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電視體制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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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體制的定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解構；廣播電視臺；媒介融合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12-0011-02
1媒介融合背景概述
1.1媒介融合的內涵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媒介融合”作為一種新事物就被美國教授發現并定義，并被認為是多種傳播方式與傳播功能的有機結合并呈現出功能一體化的趨勢。而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我國當前的媒介融合主要是指通過趨同的技術依賴和傳輸手段，各種媒介基于同一平臺獲得信息而使得彼此間的替代性和關聯性逐漸加強，媒介呈現出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此外媒介融合不僅僅包括各媒介間的融合，還包括各媒介與微博、博客等社交網絡的融合，與手機、電腦、電視等傳媒工具的融合，總之，媒介形式不再是單純、孤立地傳播信息。
1.2媒介融合對廣播電視臺的影響
媒介環境的變化為廣播電視臺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手機、電視、電腦等媒體的普及使得各媒介方式間得以取長補短，傳播效率突飛猛進。傳統媒體時代被細分的“觀眾、聽眾、網民、讀者”都被“用戶”所替代使得媒體產品多元化又兼顧個性化，同時需要廣播電視產業能有效地與其它平臺進行合作，為用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常見的包括微博互動、短信平臺、企業聯誼活動、車友俱樂部、專家解惑等等，這些信息增值服務在為廣播產業帶來額外利潤的同時，也吸引了更多地用戶群。
2廣播電視的變革
從傳統媒介到新興媒介，廣播電視幾經風雨，經歷了綜合化、系列化、專業化的變革。而如今正面臨著媒介融合的新環境，廣播電視業也必須準確地把握變革的大局，認清自己的位置，才能從容應對新的挑戰和機遇。
2.1受眾的改變
不同于傳統媒體，受眾主要定位于中老年觀眾，媒介融合環境下，廣播電視的受眾主要定位于中青年，尤其是“三高一低”的人群，即高知識水平、高消費、高職位者和低年齡層的人群。這些年輕人群的涌入對廣播電視業的發展將是不小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他們必將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中流砥柱”，抓住了這些人的目光，就是抓住了廣播電視未來發展的“鑰匙”；另一方面，這一人群有著不同于傳統受眾群體的需求和特征，他們追求新奇、重視體驗和別具一格，如何真正將他們納入穩定用戶群中將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2.2傳播形式和角度的改變 ；
傳統的媒體時代，傳播形式和傳播角度比較單一，主要是以電視、廣播等方式，而信息技術的發展、媒介融合的推動，信息傳播不再是單向的視聽傳播，用戶互動傳播使得媒介融合下的每一位用戶都可以是信息的傳播者。
2.3媒體資源利用的改變 ；
傳統的電視廣播更具有神秘性，電視廣播地錄制往往是高度封閉的。而媒介地融合使得大量民間影像正涌入市場，手機、電腦、DV等新媒體資源地加入使得信息傳播變得更加簡單，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距離感和神秘感也大大減少。
3 廣播電視臺媒介融合的策略解構
隨著近年各個媒體針對媒介融合進行的創新和改造，廣播電視臺在產品營銷、技術指導、強化服務等多方面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1 打造品牌形象，注意營銷策略
作為宣傳窗口的廣播電視臺，廣告和收視率是其賴以生存的“搖錢樹”，然而沒有品牌宣傳的電視臺，也就難以獲得長足的收視率。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國許多廣播電視臺自身的品牌宣傳還很不夠，這也是用戶群不穩定的原因所在。只有廣播電視臺得到一定的品牌關注，其后期的節目策劃、廣告策略等才能有效傳播。廣播電視臺必須做好品牌營銷，塑造一個良好的媒介形象，這相當于增加了其節目的權威性、公信力和影響力。良好的品牌形象對于網絡電視臺的運作能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在網站服務的拓展、廣告招商還是視頻節目的點擊率上都能發揮效力。
3.2強化服務，重視用戶體驗
媒介融合環境下，廣播電視的受眾主要定位于中青年，尤其是“三高一低”的人群，即高知識水平、高消費、高職位者和低年齡層的人群。這一改變對廣播電視臺的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強化服務，深入調查當前受眾群體的消費需求，真正重視用戶體驗，才能抓住更多的用戶群。
3.3營造特色化傳播語境，增強傳播過程的互動性
媒介融合使得用戶們更加注重互動的傳播，單向灌輸式的信息傳播已經不能滿足用戶的需求，這就對廣播電視臺的傳播語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動傳播也是傳統傳媒與新興傳媒的區別之一，媒介融合不僅僅包括各媒介間的融合，還包括各媒介與微博、博客等社交網絡的融合，與手機、電腦、電視等傳媒工具的融合，現在大多數廣播電視臺的傳播媒介融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于一體，常常在節目中加入觀眾互動、專家解惑、微博平臺等多遠傳播媒介，使得信息的傳播覆蓋面更加廣闊，用戶們能夠享受更具個性化的體驗。目前廣播電視臺還應在開發新的、更具特色的傳播語境和互動平臺上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3.4做好技術支持，技術強臺
媒介融合使得在廣播電視節目中的技術支持難度越來越高，技術要求越來越嚴格，因而一個關系廣播電視臺走的更遠的關鍵就是技術支持。這就要求廣播電視臺各個技術部門各司其職，建立起明確的中心制管理體制和崗位目標責任制，技術中心要做好統籌工作，負責全臺技術系統運行的指揮、協調、調度、監測、考評、培訓、分配。另外還要積極引進專業的技術人才，并定期舉行技術人才的培訓交流活動，使得技術人才成為廣播電視臺發展的“發電機”。做好技術支持，實現技術強臺，才能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實現廣播電視的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建設，為廣播電視臺的發展打牢技術基礎。
4結論
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使得傳統媒介受到巨大的挑戰，廣播電視業也必須準確地把握變革的大局，認清自己的位置，才能從容應對新的挑戰和機遇。媒介融合所帶來的受眾群體的改變、傳播方式和傳播角度的改變、媒體資源的改變等，這些都要求廣播電視臺必須相應地做好品牌建設、服務推新、技術支持、平臺打造等軟件和硬件的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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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體制的定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福建；文化創意產業；產業文化共建；科技人才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進入21世紀，文化產業被定義為一類新興朝陽產業，甚至是支柱產業，對于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大影響。一方面它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文化產業是推動一個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要途徑之一。新型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可以增加就業機會，也是促進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本文旨在通過介紹福建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和發展產業文化的優勢，提出當前海西經濟區建設中發展福建文化的相應對策。
一、關于文化產業的描述
當今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精神經濟、體驗經濟等研究極大地呼應了文化產業的發展。2006年國家制定福建省為貫徹落實《福建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等一系列文件意味著福建省文化產業發展由自發階段進入自覺階段，表明福建省文化產業開始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文化產業作為一個標準的理論范疇，由于歷史、地理、人文等因素的不同，各國對于文化產業的界定不同。結合文化產業的消費層面、產業屬性與產業內部各行業的聯系，本文將文化產業定義為：以市場化方式，從事的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和服務的活動，目的是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所謂創意產業，就是指那些以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為動力而發展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專利、商標、注冊權等的開發能夠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產業。這就是說要將知識的原創性與變化性融入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之中，充分發揮文化的產業鏈功能和文化溢出效應，這是一種使知識與智能創造產值的過程。
文化產業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在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文化產業的特征也逐步形成：文化產業屬于知識密集型的創意產業，其增長貢獻主要來源于知識；文化產業又是一個高收入彈性產業，必須要有較扎實的經濟基礎來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與拓展性，要求文化也應當實施對外開放。
二、福建文化產業發展成效
對當前福建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主要立足于報紙雜志、廣播影視音像業、出版發行業、旅游觀光業、演出娛樂業、在線資訊業、工藝美術業、會展業、競技體育和教育培訓業等分析。
（一）新聞出版業迅速發展。福建省新聞出版發行業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較大的進步。據福建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2008年我省共出版各類圖書10，319多種，圖書124，383萬份；2004～2008年期刊出版種數為176種，出版總印數3，450萬冊，出版總印張數133，385千印張。圖書報刊的數量大幅增加，質量不斷提高：2008年報刊出版種數59種，出版總印數103，791萬份，比1999年出版種數49種增加了10種，出版總印數比1999年64，195萬份增加了39，596萬份，為福建省創造出可觀的經濟效益。
（二）影視、廣播、音像業建設效果顯著。2008年福建省擁有各廣播電視衛星收轉系統數221，818座，廣播電臺10余家、電視臺數10家，“村村通”工程取得新成效，網絡覆蓋面繼續擴大。截至2008年底，全省廣播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97.0%和98.1%，分別比上年提高0.04個和0.03個百分點，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廣播電視光纜干線網的完成，使全省2/3以上鄉鎮有有線電視聯網并逐步實現向寬帶網發展；節目套數日益多元化，2008年全省廣播節目86套，電視節目37套，與上年持平，分別比2000年增加了14套和11套。2004年成立了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這是由福建人民廣播電臺、福建電視臺、福建電影制片廠和福建省廣播電視傳輸發射中心等20家實體單位聯合組成，同時又是一個以廣播、電視、電影、傳輸網絡、報刊出版和互聯網站宣傳為主業兼營科技開發、影視藝術、廣告等相關產業的綜合性新聞傳媒集團，它的成立標志著福建省廣播影視體制改革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文化產業集中度大幅提高。
（三）文藝演出事業發展較快。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福建省文藝演出事業發展主要體現在：2008年全省共有各類藝術表演團體90個，公共圖書館85個，劇場、影劇院76個，群眾藝術館10個，博物館89個，文化館78個，鄉鎮文化站1，090個；各類藝術表演團體演出約1.48萬場，觀眾11，022萬人次，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實現了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重效應，實現收入約2.97億元人民幣。
（四）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在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指引下，福建省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建設文化強省，大力推進文化跨越發展。新一輪的文化產業政策表明要鼓勵非文化企業、非公有經濟和民間資金投入文化產業，確定文化開放領域的市場進入標準和程序，降低文化產業的進入門檻。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進程不斷加快，文化產業整體實力不斷壯大：產業總量持續增長，2008年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達350億元，占GDP的3.2%；產業集群和溢出效益持續顯現，目前全省已培育建設3個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和30個省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得到提高。
三、福建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
發展福建文化產業，擁有其無可比擬的優勢。
一是海西效應。海西成為國家戰略，得到廣泛認同和關注，得到中央機關和各部委的大力支持，這就有利于文化產業資金的籌集。另外，福建周邊省份如廣東、浙江、江西等地也主動融入海西，這對提高海西凝聚力、提升海西文化產業品牌總體形象，都有重要的作用。這些就為福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在條件。
二是政策效應。近年來，福建省政府充分認識到文化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規劃和政策措施來加強文化產業的發展。省委、省政府出臺并實施《文化強省綱要》。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和實施，對海西文化產業，建設文化強省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是東岸效應。福建省與廣東省相鄰，同時與浙江、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省份交通便利，而這些地方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文化底蘊，多樣性和豐富性都不如福建，而文化的趨同性和互補性又與福建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只要海西開發出比較成熟的文化旅游產品，經過包裝和推介，是能夠大量吸引這些省份旅客的，這就為發展福建文化產業提供客源基礎。從華僑方面來看，福建是名副其實的“華僑之鄉”，福建籍華僑和祖籍福建的外籍華人800萬人旅居世界五大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占全國華僑、外籍華人總數的1/3。這些海外僑胞每逢佳節或喜慶，都要返鄉探親、尋根，為福建保持了源源不斷的境外客源市場。
四是品牌效應。在文化建設方面，曇石山文化、船政文化、媽祖文化、客家文化、閩南文化以及壽山石雕、烏龍茶藝等開始走出福建，在世界和全國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世界客家祖地、世界閩商大會、晉江世界同鄉會、世界朱子后裔大會及進香、祭祖等一批民間大型宗親活動，也吸引了越來越多人的參與。在兩岸民眾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形成了較大的品牌號召力。
四、福建文化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是城鄉文化產業發展差距大，人們的文化產業意識薄弱。2010年5月25日，根據福建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關于我省文化產業發展情況報告”指出，城鄉文化產業發展存在差距，我省城鎮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娛樂服務的支出497元，是農村居民59.6元的8.3倍。從分布上看，我省文化產業主要集中在福州、廈門、泉州、莆田等地，閩東、閩西、閩北等地相對滯后。相比于上海、廣東、北京等一些文化產業較為發達的省市，我省由于受長期計劃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文化產業意識與規劃意識滯后，思想解放程度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文化產業認識上觀念落后，文化產業意識薄弱，極大地阻滯了福建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二是文化產業發展規模偏小，文化多樣性不夠突出。從產業組織來看，福建省文化產業的發展規模偏小，經濟效益不夠明顯，2009年福建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7%，居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第24位；產業鏈不長，沒有充分發揮產業關聯效應；產業群體沒有很好地形成，缺乏特色鮮明和效益良好的大型文化項目的帶動；產業多樣性不夠突出，發展主要是靠傳統的報刊、廣播影視等文化產業發展，一些新興創意文化、動漫等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
三是缺乏科技人才，文化市場發育不健全。科技人才是創造文化創業產業的重要源泉之一，福建文化高素質的經營管理人才、文化產業科技創新人才缺乏，且滯后于文化產業的新發展，這是制約福建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福建的文化市場目前呈現經營單位眾多、監督管理體制不夠健全、產業集聚程度不高、資源分散等市場發育不健全的問題，使得福建的文化產業總體上缺乏競爭優勢。
五、發展福建文化產業對策建議
基于以上對福建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和產業發展優勢與面臨的主要問題分析，制定合理的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實現提高文化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提高福建文化產業競爭力已刻不容緩。
一是要著力建設鄉村公共文化，縮小城鄉文化差距。福建城鄉文化差距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鄉村居民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文化意識淡薄。因此，首先要加強文化的宣傳力度，解放人們的思想，轉變人們的觀念；其次，政府應加大財政的投入，制定和實施新的產業政策，發展福建文化創意產業的新思路，統籌城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在鄉村地區，挖掘地區特色資源、地區的飲食和優秀民間民俗文化，加強文化與旅游、休閑相結合，發展鄉村觀光、綠色旅游業等。這不僅有利于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還可以為當地的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減少失業。
二是發展文化多樣性，推進產業和文化共建，擴大文化產業規模。結合福建歷史文化資源和福建優秀民間文化，挖掘諸如歌仔戲、高甲戲、莆仙戲、閩劇、南音、提線木偶和閩西革命老區等歷史和民間文化題材，實施和策劃具有民間藝術特色和歷史文化積淀的文化產業項目，推進產業和文化共建，發展文化多樣性，擴大文化產業規模，實現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一方面推進文化產業主要向農業行業的延伸發展，因地制宜地建設閩北高山茶葉園區；另一方面推進文化產業向工業、房地產、餐飲業和娛樂等行業的延伸發展，形成福州三坊七巷、閩西革命老區紅色土地文化產業基地，市區百里長廊福建民間藝術品走廊，閩西“干”、閩北、閩南等風味小吃一條街等一批新型文化產業模塊。
三是依托教育，培養科技型人才隊伍。眾所周知，人才是當今社會的核心競爭力之一，科學和技術人才已經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支重要力量，發展福建文化產業對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有著迫切的需求。因此，筆者認為，要加強科技型人才隊伍的建設，政府層面，應當認識到人才問題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長久之需，應當適當加大對科技人才培養資金的投入。一方面依托福建大學城教育資源，重點培養高校具有創新意識的文化產業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完善好繼續教育，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在職科技人才培訓提高具有專業技能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科技型人才本身層面，也要增強自身的專業技能，大膽創新。人才策略層面，要積極引進，尤其是負責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員，應該努力創設和優化科技人才工作環境，為人才能夠施展自己的才能創造出更廣闊的平臺。
（作者單位：1.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2.青島大學國際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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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體制的定義范文第3篇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1120）
摘 要：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定義、法律性質及權利歸屬都存在較大爭議，相關的法律法規比較零散、法律位階較低，保護力度較弱。通過研究其歷史演變，可知體育賽事轉播權是集合了無形財產權和著作鄰接權的一種復合型權利，體育賽事轉播關系涉及多重利益沖突。應該借鑒國外立法經驗，堅持利益平衡原則，完善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
關鍵詞 ：體育賽事轉播權；體育賽事電視轉播權；體育賽事網絡轉播權；利益平衡
中圖分類號：DF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33( 2015) 02-0166-09
收稿日期：2014 -11-06 該文已由“中國知網”(www．cnki. net) 2014年12月29日數字出版，全球發行
作者簡介：朱瑪（1977 -），女，廣東高州人，西南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金融學院法律系教研室主任，講師，研究方向：知識產權法、電子商務法。
2014年2月間，索契冬奧會給人們帶來了冰雪世界里的視覺盛宴。4月，組委會正式宣布本屆冬奧會的營銷收入達13億美元，是4年前溫哥華冬奧會的1.5倍，創下冬奧會歷史之最。其中，電視轉播權的銷售是本次冬奧會最大的收入來源。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最新數據，收看冬奧會轉播的中國觀眾達到1.9億，在觀眾總量上占據了第一位。6月，巴西世界杯再掀足壇旋風。而早在2009年，中央電視臺就花了1億美元買斷2010年與2014年兩屆世界杯轉播權，成為迄今為止最大手筆的世界杯賽事轉播權投資。由此可見，隨著人們觀賞競技體育的熱情高漲，體育賽事轉播權對體育產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實質及其歷史演變
（一）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實質：兩種意義上的轉播權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詞條，轉播是指“（廣播電臺或電視臺）播送別的電臺或電視臺的節目”；直播是指“廣播電臺不經過錄音或電視臺不經過錄像而直接播送。”嚴格依此來理解，轉播權專指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因轉播各種節目而享有的權利，不同于“直播”。但在實踐中，各種媒體和新聞報道中頻繁使用的“實況轉播”、“現場轉播”等字眼，卻往往包括“直播”之義而并不局限于”轉播”，也不僅僅是指廣播組織所享有的權利，還包括指賽事組織者享有的權利。因此，從法律角度上講，它并不是一個嚴謹的法律概念，只是新聞媒體約定俗成的一個用法。要從法理上明確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內涵，無外乎三個問題：“誰享有權利”、“對什么享有權利”和“享有什么樣的權利”，即權利的主體、客體和內容。筆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直播意義上的轉播權，即體育賽事組織者享有的許可各傳播媒介向公眾現場直播體育賽事，并由此獲得經濟收益的權利；第二層面是字面意義上的轉播權，即賽事直播權的擁有者享有的許可各傳播媒介轉播體育賽事節目信號，并由此獲得經濟收益的權利。前者是后者的權利來源。
（二）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歷史演變：從電視轉播權到網絡轉播權
凡是談及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歷史發展，人們必然就想到電視轉播權，尤其以奧運會體育賽事轉播權的開發和利用最具典型意義。電視轉播技術初次出現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BBC首次支付了500英鎊以獲得拍攝體育賽事的權利，1958年國際奧委會修改《奧林匹克》時將“體育賽事電視轉播權”正式納入其中，邁出了有償轉讓電視轉播權的關鍵一步。自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開始，國際奧委會開始參與電視轉播權的銷售分成，并在1995年明確了利潤比例——國際奧委會享有51%的收益。此后，奧運會電視轉播權收入持續增長，成為國際奧委會的經濟支柱。但是，隨著觀賽模式的選擇日益多元化，傳統的電視轉播已經面臨嚴峻的挑戰。“互聯網的開放性使網絡圖像能夠輕易地跨越國界相互傳遞，這對現行奧運會按照地區單獨銷售電視轉播權的模式提出了挑戰。為了保證電視轉播商的利益，國際奧委會對網絡轉播一直保持‘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使得奧運會網絡傳播發展十分緩慢……互聯網公司正式登上了奧運會商業開發的大舞臺，奧運會網絡傳播時代的到來己不可阻擋”。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創了網絡媒體以合法身份參與奧運報道的先河，真正實現了重大體育賽事的全方位覆蓋。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賽事轉播權激戰中，更有網站宣稱，要徹底顛覆傳統觀看世界杯賽的收視習慣，讓眾多的足球愛好者感受不一樣的全球足球盛宴。
二、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屬性之辨
（一）體育賽事轉播的對象——“體育賽事”的性質界定會賽事及相關活動在中國大陸和澳門地區的新媒體（互聯網和移動平臺）轉播權已由國際奧委會獨家授予中國中央電視臺。未經中央電視臺授權許可，其他任何互聯網和移動平臺等新媒體均不得擅自轉播。互聯網和移動平臺擅自使用奧運賽事及相關活動的視音頻節目信號的要承擔侵權責任。從著作權法來分析，這一通知并沒有明確權利主體和保護對象，其所謂的侵權責任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對此，我們有必要區分國際奧委會對奧運賽事及相關活動進行錄音錄像、傳播報道的壟斷權利，和中央電視臺對奧運賽事及相關活動進行錄制以后形成的錄音錄像以及廣播電視節目的權利。前者是國際奧委會擁有的特殊權利，它實質上是對新聞媒體報道奧運賽事及相關活動的控制權利，而不是什么版權；后者是在經過國際奧委會授權后，取得了對奧運賽事和活動的錄制、傳播權的傳媒組織，對奧運賽事及相關活動進行錄音錄像后進一步形成了其制作的錄音錄像制品以及廣播電視節目的版權（鄰接權）。從著作權法的視角出發，中央電視臺只是個視聽（影視）作品著作權人，或者是錄音錄像制作者，或者是廣播組織。因此，制止網絡媒體擅自報道、傳播體育賽事或者活動的行為，應當明確體育賽事和體育賽事節目的區別、明確國際奧委會和中央電視臺的權利性質；這不僅僅是靠著作權就能解決的，還要根據奧委會或相關賽事組織的國際規則行事，甚至可以與時俱進，大膽采用反盜版的過濾新技術。
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屬性是一切法律保護以及相關制度設計的起點，而體育賽事轉播的對象（即體育賽事本身）的性質界定，則是完成這一起點的關鍵所在。在經典的知識產權法或著作權法教科書中，大多數認為體育賽事本身不構成作品。“作品必須能夠傳播文藝或科學思想，作品主要地應該是一種信息的載體，而不是一種實用工具和手段，這是它區別于體育競賽，區別于工業領域中的技術發明創造、商業領域中的經營方法之處”。甚至明確“表演者是指表演作品的人，而不包括運動員、馬戲演員、魔術師等人”。相反，也有學者認為體育賽事本身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指出“運動競賽表演是體育的重要智力成果，且具有思想性、技藝性和可固定性，應被看作著作權的客體”；還有的認為“運動競賽表演的動作設計與舞蹈動作設計一樣具有獨創性，屬于作品。運動競賽表演不為強制法所排除，又符合作品的特征，應受著作權法保護。”更多的一些法學教材對此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不置可否。
要判斷體育賽事是否構成作品，唯一的判斷標準就是獨創性。事實上，體育比賽與我們日常生活的絕大多數游戲一樣，是有既定的程序和規則的，無論其多么精彩和吸引人，并不涉及知識產權的創新問題。一是從運動員的微觀層面上看，參加比賽的根本目的在于展現運動技能。譬如游泳、足球等等，各種項目都是經過長期訓練和賽前的針對性演練，盡管在比賽過程運動員利用了一定智慧和技巧臨場發揮，看起來像是智力活動，但本質上是平常訓練經驗的再現，以體力的發揮水平高低來決定勝負。這就意味著，運動員所謂的創造活動屬于經驗事實的范疇，賽場上的臨時創造是微不足道的。二是從賽事組織者的宏觀層面來看，組織工作是有固定的程序和流程安排的，比如資金的籌措、地點時間的確定以及其他安保等附屬工作，并不存在更多的創造性安排。特別是各類體育項目的比賽規則、場地設置、應急措施等程序，在世界范圍內已統一，既不需要改變，更不能隨意改變。因此，大部分體育競賽不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至于以藝術體操等為代表的、具有競賽表演性質的項目，是否具有獨創性的問題則要復雜得多，本文暫不做討論。
（二）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屬性的學說辨析
目前，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性質的研究，國內主要有以下幾種研究視角：第一，在著作權法的框架下進行探討。早期有學者認為它屬于著作權，既然體育比賽不構成作品，這一說法已無從談起。一般認為其屬于著作權法中的鄰接權，但具體屬于鄰接權中的哪一種權利存在爭議：一種觀點是表演者權，另一種觀點是錄音錄像制作者權。筆者認為，體育比賽本身不是作品，表演者權不具備存在的前提；而體育賽事轉播權獲得保護的依據并非是“制作節目”，而是“播放節目”，即傳播體育賽事信號，也就不屬于錄音錄像制作者權。第二，在傳統民事權利的框架下進行探討。有學者認為在職業化、商品化的條件下，體育比賽也是一種服務產品，體育賽事轉播權就是這種產品所有者的收益權，即物權。也有學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實質上是一種根據契約而產生的民事權利，是一種廣義上的合同權。筆者認為，體育比賽不是有體物，物權說無法解釋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性質；由于合同權利是一種約定權而不是法定權，契約說實質上回避了其法律性質的定位問題，并沒有講清楚其到底屬于民事權利中的哪種權利。第三，其他新型權利的歸類，包括無形資產權說、商品化權說、形象公開權說等等。顯然，不同的觀點取決于不同的角度，而爭議仍將繼續，但必將有助于促進人們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認識與理解。
在西方國家，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認識則經歷了從“賽場準入說”、“娛樂服務提供說”到“企業權利說”的發展過程。第一，賽場準入說，認為賽事轉播權源自于已經獲得法律承認的另一項財產權利，即體育場館所有人對體育場館的所有權或管理人對體育場館占有權。這本質上是一種物權的觀點，導致轉播權依附于別的民事權利，無法體現其真正價值來源，不具有說服力。第二，娛樂服務提供說，認為攝像記者和普通觀眾一樣，是以觀看比賽的方式享受娛樂服務的。電視臺轉播賽事節目，實質上是在轉播一項娛樂活動，但必須交納相應的費用。這一學說的缺陷在于它不對攝像記者和現場觀眾進行區分，無法解釋為什么電視臺與普通觀眾所交納的費用存在天壤之別。第三，“企業權利說”，將體育賽事看成一類產品，賽事組織者從事的是一項經濟活動，承擔著財政上的風險。“企業權利說”承認了轉播權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實際上是借用了物權法的概念，認為賽事轉播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這在實踐中有利于對轉播權的利用和保護。
（三）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性質：復合型權利
既然國內外對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屬性的認識無法統一，現有法律體系無法涵蓋體育賽事轉播權，那就需要從多維的視角對其進行法理上的界定。體育賽事轉播權不是簡單的著作權，也不是普通的民事權利，而是一種復合型權利，對其法律性質的分析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以偏概全。筆者認為，既然體育賽事轉播權包括直播和轉播兩層含義，那么對其性質的界定也要分層次進行，不同的層面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質。
第一個層面是直播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即體育賽事組織者自己或者允許他人對體育賽事本身進行直播的權利。它實質上是對新聞媒體報道體育賽事的控制，并不是知識產權，更不是什么著作權。《奧林匹克》第一章第7條第1款規定：“奧林匹克運動會完全屬于國際奧委會，國際奧委會擁有其中有關的全部權利，特別是（而且沒有限制地）涉及該運動會的組織、開發、廣播電視和復制的權利。”因此，筆者認為直播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屬于一種財產法范疇的無形財產權。第二個層面是字面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即廣播組織允許他人對體育賽事節目信號進行轉播的權利。在二者關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條件。即廣播電臺、電視臺先要向體育賽事組織者購買直播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獲得在現場攝制和直播體育賽事的權利；然后如果有第三方想轉播該賽事節目則再經過其授權或有償轉讓。“無論該節目是否為廣播組織自己制作，只要是廣播組織合法播放的，廣播組織對節目信號都享有廣播組織權。”由此可見，字面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實質上是廣播組織權，屬于鄰接權范疇。
三、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國內外法律保護現狀
（一）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保護的域外借鑒
在國際上，《奧林匹克》率先對體育賽事轉播權進行了制度規范，明確規定國際奧委會是奧運會電視轉播權的主體。隨之，其他國際性體育組織也紛紛強調其對賽事本身及賽事節目信號享有所有權。此外，一些國際組織或國家也通過自己的立法或司法判例確立了本國的體育賽事轉播權制度。歐美作為全球體育產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對其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保護的關注與研究將對我國有一定借鑒意義。
1．歐盟及其成員國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與限制
就歐盟而言，歐洲法院曾在判決中指出，鑒于體育比賽的組織者控制著比賽場館的出入，體育運動的電視轉播權通常屬于其所有。歐洲委員會則認為，參與比賽的運動隊或者俱樂部都可以主張某些賽事權利。具體到各成員國，英國法沒有專門針對體育賽事的獨立財產權利，而是借鑒了物權的概念，認為俱樂部作為所有權人或者管理人有權拒絕或者允許他人進出體育場館，事實上也就享有對比賽本身的控制權。希望直播或者轉播比賽的電視臺一旦獲得了進入主賽場的許可，就視為獲得了“轉播權”這一抽象權利，而電視臺等媒體所制作的對體育比賽片段的獨家報道，則可以受到版權法的保護。荷蘭在立法上也沒有對體育賽事本身的權利加以規定，只是把轉播權看作是“賽場準人權”。直到1997年，荷蘭的競爭當局才承認轉播權屬于一種對比賽承擔了組織與經濟上的責任者享有的權利。在德國，法律沒有承認體育比賽有對抗第三人的權利，但實踐中通常認為體育比賽電視轉播權屬于比賽組織者所有。與上述幾國不同，法國在成文法中對體育賽事電視轉播權的歸屬做了明確規定，將該權利賦予體育組織，這在歐洲體育強國中是獨樹一幟的。
考慮到，體育賽事尤其是公眾普遍關注的大型體育賽事的轉播權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賽事組辦者和媒體間單純的利潤分成和博弈，其具體的發放和實施更深切關系到公眾是否可以接近賽事和了解、感知賽事的具體信息。歐盟在《歐洲共同體條約》和《歐盟議會條約》還專門確立了競爭法條款，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競爭行為予以規范。目前，歐盟主要通過視聽媒介服務指令( AVMSD)規范體育賽事的電視獨家轉播，以保障公眾對重大賽事的知情權。
2．美國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與限制
美國眾議院于1976年成立了國會職業體育委員會，該委員會只是一個臨時機構，主要任務是協調職業體育的電視轉播問題。同年，美國國會通過《版權法》，其中第110條第(5)款(B)項規定了某些表演和展覽應享有獨占權的情形：“由某一機構進行的，包含非戲劇音樂作品的表演或展覽的，目的在于讓一般公眾接收的直播或轉播的信息傳輸，而這種通信傳輸源于聯邦通信委員會這樣的機構許可的廣播或電視臺，或者……”該法被認為是體育賽事轉播權受到版權保護的法律依據。但本條規定的是電視廣播組織享有權利的電視信號，非體育組織所有的體育競賽本身。這表明體育賽事轉播權并不是著作權，而僅僅是鄰接權。
與歐盟類似，美國法也對在體育賽事轉播權營銷中可能存在的壟斷行為予以關注。1961年專門出臺《體育轉播法》給予四大體育聯盟（職業橄欖球、棒球、籃球和曲棍球聯盟）在反托拉斯法下的特殊待遇，旨在促進職業體育的發展。但該法的豁免范圍局限在“贊助電視轉播”，即免費電視。隨著技術發展而出現的新的轉播形式如衛星電視、有線電視、網絡等收費傳播方式則不在此列，意味著大部分體育賽事轉播權的開發和利用仍要受到相關壟斷法規的約束。
（二）我國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現狀及不足
《體育法》是體育領域的唯一基本法，其第34條規定：“在中國境內舉辦的重大體育競賽，其名稱、徽記、旗幟及吉祥物等標志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保護。”這是在該法中唯一能找到的與體育無形財產有關聯的一個條款。實踐中，體育賽事轉播權的營銷和保護并沒有因為法律的缺位而停滯不前。恰恰相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有效開發已經成為大型體育賽事收益的主要來源，也是體育賽事商業化運作成功的關鍵。事實上，盡管沒有在法律法規中得以明確規定，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在實踐中也并非無法可依。
首先，體育賽事轉播權的第一個層面，即直播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凡是涉及到財產權的轉讓或許可使用必然離不開民法調整，姑且不論體育賽事轉播權的主體是賽事組織者還是運動員個人，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均可以受到民法保護。因此，《民法通則》可以為體育賽事轉播權提供保護依據。其次，體育賽事轉播權的第二個層面，即字面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屬于廣播組織權，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調整，但僅限于鄰接權意義上的法律適用。再次，無論是直播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還是字面意義上的體育賽事轉播權，權利人都是通過合同進行轉讓的。在相關法律缺位的情形下，訂立合同尤為重要。不但操作簡單，也便于雙方權利義務的認定，是商業活動中均衡和保護各方利益的常用手段。自然地，《合同法》也就成為法律適用依據之一。最后，一些部門規章、協會的規范性文件也開始關注體育賽事轉播權問題。2000年3月，體育總局了《關于電視轉播權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確認體育比賽的電視轉播權屬于比賽主辦單位。2005年通過的《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49條強調中國足協是所管轄各項賽事財產權利的所有者，顯然這些財產權是包含賽事轉播權在內的。2008年，國家版權局、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聯合《關于嚴禁通過互聯網非法轉播奧運賽事及相關活動的通知》，重點打擊網絡侵權盜版行為。這表明，在國家相關部門和體育組織的語境中，體育賽事轉播權仍屬于版權保護范疇。
由此可見，現階段我國對于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或依據民法基本原則，或依據著作權法和合同法，或依據位階較低的行政規章，甚至僅僅是一些并不具備法律效力的協會規則，法律的不配套、不協調必然導致保護力度較弱。又由于我國的職業體育市場培育尚不完善，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壟斷問題并不突出，反壟斷法也就暫不涉及。但中央電視臺在賽事轉播領域一枝獨秀卻是不爭的事實，甚至發生過2002年央視封殺甲A聯賽的極端事件。隨著我國體育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網絡技術以及通訊技術的進步，必然會引發轉播市場的競爭問題。在強調權利保護的同時，不能忽視了對權利的限制，為促進我國體育賽事轉播市場的繁榮提供更加全面的法律保障。
四、完善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保護：基于利益平衡視角
（一）體育賽事轉播關系所涉及的多重利益沖突
利益相關者是一個管理學概念，它挑戰了傳統的股東至上主義，是指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應該為綜合平衡各種利益要求而進行管理活動。從該理論的本質來看，大型體育賽事的傳播效益理應是由所有利益相關者共同創造的，每個利益相關者對賽事傳播都有利益訴求。具體到體育賽事的轉播過程，賽事組織者、媒體和公眾是三個主要的利益相關者。其中，體育賽事組織者擔任賽事信息來源者的角色，媒體是連接賽事組織者和公眾的中介，公眾是體育賽事的關注者與信息的接收者。這三種力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使得體育賽事的轉播呈現不同利益主體的博弈過程。如果其中某一方缺位或力量過于強大，必將出現失衡局面，體育賽事轉播也將失去良性發展的動力。
1．體育賽事轉播權與公眾知情權的利益平衡
對大多數人來說，對體育賽事的感受并不是通過現場觀看，而是通過賽事轉播得來的。一方面，公眾對賽事相關信息的接受是開展體育賽事轉播的前提和社會基礎。媒體作為一種中介，首先要報道體育賽事的相關信息，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廣泛的公眾關注度又會給賽事組織者和媒體帶來豐厚的利潤，促使賽事轉播費用逐年攀高，有利于體育賽事的發展。但通常一項體育運動只有一個相應的國內或國際體育協會，容易導致賽事組織者對轉播權擁有絕對的控制權；隨著付費電視臺的興起，一旦賽事轉播權被高價買斷，公眾將面臨要么不能收看喜歡的體育比賽，要么被迫支付額外費用。對于一部分人，尤其是弱勢人群，因為他們無力負擔高昂的收視費而被剝奪通過媒體觀看重大體育賽事的機會，這顯然是有失公平的。毋庸置疑，保障公眾對于重大賽事的知情權與保護賽事轉播主體的合法權利同等重要，兩者之間不應當是簡單的利益沖突關系，而更應是一種利益平衡關系。
2．體育賽事轉播權銷售過程中的壟斷問題
與一般產業中激烈的競爭關系截然相反，體育產業追求的是“競爭平衡”。所謂競爭平衡是指體育比賽中各參賽隊伍在實力上應旗鼓相當，通常競爭實力越均衡，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就越大，其觀賞性和娛樂性就越強。反之，如果比賽雙方實力懸殊，比賽毫無懸念，公眾就會感到厭倦，導致收視率下降、轉播合同貶值，最終影響整個體育產業的利潤。為了促進“競爭平衡”，職業體育聯盟往往將各俱樂部賽事轉播權橫向集中打包進行出售，所得收入再平均分配給各俱樂部，以避免俱樂部之間的經濟不平衡。這一措施本無可厚非，但畢竟是競爭者之間的聯合，限制了轉播市場的競爭，有違反《反壟斷法》的嫌疑。又由于我國的電視轉播機構具有明顯的行政性，極易形成行政壟斷。特別是央視體育頻道的競爭力不是通過市場競爭所產生，而是通過政策保障、網絡保障、資本保障和法律保障疊加衍生而成。中央電視臺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體育聯盟不敢與其發生摩擦，實際上造成體育賽事轉播市場上的買方壟斷，從而扼殺賽事轉播市場的競爭規則。
3．傳統電視轉播與新型網絡轉播的利益博弈
體育賽事網絡轉播權一出現，國際奧委會就面臨著來自互聯網的挑戰。長期以來，電視媒體和國際奧委會互惠互利，合作得非常愉快，互聯網傳播的出現必然分流觀眾，從而分流電視廣告商。因為，網絡媒體在體育賽事傳播中的特征鮮明而優勢突出，網絡傳播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人們可以隨時隨地通過網站來收看賽事；尤其是互聯網具有前所未有的超強的互動性和參與性，這一切將造成電視臺花錢為網站做嫁衣的尷尬局面。不可否認，網絡傳播改變了體育賽事傳播的格局，但網絡侵權也隨之而來。網絡時代是個“內容為王”的時代，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原本已較為有限的網絡內容資源會變得前所未有的稀缺。一方面，非法轉播的成本幾近于零。鑒于網站與電視臺簽訂的轉播協議費用不菲，盜播網站往往不會為此投入資金，而轉播熱門比賽卻能帶來點擊量的激增、豐厚的廣告收入甚至更多的其他回報，導致眾多網站不惜鋌而走險。另一方面，權利人的維權成本卻比較高。由于互聯網傳播速度快捷、侵權手段隱秘，權利人要打擊非法轉播必然要付出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成本，甚至不免陷入“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侵權網站的氣焰。
（二）堅持利益平衡原則，完善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保護
利益平衡也稱為利益均衡，是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體系出現的利益體系相對和平共處、相對均勢的狀態。利益平衡的理論和方法受到法學領域的青睞，法律要達到的平衡目標是“先滿足最重要的和需要優先考慮的利益，然后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犧牲。”[12]體育賽事是一種公共產品，因為通過電視或網絡轉播觀看體育比賽，不管是免費還是付費都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其核心是一種觀賞性的信息服務。既然屬于公共產品，體育賽事轉播權就不能簡單地任由市場自由配置，但政府也不能過多地加以干預，必須針對體育賽事轉播的實際情況進行制度設計。這種平衡機制總的來說是平衡各種應當保護的利益，主要涉及知識產權的私人利益和促進公平競爭的社會利益[13]。在利益衡量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各方面因素，盡量減少利益沖突，保持市場的相對穩定性。
首先，在《體育法》中對體育賽事轉播權做原則性規定，明確其財產屬性。有學者主張將體育賽事轉播權納入《著作權法》，筆者對此持不同意見。因為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著作權性質爭議較大，短期內無法達成共識，立法必將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如果一定要在《著作權法》中對轉播權加以規范，實際上是抹殺了轉播權的資產屬性。畢竟著作權法的立法本意是鼓勵智力創作而非資金投入，倉促納入體育賽事轉播權，實際上會使體育賽事本身和體育賽事節目兩者更加含混不清。更何況，我們不能一出現新問題就增加新權利，只要能在既有權利體系內適用解決的，就應當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在我國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下，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商業運作必須經過國家有關主管部門的批準，作為體育界基本法的《體育法》對此問題不應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