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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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解決方式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3—0076—06
近年來，醫療糾紛及其引發的醫療暴力、“醫鬧”事件是社會各界關注的重要問題。對于醫療糾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醫療糾紛”為主題的論文，可以搜到4933篇，但是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醫學和法學領域，而且多數以城市地區的醫療糾紛為研究對象，專門討論農村地區醫療糾紛的成果相當缺乏。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農村醫療糾紛”為主題的相關論文僅可以搜到6篇。與城市地區相比，農村地區無論是在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完善性方面，還是在居民的醫療知識和法律意識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而這些因素都對醫療糾紛的解決產生直接作用。在此意義上，極有必要對農村地區的醫療糾紛及其解決狀況進行實證研究。
一、研究現狀及問題
糾紛以及糾紛解決是法社會學關注的核心論題。就本研究所關注的糾紛解決來說，學者們大體上沿著兩個維度展開討論，一個維度是糾紛解決的過程、程序，另一個維度是糾紛解決的方法、模式。其中菲爾斯蒂娜（William Felstiner）和薩拉特（Austin Sarat）提出的“糾紛金字塔”是討論糾紛解決方式的主流范式。在糾紛金字塔中，各層級的糾紛解決途徑同時存在，人們的冤屈、不滿大部分通過較低層級的非正式的糾紛解決途徑來消除，只有少數日常生活中的糾紛演變成法律層面上的糾紛，并通過金字塔塔頂的司法途徑來解決①。
具體到中國社會情境，麥宜生指出，在選擇糾紛
收稿日期：2012—11—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轉型期社會不滿情緒的法社會學研究》（12CSH01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轉型期農村民間糾紛及其解決機制研究》（10CSH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糾紛過程與暴力生產：對中國農村社會暴力糾紛的研究》（FRF—TP—12—126A）。
作者簡介：邢朝國，男，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講師，社會學博士（北京100083）。
李飛，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的解決途徑時，農民與行政系統關系的密切程度對其訴諸法律的行為有明顯影響②。陸益龍更進一步強調，無論是行政正義系統，還是司法正義系統，農村居民基本上是根據自身的社會資源來選擇利用的，并且在現實的糾紛解決中，他們多數傾向于自己找對方商量解決或者求助非正式的調解，而不是訴諸于行政正義系統或者法律途徑③。郭星華等用“理性選擇”來概括農村居民對待司法正義系統的態度④。上述有關糾紛以及糾紛解決的知識有助于我們對醫療糾紛的理解。
就醫療糾紛這一特定的糾紛類型而言，其發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預防和解決醫療糾紛是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議題。其中高曉飛等將醫療糾紛產生的前三位原因歸納為專業診療護理技術水平差（22.95%）、服務態度差（21.24%）和醫患溝通障礙（12.61%），并指出外科是醫療糾紛發生比例最高的地方（34.8%）⑤。吳衛青等通過問卷調查發現服務態度（醫方原因）、難以預料和避免的醫療意外或并發癥（第三方原因）、患方對醫學知識的不了解及對治療的不配合（患方原因）是引發醫療糾紛的重要原因⑥。
至于醫療糾紛的解決方式，2002年國務院公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了醫療爭議的三種解決途徑為協商、行政調解和民事訴訟，但在實際的醫療糾紛解決中，民間調解、仲裁等也常被使用，呈現出多種糾紛解決途徑并存的狀態⑦。梁雨合等對60起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分析顯示，絕大多數的醫療糾紛是通過醫患協商方式解決的（61.7%）⑧。更為系統的研究結果表明，大部分患方愿意通過溝通、調解這些非正式的糾紛解決途徑來化解醫療糾紛；多數患方不愿意通過醫療事故鑒定以及法律途徑來解決醫療糾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認為醫療事故鑒定以及法律訴訟不利于糾紛解決的患方比例遠高于認為有利的患方比例⑨。對此，徐昕等認為，患方之所以傾向于選擇直接與醫方協商解決醫療糾紛、不愿訴諸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途徑，根源在于醫患之間的不信任以及患者對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不信任⑩。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者們提出了諸多防范和應對醫療糾紛的措施，其中完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是研究者們的普遍共識，尤其是建立中立有效的第三方醫療糾紛處理機制、完善醫療糾紛多元解決機制被認為是化解醫療糾紛的關鍵。
至此，筆者提出的研究問題是，上述研究結論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中國農村地區？換言之，中國農村居民究竟是怎樣解決醫療糾紛的？他們是否也遵循上述研究所提及的糾紛解決方式和邏輯？
二、理論視角與研究假設
既然城市地區的醫療糾紛大部分是通過協商、調解等非正式途徑解決的，那么可以預估的是：農村地區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遠沒有城市地區健全，農村地區的醫療糾紛也極有可能通過非正式途徑加以解決，只是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在遇到醫療糾紛時忍著或消極回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患方為何傾向于非正式途徑來解決醫療糾紛，現有的研究大體上從兩個層面加以分析：一是醫療糾紛的解決機制層面，即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不完善、效率低下；二是患方層面，具體包括患方的法律知識、權利意識、收入水平（是否能夠支付得起法律服務的費用）、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對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信任狀況等。這些研究都忽視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變量，即引起醫療糾紛的疾病的嚴重程度。該變量會影響患方對訴訟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根據訴訟成本假設，“人們在選擇是否訴諸法律時會考慮訴訟成本、風險和收益……在訴訟成本過高、風險過大，而收益過小的情況下，當事人往往會選擇規避法律。”因此，對于那些由普通疾病或者輕傷引起的醫療糾紛，被訪者提訟的可能性理論上要小于那些由嚴重疾病或者重傷引起的醫療糾紛，因為前者預期的收益通常要小于后者。
在此意義上，引起糾紛的疾病的情況本身會影響患者對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選擇，而現有研究鮮有關注這一方面。同樣，在當前糾紛解決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們傾向于假定同種類型的糾紛對糾紛當事人而言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影響，這一傾向在量化的數據研究中最為明顯，其結果是研究者忽視同類糾紛的內部差異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鑒于此，筆者在分析農村居民選擇醫療糾紛解決方式時，特別關注醫療糾紛本身，將引起醫療糾紛的疾病的嚴重程度作為一個變量，考察其對農村居民選擇醫療糾紛解決方式的影響。這一嘗試有助于澄清糾紛解決研究領域中的預設和籠統的認知。
至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一：農村地區的醫療糾紛多數是通過非正式途徑解決的。
假設二：引起糾紛的疾病的嚴重程度會影響農村居民對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選擇。
假設三：對于由普通的疾病或者輕傷引起的醫療糾紛，農村居民更傾向于忍著。
三、數據及變量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擬在對中國農村居民遇到的醫療糾紛進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礎上，探討農村居民是如何解決醫療糾紛的，并且運用社會統計方法分析影響農村居民選擇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法律與農村居民生活”調查。該項調查由麥宜生主持、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組織實施，共包含河南、湖南、江蘇、陜西、重慶5個省份30個行政村。調查采用入戶訪談的方式進行，調查對象是通過入戶隨機抽樣表選取的。此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2990份。
問卷共包含三部分內容。一是個人和家庭的背景信息；二是調查對象與村委會、政府的互動情況及其對村委會、政府的認知和評價；三是關于糾紛的問題，其中糾紛涉及財產所有權、農地、醫療、計劃生育、債權、消費、婚姻、勞動報酬、人身傷害、子女教育等內容。醫療糾紛類型是筆者關心的重點。
四、中國農村地區醫療糾紛的描述性分析
（一）醫療糾紛狀況的一般性分析
前文已經提到，在2990名被訪的農村居民中，134名遇到過醫療糾紛（4.5%）。在這134名被訪者中，80.6%的被訪者遇到過1次醫療糾紛，19.4%的被訪者遇到過2次及以上的醫療糾紛。另外，根據表1的數據，70.1%的醫療糾紛涉及的疾病屬于普通疾病或輕傷，28.4%的醫療糾紛涉及嚴重疾病或重傷。在處理醫療糾紛時，超過1/3的被訪者選擇忍著（32.3%），大約1/5的被訪者是通過找人幫忙或者找有關部門來解決醫療糾紛的，接近一半的被訪者選擇自己與對方商量解決（47.4%）。該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的假設一。
對于那些通過找他人或者有關部門來幫忙解決的醫療糾紛（27起），有29.6%的糾紛找的是各級干部（其中4起糾紛找的是村干部，2起糾紛找的是鄉干部，1起糾紛找的是在縣級機關工作的親戚，1起糾紛找的是在市級機關工作的親戚），33.3%的糾紛訴諸公安派出所、法院、律師等法律途徑（9起），22.2%的糾紛尋求醫院領導的幫助（6起），14.8%的糾紛找的是身邊的熟人（4起）。另外，在找這些人或部門幫助解決糾紛時，57.1%的被訪者是通過熟人關系找到的。就糾紛解決的效果來看，有85.2%的被訪者認為糾紛解決的結果和其所期望的差不多（22起），7.4%認為比期望的要好（2起），11.1%認為沒有達到期望的結果（3起）。
在134起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只有5起醫療糾紛出現了毆打、人身傷害以及財產破壞的行為，占到所有醫療糾紛的4%，而且在這5起涉及暴力的醫療糾紛中，3起是被訪者一方先動手的，1起是對方先動手的，1起是分不清是哪一方先動手的。另外，對于那些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沒有發生暴力的醫療糾紛，被訪者一方準備或聲稱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7起（6%），對方準備或者聲稱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雙方同時準備或聲稱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這也就是說，對于那些沒有發生暴力的醫療糾紛，有發生潛在暴力可能的占9.4%。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糾紛解決過程中已經實際發生的暴力，還是潛在的暴力，被訪者一方實施暴力的概率均大于對方。
六、結論
基于實證調查數據的分析，中國農村地區的醫療糾紛及其解決狀況大體如下：第一，農村醫療糾紛發生的概率大約在4.5%。第二，大約1/3的醫療糾紛是由嚴重疾病或重傷引發的。第三，自己直接與對方協商解決是農村地區醫療糾紛解決的主要途徑，其次是忍著。第四，農村地區醫療糾紛引發暴力事件的比例并不高，但潛在的醫療暴力需要被防范。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被訪者的受教育水平、勞動狀態以及引發醫療糾紛的疾病的嚴重程度與其對醫療糾紛解決途徑的選擇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進一步的回歸分析則顯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訪者選擇自己直接找對方協商解決醫療糾紛的可能性越大，消極忍耐的可能性越低；長期在外務工者遇到醫療糾紛時忍著的可能性更大；引發糾紛的疾病的嚴重程度越低，被訪者選擇忍了算了的可能性越大。總體上，本文的三項研究假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驗證。因此，研究者在糾紛解決方式的定量研究中忽視同類糾紛的內部差異的做法需要被檢討。
至于農村居民偏向于非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途徑，這一狀況不難理解。一方面，專門的醫療事故鑒定、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途徑以及獨立的第三方醫療糾紛處理機制，對于農村居民而言遙遠而陌生。在這種情況下，回避忍耐或者自己找對方協商便是農村居民處理醫療糾紛的常見方式。另一方面，作為個體的糾紛當事人與作為組織的醫療機構打官司，通常組織化程度高的醫療機構更具優勢。正如格蘭特（Marc Galanter）所指出的，“組織與個體打官司的勝訴率遠高于組織與組織打官司。個體與組織打官司所遇到的困難遠多于個體與個體打官司”。關于這一點，布萊克在“案件的社會結構”理論中有詳細的闡述。因此，農村居民組織化程度較高的醫療機構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
本文的分析結果對于引導農村居民選擇合理的醫療糾紛解決方式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尤其是有助于改善農村居民用忍著的方式消極處理醫療糾紛。首先，糾紛當事人的受教育程度對于醫療糾紛的解決有重要影響，提高糾紛當事人的受教育水平（如普及相關的醫療知識和法律知識）有助于增強其解決糾紛的能力。其次，鑒于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糾紛當事人更可能用忍著、息事寧人的方式來處理醫療糾紛這一狀況，相關部門對這一類人應給予特殊關注，如有針對性地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務等。最后，針對在外務工的糾紛當事人在遇到醫療糾紛時更可能忍著的情況，正式的醫療糾紛解決方式應該考慮這一群體的現實狀況，盡可能簡化相關程序，縮短糾紛處理的周期，降低糾紛當事人的時間成本等。
注釋
醫療糾紛解決方式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和解；調解
近年來，隨著人民法制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整個社會誠信危機以及諸多復雜社會因素的影響，醫療糾紛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醫療糾紛案件中患方放棄法律途徑而選擇雇請“醫鬧”的非法律途徑維權的現象日益普遍。縱觀全國形形的醫療糾紛現象，打死打傷醫護人員者有之；打砸醫院財產者有之；搶奪病歷者有之……[1]。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潮中，日益增多的醫療糾紛，已成為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極不和諧的音符，嚴重影響了各地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影響了醫院的形象及公信力。為了尋找當前解決醫療糾紛的最佳途徑，本文對醫療糾紛的實質和解決機制進行了探討。
1 醫療糾紛的實質
醫療糾紛是指患者及其家屬與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在形成了法律關系的基礎上，就醫療行為的需求、采取的手段、期望的結果及雙方權利義務的認識上產生分歧，并以損害賠償為主要請求的民事糾紛，它不包括非醫療行為導致患者人身財產損失而產生的糾紛。[2]從民法角度來分析醫療糾紛，其實質就是關于是否存在因醫療侵權所引發的債，其本質屬于民事利益的請求權糾紛。
2 民事糾紛的解決機制
民事糾紛的解決機制可分為私力救濟、社會救濟和公力救濟，其中，私力救濟和社會救濟稱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在國外被稱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簡稱ADR[3]。
2.1 私力救濟
私力救濟又稱自力救濟，是指糾紛主體在沒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其他私人力量解決糾紛，實現權利。私力救濟依據解決糾紛的方式可分為自決與和解。自決是指糾紛主體一方憑借自己的力量強行使對方服從；和解是指雙方協商解決糾紛。通常情況下，醫療糾紛是以當事人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方式和平解決糾紛，即和解。
2.2 社會救濟
社會救濟是指依靠社會力量解決民事糾紛的一種機制，包括調解和仲裁兩種形式。調解是一種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存在爭議的各方當事人通過談判協商以達成協議從而解決爭議的一種糾紛解決機制。仲裁又稱公斷，是指糾紛雙方根據有關規定或雙方協議，將爭議提交到一定的機構，由該機構居中裁決的制度。
3 醫療糾紛的解決方式
國務院2002 年4 月4 日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第46 條規定了三種醫療糾紛解決方式：發生醫療事故的賠償等民事責任爭議，醫患雙方可以協商解決；不愿意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調解申請，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這種設計基本體現了民事糾紛從“私力救濟”逐步過渡到“公力救濟”的思路。
4 我國推行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的背景
由于我國大多數醫療機構是非營利性的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又是高風險、低收費的活動，有增無減的醫療過失賠償對醫院經營管理產生了嚴重影響，某些效益低下的醫院甚至因此倒閉；另一方面，為解決長期棘手的醫療糾紛，醫院浪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嚴重影響了醫院的管理和醫療秩序。很多醫療機構為了督促醫務人員少發生醫療事故，轉嫁機構責任風險，發生醫療糾紛后還要求當事的醫務人員承擔部分甚至全部賠償費用和免除的醫療費用，這種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醫務人員對醫療風險的心理壓力和經濟負擔，尤其在危重病人的搶救和疑難病人的手術上會采取一定的保守措施，不利于病人的救治，也不利于醫學科學的發展。[4]
20 世紀90 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法令，鼓勵在醫療糾紛領域推廣以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日本、荷蘭、英國等國家對ARD等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也都予以高度重視[5]。
我國法學界普遍認為，非訴訟解決的利用既有擴大法律利用的意義，又有改善司法的價值，“在一定限度內甚至也可以說非訴訟解決機制的廣泛采用正是公民主權、市場法則以及社會多元化、復雜化的必然結果，反映了某種更加徹底的、非對抗性的當事人主義，可以使法院更容易為市民所利用和親近”[6]。據有關學者統計表明，我國醫療事故爭議真正由醫療事故或者過失引起的只占10～20%，這就注定大多數患者通過訴訟解決無法得到相應的補償；對院方來說，訴訟解決輻射面廣，有損醫院的聲譽，無形中降低其社會公信力，因而醫療糾紛發生后通過訴訟解決的案例少之又少[6]。從訴訟時間方面看，醫療糾紛的審理時限“超長”，因此，偏重“效率”的非訴訟解決摸索更加可行[7]。 轉貼于 5 我國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的代表形式——調解
5.1 調解的優點
第一，調解有利于維護醫患雙方之間的和諧關系。
由于調解的開始、進行以及是否達成解決爭端的協議都需要尊重當事人的意愿，調解程序亦沒有固定的規則，因而調解程序的時間安排比較靈活，能盡早介入到爭議當中去，避免糾紛因時間的推移而激化。第二，調解有利于醫患雙方利益的保護，實現雙贏的結果。由于調解所主要關注的是糾紛能否得到迅速的解決，因此事實的認定和責任的承擔都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只要當事人所達成協議的內容不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協議都受法律保護，并且由于調解的保密性，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不用擔心如此的陳述或承諾會影響醫院或醫護人員的聲譽及執業前景。第三，調解有利于降低醫療糾紛的解決成本，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平衡。對病人而言，調解使一般的醫療傷害得到保護，特別是那種醫患雙方存在爭議，但這種爭議又不能被法院受理時；對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來說，調解降低了醫療機構的訴訟成本，維護了其社會聲譽，保護了隱私，使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可以把更多的財力、精力放在改善醫療條件、提高服務標準上，從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8]。
5.2 調解的形式
調解的形式主要有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三種。醫療糾紛多采取行政調解機制，即醫療糾紛發生后，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在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居中調解；如醫患雙方經過協商解決不成，對醫療糾紛的定性和處理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時，任何一方均可在法律規定的有效時間內向當地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申請鑒定，衛生行政部門根據鑒定結果來主持調解。行政調解往往執行比較順利，“毀約率”低；但由于患方一般認為衛生行政部門作為醫院的主管部門，在處理糾紛中會偏向于保護自己的醫護人員和維護醫療單位的經濟利益和聲譽，因此容易產生對行政部門調解的不信任，從而會導致醫療糾紛調解的不順利，甚至會給醫療糾紛的解決帶來麻煩[5]。
5.3 “第三方”調解——醫療責任保險
2003 年，北京醫學教育協會與太平洋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共同組建了“北京醫學教育協會醫療糾紛協調中心”，協調中心主要負責醫療糾紛案例的鑒定、與醫患雙方協調、宣教培訓及科學研究等工作；太平洋保險公司主要負責醫院的投保、醫療糾紛立案、理賠及資料歸檔工作。北京市自2005 年以來在全國率先推行了這種醫療風險社會分擔和由第三方介入化解醫療糾紛的機制——醫療責任保險。醫院投保醫療責任保險后，一旦出現醫療糾紛，醫患雙方先進行協商，協商不成的，醫院馬上上報協調中心，由協調中心的工作人員作為第三方進行調解。醫療糾紛協調中心一方面保障了患者可以及時得到應有的賠償，使患方理智、冷靜地對待問題，避免過激情緒，甚至傷害醫護人員的非理性行為；另一方面可以使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從繁雜的醫療糾紛處理中解脫出來，節約有限的醫療資源為更多的患者服務，可謂“一手托兩家”；并且協調中心依法調解，嚴格掌握賠償標準，使得承保區域內通過協調中心協調的案件明顯增多，防止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使醫療糾紛解決逐漸走上了規范化的軌道。[9]
6 結語
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潮流，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健全這一機制，這不但有利于醫療事業的健康發展，更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探索醫療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的過程中，本人認為：真正基于平等、自愿的和解具有客觀、公正、低成本、高效率和更加人性化的明顯特點。因為和解能使醫患糾紛雙方達到互動雙贏的解決效果，協商結果也更容易得到當事人的自愿履行，從根本上修復異化的醫患關系。但和解不成功時，調解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其中保險公司“第三方”進行調解的機制能夠比較全面地滿足糾紛解決“公正”、“效率”的要求，是目前階段解決醫療糾紛的最佳選擇。
此外，我國還應該借鑒法國的國立醫療事故補償公社制度，建立醫療事故補償基金，對于醫療機構沒有醫療責任但患者遭受了較大損失的案件提供國家補償金，避免患者因身體或健康損害陷入生活困境，體現國家對弱勢群體的合理扶助。[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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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解決方式范文第3篇
自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已保持30年的高速發展, 社會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 伴隨著新老傳播媒介的融合發展, 人們的交流渠道不斷拓深,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愈加容易和頻繁。人們在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便捷和發達的同時, 也不斷承受著社會消極因素的影響。在一個高度現代化和科技化的社會中, 任何個體的變化都有可能影響整體的發展與延續。基于對問題頻發的現代社會分析的基礎上, 德國著名學者烏爾里希貝克在其所著的《風險社會》一書中, 正式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 并指出風險社會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有效的規避、減少或疏導現代社會所帶來的風險, 使其在公眾容忍的范圍內促進社會的現代化。與早期的危險相對, 風險是與現代化的威脅力量以及現代化引致的懷疑的全球化相關的一些后果。[1]因此, 現代社會的風險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風險的內生性。即風險是由人類的決策或行為引發, 并經社會的各種制度運行而產生的共同結果;二是風險的延展性。風險的影響范圍是全球性的, 且影響持續時間長;三是風險后果的嚴重性, 但發生的可能性低;四是風險防范措施的無力性。即現在風險計算方法和經濟補償方式都難以預防風險。[2]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 客觀上要求每個人重新審視社會現代化進程, 尤其是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近些年, 隨著人們的就醫觀念和權利意識的轉變, 醫療改革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 加之社會、媒體輿論的推波助瀾, 我國醫療糾紛逐年遞增, 醫患關系日趨緊張。這在客觀上要求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及時加以調整, 以期應對醫療風險所帶來的不利后果。當前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主要參照國務院2002年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以下簡稱條例) 第46條的規定, 分別為當事人協商、行政部門主導下的調解及提起民事訴訟。但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 要求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從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主導向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轉變;從單一解決機制向多元化格局轉變。從一元向多元化方向轉變, 不僅需要醫療糾紛解決思維的轉變, 更需要醫療糾紛立法的及時調整。但需明確的是, 多元化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并不是一味否定傳統解決機制, 而是在不違背醫療糾紛解決基本原則的前提下, 對傳統解決機制的完善和創新。多元化解決機制主張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 從而使得當事人能夠靈活地調整程序, 表現為糾紛解決程序的多元并存。[3]但反觀我國現有醫療糾紛解決機制, 存在諸多與上述理念不相符的問題。因此, 如何有效地解決我國傳統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出現的問題, 更好地化解和防范醫療風險, 緩和醫患關系, 成為擺在廣大衛生法學和醫學倫理學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議題。
二、風險社會中傳統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困境
《條例》規定了三種醫療糾紛解決方式, 這些解決方式在一定時間內為化解醫療糾紛和緩和醫患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近些年我國醫療糾紛事件的增多和影響的擴大, 逐漸表明現有醫療糾紛解決方式已難以適應當前醫療糾紛的新情況和醫患關系的新發展。具體表現如下:
1. 當事人協商機制不規范。
當事人協商機制是指在發生醫療糾紛后, 醫患雙方自行協商并達成協議以解決爭端的方式,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私了。該方式方便快捷, 形式多樣且可操作性強, 對時間和空間的要求不高, 能快速降低醫療糾紛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因此, 當事人協商已成為目前解決醫療糾紛的主要方式。據不完全統計, 我國當前發生的醫療糾紛有85%都是通過當事人之間的協商來解決的。但通過分析不難發現, 如此高的協商率并未有效遏制醫療糾紛的發生:據中國社科院的《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報告 (20142015) 》統計, 從2002年至2012年, 我國醫療糾紛案件在十年間增長了十倍。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醫療糾紛解決途徑單一且其他解決道路不通暢的情況下, 醫患雙方只有選擇協商這唯一方式;二是當前協商機制不規范, 并未能有效遏制醫療糾紛的發生。具體而言, 協商機制的不規范主要表現為:一是協商范圍不明確。現實中醫療糾紛往往存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競合的情況, 理論上協商機制僅僅涉及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4]但一些醫療機構或個人為了逃避刑事或行政法律責任, 消除不利影響, 對患者許諾高額賠償以使其放棄對醫院或醫生責任的追究, 不僅間接地拔高了其他患者對賠償數額的不合理期待, 而且也有違法治精神。二是賠償數額未限制。由于當前法律對賠償數額沒有明確規定, 患者為爭取較大的賠償, 往往向醫院索要超出醫院賠償能力或接受范圍的賠償數額, 醫院為不擴大社會影響或息事寧人, 只能被迫讓步。三是協商地位、信息不對稱。在醫療糾紛協商關系中, 與掌握醫療信息和社會地位、資金占優的醫院相比, 缺乏法律和醫學專業知識的患者無疑是弱勢群體。
2. 行政調解道路不暢通。
所謂調解, 是在第三方主持下, 以國家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以及社會公德為依據, 對糾紛雙方進行斡旋、勸說, 促使他們互相諒解, 進行協商, 自愿達成協議, 消除糾紛的活動。[5]調解具有預防社會矛盾、緩和與控制社會沖突及節約醫療糾紛管理資源及成本的優勢, 但在現實中卻運用較少, 甚至有逐漸被邊緣化的趨勢。各中原因是因為調解并非直接分出對錯和黑白, 而只是以雙方當事人的讓步來化解或緩和矛盾, 沒有最終權威性, 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該機制在醫療糾紛調處過程中問題頻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缺乏法律介入的理由。依據《條例》第36、37條的規定, 衛生行政部門只有在接到醫療機構重大醫療過失行為的報告或當事人向其提供的書面的醫療事故爭議申請時, 才可對醫療糾紛進行調解。衛生行政部門此種消極的調解態度顯然難以適應當前日趨增多的醫療糾紛事件。二是衛生行政部門角色的混同。在我國, 衛生行政部門既是衛生事業的管理者, 也是醫療機構的上級主管部門, 同時還在醫療糾紛的調解過程中居于第三方位置。在衛生行政部門主持調解醫療糾紛時, 這種既當上級又當調解員的行為, 致使患方很容易聯想到部門保護主義和行業本位主義, 從而對衛生部門的行政調解是否公正提出了質疑。[6]三是調解范圍過于狹窄。依該《條例》第36條規定, 衛生行政部門僅僅判斷是否屬于醫療事故, 而對醫療過失、醫療損害等行為并未作出結論, 但啟動衛生行政部門調查的程序就是醫療機構的重大醫療過失行為報告, 這前后矛盾明顯。同時, 按照醫療行為是否造成法定的醫療事故為標準, 醫療糾紛可分為醫療事故糾紛和非醫療事故糾紛。[7]
3. 訴訟機制不健全。
訴訟作為國家向醫患雙方所提供的一種司法救濟方式, 是醫療糾紛解決的最后一道防線, 也是社會和醫患雙方所公認的最權威的解決方式。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出臺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界定了醫療事故的概念, 取消了鑒定前置, 調整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組織者, 分配了醫療侵權糾紛中的舉證責任分配, 明確規定了醫療事故賠償標準和事項。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大大降低了醫患雙方提起訴訟的門檻, 但在現實中卻遇冷。除了我國民眾怕訴心理的影響, 更多的是醫療糾紛訴訟機制還不健全, 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醫療糾紛訴訟中的鑒定問題突出。法院作為一個術業有專攻的機構, 對法律之外的知識卻不甚了解。除了非醫療事故侵權行為或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醫療賠償案件是由司法部門鑒定之外, 因醫療事故所引發的醫療賠償案件則由各級醫學會鑒定, 但大部分醫療糾紛訴訟是由醫療事故所引起, 這種醫療領域的專業性特征使得法院不得不倚重專業機構的醫療事故鑒定結論, 法官難以全面把握案件的審理。二是案件審理涉及眾多專業性問題, 需消耗當事人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尤其是醫療事故鑒定程序復雜且時間冗長, 間接地造成案件審理時間過長, 訴訟效率低下。三是小額訴訟比例高, 司法資源浪費嚴重。現實中, 許多法院所承接的醫療糾紛案件標的額都較低, 但因當事人主觀期望過高或其他原因, 致使許多當事人在向法院起訴時提及的標的額一般較大 (大于或等于一萬元) , 但明顯高于最終法院所認定的數額。這種做法既浪費了司法資源, 也使法院的訴訟負擔過重。
三、風險社會中傳統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出路
通過對傳統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反思, 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良性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要以專業和高效為基礎;二是在此基礎上要以公正和權威為保證。具體到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上, 應以協商和調解作為醫療糾紛解決的基本方式, 同時引入以專業性著稱的醫事仲裁制度, 并進一步完善醫療糾紛訴訟機制, 構筑最后一道救濟途徑。同時, 我們也可學習借鑒臺灣地區的醫療糾紛解決經驗。2000年臺灣地區衛生署出臺了《醫療糾紛處理法》 (草案) , 首次確定了調解強制, 仲裁任意的醫療糾紛處理基本原則, 規定了醫療糾紛案必須先行調解。[8]因此, 我國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在運用傳統醫療糾紛解決方式的基礎上也可適用該理念, 遵循重視協商, 強制調解, 鼓勵仲裁, 健全訴訟的理念。具體而言:
1. 重視協商方式解決醫療糾紛。
當事人協商在化解醫療糾紛時不僅能在形式和行為上有效化解糾紛, 而且也能消除當事人之間的心理隔閡, 應予以鼓勵和提倡。但如前所述, 當事人協商機制還不規范, 成為制約其發揮最大功效之障礙。因此, 我們要及時填補這種規范性缺失, 需做好以下幾點:一是明確協商范圍。由于醫療糾紛存在著行政、刑事及民事責任競合的情形, 立法者應該明確協商機制的界限, 對協商的適用范圍進行限定。規定對屬于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和檢察機關職權范圍內的事項, 當事人之間不得協商;對當事人已經協商的事項, 因內容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應宣布其無法律效力。此種行為旨在杜絕醫療機構花錢消災和患者漫天要價等不良行為, 為當事人協商奠定良好的基礎。二是限定賠償數額。現實中醫患雙方往往對賠償數額爭論不已, 有違協商之初衷, 而且也為日后紛爭埋下隱患。同時, 醫療事業具有的高風險性會讓醫療機構一直處于不堪重負的狀態, 不利于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9]因此, 法律必須明確規定當事人協商賠償的具體數額。對此, 我們可借鑒美國一些州相關法律規定, 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1975年制定的《醫療損傷補償法案》 (Medical Injury Com-Pensation Reform Act MICRA) 規定:其中醫療過失的一般損害賠償即非財產損害賠償的上限為25萬美元。[10]該法最主要目的就是通過限定賠償數額使醫療機構避免賠償高額費用和應對大量不公之糾紛。三是優化協商環境。在協商的過程中, 醫療機構要及時公開醫療信息, 讓患者對整個治療過程的信息有所了解和把握, 這樣既避免了患者漫天要價, 也讓醫療機構能從容、自信地面對醫療糾紛;同時衛生行政部門要優化協商環境, 加強對醫療糾紛的監管力度, 從而為當事人協商營造良好的氛圍。
2. 建立多元化的醫療糾紛調解機制。
根據主持調解的主體或機構劃分, 調解包括民間調解、行政調解和法院調解等形式。因此, 我們可從這幾種調解方式對多元化醫療糾紛調解機制進行探討。一是行政調解。目前看來, 衛生行政部門調解是最主要的行政調解, 但也存在上述許多問題, 還需加大對行政調解的優化力度。首先, 立法者應修改《條例》第36、37條之規定, 簡化衛生行政部門介入醫療糾紛調解的條件, 增強衛生行政部門解決糾紛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明確行政調解的程序, 讓衛生部門調解醫療糾紛有章可循。其次, 擴大行政調解范圍。立法者除了要把醫療事故引發的糾紛列入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范疇, 還需把醫療過失、醫療損害等引發的非醫療事故糾紛納入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中來。鑒于衛生行政部門既當上級又當調解員的情況, 建議可成立相對公正和中立的機構, 吸納具備法律素養和醫學知識的人參與其中,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調解的公正, 增強公眾對衛生行政部門的調解信心。二是法院調解。所謂法院調解, 又稱訴訟調解, 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 雙方當事人就民事權益爭議自愿、平等地進行協商, 以達成協議, 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從學理上看, 法院調解可以分為法院附設調解和訴訟中調解, 但因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院附設調解制度, 因而醫療糾紛調解機制中所說的法院調解主要是指訴訟中調解。鑒于當前法院調解率不高等情況, 我們尤其加強法院調解工作。首先, 把醫療糾紛調解作為訴訟前置程序。既可快速、平和解決醫療糾紛, 也可將適合非訴方式解決的案件分流出去, 以節約審判資源。其次, 應成立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在管理和監督模式上, 不應該由衛生行政部門管理, 應該交司法行政部門管理, 由衛生行政機關給予必要的幫助。三是民間調解。所謂民間調解是指由民間機構參與醫療糾紛調解的活動。當前民間機構參與醫療糾紛調解工作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屬于群眾自治組織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由于該機構屬于群眾自治組織, 可不受衛生行政部門管轄, 在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可保持較好的中立地位, 但因醫療糾紛調解專業性顯著, 且該機構提供的調解服務一般都是免費, 從而導致醫療糾紛調解工作難以開展;二是營利性機構參與醫療糾紛調解的方式天津模式。2004年天津市金必達醫療事務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以下稱金必達公司) 正式成立, 并與天津仲裁委員會醫療糾紛調解中心共同進行調解。金必達公司以收取患者獲得醫院賠償款的10%作為提供調解服務的報酬, 且在調解成功后, 如醫患雙方自愿, 還可到天津仲裁委進行仲裁。但由于金必達公司的利潤以醫院的賠償為基礎, 從而導致金必達必然會偏向于患者, 這無疑會引發醫院的質疑。總的說來, 這兩種民間調解方式各有利弊, 在維持民間機構專業水平的前提下, 如何保持中立態度、維持民間機構正常運作, 是我們需考慮的問題。
3. 創設醫事仲裁制度。
所謂醫事仲裁制度, 是指診療活動中發生民事爭議, 醫患雙方當事人提請仲裁機構進行審理和裁決。仲裁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機制的制度化方式, 相較于訴訟, 其具有專門化、效率化、保密性及程序的彈性等優勢, 容易切合和滿足個案的需求。當前, 在具體制度及程序建構上, 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一是選擇且終局性。即一旦發生醫療糾紛, 當事人既可以選擇申請仲裁, 也可向法院起訴。但如果選擇仲裁, 那么仲裁就是終局性, 且在仲裁發生法律效力后, 當事人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訴訟。二是前置性仲裁, 即仲裁是訴訟的前置程序。在發生醫療糾紛后, 當事人如想提起訴訟, 必須先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只有對仲裁裁決不服時, 才可向法院提起訴訟。對于選擇何種醫事仲裁具體制度及程序, 學界爭論較大。筆者認為, 宜采用選擇且終局性仲裁模式。前置性仲裁一定程度上能減輕法院的訴訟負擔, 但如果適用不當, 對當事人而言是一種毀滅式打擊意味著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喪失。而選擇且終局性仲裁模式不僅有效克服了前置性仲裁模式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通過賦予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 讓當事人能爭取自身權益, 最終有利于醫療糾紛的化解。同時, 由于醫療糾紛中的當事人解決糾紛的最終落腳點在于經濟賠償上, 從糾紛性質上看, 符合《仲裁法》的調整范圍。故建議立法者應該將醫療糾紛納入《仲裁法》的調整范圍, 利用現行的仲裁機構裁決醫療糾紛即可。但考慮到醫療糾紛的特殊性, 在仲裁制度具體內容的制定上, 醫事仲裁也要突出其特殊性。具體如下:一是仲裁員的選擇。基于利用現有仲裁機構裁決醫療糾紛的考慮, 且我國現行《仲裁法》對仲裁機構設定的相關限定, 故不能再增設專門的醫療糾紛仲裁委員會, 但我們可在仲裁員的選擇上盡可能符合醫療糾紛仲裁的要求。由于醫學具有專業性和高風險性等特點, 因而在醫療糾紛仲裁員的選擇上, 除了要強調一般經濟糾紛仲裁員所應具備的條件外, 如公平、正派、中立等, 還應該具備醫療糾紛處理經驗和相關專業資質, 故可吸收醫學專家、法律專家、醫院管理人員、法官、檢察官、律師、衛生行政管理人員、醫學倫理學專家等專業人士擔任。二是仲裁程序。即使醫療糾紛以專業性強、復雜化著稱, 但仲裁機構對醫療糾紛與普通經濟糾紛的處理過程并無太大的不同, 只要依仲裁法所規定的一般性仲裁程序進行裁決即可。一般說來, 仲裁可按照以下程序進行:首先是當事人申請。即發生醫療糾紛的醫患雙方都可以在法律規定的受理時效內向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仲裁申請;其次是案件受理。即仲裁機構應在收到申請書之日起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決定。如受理應通知被訴方, 并且仲裁機構應及時組成仲裁庭。再次是案件審理。仲裁庭對案件的審理應堅持調解優先的原則, 并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積極促使醫患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如若和解不成, 仲裁庭不應久調不決, 而是要及時作出裁決。最后是案件執行。即仲裁裁決在作出之日開始發生法律效力, 當事人必須履行。同時由于當事人選擇了仲裁, 那么該裁決則是一裁終局性。醫患雙方日后如若就同一糾紛向仲裁委申請再次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那么仲裁委和人民法院應予以拒絕。同時, 仲裁委是一個社會公益目的性很強且非營利性機構, 本不應向任何一方收取仲裁費用, 但考慮到仲裁委維持自身運轉之需要, 那么在仲裁費用的負擔上則堅持以醫療機構為主, 患者為輔的原則。三是證據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醫療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 這主要基于營造公正、公平的訴訟環境和衡平醫患雙方舉證能力的考慮。因此, 在仲裁庭處理醫療糾紛案件時也應遵循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即對醫療機構來說, 它們不能證明自己無醫療過錯或者無因果關系就可能承擔不利的后果。
4. 完善醫事法律法規, 健全醫療糾紛訴訟機制。
訴訟作為解決醫療糾紛最后一道公力救濟途徑, 具有化解醫療矛盾, 緩和醫患關系的重要作用。因此, 人民法院應該秉持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原則審理各種醫療糾紛案件, 以確保醫療糾紛在法院門前得到最終解決。但目前我國醫療糾紛訴訟機制仍存在諸多問題, 迫切需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具體說來, 需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法律適用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3年出臺的司法解釋中就強調:因醫療事故引發的醫療糾紛賠償, 訴諸到法院的, 參照《條例》有關規定執行;因醫療事故以外原因引發的其他醫療糾紛賠償, 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由于大部分醫療糾紛都因醫療事故引起, 實際上該司法解釋明確了法院應在醫療糾紛審判中積極適用《條例》。因此, 為了有效地維護患者的利益, 實現司法公正, 法院應從立法科學性角度考慮, 優先適用《條例》之相關規定。同時, 《條例》作為一個已實施十三年的老法, 或多或少已較難適應當前醫療衛生事業和醫患關系的發展, 有些規定已嚴重落后于時展。因而立法機構應發揮先行立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及時修改或完善該《條例》, 期以能更好滿足當前解決醫療糾紛之需要。二是訴訟時效。關于訴訟時效, 我國目前采用的是《民法通則》關于人身損害訴訟時效之規定, 其訴訟時效期間為一年。《民法通則》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應該包含兩個方面:首先, 患者知道自己被侵害了;其次, 患者知道自己被誰侵害了 (只有知道被侵害人才能去起訴) 。因而醫療糾紛訴訟時效還需把自查清侵害人之日起計算納入其中。三是醫療過錯鑒定問題。我們應從有效處理醫療糾紛和提高訴訟效率的角度出發, 建立一個司法行政部門主管, 且由醫學會和司法鑒定機構共同參與的醫療過錯鑒定機制。在該機制中, 司法行政部門主要對各級醫學會進行資格審查, 進而組建一支由醫學會專家和司法鑒定專家構成的醫療鑒定專家隊伍, 嚴格遵循鑒定程序和規范鑒定內容來進行醫療過錯鑒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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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糾紛解決方式范文第4篇
關鍵詞：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典型模式
中圖分類號：D922.6 文獻標識碼：B 收稿日期：2016-01-14
1.第三方調解的制度優勢
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機構介入醫患之間的糾紛，依據糾紛事實和社會規范，運用民間調解機制進行勸解，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化解醫患矛盾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相比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優勢明顯：①符合中國社會傳統的“以和為貴”“息訟”文化；②第三方調解機構與衛生行政機關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可保持自己的獨立性；③程序靈活，結案時限短。
2.我國第三方調解的實踐
（1）上海模式。2006年4月，上海市普陀區成立了我國第一家專門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調委會”）。糾紛發生后，醫患雙方可向調委會提出申請，調委會立案后，由醫學專家和律師進行醫學技術評估和提供法律服務，然后再由人民調解員進行調解。上海模式的特點：①調解隊伍相對專業。②政府對調委會沒有明確的財政支持，機構經費短缺，運行困難，并且醫調委不能解決賠償問題。
（2）北京模式。2005年，成立了北京市衛生法學會醫療糾紛調解中心。調解中心有一個由醫學法學專家組成的專（兼）職專家團隊，在接到醫療糾紛調解的申請后，該中心經過調查取證確認屬于醫療責任保險范疇，予以受理并進行調解。
（3）天津模式。2006年，天津仲裁委員會醫療糾紛調解中心成立，該調解機構隸屬天津仲裁委，由調解委員會聘請在職、退休的醫學、法學專家擔任調解員。不足之處：①調解要收費；②一裁終局；③專業性差。
（4）南京模式。2003年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作為調解營利性中介機構正式運行。公司聘請退休醫學專家向患者一方提供有償咨詢，經人授權以人身份解決糾紛。南京模式最大的特點是采用營利性的公司作為第三方進行醫療糾紛調解，但“先付費、后服務”的方式讓患者難以接受，同時醫療機構對其權威性、專業性存在諸多質疑。
（5）寧波模式。2008年，寧波市醫療糾紛理賠處理中心和寧波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第三方調解機構正式成立。醫療糾紛案件實行分類處理：糾紛標的1萬元以下的，醫院可以自行與患者達成協議，協商不成，再由醫調委處理。標的1萬元以上的，由理賠中心與患者達成協議，協商不成，再由醫調委介入調解。
3.我國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的優化建議
（1）完善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的法律法規。我國關于如何解決醫療糾紛的法律不成體系，因此需要統一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制度的法律。可以借鑒國外的先進模式和我國各地經長期實踐總結出的經驗，頒布框架性法律，由各地立法機關因地制宜制定與當地經濟、衛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性法規。
（2）建立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資金支持系統。第一，各地政府出臺法規，由財政部門統一籌備經費，確保專款專用，落到實處。第二，全面推廣醫療責任險。強制各級公立醫院參加醫療責任險，非公立醫院參照執行。
（3）加強與訴訟制度的銜接。在解決醫療糾紛的機制中，將第三方調解作為民事訴訟的前置程序 ，即醫療糾紛在訴訟之前必須經過調解，調解不成的再行。
（4）構建調解人員培養制度。醫療糾紛的復雜性和專業性要求調解人員具有專業的醫學、法律背景。一是要聘請在職或退休的專家組成專家庫，保證調解隊伍的穩定性；二是要保證調解員的公信力，確立回避制度等，調解員的選擇要進行透明操作。三是專門培養調解復合型人才。
（5）強化監督機制。在推行第三方調解機制過程中，還需要建立社會監督機制。有效的監督機制才能使第三方機制始終保持中立性、權威性，得到醫患雙方的信賴。然而目前只有“寧波模式”中提到“全社會參與”，但并未進入實際操作層面。因此，強化監督機制也將成為下一步優化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的關注重點。
參考文獻：
醫療糾紛解決方式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通過對某三級醫院醫療糾紛發生的特點及原因進行分析，提出防范和解決醫療糾紛的措施。方法采用回顧性分析法，收集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2012年1月-2016年12月間發生的59起醫療糾紛案例，分析其發生特點及原因。結果醫療糾紛發生的主要原因為患者對診療效果不滿意，誤診、漏診，溝通不當以及患者過度維權等因素。結論通過深化醫療體制改革，不斷完善法制建設，加強醫院醫療質量管理，提升醫療技術水平，加強醫患溝通，同時建立以第三方調解為主體，法律訟訴和醫患雙方協商為補充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是降低醫療糾紛發生，妥善處理醫療糾紛，合理、合法維護醫患雙方權益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醫療糾紛；防范；處理
近年來，我國醫患關系緊張的情況日趨凸顯，據相關文獻報導2014年全國醫療糾紛發生約11.5萬起[1]，這一現象已經成為影響醫學科學發展、維護群眾健康權益和構建和諧社會關系的一大障礙。如何加強醫院管理，提升醫療服務質量和醫療技術水平，預防醫療糾紛的發生，妥善化解醫患矛盾，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是亟待解決的難題，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資料來源于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2012年1月-2016年12月所發生的醫療糾紛，共59起。其中男性33例（55.9%），女性26例（44.1%）；門診10例（16.9%），住院49例（83.1%）；手術7例（11.9%），非手術52例（88.1%）。
1.2方法
對所涉及的醫療糾紛案例，對患者年齡、糾紛發生的年份、導致醫療糾紛的因素以及糾紛所采取的解決途徑等因素，通過Excel進行統計、分類和匯總[2]。
2結果
2.1年齡分布
59例醫療糾紛中患者年齡<20歲3例（5.1%），20～40歲12例（20.3%），41～60歲21例（35.6%），61～80歲19例（32.2%），>80歲4例（6.8%）。
2.2醫療糾紛發生時間
2012年8例（13.6%），2013年9例（15.3%），2014年16例（27.1%），2015年14例（23.7%），2016年12例（20.3%）。
2.3醫療糾紛原因分布
醫療糾紛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對診療效果不滿意（40.7%），誤診、漏診(13.6%)，溝通不當（10.2%），患者因素（8.5%）等。
2.4醫療糾紛解決方式
雙方協商解決14例（23.7%），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調解35例（59.3%），民事訴訟10例（17.0%）。
3討論
3.1醫療糾紛的患者年齡分布統計結果顯示，發生醫療糾紛的患者在21～40歲和41～60歲這2個年齡段比較常見。分析其原因主要為，青壯年患者是社會和家庭的中堅力量，承擔著較為沉重的社會壓力、工作負荷和家庭責任，身體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其發病特點往往是突然而且危重，一旦疾病的預后與家屬的預期不一致，患者家屬很難接受，情緒激動，容易引發醫療糾紛。而老年患者身體機能減退，病情相對復雜，合并基礎疾病較多，一旦病情惡化進展迅速，預后較差，并發癥、致殘率和病死率較高。而且住院期間的檢查、治療以及用藥等醫療行為較多，容易在工作環節上出現疏漏，引發醫療糾紛[3]。
3.2醫療糾紛發生的年份分布
2014年醫療糾紛的數量增加，2015-2016年醫療糾紛發生情況趨于穩定。從客觀因素分析，自2014年開始醫院在管理模式和績效激勵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改革，醫療服務數量明顯增加，醫護人員的工作負荷加大，發生醫療糾紛的幾率增加。2015年開始趨于穩定，說明醫院此后加強醫療質量管理，規范診療，改善服務等工作取得一定的效果。
3.3醫療糾紛的原因分布
診療效果不滿意，誤診、漏診，溝通不當，作為引發醫療糾紛發生的主要原因[4]。反映出醫院醫療質量管理、醫療技術水平以及醫療服務質量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部分醫療糾紛并非其中一種原因產生，而是兩種或者多種因素造成的。
3.4醫療糾紛解決途徑分布
根據數據統計，醫療糾紛通過第三方調解的比例為59.3%，醫患雙方協商解決的方式為第二位，法律訴訟的比例最少。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國率先頒布了《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成立了“天津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全市公立醫院推行醫療責任保險[5]。患者訴求超過1萬元，醫院無權與患者協商解決，患者可以選擇第三方調解或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對于第三方調解的解決方式，得到了醫患雙方的認可，因此大部分醫療糾紛選擇此方式進行調解，反映出我市醫療糾紛解決逐漸規范化、法制化。
4醫療糾紛產生的原因分析
2015年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超三成醫師每周工作超60h以上，超半數醫師受到過身體或語言上的傷害，64.48%的醫師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繼續從醫[6]。醫生對工作壓力、工作環境和氛圍、社會輿論導向普遍感到失望，年輕醫務人員流失嚴重，醫學院校的優質生源比例下降。醫療糾紛成為阻礙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分析醫療糾紛的產生原因主要為醫方因素、患者因素以及社會環境等三方面因素。
4.1醫方因素
4.1.1醫院質量與安全管理不到位
醫療質量與安全管理是醫院發展的基石，是保證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礎，是有效預防和降低醫療糾紛發生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一段時期內醫療服務被推向市場化，醫院公益性角色缺失，在逐利性的驅使下，醫院放松對質量和安全的監管。隨著一批批新技術、新項目的開展，醫院規模不斷擴張，而醫院缺失的是賴以生存的質量和安全，必然引發醫療問題的出現。
4.1.2醫務人員醫療技術水平和能力欠缺
由于醫院在人才培養和繼續教育等方面的忽視，醫務人員缺乏主動學習的意識和習慣，特別是處于臨床一線的中低級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不能滿足臨床工作的需要和患者的需求，導致醫療質量下降、醫療差錯和事故的出現。
4.1.3人文關懷的欠缺
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患者心理需求成為醫學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部分醫務人員在診療過程中，出現責任心不足、缺乏溝通技巧、缺乏心理疏導等現象。醫患之間缺乏交流，沒有建立相互信任的醫患關系，一旦患者病情發生變化或出現意外時，患者及家屬往往不理解，會使緊張的醫患關系雪上加霜，導致醫療糾紛的發生。
4.1.4醫院缺乏危機意識
在醫療糾紛的處理上，醫院缺乏危機意識，造成醫療糾紛的升級。在醫療糾紛的發生初期，由于醫院缺乏危機意識以及規范的處理流程，如對患者醫療事件信息的不透明，對于提供病歷資料的不及時，以及處理問題的簡單化，往往會激化矛盾，使醫療糾紛升級。
4.2患方因素
4.2.1對醫療結果的期望值較高
由于醫學是一門經驗性科學，具有特殊性和專業性，造成患者對疾病的認知不足，對醫療結果的期望值較高，一旦出現不良結果，往往不會考慮在醫療過程中醫務人員的付出，對結果提出質疑，引發醫療糾紛。
4.2.2過度維權
民眾的法制觀念越來越強，患者的維權意識逐漸提高，但由于其對醫學知識認知水平的限制以及對于法律法規理解的片面性，容易產生過度維權現象。對屬于正常并發癥或在醫療過程中存在的瑕疵，主觀認為是醫療事故，將問題復雜化甚至采取極端的維權手段，激化了醫患矛盾，使醫患關系更加緊張[7]。
4.3社會因素
4.3.1制度因素
由于在一段時期內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上缺乏總體規劃和明確的定位，醫療衛生行業被逐漸推向市場化，各級醫療機構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通過提高服務數量，開展新技術，增加收入來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在逐利思維的推動下，醫療機構的公益性缺失，引發了“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現象，加深了醫患矛盾。
4.3.2社會輿論影響
隨著信息化的不斷發展，各種媒介為群眾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由于部分媒體追逐熱點效應，在沒有調查核實的情況下不客觀的報道，加深了醫患雙方的不信任，成為激化醫患矛盾的的催化劑。
5醫療糾紛的防范和處理
5.1協同推進醫療體制改革
目前，我國公立醫院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應該重點加強“醫療、醫藥、醫保聯動改革”的聯動機制，明確對公立醫療機構的補償和投入機制。政府應該承擔起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使醫院回歸公益性，真正承擔起醫療、教學、科研、預防等職能，為公眾提供優質、安全、便捷的醫療服務[8]。
5.2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近年來國家先后出臺了《關于民事訴證據的若干規定》、《侵權責任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各項法律法規，其目的是規范醫療侵權訴訟的法律適用。但是由于部分法條內容的矛盾，以及法律釋義的不明確，在司法實踐中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比如對于醫療侵權責任的認定，就存在著司法鑒定和醫療事故鑒定兩種途徑并存，而其鑒定結果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的維護起到重要的影響。因此對于醫療糾紛案件的相關法律規范和法律適用等需要進一步地完善和明確。同時要加強全社會的普法教育，通過提高公眾的法律意識，轉變公眾的醫學認知，合理依法維護自身的權利。
5.3正確引導媒體客觀公正的報道和社會輿論的理性關注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公眾可以通過各種媒介獲取大量的信息。媒體的輿論引導在社會關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促進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弘揚正氣，同時又可以使本已緊張的醫患關系更加復雜。因此要發揮媒體的積極作用，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做到客觀、公正、全面、理性的報道[8]。
5.4加強醫院醫療質量管理，提高醫療質量，保證患者安全
5.4.1建立和完善醫院各項規章制度
醫院要建立和完善各項規章制度，規范服務流程，提高醫療技術水平和服務質量。在醫療活動中嚴格落實各項核心制度、診療規范和指南，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經濟、便捷的醫療服務，這是預防醫療糾紛的前提和基礎[9]。
5.4.2加強對醫生的培訓和考核
醫院應該建立以醫療質量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強化質量和安全意識。加強對各級醫生的培訓，培訓內容應該包括法律法規、溝通技巧、醫德醫風、專業基礎理論和技能、醫學新進展等內容。制訂相應的考核制度，定期對培訓內容進行考核，將考核結果與醫務人員的績效等級、職稱、人才選拔等相掛鉤，提高醫務人員主動學習的意識。通過培訓與考核，提升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和主動服務的意識。
5.4.3建立合理醫患溝通制度，提高患者滿意度
良好的醫患溝通不僅能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增強患者對醫生的信任，而且還能疏導患者的心理問題，有利于病情的轉歸。醫院應完善合理的醫患溝通制度并加以培訓學習，增強醫務人員的溝通意識，提高溝通能力。在醫療活動中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對于患者的診斷治療過程、醫療方案、替代方案、醫療費用、可能出現的風險等內容，要及時進行告知，讓患者充分理解并做出決定。通過醫院網站、問卷調查等形式，搭建醫患交流平臺，提供暢通的溝通渠道加強醫患溝通。通過醫患雙方的交流與互動，提高患者對醫院服務的滿意度[10]。同時通過醫患交流，提高患者對醫療常識的了解，對疾病的診斷、治療和轉歸有一個理性的認識，降低診療期望值，有利于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11]。
5.4.4建立風險預警機制，規范醫療糾紛處理流程
在日常管理中運用科學的質量管理工具，主動發現醫療環節中存在的醫療風險因素，進行質量持續改進，降低醫療風險的發生率。對于出現的醫療糾紛，要制訂規范的工作流程，對于接待、溝通、病歷資料封存、患者權利告知等重要環節嚴格按照流程執行，使醫療糾紛的處理規范化。
5.5完善醫療糾紛的處理機制
目前醫療糾紛的解決方式主要為第三方調解、法律訴訟、醫患雙方協商。2009年我市成立了“天津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并在全市公立醫院推行醫療責任保險。通過7年多的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據統計我市50%左右的醫療糾紛案例通過“醫調委”調解解決。這種調解方式的優點是省時、省力、省錢，快速解決醫療糾紛。雖然在對糾紛結論的判定上存在一定的模糊，但是對于化解醫患矛盾，減輕醫患雙方的對立情緒，減少醫療惡性事件的發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一種以第三方調解為主體，法律訟訴和醫患雙方在一定范圍內自行協商為補充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是妥善處理醫療糾紛，合理、合法維護醫患雙方權益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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