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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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范文第1篇

我國的專業技術評價制度（職稱制度）始于計劃經濟時期，經歷了任命制、評定制、職務聘任制三個階段，實現了兩次飛躍。第一次是由技術職稱評定制度，改革為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度，第二次是由評聘合一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度過渡為專業技術資格社會化、專業技術職務社會化的平行運行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及各行各業改革的深化，人事管理逐步由過去的身份管理，轉變為崗位管理，而作為專業技術隊伍建設重要基礎的職稱評審工作，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按著一套方法、標準等在實施。綜合來看，我國專業技術評價條件體系一直在進行改進，也對我國主業技術隊伍建設和科技進步發揮了歷史性的重要作用。但已與現代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不相適應。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特別是專業技術人才，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相比較而言，專業技術人才在自我發展、公平公正，尊重與參與等方面的需求，更加強烈，而且專業技術資格評定條件體系具有強烈的導向作用。針對新形勢新要求，現有的專業技術資格評定條件體系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如：對科研成果的要求更多的是講“量”，而對“質”重視不夠；不同系統使用同一個量化標準可比性不強；不少量化標準難以細化，不易操作；教學工作的量化標準不好把握等等。隨著我國行政管理改革的不斷深化，構建科學合理有效的專業技術資格評定條件體系，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2我國部分省份構建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條件體系的探索

作為我國自然科學研究人員的職稱評價法律依據，中央職稱改革辦公室于1986年的《自然科學研究人員職務試行條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建立科研人員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制度，造就一批素質優良的專業技術人員隊伍，建立規范工作制度，促進科研院所職稱工作規范化、制度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現有的評價方法，已經無法適應科學技術發展對自然科學系列專業技術隊伍建設的要求，也無法對自然科學系列專業技術人員的能力和水平，做出相對客觀公正的評價。為了進一步規范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工作，更好地發揮專業技術資格評價條件體系的導向作用，我國各省基于自身的省情及國家的相關規定，對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條件體系，不斷進行改進和優化。江蘇省出臺了《江蘇省自然科學研究員資格條件（試行）》、《江蘇省自然科學副研究員資格條件（試行）》、《江蘇省自然科學助理研究員資格條件（試行）》，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人員的專業理論知識、專業技術工作經歷、業績與成果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評價的標準主要為科技獎項、科研項目、科研成果效益、技術成果、學術水平等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強調研究的內容要有創新性，二是承擔項目要求高，三是將發明專利等指標作為評價條件之一，四是關注科研開發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五是不采取分類評價。安徽省出臺了《安徽省自然科研系列專業技術資格標準條件（試行）》，主要從基本條件、申報條件和業績條件三個方面入手。主要內容與特點是：一是采取分類評價。將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專業技術人員分為從事科研及科研管理工作，從事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從事科技情報、信息查新、文獻咨詢及軟科學研究三類人群。二是不把論文作為必備條件。三是突出科技成果轉化的實際經濟收益。湖北省出臺了《湖北省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系列高中級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條件》，主要從申報條件、評審條件兩個方面入手。主要內容與特點為：一是把論文論著作為必備條件，二是不采取分類評價，三是突出國家級科技獎勵的重要地位，四是突出科研成果的應用開發價值，以及取得的社會經濟效益。

3構建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條件體系的建議

目前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工作，主要依據《自然科學研究人員職務試行條例》、《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高級專業技術資格評審管理工作的意見》、《浙江省專業技術資格評審工作實施細則（試行）》等文件實施。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這些評價標準與條件已不能滿足自然科學研究專業技術人員自我評價訴求，條件的設置可操作性弱，對專業技術人員的導向性不強，在專家評審時不利于進行科學全面的評價。針對上述問題，筆者通過對自然科學科研人員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調研。在調研分析的基礎上，組織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對完善職稱評價體系的意見。針對現有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條件體系存在的問題，以構建以能力和業績為導向、科學的社會化的分類人才評價機制為目標，根據調研結果，借鑒國內職稱評定的實踐，結合職稱評定的發展趨勢，提出如下建議：第一，科學確定評價思路。專業資格評價反映的是一個人的工作水平、能力、業績、職業道德、接受繼續教育的程度等。按照科學人才觀的要求，相應的評價條件體系要堅持重業績、重能力、重貢獻的導向，強調以人為本，重視潛力的發展。通過分類評價的方式，不唯論文、不唯獎項，突出產學研所獲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在綜合考慮獎項、論文、專利等成果的同時，兼顧過程性指標，對科研活動進行全方位考量。第二，進行分類評價。分類評價,有利于明確不同類別人員的評價條件和重點，更好地發揮評價條件體系的導向作用。

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條件評價對象,為省內企事業單位和其它社會組織中,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專業技術工作的在職在崗人員，應根據其研究內容不同，將專業技術工作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咨詢與科技推廣、專利服務四大類，明確各個類別的評價條件和要求。第三，內容涵蓋要全面。目前，浙江省已出臺的文件多以高級職稱評價為主，無法對各市和省級主要部門,開展中級職稱評審起到較強的指導作用。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體系應該涵蓋中高級職稱的評審，評價對象為自然科學研究系列的助理研究員（中級）、副研究員（副高級）、研究員（正高級）。第四，要重視基本條件。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體,系應對申報各級職稱的基本條件,作出具體規定，包括思想道德條件、學歷資歷條件、破格申報條件、外語要求、計算機應用能力要求、年度考核等級要求、繼續教育要求等。如思想道德條件,要強調職業道德及學術道德，繼續教育,要依據省里實施的細則進行規范管理。第五，評價條件要以認可度作為依據。筆者向主要省屬、市屬科研院所中的中級、副高級、正高級從事農業、林業、醫學、藥學、科技管理、化工、生物等專業的科研人員發放問卷，進行調查。將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排名第一設定為100分，其它打分項目以此為標準進行賦值。要求填寫人根據所從事的專業工作領域，認真、負責、客觀地對表格內各項目進行打分，由此,分析科研人員對科技成果的客觀評價與認可度。通過求平均、看頻率，確定科技成果及其不同排名的影響力，這種分析方法,可以成為確定浙江省自然科學研究系列專業技術資格評價體系中,具體評價條件的依據。

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范文第2篇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掌握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構成，為社會研究的取向、設計、實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導，是社會學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功能。法國哲學家孔多賽（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紀90年代提出“社會科學”概念以來，經過兩個多世紀的發展，社會學科學方法論經歷由實證主義和闡釋主義兩大取向的方法論對立體系，走向強調混合方法論，關注連續性、互補性、整合性的當代。蔣逸民將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概括為：大致經歷了萌芽時期，形成時期，成熟時期和進一步發展時期。[1]

首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萌芽時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國古代關于人口統計調查的方法，古希臘時期的商品買賣統計和測量方法，古希臘哲學自然哲學方法等等，此時的社會科學學科尚未形成，方法論多為哲學方法論。直到黑格爾哲學體系為止，古代哲學結束了輝煌時期。

其次，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形成時期，此時，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學方法論體系，社會科學也從舊哲學那里分離出來，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論。此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以受到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影響的實證主義研究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學哲學家圍繞邏輯實證主義是否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如何對自然科學進社會科學研究等問題，提出實證主義的研究進路。與此相對的，是社會學家狄爾泰、韋伯提出的反對在人文學科中運用自然科學方法，強調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別的經典闡釋主義主張。至此，形成了經典的實證主義和經典的闡釋主義兩大基本社會科學方法論。

再次，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隨著定量研究方法論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論模式的誕生，社會科學方法論走向了成熟時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論被普遍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理論檢驗研究，定性方法論則被用于理論建構方面。

最后是進一步發展時期，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受后現代思潮深入和廣泛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學科研究、參與行動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強調多學科基礎和研究方法之間的融合。這種混合方法，其實就是一種采用相對主義的立場，對特定研究問題隨意使用某種方法論的方法。

回顧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的這四個階段，不難發現，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是以哲學方法論為理論基礎，融合具體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當代，社會科學方法論逐漸呈現出方法論取向多樣化，多方法論主張相融合的特征。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這一特征，正是建構主義研究進路對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張的方法論體現。

二、建構主義進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

建構主義一詞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都各有其定義，從方法論的意義上來看，建構主義是方法論相對主義，即所有知識形式都應以同一方式來對待而不是所有知識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論意義上的建構主義關注的是人類作為社會行動者在科學知識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構主義的起源而言，現象學、哲學解釋學、解構主義、修辭學、符號學等哲學視角為建構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并促使建構主義放棄用真理性或有效性問題來解釋自然知識的獨特研究進路。正如布魯爾對科學的“自然主義”研究進路所主張的那樣，[2]建構主義的研究進路排除了傳統認識論問題，割斷了科學研究與傳統認識論先入之見的聯系，進而對以前不受歡迎的關于“客觀”知識是如何由“非客觀”因素建構而成的話題進行探索。

其次，就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中持建構主義主張的研究者來看，大部分建構主義者都選擇從著名的科學史家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題，庫恩的范式理論將科學看作是受一個邏輯結構、一個世界觀所統治的傳統形象徹底打破，并認為科學更像是“一個傳統權威的組織”、“一種工匠活動”、“一種地方性的（locality）知識形式”，[3]所以，應該把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對待。受這一科學觀的啟發，建構主義者放棄了宏觀的科學研究主題，轉向了狹窄而集中的微觀分析，進而影響了社會科學敘事方式從宏觀向微觀轉向。

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范文第3篇

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是相對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而言的。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十分顯著。首先,作為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自然屬性。其次,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內涵。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對自然科學基礎學科、技術學科的依賴非常明顯。醫學在具有顯著的自然科學性質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人文科學性質。首先,作為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人文屬性。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會存在物,人之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動、能夠能動地改造環境;人以社會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僅要與外界交換物質,而且要與他人、與社會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系;人的健康狀況與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動、與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醫學對健康和疾病的認識也必須建立在對人的精神活動的認識、對人與社會的聯系的基礎之上。其次,人文科學也是認識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依賴于人文科學,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在內的許多學科也是醫學發展的基礎。這些學科已經或正在為醫療衛生活動、醫學研究、醫學人才培養提供方法和途徑,成為醫學發展的重要基礎。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還突出地表現為,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是以對人的尊重、對人的生命的關愛為基礎的,沒有對人的尊重和關愛就沒有醫學,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遠是醫學的永恒目標,是醫務工作者不懈的追求。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與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共存于醫學活動之中,二者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相互交融,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在與疾病的斗爭中逐步認識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質和人文性質,并積累了含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方法在內的諸多預防、診治疾病的方法。

2新醫學模式的確立與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重新發現

綜觀醫學發展的歷史,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主動自覺認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忽略了。時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認識,仍有人僅僅看到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將醫學限定為自然科學。原因何在?這主要根源于醫學的內部,是醫學自身發展的結果,確切地說,與醫學在近代以后的發展直接相關。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醫家認識和預防、診治疾病的具有籠統模糊猜測特征的整體觀念中是包含著“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這里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帶引號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還不是16世紀以后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的。西方醫圣希波克拉底強調“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尚的”,醫生應具有“利他主義、熱心、謙虛”的品質,人的疾病與人的生活方式相關;中國唐代藥王孫思邈強調“大醫精誠”,都是很好的證明。盡管古代醫家的人文觀念、他們借助當時的人文知識認識健康和疾病現象與醫學的原始形態(尚不獨立)相關聯,在本質上,是一種被動和無奈,但融自然科學萌芽和人文科學萌芽于一體的古代醫學注重整體的觀念無疑是正確的。

近代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武裝了醫學,為醫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使醫學日益成為沿著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思路和方法認識并解決問題的學科,使醫學形成了生物醫學的觀念和模式。與古代醫學比較,精確、清晰成為近代醫學的特征。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近代醫學在注重精確、清晰的同時,不經意地忽略了古代醫學的整體觀念。其中,包括對社會、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預防、診治疾病的人文科學方法的忽略。用歷史的眼光看,這是一種必然,是近代醫學發展的代價。因為,當時醫學的獨立和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發展,激發了醫生們的興趣和熱情,占用了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也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忽略、甚至遠離了人文科學。當然,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被忽略也有醫學之外的原因,與人文科學的發展水平低下有關。提出并重視醫學人文科學研究是以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為背景的。應當說,當前的人文科學研究為醫學人文科學研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隨著醫學的發展,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終于得到應有的關注。筆者認為,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凸顯與醫學模式的轉換直接相關。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取代,使人們重新發現了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醫學模式轉變是在根本的意義上即在關于醫學本質的意義上對醫學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結構的反思,對醫療衛生服務的目的、原則、方式的反思。

這一反思既是對現代醫學進步和醫療衛生服務的理論層面的總結,更是對醫療衛生服務中存在的過分強調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技術性質,忽略甚至無視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傾向的糾正。醫學模式不僅植根于醫學活動,而且反作用于醫學活動。在近代醫學基礎上建立的,促進了近、現代醫學的發展生物醫學模式,由于其顯著的片面性最終成為制約醫學發展的桎梏。而以20世紀中葉以來自然科學進步、人文科學進步特別是醫學自身發展為基礎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則為醫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醫學進入了人文科學的視野,人們重新看到了醫學的人文性質。新醫學模式的建立揭示了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成為落實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推動力量。但是,正如新醫學模式的落實不盡如人意一樣,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新醫學模式的確立和在實踐中的實施是一個過程,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被普遍認同也是一個過程。令人欣慰的是,新醫學模式在實踐中的實施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成為醫學研究和臨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導思想;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也在不斷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共識。

3當代科技進步、市場經濟建設與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凸顯

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關注還與當代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建設相關。嚴格地說,是在對醫學活動中存在的科學技術至上、市場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糾正中,引發了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關注和認識。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是醫學發展的兩個重要背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為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提供了層次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寬闊的平臺。人類基因組研究、蛋白質組研究、干細胞移植前景喜人,醫學影像技術、內窺鏡技術、微侵襲手術方式、新的非手術治療手段廣泛運用且效果顯著。醫學對人體健康、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化,預防、診斷、治療、康復方法與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學技術進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及其迅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改變了并仍在改變著中國的面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直接間接地促進了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市場經濟建設的成果為醫學研究和醫療衛生工作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競爭機制引入醫學研究和醫療衛生工作極大地調動了醫院和醫學工作者的積極性。然而,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無論是科學技術進步,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醫學的作用都不是單向的。科學技術令人震驚的發展和在醫學中的應用強化了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和“科學技術萬能”;市場經濟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宣揚著“市場萬能”。在科學技術的視野里,人是靜態的“物質”、動態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會綜合屬性的人;科學技術對人的健康和疾病現象的認識不斷微觀化、精確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這種深入并不深刻,因為基因僅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礎,基因組和基因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科學技術武裝了臨床診斷、治療,不斷為疾病的診治開辟道路,也形成了對科學技術的過分依賴。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導致醫療高新技術應用上的無序甚至濫用,造成醫療衛生資源的浪費。拜金主義、道德滑坡,成為醫學發展的障礙。科學技術至上、市場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不能不引發人們對這些錯誤思潮的批判。但筆者認為,科學技術至上、市場至上思潮之于當代醫學的發展還只是外在的東西。醫療活動接受錯誤思潮的影響,根源于醫療活動自身。在醫療活動中本應給予強調、重視的東西未得到強調和重視,才抵擋不住錯誤思潮的侵襲。這就涉及到對醫學的基本性質的認識。人們終于發覺,已有的關于醫學性質的認識是片面、陳舊的。人們對醫學的認識其實是個模糊概念,僅僅將醫學判定為自然科學是片面的。

4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研究與當代醫學進步

明確醫學同時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種性質事關對醫學的基本認識和醫學的基礎性的理念,意義十分重大。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任何一項醫學研究、任何一種醫療活動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學的規律和原則,又要符合人文科學的規律和原則;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醫學的成果就不僅是自然科學進步,還必然是人文進步;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無論從事醫學研究還是從事醫療活動都必須具備自然科學精神和人文科學精神;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醫學家的科學探索使命與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就必然是合二為一的;醫學既然同時具有自然科學性質和人文科學性質,那么,醫學教育就必須以培養具有科學素質和人文素質的人才為目標。可見,關于醫學的人文評價、關于醫學的人文精神的研究、關于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都是建立在醫學具有人文科學性質這一認識基礎之上的。

在強調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的同時,發現、發掘、闡釋醫學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學性質,至關重要。醫學具有人文科學性質提示,要重視人文科學在醫學發展中的作用,深入開展醫學人文科學研究,實現醫學人文科學在當代醫學發展中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自然科學技術進步而發展,醫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工程學諸多分支學科的研究成果對醫學發展的促進作用,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重視。醫學工作者關注自然科學技術進步,科技工作者關注醫學問題,醫學工作者與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聯合攻關,開展以解決醫學問題為目的的應用基礎研究,取得了一項又一項成績。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已經達到基因水平,人們認識了許多以往未全面認識甚至根本未認識的疾病;人們創造了許多診斷治療疾病的新方法。但醫學的進步并不盡如人意。許多疾病病因不清、機理不明;即使未來的基因組后研究、蛋白質組研究能夠揭示作為生物體的人的先天遺傳特征,也無法說明與人的后天社會、心理狀況直接相關的人的健康水平。

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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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會科學均出現了“語言轉向”的提法，本文剖析這一現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會科學的“人文轉向”即社會科學借助語言這個人文工具對自己學科進行人文改造。本文詳細梳理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困境進行了學科分析和精神層面上的探討，提出了如何扭轉人文學科的困境，如何學習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洗禮等解決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種文化應該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圓善。

關鍵詞： 語言轉向；人文回歸；科學的；三種文化；超越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001-10

“語言轉向”這一提法近年在哲學領域頻頻出現，轉引陳嘉映的話，“古代哲學注重的是本體論，從近代開始，哲學注重的是認識論，到了20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一般研究認為西方哲學研究經歷過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語言哲學階段。實際上，哲學家對語言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是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還是近代的洛克、貝萊克、休謨、康德、萊布尼茨等人都十分關注語言。到了二十世紀初，哲學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①。 除了哲學外，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217均提出了“語言轉向”。盡管這些“語言轉向”的提出和哲學上“語言轉向”存在著差異，但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這么多學科都提出了“語言轉向”，是偶然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學科“語言轉向”考評

這么多社會科學都提出了“語言轉向”，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時，還需對各學科“語言轉向”的內容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由于相關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選擇分別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學領域內，不同研究者的“語言轉向”也大相徑庭。陳嘉映將其總結為：“1）新邏輯的發現；2）對古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厭倦；3）反對哲學中的心理主義；4）語言科學的建立和進步。”他進一步認為，“概念思辨本來就主要是在語言分析層面進行的，當概念思辨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也自然而然產生了”。 有一種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實體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觀點一時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眾多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視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體性范疇——語言，于是出現了語言轉向。但威廉姆森18認為概念轉向比語言轉向構成更為廣泛的運動，對語言與思想的相對優先性持中立態度。不管怎樣，“語言轉向”的確發生過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經濟學的“語言轉向”也受人關注。現代社會經濟學影響很大。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當代經濟學研究者喜歡使用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和計量模型，似乎還很少有經濟學學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到了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Rubinstein）終于意識到了語言與經濟的重要關系，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他在《經濟學與語言》19中試圖將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博弈論”置于一個廣闊理性推理和語言交流的知識版圖上，并暗示經濟學研究有“語言轉向”的趨勢。國內韋森系統研究過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語言的問題。“由于語言構成了人之成為人的主要維度，不了解語言，不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形成和市場機制運作中的作用，……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種種生活形式的生發、型構與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試圖從各種理論視角復現人類經濟社會中種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就成了經濟思想界認識和洞悉人類生活世界研究進程的一種自然推進的結果”20。 “法律語言學”是語言學一分支，它從法律角度研究語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語言，這和從語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樣。“法是語言！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給法下定義，都離不開語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語言體現） ；2）司法者——法是判決（判決是語言）；3）守法者——法是行為規范（規范是語言） ；4）功能觀——法是工具（工具是語言） ；5）——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語言體現）”3。可見法學與語言學聯系是多么的緊密。法學研究中的詮釋和修辭研究歷史悠久，很早就關注語言問題。作為現代法理學奠基人之一，哈特通過對法律規則、法律規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體系，哈特①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學中，從而帶來了20世紀法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他的專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學21。法學的“語言轉向”目的是借助語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釋和審判等環節上進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實踐。 教育當然需要語言。教師上課需要言語，還需要用言語與學生交流。教育一刻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語言不可。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學的使命之一在于讓教師學會說話，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讓學生學會說話。因此研究如何讓教師說恰當的話是教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僅從語言學話語分析有專門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們大多描述課堂話語的特征，提出改進有效的課堂話語。海德格爾提出過“走向語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語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終達到的語言……，這是一種工具論語言和本體論語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并保持一定張力的語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實現在語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 教育才能實現人在語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長。”7 心理語言學是語言學一重要分支，語言、心理、認知關系密切，“語言轉向”已經成為心理學界公認的事實。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調控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學在語言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歷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只要找到足夠的材料就能揭開史實。可后來發現，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受話語的影響很大，因此開始引入語言學視野去考察歷史。如何理解文獻文本中的語言，將直接關系到對史實、歷史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會給歷史研究帶來很多令人欣喜的結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歷史學語言視角的典范，再進一步，它會影響到歷史哲學；《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24探討了語言視野下的歷史哲學。而在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通常喜歡用批評話語理論（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對隱含在政治話語中的權力、意識形態等進行研究。后來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學中的“語言轉向”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語言轉向”25。 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文學、文化研究、建筑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管理學、外交學等領域的“語言轉向”26，27，28，29，30，31，32，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社會科學在闡述“語言轉向”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將哲學上的“語言轉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轉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難道是哲學的“語言轉學”促發了這些學科的轉向？此外，還需對“turn（轉向）”進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沒有重視的東西，現在引起重視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變了。比如說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經濟，但以前可能忽視了語言的作用，現在開始關注語言對經濟的作用，而不能說經濟學重心轉移到語言了。

哲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哲學提出“語言轉向”時，它就有可能影響其它學科。這些社會科學喜歡引介哲學上的“語言轉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讓讀者知道“語言轉向”是怎么回事；二則有可能是想在哲學上找到依據，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撐。要追究為何這么多學科都提出“語言轉向”。除了哲學上的依據外，也許還會找到這樣的理由：語言是貫穿這么多學科所必須要談的東西，當本體論上升到認識論，而認識論就得涉及到語言，從語言著手，就會加深對該學科的研究，使該門學科研究更具哲學高度。這些原因都底氣十足，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條，哲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即使哲學出現轉向，社會科學也不一定非得跟著轉，畢竟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只有當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時，才會吸收借鑒其它學科。這并不否認任何學科都受到時代背景和它所處時代任務的制約，以及當時社會主流學科的影響，跟風現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該學科內在動力不需要借助“語言轉向”來幫助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么多學科同時提出“語言轉向”。因此，哲學上“語言轉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動力。根本動力來自于各門學科內在發展的動力需求。至于第二點也是合理的，語言的確非常重要，作為人類共性的東西，語言可以為各門學科發展提供很好的視野，但這些學科“語言轉向”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語言，而是借助語言來更好推動自己學科發展。

（一） 人文學科的科學化——社會科學的產生繼續討論之前，需要了解學科的三大分類：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后兩者容易區分，而后兩者之間卻不易區分。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而社會科學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①。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與“科學”反映出兩者的性質、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異。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某些層面和現象，所謂科學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追溯歷史了。

嚴格來說，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研究還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時還沒有產生社會科學。實際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沒有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如亞里士多德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社會和人文領域。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法學、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學家同時完成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對經濟規律的總結。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教育家，張衡既是文學家又是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以理性主義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將現代自然科學分離出來。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識，后指學科，到了十九世紀，專指自然科學，也就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歐洲社會，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分離和發展，一切社會認識在啟蒙思想的鼓動下進行不斷的理性化，而啟蒙思想的本質是將一切理性化，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理性促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西方一大批科學家如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牛頓等人橫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紀，人們看到自然科學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整個世界，在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啟示下，人們開始相信科學革命不僅僅能在自然科學上改變人類，而且還能改善政治、道德、社會、經濟、文學批評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其基本特征可以說是“將牛頓時代的新科學方法運用解決其他智力和哲學問題的趨勢①”。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能做到完全和精確預測未來，找到其中的規律，控制社會各種現象，從而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駕馭和控制自然規律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會科學的研究宗旨和目的與自然科學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會學，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會學”這一術語②，試圖模仿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學科而創立的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在方法論上，孔德認為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移植進來，為此，他大力倡導“實證哲學”。他的名著《實證主義教程》充分證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階段論” 中實證的程度把科學發展的順序大致歸納為六門：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社會學”的提出引發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離。此后，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分離出來。

（二）社會科學的危機這些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將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經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類社會雖然起源于自然，但人類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質，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只會得出簡單的結論，而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只會導致研究成果嚴重扭曲事實。 不可否認，人們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良好的，為了改造世界，更好為人類服務。也看到了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這是和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最大的差別。人和社會太為復雜，面對著如此復雜的人和人類世界，采用單一的數學模式、建模公式等簡單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復雜性、人的價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沒有單一的結論。拿物理學來說，19世紀末，物理學征服了全世界，經典力學、經典電動力學和經典熱力學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學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經被發現，物理學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很快為量子時代所取代，經典物理像泡沫般破滅凋零。量子物理學甚至打破了曾經堅定信奉的嚴格因果律，從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釋、不確定原理和互補原理摧毀了經典物理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絕對客觀性。之后出現的平行宇宙理論、退相干理論、隱變量和超弦理論都無法再建立起一個終極理論。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從只追求整齊劃一的規律發展到了更注重觀測。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也充滿了爭議與未知。人類科學發展史表明，對真理的探索永無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終不會將其終極秘密展示給人類。將自然科學等同于科學，而又將科學等同于真理，是當代人對科學認識的最大誤區。而在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會視為不科學③。

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庫恩早就是說過，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變更，不存在所謂的“科學”就真理的說法35。個人理解，科學其實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對研究的有效性幫助甚微，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該學科了。因此自然科學的實驗、實證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在“心理學新進展叢書”中葉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從心理學這門學科出發，對自然科學方法才能獲取知識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主導下，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危機，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生態危機，為了經濟發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導致污染嚴重，生態嚴重失衡；社會倫理危機，經濟學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發展，而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調節；教育領域的數字、統計無法解決教育中的真正問題，與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馳；人性危機，人的機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體人性的分裂與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沒了道德和價值。科學主義無法解決規范問題，價值立場問題。人類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與正義，但在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科學研究的危機除了這些，還有方法論上的質疑。很多學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化提出了挑戰，對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學領域需要重視具體問題之中價值判斷的正當化。長期以來，法學皈依于科學主義，不研究道德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無法解決問題。33

（三）途徑之一：人文的回歸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像當初預想的那樣能讓人們完全駕馭社會，相反帶來相當嚴重的惡果，因此很多學者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韋伯首先區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了“文化科學”來界定，特別強調人類的精神生活。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要素，這就是價值和意義”。在反對自然科學沙文主義和維護社會科學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時，他也堅持認為文化科學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他認為價值是文化科學概念形成的先決條件，價值關聯決定了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野。國內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反思。 社會科學反思的結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為首了，要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而“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社會科學原本與人文學科是一家，現在他們發現離開人類的情感、價值去走向純粹的理性主義是行不通，于是回歸人文。“人文轉向”并非是用人文學科的方法或知識來指導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必須關注人類的情感、精神與價值，用人文學科的精神和理念來指引社會科學的發展。 “人文”這一概念涵義比較復雜，不同歷史時期，含義不同，與之相關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等概念。“人文”的源頭和演變異常復雜。本文強調從治學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有著自己的人文傳統，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體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關，但更多有自己的特點。“人文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變化有了不同的內容，但其核心價值與“人文”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對人的關注。文藝復興后特別是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占據主動地位，人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義核心價值側重于人道主義，屬于道德的觀念。可以說啟蒙運動后歐洲傳統的人文理念似乎斷層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人文”最早出現在《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認為這里的人文指禮樂教化，強調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人文觀，這種人文觀不僅要求處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也十分重視對個人修養的培養。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禮樂養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們與人文學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和取向，都關注人的價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和提供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38。社會科學在揭示社會規律，獲得普遍知識時，如果不關注人的價值，就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惡果中去。當社會研究者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危機，就會采用各種辦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人文轉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具體用某些細節去落實。韋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體細節。而“語言轉向”正是“人文轉向”的一種細節性措施方式。“語言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人文轉向”，一種社會科學回歸人文的呼聲。因為語言具有某種共性和特殊性，因此這些學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語言作為人文回歸的前奏。

（四）語言的人文性為什么說“語言轉向”是一種“人文轉向”呢？首先，語言貫穿于社會科學各領域，是他們共有的；第二，“語言”的關注具有人文性。這可能有爭議，語言在不少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何來的人文性？語言確實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語言工具來交流、學習、生活等；但語言也可以用來傳載人類的文明、知識和精神，每個人的言語都不同，每個民族的語言也是不同。因此語言可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種工具，使用工具來幫助人類日常生活；形而上則一種民族精神，一種價值觀念。語言和語言學不是一回事，語言學研究中現在也存在兩種分野：人文和科學的。但語言本身卻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語言是屬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將語言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語言是心靈的自然稟賦，唯有語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語言與思維不可分離，民族精神與民族語言密切相關。洪堡特也持這樣的觀點，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爾說“人是具有語言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 人文性是人類對自己道德和價值的追求和完善。語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屬于人本身，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靈魂和世界觀。“語言不是傳統語言學所認為的思維和交際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義和精神，它負載著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觀，負載著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人有了語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語言是人的世界，是人類的家園，包孕著無限豐富的人文精神，這就是語言人文性的內涵所在”39。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哲學“語言轉向”后默契或無意識地，試圖借助“語言”這個人文性十足的物象來幫助自己學科向“人文”靠攏，回歸人文。社會科學本就是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出去，“人文”的回歸合情合理。

三、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出路

社會科學努力借助人文學科的價值導向試圖從完全“科學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當代人文學科也存在極大的困境，不僅出現了類似社會科學的“完全科學化”，甚至在功利主義至上的喧囂中，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沒有“什么用”。在高度實用主義主宰一切時，人們首先會審視是否會帶來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現“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已經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這種情況在中國愈演愈烈，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文學科也曾面臨過這樣的危機，不過進過深刻反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種種措施去拯救人文學科①。

（一）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危機社會科學在完全走向“科學”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和目的來研究社會現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只不過在自然科學方法的主導之下，其研究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試圖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實驗方法最終找到了支配人類社會的幾個規律。這本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社會研究的結果定位為幾個支配規律，這樣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形而下”。人類社會復雜的多樣性不可能只用幾個規律就能解釋清楚，這并非一味否定“科學”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將研究終極目標定位在如同幾個化學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按照他們的思路，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福斯特（哈佛大學校長）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百年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畢竟，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學時報》 （2011-01-04 B3 國際）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讀取。）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兩年向總統、國會和全美人民遞交《美國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報告，詳細匯報人文學科的各項事宜。注意，中國只有社會科學才有這樣的報告，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住房、改革等問題，而基本上沒有關于人文學科的報告。可見，人文學科在兩國重視程度差異之大。

那么多元與復雜，最終也就那幾個規律。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皆是人形成的，試圖解釋人行為的根本規律如同要揭示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無法將人類生存的意義用幾個規律加以總結，因此試圖一勞永逸采用自然科學為旨趣的社會科學研究永遠永遠只是一個夢想①。

而從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來看，特別是量子力學的發展，經典時代由幾個支配規律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經過時，當代科學家更關注的是能夠對大自然說出些什么，強調觀測。自然科學的新思路和新發展可能并沒有引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學主義”的研究者，其思維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學經典時代的套路，對新的科學思維全無了解，而且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不科學”。 在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了新的視角，也取得了新成果，畢竟能用幾個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研究是非常誘人的。因此，人文學科也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實證和實驗方法也確實給人文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此后，人文學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學派”兩大派系，甚至兩大派系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學派”占了上風。人文學科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學派給吞噬，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為科學哲學教導這些“科學派”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們動輒說：你們的研究是不科學的。但實際上“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學派”占上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派”因標榜自己是科學的，并試圖展示美麗的幻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能改變世界，極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經費的支持。“在媒體的幫助下，公眾已經被說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學家才能提供解決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學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體問題適合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圖表、各種曲線圖和統計公式才是科學的，所有嚴謹、有內在邏輯和客觀的研究都是科學的。 “科學”喜歡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證明，但無論模型如何復雜，它只是對“假設”的一種證明手段，解釋手段當然可以多樣化。但實證研究在人文學科中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證實現有理論。由此可見，“科學”派如要在人文學科中取得真正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變。“科學”的威脅可能只是暫時的，“人文”派學者卻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輕心。我們認為，方法的包容和創新是研究的動力，學習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創新不竭的動力，因此適當吸收當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是每個人文學科的必修課。其次，人文學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規律。此外，“人文”學科應該有信心加大宣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徑是有著巨大的優勢，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這一行列。當然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僅是來自“科學”派的威脅，其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不僅僅有方法的問題，問題多，需要認真分析細致思考，對癥下藥。 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排擠”，更大的危機是“功利化”。功利化讓一個民族精神上無所適從，精神喪失乃是當代中國一個最為顯著的問題。功利化讓人看不到人文學科持久的影響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動輒發問：你這有什么用？人文學科的危機間接導致精神危機。完全“科學化”與“功利化”幾乎將人文學科送進了墓穴。有著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學科在功利主義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態明天他們就要給社會帶來什么具體好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②。

無論在網絡還是在學術討論中，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問題頗為熱門，《南風窗》2010年第19期推出專題“直面精神危機”，邀請海內外專家闊談當代中國人精神危機的表現、根源以及對策。

經典時代的物理、化學都認為只要用幾個簡單的規律就能解釋整個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當代量子物理學已經打破了這種經典式解釋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物理學的意義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們人類能夠對自然界說明什么。沒有一個脫離觀察而存在的“絕對世界”。量子力學比史上任何一種理論引發的科技變革都要多，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科學的看法，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雖然量子力學內部充滿了爭議和分歧，但其基礎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幾個解釋上，經典時代幾個簡單規律定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功利化不僅給人文科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也給自然科學帶來極大的危害，自然科學內部的基礎學科如數學、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等，因不能像工程類學科馬上帶來利益效應，也面臨著學生減少，師資流失，經費縮減等壓力。不過在自然科學內部，科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了。

精神危機的根源相當復雜，限于篇幅無法展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走出精神危機，人文學科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讓人文重新洗禮每個人，每個人得到啟蒙。

而當代人文學科的衰落與精神危機是一種互為因果關系。反觀世界，真正的強國不僅僅在于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更重要的他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文化，展現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種人民對他們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國的崛起，沒有這樣的價值輻射就永遠不會崛起。而這樣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黃金白銀，也不是靠強大軍事，是來自對人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類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國人文學科之路：中西融通與人文洗禮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理性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主導這一切，導致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分離。“二元對立、邏輯思維等西方的‘理性’對二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學技術還會需要它，而這與客觀世界的本質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與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類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難以擺脫的‘悖論’？”。好在西方學術界對此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①。那么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呢？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的第一危機是，西方的傳統和學術話語霸權一直左右著中國的學術，我們的學術傳統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學術研究跟著西方轉，成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產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機，中國人文傳統的斷層。啟蒙運動后西方的傳統是理性和邏輯，傳統人文減少，不過西方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有著豐富的人文傳統，打破西方的霸權，一條好的途徑就是向中國文化汲取營養。許嘉璐先生提議哲學需要一場革命，需要發揚中國哲學自己的傳統，其它學科也應當如此。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場變革，力圖改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傳統，要求注入人文氣息。可是當看到西方在變革時，我輩中人似乎依然無動于衷，多數人依然“戴著鐐銬”在跳舞，無視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 中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層面卻未能真正西化。中國人治學，特別在當下，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諸多不是，但我們并未掌握他們的精神要髓，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來套用，對學術傳統和學術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讓我們只想拿來成果換成更多的物質利益。因此某位學術大家說過，近幾十年，無論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中國人沒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這讓所有中國學人無比汗顏。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著良好的傳統，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的獨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沒有這場洗禮，便沒有西方的經濟、政治、民主和科學。本文認為，中國若要強大也須有一場洗禮。洗禮，是一種精神洗禮，是一種人文洗禮。國人的人文素養普遍不高這是事實，西方自然科學家寫出的科普作品能成為暢銷書，很少見到中國科學家寫出這樣的暢銷書，這是缺乏人文素養的最直接表現。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簡單各門學科全面拷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們獨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們要怎樣振興中國的人文學術呢？ 本文認為，一方面，要從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中汲取營養；另一面，需要“圓融”，不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圓融”，更需要中西方學術傳統的溝通與圓融。雖然目前不少學者朝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不成功。

今天的學術界實際上是“西學為體，中學點綴”，則導致中國學術徹底迷失。較為理想的模式是，將“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論來改造中國，而是將兩者融合后創造出能與世界對話的“新物質”來。比如，中國傳統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完全可以采用現代學術方法進行闡釋并在世界推廣。再如中國人文資源與西方異曲同工之處也可采用現代方法，溝通中西，以嚴密的邏輯和合理的學術形象展現給世人。在倫理修養、藝術美學等方面中國人文的資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獨當一面；在法律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學習西方，中西融會的方式來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邏輯上縝密化，參照國際體系。在方法訓練和思維方式上，中國應該更多學習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創新點上則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總之，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鐐銬”，穿上自己縫制的衣服，大膽地與外人交流。 中國學術如果只重視學術層面，而忽視“道”的層面，那將永遠超越不了西方。“中國學術的傳統中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為科技，導致今日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這樣的科學精神是來自人本，是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尊重，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出幾本書，發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學習西方可能今后很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學習西方是要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需要融會貫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難，只有汲取中西對人本研究的精華，才有可能提出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理論突破。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之道振興有兩個方面不得不重視，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對人文學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國進行一場廣泛的人文洗禮；第二，只有重視人文學科，中國的人文洗禮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無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著眼重點。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從點點滴滴做起。 綜上，人文的興起涉及到學術界和普通公民。學術界需要重視挖掘中國既有的人文資源，努力學習新方法，重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從“道”的層面學習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場人文洗禮，人文洗禮可以由學術界發起，但必須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過人文洗禮后，人文素養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學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國人文學科才能真正意義上振興起來。

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范文第5篇

（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對體育理論和競技體育學研究導向不強

作為國家體育類最高級別的科研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體育學立項資助基金項目，從宏觀上反映了我國體育學科研究的熱點、難點、重點及發展方向［1］，對體育學科學研究提供了導向，起統領作用，反映了國家對體育學科學研究的宏觀指導，其課題研究居于國內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之前沿，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國體育學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調查統計得知，競技體育學14年來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58項，約占立項總數的11．65％，位列第四；體育理論立項55項，約占立項總數的11．04％，位列第五，而社會體育學立項99項，約占立項總數的19．88％，位列第一，同時體育社會學立項63項，約占立項總數的12．65％，位列第二，社會體育學和體育社會學兩學科立項約占立項總數的32．53％。從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從立項單位到體育工作者，都把研究重心放在了社會體育學、體育社會學、體育管理學，忽視了體育基礎理論和競技體育學的研究。體育基礎理論在體育學研究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們客觀、深入、全面、系統地認識體育的知識基礎，也是實現體育跨越式發展和應用研究創新的“基石”。社會體育的發展不僅需要有“文”，更需要“理”的基礎來支持。

（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入口窄立項難

近年來，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方式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呈現出多元化趨勢。體育學科申報自然科學基金較晚，調查顯示，截止到2009年，僅有國家體育總局運動醫學研究所在2006年申請的立項被立項為化學科學部的重點項目，資助經費180萬元，8年來體育學科的立項課題多數為面上項目，共計40項，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僅立項3次，體育學在自然科學基金上的立項相對其他基金項目較少，并且資助率較低，立項難度非常大，如歷年來獲得面上項目立項最多的北京體育大學，8年間申請了約69個立項課題，被批15個，資助率21．74％，且大部分都是面上項目。體育學科學研究也隸屬于自然科學研究范疇，我國體育院校的體育工作者多是以體育教育訓練學專業為主，如何從生物科學和化學科學的角度，充分重視體育基礎理論知識（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解剖學）去實踐科學研究，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競技體育、學校體育、社會體育、體育產業等學科應在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醫學、運動營養學等基礎理論學科的指導下進行科學體育實踐活動，體育的每項技術動作都與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醫學等基礎理論學科密切聯系，沒有基礎研究的體育學科學研究，其兩腳只能懸在空中，沒有基礎學科做堅實的保障我們無法探尋科學研究的本質。

二、體育科學研究的對策

（一）科學研究理念與時俱進

當以技術革命為基本核心推動工業革命向更深的層次和更廣的領域發展的時候，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就以科學信息技術體系為基本框架，從而建構了一個全新的人類社會發展藍圖———隨著科學發展的日新月異，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等基礎保障學科的發展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人體運動系統———骨關節、肌肉等深層次、細致的研究，提供了技術支持和保障，運用瑪雅技術和ANSYS有限元分析軟件的結合，可使將來體育能夠腳踏實地的在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等基礎保障學科上去研究教育學、訓練學、運動醫學、運動營養、運動與養護、運動與健康等學科，去發展和完善體育學科，進一步深層次地探究人的全面發展，否則以教育和訓練結合為主導的體育科學研究體系則顯得十分蒼白。體育科學研究是體育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2］，因此應充分發揮體育軟實力的重要作用，把握好體育軟實力的導向作用，加強對體育學深入、細致的研究，逐步爭強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體育學立項研究，充分發揮現有的經驗優勢，多爭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立項。

（二）重視體育學科中運動生物力學等基礎學科的作用

通過對國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學基金的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體育工作者很少有從基礎學科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體育學。例如，運動生物力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它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既有對人體自身器官如骨骼、肌肉生物力學特性的研究，也有對人體整體運動如各種項目動作技術的診斷，既有對人體模型的力學分析，又有對人體運動的實驗測試。近些年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尤其是電子學、機械學、材料學、光學、瑪雅技術、ANSYS有限元分析技術、激光技術、傳感器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相關學科的飛速發展以及社會需求的不斷增長，運動生物力學的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展，如對人與體育儀器器材關系的研究正朝著又一個新興的邊緣學科———體育工程學發展。人們不僅關注競技體育，也開始重視全民健身，這為運動生物力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氛圍和契機。但就是如此重要的基礎學科，在近幾年的體育科學研究中卻寥寥無幾，我國在競技體育及其他領域取得的成績，總結其規律、探討其本質時很難進行科學的量化和評價。

（三）優化課程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