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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故事源出于《楊家將演義》。情節很簡單,寫抗遼大將焦贊殺死奸臣王欽若的女婿謝金吾后,被發配充軍沙門島。途經三岔口,誤宿黑店。店主劉利華夫婦欲加殺害,與暗地跟蹤保護焦贊的任堂惠深夜展開搏斗。任終于殺死劉,救下了焦。解放前,這個戲一直是這樣演出的。劉利華是個殺人越貨的歹徒,終于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解放后,把劉利華改成了一個頗具肝膽的好漢,他敬愛抗遼名將,為了保護焦贊,同跟蹤而來的任堂惠發生了誤會,經過一場摸黑惡斗,誤會冰釋,言歸于好。這樣一改,戲劇沖突更集中在任、劉二人身上,主題思想明確為“愛國英雄人人愛護”。
《三岔口》的藝術成就主要在表演藝術方面,經過許多代杰出藝術家不斷地加工錘煉,達到了極高的造詣。根據文字記載,早在公元1824年(清道光四年)就有這個劇目,算算距今已有150多年了。1879年(光緒五年)京劇大師譚鑫培第一次到上海演出也演過這個戲,那時他還兼演老生和武生。再往后,這個戲在上海一帶流行起來,人們稱它為“南派武生戲”。著名武生演員蓋叫天和張德俊都演得非常出色。蓋叫天素有“江南活武松”的美名,但他豈止把武松演活了,從畫家黃賓虹為蓋老題寫的一副對聯——“英名蓋世三岔口,杰作驚天十字坡”就知道,這位表演藝術家在任堂惠身上付出的心血也是難以勝計的。
《三岔口》這出戲茁壯成長、芬芳遠播中外,卻是建國以后幾位杰出藝術家苦心澆水施肥,在新的土壤上加以蒔育的結果。以李少春、葉盛章為一組,以張云溪(張德俊的兒子)、張春華為一組。盡管兩組藝術手法、藝術風格不同,但總的方面卻是一致的,就是要讓這出武打戲打出生活來,打出人物來。
【關鍵詞】 人力資源管理 中美差異 啟示
人力資源是企業持續競爭之源,是現代社會核心資源之一。美國能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成為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國,其原因之一就是建立并實行了具有競爭力的較為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起步較晚,加之特殊的國情和文化背景,還有許多不夠完善的地方。
一、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不足
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我國企業加快了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探索步伐和改革力度,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從無到有,從借鑒到創新,從全盤西化到中國特色,已經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管理模式,人力資源管理水平較前些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時,由于我國多數企業一直沿用傳統的為計劃經濟服務的人事管理模式,我國企業現代意義上的人力資源管理職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1、企業制度等級觀念較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在引入現代化企業管理體制的過程中,由于計劃經濟的影響,人事行政管理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企業中的等級觀念較為嚴重,上下級溝通不暢,下級對上級一般是服從,管理者給員工的感覺是“高高在上”。領導與成員之間的互動和相互影響較少,員工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對企業的影響力。
2、招聘配置與企業需求脫節
在員工招聘過程中,重資歷、重學歷、輕能力的現象仍然存在。同時,對人力資源的使用也缺乏規劃,招聘人員由于缺乏企業對崗位的職務分析,導致所招聘的員工往往與企業的實際用人需求不符,難免產生“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人力資源浪費現象。
我國企業人力資源配置能力較弱,其職能多為人員調配、晉升、培訓等,沒有按照企業發展戰略的需要將員工作統一規劃,難以形成合理流動的優化配置機制,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因人設崗、人情安置的現象依然存在。
3、培訓效率偏低
近些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極大提高,企業領導者們開始意識到開展人力資源培訓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只注重思想意識教育。目前我國企業培訓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思想意識的改造,要求員工認同企業的價值觀和發展戰略,強調員工對企業的奉獻和承諾,這樣的結果使思想意識的培訓流于形式和說教,效果不理想。二是只注重短期效益。由于培訓是企業人工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企業往往只注重員工工作技能的提升,而忽略對現代企業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創新能力等方面的培訓,使得一般員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高級員工按部就班、創造力不佳的現象成為常態。
4、薪酬及績效考核激勵作用不強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推行的是崗位工資制,員工薪資的增長主要依靠職位的調整。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員工的薪酬成為企業成本的一部分,大多數企業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盡可能降低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使得員工收入與企業業績脫節,與國際水平嚴重脫軌,導致人才積極性差,流動性大。目前我國企業稀缺性人才流失嚴重與這種靈活性不高的薪酬模式不無關系。
現如今,我國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了績效考核的重要性,并逐漸將其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個核心內容,在績效考核的工作上投入了較大精力。然而,許多企業的績效考核工作仍存在很大誤區,暴露出許多嚴重問題:過多關注員工現在是否遵守行為規范,是否實現既定目標,而忽略了未來的發展變化;考核結果不足以與員工晉升、提薪、獎勵、調動、培訓等掛鉤,也無法實現人力資源管理的信息反饋及人員行為的激勵及約束。
5、創新能力不強
作為在典型集體主義文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現代中國企業,也呈現出高度的集體主義特征:重視人際關系、淡化個人的性格色彩和成就的重要性、個人與企業是附屬與被附屬的關系,普通人對企業戰略、發展方向不必參與意見、不用承擔責任,領導者與下屬之間的關系、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非常重要。這樣便導致企業內部看似表面非常和諧,實則整體效能不高,創新能力不強。
二、美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特點
1、更傾向于重視理性和個性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高度個人主義文化的國度,崇尚個性和自由。在美國的企業中,也呈現出高度個人主義的特征:重視法制和契約精神,制度和管理是企業與個人之間聯系的紐帶,推崇個人奮斗、自由競爭和自我實現,企業內部則都致力于認同個人的努力和成就,有利于營造自由競爭的良好氛圍,崇拜英雄,提倡冒尖,通過激發每一個職工的創造性來提高企業的活力。
2、美國企業勞資關系緊張
美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屬于技術型,勞資關系被視作一種純粹的經濟契約關系,認為企業管理是管理者的事,員工的職責就是完成上級下達的工作任務,其勞動貢獻通過工資就可以補償,員工沒必要也不應該參加管理,更無權過問企業的經營情況。由于不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加上與管理層收入的懸殊差距,員工對企業缺乏信任感和歸屬感,對管理者懷有對立情緒,勞資關系比較緊張。此外,由于可以隨時招聘員工,對于那些罷工、對公司有不滿情緒的員工也可以隨時解雇,如果在經濟發展的高速期,這種頻繁的勞資糾紛以及罷工,會給公司帶來經營上的風險。
3、人力資源招聘配置靈活
在美國,企業和勞動者之間能進行充分自由的選擇,從而在全社會范圍內靈活地實現個人與崗位的最優化配置,對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著重要意義。同時,市場化機制給予憑個人能力實現職業流動或工作轉換的員工以充分的尊重和肯定,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同時,美國企業在管理上實現了制度化和專業化,人力資源管理的規章制度非常完善,對個人素質的技術要求、工作職責和突發性問題的處理都有具體的規章可循,職務分工明確細膩。這種細膩的職務分工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為美國公司高度的專業化打下了基礎,也為員工的錄用、考評、工資制度、獎金發放以及職務提升等都提供了依據。
4、開展廣泛的人力資源培訓
美國企業認為學校的普通教育水平還不能完全滿足企業實際經營具體、多元、多變的要求,因此需要對員工進行進一步的培訓,以不斷提高各級各類人員的工作適應能力。在美國企業,員工一經錄用,首先需要接受系統的職前培訓,以熟悉和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并在正式進入崗位之前完成自身的“社會化”教育。之后員工一般都需要接受在職培訓,其培訓內容包括技術再培訓和職業意識再教育。除常規的教學和輔導外,還開展諸如研討會、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文件篩選、管理游戲、工作轉換等各種形式的人力資源培訓。
5、薪酬及激勵方式較為靈活
歐美國家工資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員工可以享受到完善的養老、醫療、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施行基于能力的薪酬模式,能力薪酬是以人才本身具有的知識、技能及素質水平作為基礎,激勵員工不斷學習以提高任職技能和能力。它的基本假設是員工能力越高,能為企業創造的價值就越多,即相信“有好的能力,就有好的結果”,鼓勵員工自覺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識。
美國企業的獎勵制度名目繁多,優秀員工與落后員工之間的工資福利差別相當大,總裁的年收入(包括獎金)甚至可以達到上千萬,是普通員工工資的幾百倍。這種高獎勵、強刺激的薪酬手段,對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提高員工素質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在中高層領導實現自我價值、積極工作、不斷增加公司的收入和價值的激勵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對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
美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有其特點和優勢,對我國企業有可借鑒之處。我們要善于學習和借鑒美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有效做法和先進經驗,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國企業實際的、具有本國特色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1、樹立和強化“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為本”的關鍵在于尊重人才,員工是直接生產產品的人,如果不把員工的地位認識清楚,就不可能生產出最好的產品和提供最佳的服務,因此企業應該將員工放在第一位。我們要將企業作為人類群體,首先要為這一群體的人員服務,包括自己的職工、管理人員和公眾。現代管理理論找回了“人”原本應有的位置,企業不僅要謀求自身的發展,還應高度重視員工的發展,使二者達到有機的統一。
2、建立以誠信為基礎的契約機制
勞動契約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基礎,心理契約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最高境界,中國企業應注重中西方文化的結合,建立以誠信為基礎的契約機制。誠信是人才交流與管理的基礎,是控制契約的最佳機制,建立以誠信為基礎的契約機制,應視員工為客戶,實施新興的企業與員工模式,從而贏得員工忠誠度。
3、加強現代化企業培訓
企業培訓的直接目標是提升員工的技能,但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最終方式則是提升人力資源的核心競爭力。因此,企業培訓應該建立“全員素質提升”的理念,加強管理理念、工作方式、團隊意識和創新意識培訓,鼓勵員工共享多元化的價值理念,建立技能培訓、思維培訓等多系統并行的人才開發培訓體系,將課堂價值理念培訓融入到企業文化和工作制度政策中來,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時效性。
4、激勵方式要與時俱進
激勵是建立在員工需要的基礎之上,需要不同,激勵的方式或手段自然就不同。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知識型員工的比例逐漸增加,員工的需要層次逐步提高并趨向多元化,其精神需求也逐步成為主導需求。在激勵方式的選擇上,要根據員工不同層次的要求而采取多樣化的方式。可以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引入一些長期物質激勵手段,如設計核心員工持股、經營者年薪制及股權激勵等來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同時,要注重精神激勵,企業應建立員工全方位、多渠道參與管理決策的民主制度,鼓勵員工為企業發展獻計獻策;還應注重增加優秀員工的培訓機會,設置職業發展多條通道,給人才提供充分的發展機會和實現個人自我價值最大化的舞臺。通過綜合運用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真正建立起適應企業特色、時代特點和員工需求的激勵體系,激發員工的潛力和工作熱情,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苗小洛: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創新[J].人力資源管理,2009(5).
[2] 閆曉萍:文化背景對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影響――美日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對中國的借鑒[J].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3] 高巍:淺析中國企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發展趨勢[J].經營管理者,2008(11).
關鍵詞:孔子 人格魅力 《論語》 禮 樂 仁
毫無疑問,文獻資料(傳世的/出土的[①])是我們進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橋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復如是。司馬遷說:“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史記·孔子世家》)研究孔子的文獻資料,除了《史記》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等外,直接的材料則是《論語》、《孔子家語》[②],以及《禮記》等;而《論語》一書,更是天字第一號的基本文獻。后世欲知孔子,舍《論語》復將何從?故《論語》巍然而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為儒家“圣經”;《論語》之所言所論,屹然而為足可與時間相抗衡的空谷足音。一代國學大師錢穆說:“《論語》一書,乃孔子遺訓所萃,此為中國最古最有價值之寶典。”[③]
《論語》一書的最大價值,在于它真實地再現了孔子平凡而偉大的人格形象,“蓋孔子人格之偉大,宜為含識之儔所公認;而《論語》則表現孔子人格唯一之良書也”。
重讀《論語》、“想見其為人”,感嘆他廣博的知識和儒雅的風度,體味其文化思考與生命關懷,探尋圣人的精神風骨與人格魅力,真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如此讀《論語》、思孔子,庶幾近于陳寅恪所謂“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個人格偉岸的仁者、一位“何其多能”的卓越的智者、天意縱使之而成的一代圣人(“固天縱之將圣”)(《論語·子罕》),被譽為時代的精神偶像。早在西漢之時,司馬遷就已經推許孔子為“至圣”(《史記·孔子世家》)。后來儒家極力構想的、積極追求的理想人格(“內圣”),其實孔子早就是光輝的典范,堪稱“萬世師表”。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約略可從以下幾端“述”之:
文化的終極關懷者
文化,是人類有別于動物的標志;因此,所謂“文化”,實即“人的文化”(賀麟稱之為“人文化” [⑤])。文化,是支撐人格的基石,是砥礪人格的中堅;因此,正是文化賦予人格以厚重的意義。
孔子生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終生以恢復古代的文化傳統為己任,并以發揚光大這一文化傳統為其職志。他勤奮好學,他開館授徒,他奔走列國,他整理古籍,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奮斗了一生。
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其實,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為“作”。而這恰好也是孔子偉大的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對于中國文化之貢獻,即在于開始將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論化,與以理論的根據”[⑥],“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論化了,使得這種將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繼續維持下去。他的大貢獻在此,他所以為今人詬病也在乎此”[⑦]。
孔子基本上是維護“周禮”的,但又認為“周禮”要有所損益,而經過損益的“周禮”才合乎他的理想;這個理想,他稱之為“道”[⑧]。孔子之“道”,其實就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揚,這是何等自覺的認識啊!孔子又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精神啊!《論語·泰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此數語雖出自曾子之口,實則亦是夫子之道;這是何等崇高的擔當精神啊!
陳寅恪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⑨]王國維是典型,陳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創型的文化大師、民族精神的巨子。
準此,我們對孔子之勤奮好學、刻苦自學、虛心問道,便不難“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動莫名。對于有學之士,孔子是“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他曾經“見于郯子而學之”(《左傳》十七年),曾經“問禮于老聃”(《孔子家語·觀周》),“入大廟,每事問”(《論語·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學而不厭”(《論語·述而》)。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孔子在“學”中融入了一種深深的文化關懷——對“道”的終極關懷。
撫今思昔,頓覺文化之于人格魅力的無上可貴!當今社會流傳著一種批評意見,說許多人“有知識,無文化”、“高學歷,低素質”。究其實,這是對作為文化內容之一的人文素質、人文精神的呼喚。
孜孜不倦的傳道者
孔子之偉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學而多能的學者,是中國古文化傳統的賡續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內圣”)的杰出典范而為“萬世師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覺地承擔起傳承文化的重擔,是孜孜不倦的傳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國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非常高明的教師和杰出的教育家;藉此,方可“承續先哲將墜之業”,使中國文化代代相傳、綿延賡續。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輝、最燦爛的一點,便是他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創造性地提出“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所謂“有教無類”,即“不分宗族貴賤,不分階級,都是可以施教的”,這是人類教育史上“一項很有革命意義的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動中,孔子確確實實實踐了“有教無類”。比如,出身貧寒的顏淵不但成為孔子的弟子,而且成為孔門的高才生、孔子的得意門生(《論語·雍也》)。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此絕非虛語。孔子愛自己的學生一如愛自己的兒子,而自己的兒子(孔鯉)并未得些許私厚(《論語·季氏》),真正體現了“一視同仁”的崇高原則。孔子和弟子們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學問上也是平等的,提倡“當仁不讓于師”(《論語·衛靈公》)。在弟子們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
孔子自三十歲招收學生,一直到老都恪守著“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子罕》)的傳道原則;因此,孔子博得了學生的無限愛戴。孔子傳道授業是很成功,他的學生顏淵曾經喟然而嘆:“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八字,絕非虛語。《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傳道,還是付諸實施的踐履,孔子對于自己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都有一種“舍我其誰”的自覺認識,并具備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據《論語·子罕》載,孔子因貌似陽虎(陽虎嘗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還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又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甚至認為:“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很顯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傳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評說孔子的這種所作所為,“孔子以身作則式地實踐了對這種具有歷史責任感的偉大人格的自覺追求”[11],此語甚精當。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確提出“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說:“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為孔子徒”而引以為憾,又說他“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看來,孟子這一思想是“淵源有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身體力行的踐履者
禮,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標志之一。《禮記·曲禮上》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禮,是維系人類群體的外在規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寶。《左傳》隱公十一年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時代,是“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孔子對當時“禮”的破壞毀棄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成為身體力行的“禮”的踐履者,粹然而為一代禮學大師。
早在少年之時,孔子就表現出了對“禮”的出奇的愛好。《史記·孔子世家》說:“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對“禮”更是癡迷,“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待見“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禮”愈發執著,尤其注重整齊“周禮”、恢復“周禮”。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孔子對禮高度重視,認為人不學禮則無以立身(“不學禮,無以立”[12])、不知禮則無以自立(“不知禮,無以立”[13]),“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禮記·哀公問》)。孔子不但重視禮,而且非常強調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則、堅持習禮,甚至在顛沛流離之中也不忘“禮”,“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史記·孔子世家》)。堂堂中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中庸》),孔子與有大力焉。
《論語·學而》載有子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馮友蘭說:“禮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實感。在表面上看起來,禮的作用是扳著面孔做分別,人與人之間的分別,但據有若說,禮實際上所要得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協和。”[14]
孔子不但是“禮”的堅定的踐履者,而且是“禮”的高明的理論家。孔子特別注重以“仁”釋“禮”。孔子認為,“仁”是“禮”的思想基礎,“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頗為典型的事例,體現在孔子對“三年之喪”的解釋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李澤厚說:“孔子用心理的‘仁’來解說‘禮’,實際就是把復興‘周禮’的任務和要求直接交給了氏族貴族的個體成員(‘君子’),要求他們自覺地、主動地、積極地去承擔這一的‘歷史重任’,把它作為個體存在的至高無上的目標和義務。”[15]他又說:“孔子釋‘禮’為‘仁’,把這種外在的禮儀改造為文化—心理結構,使之成為人的族類自覺即自我意識,使人意識到他的個體的位置、價值和意義,就存在于與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現實世間生活之中。”[16]孔子對“禮”的規定解釋,“并沒有高深的玄理,也沒有神秘的教義”,而是“更平實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諸實踐的有效性”[17]。
樂觀堅毅的通達者
在一般的思想史視野里,多認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李澤厚說);立說者認為,“樂感文化”所追求的“樂”,并非動物式的自然產物,而是后天修養的某種成果[18]。
孔子所說的“樂”,是廣義的“樂”,它包括詩歌、音樂、舞蹈,大致相當于現在所說的“文藝”(文學藝術)。孔子經常禮、樂并稱,認為二者一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如《論語·泰伯》載孔子之語,“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的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脈繼承并發揚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賀麟認為,“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為一體的學養,也即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諧和體”;因此,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大約將循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的途徑邁進”[19]。“樂”之一端,實即中國文化“藝術精神”的體現[20]。
本節所說的“樂”,有三層含義:一是禮樂之樂;二是快樂之樂,三是樂觀之樂。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愛好音樂、學習音樂,注重音樂教育。孔子有很高的音樂修養,他曾經跟隨師襄子學鼓琴,也會擊磬(《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最喜歡的音樂是《韶》,認為《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他“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記·孔子世家》),慨然而嘆:“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樂之美有到如此境界者)(《論語·述而》)孔子以“六藝”教人,所教內容之一的“樂”僅次于“禮”而居第二。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這四端既是孔門教學之條目,也是修身治學之次序。晚年歸魯,孔子又整理“樂”。孔子自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
宋儒有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之教,其實,答案就在《論語》中。孔子所說的“樂”,“并不是一種肉體的快樂,而是一種精神的平靜的滿足”[21]。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這種達觀的快樂的情懷,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說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而顏回簞食瓢飲中的“樂”,孔子是高度褒揚、激賞有加,也深為宋儒所津津樂道。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孔子積極入世、濟世,但這并不妨礙他保有一顆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讓子路、曾皙(名點)、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錢穆分析說,孔子驟聞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飲水曲肱之樂,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覺慨然而嘆也”[22]。孔子“喟然”之嘆,值得細細玩味。
孔子在世之時,許多人對其所作所為深為不解,甚至以為孔子是不合時宜的“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但他的弟子卻認為自己的老師是個德行高尚的人。據《論語·子張》載,叔孫武叔曾經詆毀仲尼,子貢遂為老師辯白。子貢說:“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毀”雖然出自子貢之口,但卻頗得孔子思想的“個中三昧”。孔子向來主張“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對于世人的誤解與曲解,孔子不以為忤,心平氣和地泰然處之。
孔子積極奔走于世,但卻屢屢受挫——仕魯碰壁,棄官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于楚(《史記·孔子世家》)。對于這種種艱難困厄,孔子有著清醒的理性的認識,樂觀視之、泰然處之。孔子認為,這是“時”(時勢)使然。他說:“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孔子家語·在厄》)因此,孔子說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嘆說:“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對于外事外物(相對于“己”而言),孔子強調自我調整——隨機應變、能屈能伸。孔子說:“君子之行己,其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孔子家語·屈節解》)但是,這種靈活的能屈能伸有著鮮明而嚴格的原則,那就是“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關鍵之處在于因“時”得其“中”。金景芳說,孔子思想有兩個核心,一個核心是“仁”(仁義),一個核心是“時”(時、中)[23],深得孔子“個中三昧”。
甚至在棲棲惶惶的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著高度的樂觀精神,有時還會來自我解嘲式的“冷幽默”。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師徒被困陳蔡,“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但孔子仍然“講誦弦歌不衰”。隨后,孔子適鄭而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城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的孔子,其樂觀堅毅的心態和精神,由此可見一斑。“欣然笑”三字,甚為傳神,頗可玩味!
《易傳》[24]上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象》),貼切地表達了孔子這種樂觀而通達的堅毅思想。以孔子為代表的這種“樂感文化”,逐漸上升為一種民族精神,對后世有著深遠而重大的影響。李澤厚說:“這種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義,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普遍意識或潛意識,成為一種文化—心理結構或民族性格”[25]。
無上親和的仁愛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開闊的溫厚的長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懷的溫和的君子,是一位擁有無上親和力的圣人。一個“仁”字,是孔子思想體系的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懷、親和力的最好的見證。
在《論語》中,“仁”字凡109見,其他諸范疇無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說,“一個‘仁’字最被強調,這可以說是他的思想體系的核心”[26];李澤厚亦云,“盡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為思想系統的中心,孔子確為第一人”[27]。
“仁,親也”(《說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的“仁”,并不像程朱所說的是禁欲的死板的;相反,“仁”是活潑潑的,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28],“仁即天真純樸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換句話說,在孔子那里,“仁學一開始避免了擯棄的宗教禁欲主義”,“孔子絕少擺出一副猙獰面目”[30]。
孔子認為,人必須有“真性情”、“真情實感”,而這是“仁”的主要基礎;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質——換言之,“真性情”、“真情實感”是“為仁”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足條件[31]。
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又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又見《陽貨》)“剛毅木訥”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則很少能成為“仁”;所以,孔子特別強調“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語·雍也》)。孔子特別批判虛偽,他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
作為大寫的“人”、作為賢能的教師、作為溫厚的長者,孔子無疑堪稱“仁者”的楷模和表率。在與學生的日常交往和接觸中,孔子不時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實感”,有時還不乏幽默感。據《論語·陽貨》載,有次孔子至武城(時子游為武城宰),“聞弦歌之聲”,夫子于是“莞爾而笑”,說:“割雞焉用牛刀?”(意謂治理區區武城小邑,何必用禮樂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玩笑之中,可見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戲”字一言,“莞爾”一詞,是孔子“真性情”的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的體露。讀到這里,使人倍感孔子親和力之非同凡響。
所謂“仁”,是對于大寫的“人”的反思,是人類精神的自覺,也是孔子心目中“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質”[32]。孔子說,“仁者,人也”(《禮記·中庸》),又說仁者“愛人”(《論語·顏淵》)[33],力求做到“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郭沫若說孔子此功是“人的發現”,匡亞明說“泛愛眾而親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義精神的反映”[34]。換言之,孔子是中國“軸心時代”的人文大師,孔子與老子是互相輝映的兩大巨擘(我經常這樣說)。但是,孔子所說的“仁愛”并不是無原則的什么都愛,“君子亦有惡”(《論語·陽貨》),“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孟子說孔子是“圣之時者”,是“集大成”者(《孟子·萬章下》),這是對孔子人格的極度贊譽,而此誠非過譽之辭。宋朝有一個無名氏寫了兩句詩:“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此語縱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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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即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頁)。
[②] 《孔子家語》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事跡言行的重要文獻,體例與《論語》相似,但篇幅遠遠超過《論語》。今本是在王肅作注后流行起來的,因此它長期以來被視作偽書。但結合出土文獻(如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考察,研究者多認為《孔子家語》并非偽書,它的原型早在漢初就已經存在,后經從孔安國到孔猛等數代孔氏學者的陸續編輯增補。
[③] 錢穆:《論語新解》,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508頁。
[④] 陳寅恪說:“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1930年),《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頁]。
[⑤] 賀麟:《文化、武化與工商化》,《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80頁。
[⑥]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6頁。
[⑦] 童書業:《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頁。
[⑧]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28頁。
[⑨]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1934年),《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9頁。
[⑩] 匡亞明:《孔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91頁。
[11]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頁。
[12] 《論語·季氏》。
[13] 《論語·堯曰》。
[1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4頁。
[15]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9頁。
[16]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32頁。
[17]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5頁。
[18] 李澤厚:《試談中國的智慧》,《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90—300頁。
[19] 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9頁。
[20]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2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6頁。
[22] 錢穆:《論語新解》,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299頁。
[23] 金景芳:《論孔子思想的兩個核心》,《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4] 關于《易傳》,我贊成“孔子作《易》(《易傳》)”說。此事體大,茲不贅述。
[25] 李澤厚:《試談中國的智慧》,《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95頁。
[26]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頁。
[27]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9頁。
[2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0頁。
[29] 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1941年),《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9頁。
[30]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5、16頁。
[3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31—135頁。
[3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53頁。
【關鍵詞】中美兩國;教育理念;差異化
中美兩國教育理念的差異主要存在于教育觀念以及教學模式與方法這兩個方面,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與兩國的教育傳統以及對于基礎教育理解上的不同有很大的關系。當前為了提高國內教育行業人才培養素質的教育改革正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而改革的參考就是兩國之間在教育理念中表現出的差異,這種差異正是對國內教育制度進行創新的源泉。下文根據筆者的經驗對中美兩國教育理念的差異化進行了總結。
一、中美兩國教育理念的對比
(一)美國的教育理念
美國獨有的教育理念是促進其形成當今教育格局的重要原因,具體來說美國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內容。首先美國的教育追求的是教育機會的均等以及教育公平,這是美國的開國者留下的民主、自由、公平、平等等思想的最真實寫照。就像為了消除對于黑人的歧視一樣,其實美國政府想了很多辦法來推進教育的公平,像如老布什以及后來的克林頓總統,他們對美國的教育質量都非常關心。在他們的任期內,對于美國教育的改革出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方案,這些的著眼點是要實現教育的總體改進。再者縱觀美國歷史的各個時期,為了保障教育公平他們出臺了各種形形的法律,雖然這些法律在今天看來可能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之下這些法律為促進美國教育公平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美國教育的目標是為了培養合格的公民,而人文精神是其教育之魂。在美國教育從業者的理解中,人文精神是一種寬容、自由、合作的精神,在這種精神之中包含著對他人的尊重,也包含著對善惡、美丑的判斷。最終要的一點,在美國人的理解中,質疑是創造的起點,同樣也是教育的根基。經過傳承,這種觀點已經被大多數美國人所接受,所以說在美國的孩童剛剛進入學校之后,老師就會在這方面對他們進行針對性的培養,讓他們能夠形成獨立思考以及判斷問題的能力。這在美國的社會中營造出了一種不斷自我否定,推陳出新的氛圍,進而也同樣使得美國的科技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敢于質疑與創造性的培養,是國內當前的教育改革需要借鑒的內容。
(二)中國的教育理念
其實中國的教育理念應該分為古代與現代兩部分來討論。尊師重教在我國現代教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被眾多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視,在古代更是如此,漢朝時期統治者就已經開始重視教育,他們興辦太學,目的是為鞏固封建統治,能夠為中央集權化提供源源不斷的高素質人才。在《賈誼?大政》中有這樣一句話“教者,政之本也”,意思就是教育才是政治統治的根本所在。不僅如此孟子對于教育的評價更是與天子并提,荀子認為“君師者,治之本也”,因此后世才有了程門立雪等尊師重教的歷史佳話。
中國當下的教育除了向學生們傳授了基礎的理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們做人的道理,例如在知識中會涉及到人與人或是人與社會之間真實存在的問題,讓人們能夠思考其中的關系。這一點是對古代教育思想的豐富和完善,尤其是隨著與其他國家交流的不斷加深,我們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念,教育也開始向權威性和功利性的方向傾斜。所謂的權威性是學生要服從于老師的要求,這一點在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體現。但是從現在來看這并不適合當下教育的發展,權威性使得學生們喪失了發言權,不利于素質教育的推行和發展。功利性是指的從當前的現象中獲取到知識或者價值的教育理念,古代是因為受等級差異的影響,而現在主要體現城市和農村教育的差別。在這一理念的驅使下使得兩者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不加以改進,只會讓我國教育停滯不前。
二、中美兩國教育差異對國內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學校要培養起學生的自我效能
我們可以簡單把學生的自我效能理解為學生自身的發展以及自我價值的體現。相比較于美國的學校,國內的學校在班級組建,教學氛圍、學生互動以及對學生的優差評定等方面還存在很多的問題。這樣就會導致工作落實不到位,很可能會影響到學生未來的發展以及自我價值觀的形成,所以說今后各級學校應該重視起這部分的工作,要拓展現有的渠道,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可以通過借助一些困境以及逆境的訓練,增強學生們的自信心,讓他們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能夠樹立起一個強大的內心。最后要在學生中間形成一種積極的競爭氛圍,通過學習目標的樹立來鼓勵學生們學習的自覺性,這種方式也能夠幫助他們探尋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二)學校應該以學生為主體,提高教學的實踐性與應用性
學校尊重學生的自主性,讓學生充分的參與到教育活動之中,這樣才能夠提高教學的實際效果。美國的學校就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教學才能夠突出實踐性與應用性。今后國內的學校之中,要改變過去那種單純由老師來教學生的上課方式,用具體的問題來引導學生探究,充分鍛煉學生的綜合能力。當然還應該在教學中加入實踐以及應用性的內容,對教學實踐環節進行強化。這樣才能夠提高學生的創新性與獨立性,進而提高學生的自信心以及自我學習能力,如果學生能夠不再一味的迷信老師的答案,這就代表我們這部分工作已經獲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三、結語
中美兩國教育理念之間的差異化是由來已久的,雖然說一個國家的教育與其社會制度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其中很多內容對于當前國內的教育改革都能夠帶來一定思考。值此國內教育大幅度改革的契機,對兩國間教育理念的差異化進行探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上文根據筆者的經驗對中美兩國教育理念的差異化進行了總結,并且對國內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參考文獻:
醫學美容與生活美容的區別
2000年5月,原國內貿易部與衛生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美容服務管理的通知”,將美容界定為生活美容與醫學美容兩大類。生活美容與醫學美容是截然不同的行業,生活美容也可以稱為化妝美容,就是采用生活化妝品和服裝飾品等對皮膚和形體進行護理與美化,從而達到容貌和形體更美貌的效果,簡言之就是美化容貌。生活美容可以在家里做,也可以到美容院(國外稱美容沙龍)去做。美容院通過對人的毛發、皮膚、指甲、形體等進行美化或對皮膚和形體進行護理達到更靚麗、更美貌的效果,但他們不能動針,不能用麻藥,更不能動刀。美容工作由美容師來操作,場所是美容院。
醫學美容是遵循醫學與美容原則,結合各種醫學手段和美容手段來維護、修復和塑造人體美,以增進人們生命活動美感和提高生命質量為目的的科學。他們需要用麻藥、打針、動刀,從事這種職業的是醫師,而且是醫學美容醫師,工作場所在醫院。
那么,醫學美容與生活美容之間的關系如何疏通,如何形成共同體呢?我認為北京田永成經典美容有限公司推出的一臺手術、雙通雙贏、三方獲益、四大歡喜的舉措可以說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一臺手術――在玉淵潭醫院,美容整形科匯集了包括“海歸派”在內的國內外著名美容整形外科專家;雙通雙贏――美容院有客戶需要做美容整形手術,為貫徹19號令把客戶轉到美容整形醫院,術后有需護理者再到美容院。美容整形醫院收了費,又分一部分利益給美容院而達到雙贏目的;三方獲益――美容整形醫院獲益,美容院獲益,病人得到了最好的美容手術也獲益;四大歡喜――美容整形醫院歡喜,美容院歡喜,病人歡喜,政府職能部門能使19號令得到落實也歡喜。在目前情況下這不失為一個好方式,而等將來真正需要做美容整形手術的人都知道找美容整形醫院了,那此種共同體也就不存在了。
美容師與美容醫師的區別
美容師與美容醫師粗看起來只差一個字,但差的卻是非常重要的“醫”字。它們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職業。
在所有大學中,醫學生是最苦的,他們既要學基礎科學如數、理、化和外文,又要學基礎醫學科學如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藥理學、生化學等,還要學臨床醫學、內科學、外科學、婦產科學、兒科學等等。4年理論學完之后,還要經過臨床實習。醫科大學學制是8年,5年大學、3年學研(碩士、博士),在所有大學中學制最長、學科最多。而對從事醫學美容的醫師和護士則要求更高、更嚴,負責實施美容外科項目的應具有6年以上從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關專業臨床工作經歷;對從事醫學美容的護士有3條要求:具有護士資格,并經注冊機關注冊;具有2年以上護理工作經歷;經過醫學美容護理專業培訓或進修合格,或已從事醫學美容臨床護理工作6個月以上。可見對從事醫學美容工作的準入標準是非常嚴的,不是學過醫就能當醫學美容醫師的。
相比之下美容師就容易多了,只要經過3~6個月短期培訓,發給一張結業證書就可以當美容師、開美容院。他們沒有經過嚴格的醫學教育,因此不能用麻藥、打針、動刀,否則就是犯法。
大夫與美容師的區別
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美容界都有許多××大夫開的美容院、××大夫研制開發的化妝品、××大夫創辦的美容化妝品公司。例如,國內×大夫把針灸針扎在自己的頭上和臉上展示他的專長為針灸美容、××大夫擁有署名化妝品、以××大夫名字命名的美容化妝品公司及美容院在全國搞營銷。這些大夫原本確實是醫生,有的還有教授頭銜,但當他們“下海”從事美容化妝品行業就不再是大夫,更不是美容醫師,而是從事生活美容的美容師。此種情況國外也有,例如有“果酸之父”美稱的Van Scott教授,他后來創辦了妮傲絲翠公司銷售各種果酸化妝品,他的身份就成了化妝品公司經理;另一著名公司的創辦者MDFormulation原先是醫學博士,現在是化妝品公司的總裁;而有“毛囊蟲之父”美稱的曲魁遵教授以開發治療長囊蟲化妝品馳名中外,現在他的身份是董事長。從這些事例來看,醫師改行當美容師是可以的,在美容化妝品行業中有許多人做得很成功,但反過來美容師改行當美容醫師是絕對不行的,因為醫學的學問是很深奧的。
藥物、中藥與特殊用途化妝品的區別
現在,在各種美容化妝品展覽會、博覽會上悄然出現了藥物、中藥的影子,有的公司公開叫藥物化妝品或中藥化妝品,殊不知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商品,怎么能混為一談?
藥品是一種攸關生命的特殊商品,它要報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SDA)審批經過嚴格的臨床驗證,只有證明確實有效、無副作用才能批準上市。而化妝品只要不含違禁成分、細菌數不超標、對皮膚沒有刺激性就可以上市銷售。所以,藥品與化妝品絕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在化妝品中添加一些功能性成分(包括西藥或中藥)也不能稱為藥物化妝品或中藥化妝品。國家明文規定有功能性成分的化妝品稱為特殊用途化妝品,口頭上稱為功能性化妝品。特殊用途化妝品共有9類:脫毛化妝品、染發化妝品、燙發化妝品、養發化妝品、化妝品、健美化妝品、除臭化妝品、祛斑化妝品和防曬化妝品。當然,特殊用途化妝品還是化妝品,在宣傳上不能夸大其詞,不能宣傳治療效果。因此,在特殊用途化妝品中添加了一些西藥叫藥物化妝品、添加了一些中藥叫中藥化妝品是錯誤的。反過來講,外用藥改造后就可以成為化妝品,最明顯的例子是2%酮康唑香波是非處方外用藥,如果把它改成0.5%酮康唑,再加些護發素和香料就是去屑止癢香波;又如2%吡硫鋅香波是外用藥,低濃度0.5%吡硫鋅去屑止癢香波就是化妝品。在國外,高檔化妝品可以在藥店銷售,但它還是化妝品而不是藥品。
文身與彩繪
19號令公布后反響最大、爭論最多的是“三文”技術。文身是具有悠久歷史的生活美容手段,由專職文身師文刺稱為職業性文身。去年我在西班牙參觀了職業文身師做文身,它確實是淵源于文身師,起源于美容界。19號令中明確提出美容界不能做“三文”,因為時代不同了,當今愛滋病、乙型病毒性肝炎、巨細胞病毒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與傳播,已經奪走了億萬人的生命。而“三文”技術要扎破皮膚,且深達真皮層,還要刺入顏料,這就有可能傳播上愛滋病病毒、乙肝病毒和其他疾病。因此, 19號令規定“三文”由醫學美容來做、生活美容不能做是正確的。其次,“三文”技術由醫學美容醫師來做肯定要比美容師來做效果更好,因為醫師學過解剖學,也更懂得美學。我們臨床醫學工作者手上都有數百張美容師做“三文”而毀容的幻燈片和相片,這正好說明美容師缺乏整體審美觀念、缺乏解剖學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