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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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范文第1篇
我國目前社會轉軌、文化轉型正以未曾有過的廣度深度迅速進行著。面對著急劇變化的社會
文化環境，人格特征愈來愈與社會文化的特點緊密相關。如果說個體的社會適應狀況取決于自我調控能力、正確對待外界影響的能力、保持內心平衡和滿足狀態的能力，那么，文化轉型對每個方面的能力都提出了挑戰。
1 主要理論
文化就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凝聚起來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總體。文化具有下述的基本特征：文化是普遍的、共享的，是學而知之，后天習得的，文化是以象征符號為基礎的，具有整體性。
人格概念上，L.A.珀文的定義具有代表性，他認為：人格是為個人的生活提供方向和模式（一致性）的認知、情感和行為的復雜組織。像身體一樣，人格包含機構和過程兩個方面，并且體現著個人的天性（基因）和教養（經驗）。此外，人格還包含過去的影響（包括對過去的記憶）及對現在和未來的建構。
關于文化與人格的交互作用，不同學科不同研究者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最早對相互作用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家是M.韋伯，他指出，當一個動作的意義與他人有關時，這個動作就具備了社會意義。
社會學家G.H.Mead創立了符號互動理論，他認為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是由文化意義規定的，文化意義是特定社會群體的共享成果，而許多文化意義是象征性的。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就是以有意義的象征符號為基礎的行動過程。個體在各種情境下相對穩定的行為反應模式正是個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借助于特定的符號系統去理解他人行為和事物的意義的結果。
在人格心理學中，研究人格與社會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討論人格與情境的關系，情境對個體的意義并不在于其客觀屬性，而在于個體對情境刺激的主觀解釋。由于不同個體人格結構中的認知和動機因素不一樣，同一情境線索對不同個體的影響就各不相同。
Mischel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認知—情感系統理論，簡稱CAPC理論。該理論認為，人格系統不斷地與外部環境發生動態的交互作用：由人格系統產生的行為影響著社會環境，影響著個體對即將面臨的人際情境的選擇，而這些情境又反過來影響人格系統。
Caspi及其同事在總結了有關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兩種人格與情境相互作用的潛在機制。第一個機制是“累積的連續性”，指行為結果不斷積累，導致個體只能處于某種情境中，并會影響個體后繼的行為，因而強化了最初的人格因素。第二個機制是“互動的連續性”，是指源于他人的反應，它由一個行為引起，并維持了個人的這一行為。
2 現代化進程與個體人格的交互作用
下面就以點概面地對一些轉型期特殊現象對人格的影響進行分析，并同時思考這些人格特征是如何反過來對社會文化產生影響的。
2.1民主社會與彌漫性焦慮
弗洛姆說：現代民主的興起，使人類不再被禁錮于封建制度的壁壘，我們獲得了自由感……我們愿意成為怎樣的人都行，高興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正是這種極端的自由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問題。自由可以是可怕的東西，它強迫我們每個人去面對那些我們必須獨自承擔責任的個人決定……
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個體同樣面臨越來越多的選擇和自由——可以相對自由得多地選擇我們喜歡的人生道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工作、選擇居住地等等，似乎一切均可自主選擇。然而有選擇就有焦慮，選擇越多焦慮越大，當個體不愿接受社會為我們選定的角色和可預見的生活方式時，其選擇就意味著自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自己所決定的后果完全由其個人承擔，這時，面對未知未來的個體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容易產生焦慮。
而所謂焦慮,是面臨威脅時,個人自覺難以應付而產生的一種緊張不安、憂慮或恐懼的情緒反應。長期處于焦慮狀態的個體會持續產生不滿、非理性沖動等緊張心理,而受社會道德約束，當這種緊張感無處釋放時個體就產生了彌散性焦慮，形成這種人格的個體終日處于緊張狀態，毫無幸福感可言，對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自覺地緊張，長期感到壓抑、煩躁、惶惶不可終日。
反過來，由于這種有焦慮性人格的個體在社會中逐漸增多，個體為了擺脫對未知的焦慮感，就想很快能知道自己選擇的結果，從而產生急功近利的心理。個體不再享受選擇所帶來的樂趣，而是不停努力做出結果以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性。這樣，雖然我們的社會的生活節奏、發展速度會隨之變得更快，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浮躁氣氛之中。
2.2貧富差距與相對剝奪感
有這樣一個比喻：當大家都坐在茅屋里時,并未覺察生活怎樣貧困,但是在茅屋旁邊出現了宮殿,就會反襯出簡陋與寒酸,再坐在茅屋里就會感到不堪忍受了。這種主觀效應就是“相對剝奪感”。
社會比較心理是向上的社會比較,所以相對剝奪感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是任何社會中都存在的社會現象。但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地位發生相對的變動,使社會個體或群體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他人或群體進行比較時產生的社會心理反映就是公眾的相對剝奪感增強。由此導致一些較為偏執的個體心理無所遵循而失去平衡。他們對現有的社會形態、文化規范、人際關系不滿，總試圖從中找出不合理的東西；對現實社會的主導價值和規范不僅沒有吸收的欲望，而且總試圖加以否定，這使得其社會適應更加困難；對社會的不滿和無知使得他的社會交往充滿對立和懷疑，因而他們把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難都歸咎于命運或別人的錯處，卻無以自省或自責。通常這種人格都伴有畸形的侵犯動機，甚至走向犯罪。
我們的社會也由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反社會行為，嚴重妨礙了社會的安定團結。
2.3信息化社會與“御宅族”
社會轉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公共安全；治理理論；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8-0067-05
社會發展現代進程中，一定會經歷一個或多個社會轉型期。這些轉型期各有特點，但社會問題頻發是任何轉型期社會的共性。同時，國家政府在治理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問題的的能力和經驗不足，因此對新的問題解決針對性往往較差。而公共安全問題在眾多社會問題當中處于相對重要的地位，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不容馬虎。由于轉型期政府能力、經驗的局限，其他社會力量就要分擔相應的責任。中國在轉型期社會參與治理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有著“共性”，同時也存在著自身的“個性”，在治理效果上經驗與教訓并存。
一、現實挑戰：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
轉型社會是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中間期，往往是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的一個過程。這個時期，社會的結構、體制都將出現改變，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出現多種觀念并存的現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難免引發社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也包含在其中。而轉型社會中的公共安全問題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同時也直接關系到社會是否可以平穩度過轉型期。
（一）轉型期社會的特點
關于轉型期社會的特點不同的學者研究后都有著各自的結論。研究東歐國家社會轉型的外國學者Helga A?Welsh認為，轉型期社會應該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轉型是在相對有限的時間的制約下，處理某些相對重要的問題。第二，轉型期過程和結果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第三，轉型期迅速擴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需求，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結構。第四，轉型是以精英為中心的，大眾動員只是臨時的。第五，轉型包含商討和談判[1]。而研究泰國、菲律賓的學者Fred W?Riggs則認為，轉型社會有三個特征：異質性、形式主義和重疊性。我國臺灣學者金耀基對這三個特征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解釋：“異質性”就是心態意識與物理環境上的廣泛混合現象，即在經濟上，自足的經濟制度與市場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權主義觀念與民主觀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西化派與保守派并存；在社會上，傳統的家庭制度與現代的社會組織并存。“形式主義”就是“應然”與“實然”的脫節，表現為制度制定與制度實踐的背離。“重疊性”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征在轉型社會中重疊并存[2]。
綜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觀點，很容易得出轉型社會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社會轉型必然會挑戰原有的國家結構、法規制度，同時也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國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經驗就顯得相對有限。就像Welsh所說的威權主義結構出現了改變。也像金耀基所解釋的“形式主義”，也就是制度的制定與實踐出現了脫節。第二，社會治理要素多元。轉型期的社會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其治理的主體和對象都存在多樣性和可變性。這主要是因為，轉型社會既有轉型前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又具備其目標現代社會的一些特點。這就使社會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確定。這種與Welsh認為的轉型過程結果不確定性相符。而Riggs認為的“重疊性”和“異質性”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于這一特點。第三，治理活動參與加強。由于轉型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強。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就是Welsh所講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需求擴大，以及轉型必然包括的商討和談判活動。
（二）公共安全與傳統安全
傳統安全主要是指國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安全問題，如國家的統治、社會秩序的穩定、領土的完整、核心價值的保護等等。這些安全問題往往是國家來主導。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平和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國家安全問題日漸突出，于是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主要指國家安全以外的安全問題。雖然現階段學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提法，但通常會把公共安全歸入非傳統安全。而公共安全區別傳統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國家來主導，越來越多的社會參與成分滲透到公共安全當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學界雖沒有統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內涵應該包括關系公民生命、公民權利、公共財產和公共秩序等問題的安全范疇。區別于傳統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個人的價值，是以人為本思想做指導去思考安全問題。也可以認為國家安全屬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國防、等），而公共安全則關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公共安全問題，原因是在和平時期公共安全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遠超過傳統安全。而轉型期社會問題突現，公共安全問題也處于多發態勢。并且如果不重視公共安全問題，有些問題將會被發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層面。
（三）公共安全問題給轉型期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必須經過的過渡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社會良性發展，達到預定或者說是期望的目標。但由于轉型社會的自身特點。使其必須面對包括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諸多挑戰。首先，轉型期一定會是一個公共安全問題的頻發期。由于轉型期社會的多元性的特點，勢必會使社會產生出各種矛盾。文化間的差異，價值觀上的分歧使整個社會都陷入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中。在這樣轉型社會的大背景下，隨著眾多矛盾的集合，挑戰社會整體的包容極限，社會問題隱患加劇，導致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國外一些國家在轉型期的數據就能證明這一點。匈牙利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轉型期中犯罪率激增，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蘭在1989年到1990年轉型期間，侵害社會財產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單方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困難
國家通過政府進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與需要其解決的社會問題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有眾多理論支持這個觀點。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社會在該歷史階段存在的特點，政府能力在應對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的能力差距明顯加大。政府僅靠自身的努力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這也是當今社會對政府內含比較統一的看法。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無限的政府，特別是在日新月異的當代。關于這一點以往的不同學派的學者都得出相同的診斷。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者認為，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人們便在理性基礎上通過契約結成一個共同體，把自己的權利委托給一個更高的公共權威――政府。這就不難看出，政府是個人把權利讓渡出來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權利和能力就會有邊界。而性惡論支撐下的古希臘的學者認為，“一些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利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說任何權力，包括政府的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而第三個對有限政府影響深遠的理論派別當數西方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該理論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為目的，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通過市場機制自發進行調節，因此政府干預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與中國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定的一致性。這種理論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個“沒有任何作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經驗不適應轉型期
中國雖然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治理經驗，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被反復驗證其科學性和有效性。但經驗永遠只代表過去，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同時中國又進入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還是在國內發展的現狀下，轉型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發的現象屢見不鮮。相對傳統安全問題對治理的挑戰，在現階段應對公共安全問題的基礎條件較差。缺乏相應的治理經驗，同時以往總結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問題成為已當前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
1.以往的治理經驗不是在多變的社會轉型期總結出來的。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前10年，我們取得飛速發展的成績，也總結出一些寶貴的經驗。但那都是在社會相對穩定、世界局勢相對簡單的歷史背景下總結出來的，美國還沒有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周邊的國家也沒有把中國當作“威脅”。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人均收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階段。以往的經驗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2.轉型社會的的特點，及近年的新技術的應用使以往的治理經驗失效。轉型社會多重矛盾共存，社會要素多元到應對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應迅速。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介入，讓治理更加復雜。就以輿情控制為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傳統媒體，就不會出輿情失控的情況，因為離開傳統媒體，輿情的傳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傳。但如今在新媒體，“微媒體”的沖擊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億網民中的一員傳到互聯網上，也可能被5億手機網民中的一員用手機即時上傳互聯網上（數據來源2014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圖片，甚至是視頻。以往政治對輿情的治理經驗基本上失效。
3.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新的公共安全問題政府要從頭開始認識和應對。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新的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在轉型期有些新問題是沒有經驗可以遵循的。以外來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問題為例，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這兩類問題都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隨著環境承載力的飽和，該類問題出現端倪。PM2.5引發的霧霾等環境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與清華大學公布的報告稱，中國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計為6232億元人民幣，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則達到19734億元人民幣（以2012年中國GDP為基數）；而外來物種入侵上僅馬鈴薯蟲等十余種外來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損失超過574億元人民幣（國家環保總局公布數據）。這些新的公共安全類問題，都需要政府在沒有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應對。
（三）政府解決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現實困境
轉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已被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同時也積極地制定對策。雖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應的效果，但由于轉型社會的特點，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存在以下幾點現實困境。
1.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需要多部門聯動，對政府負擔較大。公共安全問題涉獵范圍廣，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不僅涉獵廣而且頻發。這就要求政府各部門要進行聯動。僅拿遼寧某市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來看，僅反恐這一類公共安全問題就要求51個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來聯動配合。雖然這種安排會達到高效，但同時也給相應的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帶來一定的工作負擔。政府治理成本較高。
2.僅靠政府自身對轉型社會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資料整理。轉型社會的資料信息是多樣的，也是多變的。并且有時要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人員素質都很難與轉型社會完全匹配。專業知識欠缺同時困擾政府相關部門。這樣就對信息的收集時間上出現時滯，質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制定脫節。針對轉型社會頻發的公共安全問題，我國政策的制定速度明顯滿足不了。我國現在針對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基本停留在《辦法》層面，很少有相應的法規、法律與之相適應。特別是針對近些年來多發的網絡輿情、，大都應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幾條處理，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強。
三、有效補充：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作用凸顯
轉型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社會參與意愿強烈。在這個時期里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強大起來，隨著其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參與愿望也隨之強烈。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提出的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也要求國家治理要有一個新的變革。這個變革不可單靠政府單方的力量，還要把社會組織的力量加入其中。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組織將是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一個有效補充。
（一）治理的內涵
通常意義上，治理是一個國家與公民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實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互動過程。全球治理委員會把“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和采取協作行動的持續過程[5]。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實際上擁有一種“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這豐富治理的內涵，治理主體不單單是國家政府，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是治理主體。
（二）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
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國家的補充者、偶爾的競爭者和政策的執行者外。社會組織對治理體系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社會組織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在第一手的資料收集方面，社會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視。因為政府只是一個主體，在收集資料上難免出現死角，而社會組織分布廣，散布在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正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廣泛地收集各部門的情況資料為制定更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會組織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欲望。在轉型期的社會中，公民參與欲望強烈。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國的制度對公民參與國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對不足，社會組織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最后，社會組織可以緩解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體是政府，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樣難免出現矛盾，特別是在一些有利害沖突的問題上，這個矛盾出現了激化的現象，如動遷問題，有些地區還出現了嚴重的官民對立的問題。這時社會組織的介入可以讓政府從矛盾主體中脫身。形成穩定的三角關系，政府從矛盾的一方，轉化為化解矛盾的協調員。政府與群眾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會治理在公共安全問題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問題是轉型期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社會治理也就同樣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公共安全問題中有專業方面的問題需要社會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現在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問題，往往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政府需要有相對應的專業部門應對，但限于編制、經費等問題，部門設立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這時就需要一些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問題中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通過社會組織進行預警。對所有國家來說，維穩是轉型期社會的首要問題。而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公共安全問題，如，伴著新技術的介入，往往有著爆發快、串聯快、發酵快等特點，政府在對其進行治理中常常處于被動。如果將社會組織力量應用到這些方面，提前對群眾進行疏導，讓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訴求及政治參與欲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該類公共安全問題發生概率，同時也可以在問題出現之前，對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預警。最后，在一些極端的公共安全問題上，如恐怖事件中，社會組織聯動會提高管控效率、效果，達到全社會安全穩定的目標。
四、協同高效：社會參與下的政府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治理
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有著一定的效果，但是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組織的參與只是政府治理的補充，兩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處理公共安全問題則是需要兩者的協同互補，高效運作，這樣才能讓政府與社會組織發揮其各自的特點和優勢。
（一）政府為治理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剛性”保障
雖然轉型社會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但政府的權威性還是不容易被質疑的。比如說，政府依舊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體。在社會治理上還會維持原有的“剛性”特點。這對解決轉型期社會含公共安全問題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為解決轉型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針對社會頻現的公共安全問題制定有效并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使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有“抓手”可以用。對公共安全問題通過制度來分類定性，再有針對性地解決，讓治理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師出有名”。其次，政府為預防和應對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執法權。有了相應的政策法律，就要求還要具備一個擁有執法權的管理隊伍。這個隊伍必然要歸屬于政府管理。雖然放權是現階段政府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執法權特別是對涉及到公共安全問題上的執法權一定要歸屬政府，才能保證社會穩定良性的發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問題一定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加之轉型社會的不穩定性，關于公共安全問題的一些行政權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關于公共安全問題政策法規的相對穩定。政府是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就要保證其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指的是，既要保證在一定時期內政策法規是穩定的，又要對政策法規進行一定的調整來適應多變的轉型社會。這個相對穩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這才能保證社會穩定發展。
（二）社會組織為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柔性”支持
在轉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參與意愿和能力增強，為解決現實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會組織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技術支持。轉型社會是一個變化快的社會，加之當今社會的技術革命，應對一些公共安全問題需要的技術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會組織因為沒有政府機關部門相對煩瑣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納專業技術人員來應對日益高技術化的公共安全問題。其次，社會組織可以提供更為客觀的第三方力量，來解決公共安全問題。轉型社會政府原有的威權主義受到挑戰，加之種種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質疑。這時就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介入，社會組織往往就可以承擔這一任務。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體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并且一些專業的社會組織在其專業領域內享有很高的聲譽，這對解決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國外的一些咨詢公司和民調機構就是個例子。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往往是客觀而專業的，給出的解決手段也是科學的。最后，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在解決一些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難免不把政府與群眾之間對立起來。比如，城市發展的拆遷改造上，群眾與政府意愿和利益預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如果處理不好輕則影響政府在群眾心中的地位，重則就會引發更為嚴重公共安全問題。社會組織的介入就會將政府從這個矛盾對立中解脫出來，由社會組織去做群眾的工作，而政府只來協調社會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這勢必會大大降低公共安問題的發生和發展。總的來說社會組織為解決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了“柔性”的“軟件”支持。
（三）社會參與是在政府監管下進行
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共安全問題治理要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雖然治理理論給社會組織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和轉型社會的時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監管治理全過程。首先，公共安全問題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導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給社會組織。這是對人民生命財產的負責任的態度。并且政府的監管可以保證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擴大。其次，轉型社會的復雜性要求政府對社會問題有統一的監管。轉型社會是多元的，復雜的，也是矛盾交織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輕則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重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最后社會組織本身也希望政府對其進行監管。社會組織的運作應該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內，這個框架的設計往往是需要政府來考慮的，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組織的參與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經濟學中的“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看得見的手”配合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總的來說，社會參與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的來應對各類問題。但由于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有著自身的特點，這種配合還要以政府為主體或是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
從上述各種分析上來看，社會組織參與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治理，是一個解決該類問題的有效途徑，也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社會組織快速健康的發展壯大。政府與社會組織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來應對和解決轉型社會中出現的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各類社會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穩定度過轉型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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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 社會轉型期； 非營利組織； 組織治理； 政府治理； 社會治理； 機制失靈； 聲譽重塑； 危機溯源
張冉： 社會轉型期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研究： 危機溯源與重塑路徑
2013年7月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一、 問題的提出
非營利組織，在我國也稱為社會組織，是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主要開展各種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動的社會性組織。隨著我國公民社會的建構，非營利組織在我國公共服務中將發揮更為突出的作用，承載著更大的社會責任。聲譽是組織給社會公眾的綜合印象和組織的整體性無形資產。作為一個為表達與實現民意而自發形成的平臺以及富有志愿精神和草根性的實體，相比政府和營利性企業，非營利組織往往被賦予更高的聲譽期望。并且對于以公益促進為導向的非營利組織而言，組織聲譽是一種戰略性優勢和無形資產，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石。可以說，非營利組織有必要加強對聲譽這種組織無形資產的管理。
黨的十報告提出：要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依法自治作為核心概念，強調了社會組織能夠依法自主運作與自律。然而，我國非營利組織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信任流失問題，例如2007年方便面行業協會的“集體漲價”事件，2011年中國紅會“郭美美”事件、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等帶來的負面影響，極大動搖了非營利組織在我國公眾心中的形象。可以說，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非營利組織面臨著日趨嚴重的聲譽危機。對于非營利組織而言，聲譽建構能夠促進組織依法自主治理與管理，保證組織“德性”并促使其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因此，探究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危機溯源和重塑路徑，對于未來我國非營利部門健康發展和現代化社會組織體制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基于此，結合我國社會轉型期背景，本文嘗試展開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相關研究。
二、 非營利組織聲譽的理論內涵與本土理解
（一） 非營利組織聲譽的理論內涵
在營利界，聲譽是一種稀有、有價值、可持續以及難以模仿的無形資產，對此，非營利組織也不例外。事實上，聲譽建構已逐漸成為非營利組織實現戰略性競爭優勢的有力武器，對于組織未來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性價值。Goerke[1]和Venable等[2]指出，非營利組織需要加強對包括聲譽在內的組織無形資產的管理以提高組織戰略性績效，特別是在捐贈吸引、人員保留、服務戰略優化和競爭地位改善等方面。同時，聲譽本身可作為組織品牌和廣告，針對組織聲譽的管理能夠成為非營利組織品牌和公信力提升的主動性管理模式，并逐漸成為非營利組織可識別的核心活動之一[3]。此外，Padanyi和Gainer也指出，聲譽尤其是同行聲譽，與組織籌資、客戶滿意和組織產出一起，共同構建了非營利組織績效管理的目標模型[4]。可以看出，西方諸多學者均認為聲譽已成為非營利組織最核心的資產和戰略性管理對象；并且鑒于供給產品的非實體屬性和組織公共責任承載特征，非營利活動的價值增值越來越體現于聲譽這種無形資產中。
當然，相比較企業聲譽研究的如火如荼，國內外學界關于非營利組織聲譽研究則相對缺乏。但這并不影響非營利組織聲譽所具有豐富的內涵。本文認為，非營利組織聲譽是組織在社會網絡嵌入過程中，在滿足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受益人、捐贈者等期望過程中所獲得的組織品性長期、整體性的價值判斷，可幫助組織獲取長期競爭優勢和實現組織宗旨與使命。相比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聲譽具有三個典型特質：第一，具有社會網絡嵌入的廣泛性。作為組織長期行為的結果，聲譽是非營利組織通過與多元利益相關者在以信任為核心契約關系的社會網絡構建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可交易資產；并且由于生成的草根性和公益使命，非營利組織聲譽是一種比企業聲譽擁有更廣泛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判斷。第二，具有價值的社會擴散性。非營利組織是一個以社會公共福利促進為使命的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的一項影子資產，聲譽這種價值判斷不僅是利益相關者對組織長期的印象總和，更反映并影響其實現組織使命所具有的能力，關系到組織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甚至關系到整個社會公益的增進。因此，非營利組織聲譽往往比企業聲譽更具有社會責任承載的特征，聲譽良莠對社會具有更大、更廣的價值影響。第三，具有管理的復雜性。社會福利促進的使命使非營利組織更容易獲得社會公眾“慷慨”的信任，聲譽管理往往能夠獲取先發優勢。與此同時，聲譽又是一種有價值但又高成本的組織資產，并被視為大規模組織的管理對象。相比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規模相對較小、資源相對匱乏，聲譽投資與管理往往也因此受到限制與排斥；并且由于面向更為廣泛的利益相關者譜系，組織聲譽管理往往會受到多元利益沖突的影響。當然，聲譽的管理復雜性也決定非營利組織應將組織聲譽置于組織戰略性決策活動之中。
具體實踐中，聲譽對非營利組織具有五大功用：第一，組織模樣的再造功能。非營利組織聲譽不僅是一種外顯性信任標志，更是一種制度安排和具有“商業價值”的生產力。正如Armstrong所指出的，非營利組織需要向外呈現出不斷加強的“商業模樣”，盡管它們不以謀利為目的[5]。在我國社會轉型期，非營利組織迫切需要構建和提升組織聲譽，因為這不僅是對組織宗旨的堅守和營利化的規制，也是一種非營利組織為實現使命的“模樣再造”的能力建設。更確切地說，聲譽建構實際上是對轉型期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公眾關系的重塑，是實現組織去行政化、去私益化和組織依法自治的根本要求。第二，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制功能。對于非營利組織來說，聲譽投資可以給它帶來“聲譽租金”，并且當期聲譽對組織未來長遠利益具有直接的預測作用。然而，聲譽資本往往具有脆弱性，一旦非營利組織機會主義行為出現并被發現，組織長期構建的聲譽將會快速貶損，這直接影響組織長遠利益和宗旨的實現。第三，服務質量的評判功能。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產品屬公共服務范疇，多為無形且難以觀察的，這為產品質量的客觀評估帶來諸多障礙。然而，聲譽這種沉淀性的投資可以以一種價值承諾的方式為消費者提供質量擔保，因為聲譽信息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種信號傳送機制，有利于解決非營利組織捐資者與消費者身份分離下信息不對稱現象。Padanyi 和Gainer通過大量調查和實證指出，非營利組織聲譽與相關組織績效指標具有直接關系[4]。第四，組織能力的強化功能。根據聲譽創造財富的觀點，作為社會性口碑或資產，聲譽提升能夠促進非營利組織的能力建設和長遠發展，例如確保組織聲譽與組織長期資金供給之間的關系[6]，獲取資源 [4]，促進非營利部門與營利部門間的合作[7]，影響組織人力資源如吸引志愿者和高素質員工[8]。可以說，聲譽建設實際上與非營利組織的諸多能力建設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第五，組織身份的識別功能。由于我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缺陷和法律建設的不足，我國非營利組織在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質量也面臨著“良莠不齊”的問題。非營利組織經常遭受“形象外溢”，即公眾對某個非營利組織感受好壞往往由所有相似非營利組織的平均印象所決定。因此，非營利部門往往因為個別非營利組織的不良行為而形象受損。然而，一個優秀的非營利組織則可以通過有效的聲譽管理實現組織的品牌化建設，從而幫助組織在社會公眾心中獲得一個獨特身份識別，避免因同領域組織相關負面事件的“形象外溢”而影響自身的事業發展。
（二） 非營利組織聲譽的本土理解
從系統管理角度看，非營利組織運作是一個包含資源輸入、轉化及結果輸出三個環節的系統管理過程，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進行自我調節以獲得自身的發展。輸入直接決定著產出。Bromley指出，一切社會實體聲譽的形成過程包括兩方面因素，即組織本身及其外部[9]。因此，在我國社會轉型期內，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組織內外的影響輸入主要表現為國家制度、社會氛圍和組織管理三個層面，它們直接決定了組織聲譽這種無形資產產出的特點與價值。第一，國家制度的影響輸入。相比西方國家，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基礎較為薄弱，尤其是面對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下新生成的非營利組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引導和支持；同時，我國一些非營利組織興起與發展主要源于政府機構改革或職能轉移需求，大多由政府部門或某些事業單位主辦，這決定了這些非營利組織的生發是一種典型的政府依賴路徑，組織發展更多是一種體制內資源輸入型的成長模式，而西方的非營利組織則多是與其“大社會、小政府”的社會制度結構相配套的。聲譽源自組織發展歷史及此前的資源配置[10]，并作為組織的身份標志而存在，因此，在我國轉型期國家社會管理體制下非營利組織生成與發展路徑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帶來的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非營利組織資源配置模式、政社關系和組織身份將導致制度扭曲與政策缺失、非營利壟斷格局與行政化傾向等現象，直接影響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的形成。第二，社會氛圍的影響輸入。不同于以利潤最大化為動機的營利組織和以政治利益為核心的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強調以志愿精神為背景的利他主義和親社會行為。然而，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和思想淵源的不同，現代中西方志愿文化具有一定差異性。盡管我國傳統文化滋養了人們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志愿精神，但我國公民慈善觀仍是一種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非營利領域現代職業道德體系也尚未形成。并且從跨文化視角看，我國是一個典型的陽性主義國家，人們對權力、地位和金錢的追求意識較強，從而使經濟人的理性取向有可能成為一些以私益為導向的非營利組織從業者的價值識別，而權力距離較大的文化特征也使非營利組織家長作風明顯，個人聲譽好壞對非營利組織整體聲譽往往具有較大的影響。此外，非營利組織聲譽水平受社會民主管理程度的影響。在公民權利為本位的現代文化價值體系下，公民往往具有較高的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并因此成為非營利組織聲譽的社會約束主體。目前我國尚未形成公民積極參與社會管理與治理的社會氛圍，這也將直接影響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管理中民主功能的實現。第三，組織管理的影響輸入。通常，組織聲譽是對組織特點的價值判斷。作為組織運作的核心要素，我國社會轉型期非營利組織內部治理與管理水平及所呈現的特點直接決定著其聲譽的產出質量。在發達國家，非營利組織傾向于將聲譽構建嵌入于組織治理之中，例如強化理事會對聲譽風險的管理，將聲譽管理作為理事會的最高決策內容。Bromley指出，組織應該在內部對其聲譽形成過程進行監督與管理[9]。我國尚處于社會轉型期，非營利組織尚處于發展階段，影響聲譽形成的現代化組織治理與管理體系在組織內部尚未建立，聲譽管理尚未成為組織戰略性管理與決策的核心內容，組織治理結構和機制層面的產權制度、面向利益相關者的問責機制、信息披露機制、員工激勵約束機制等都帶有典型的中國情境化特征，并存在諸多不足，從而將通過組織內部管理的輸入影響非營利組織聲譽的形成。正如Ballen所指出的，組織管理的質量是組織聲譽的重要驅動力[11]。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個聲譽的影響輸入是一個協同輸入的過程，相互聯系并共同影響我國社會轉型期非營利組織聲譽的產出。
三、 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危機的內部溯源分析
（一） 組織產權制度與聲譽投資機制失靈
公共服務的“提供”與“生產”具有不同內涵并可相對分離。為彌補公共服務供給存在的政府與市場失靈，非營利組織受政府委托進行服務生產。在善治和多元化協同治理模式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實際上呈現一種“掌舵者-劃槳者”的委托關系。并且，非營利服務具有間接性特征，即服務消費者往往并非資金提供者或購買者。因此，基于委托和服務間接性，非營利領域呈現出一種服務“購買者-生產者-消費者”的三元產權主體的制度安排。長期利益關切是聲譽建立的最根本動機，而產權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給經濟主體提供一個追求長期收益的穩定預期[12]。然而，非營利組織這種特殊的產權安排模式直接導致組織聲譽投資機制的缺失。
一方面，盈余非分配約束造成的剩余控制權虛置和產權終級所有者主體的公眾化，使非營利組織產權歸屬空洞化并面臨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現象，從而導致聲譽投資的責任主體缺失。與營利組織不同，即使有明確的委托者或利益相關者，非營利組織的盈余非分配特征也會導致他們無法索取剩余價值，并因此缺乏約束人和進行組織聲譽投資的經濟動機。在非營利部門內，所有者虛置下的理事們往往不像企業董事們那樣關心組織聲譽。例如，Brickley和van Horn指出，非營利組織缺乏能夠使經理人承擔責任的高效理事會和成員[13]。同時，作為者，非營利組織管理者理應按委托者如政府、捐贈者和民眾所希望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履行相應職責，正當行使委托人授予的權力。然而，“所有者缺位”不僅意味著組織問責主體的缺失，也會使作為者的組織管理者缺乏對社會公眾負責和保護組織聲譽的意識，在理性經濟人驅動下往往可能為實現個人或短期利益最大化而侵犯社會和組織長遠利益，并導致組織家長作風明顯、內部人控制現象盛行。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資金提供者和利益相關者下多層面的責任承載，非營利部門面臨著一種困境，即經常難于界定什么是組織最重要的目標，并且誰將被視為委托者往往也較為模糊[14]。在這種情況下，非營利組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實際上就成為虛擬的社會責任，一個對于組織及其內部成員來說沒有任何約束機制的社會責任。事實上，這種組織目標界定的模糊性也導致非營利組織聲譽投資缺乏目標指向，直接削弱了組織領導者進行聲譽投資的動機。
（二） 組織信息質量與聲譽信息傳播機制失靈
聲譽是利益相關者對組織歷史行為信息認知的一種集合。組織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上暢通的信息傳播是非營利組織聲譽機制構建的前提，并且聲譽懲罰功能的發揮也需要有特定的信息條件，即有關組織負面的信息必須能夠及時進入社會包括消費者的信息結構，成為社會公眾選擇的公共信息。Hansmann指出，市場信息非對稱性會使消費者處于不利地位，機會主義行為將成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而盈余非分配性特征使非營利組織成為更為有效的服務供給者[15]。然而，與企業一樣，非營利組織同樣無法避免信息非對稱現象。
一方面，非營利服務間接性特征所導致的公共服務委托者（購買者）與消費者身份的分離，使作為委托人的政府或社會資金捐贈者等難以通過產品的實際消費來有效評價非營利組織的生產與服務活動及其相關質量，因為當購買者不是消費者時，契約失靈現象將會產生。與此同時，公益導向決定著非營利領域的消費者往往能夠免費或低價獲得非營利組織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也導致他們缺少對所消費產品和服務的質量進行評價的動機和向利益相關者提供有關消費的客觀準確信息的可能。另一方面，除了給定的復雜的、難于界定的組織目標外，非營利組織往往也面臨著產出評價的困境[6]。從組織服務的外部績效評價來看，由于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產品具有（準）公共服務屬性，多為無形且難以觀察的，很難對其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績效評價標準進行合理界定，這為非營利組織和利益相關者的組織績效評估帶來了諸多障礙。聲譽對交易雙方產生約束作用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交易主體能夠獲得關于博弈對手的必要信息。然而，RoseAckerman指出，如果客戶無法掌握充分信息，非營利組織將有可能獲得聲譽相關的競爭優勢[16]。因此，在信息非對稱所造成的面向非營利組織一方的信息壓縮，將賦予其信息的相對優勢。在這種情況下，非營利組織內部受過專業訓練的管理人員和從業者可能利用信息優勢下的“隱藏知識”，行使利己但違背組織宗旨和聲譽的行為，造成組織聲譽受損。
（三） 員工從業動機與聲譽激勵約束機制失靈
Mirvis和Hackett指出，非營利部門從業人員更易受價值觀驅動并因此被非營利工作的善性特質所吸引[17]。根據管家理論（stewardship theory），非營利組織員工受內激勵驅動，高度認同組織宗旨并按照捐贈人意愿和利益行動。并且，相比企業，受信息非對稱和利潤非分配下收益能力所限，非營利部門員工較少采取機會主義行為[14]。因此，非營利組織似乎能有效激勵富有善性特質的員工，避免委托產生的聲譽問題。然而，利他主義往往并非是個人親社會行為的動機[18]。員工選擇在非營利部門工作具有典型的自我利益導向，員工（包括首席執行官）作為非營利組織人并非總是按照委托人最大利益進行操作，非營利部門也具有利己主義的合理性[19]。因此，非營利部門從業人員并非免于私利驅動，追求自身利益的從業主體和公共利益代表的雙重身份容易模糊兩種角色的界限，從而極有可能導致從業個體因為個體聲譽激勵約束的缺乏而給組織聲譽帶來損害。
聲譽激勵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行為人對自己未來利益有足夠的預期。然而，相比政府與企業，非營利部門提供給員工職位晉升的空間相對有限[20]，薪酬相對較低[8]，退休福利也未能受到較好重視[21]。盡管低薪酬具有潛在的非營利組織候選管理者的自我篩選功用，能夠吸引那些更為忠于組織事業的員工[22]。然而，外激勵對內激勵具有擠入效應。對于非營利組織從業者而言，外在個人利己性激勵的不足將直接減弱他們利他和親社會主義并導致敗德行為的發生。非營利組織較低的個人從業利得也會降低員工采取機會行為的邊際成本。因此，未來預期收益獲取的期望不足和機會行為低成本的條件下，基于成本收益考量，理性的非營利組織領導者和員工往往缺乏關切個人和組織長期利益和聲譽的動機，傾向于在短期內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以謀求私利。與此同時，在組織內部治理缺乏與道德建設不足的背景下，市場化中的非營利組織從業者不可避免受到經濟人理性影響，缺乏對自我的道德約束。并且，根據管理霸權（managerial hegemony）理論，由于理事成員參與的志愿性特征和時間有限性，理事會權力往往受到限制并將控制權讓渡給管理者和員工，這也使非營利組織管理者行為缺乏約束，為個人利己行為和家長作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派別活動”的支配權在內部治理失靈條件下極有可能被少數人控制，并成為利己主義支配下私益增進的工具，進而損害組織聲譽，如一些社會組織借“公正”的外表進行圈錢。
四、 我國非營利組織聲譽危機的外部溯源分析
（一） 非營利市場格局與聲譽懲罰機制失靈
在營利領域，市場競爭是促進組織聲譽機制建構的有效手段，因為當機會主義行為造成交易一方聲譽毀損時，另一方可通過有效搜尋與獲得交易替代者、中止與失信者交易行為對失信行為者進行懲罰。在我國現行社會組織體制下，非營利領域是一種供給壟斷的公共服務市場，這種服務壟斷所造成的非營利市場結構缺陷將直接損害聲譽懲罰機制的建構，并導致市場主體行為的失調與扭曲。
一方面，我國現行社會組織體制使組織進出非營利領域具有較大的“沉沒成本”，從法律層面強制性設置了非營利組織進入門檻，導致非營利領域缺乏市場競爭。Herzlinger指出，非營利部門缺少私人部門的競爭機制，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幾乎都是壟斷經營[23]。例如，我國“一地一業一會”的限制競爭政策使某些行業組織在成立上具有明顯的“先發優勢”，即通過先期獲取行政合法性地位而理所當然地成為本地區本行業合法代表人。制度性門檻壁壘下非營利領域競爭性的排斥，不僅使非營利主體現實與潛在競爭壓力缺失，更易使它們不思進取、服務缺乏創新和服務質量低下，最終造成組織形象的損害。另一方面，市場壟斷格局給某些非營利組織帶來的“壟斷租金”會驅使它們實施尋租行為，忽視對組織聲譽的關注，并常抱有強烈的“政府情懷”，考慮如何保持這種壟斷性地位并為之采取相應的尋租行為。因此，為維持這種壟斷地位，一些非營利組織往往容易異化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如政府主管部門或大企業代表，而非社會公益和民眾代表，容易把天然的協調能力轉化為共謀能力，實施有損社會和公共利益的行為。同時，之所以聲譽能夠成為“弱者的武器”，是因為它是一種邊際成本相當高昂的“懲罰”。當非營利組織作為壟斷者獲取公共服務領域內“排他性控制”的獨占地位時，社會和市場力量將難以對其行為進行約束，聲譽懲罰機制也難以發揮應有的威懾力。事實上，當前我國非營利壟斷是社會轉型情境的產物，我國一些非營利組織是由政府部門轉變或直接創辦的，帶有典型的“行政烙印”，行為受行政和自治機制雙重支配，趨于官僚化并成為“二政府”，從而導致最終缺失社會民眾基礎、喪失社會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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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待業大學生 社會轉型 社會化 犯罪預防
隨著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到來，高等教育事業迎來新的挑戰，據相關數據統計，自2001年以來高等院校畢業生就業率呈下降的趨勢。這些待業狀態下學生的都隱藏著諸多危機，特別是大學生犯罪問題。本文欲通過對這類特殊群體的犯罪問題的犯罪學研究，以達到讓社會、家庭和學校更多得關注待業大學生群體，幫助他們準確的自我定位，調整自身心理，順利完成就業，同時對即將畢業學生也有一定的提醒作用。
待業大學生犯罪現象分析
待業大學生由于剛剛走出校門，所以他們的許多犯罪特征與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特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們畢竟已經融入復雜的壞境中，有著自身的特性，筆者結合特業大學生的特征，分析目前我國這類群體的犯罪現象。
犯罪主體的多元性。待業大學生的犯罪主體呈多元化的趨勢。首先從學歷水平高低來看，以往待業大學生犯罪主要集中在高職專科院校的畢業生中，但近年來大學生的犯罪主體高學歷、名校畢業生的人數有增多的趨勢；從學校表現來看，過去待業大學生犯罪主體主要集中在在讀期間學習成績比較差、表現不好的學生，現在出現了在校成績優異，表現良好的學生，甚至出現了各方面表現都比較突出的學生；從犯罪性別上來看，女性待業大學生犯罪比例有增多的趨勢，女生涉外犯罪的比例略高于男生犯罪；從經濟情況來看，貧困大學生由于畢業后缺乏經濟來源，因此在待業大學生犯罪畢業比例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犯罪手段的暴力性。近年來，待業大學生的暴力犯罪時常發生，并成為待業大學生犯罪的主要手段。如連勇案，連勇案發生在2010年，連勇系北京大學畢業生，畢業后由于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轉而自主創業，但社會經驗缺乏，創業后不久失敗了，在這種情形下他的女友提出和他分手，加之生活的窘困，他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了一個少年。并在實施犯罪行為后還對少年的家人進行勒索。
犯罪的激情性。待業大學生犯罪多是具有無犯意的、無預謀的激情性質的犯罪，出現這種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待業大學生空虛、浮躁，遇到突發性事件時自身無法有效控制情緒而實施的犯罪行為，從犯罪過程來看，犯罪動機是單一的、突發的，通常是由于生活瑣事而實施的不計后果的沖動行為。
犯罪技術智能性。犯罪技術智能性只要是指犯罪行為施行人在實施犯罪行為過程中利用先進高科技手段實施犯罪活動并且運用這種技術進行反偵察活動，從而使犯罪行為更難被發現。待業大學生群體在校學習期間擁有一定的技術知識儲備，并且在實施犯罪活動過程中注重對自己智能優勢的運用，犯罪行為具有隱藏性，使案件的偵破就具有一定的難度。
犯罪類型普遍性。近年來，待業大學生的犯罪類型有逐年增多的趨勢，由原來常見的盜竊、故意傷害等常見的犯罪類型逐漸發展到販賣、組織等其他的犯罪行為當中，囊括刑法很多犯罪類型；由原來侵犯財產類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利類犯罪擴大到侵犯國家安全犯罪、侵犯公共安全類犯罪。
待業大學生犯罪原因分析
本文欲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根據世界各國社會學、犯罪學和我國社會學犯罪學的基本理論，總結影響大學生犯罪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探索大學生犯罪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對這個原因進行分析，為我國待業大學生犯罪的提供一個理論依據。
社會變遷的負面效應。社會失范狀態下的越軌行為是以社會學失范與張力為基礎理論的。通過該理論默頓把社會規范分解成“目標”和“手段”，一個社會目標和實現該目標的合法手段，目標與手段之間有一個張力，這種張力的伸縮性最終導致某些人群實施越軌行為而走向犯罪。這個理論的基本觀點與本文研究社會轉型下待業大學生的犯罪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默頓認為社會應該為每個人提供一個實現社會文化目標的合法手段而社會并沒有提供這種正確的合法手段，使人們在追求社會文化目標的過程中產生了挫折感，這種挫折會促使待業大學生為了獲取那些合法的目標而走上越軌道路甚至犯罪道路。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在這個階段新生了各種新的評價標準并向傳統的評價標準發出了挑戰，各種評價標準相互矛盾和沖突使社會處于“失范”狀態，身處社會轉型期的高校畢業生，因其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并沒有完全建立，導致部分待業大學生不能正確理智地對待社會的“失范”現象，做出錯誤的選擇，個別學生走向犯罪的道路。
由于西方文化的傳入，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評價體系在我國逐漸形成，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嚴重侵襲，亞文化異軍突起，主流文化的吸引力被削弱。受亞文化的影響，部分學生面對社會現象出現了難以抉擇現象，使學生的價值觀呈現了不穩定、無中心、多樣化的狀態，部分待業大學生面對就業壓力、生存壓力無法抵擋消極亞文化的誘惑，無法正確定位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從而表現出玩世不恭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態度，有部分學生出現了極端頹廢和消極的表現，甚至有的學生走上犯罪的道路。
社會化教育的缺陷。美國犯罪學家薩瑟蘭提出的“差異交往論”是分析待業大學生犯罪的另一主要原因，薩瑟蘭提出社會存在“社會化教育程度”、“同輩群體的優化程度”和“傳媒的優化程度”這三個自變量，當這三個自變量取值為負時，社會將出現越軌行為，薩瑟蘭理論框架下的自變量研究對我國待業狀態下的大學生犯罪問題研究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大學生作為我國將來主要的人力資源，其素質決定未來社會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因此，在大學生完成學業期間，需要對大學生進行全面的社會化教育，使每一位大學生都變成社會化的人，由幼稚走向成熟、從依賴走向獨立、承擔社會責任以致社會的穩定和進步。根據調查，目前我國在校大學生社會化問題存在兩級分化即“社會化不足’與”過度社會化”的問題。如果在待業期間大學生不斷受失范的價值觀影響，可能會導致他們贊同這種價值觀，那么這些學生發生越軌行為甚至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對大學生進行社會化教育的同時應該控制大學生的交往群體，不良交往是大學生違法犯罪的催化劑，在交往過程中意志薄弱的大學生容易產生違法犯罪的動機，他們相互感染，減弱緊張的心理狀態，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最后，要注重大眾傳媒對待業大學生的影響作用。大眾傳媒傳播先進知識的同時腐朽落后文化也在傳播，腐蝕大學生的心靈，少數學生走上違法犯罪的歧途。現在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大眾傳媒的危害性并予以高度關注，加強對學生的教育。
社會控制的弱化。控制理論是針對青少年犯罪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它認為所有人都有違反法律的可能性，因此背離法律規范是正常的，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違背它，是因為他們與社會緊密的聯系著，受社會的控制約束。這種聯系會產生相互制約的作用，當聯系緊密的時候，做社會成員的人就不會去實施犯罪行為，因為他擔心這種行為會危機他在社會中現有的地位。另一方面，當這種聯系被減弱時，他們就更易實施犯罪行為。雖然控制理論是自上而下對大學生待業狀態下的犯罪問題研究，很難滿足轉型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它使我們認識到社會控制弱化是導致待業大學生犯罪的重要原因。生活在轉型期的大學生，對社會變革反應敏感，但經驗不多，個人抵御犯罪誘因的能力較弱。原有的社會規范弊端日益顯露，不能良好的發揮控制社會的功能，社會規范的重構滯后于社會變遷，導致待業大學生在行為選擇上出現隨心所欲的傾向，加大了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學生畢業后與父母、學校的依附程度降低，這就導致大學生關鍵社會控制紐帶弱化。部分學生的一般性越軌行為被隨意的“貼標簽”，對于他們最終走向犯罪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社會對待業大學生的一般越軌的行為應該采取正確的態度，合理對待他們的缺點，對于犯錯的學生應當給予他們改過的機會，讓他們感受社會的溫暖，感受社會的關懷；對于待業大學生的犯罪行為以善意理性的方式作出回應，滿足犯罪學生重歸社會的渴望。
待業大學生犯罪的預防
待業大學生犯罪的成因有多個方面，治理大學生犯罪需要綜合施策。防患于未然，所以，對待業大學生犯罪的預防更是關鍵，主要措施包括構建大學生社會化教育體系，建立科學合理的待業大學生犯罪預防體系，完善待業大學生犯罪預警體系，完善待業大學生再次犯罪的預防體系等幾個方面。
構建大學生社會化教育體系。根據“差異交往理論”的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對大學生進行社會化教育，將對大學生畢業后快速適應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避免大學生畢業后受各種不良因素的影響，使其價值觀發生嚴重的畸變，最終走向犯罪的道路。我們從幾方面著手對大學生進行社會化教育，預防待業大學生犯罪：首先，從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社會的亞文化對大學生犯罪起著催化劑的作用，我們應該營造一個良好的壞境，使待業大學生遠離亞文化的不良影響。在對學生進行社會化教育時要關注傳播媒介的導向作用，讓學生對傳媒中的不良文化做出正確的判斷。其次，從學校教育的角度分析，深化教學改革，增加教學內容的實踐環節，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實現學生的自我社會化。最后，從同輩影響的角度分析，優化學生的周圍環境，加強校內優秀同輩群體的向心力，提高學生對周圍事物的判斷能力，在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有所選擇，增強交往的自覺性，對不良因素的抵抗力，減少盲目隨從性，把學生團結在集體中，發揮集體的指引作用。
建立科學合理的待業大學生犯罪預防體系。我國待業大學生犯罪的預防是家庭、學校、社會和政府共同要解決的問題，需要大家都能從自身出發采取合理措施，有效的預防待業大學生的犯罪問題。首先從個體方面而言，大學生作為一個高知群體，應該注重綜合素質的培養，在工作學習的過程中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不斷的完善自我，有良好的心態迎接就業形勢的挑戰，排解就業壓力。其次在家庭、學校的預防，家庭方面，提倡家庭美德，用科學合理的方式教育孩子，保持和諧的家庭環境，使大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遠離犯罪；學校方面，加強德育建設，在多個價值觀沖突的新時代，高校應提高德育工作者的水平，提高學生的道德水平，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促進學生全方面的發展。最后，社會預防，完善相關立法制度，保障畢業生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對待業大學生犯罪預防實施司法矯正，對于有可塑性的大學生罪犯，通過幫教的方式達到矯治效果，讓他們更容易被社會重新接納，這既符合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又避免了大學生在獄內的交叉感染，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完善待業大學生犯罪預警體系。針對我國待業大學生犯罪問題，我們應當構建從從事先預防到事故發生后一整套科學合理的預防報警機制。通過建立信息采集制度達到事先預防的效果，我們通過高校畢業生信息的采集建立高校畢業生信息系統對高校畢業生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解，通過對畢業生就業指導信息采集建立畢業生就業指導信息系統了解畢業生就業信息，根據這兩個系統我們隊畢業生分不同類別級別進行掌握，對畢業生中易發生犯罪的群體采取事先干預的政策，事先教育，預防犯罪。發生事件時緊急處理是指根據上述預警機制系統傳達緊急信息，緊急處置系統會針對突發事件采取緊急處理措施，盡量避免犯罪行為的發生或犯罪結果的出現。事件發生后積極善后是指在發罪行為發生之時，積極通知司法機關，尋求專業機關的幫助，
事后則進行警示教育，對未犯罪的大學生進行宣傳，預防犯罪，對已犯罪的待業大學生幫助他擺脫心理陰影，防治再犯。
完善待業大學生再次犯罪的預防體系。我國對大學生的犯罪預防體系的搭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未犯罪大學生犯罪預防研究而對已犯罪的大學生的犯罪問題研究甚少。俗話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們應當給予已犯罪的待業大學生更多的關注，預防他們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為他們搭建好回歸社會的道路。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司法機關作為待業大學生再次犯罪的預防體系重要部分應該更好的發揮幫教職能，在我國建立和諧社會政策的指導下，以刑法謙抑性為基本理論基礎，以合法合理的寬容態度對待待業大學生的犯罪案件，做好再次犯罪的預防。高等院校通過信息采集系統的建立獲取了待業大學生在讀畢業的相關信息，應當為司法機關提供相關記錄，幫助司法機關更加全面認識犯罪大學生。有利于犯罪大學生的更好改造學習。家庭環境對已犯罪的大學生的心理的平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是犯罪的大學生更快的擺脫犯罪所帶來的心理陰影，體會家庭的溫暖，需要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
結語
由于國家對教育投入的加大，近年來，我國的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院校的教育事業獲得了飛速發展，大學校園的規模也得到了不斷的擴大，大量的學生進入大學校門接受知識的熏陶。但迎刃而來的就是畢業人數的大量增加，社會并沒有做好接納大量畢業生的準備，這就造成了社會就業需求與大學每年畢業人數的不協調，就業市場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現象從而導致了大量畢業生待業狀態，這些待業狀態下的學生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易發犯罪。
目前我國對大學生犯罪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在校大學生犯罪問題的研究，而對于待業狀態下的大學生犯罪問題的研究則相對較少。本文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根據世界各國社會學、犯罪學和我國社會學犯罪學的基本理論，總結影響大學生犯罪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探索大學生犯罪的原因，主要包括社會變遷的負面效應，社會化教育的缺陷，社會控制的弱化等幾個方面。通過對待業大學生犯罪問題的研究引起家庭、學校及社會對待業全體的關注，給予他們更多的幫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預防待業大學生犯罪，包括構建大學生社會化教育體系，建立科學合理的待業大學生犯罪預防體系，完善待業大學生犯罪預警體系，完善待業大學生再次犯罪的預防體系等，使我國的大學教育事業取得長足進步。
社會轉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范文第5篇
本文闡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挑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充分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原則、途徑和方法。
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應用原則;途徑與方法
中華傳統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生動教材和思想寶庫，充分挖掘傳統文化中蘊涵著的豐富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重要舉措。
一、 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挑戰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定的階級、政黨、社會群體遵循人們思想品德形成發展規律，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1]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狀況直接影響到國家和民族的興衰。當前，思想政治教育面臨全球化和的社會轉型的挑戰。全球化有利于開闊大學生的學術視野和文化境界，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視野，新的標準和新的范式。也使西方國家對我國思想文化的侵蝕和意識形態的滲透日益加劇，極易使大學生的思想發生混亂。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民眾在政治觀點、價值取向、文化觀念方面呈現多樣化;對利益的追求導致社會倫理規范的失衡和道德水準的下降，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挑戰。
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內涵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改造自然、發展自己的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特征、精神風貌、價值取向。中華傳統文化不僅能夠成為現代化的動力，而且有助于克服現代化進程中由于社會轉型所出現的物欲橫流、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漸趨淪喪等社會弊病。
為充分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課題組對遼寧省幾所高校的1200名大學生進行有關傳統文化方面的問卷調查。被調查者當中， 72%的大學生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以前和現代社會都起到重要作用。
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的思想內涵對大學生非常有教育意義：
如“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思潮，儒、道兩家的主張構成了這一思想的基本內容，不僅包含著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追求，也包含著人際社會關系、物我關系、人己關系的合理態度，有利于大學生樹立整體意識和正確的和諧觀。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茍利國家，不求富貴;茍利社稷，則不顧其身”，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這種愛國情懷對大學生樹立愛國主義思想非常有益。
自強不息的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體現為一種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激勵著中華兒女在困境中崛起，奮進，有利于大學生確立有骨氣、重節操的民族精神。
修身思想。“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這是古人修身的目標之一，也是高校德育的時代要求。
三、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原則
中華傳統文化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對其應持有什么樣的觀點？課題組對大學生就這一問題調查，調查表明： 16%的大學生認為中華傳統文化“雖然是以前的東西，但在當代仍有指導意義” ;72% 的大學生認為“有助于我提高自身素質，符合我的生活學習理念” ;8%的大學生認為“這是舊的東西，不符合現代生活”;“更喜歡西方文化，不喜歡中華傳統相關的東西”的占4%。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它畢竟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是特定階級的立場觀點;有其價值，但也有其歷史局限性。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我們應該遵循如下原則：
1.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因此，需要經過現代轉化才可以拋棄其歷史局限性，發揮其當代價值。要全面認識中華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利用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必須堅持以為指導，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服務。
2.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社會實踐，對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目的是培養大學生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精華，自覺抵制經濟全球化和社會轉型期不良思想的影響，使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政治觀點、思想觀念和道德規范。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資源的途徑和方法
調查顯示，大學生了解最多的我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歷史文學知識”占72% ;“古代政治知識”占12% ;“傳統藝術 ”占34% ;“ 哲學宗教”占2%;“道德倫理”占30% ;“實用工藝技巧”占8%;“民俗技藝 ”占8% 。大學生接觸傳統文化的途徑：選擇“電影電視書刊”占15% ;選擇“課堂”的占48% ;選擇“父母”的占16%;選擇“講座和展覽的占”4% 。選擇“網絡、廣播、劇場游戲”的占12% 。選擇“其他”占5%。大學生認為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認為“整個社會沒
有形成學習傳統文化的氛圍”的占40%; 認為“學校忽視，過度重視考試”的占50%;認為“學生對傳統文化不感興趣”的占8% ;認為其他原因占2%。調查問道，“做為當代大學生，你認為哪種方法最能傳承傳統文化？” 64%的大學生認為“學校開設相關課程，加強對學生傳統文化的教育”;36% 的大學生認為“自身多與傳統文化接觸”。
調查顯示，大學生對傳統文的了解程度不高;對傳統文化意義的理解模糊;在舉止行為方面，與傳統文化中倡導的精神、要求不一致。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內容、方法等方面還不能完全適應新挑戰，出現整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局面。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挖掘，探索新的路徑。
教學路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路徑。要增設有關傳統文化方面的課程。調查顯示， 80%的大學生認為學校應開設國學講座課程，可以提高對傳統文化的認識 ; 80%的大學生認為應開設中華傳統禮儀課 ;58%的大學生認為應開設中華優秀古籍誦讀課;90%的大學生認為應開設中華傳統習俗課;10%的大學生認為應開設相關網站。為此，要求廣大教師提高自身素質，以中華傳統中高尚的師德給大學生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并找到適合新媒體背景下的傳統文化與高校教育相結合之路。
實踐路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路徑。要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如文化藝術節、紀念日主題教育活動等等。要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融入大學生日常生活當中， 將傳統文化中知識教育、情感教育、行為教育一以貫之融入實踐當中。
在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在利用本國文化傳統與現代教育結合方面做得很好，值得我們反思與學習。有助于豐富和完善高校思政課的教學資源;高校思政課教學中融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有助于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張耀燦，鄭永廷，駱郁廷.[M]《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第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