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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言行及生活方式。而西方社會卻很少提及孝道。通過比較中西方孝道發現,不提并不等于沒有。只是二者在表現方式上有所不同,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質所決定的。
【關鍵詞】孝道;中西文化;思維方式、文化差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孝亦如此,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那么在孝文化鮮有提及的西方社會,孝道又是以怎樣的方式體現?比較了中西方孝道之后,會有怎樣的文化學上的發現?在對比之前,本文先探尋孝道在中國的發源與特質。
一、中國孝道的審美形象
道在時間美學意義上是為“永恒,無限”,也在與保持本性的真。儒家賦予道于孝,是因為道與孝極為接近。孝,合乎人性本真,道,則形象揭示出孝的美好屬性。孝,是美的,是人格完整的體現。另一方面,孝的動態意義也在于對生命的不斷追尋,我們的生命來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來源于祖輩,所以孝就有了更高的敬祖之意。道也是時間軸上對生命本源意義上的探索,也是更為深入的對“我從哪里來”永恒的追尋,在這里,孝道不僅僅局限于孝,更多了些曾變幻莫測的哲學意味。儒家對這樣永恒的追尋卻是現實性的,不同于道家肉身不老靈魂不死的浪漫主義,也不同于佛家來世幸福的虛無主義,而是源于最本真的愿望———血脈延續,以此來對有限的生命做無限的追尋。儒家思想上的孝道形象由和諧性、積極性、自由性等風格組成。
(一)孝道主體形象是和諧的。和諧就是中庸之道,孝源于發自內心的愛,并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是一種道德和情感的平衡,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說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成老也”,這里的承既是順從,取子女與父母之間關系和諧之意。漢代趙岐雖然也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但是他也認為人格的不平等必然帶來該體系的崩塌,從而向相反方向去發展,所以無論是孝道的內在情感還是主客體關系,孝道必然是倡導和諧的。
(二)孝道主體人格的積極性。孝道主體人格的積極性也可以稱之為主動性。“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給父母提供必需的物質條件是孝道的根基,另外也對積極性進行了劃定,不但如此,孝道還鼓勵人們通過積極的努力修身齊家乃至治國平天下。
(三)孝道主體內在體驗的自由性。儒家傳統的孝道提倡道德的自覺自律。孝不是物質上的攀比,也不是炫耀于世的刻意做作,而在于物質贍養上的盡全力而為,在精神贍養上的保敬心之誠。孝父母事,唯“色難”,不僅態度上和顏悅色,發自內心更為主要。“尊敬”是孝的內核,它跨越了物質束縛,以達到崇高精神境界,它超脫于功利主義,以達到絕對精神自由。
二、西方孝道的精神內核
相對于中國孝文化的源遠流長,重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甚至找不到一個完美對應的單詞,但不能說西方沒有孝這個概念。相比中國孝文化的由來已久,西方在這方面則顯得薄弱,西方文明源頭有三,古羅馬文明,猶太教文明,以及最重要的古希臘文明。它們后來融合發展后構成了西方文明。因此要探討西方的孝文化必須從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典籍《圣經》入手。很多西方社會中的品德規范,諺語典故也都發源于此。《圣經》有言,基督徒第五條中要求“當孝敬父母”,《以弗所書》六章二節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除《圣經》外,對于孝順或老年的著述幾乎是空白,這與中國的情況完全相反。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也是老年觀不同的反差,西方哲學家們注重的是社會養老而不是家庭養老。這些致使了西方幾乎沒有孝道這個概念,但卻使社會養老保險等理論體系得到了發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并不是沒有孝,而是不同文化視域下思維方式的不同。為了更直接獲得第一手資料,采訪了美國人大衛,他年逾50,在中國人看來該準備養老或應在家鄉的年紀,他卻在異國他鄉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和妻子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想必他子女的孩子是不用他們來照看的。隔段時間回國和家人團聚,隔段時間再來到國外來,他的本身和他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證。他說“在美國,我們也尊重、尊敬、照顧我們的父母,所不同的是,在中國,年長的父母希望孩子長大了甚至有家庭和下一代仍然服從他們,在美國,當孩子成長為一個成年人,他們仍然孝敬、尊重、關心他們的父母,但不是有義務服從他們,年長的父母不控制他們,成年孩子自己做他們自已的決定。”
三、中西方孝道的具體區別體現
中國的孝文化已經根植于于中國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賣身葬父被主流文化所推崇;如孝感這個城市名稱的由來。但西方不僅沒有地方以孝而命名,也沒有傳說故事因孝而廣為流傳,更沒有二十四孝。諺語成語方面中國有很多關于孝道的,但西方這方面的諺語卻很少。中國的孝道文化分兩層,第一層是家庭,第二層是社會。中國的孝道主要表現在維護封建倫理道德,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孝道則顯得尤為重要。父母在家庭中的權威,遵從父母就被視為孝。“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這里說子女在規勸父母時要委婉,父母即使不接受,態度也要畢恭畢敬,不能流露出氣憤的情緒,不能冒犯他們,也不要過分抱怨。孝在中國古代不僅有家庭意義,更有對社會和諧上的維護。是家天下時代的主流規約,更是古代宗法社會的道德準則。而西方,他們的社會意義表現得并不明顯,主要表現在對父母的尊重上,不是絕對的順從。他們強調彼此人格獨立,并且多表現在宗教領域。生產、生活模式的不同,直接決定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異形。在中國,贍養的義務主要由子女承擔,類似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卻是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將自己轉交給社會養老。
在中國,子女奉養老人,養老的形式以家庭養老為主。中國比西方更為強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是為人子女最為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英美國家,子女贍養老人的義務并不是十分明顯。尤其是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其父母年老后,贍養的義務主要靠國家通過社會保險制度來完成。如美國法律規定父母撫養子女是必須的義務,但沒有規定子女必須贍養父母。因而,英美社會所關注的并不是家庭養老,而是社會養老。在中國家庭中,家庭觀念非常強,父母通常甘愿為子女犧牲所有,付出相當大的體力與精力,為子女創造出更好的生活環境,并為此深感欣慰與自豪。這種做法與西方教育子女的觀點截然不同。由于重商主義的歷史傳統,西方社會主張個性自由與獨立發展,即使是父子關系,也不因此給孩子過多的照顧。中國家長有些因為獨生子女的關系,為孩子包辦的事情很多。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意識不夠,除了個人原因外,這與民族習慣、教育理念有很大關系。這樣的孩子長大到贍養父母時,很難找準自己的定位。中國人一般戀家心思重,即使工作在外地,也要把父母接到身邊。
孔子認為“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這是怕子女遠行在外,老人無人照顧。西方人則相反,他們不用為了事業考慮父母,父母也不需要被考慮。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國人這樣有故土情結,相反他們喜愛不停地變換居住地,尤其是美國人,他們有的人會搬好幾次家。繼承方面,在中國,父母的財產是由子女繼承的,這幾乎不需要任何書面的證明,是約定俗成的,子女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而西方人則通過遺囑來決定財產的歸屬,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財產給任何人或機構,而他們的子女也不會覺得不可接受。中國人將繁衍后代與孝順相結合,注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時至現在,這種傳統的思想依然存在。這是民族心理的一脈相承。
西方卻并沒有這種民族心理與傳統。追求個性自由的他們,可以為了自由事業等等而放棄結婚,甚至選擇丁克家庭。這就是當“斷子絕孫”被翻譯成惡毒的詛咒在他們的文化視域看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社會形成、文化背景不同。中國是農耕文明,自然倡導群體本位。中國自來受儒家思想深重,中庸思想也是群體本位的體現,歷來也是在中國各個朝代受到推崇的原因。以集體利益為重,犧牲小我,以全大我,安居一隅,且安土重遷。而西方文明發源于海洋文明,地處多山,不適合農業生產,使他們早早發展了商業與海洋業,西方土地面積匱乏,使他們很早放眼于四海,這是他們強調重商主義的原因,也是他們追求個性自由的原因。所以不能說西方沒有孝,是不同文化下孝的表現不同和對孝的內涵認知不同而已。所以在這樣的家庭模式中,孝并沒有像中國一樣形成一種文化流傳。盡管《圣經》已經有了最早的關于孝的記載,但孝文化并沒有形成一種廣泛的文化流傳,也沒有得到社會群體的支持。但這并不表明西方人不重視家庭,他們的感恩節、圣誕節和中國的春節一樣是非常注重家人間的團聚和節日精髓的,這和我們表面看上去的實則不同。
經過上述比較,可見中西方孝文化各有千秋,皆是不同文明孕育的成果,中國的“孝”文化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西方的養老制度有利于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尤其是全球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強的今天,養老問題日益嚴重,獨生子女日后將可能面臨更重的負擔,建立健全養老保險體系是現代亟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文化世界影響力不斷提高的當今時代,中西方孝文化勢必會在彼此影響中不斷發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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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差異;哲學觀;自然觀;思維方式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基本素質和綜合狀況。兩種文化一經接觸就必會因其差異性而產生矛盾、沖突。本文從電影里許一家在美國遇到的問題入手,分析中美文化差異,并探討其根源。
一、征服與調和
電影中許被認為虐子主要是因為美國人不理解刮痧,聽證會上許解釋到:“幾千年來中醫認為人有七經八脈,就像無數小溪流向江河,江河又奔向大海……”此話讓稍有文化的中國人聽來,都會覺得將中醫解釋得形象易懂,但美國人卻理解不了。西醫以神經學、細胞學等為基礎,用藥物和儀器來治療,以把侵入的病毒殺死,尊崇的是征服與毀滅;而中醫以“氣”為中心,始終遵守著生命進化的規則,其治療用的藥材都是自然生長的,講究養氣、調氣、理氣,追求的是調和與平衡。
中西醫的差異不僅是醫學原理上的,更體現了中美哲學觀的差異。中醫基本上是建立在莊子的哲學基礎上的。莊子主張“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把人和自然看做是“一氣相通”、“一理相連”。中醫的陰陽說、經絡說注重整體觀察,診斷手法是望、聞、問、切、察言觀色;臨床經驗是口耳相傳,師徒相授;治療方法如針灸、推拿、按摩、拔火罐、刮痧等具有豐富的臨床實踐性。西醫建立在實證論的西方哲學之上,注重生理學、病理學、解剖學的研究,注重化驗、透視、切片、造影等科學的驗證手段。
中西醫差異還體現了中美迥然不同的自然觀。近代西方的自然觀認為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是根本不同的兩個領域;人類依靠科學和理性,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有無限的能力。所以西醫的原則是,通過科學實驗,使用藥物和儀器,殺死病菌,表現出一種對立和毀滅。中國儒道思想中關于人和自然的關系,都推崇“天人合一”,強調人對自然的崇尚和協調。莊子認為人的能力有限,人類的任何作為都是對大自然的破壞,所以真正有修養的圣人是不參與大自然的造化過程的,而是安然的隨順自然、任變而終。以此為基礎的中醫,使用自然生長的藥材,注重陰陽平衡下的轉化,認為氣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這源于中國唯物主義哲學把氣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
二、集體與個體
電影中昆蘭不理解許為什么把本是父親給丹尼斯刮痧說成是自己刮的,簡寧給他的回答是“BecauseheisaChinese”。中華文明源于內陸的農耕文化,這種文化孕育了中國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表現在重視社會和諧、家庭和睦、人際關系合作,看重責任與義務等方面。且中國人還認為集體主義高于個人利益,在兩者沖突時,個人利益應做出必要的犧牲以保全集體利益。家作為一個小的群體單位,在中國人心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百善孝為先”為原則遵循孝道是中國人維持家這個小集體的主要方式,許在聽證會上作偽證便是保護、孝順老父的體現;不止如此,故事的背景是許將老父接到美國,準備給他辦綠卡一起生活,這是在物質生活上保證父母;在老父回國時,許將丹尼斯從兒童福利院“偷”出來,只為讓老父走之前見一眼孫子,這便是從精神上滿足父母。
與中國不同,西方文明是源于海洋的商業文化,這種文化孕育了西方民族特有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重視競爭與挑戰、看重權力和自由,重視自身的需要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認為尋求個人的發展,謀求個人利益是理所當然的,也是人生的目標,集體利益不應該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是不容侵犯的。所以聽證會上,美護士指責許在簡寧生產有危險的時候寧可要大人不要小孩,認為這是野蠻的,是對個體存在的抹殺。而許反駁了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認為只要妻子在孩子就還會有,從長遠和整體來看都是最合適的。而原告律師為了打贏官司,證明自己的能力,不惜歪曲《西游記》里孫悟空的形象,也是奉行個人主義的體現。
三、法理與情理
薩皮爾—沃爾夫假說中的語言決定論認為語言決定思維模式,語言的用法或結構會反映出人類的習慣或模式。漢語起源于象形文字,通過字形可以引發意義上的聯想,有助于使用者形象思維能力的發展;英語屬于拼音文字,字形與意義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促進了使用者抽象思維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的發展。而又因為英語結構緊湊,英語中頻繁使用關聯詞,句子是由各種連接詞銜接而成;漢語結構松散。很少使用關聯詞,句意的通順依靠意義的連貫以及體會和領悟字面之外的深意。所以英語語言結構呈現的是分析思維,或邏輯思維;漢語結構呈現的更多是關聯思維。這種思維的差異體現在生活態度上就是中國人重義輕利,美國人更注重原則性。在美國法律是絕對的,在中國則是“法理之外,更有情理”。
護士看到丹尼斯背后的瘀傷,立即打電話給兒童福利院,兒童福利院立即采訪許一家人接觸的人員收集證據,之后向法院控告許虐子;還有不能將孩子單獨留在家里的規定,都凸顯了美國法律對于公民的各項權利都是予以保護,且有相應的執行力。電影中昆蘭作為許的律師,在看到丹尼斯身后瘀傷的照片之后,對許產生質疑,后來竟然出庭作證說許打孩子是不對的。可見,美國人的法律觀念和其原則性。中國則是一個人情社會,辦什么事情都喜歡找熟人,如昆蘭明明不是家庭法方面的律師,許認為他是自己的好朋友可以信任就將其半強迫來做自己的辯護律師。在聽證會上,許也試圖通過講述自己有多愛丹尼斯,讓法官和原告理解并認可這種情感,撤回對自己的誣告。結果并不樂觀,法庭講究的是切實的證據。后來許聘請的女律師,建議他們走向法官證明自己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這條路時,許卻痛苦的表示愛自己的孩子,難道還是一件需要證明的事?這種鮮明對比體現了美國人的分析、邏輯思維特征,以及中國人喜歡以情動人的民族特征。
四、結語
中美因使用語言、地理位置、社會起源、歷史發展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哲學觀、思維方式以及名族性格。我國前駐德大使盧秋田將中西方主要的思維和文化差異總結為四點:東方人講求整體性,而西方人更注重個體性;東方人重視求同思維,而西方人往往追求求異思維;東方人重義輕利,而西方人則更注重原則性;東方人的感情表達間接、含蓄,而西方人的感情表達則直接、外露。這幾點在電影中都有體現。兩種文化接觸,必然會產生沖突和矛盾,同時也會有平衡與融合。中美文化的對立和同一在《刮痧》中以聽證會對峙和圣誕節大團圓的方式分別表現出來。(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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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漢英兩種語言中,“烏鴉”被人們賦予了不同的聯想與象征意義,同時也形成了許多與烏鴉相關的表達。漢英兩種語言中有許多關于烏鴉的習語與諺語,若譯者在翻譯中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有助于傳達漢英語言背后烏鴉的文化內涵,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
關鍵詞 :烏鴉 文化內涵 翻譯方法
在漢英文化中,“烏鴉”有著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翻譯與“烏鴉”相關的習語或諺語時,了解“烏鴉”在這兩種不同文化中的內涵顯得十分必要。
一、烏鴉在漢英語言中的文化內涵
烏鴉在東西方文化中是個非常復雜的形象,在神話、民間傳說和文人創作中,“烏鴉”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身份:它可以代表光明,也可以象征黑暗;它是神的“使者”,也是鬼魂的“郵差”。人們認為它帶來喜訊,也相信它預示災禍。它本來代表著和睦溫暖的親情,卻經常和漂泊羈旅有關。“烏鴉”這些判若云泥的身份,不僅是其生活習性決定的,也是文化發展的結果。
(一)“烏鴉”在漢語中的含義
在中國,關于“烏鴉”的記載最早見于《山海經·大荒東經》“旸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關于《山海經》中“皆載于烏”的注解,《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踆烏。”高誘注:“踆,猶蹲也,謂三足。”郭璞注:“中有三足烏”[1]《楚辭·天問》王逸注引《淮南子》:“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者,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則三足烏當指日之精,又或傳為架日車者。”從這些神話描述中可以看出,“烏鴉”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是居住在太陽里的神鳥。除了作為神鳥被崇拜,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烏鴉”還被認為是孝鳥。《說文解字》:“烏,孝鳥也。”烏鴉反哺的美德在《本草綱目·禽·慈烏》中也有記載:“此鳥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哺六十日,可謂慈孝矣。”“烏鴉”不僅以“孝”著稱,而且似乎通人性,對人間的孝道也倍加敏感,《周書》中的顏烏,《異苑》中的宗懔,都是因為孝行感動了烏鴉。前者母親去世時引來數千烏鴉,為他銜土壘墓,后者因母喪悲泣不已,每當痛哭時則有群鴉聚集,痛哭后群鴉方始散去。人類和動物中孝道的模范,因為孝而發生了感應。
盡管“烏鴉”在古代被認為是神鳥,但也有人認為烏鴉是邪惡的代名詞。人們逐漸發現,烏鴉鐘愛腐肉,每當有死亡發生的時候,烏鴉的身影便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漢樂府民歌《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嚎!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可見當時的烏鴉并不受人喜愛了。
(二)“烏鴉”在英語中的含義
在西方文化中,“烏鴉”的含義雖然不及在中國文化中那么復雜,但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個方面。下面從《圣經》和《伊索寓言》這兩部西方作品中引用幾則故事來分析烏鴉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
1.《圣經》中烏鴉的忠誠與失信
1)忠實的信使
在《圣經·列王紀》故事中,上帝告訴先知以利亞(Elijah),讓他向西躲在一條河邊上帝會命令烏鴉為他帶去吃的。以利亞依言而行,上帝果然派烏鴉每天早晚為他送去肉和面包,以利亞借此度過了艱難的時日。
2)失職的信使
在《圣經·創世紀》的故事中,挪亞一家與各類動物在方舟內躲避洪水,過了40天,挪亞“放出一只烏鴉。那烏鴉飛來飛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And he sentforth araven,which went forth to and fro,until thewaters were dried up from off the earth.)從“直到”(Until)不難推測,烏鴉被放飛后并沒有回來,在洪水消退、地面露出以前一直在空中盤旋,否則挪亞不會再放鴿子出去。烏鴉第一個出去探路,但卻一去不返,沒有提供任何關于洪水的線索。所以挪亞“又放出一只鴿子去”(Also he sent forth adove from him),鴿子找不到歇腳的地方,只好回來;七天后挪亞再次放鴿子出去,傍晚時“鴿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著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可以看出,相比于鴿子的表現,烏鴉實在不是一個好信使。
2.《伊索寓言》中烏鴉的正與惡
1)聰明的烏鴉
《烏鴉喝水》中的烏鴉是個智者的形象。渴得奄奄一息的烏鴉發現了水瓶,但嘴巴又夠不到水,焦渴和急切并沒有讓烏鴉喪失理智,把水倒出來白白浪費,而是促使它思考,最后發現了把石子扔進瓶中水位升高,從而喝到水的好辦法。
2)背信棄義的烏鴉
在《伊索寓言》中《烏鴉與墨丘利神》的故事里,烏鴉因為謊言和背叛而受到了摒棄。烏鴉受困羅網,向阿波羅祈求,但脫身以后卻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為阿波羅神龕供奉乳香),等到再一次被困時,它轉而向墨丘利神(Mercury)祈求,但墨丘利神不肯做阿波羅第二,說什么也不愿意相信烏鴉的承諾。
二、有關烏鴉的習語和諺語的翻譯方法
(一)直譯法
雖然中西方對烏鴉的含義有不同的闡釋,但是對烏鴉的某些屬性往往有共同的認識,從而能在某些方面對烏鴉產生相似的聯想。所以,在翻譯某些有關烏鴉的習語或諺語時,可以采用直譯法。例如:
(1)Crow has smiled pig black.
(烏鴉笑豬黑。)
(2)The crow thinks his own bird fairest.
(烏鴉總以為自己的雛鳥最美。)
(3)Wheresoever the carcase is, there will the ravens be gathered together.
(哪里有死尸,烏鴉就成群。)
(二)意譯法
由于中西方對“烏鴉”的認識在某些方面存在差異,許多情況下與“烏鴉”相關的習語或諺語是不能直譯的。譯者必須隨時注意英漢兩種語言下烏鴉的文化內涵,并尊重兩種語言中對“烏鴉”一詞的習慣表達,這時不妨采用意譯法。雖然譯文會失掉一定的民族文化成分,但它更容易被讀者所接受。如果將原文中的形象直譯過來,不僅不能誘發讀者恰當的聯想,還可能引起誤解。若對原文中的形象進行意譯,便可收到形神兼顧之效。
(4)A flying crow always gets something.
(誰都會有走運的時候。)
(5)Crow’s nest.
(桅桿瞭望臺,火警瞭望塔,交通崗亭。)
(6)To pluck a crow.
(爭吵,吹毛求疵,有困難的事情要解決。)
(三)套譯法
套譯法是習語翻譯常用的方法之一。它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套譯法撇開原文語句,使人們領略到不同文化之間不謀而合的妙趣,降低了讀者接受的難度。在翻譯有關“烏鴉”的習語或諺語時,既要堅持翻譯原則,又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也就是說,既要盡量傳達原作的異國情調,又要確保譯文能被讀者接受。
(7)A crow is never the whiter for washing herself often.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8)Carrion crows bewail the dead sheep and then eat them.
(貓哭老鼠假慈悲。)
(9)Crow like a cock and snatch like a dog.
(雞鳴狗盜。)
隨著時間的推移,烏鴉的文化內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本文僅以烏鴉這一動物為例探究了其文化內涵及翻譯,意在表明,對于動物習語、諺語等這些文化特色濃厚的習慣表達法在翻譯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這一因素,這樣才能使譯文準確生動。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語科研聯合項目:言外之意翻譯的關聯理論視角[12WLH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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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全球化;《功夫熊貓》;文化融合
一、文化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融合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當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經濟的全球化,繼而廣泛地滲透在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不同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都被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和現實中。正如英國社會學家萊斯利斯•克萊爾指出的:“全球化是以經濟全球化為核心,包括通訊、旅游及生態的全球化為基本內容,而以文化及社會、政治影響為直接后果的一種社會變化趨勢。”
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讓民族文化變成全球文化,更不是讓某一強勢文化所吞沒,而是指以文化差異為前提,承認文化的多樣性,讓民族文化進入一個新的外部環境和發展階段,讓民族文化參與文化的全球性的流動與交換。在這一過程中,民族文化超越地域和國界局限,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通過多種形式的交流和融合,從全球多樣化的文化中領悟其他文化,并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文化認同,從而共享文化資源,豐富本土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這一歷史背景下,為了促進本民族的文化發展,各民族都強調“文化自覺”,積極促進“文化更新”,這樣便推動了多元文化發展融合的格局。“多元文化”是指具有不同起始端點的文化,“多元”體現了“一”與“多”的辯證統一,即文化的統一多樣性和多樣統一性的矛盾統一。因此,在文化全球化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各民族順應時展的要求,各種文化因素互相滲透、沖突、依存和重組,而這一演化過程又反過來推進各民族文化更加融合,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二、《功夫熊貓》中的中西文化融合
美國夢工廠2008年度動畫巨制《功夫熊貓》是西方藝術家以電影為載體,以中國功夫和熊貓為主題核心,通過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領悟,糅合眾多中西方文化元素,展示了當代文化多元性的融合共生,是文化全球化時代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例證。《功夫熊貓》是一部勵志片,它在展現“每個人通過奮斗都能成為英雄”的美國夢理念的同時,也倡導了“邪不壓正”的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觀,無論在傳統的文化精神,還是從價值觀、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體現了中西文化的成功融合。
1.兩種傳統文化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古代的以色列王繼位時必須將油倒在國王的頭上,象征這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王,后來轉變成被神選定拯救世人苦難的救世主,而神選定救世主的旨意總是依靠先知來傳達的,所以基督教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先知型宗教”。 《功夫熊貓》中的熊貓阿寶是和平谷里公認的最懶的動物,然而當他乘著爆竹闖入了遴選“神龍大俠”的比武大會上,又意外地站在象征先知的烏龜大師手指下時,在場的高手們都震驚地發現:這個看起來一無是處的熊貓居然就是即將拯救整個和平谷的命定之“熊”,然后這一由神選產生的欽定之熊貓在“拜師學藝”很短的時間內就練成高深的武功,最終得以完成偉業,都是因為他是神選產生的“the chosen one”。
《功夫熊貓》不僅體現了西方基督教的神選思想,也糅合了中國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傳統文化思想。東方文化對于“無”和“有”兩者關系的微妙之處有著深刻認識,這正如老子所言“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阿寶的鴨爸爸說出的平凡的真理“我私家湯的絕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沒有”,即沒有秘方就是最好的秘方,于是阿寶從無字的神龍手卷中悟出了最高深的神龍秘籍――沒有秘籍就是最強的秘籍。儒家的仁義思想在浣熊師傅和五俠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詮釋,舉國危難之際,浣熊師傅為了保衛和平谷,大仁大義,選擇獨自面對災難,而五俠也不負使命選擇迎難而上,試圖阻止殘豹,他們這種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俠義精神正是孔子的“仁者愛人”的體現。中國的佛教的宿命思想認為“一切皆有定數”,惡豹注定要逃出天牢,不管守備如何森嚴;熊貓阿寶這個武功門外漢注定要成為神龍大俠最終戰勝惡豹,無論這在眾人看來機會是多么渺茫。
2.兩種價值觀念
在西方世界,由于民主和法制的觀念深入人心,西方文化強調人作為有理智、尊嚴和自由意志的獨立個體的地位,要求人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但丁鮮明地提出“人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為了別人的目的而生存”。美國文化精神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強調個人價值,主張通過個人奮斗實現人生價值和夢想,個人奮斗成功是“美國夢”的精髓。在實現個人夢想的過程中,他們深信一個人只要自己努力奮斗、不畏艱辛,就一定會取得成功: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功夫熊貓》中的主人阿寶是和平谷最懶的動物,早上起床幾個“鯉魚打挺”都起不來,他拖著面條去比武場,僅上幾個臺階就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不懂武功的笨熊貓,卻夢想著成為功夫大俠。為了實現他的夢想,阿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后通過堅忍頑強的意志和無堅不摧的勇氣打敗了惡豹,成為真正的神龍大俠。
由于中西方文化歷史淵源的不同,其價值取向也有所差異。中國文化強調個體對他人和集體的責任,人的價值因群體而存在并借以實現,因此只有無條件地將自己的命運和利益都托付于所屬的群體,才能體現他的價值。浣熊師傅和他的五個弟子在惡豹威脅和平谷時個個挺身而出,以除暴安良為己任,誓死保衛和平谷的安全,他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對阿寶有很大的影響,使他在練功時雖然歷經磨難也不忘神龍大俠的責任,因此《功夫熊貓》的完美結局也是集體主義精神的勝利。
3.人物形象的文化融合
熊貓阿寶的動物原形來自于中國,是典型的中國形象,因為熊貓生活在中國,很久以來就被中國人視為國寶。影片中阿寶的造型集合了中國熊貓的憨厚、可愛的特點,然而正是這樣一只憨態可掬、讓人忍俊不禁的中國熊貓竟然隨便穿了一條短褲衩。雖然一直接受鴨爸爸的東方式孝道的規訓去繼承其“面條”理想,他卻一直夢想著在平凡乏味的面條生涯之外,擁有不平凡的生活,成為懲惡揚善的功夫大俠,這一夢想激勵他不畏艱難、勇于努力奮斗,最終實現了他的美國熊貓夢。
與熊貓阿寶不同,浣熊師傅的動物原型來自于美洲,喜歡棲息在靠近河流、湖泊的樹林中。浣熊喜愛干凈,常常把捕到的食物放到水中洗去泥沙,因此得名“浣”熊。但是,這樣一只美洲的動物卻洋溢著中國文化的氣息。他身穿長袍,留著長長的胡須,靈巧地使用筷子,還被人尊稱為“師傅”,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式風格。另外,這位師傅不僅具有中國武林宗師的高尚品德,面對災難時大義凜然,還延續了中華民族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對烏龜大師的教誨和指令言聽計從。
在中國文化中烏龜是“長壽”的代名詞,擁有極長的生命,經歷了其他生物無法經歷的生命過程,因此具有超出一般的睿智。影片中的烏龜大師正是領悟天人之道的長者,擁有著極高的智慧和看透塵世的豁達,在任何時候都能氣定神閑、泰然自若。《功夫熊貓》中的烏龜大師既是西方文化先知的化身――他預言了惡豹的越獄和神龍大俠的誕生,又同中國文化中烏龜的象征意義如出一轍。
另外,中國的武術源遠流長,中國人講究神似,于是創造了著名的象形拳――虎鶴雙形、猴拳、蛇拳及螳螂拳,《功夫熊貓》中的五俠虎、鶴、猴、蛇、螳螂把神似的中國武術賦予了直觀形象的實體,展現了西方人奇妙的形象思維。
三、《功夫熊貓》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啟示
好萊塢巨制《功夫熊貓》耗資13億美元,全球票房超過5億美元,其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不僅是巨額的投資和高科技的運用,也包括中西方文化元素的成功融合。影片以中國功夫熊貓為主題核心,通過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糅合了眾多中國元素,展示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感悟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1.堅持民族化
民族化并非一個非常落后的、守舊的、保守的口號,它不僅包括對本民族文化的強調,也意味著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關系的認可。文化的全球化與民族化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自覺地愛惜和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使全人類永遠擁有并享諸如中國符號這樣的文化財富。
2.堅持多元并存,共同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文化全球化已成為一個不可否認的客觀存在,不管人們承認與否,文化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改革開放的中國正在融入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潮,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文化全球化的歷史大背景,從文化上接受共同價值是融入世界的前提。我們只有充分了解并謙虛地學習發達國家與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大膽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追求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堅持多元并存和共同發展的原則,才能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語境下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
3.加強文化交流,促進文化更新
文化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對話和交流交往。全球化強調的不是文化的單一化,而是多樣性的共存,各個民族都應該為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協調共存,推進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應有的貢獻。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所主張的:“不同文化類型應當超越各自傳統的生活形式的基本價值局限,作為平等的對話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種和諧友好的氣氛中消除誤解,摒棄成見,以便共同探討對于人類和世紀的未來有關的重大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另外,在加強與全球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既要開發傳統文化資源,又要有選擇性地與西方的時尚元素相結合。僅僅照搬傳統的一些文化內容和故事是不夠的,需要把傳統的文化元素和當代人所喜愛的各種創意結合起來
總之,在文化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文化已變得沒有國界。一個國家的文化要想求得發展,就必須承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只有那些能夠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達到最佳融合的優秀作品,才能夠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與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產生共鳴。《功夫熊貓》這一體現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證無疑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具有莫大的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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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珍珠,首位憑借中國題材作品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畢生書寫中國故事,致力于向西方闡釋中國,在美國被譽為中國問題權威。正是由于她的文學作品,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讓一代代美國人以同情且較為公允的目光關注著中國,為中美之間架起理解的橋梁。同樣,賽珍珠借助創作,把中國文化向西方世界進行傳播和推廣。在跨文化傳播的偉業中,賽珍珠肩負起傳播主體和傳播媒介雙重角色,她以文學作品為載體,對中國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進行全方位的展示與傳播。
1中國情結
傳播學權威拉斯韋爾提出“5W”傳播模式,五個基本要素構成傳播學研究中的五個基本內容,即傳播主體(控制分析)——訊息(內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受眾(受眾分析)——效果(效果分析)。作為傳播主體的賽珍珠,以中國題材故事為訊息,通過文學作品這一媒介,傳播給西方受眾,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賽珍珠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帶到中國,在中國接受了初等教育,自孩提時代起,她就受教于前清秀才孔先生,熟知儒家的倫理觀念。她一家從未居住在秩序井然的外國租界,而是和中國普通百姓混居一起,了解熟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賽珍珠在廬山牯嶺生活多年,廬山上修建的儒釋道的廟宇承載中國千年的文化積淀,傳教士的背景使之具有豐富的有關中國民間生活的知識,生活環境和教育背景共同模塑出賽珍珠的中國文化特性。而其骨子里流淌的美國血液,來自家庭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所受的高等教育等背景則帶給了她西方文化特性。文化混血兒——這一獨特的文化身份使得賽珍珠評判中國文化的眼光超越她同時代的大部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和西方學者,前者拘泥于中西文化優劣之爭的一元論,后者常以西方文化本位態度審視異質文化。賽珍珠以更加客觀的文化精神發掘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寶藏和糟粕。因此,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符合傳播學上“信源可信性”標準。賽珍珠以寫作為自己的主業,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奮在中美文壇乃至世界范圍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大地》是美國小說史上最著名的暢銷書之一,榮獲普利策獎、豪厄爾斯最佳小說獎,還是賽珍珠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因素,同名改編電影風靡世界,觀影人數達到6500萬人。幾乎所有書寫或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如史景遷、費正清、韓德、伊羅生等史學家都在其論著中提到影響了西方中國觀的《大地》[1]。作為一名主要書寫異族,而文學觀又面向大眾的女性作家,賽珍珠對后來的美國少數族裔女性作家也產生了深刻影響。華裔知名女作家湯亭亭說,賽珍珠以“如此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呈現中國角色,讓她了解了她的父母,讓她了解了在美華人的先祖和他們的社會[2]。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說道:“她‘誤導’了我……使我以為所有作家在書寫他者文化時都是充滿同情的,感同身受的,誠實而率直的。”[2]賽珍珠是她所處時代的中國通,其權威性不僅建立在《大地》上,她還是廣受歡迎、享有盛譽的暢銷書作家、時評家、演講家,社會活動家,以其對中國的獨特理解和作為公眾人物的影響力,對中國文化的傳播達到了一定的影響力、普及率和認可度。
2巨大貢獻
從廣義上來講,媒介是指一切能使雙方發生關系或聯系的人和事物。從狹義上說,媒介是信息傳遞所必須經過的中介或必須借助的物質載體,它可以是如信件、電話等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媒介,也可以是像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3]。賽珍珠以其中國題材的創作為媒介傳播中國文化。賽珍珠最偉大的貢獻是顛覆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在賽珍珠于1930年代出版《大地》等系列中國題材小說走上美國民眾視野之前,美國的中國形象主要來自傳教士、作家、政客以及在美中國文化飛地——唐人街。中國仿佛是存在天邊的烏托邦,是神秘、異國風情、浪漫的代名詞。這一觀點與《馬克•波羅游記》一脈相承,從美國建國伊始,1784年2月,費城始發的“中國皇后號”商船,從紐約啟航首次前往廣州,揭開了中美貿易的序幕。而中美的文化交流則始于19世紀初葉,以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的東來和他們在中國從事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動為標志。其中,名氣最大的是19世紀末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基督教公理會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他在魯西北傳教30年,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代表作是《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Characteristics),此書被認為是19世紀有關中國國民性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位列來華傳教士的必讀書之首,而且是各大學有關遠東課程的必讀書。明恩溥從中國人的生理、心理、品行和倫理四方面提煉出中國人的26個特點,其中18個代表了中國人的丑陋形象,包括:愛面子、講究規矩、缺乏時間觀念、缺乏精確性、誤解的天性、拐彎抹角的伎倆、圓滑、思維混亂、沒有緊迫感、輕視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適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誠、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無神論等[4]。明恩溥的觀點代表了大多數在華傳教士對中國人的看法。美國作家筆下的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最初產生于19世紀末,當時的美國人將留著大辮子的“苦力”形象作為華人獨特身份的標志,旋即在美國文學中出現另一個華人形象——“異教徒中國佬”,源自西部邊疆小說家布萊特•哈特1890年發表的一首諷刺詩《誠懇的詹姆斯的老實話》(PlainLanguagefromTruthfulJames)。詩中描繪了一個外表老實內心卻十分奸詐的華人賭徒阿新(AhSin)如何出老千贏得賭局的故事,詩中一句“低賤的華人毀了我們”(WeareruinedbycheapChinese),成為了白人排華的口號。傅滿洲,是1913年由英國作家薩克斯•洛莫爾首創的一個陰險狡詐的海外華人形象,被視為“黃禍”邪魔,他集聚整個東方民族的神秘、殘忍、狡猾和奸詐于一身,惡貫滿盈,但每次都僥幸逃脫。1929年,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拍攝了第一部《傅滿洲》電影——《傅滿洲的面具》。影片的宣傳單寫到:“他的手指一動就是一個威脅,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個惡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種恐怖。”在電影海報上,白人男女主角都被畫成在傅滿洲的巨影之下嚇得縮成一團,傅滿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籠罩住了他們渺小的人影[5]。與“黃禍邪魔”相比,另一個知名的華人形象大偵探陳查理,顯得較為正面。陳查理是美國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EarlDerrBiggers)1925年出版的陳查理系列小說中塑造的角色。在他身上,雖有東方智慧正義的一面,但主要還是一個沉默寡言、口齒不清、神秘莫測、經常引用些古怪的中國諺語的華人形象。從異教徒阿新到黃禍邪魔傅滿洲,再到偽英雄陳查理,主流的美國的中國形象都是負面消極,真正以平等且實事求是的態度書寫中國人和中國事,并以積極正面的中國人形象走進千萬美國人心中的是賽珍珠的《大地》、《龍子》等小說。賽珍珠的中國題材小說主要借助于傳統的紙質媒介尤其是書籍為載體,同時也有部分作品被搬上銀幕和舞臺,影響面更大,如抗日神劇——《龍子》,極具感染力,激勵了許多美國士兵奔赴中國抗日戰場,在網絡技術蓬勃發展起來之后,借助網絡的推波助瀾,賽珍珠作品達于天下所能達之處,使得中國文化更快、更廣傳播。賽珍珠的傳播策略也獨具匠心,她在創作時常考慮的是如何使作品吸引外國讀者,涉及三點:一是要讓讀者產生情感共鳴,這是小說美學的關鍵,因此她必須有效消除中國文化對情感效應的阻礙,從百年來中國文化被浪漫化、異類化、妖魔化的傳統中突圍;其二是滿足美國在新時代其國民對世界知識的渴望,但同樣要避開異質文化因子的干擾,而且不能像學術專著那樣枯燥;其三是打通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傳統之間共同的價值通道,讓讀者感受到人類共同的困境與欣悅,賦予中國角色以現代性概念中的個體“人”的身份與西方讀者共歷“人”的一切[1]。
3細說中國文化
從早期描寫中國女子婚姻家庭生活的《東風•西風》,到中國農民三世同堂的家世小說《大地三部曲》,再到小說《龍子》和中國封建大家庭故事《群芳亭》,及反映的作品《北京來信》和《梁太太的三個女兒》,還有非小說題材創作,如《東方的烹調書籍》,自傳《我的中國世界》,《帝國女皇》和在雜志發表的多篇政論文,如《現代中國的創新精神》、《自由中國行動起來》等,雖然這些作品的題材內容等歷經了演變,但無論是介紹中國農民、婦女和知識分子群體的主題也好,反映的中西文化沖突與共融的主題也好,還是對中國抗戰和政治道路選擇的主題也好,都沒有脫離過中國文化這個母體。根據文化的“三結構”理論劃分,賽珍珠創作中蘊涵的中國文化可以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加以闡釋。物質文化是指為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及其所表現的文化。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如絲綢、瓷器、中國菜肴、風箏、觀音、建筑、書法等在她的創作中比比皆是。在《中國之美》中,賽珍珠如數家珍般講述琳瑯滿目的絲綢,氣勢森嚴的古典建筑,巧奪天工的雕花檀木椅子,高懸墻上典雅的絲綢卷軸古畫,古色古香的家藏瓷器等。在《大地》中,描繪了中國的婚禮、喪葬、祭神、慶生等習俗,還反映了中國的茶文化。而翻譯《水滸傳》,這一中國民俗百科全書,更是把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介紹到西方。在制度文化層面,賽珍珠創作中體現出的中國文化最為典型的是婚姻制度和科舉制。在《大地》中,王龍娶妻是依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后要“夫婦合”,但這種“夫婦合”是建立在“妻從夫”的片面服從關系上。封建社會為了維護父權家長制的利益,給婦女戴上三從四德的鐐銬。阿蘭終生操勞,任勞任怨,王龍發家后嫌其貌丑,娶了荷花做妾,她也無權干涉。舊社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見一斑。父權家長制還導致中國人“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觀念,中國農村過去存在的溺嬰現象在小說中展現,阿蘭親手溺死剛生下的女兒。王龍送三個兒子去讀書,卻不送女兒讀書,他相信,女兒遲早是別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還有“女子無才便是德”。在《東風•西風》中,母親教導即將出嫁的女兒——女為悅己者容,含著淚水把女兒的腳裹成三寸金蓮,為的是博得未來夫君的歡心,更重要的是,多生子嗣,添丁進口。秉持老觀念的父親對兒子找了一位洋媳婦怒不可遏,認為兒子大逆不道,違背祖訓,把他掃地出門,取消了他的財產繼承權。在《我的中國世界》中她推崇中國的科舉制,認為這種唯才是舉的考試制度,基于儒學“學而優則仕”的教育宗旨與“有教無類”的公平原則,相比于任人唯親是一大進步,而且也比英國的世襲制公平,因為它鼓勵年青人發奮讀書考取功名,有利于國家招募到有真才實學的人。此外,賽珍珠的作品還體現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其中,較為集中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孝道和戀土情結。中國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國文化,就必須認識中國的孝道。孔子的孝指“孝、悌、忠、信”,孝悌就是規范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也即家庭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忠信也是規范人際關系,涵蓋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人際交往。《大地》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孝道文化。落荒逃難路上,乞討來的食物要先給老父親;王龍清早起床首要的事是燒水為父親煮茶;父親責罵他是一句也不還口;好賭的叔父來借錢,實為有借無還,王龍還是給了他錢。老秦對王龍忠心耿耿,絕無二心,贏得了王龍的信任。戀土情結與中國幾千年來以農耕生產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的傳統息息相關。土地是農民最寶貴的生產資料,農民的所得幾乎全部來自于土地,土地就是他們的命根子。對土地的崇拜升華到一種宗教般的虔誠,突出表現為“土地神”信仰。《大地》中王龍在旱災面前,窮途末路,全部家當都賣掉,但卻不舍得賣掉土地,因為只要有地在,就留住了根,就有希望從頭再來。在獲取意外之財時,他首先便是買下羨慕已久的地主家的肥田,待到資產豐裕時,更是廣置田產。當已是暮年的王龍聽見兒子們在商量在他死后賣地時,他流著淚說:“一個家要是到了賣地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家要完了。”在接妻子阿蘭回家的路上,夫妻祭拜土地公公。新年時,買來紅紙細心為土地神裁剪新衣服。凡家中遇到添丁進口、建房修墳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乞求保佑[6]。這一切都表明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敬畏之情。
4傳播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