對自己獨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繪畫中,依然可以發現梵高對個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繪畫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館》也彰顯了他對個性的追求。這幅作品取自真實的法國蘭卡散爾咖啡館。這家24小時營業的咖啡館是梵高命名這幅作品的主要依據。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畫了六個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數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邊,唯有一名身著白衣的男性處于視線中間位置。作為與作品顏色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過這種方式展現其對借助該咖啡館的追憶。這種藝術視角的獨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繪畫風格的人一眼就能從眾多繪畫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結論
【關鍵詞】人文精神;文化;思考
一、引言
當今世界是一個物欲橫流、變化萬千的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浪潮席卷了整個世界,物質利益的追求成為一大部分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從而出現了理想的追求為現實的利益計較所取代;感官的滿足成了文化的最高指令;庸俗文化淹沒了高雅文化;金錢的權威沖決道德的堤壩;日益擴大的財富差距褻瀆著社會公平;以新技術為基礎的話語霸權鉗制著人們的思想自由等等的一系列現象,這不得不引起我們大家的反思:當今市場經濟下的現實世界中的人究竟成了一個怎樣概念的人,傳統的人文精神的關懷究竟還能在什么方面找到。因此,關注這一現實世界中人的精神素質的變化,順應時代的發展,建構新型的現代社會人文精神的關懷體系,已不僅是一個人學的基本理論問題,而是成為了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社會現實問題。
二、我國理論界對于人文精神的看法
關于這個方面的思考,在我國理論界也引起過足夠的重視。一些學者就這樣認為,認為作為中國文化原核心的中國哲學,即人文主義傳統可以給當今中國的人文問題和全球的人文問題開出一條最好的解救道路來。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可為我們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從而十分崇拜中國傳統文化中蘊涵的人文精神,極力主張繼承和發揚光大。但是,他們只是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精華部分,而無視這種傳統的人文精神所帶給我們的歷史經驗教訓。這是因為我們國家傳統的人文關懷太過于關注人自身精神的放逸和灑脫,而對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方面則提倡“出世”的消極思想,有著明顯的反科學傾向。在中國古代就有“喪志”一說,對一些手工能工巧匠們是不屑一顧,將他們劃為社會底層,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無非是一些“奇技巧”,從而加以禁止限制。以至于發展到后來目空一切,將擁有鐵甲利炮的西洋人視為一群不學無術的“蠻人”。這種傳統的反科學的人文精神嚴重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們不能在科學技術顯現作用更為突出的今天再從老祖宗那兒搬來一些陳年的祖訓來規范今天的人文秩序,而應從當今現實經濟、科技社會基礎上出發去探索一種能適應這種社會發展的人自身方面的人文精神關懷。
三、新型現代社會人文精神的關懷體系的探索
[關鍵詞]人文主義 以人為本 書籍設計
《辭海》中對“人文主義”的解釋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方面,即“人文科學”;另一方面,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同維護封建統治的宗教神學體系對立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中國作為禮儀文明之邦,對于“人文”有著獨特的理解。《易•賁》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規范家庭、社會、國家各種人際等級關系的倫理概念。這時的人文精神是一種注重人的文化教養的精神,即按當時社會的標準塑造教養有素的、多才多藝的人。
同樣的概念在西方社會也存在。在古希臘,從公元前5世紀中葉起,就開始為培養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實行全面的文科學習。在經歷了封建教會勢力的千年統治后,人們開始掙脫精神上的束縛與奴役,被禁錮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成為驅散中世紀黑暗,建立資產階級文化的重要武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促進了世俗文化的發展,并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與宗教神權文化相對立的思想體系――人文主義。
上述語境下的人文精神的宗旨,在于強調人的尊嚴,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運用其理性的權利。現在,人文主義已泛化成一種強調人的地位與作用的世界觀或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人文主義在中國書籍形態演變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可以說中國書籍設計歷史就是體現人文關懷的最好例證。
裝潢工藝的產生、自右向左的閱讀方式、簡牘裝被卷軸裝取代、卷軸裝被冊頁形式取代等,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體現,都表明了人文主義精神在書籍設計中的作用及意義。
簡牘始于周代,至秦漢最為流行,直到東晉末年才被紙取代。中國古代許多著作都是寫在簡策上的,如《詩經》、《禮記》、《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翻閱和攜帶不方便,編繩易斷,易產生脫簡和錯簡的現象,很難復原。為解決這些問題,人們開始尋找其它用于書寫的材料,這樣就出現了寫在“縑帛”上的書,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我國歷史上使用最久的書籍形式――卷軸裝。卷軸裝的結構更加明確,每個結構上都進行充分設計,以滿足閱讀的不同需求。但卷軸裝同樣存在不易查閱中間部分的缺點,由此又產生了龍鱗裝、旋風裝、梵夾裝、經折裝等,到后來逐漸發展成為與書籍形態結構沒有太大區別的包背裝、線裝。
從以上可看出,書籍形態的更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在現代書籍設計過程中,應遵循人類發展的。人是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因此為人的設計不是一種片面的行為,而應充分借鑒前人經驗,不能認為書籍設計是一個簡單的包裝過程,美化了事,應充分考慮“為人的設計”,以人的需求為設計的出發點,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創造和滿足人的更高需求,創造出消費生態和觀念的有序化。人文主義精神在設計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應以此為基礎進行思考、設計、創新,其創造性則更能夠給人以啟發,進而引導人們賦予生活以不斷更新的內容。
成書的手段一般是通過印刷,而紙是印刷的載體之一,但又不是惟一的載體。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傳統印刷系統被桌面系統所取代,使以前種種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為可能,印刷方式的發展使得能夠印刷的載體更加豐富,在書籍設計過程中,可根據內容選擇紙、布、皮革、海綿、有機玻璃、塑料等材料。在現代印刷中,單是紙的種類便十分豐富,要考慮諸多要素選擇紙張、確定開本,不同的主題,都有其適合的紙張。
一本書不單單是幾十張或幾百張印有文字的紙裝訂在一起,而是一個“活體”,并且是一個極富“表情”的“活體”。在這個活體中承載著寫書人和做書人共同的情感,這種情感的“合體”,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穩,亦可如浪花拍打巖石般的碰撞。寫書人已運用文字將內容、思想、情感表達出來,做書人則要充分運用書籍的要素,構成人們享受這些內容的特有空間。書籍是人們交流的平臺,要使讀者融入其中,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書籍的結構設計。可以通過一些獨特的設計,使讀者而然地走入這個“世界”。在設計過程中,通過一些行為、動作使閱讀成為一種互動,使讀者的閱讀方式成為主動接受。
在書籍這個“舞臺”上,文字、圖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們的不同組合、搭配能夠達到各種效果。在文字、圖形、色彩的編排過程中,則要符合人的一般視覺習慣,并設計出與同類書籍不同的視覺流程,從而提高讀者接受信息的程度,營造閱讀氛圍。不同種類的書籍,視覺流程的特點是不同的,如文學類的小說,其視覺流程應具有連貫性,在設計過程中應把握其“單線條”的整體性;而信息較多的雜志,其視覺流程可以是多條的,可主次有別、可正反相對。這其中的種種變化,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閱讀效率。另外還需考慮版面的調性變化,通過調性的變化使人的視覺得到調節,達到松弛有度。
書是人所閱讀的,書的設計必然要圍繞人而進行,隨著社會的和進步,技術的改進和提高,我們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渦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現,提供了一種頗具發散性的技術。這種技術具有相互溝通和多聲渠道的性質,從而有利于確定詞語的多元對話,并使讀者從作者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超文本的讀者和作者被稱為是互相學習者、共同創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樣是以人為本位的人文主義精神在“書籍”設計中永存。
參考文獻:
一、人文主義思想的興起
從1350年開始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標志著歐洲近代文化的新開端,而人文主義便成為了這一時期最強勁的社會思潮。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是一個以人文學科的研究與學術為基礎,與基督教神學的人生觀相對立,以人和人的現實生活為中心,以培養多才多藝、全面發展的人為理想,以促進和實現人類幸福的現實生活為目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說到,“當幻覺的紗幕一經扯碎,當對于自然的恐懼和對于書籍和傳說的盲信一經克服時,就有無數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等待解決。當別的民族對自然仍淡然漠視的時候,整個民族卻喜好研究自然和考察自然……意大利研究自然科學的人自豪地在《神曲》中探索出對于自然科學感興趣的暗示和證明。”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的核心是關于人的理論。這一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尖銳地批判了基督教對人的貶低和輕視,批判了宗教的“原罪”說、禁欲主義和以出身、等級論品質的傳統觀念,贊揚人在宇宙中的獨特的、崇高的地位,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尊嚴。同時他們多方面地探討了人性問題,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情感的合理性,重視人的現實的世俗生活,提倡人的個性解放和自由,追求一種幸福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偉大的音樂家李斯特將《神曲》改編為鋼琴曲,從那激昂的旋律中我們可以看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強音;英國著名劇作家莎士比亞通過《羅密歐與朱麗葉》表現當時人們對人本文由收集整理性和美好愛情追求;法國勃良第樂派的杜費開始將世俗音樂引入宗教彌撒中;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則對整個宗教社會,包括音樂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人文主義思想對西方音樂的影響
在文藝復興中,人文主義思想的發展,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而從音樂欣賞的角度說,音樂無論是在形式、內容以及理論體系諸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并得以迅速發展。繼之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文主義理論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并逐漸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它對西方的現代音樂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音樂要和諧悅耳
音樂家廷克里說:“諧和與不諧和只能用耳朵來判斷”,“我從來不相信天體和諧的現實的存在和可能的存在。無論什么時候,無論是誰也不能說服我,使我相信:離開發音就不可能想象諧和的音是‘天體’的運動產生。”“我從來沒有由于聆聽它們、檢驗它們而不邊得更為愉快,更能受到啟發的了”。文藝復興時的作曲家、理論家維森蒂諾也認為,一部作品必須“充滿和諧”,“缺少諧和,便會乏味”,音樂作品必須“充滿和諧”,“用諧和音使耳朵得到滿足。
(二)音樂有了初步的分類
人文主義思想對西方音樂的影響還表現在音樂服務于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了初步的分類,即“上流社會的音樂,(musie reservation music in polite soeiety)、“卑微的,(cose basse,the humble things)、“喜劇性的,(cose buffoni)、還產生了“室內樂”與“教會音樂”區別。維森蒂諾稱前者為室內唱的歌(da cantare in camera),后者為教堂唱的歌(da cantare in chiesa)。
(三)人們對音樂的認識趨于客觀
作曲家加福里于1496年說:“諧和就是悅耳的諧和相極端、相對比的聲音由中間聲部結合到一起的相應的音響。人們認為聲樂音樂應當與它們所配的歌詞充分結合,音樂不僅應當表現其曲調的外部特征,而且應表現歌曲的內容和意義,應加強音樂對歌詞的表現力。由此可見,人們在這時對音樂諧和與否的標準己不再受宗教觀念的束縛了,而真正以發揮人的本性為標準。
(四)民族風格音樂的興起
文藝復興全盛期和后期開始有了“民族性”音樂及世俗音樂中民族風格的興起。拉丁語、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希伯來語等各個民族的言都有其本身的發聲特點,而語音特點又影響著其本族的音樂,正因為語音特點的豐富多彩,所以各個民族的音樂也是各具特色、絢麗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