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限制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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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1篇

關鍵詞：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機械力學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近代自然哲學家以近代機械力學為基礎，與唯物主義相結合，概括和總結自然觀及其與人類的關系所形成的自然觀。它是歷史上相繼的自然觀狀態的一種形態或一種階段。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與哲學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從15世紀到18世紀，工場手工業替代家庭手工業，生產技術逐漸改進，自然科學逐步沖破宗教神學觀念的束縛，其中力學發展最快，并被廣泛應用于生產和生活各方面。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發展以伽利略和牛頓為代表。伽利略將試驗方法和數學演繹方法相結合應用于物理學領域，使機械論自然觀表現出了“自然的數學化，質還原為量，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上帝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特征。牛頓統一了天體力學和地面力學，建立了經典力學的完整體系，實現了自然科學的第一次大綜合。他認為物體沒有改變狀態的能力，慣性是其本質屬性，運動需要借靠外力，宇宙是一個依照某一運動規律被設計出來的機械裝置。之后近代的自然科學都以力的概念和機械運動的規律去研究自然科學的其他現象。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哲學。法國的笛卡爾奠定了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哲學基礎，他認為世界的運動都是按照力學的定律來運動的，并用這種機械的觀點去解釋一切物質運動，包括宇宙中星體的運動、復雜多變的人體運動，甚至是生命有機體的動物生理運動。這種物質的運動并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可以為事物所主導的運動，而是無生命的運動。他認為世界被嚴格區分為形體世界和精神世界兩個部分，它們都有上帝這一個共同的來源；伴隨著這種區分，他同時也將人類社會中的道德與人文同自然哲學和科學進行了分離。

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對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西方近現代的自然科學、哲學、宗教等各個領域均受到來自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影響，然而仍然具有局限性，對其機械性、形而上學性和不徹底性進行了批判，對其揚棄后發展出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運動就是失掉一個位置而獲得另一個位置”。因而，在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機械看來物質的運動無非只是位置的不斷變化而已。他們只是把運動看做是機械的運動，而沒有看到其他的運動，用機械運動的特點掩蓋了其他運動形式的特殊性。而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則認為任何事物都處于運動變化之中，運動是絕對的，運動具有客觀性，運動過程包括進化和退化，事物運動的方向最終都是從低級走向高級的過程。

把一切質的差異都歸結為量的差異是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形而上學的一個表現。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質量變規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發展過程和狀態、發展變化形式上具有的特點，從量變開始，質變是量變的終結。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質變不僅可以完成量變，而且為新的量變開辟道路；質變引起事物性質的變化。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否定了質自身的規定性，又否定了不同層次的量的各種規定性，因而把量的范疇抽象化、絕對化。例如他們認為，可以用事物量的變化來將一切質的差別和變化歸結起來，否定質變的存在。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以孤立、靜止的方法研究自然界。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指導下的自然科學研究用孤立、靜止的觀點解釋自然界，用孤立的觀點來否定事物之間的聯系具有普遍性，用靜止的觀點來認為事物在本質上從來不發生變化，將自己歸到了造物主創造整個自然界的唯心主義營壘中。16-18世紀的自然科學大部分領域和學科正處在搜集資料和分門別類加以整理的初級階段。如生物學家林耐把各種植物孤立起來進行分類，認為先要知道生物界是由什么構成的，然后才能研究他們是怎樣進化的以及各種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將研究對象進行分解加以研究的方法由于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成了孤立、靜止的研究自然界的方法。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在自然科學上沒有突破神學的桎梏。雖然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世界觀的束縛，如牛頓就用力的概念和機械運動的規律去揭示一切現象，得出了嚴格的用數值來表示機械因果性的公式。但是牛頓認為慣性是物體的本質屬性，物質本身沒有改變狀態的能力，物體要改變狀態，只有依靠外力，提出了所有運動變化的原因都在物質外部的外因論。牛頓把這個外因歸結為“神的第一推動力”，又陷入了神學的桎梏。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影響了經濟學，受其支配下的人類活動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認為自然中存在心靈和物質這兩個實體，二者獨立存在而不相互依存，各自有著不同的屬性，一方的變化不會引起另一方的變化。這種觀點影響了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造成了自然與人的對立，導致人們對自然倫理的冷漠，是人們的自然觀發生了異化。資本家為了經濟利益和剩余價值，不斷去更新技術去開采自然資源，對污染物進行毫無節制地排放，破壞了生態平衡，最終造成了現代社會經濟高速發展與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不平衡。

結語

本文從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和哲學入手簡要介紹了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然后從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角度對其機械性、形而上學性和不徹底性的局限性進行了評析。由于對自然科學僅處于概念上的了解，且缺乏對人類歷史上不同歷史時期自然觀的深刻理解，因此無法很好得用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準確地對機械唯物主義主義自然觀進行評析。知識的欠缺和方法的不嚴謹導致本文沒有以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一個具體局限為參照進行研究，僅僅停留在了簡單籠統的論述上。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北京）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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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2篇

在恩格斯“哲學的終結”語境背后，既包含著“哲學的終結”的思想內涵，也包含著馬克思的“新世界觀”與德國古典哲學乃至西方傳統哲學的關系問題，還隱藏著對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性質的理解問題。可見，正確理解恩格斯“哲學的終結”的思想，是一個重大的哲學問題，也是我國哲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最近，拜讀了陳文通教授《重新解讀“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以下簡稱陳文）頗受啟發。陳文對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部著作基本內容的闡發，以及對相關問題的分析，確有不少獨到見解。同時，我也感到，陳文對恩格斯“哲學的終結”及其相關論述的解讀，大有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必要。本文就這些問題談幾點體會，與陳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陳老師和各位讀者。

一、“哲學的終結”是“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而不是“全部哲學的終結”

恩格斯的“哲學的終結”，究竟是指“全部哲學的終結”，還是指“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陳文在闡述了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主要內容之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終結》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學的終結”，并認為，“哲學的終結”不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而且是“全部哲學的終結”。陳文主張，“一旦我們認識到黑格爾哲學體系（從而‘絕對觀念’和‘絕對真理’）的荒謬性質，那么，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為基本問題和最高問題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1]20顯然，陳文在這里所說的“全部哲學”，舍棄了恩格斯所說的“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的限制詞，把“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理解為“全部哲學的終結”。仔細研讀，我們就會發現，恩格斯所說的“哲學的終結”，并不是指“全部哲學的終結”，而是指“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2]219對此，我們可以通過恩格斯的其他論述得到證實。

“哲學的終結”是神秘的唯心主義哲學的終結。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既是對杜林的“先驗主義”和“世界模式論”的批判，也是對黑格爾“絕對唯心主義”的批判。杜林的哲學屬于“先驗主義”。杜林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有一個所謂“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則。人們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識，正是借助于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則而產生的。離開一般的形式和原則，便不會獲得認識。對此，恩格斯批評說，杜林顛倒了原則和現實的關系。在恩格斯看來，“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3]374與此相反，杜林是從原則出發，在思想中構造現實世界。可見，杜林的“原則在先”的觀點，完全像一個叫做黑格爾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過是黑格爾哲學的抄襲。黑格爾的哲學是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他以“絕對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歷史的發展，甚至是用“絕對精神”的活動代替人類的歷史活動。在黑格爾哲學中，“絕對精神”占統治地位，人類的歷史服從“絕對精神”的歷史，真實的歷史變成了虛幻的歷史，現實的歷史變成了神秘的歷史。和黑格爾一樣，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則來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把現實世界搬到思想世界”。這顯然是荒謬的。事實上，作為思想的觀念和原則不是來源于人的頭腦，而是來源于現實世界，思想是在認識現實世界的過程中產生的。“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憐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系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系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2]242我們不應把現實世界歸結為思想和原則，相反，只能在現實世界中發現思想和原則。一旦我們發現了思想和現實世界的真實關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釋世界的發展，而是在根據發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哲學終結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義的“現代唯物主義”。這和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思辨終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隨著唯心主義哲學的終結，產生了以現實世界為基礎的“實踐哲學”。

“哲學的終結”是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終結。杜林主張“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變的”，并以為他自己的哲學已經發現了永不變的“終極真理”，達到了絕對可靠的認識。顯然，杜林所謂的“終極真理”和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沒有本質的區別。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世界的本質，世界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由“絕對精神”支配的，“絕對精神”演變為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便達到了對“絕對真理”的認識。這樣一來，黑格爾的哲學就成為“絕對真理”的化身，成為“真理的大全”。實際上，黑格爾是把個人的認識置于人類的認識之上，把個人的思想夸大為“絕對真理”。這顯然是錯誤的。恩格斯主張，人們的認識充滿著矛盾，即思維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然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情況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類的思維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斷地去認識無限的世界，以便達到對世界本質的認識。然而，這種認識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個人的認識中實現的，無限的認識總是通過有限的認識來實現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人的認識不可能最終完成，不可能達到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這就是認識的矛盾。但是，黑格爾哲學試圖一勞永逸地消除人們認識過程的矛盾。黑格爾把自己的哲學體系宣布為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并以為“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2]216顯然，企圖消除矛盾的結果，引起了黑格爾哲學的內在矛盾，即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于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爾企圖以個人的認識代替人類的認識。“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一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2]219顯然，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不是“全部哲學”的完結，而是以往那種試圖追求“絕對真理”的哲學完結了。

“哲學的終結”是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哲學的終結。杜林以“世界模式論”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先驗主義”的哲學體系。這是黑格爾哲學的翻版。黑格爾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盡管黑格爾哲學充滿了辯證法思想，但是，為了建立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不得不犧牲辯證法。“而按照傳統的要求，哲學體系是一定要以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盡管世界是不斷發展過程，但是，為了體系的需要，“他還是覺得自己不得不給這個過程一個終點，因為他總得在某個地方結束他的體系。在《邏輯學》中，他可以再把這個終點作為起點，……但是，要在全部哲學的終點上這樣返回到起點，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把歷史的終點設想成人類達到對這個絕對觀念的認識，并宣布對絕對觀念的這種認識已經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但是這樣一來，黑格爾體系的全部教條內容就被宣布為絕對真理，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條東西的辯證方法是矛盾的；這樣一來，革命的方面就被過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學的認識上是這樣，在歷史的實踐上也是這樣。”[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義觀點，既然作為認識主體的精神有終點，受精神支配的歷史當然也有終點。其結果是，“最終完成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么，人的認識的領域就從此完結，而且從社會按照那個體系來安排的時候起，未來的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就中斷了”。[3]376可見，黑格爾的哲學宣告了“歷史的終結”。“絕對觀念”既是哲學體系的終點，同時也是歷史的終點。然而，現實的歷史并沒有終結。真正終結的不是歷史，而是黑格爾的哲學體系。黑格爾哲學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學的發展。黑格爾哲學不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也是西方傳統哲學的集大成。因此，黑格爾哲學的終結，意味著“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就哲學被看作是凌駕于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來說，黑格爾體系是哲學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學都隨著這個體系沒落了。”[3]362可見，恩格斯所說的“哲學的終結”，既是黑格爾哲學的終結，也是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哲學的終結。

總之，恩格斯所說“哲學的終結”，絕不是“全部哲學的終結”，而是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在“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終結以后，產生了歷史唯物主義。這才是恩格斯“哲學的終結”的真實內涵。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恩格斯“哲學的終結”，才能真正把握哲學和西方傳統哲學的區別，才能深刻理解哲學所實現的哲學革命。

二、“哲學的終結”是哲學形態的變革，而不是哲學的消失

隨著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產生了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那么，從黑格爾哲學保留下來的邏輯學和辯證法是哲學的內容，還是屬于實證科學的內容？陳文認為，“這樣一來，全部哲學都被實證科學驅逐出去而壽終正寢了。至于黑格爾的邏輯學和辯證法，一方面，它本來不屬于哲學基本問題考察的范圍；另一方面，既然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是辯證的，那么，辯證法也就寓于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現代唯物主義之中了。”[1]17在陳文看來，既然全部哲學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現代唯物主義中的邏輯學和辯證法，當然也就不再是哲學，而是實證科學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顯然否認了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和舊哲學的聯系。事實上，在恩格斯看來，“哲學的終結”是一個辯證否定的過程，是一個“揚棄”的過程，是一個既克服又保留的過程。“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說，以往的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而不是被“拋棄”了。“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學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學的現實內容。正如黑格爾所指出：“每一哲學曾經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沒有任何哲學曾消滅了，而所有各派哲學作為全體的諸環節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學里。……所以沒有任何哲學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學的終結”，并不是對以往哲學的簡單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學的消失。對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自然辯證法》等著作中作過論述。讓我們進行分別的解讀。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論》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原樣保留了這段話。[3]738在恩格斯看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哲學，總是把哲學當作“似乎凌駕于一切專門科學之上并把它們包羅在內的科學的科學。”[2]241其結果是把哲學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隨著現代唯物主義的誕生，從根本上消除了哲學的神秘性質，那么，作為“凌駕于一切科學之上的哲學”便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因而以往的哲學終結了。但是，在以往哲學中存在的辯證思維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學形態中。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樣，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2]257恩格斯認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從現實出發，而不再從頭腦出發，在事實中發現事物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在頭腦中構造事物的聯系。這樣一來，不僅自然領域中導致了“自然哲學”的終結，同樣，歷史領域中也必然導致“歷史哲學”的終結。在這兩個領域中，舊的哲學被驅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學在思維領域中被保留下來，其主要的內容就是研究思維規律的學說，邏輯學和辯證法。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又說：“自然研究家由于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茍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于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尚能茍延殘喘”的哲學，是“一切哲學的廢物”，是和辯證思維方式相對立的舊形而上學。一旦辯證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以往的那種固守形而上學的哲學思維必然在實證科學中消失，而辯證的思維不屬于“哲學的廢物”。所以，辯證法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被保留下來。

恩格斯以上的論述表明，雖然以往的哲學終結了并被新的哲學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學并不是一無是處，其中存在著合理的內容，這就是辯證法思想。這些思想被保留下來。可見，“哲學的終結”并不是哲學的中斷，也不是哲學的終止，更不是哲學的消失。“哲學的終結”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經被人類實踐證明是荒謬的東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類實踐證明是合理的東西。當然，對于被保留下來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通過吸收借鑒和改造，轉化為新的哲學內容。

不可否認，恩格斯的確這樣說過，“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兩千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永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它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3]481在恩格斯看來，經過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內容之后的現代唯物主義，“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這里所說的“不再是哲學”，意味著不再是以往的舊哲學。“而只是世界觀”，說明現代唯物主義屬于世界觀的哲學，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學的新的哲學形態。因此，恩格斯所說的被保留下來的辯證法，是經過改造之后的現代唯物主義的哲學內容。我們只能在哲學的意義上，而不能在實證科學的意義上理解辯證法。

恩格斯多次強調實證科學必須和理論思維相結合，也說明“哲學的終結”并不意味著哲學的消失。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科學不能離開辯證思維，否則，自然科學就會陷入困境。“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系起來”。[2]300在歷史上，自然科學曾經走向神秘主義，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蔑視理論思維，蔑視辯證法。這就表明，自然科學的進展，不僅不會“拒斥”哲學，反而需要哲學的“呵護”，實證科學一旦離開了辯證思維，它必然要受到哲學的懲罰。一方面，恩格斯主張，自然科學的進步推進了哲學的發展，甚至自然科學的發展改變了哲學的形式，甚至改變了哲學的內容。比如，從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到辯證思維方式的轉換，就是自然科學進步的產物。這種轉換“可以僅僅由于自然科學發現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實現，這些發現不會甘于再被束縛在舊的形而上學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上。”這無疑說明自然科學的進步對哲學發展的意義。另一方面，恩格斯進一步強調，自然科學發展對辯證思維的推動作用，“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步履艱難的過程，在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額外的阻礙。……如果理論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辯證哲學的歷史存在的形態上來較仔細地研究這一哲學，那么上述過程可以大大縮短。”[2]286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科學對哲學的推動作用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這個自發的過程如果一旦轉化為自覺的過程，就會加快哲學的發展過程。不僅如此，恩格斯還高度重視哲學對于自然科學進步的積極作用，科學家一經自覺地掌握辯證思維方法，必將極大地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進而表明，“自然科學便走上理論領域，而在這里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在這里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因此，“對于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2]284可見，辯證的思維方法對于自然科學的進步，不是可有可無，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論述足以說明，“哲學的終結”不是對舊哲學的簡單拒斥，也不是對舊哲學的全盤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過程。恩格斯所說的“哲學的終結”，并不是“哲學的消失”，而是哲學形態的變化。盡管自然科學的發展在哲學形態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自然科學的進步并沒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學，更沒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學，只是改變了哲學的形態。正如伽達默爾所言：“科學沒有試圖阻止哲學以改變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實證科學，而是新形態的哲學

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是“哲學的終結”的產物。那么，我們應當如何把握現代唯物主義的性質呢？它究竟是屬于實證科學，還是屬于哲學？對此，陳文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現代唯物主義已經不是哲學。既然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歷史觀就是實證科學和歷史科學，就是現代唯物主義的新成果和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學了。”[1]27陳文的這種觀點反映了理論界存在的一種傾向，即把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實證化的傾向。這種觀點持有者的一個基本依據，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學，而是用“世界觀”或“歷史科學”等概念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我們認為，停留在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層，不能作為判斷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性質的依據。

不可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場合下，都是用“世界觀”或“新世界觀”、“新唯物主義”、“實踐的唯物主義”、“現代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甚至用“歷史科學”或“真正的實證科學”等概念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這種情況說明，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學劃清界限，以表達他們的哲學和舊哲學的本質區別。這種情況還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實證主義的影響。問題在于，我們判斷歷史唯物主義的性質，絕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層，必須到達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回歸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歷史條件，回歸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語境，回歸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實踐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處在實證科學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他們不可能完全擺脫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一方面，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學”這一概念，如“關于人的科學”、“關于人的自然科學”、“真正的實證科學”、“歷史科學”等等。雖然他們研究的內容并不屬于實證科學，但他們卻用“科學”或“實證科學”的概念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在語言表達方式上，也存在著科學主義的烙印。盡管馬克思研究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但他卻說“人類社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恩格斯在闡述馬克思的“兩大發現”時，也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和自然科學的發展進行對比：“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3]776此外，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他們對自然科學的進步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馬克思的貢獻不只是在社會領域，即使在數學領域他都有獨到的發現。每當馬克思看到自然科學的成就對工業發展、對社會進步所產生的推動作用時，他都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喜悅。恩格斯不僅關心自然科學的進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學的內容。他專注于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撰寫了《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學的哲學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見，科學主義思潮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把他們歸屬為實證主義者。

自然科學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3篇

關鍵詞：格物致知 傳統教育 國際接軌

人教版九年級上冊語文第14課，是丁肇中的《應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國傳統教育并不重視真正的格物和致知，發聾振聵地指出“傳統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尋求新知識，而是適應一個固定的社會制度”。因為《大學》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達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田地，從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義便被埋沒了。并批評受這個文化背景的影響，中國教育模式下的學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論而輕視實驗，偏向于抽象思維而不愿動手……往往功課成績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時，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錮科學

“國”字框文化效用，禁錮了中華民族科學思維的發展。不曾考證倉頡造這個“國”字屬于何種造字法。在造這個“國”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為國都的事實，倉頡根據已得經驗造出這個“國”字，這可能是不爭的事實。歷朝歷代的都城都是深溝高壘，一統家天下，嚴格秉承著“國”字型來建都。從秦始皇始，為御敵而修筑萬里長城，徹底把整個華夏給“國”起來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國”字結構；從古至今，中國各級各部門各行各業各單位，圍墻建制，“國”字結構。“國”象征最高統治機構，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嚴，也定格了封閉、禁錮的形式和意識形態，這種形制和意識于中華民族已入腦入髓，根深蒂固地潛入中華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傳下來。這種封閉、禁錮的文化形式和意識形態阻礙了民族的視野，致使我們在很長一段黑暗隧洞的蝸行中，既不能正確認識別人，也不能正確評價自己，井蛙觀天，限制了民族科學思維的進步和發展，現在中華民族的意識仍沒能鉆出“國”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們經常以我們有萬里長城、秦兵馬俑、四大發明而驕傲就說明了這一點。

二、古文化內容上摒棄科學

中華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學說，儒家學說的精髓是“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是中國傳統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主要講的是安邦定國、修身立命、禮儀法度、文學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師生談話內容記錄等等。從大處說，是治國平天下；從小處說，是強調個人的修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結晶而被譽為“群書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經》，也只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

我們的先賢們這些宇宙蒼生的哲思，治世論道的思辨，繁文縟節的典章，從古至今仍是傳統教材的重要內容，由此誤導我中華成為一個重文輕理之民族。將人們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無欲無為、寧靜致遠的參經悟道的隊伍。丁肇中在《應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舉了個例子，說明朝理學家王陽明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連格了七天，終因格得頭痛而宣告失敗。之在《格致與科學》中分析指出：“因為中國的學者向來就沒有動手動腳去玩弄自然界實物的遺風”。連受過所謂正統教育的大學問家王陽明也鬧出了科學探究的笑話，更何況那些囫圇吞棗的詩書蛀蟲們。我這里并不是否定“四書”、“五經”那縱橫捭闔的人文方略和張弛自如的治世經緯，而是對其先于中華自然科學而植入我們的基因，從古至今桎梏著龍的傳人的科學思維方式而感到遺憾。今天我們的學生高分低能，功課考一百分，卻沒有實驗探究能力，臨事缺方法無主張。中國傳統教育的學生沒有一個能站在諾貝爾領獎臺上，就證明了傳統教育的失敗。

三、古文化發展了藝術言語，遺忘了科學言語，限制了中國人科學思維的發展

藝術言語的特點是形象性、模糊性，表達作者喜怒哀樂的獨特感受，以傳遞情感為目的。科學言語以傳遞知識信息、社會信息為目的，要求客觀、準確、真實的描述客觀對象。要求邏輯性、概括性、嚴密性、規范性。

中華民族從有文字記載開始，就追求的是一種詩意性的“和諧”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學樣式《詩經》，最值得我們稱道的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無一不重形象，輕邏輯；重意念，輕理性；重含蓄，輕直白。如《戰國策》中對鄒忌、觸龍游說的藝術言語就描述的極淋漓。鄒忌說齊王沒有采用單刀直入的進諫方式，而是以身設喻，委婉含蓄；觸龍說趙太后則采用了繞彎的迂回戰術。這二位諫臣共同特點是：不暴露游說目的；忠言順耳利于聽；憂對方之憂。雖都達到了目的，但從他們絞盡腦汁的奴性相中，不難看出一個簡單問題卻費盡周折，這些游士們口若懸河演繹了一出出三寸不濫之舌的口水戰，這在上古無甲子、歲盡不知年的時代尚可，在科技社會瞬息萬變的今天，這種繞彎的藝術言語能適應社會嗎？梁山伯與祝英臺愛得那么深，盡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動凡心，祝英臺正因為這種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啟齒才含蓄到以死抗婚。華夏民族的血統中窮形盡相地遺傳了這些藝術言語，含蓄低調的個人修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對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淺白直露地說出“我愛你”，只把這種愛默默地表現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動中；如果當面夸贊一個姑娘長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會現出羞怯的情態。“言語是思維的物質外殼”。言語受制于思維，又作用于思維。可以這樣說，情感思維創造出藝術言語，理性思維創造出科學言語。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是情感思維的結晶，它反過來又刺激了中國藝術言語臻善臻美的發展，使一代一代的中華子民遺忘了科學言語，限制了我們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的發展，限制了中華自然科學之進步。致使我們一代一代躺在“四大發明”的溫床上沾沾自喜。歷史上兩次工業革命均爆發于歐美，我們遠遠落伍于世界源于我們詩意的情感丟掉了理性；詩意的文化丟掉了邏輯性、概括性；詩意的言語丟掉了嚴密性、規范性。

《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或許主要教導后世子孫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吧。在儒家看來，圣人經書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傳之于萬世”的，只要飽讀這些人文詩書，就可以實現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這個詞語之于自然科學上這一點，恐怕我們造詞的先哲給疏忽了。否則，大學問家王陽明緣何不會“格物”呢？對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發生激變的今天，我們應重新體會‘格物致知’的真正意義。”因為人文科學思想也是從實踐中產生的。個人行動不是盲目的行動，總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導。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過去認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學術權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實踐中培養自己的判斷力。

參考文獻：

[1]丁肇中.應有格物致知精神.

自然科學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傳統觀念認為女性不適合、也不善于學習自然科學；但是，一些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正是傳統的性別觀念導致了女性與男性對自己的性別身份認同的偏差，而女性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與學習自然科學所要求的身份的差距，成為女性學習自然科學的障礙之一。在國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以物理學教學為例分析傳統的與物理學相關的身份認同對女性學習物理學產生的消極影響，提出改變這種身份認同的方法，由此，在性別的視角下對自然科學的基礎與性別之間的關系做出一個不同于傳統觀念的新的解釋。

在人們通常的觀念中，女性不適合學習自然科學，尤其是像物理學這樣的所謂 “硬科學”，而在我們身邊，物理學大師也確實很少有女性，甚至愿意并善于學習物理學的女性在一般學生中也比例甚低。實際上，女性與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分離已經成為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就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對豐碩的成果。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義關于科學與性別的社會建構的理論，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基礎。筆者正是試圖站在某種女性主義的立場上，分析女性的與物理學相關的身份認同對女性學習物理學產生的消極影響，并指出改變這種消極的身份認同的方法。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中所用的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概念，大多都是在社會性別而非生物性別的意義上的。

社會性別及其身份認同

社會性別（Gender）是美國的女性主義者為了區別生理性別（Sex），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社會性別是指不同社會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別的期望、特點以及行為方式的綜合體現，是社會建構的產物。［1］社會性別的概念首先強調的是性別角色的非生物因素，即性別角色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也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其次強調的是社會文化因素與性別之間的相互作用，即社會文化區分了男女不同的社會性別，并且據此進行了勞動分工和社會角色的劃分，而社會秩序又按照社會性別標準和期待來建構和支持個體，同時，個體的身份必須與人類文化規定的性別符號體系相一致，才能找到合適的社會認可的性別身份和地位。

隨著女性主義學者對社會性別與各種問題如權利、工作和身份之間復雜作用的深入研究，對社會性別概念又提出了新的理解，這種理解不僅繼續強調性別的社會和文化因素，而且強調人們的認同感，即性別認同。性別認同是指由個人認同自己生理上的性別而形成的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2］由于受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女性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極大地影響著女性的個人和社會生活，并且由此提供了一種隱含的比較標準，這些標準有意無意地影響著女性的自我印象和人與人之間的態度。［3］性別觀念對個人和社會身份的影響是重大的，更重要的是對女性產生的影響多數是消極的：它影響了女性的自信，也影響了女性對成功表現的期望。正如一些女性主義學者指出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性別認同影響了個體的教育、職業選擇，也影響了個體對成功的期望。［4］因此，女性主義學者們提出要改變這種受壓抑、受限制的性別認同，這是對如何看待我們自己和看待我們自己的方式的文化限制和文化壓抑的一種挑戰。

對這種受壓抑、受限制的性別觀念，一種觀點認為可以通過心理學訓練來改變定型的性別認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可以通過學習過程來加以改變，即“一種女性主義的學習觀點”。［5］這種觀點認為知識的產生和學習過程是人的一種活動，它涉及的不僅包括人及其頭腦，同時也包括環境，是物質社會、人腦和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因此，根據認知理論，學習不僅是一種獲得知識的活動，而且是一個身份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學習這種活動，從更本質上講，是在認識世界的活動中，塑造身份的過程。”［6］因此，在學習中塑造什么樣的身份，尤其是女性在學習科學課程中應該有什么樣的性別身份認同，應該持有什么樣的與科學課程相關的自我概念，對于她們學習的興趣、自信和效果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不同的社會性別身份的認同將為學生的學習和今后性別身份的發展提供不同的方向。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學生發現他們所從事的活動枯燥乏味而且與他們所關心的事無關，所以他們不希望成為學校科學活動的一部分，這種抵制和忽略將成為參與和學習的障礙。因此，從學習過程入手改變性別定型觀念和身份認同可能是一種較為有效的嘗試。

傳統的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和性別身份的形成

性別角色的社會化是貫穿人們一生的性別認同過程。這種性別認同過程是從人的出生開始的，而父母在孩子的性別差異以及自我概念的形成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父母頭腦中的性別定型觀念通過與孩子的交流及其對孩子的教育傳遞給了孩子。在傳統性別觀念的支配下，多數父母認為男性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的天賦從小就比女性更好，認為女孩學習數學、物理學想要獲得和男孩相同的成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父母自然而然地使女性從小就遠離那些與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相關的知識和能力的鍛煉。如給男孩的是復雜的、機械類的玩具，給女孩的則是簡單的如布娃娃一類的玩具等等。同時，父母更加注意對男孩早期的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課程的興趣的培養，而對女孩這方面的培養則缺乏得多。這意味著，在女孩進入學校之前以及隨后的幾年中，在與物理學相關的技術和科學領域的實踐機會就比男孩少，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經驗也比男孩少。所以當老師以同樣的過程來教男孩和女孩時，男孩就會比女孩表現得好，進而比女孩在課堂上獲得更多的機會。這樣，學生對自己的性別認同以及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①就開始形成。

學校教育是傳遞社會性別規范的正式場所。而上述不同的性別觀念通過學校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教育孩子成為不同性別的個體已經是一般學校中“隱藏的課程”。通常情況下，教師和教材傳遞著有關各種社會性別差異的信息。如物理學課本和教學大綱的內容主要是以男性參與為主，而且其間所涉及的相關物理學的應用也主要圍繞著男性的經歷和興趣。這樣男性化的物理學文化本身就向學生傳遞著一種性別信息：物理學是一種男性從事的職業。除此之外，有關性別的各種看法經過師生互動，尤其是通過老師的獎賞和懲罰等行為傳遞給了學生，直接地影響學生的性別認同。雖然很多研究表明，兩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沒有本質差別，但許多學校仍然會依據性別來組織教學。［7］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研究表明［8］：在科學課程的教學中男生受到老師的關注比女生多，男生有更多與老師互動的機會，能夠獲得更多的課程信息的反饋，而且有更多的表達自己意見的空間，男生所占有的課堂時間幾乎為整個課堂時間的2／3。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被大多數人，包括女性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另外，科學課程教師對男女生成就的評價也有所不同，多數教師認為女生理解科學技術的能力比男生差，因此，女生科學課程成績好是因為她們的勤奮，而男生則是因為他們的聰明和智慧；而且科學課程教師比其他教師更多地認為科學技術教育對女性的未來不重要。

這樣，持有傳統性別觀念的家長、老師就對不同性別的孩子的行為、認知的領域以及期望進行了分別的對待和培養，從而加強了不同性別的孩子各自的興趣取向。受傳統的物理學文化和性別觀念的影響，在物理學課堂中不同性別產生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身份認同的差異是最大的。不僅僅是男孩，就連大部分女孩都認為男孩有較好的理解物理學的能力。這就使得女孩認為數學以及物理學對自己未來的重要性比男孩小。因此，作為個人目標，一般來說女孩在智力上的努力程度比男孩的努力程度要低，物理課也就成為男性展示才華的舞臺。與此同時，女性就會越來越形成一種與物理學不相容的身份認同，也使有較高天賦（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女孩的職業興趣比有較高天賦的男孩的職業興趣變得較為不固定，最終使女孩的價值目標更有可能集中在服務業或文學、藝術方面。

不幸的是，多數老師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傳統的性別觀念對女性能力的發揮、成就的取得以及她們未來的發展所產生的消極的、限制的作用。

改變傳統的與物理學相關身份認同的嘗試

我們從前面的論述和分析中知道，性別身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一種傳統的性別觀念模式培養的結果，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因此，在孩子們特別是女孩的成長過程中讓她們認識到性別的社會建構性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時給她們傳遞一些更健康、更有利于她們發展的性別觀念，對于她們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是非常有意義的。針對上述分析，不同的學者提出了各自改變這種消極影響的方法，概括如下：

第一、楷模的作用（role model）。多數研究者提出女性在學習物理學的過程中，缺乏成功的女性物理學家和物理學教師的鼓舞。物理學課本中很少提及女性物理學家，而女性物理學教師隨著學術等級的提高也越來越少。如下表所示，女性物理學教授在1994和1998都只占3％，授予女性的物理學博士學位在1994和1998年分別只占5％和6％。在諾貝爾獎的百年歷程中，僅有29位女性成為得主，其中獲得科學獎（包括物理學、化學和生理醫學）的女性科學家只有10位，占整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1．44％；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女性只有居里夫人和邁耶2位，占整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不到0．3％！

這樣的觀點對學生、特別是女性學生而言，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信號。因此，講述歷史上女性物理學家的成就和經歷，講述身邊的女性物理學教師的成就和從事物理學的經歷，無疑對于樹立女性學習物理學的信心和抵制關于物理學與女性相對立的傳統觀念，是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第二、改變家長和教師的傳統觀念，改變他們對待男性和女性在學習物理學的能力以及對他們的期望不同的態度。從我們的研究可以看出，女性在物理學中代表人數少的原因，是由許多社會的、歷史的以及其他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在學習過程中形成的與物理學本身不相融的身份認同，教師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教師的不恰當的態度可能使學生形成一種不恰當的自我認識、自我評價的標準，從而對學習物理學產生消極的影響。

第三、在物理學教學過程中平衡男女兩性的與物理學相關的興趣，改變物理學概念的表達語境，增強女性學習物理學的興趣以提高女性對物理學概念的理解，從而最終使她們產生與學習物理學相符合的身份認同，并以此作為激發她們學習動力的一個根本方法。

Hoffmann②對不同性別的與物理學相關的興趣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物理學興趣是一種心理建構，是對與物理學相關的事物的理解，是產生于個人與他或她的環境的相互作用”。［10］Hoffmann還區分了一般的物理學興趣和對學校課程的物理學興趣。一般的興趣可以看作是對物理學某一領域的持久的興趣。對學校物理學課程的興趣不僅是由內容決定的，同時也與涉及的一系列活動有關，內容和環境共同提供一個學習的基礎。為此，他對物理學的聲音和噪音、力和速度、熱傳導、電和磁、光的直線傳播5部分內容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并且對其進行教學效果的評估，結果證明這些教學方案對學生特別是女生學習物理的興趣是有較大幫助的。［11］

這種以興趣為導向的物理學課程要依靠一定的環境，Hoffmann和Laura McCullough③ 認為特殊的語境下表達物理學問題，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物理學的興趣。Laura McCullough的研究結果表明，以女性的經驗、知識背景、興趣取向為基礎設計語境表達物理學概念FCI（Force Concept Inventory），對于提高女性對物理學概念的理解是有較大幫助的。如，由對一個男性發射炮彈的平拋運動的研究，改為一個小女孩將碗用各種方式從桌面上推下的運動的研究；以及將對兩個坐在椅子上的男性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改為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一起溜冰、對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時，女性的學習成績有明顯的提高，從原來的34％和5％分別提高到51％和10％，而男性在改變后的習題測試中成績卻有所下降。但是，由對木塊的運動的研究改為對跑步的人的研究時，由于沒有明顯的性別標志，男女生的測試結果都有所下降。

盡管也有人提出這種概念測試對是否能夠評估學生對物理學概念的掌握提出異議，但是它至少能夠給我們提供一種改變女性學習物理學的興趣、提高女性學習物理學的成績的一種方法上的參考。女性物理學成績的提高，將增強她們學習物理學的信心，從而改變女性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因此，我們看到學習物理學的興趣、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自信）和物理學成就之間是有密切關系的。正像Hoffmann所說：“對于解釋物理學興趣和成就，學生具有的關于他或她的自信的概念是一個最好的預測者。”［13］物理學興趣、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和取得的物理學成就是相互作用的，如果能夠產生良性的循環將有可能改變人們、特別是女性自己對與物理學相關的身份認同，從而適當地改變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

性別角色是社會賦予特定性別在一定情境中表現出的一套心理行為模式。對個體來說，性別角色是在遺傳的“性”基礎上，受社會環境和個人自我概念的影響，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逐漸獲得的。在性別角色形成過程中，定型觀念起著一種特別的框架和模板作用。因此，適當改變老師和學生自己的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使得女性的性別身份多樣化以適應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并且使女性樹立一種與男性平等的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對于改變女性與物理學分離的現象無疑是有幫助的。

綜上所述，通過性別這樣一個特殊的視角，對自然科學基礎學科——物理學的教學過程中性別身份的認同、形成的分析，使我們發現了傳統的自然科學與性別觀念中所不曾發現的問題：女性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杰出人物少、成就差的原因不是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也不是女性不適合學習物理學，而是物理學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和評價手段等本身，以及女性傳統的、單一的性別身份的認同本身都存在問題，盡管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但是在這樣的視角下提出問題，對女性與自然科學分離的現狀的改變可能會是非常有意義的，同時也為我們改變這種現狀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

注釋：

① 與物理學相關的自我概念是L． Hoffmann提出的。它是指對自己學習物理學能力的一種認識，如：我能（否）理解、記住物理學所講授的內容；我自己認為我在物理課上的表現及其參與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我相信我的同學和老師認為我在物理課上的表現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我希望我在物理學上取得好成績。

② L． Hoffmann 是德國基爾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學習興趣與性別差異，學習物理學的興趣、自我概念及其成就之間的關系，性別與科學教育中的動機等問題。

③ Laura McCullough Ph．D． 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物理教學、物理教育研究和科學中的女性問題。

參考文獻：

［1］周顏玲． 有關婦女，性和社會性別的話語． 王政，杜芳琴． 社會性別研究選譯． 北京：三聯書店， 1998

［2］［7］魏國英．女性學概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73－75

［3］［4］Irene Visser ． Prototypes of Gender：Conceptions of Feminine and Masculin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02．25（5）：529－539

［5］［6］Nancy W． Brickhouse． Em－bodying Science：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01，38（3）：282－295

［8］Hannelore Schwedes． Ge－nder in Bias in Science and Science Education． http／／www． physik． uni－bremen．de ／ physics． education ／ schwedes ／ text ／ ballatter． htm

［9］Rachel Ivie ，Katie Stowe． Women in Physics． http：／／www．colorado． edu ／ physics ／ Web ／ wom－eninphysics ／ aipwomeninphysics． pdf，2000

［10］［13］L．Hoffmann． Promoting Girls＇ Interest and Achievement in Physics Classes for Beginners．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02，447－465

自然科學的限制和概括范文第5篇

【關鍵詞】科學體系；積累；中層理論；人文性

建立一部真正的社會學理論史，即能夠展現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結構的互動關系及其作用的社會學理論史，意味著社會學建立起了真正的科學體系（當然，這種科學體系是參照自然科學體系而構筑起來的），也意味著社會學獲得了進一步拓展其科學體系的藍本。在普賴斯（1965）看來，科學的積累結構是有一個充滿了像紐結那樣短小連接點的組織結構，相當遙遠的過去的理論和發現在很大程度上被結合到現今的積累性知識中。對于社會學來說，在它的面前既有幾千年歷史的人文基礎，這為社會學提供了生動而細膩地描寫人類生活全部細節的傳統；也有幾百年歷史的自然科學的光輝，這又使得社會學試圖在科學領域中爭得一席之地。在默頓眼中，社會學被定位為深受人文學科影響的科學。如此一來，社會學就必須做到像自然科學的知識那樣富有積累性，同時也需要謹慎地運用其人文性的一面。

一、一般積累

一般積累是一種博學式的積累，是由于對過去工作的忽視常常導致科學家去發現已為人們所知的東西（默頓，2008：13～19），因而科學家們應該了解他們的前輩的著作以便在以前已發展的基礎上開始工作。一般積累既是一項需要勤奮的工作，也是一項需要自覺的工作：勤奮之處在于需要在社會學的公共檔案中仔細、嚴格地辨析出重新發現、預見和預示；自覺之處則在于研究者需要有處于科學共同體之中的道德感，感謝他人的理論貢獻，同時也愿意為更進一步的積累提供支持。

通過一般積累，我們可以發現自己的思想與前輩思想之間的親和之處，而這正是科學體系積累的結點。同時，當經典著作中所質疑的觀點正是研究者準備證明是正確的觀點時，由此帶來的反思將會使人清醒；經典著作也可以為學術活動提供規范，這有助于我們在確認一個好的社會學問題時形成鑒賞和判斷標準，以及了解什么是這一問題適宜的理論解決方法（默頓，2008：46～49）。但是，單純的一般積累并不能保證產生繼承發展偉大前輩的理論遺產的積極活動，反而可能帶來“詮釋和平庸化的消極活動”。默頓警醒我們，非批判的崇敬和庸俗化將會扼殺社會學理論的積累性：“如果不開動自己的腦筋抽取事物本身的真正意義，他們就沒有得到真正的思想，而只是得到一些欺人的謬論和幻想”，甚至閱讀這種有用的科學文獻也絕不能讀得太多，免得它“枯竭了智力和窒息了發明與科學創造性”（默頓，2008：40～46）。

二、積極積累

一般積累僅僅是科學得以發展的準備階段，如果沒有積極積累，科學體系的結點便無法延伸出線段。要完成積極積累，經驗研究是不可忽視的環節。在默頓看來，經驗研究遠遠超出了證實和檢驗理論的被動作用，在塑造理論的發展上，它至少執行著四個主要功能：創立理論、修訂理論、轉變理論和澄清理論（默頓，2008：192～208）。能夠產生積極積累的經驗研究不是那種對細節進行詳盡描述而缺乏一般性的概括，而是與一般積累階段的理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經驗研究所采用的資料以及分析方法取決于理論的導向與敏感度，并能夠反過來擴充已積累的理論，統一為不斷擴大的理論集；當然，并不否認對經驗本身的一致性的追求而產生的疑惑也會形成積極積累，而且這種疑惑是產生積極積累的最自然的方式。

由此可見，一般積累與積極積累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過程，而是由理論和經驗的交互作用聯結起來的。只不過，理論和經驗要想得到完美的結合，就必須首先人為地將它們在性質上分離開來，以便明確它們在何時、何地及何種方式、何種程度上能夠得到結合，如此產生的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二者本有的性質。而這種分離形成科學體系的過程就是一般積累與積極積累，盡管它們并不能被分離。

三、中層理論

默頓認為，早期社會學是在創立高度綜合的科學體系的學術氣氛中成長起來的，其中每一個體系都是對事物、自然和人之全部的整體認識的個人探索（默頓，2008：57）。在這種背景下，幾乎所有社會學先驅者都試圖建立他自己的體系，而這些體系的多樣性十分自然地導致了各種學派的形成。這種分化是整個體系的分化，彼此對立和背道而馳。這種對社會理論的總體系的追求。當然也存在著合作，然而這種合作不是科學共同體意義上的合作，而是信徒式的繼承。如此一來，社會理論的總體系反而降格為派系，集體智慧的結合成為個體智慧的斗爭。

真正的科學積累不是從一個總體系而是從小體系出發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小體系不是實際工作的開端，而是一種暫時的理論取向，它輻射了一定限度內的經驗事實和抽象理論。每一個小體系中的理論能夠平等地擴充到更高層次的理論中，一方的結束是另一方的開始。因為由積累而不是連接產生的體系能夠有機地綜合有關社會結構各部分的理論，那么它也就是現實社會結構的能夠超越特定地域和歷史的理論反映，在理想狀態下是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默頓，2008：63～65）。

因此，中層理論成為現階段的選擇。作為理論策略的中層理論能夠使我們超越那種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在一般與完全特殊之間、在概括性社會學理論與歷史主義之間的理論沖突的虛假問題。中層理論介于社會系統的一般理論和對細節的詳盡描述之間，雖也涉及到抽象，但這些抽象是與觀察到的資料密切相關的，是結合在允許進行經驗檢驗的命題之中的；在經驗層面上，中層理論涉及的是范圍有限的社會現象，但它原則上應用于社會學中對經驗研究的指導，而并非純粹的經驗研究（默頓，2008：85）。

但中層理論絕不意味著只要求很低的學術志向，盡管它似乎只要求創立適用于有限概念范圍的特殊理論；相反，它的志向恰恰在于形成綜合理論體系，只不過不是運用先抽象再具體的方式，而是先分離再聯合，乃至模糊各個部分的界線。因此，中層理論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它真正的含義與目的在于逐步地而非一蹴而就地發展概括化的概念體系，及能夠綜合各種具體理論的概念體系。沒有了追求知識積累的前提，中層理論也就不再是中層理論，而是概括性較低、互相分離的零碎理論。

所以，中層理論的關鍵就在于理論與經驗之合、理論與理論之合，以及科學共同體之合。而要想實現“合”，第一步是先學會“分”——這也是中層理論之“中”的內涵。如果不將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和體系清晰地區分開，就無法為社會學知識提供有助于積累的檔案；如果不仔細區別重新發現、預見和預示，就難免陷入預示論，從而只是積極地進行一般積累而忽視積極積累；如果只是將理論與經驗研究粗糙地混合在一起，就不能同時實現二者的性質，就連各部分自己的性質也是有所缺損的。

四、社會學的人文性

在默頓看來，社會科學在其知識積累上居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這使得社會學家在科學取向于人文取向之間搖擺不定，并往往導致把社會學理論的分類同其歷史混同起來（默頓，2008：4～5）。而社會學者的最終目的是清晰表述關于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以及在這一結構內人的行為及其結果的、邏輯上相互關聯并為經驗所證實的命題。如果真正的藝術在于將所有藝術符號隱蔽起來，那么真正的科學則需要揭示它建立和最后完成的結構。因此，需要警惕那種過分的人文性造成的隨意與懶惰。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了人文性，社會學的、乃至科學的積累也將成為不可能。在對人性的觀察和表達方面，歷來都是人文學科走在最前面——如果不是人文學科敏感而細膩地捕捉到了人的情感與思維流動，社會科學難免只是在玩文字游戲——而這恰恰把自己限制在了狹義的人文領域內（默頓，2008：36～40）。

不僅如此，科學依賴于語言作為世界表征的充分描寫能力，但為了從個體的知覺轉向一致的觀念，它也需要一種具有充分交流能力的語言。然而在科學中，交流因其一致性的特點被采納為自我完善的形式，于是語言就成為了自身的對象；而語言越多地成為自身的對象，它對自身之外的事物所能說的也就越少，那么產生的就是不斷縮小范圍的地方性秩序，而并非一個連貫的知識體系。在這樣一個理性的整合范圍不斷被非理蝕的過程中，依然堅持理性的科學越來越像一場與實踐相脫離的游戲。在科學的內部已經無法再證明其正當性了，它必須借助于外部話語，尤其是政治和工業、倫理與美學。于是，科學在它全權控制的同時什么也無法控制（拉比諾，2008）。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科學的積累似乎是窮途末路了。但這也許意味著需要進一步思考什么是“積累”的問題。真正的科學的積累并不是要改變什么，而是明確什么；改變世界的不是科學，而是世界本身，科學只不過是讓這個世界能夠更加自覺地運轉。因此，假若社會學想要將各種不一致按其本身的結構納入一個整體體系，就不能只在社會學的框架（這是一種強制的一致性，更何況這個框架并不成熟）內運用分析與綜合能力，而需要將各種其他的框架吸收進來，其中對于社會學尤其重要的就是人文性的內容。

參 考 文 獻

[1]默頓.《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唐少杰、齊心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8

[2]拉比諾.《表征就是社會事實：人類學中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趙旭東譯，載《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克利福德、馬庫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