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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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第1篇

一、“資本會計論”框架構建

根據早期的《簿記論》（帕喬利，意大利.1494），會計的核算對象是資本，從此奠定了資本會計論的基礎。但因資本會計論至今缺乏總體框架的構建，以致當代會計研究竟脫離了資本之根系，而在會計要素的多寡取舍上爭論不休，令會計象打碎的玻璃般呈散片狀態。

本文通過構建資本性態圖（見圖1），從會計視角透析資本的性質及存在形態（即資本性態），將資本和會計要素統一在同一體內，以建立資本會計論的總體框架。

從資本的靜態看，資本是企業擁有的財產及其內含權益的價值表現：資本的外在表象是資產，資本的內在屬性是權益，包括債權人權益和所有者權益。由于任何一項資產總是內含著所屬權益，所以，在價值表現上：資產總計= 權益（債權人權益 +所有者權益）總計。這是一個會計恒等式，反映資本在某一時點的存量，象拍攝照片一樣，是資本的靜態表現。由此可定義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三個會計要素，并形成資產負債表。

從資本的動態看，表現為資產的經營（見圖1陰影）：將資產投入生產而生產產品，將產品出售而取得收入，從而，收入-費用(成本) = 利潤。 這又構成一個會計等式，反映資本在某一時期的流量，像拍攝電影一樣，是資本的動態表現。由此可定義收入、費用(成本)、利潤三個會計要素，并形成利潤表。

通過資本性態圖的構建，首先解決了六個會計要素（據我國會計準則）的祖源問題，即它們衍生于資本、又同歸與資本（并非無根所系的散云碎片）,是資本的內在屬性和外在形態。但本文的目的不止于此，更主要的在于從中發現會計現行體系中的先天不足。

總觀資本性態圖可見：在資本的靜態和動態之間缺乏真實的連接要素（圖中陰影部分是筆者增加的），即在反映資本靜態的資產負債表和反映資本動態的利潤表之間原本是一片空白地帶。這表明，現行會計報表體系，只有反映財務狀況（資本存在形態）的資產負債表和反映經營業績（資本運動結果）的利潤表，而沒有反映經營過程（資本形成過程）的報表，即只反映開頭和結尾，不反映中間過程，中間過程是一個黑箱。這是一個未被發現的會計體系的結構性缺陷！正是這一先天不足，使企業在兩權分離下，資本所屬者（所有者和債權人）不能了解資本經營過程，資本經營者可能乘機造假經營業績。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本文在資本性態圖中，將產品置于資本的靜態表象（資產）和動態結果（收入）之間（圖1陰影部分：資產 產品 收入）。從理論上講，由處于中間的產品連接恰好構成資本形成過程，因其符合馬克思提出的資本形成的一般公式，即貨幣――商品――貨幣 。根據資本的一般公式，資本最初表現為貨幣，貨幣雇傭了勞動力才轉化為資本，因為勞動力能夠創造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商品的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其勞動過程是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相結合的過程，這一過程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價值形成過程是抽象人類勞動同勞動對象相結合而凝結成價值的過程，這一過程形成商品的價值。由此，商品的價值包括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內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在同一過程中勞動者新創造的價值。繼而，商品只有銷售之后換回貨幣才能實現價值，即把其中作為具體勞動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將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的新價值用于補償勞動力的價值，若剛好相等，這個過程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若高于勞動力的價值，就是價值增值過程，即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可見，資本形成過程就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生產過程，馬克思將二者統一為同一過程。這種資本與價值的必然聯系過程，理應是財務會計反映的中心內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現行財務會計體系，在資本性態圖中“資產 產品”階段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在資產負債表中，勞動力價值未被確認為資產，資產只是由一系列實物及權利組成。由于關鍵生產要素――勞動力的缺位，無論固定資產、流動資產，還是無形資產，單憑這些“死”的資產是不能進行生產的，因而也就不能產出產品。顯然，這是現行財務會計又一個隱藏的邏輯性缺陷。

現行財務會計在核算與反映中掩蓋了勞動力創造價值的問題，從資產負債表直接到利潤表，反映的是資本自生資本（甚至“會計要素論”連資本都未提及 ），沒有勞動力創造價值的中間過程。個中原因是否存在“階級”問題不敢妄斷，但至少在馬克思揭示出資本雇傭勞動力（不只是雇傭勞動）、勞動力創造剩余價值至今，人力資源會計仍在會計之外徘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十分明顯，在資本性態圖中，資產必須包括人力資源，才構成完整的勞動三要素：勞動工具（固定資產）、勞動力、勞動對象（原材料），三者結合才能生產產品。這既符合馬克思勞動力價值論，也符合亙古以來社會生產實際。

綜上所述，通過構建資本性態圖發現企業財務會計的缺失――缺乏反映資本形成過程的報表，又通過分析資本形成過程而尋找到人力資源會計本應有的邏輯位置。因此，筆者認為，完整的資本會計論框架的構建，有賴于增加反映資本形成過程的會計報表，以使資本運動首尾連接，實現真正的全過程的財務公開，而為此，則必須首先將人力資源會計歸位。

二、彌補財務會計缺失

（一）人力資源在會計中的邏輯位置

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勞動力是特殊商品。勞動力是指存在于人體中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樣，也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種因素：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種特殊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體現在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它同時也是商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

勞動力作為特殊商品，首先應將其價值確認為資產。根據資產是企業擁有的能夠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的定義，勞動力是比現有資產負債表上的任何一項資產都更能帶給企業經濟利益的資源：一是資產負債表上的物質資產，如果沒有勞動力的操作或將勞動加于其上，就不能進入生產過程，不能產出產品，不能新創造出價值；二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 勞動力是唯一能給企業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資源。

同時，根據每項資產內含所屬權的原理，應辨識勞動力資產的所屬權益：勞動力的所有權屬于勞動者本人。因為勞動力變成商品的前提之一，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賣出自己的勞動能力，而不是賣出自身；同時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必須有一定的時間限度，如以一年、一月、一周為單位計算，不能一次賣完，否則，等于賣身為奴，而不是賣出勞動力。因而，勞動者只是轉讓勞動力的使用權給企業，所以，勞動力資產的屬性應是負債，是企業對勞動者，無論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的負債。

因此，根據復式記賬原理，在確認勞動力資產的同時，應增加一項負債。應設置“人力資源”科目進行核算：根據勞動合同，按年計算勞動力的價值總額，每年初：借：人力資源；貸：應付工資（薪金）。“人力資源”科目余額應在資產負債表上流動資產項下單獨反映。

在年中，每月末，按勞動用工崗位分配勞動力價值，即按各崗位人數實際出工應計工資和薪金額：借：生產成本（生產工人工資）、制造費用（車間管理人員工資）、管理費用（廠部管理人員工資）、銷售費用（銷售人員工資）；貸：人力資源。同時，發放工資、薪金時，借：應付工資（薪金）；貸：銀行存款。在年末，如果企業正常開工，如果工人、雇員正常出工，“人力資源”和“應付工資（薪金）”科目應無余額。若有余額，則表明工廠開工不足或欠發工資，或工人出勤不足，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結轉。

將勞動力確認為資產，便于使資本所屬者了解企業資本雇傭勞動的實際情況，便于社會勞動就業的統計等，當然，本文目的是從會計邏輯角度，使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各項目的組合能完整構成生產要素，使生產得以進行。將會計的核算和反映過程與實際的生產過程取得一致，這理應是會計的邏輯。

（二）資本形成過程報表的結構設計

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第2篇

關鍵詞：按勞分配 勞動力產權 價值補償 生產要素 資本要素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理順分配關系、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近幾年來，中央提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確立資本、技術，勞動、管理等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筆者以為，要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關鍵是要正確理解馬克思“按勞分配”理論的內涵。“按勞分配”在本質上是一種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的方式。

馬克思“按勞分配”理論的含義

“按勞分配”的實質就是按勞動力產權分配。產權就是資本所有權或者說是要素所有權。馬克思把社會資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不變資本，另一部分是可變資本，前者是指生產資料，后者是指活的勞動力。產權就是這兩部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傳統經濟學對產權的解釋只是指生產資料所有權，沒有把勞動力所有權包括進去。所謂按要素分配，只限于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參與分配，把勞動力排除在要素分配范圍之外，實質上否定了勞動力是生產要素，這是和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資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購買生產資料而支付的貨幣額c，另一部分是為購買勞動力而支出的貨幣額v。”“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這里馬克思很明確地指出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是生產的因素。

馬克思雖然沒有提出產權的概念，但他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都看作是資本的因素，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馬克思把工資和工人本身區分開來，指出“勞動分解為自身和工資。工人本身是資本、 商品。” 特別指出：“勞動是資本的要素”。這里要分清兩個不同的概念，從生產要素角度來看，工人本身是資本，是因為他是勞動力所有者，勞動力就是資本的要素；從勞動力的價值角度看，工人本身又是商品，因為勞動力又被勞動力所有者當商品出賣了。這樣，一方面，勞動力作為資本的要素，勞動力所有者就擁有勞動力產權。按生產要素分配生產成果，就不能把生產的兩大要素之一的勞動力產權從資本要素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勞動力又是商品，資本經營者是按勞動力的價值和相應的價格購買勞動力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表現形式”。而“勞動力價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因而，工資是勞動力所有者在生產過程所耗費的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補償。其意義，相當于其它生產資料磨損的折舊費。

勞動力作為資本要素，和生產資料、自然資源一樣，都是創造價值的必要條件。既然承認勞動力是生產要素，就不能否定勞動者享有和其它生產資料所有者同等權利，因而不能剝奪勞動力所有者參加分配生產成果的權利。勞動者獲得的工資，只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工資是勞動力在生產中損耗的價值補償，這和其它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磨損、消耗的價值補償以及提取折舊費用沒有什么不同。因此，把勞動者獲得工資理解為“按勞分配”是不對的。

價值補償和價值分配的關系

價值補償和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經濟范疇，不能混為一談。價值補償是投資的手段也是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離開價值補償連簡單再生產也不可能。分配是投資的目的，也是消費的前提，投資是為了獲取利潤。利潤是要生產出來的，分配的對象只能是生產成果，只能是剩余價值或者說利潤。資本要素的收益只有通過分配才能實現，通過分配才能進入交換和消費。在再生產中，首先要保證生產要素的價值得到補償。然后根據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提取積累基金和社會必須的各項扣除之后，各生產要素所有者才能按投資的份額對利潤進行分配，但不能分配成本。

價值補償和價值分配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價值補償是補償要素在生產過程中轉移、損耗了的價值。分配屬于投資收益，可分配的只能是剩余價值或者說利潤；價值補償作為資本的投入，是獲得利潤的手段；分配作為投資的目的只能在價值補償和社會必須的扣除并獲取利潤之后；價值補償是社會生產的基本條件；而分配則是隨著企業經濟效益而變化的，盈利多就多分配，盈利少則少分配，沒盈利就不分配。利潤多少和工資沒有關系，工資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屬于生產成本。利潤增加工資不一定會增加，同樣利潤減少工資也不會減少；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貨幣表現，工資的量是由生產勞動力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力買賣雙方是根據“等價交換”的原則；“分配”是資本所有權的實現，是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根據資本占有份額分享利潤；“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或者說“按資分配”是同義反復，并不矛盾。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也是生產要素”，“工人本身是資本”，“勞動力是資本的要素”，“資本就是積累的勞動”，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都是生產要素，都是資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區別只是死勞動和活勞動、過去勞動和現在勞動的區別，它們是可以換算的。

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可以分開的，勞動力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也可以分開。資本經營者在市場上購買了勞動力，獲得了勞動力的使用權，但勞動者出賣的是勞動力，不是勞動者本身，不是賣身為奴，他還是勞動力所有者。勞動力不可能離開勞動者而存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生產中同樣有損耗，這樣需要在新創造的價值中提取相應的勞動力的價值作為價值補償，工資就是勞動力價值補償。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進入了勞動過程創造了比原有價值更大的價值，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是資本的要素，勞動力產權理應得到承認，勞動者應當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

社會主義社會的“按勞分配”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這里所說的“按勞分配”是包括死勞動和活勞動在內的產權計量尺度。各種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扣除價值補償（即成本）、擴大再生產提留的基金以及社會必須的扣除之后，按所投入生產過程的價值量，按比例對生產成果――利潤的分配。直到現在，我國勞動者所得到的只是勞動力的價值補償部分，勞動力產權作為生產要素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資本所有權不僅僅是物質財產所有權，也應當包含勞動者投入生產過程的勞動力所有權。勞動力是勞動者的資本。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要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凡生產必須有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兩個基本要素的結合。產權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眾所周知，沒有生產資料或者沒有勞動力都不能創造價值。特別在現代生產條件下，勞動力（生產中的人的因素）是生產要素中的主要成份，同時又是資本，而且是可變資本，使價值增值的資本。勞動力資本就是勞動者擁有的產權。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首先取得勝利。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又往往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扼殺，因而不得不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辦法發展本國經濟。正因為積累過高，剩余價值中除了必要的社會保障外，可分配部分就很少了，而勞動力價值補償對社會再生產是不可缺少的，這就容易把勞動過程耗費的價值補償誤解為對勞動力資本要素的分配。高積累掩蓋了勞動力產權對剩余價值的分配權，模糊了勞動力產權和勞動力價值補償的關系。

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第3篇

關鍵詞：離岸外包；職住外移；工作外包；國際產業調整

美國高科技咨詢機構——forresterresearch的報告稱：“美國服務經濟領域在經過了3o多年的持續擴張后，離岸外包將成為美國從追求發展速度向追求效率轉變的一種催化劑。”

2004年6月10日，聯邦勞工部宣布，2004年第一季度，美國因業務外包而損失的就業機會比例為2．5％。約有2／3的職位流動源自制造業，在第一季度的失業者中，制造業工人占1／4。這是該部門首次對外包所導致的就業機會損失量做出評估。

外包近來在美國引起的爭議還遠不止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國政府、民眾和媒體對外包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呢?本文嘗試從外包概念的興起，其近年來在美國的發展特點和趨勢，來分析它對美國就業市場乃至整個經濟的影響。

一、外包概念的興起與離岸外包的發展

企業總是根據市場需求、競爭環境的變化來調整其組織的構造和邊界。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福特汽車公司所倡導的“垂直一體化”戰略所帶來的所有權優勢、規模效應、對供應鏈和市場的控制力，隨著科技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顧客需求的多樣化和市場競爭的白熱化而逐漸黯淡。由c．k．prahalad和gary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第一次提出的“外包”(outsourcing)概念在過去的l5年間一躍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企業經營趨勢。

所謂“外包”，指的是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企業專注于其核心業務，并借助企業外部的專業機構的資源完成企業內部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輔的功能或業務，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種經營方式。其實質在于強調企業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有助于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業務上，而把那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業務交給外部專業的服務供應商，獲得成本和效率優勢。

作為一種經營手段，外包的歷史可追溯到200年前，但它在80年代開始才得以廣泛應用，并從無價值增值的輔功能(如清潔、保安、餐飲供應)，發展到關鍵的支持和增值性功能(如人力資源管理、審計it技術、制造、營銷、物流)，甚至延伸至研究與開發等領域。

伴隨著更經濟的運輸方式的出現，信息科技的高速發展和通訊技術的變革，企業信息傳遞的成本降低，效率和質量得以顯著提高，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此之上建立的企業組織形式可以更加靈活地在市場和企業自身，在網絡和一體化組織之間進行選擇，從而使跨國界的離岸外包成為可能。

二、美國外包業務發展的特點和趨勢

就規模而言，外包從一種企業控制成本的手段，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業務模式只不過經歷了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鄧百氏公司在(《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研究報告中稱：相比1997年23％的升幅，l998年全球年營業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公司中，業務外包的支出上升了27％，1998年全球業務外包的總支出增加至2350億美元。米切爾·f·卡伯特聯合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發表的《2002年全球外包市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企業對14．8％的日常運營業務進行了外包；全球外包業務正在以每年l9．6％的速度增長，美國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場的2／3，其特點和趨勢表現為：

1．大公司首當其沖。中小企業緊隨其后從主體而言，外包已經成為眾多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取得競爭優勢、配合全球化資源配置而采取的經營戰略。外包市場的2／3由大公司消費構成，1996年，美國年銷售額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中有25％選擇了外包。2000年，年銷售額l000～5000萬美元的中小企業也很快加入到外包行列，選擇外包的中小企業數量與1999年相比增長了約25％。外包不是企業能力弱的標志，相反，它為中小企業創造機遇，使其得以利用外包商在某一方面的專業化優勢和規模效應，配合發揮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位于美國中西部的it企業就早大公司一步，率先將部分業務外包至印度。

2．離岸外包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從外包活動實施的地域而言，當今的信息技術環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企業尋求最佳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外包突破國界、地域的限制從本土擴展到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據美國葛特納機構的估計，2004年，有超過80％的美國企業考慮離岸外包美國的it工作，其中40％的美國企業將完成某些類型的外包，或者從非美國本土的服務供應商那里獲得it服務。

在制造業，離岸外包已經從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手工制品、紡織品、輕工和化工產品)，發展到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如汽車、飛機的重要零部件)。

離岸外包逐漸向價值鏈的上、下游拓展。為了節約研發成本，規避研發風險，處于價值鏈前端的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技術離岸外包逐漸興起。據美國eiu(theeconomicintelligenceunit)1993年對50多家世界級大企業的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企業承認，它們在90年代，接近或超過一半的技術競爭力來源于企業外部。外包的技術也從企業的非核心技術、容易購買的成熟技術、標準化技術轉變為決定企業未來技術競爭優勢的研發項目外包。另外，歐美很多企業將客戶服務中心或售后服務的電話支持系統轉移到了印度，又創造了售后服務外包的可能性，如at＆t就將電話交換中心搬到了印度。

三、離岸外包對美國就業市場的效應分析

在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沃爾夫和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合作的《減員在美國：現實、起源和后果》中歸納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就業市場：減員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新創造的職位數目長期而言遠遠高于失去的舊職位數目。據統計，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創造的職位達到2400萬個，同期失去的舊職位只有800萬個。外包所引發的美國就業機會流失，特別是近來由高技術和服務為主的外包所導致的情況與90年代相比存在顯著的差異。

首先，雖然長期而言新創造的職位仍將遠遠超過失去的舊職位，然而短期來看，外包在過去幾年新創造的職位并不比失去的舊職位多多少。按照美國經濟研究機構的估算，2001年l1月，美國經濟應開始由低谷回升，而到2003年底，就業機會卻減少了大約70多萬個，形成了與90年代高增長、高就業率相對應的“失業型復蘇”。而且，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失去崗位的員工為了適應新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識更為復雜，其間所經歷的過渡期必然更為困難。

其次，外包為美國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必須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員工也從外包中獲得了利益。制造電器和電子產品的德國西門子公司在美國雇傭了6.5萬名員工。僅在新澤西州，索尼公司就雇傭了2000人。全球主要圖像公司之一、比利時的agfagevaert集團也在美國雇傭了5000人。西班牙terralycos公司也在美國雇傭了4l8人，這僅僅是一些例子。擁有微軟、ibm等美國it大廠會員的美國信息技術協會在最新的報告中指出，公司業務外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因此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報告說，去年美國凈增加了9萬份工作。報告預測，到2008年，公司通過業務外包將在美國創造出317000份新的工作機會。

第三，白領工作藍領化，美國知識型服務崗位向具有智力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國家轉移已成定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最近的調查表明，占全美白領工作l1％的大約140萬個工作機會，面臨“外包”的威脅。那些無需與客戶進行面對面交流且與信息密切相關的工作首當其沖，像電腦編程、軟件開發、醫囑轉錄、會計和稅務、技術、建筑繪圖、初級法律和投資研究、保險索賠處理等。同樣的工作，一個中國工程師每月工資大約為500美，印度為700美元，美國則是4000美元。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勞動力素質的結合，使得美國外包至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機會，從制造業向技術含量提高的軟件設計和售后服務發展。雖然勞動力成本同美國達到同一水平的時間可能比預期的要短，但外包使美國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國際人力資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四，外包帶來的崗位流失，從本質上必須依靠自身優勢，通過創新制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來解決。forresterresearch最近的報告預言，在外國設有分公司的美國高科技企業雇用的外國工作人員將從目前的40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330萬人。而在未來的12年中，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將把300多萬個工作遷移到其他國家去，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和菲律賓。另一家咨詢機構加特納資訊科技服務公司的資料表明，300萬個工作機會占全美工作機會的2％。分析人士指出，這些工作機會一旦被外包到國外，幾乎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國國內。多余勞動力轉向相應的高增長行業的難度也增加了。因此，通過再培訓等方式的繼續教育，幫助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同時，必須利用美國企業的優勢制造新的就業機會。70年代制造業大舉向國外轉移引發的反對聲浪，就是通過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帶來的新的就業機會化解的。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補償現在在高端制造業和軟件開發業務上流失的工作機會。需要指出的是，據美國商務部門統計，目前美國信息技術人才短缺34．6萬名，到2008年，缺口還會擴大到130萬名。盡管美國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加，但每年畢業的有充分勞動技能的工人還是不足，應當引起美國教育系統的反思。

第五，就業市場疲軟不能完全歸咎于外包，后

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第4篇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 =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 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 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 12 12 12

    產量

    （件） 2 1 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 12 6 3

    工人得到的報酬 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 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 6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 12-12= 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 - 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 12-6= 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新創造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范文第5篇

本文我們以狹義的概念來理解和論述創業。創業指的是“從零開始創辦一家新企業”；創業企業指的是“新創建的企業即新創企業”。由于當代的創業大多發生在高科技領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進環保技術等，因此，本文中的當代創業企業，特指“新創立的當代科技創新型企業”，其創業者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

一、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創業企業的誕生始發于創業者的創業勞動，創業勞動實際上是科技創新勞動的拓展與延續，科技創新勞動是創業勞動的“源”與“核”。探尋當代創業企業的經濟性質，其出發點和關鍵就在于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性質的理解。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一種有機融合科學與技術內在稟性的高智力勞動。從勞動形式上分析，這種高智力勞動是一種高度復雜勞動，不同于一般的復雜勞動和智力勞動，更完全不同于簡單勞動或體力勞動，呈現出自身所特有的異質性。（注：這里的“異質性”是從具體勞動的層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勞動的層面。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的抽象勞動是無差異的。）

1.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與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

與工業經濟時代的機器發明、機械制造、工藝設計等行為中的創新勞動相比較，由于市場深化與細化程度的不斷提升，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專業化水平更高。在科技產品日新月異、市場競爭更趨激烈、消費需求更趨個性化的當代經濟生活中，科技創新活動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確定極其明確的目標，瞄準極其清晰的制高點和攻關領域，專注于特定的活動對象與活動空間。這集中體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內容的高度專業化。它要求接受更為專門化的教育與訓練，要求培育更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要求掌握更為精、尖、新的知識與擁有更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實驗能力。

與高度專業化相適應的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高度專業化的學習、研究、創造與實踐，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積淀后，往往形成為一種特定的思維能力與勞動品質而表現為勞動形態的高度專用性。這種高度專用性的勞動形態，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為“沉沒”資產，其內在的價值就大大受損。

2.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

(1)體現為產品市場需求的先導性與創造性。飛躍式的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物化產品具有優質的消費屬性（包括生活消費與生產消費）。一個成功的高科技產品（包括有形的商品與無形的服務）的開發與問世，往往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市場，適應了市場需求者的消費趨勢，強有力地引導著市場消費的方向，強勁地改善著人們的消費結構，提升了人類的生活質量。當代科技創新活動的蓬勃興起和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賦予了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以新的內涵。

(2)體現為產品效用的高度創造性。當代高科技產品是一種高知識密集型產品，從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說，單位產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某一種或幾種需要。①當代科技創新是對自然物質屬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開發和利用，區別于傳統工業機器生產在性質上僅僅是對自然物質的一般加工和表層屬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劉詩白，2001）。因此，較之傳統工業生產，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能夠帶來勞動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式的提高，從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能力。同時，高科技生產手段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所耗費的非核心技術或產品的其他物質資源的成本極低，高科技產品在批量生產下邊際物質成本幾乎為零。②高知識密集型產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費品更適合消費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費者個體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更為內在、真實的需求，能迎合消費者對單元產品的高質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識含量的消費品由于更能滿足現代人的文明消費和審美情趣，從而富有高效用。

(3)體現為產品價值的高度創造性。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比馬克思筆下的工程師一類的“高級工人”的所謂一般“復雜勞動”更高層次的“高度復雜勞動”，是一般復雜勞動的倍加。這種高度復雜勞動，比起一般復雜勞動，具有以下兩個更為突出的特點：①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更高。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勞動的專業化特征表現得極為明顯，它需要更為扎實的科學基礎理論與專業知識的積累，需要更為豐富的實踐與實驗經驗。因此，科技勞動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學習教育費用；當代科技創新活動具有更高的勞動強度，是一種高強度的勞動力耗費，需要有較高的勞動力的補償費用。另外，由于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社會化（即是高度社會結合和社會協助的勞動），創新者的勞動能力實際形成費用中還必須包含間接參與科技創新的社會勞動能力的再生產費用（劉詩白，2001）。因此，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而言，其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應該高于一般復雜勞動。②勞動力使用創造的價值增值更大。高品質的科技創新產品的成功問世，在一定時期內往往占據了一定的市場壟斷地位，由此獲得了可觀的“超額利潤”。綜合以上兩點，我們認為，與一般勞動產品相比，在高科技產品中，其所耗費的物質資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勞動力價值V部分與價值增值M部分卻以更大比例上升。這樣，在同一單位時間內，C+V+M在整體上是大大提高了。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同樣能夠換算為“自乘的”“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較一般復雜勞動能形成更高的價值。

3.價值創造的高度風險性

一方面，某種創意、想法、靈感要轉化為現實的物化產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續探索、高度關注，需要反復試錯、重復實驗，最終仍有可能失敗。這期間不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難以想像的精力，還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質資源。失敗的結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事人要承擔著極大的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風險。另一方面，即使研發取得了現實的物質載體，由于當代科技創新的快節奏和當代市場演變的高速度，同樣面臨著極大的風險。當代科技產品周期極短，產品更新速度極快，市場競爭又日趨激烈，這使得在高科技產業中，某一項技術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難以得到能夠賴以生存的市場份額，從而成為市場競爭的失敗者。硅谷中平均大約九成的風險投資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風險性。

4.效應產生的高度非線性

一般性的生產性勞動或簡單勞動，其效應的產生往往是直接而明顯的、即期而平穩的，勞動的付出與其所產生的效應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顯著的恒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高度復雜勞動則與此不同，其效應的產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以及跳躍性。科技勞動者價值的創造并不完全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并不完全是當期就能表現出來的，有的要經過一段時期才能體現出來；并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并不完全是連續的，而是階段性的。用數學語言來表達，就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付出與其所產生的效應或價值創造之間不是一種恒定的比例關系即線性關系，而往往呈現出一種倍增或倍減的非恒定關系即非線性關系。

5.集聚社會資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創新勞動，作為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關鍵性資源，具有強大的集聚社會資源的功能。工業經濟時代的物質資本往往是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發動機和粘合劑，處于資源組合的核心地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作為一種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生產力形態的人力資本，已經獨立地走向社會經濟生活的舞臺中心。科技創新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及其特征，強有力地吸引著其他的社會經濟資源與之結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滲透，呈現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所特有的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才出現了當代的“創業革命”即創業職能的職業化現象與趨勢。

在當代創業企業中，出資者不僅與經營管理者實現了分離，而且與創業者也實現了分離。事實上，當代計算機、因特網、通信信息、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迅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科技創新工作者在風險資本支撐下轉變為企業家的過程。像康柏電腦、美國在線、E-Bay、雅虎等這些享譽全球的明星企業，正是創業革命進程的產物與見證。原為斯坦福大學計算機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這一進程中的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創立了3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業，卻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擔任經營層職務。他不僅不介入企業成立后的營運管理，甚至對技術開發本身，也是只講創意而不問實施。這樣，克拉克成了一個純粹的創業者。他的職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他的優勢，即在于對技術發展方向作出敏銳的判斷及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的創意。

二、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與一般的生產性勞動最大的區別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決定了該勞動報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從構成上看，科技創新勞動報酬(Y)應該包括和體現為以下幾種收入形式：①工資性收入A。這是一種再生產勞動力費用，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的初級或低級形式。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體現在其他的非工資性收入形式上。②風險收入B。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度專用性以及價值創造的高風險性特征，使得科技勞動者承擔著極大的市場風險、生產風險與財務風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承擔者應該獲得相應的風險收入。③超額收入C。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物化產品的高度創造性帶來了巨大的超額利潤，超額利潤的源泉是科技創新勞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額利潤的創造者應該獲得相應的超額收入。④非線性收入D。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效應的產生和價值創造的高度不確定性即非線性使得企業利潤的實現也呈現出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跳躍性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實現的非線性特征帶來了一種特殊的收入報酬形式即非線性收入。⑤創業收入E。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集聚社會資源的高粘吸性帶來了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實現了資源配置狀態和經濟組織狀態的創新，從而產生了創業利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業者應該獲得創業收入。

當代科技創新者的勞動報酬是由以上幾個部分共同組成的，即Y=A+B+C+D+E。（注：嚴格地講，B、C、D、E各種形式的收入之間存在著交叉或部分重疊的可能性。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在本文中暫且不考慮這種情況，這并不影響問題的探討與結論。）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個部分，都難以全面地反映出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這里，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資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創新勞動的自身屬性帶來的，是特殊的勞動報酬形式，不能把它們完全歸類于非勞動屬性的收入，這是一種根植于科技創新勞動基礎上的市場化收入。

由多層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構成的報酬結構特征充分體現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特殊性、復雜性與艱巨性：①由于風險是不可計量的，與其相應的風險收入就是難以直接測算的。②超額利潤是個事后變量，而且是極不確定的。通過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約的工資形式給付，根本無法真實體現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高價值形成功能。超額收入是無法事先計量的。③創造價值的潛在性、時間性、動態性、跳躍性特點決定了一次性計量和當期計量的非科學性，人為計量或計劃計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線性收入是難以進行一次性計量或當期計量的。④創業收入是集合了多種要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組織租金”，這種“組織租金”只能以某種特殊的“剩余索取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總而言之，當代科技創新勞動是無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給予定價的。很顯然，無論是采用單一的固定合約的工資形式，還是采用傳統的年薪制、獎金制或業績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無法真實、全面反映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價值的。科技創新者的風險收入、超額收入、非線性收入、創業收入是高度不確定的，多層次、多元化、以不確定性收入為主的報酬結構充分體現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計量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三、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性綜合定價機制

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決定了對這種勞動報酬的計量只能采取間接的、重復的、持續的、適合于不確定性狀態的定價機制。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定價機制實質上就是市場中的企業定價機制。由科技創新者自身創辦企業，擁有創業企業的所有權，就是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計量的一種較好的市場性綜合定價機制。

1.企業的生產機制提供了對科技創新勞動進行間接定價的基礎

多元化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結構首先表明了市場無法對它進行直接定價，只能采取間接定價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過市場對“勞動的實體”的交易進行直接定價后再來間接反映科技創新勞動報酬。在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的直接交易僅僅反映科技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勞動報酬都只能通過“勞動的實體”的交易來體現和獲取。這里所謂的“勞動的實體”是指勞動的物化產品（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或勞動者勞動持久性投入的組織載體。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個“勞動的實體”就是企業本身或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產品源于企業的生產機制，離開了企業最基本的生產，與現代生產力相適應的產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樣，離開了企業的生產機制（提供服務性商品的企業也具有生產），企業在市場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業內在的生產機制提供了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進行間接定價的基礎。要實現對科技創新勞動的間接定價，只能采取企業組織的迂回計量方式。

2.企業的交易機制提供了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多次重復地間接計量的平臺

我們知道，現代企業理論尤其是其中的企業契約理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體，是某個“中心簽約人”與一系列市場上的經濟主體相互交易的產物（阿爾欽、德姆塞茨，1972；詹森、麥克林，1976；巴澤爾，1989）。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企業的交易機制的內涵。企業的交易機制提供了一個對當代科技創新勞動進行多次重復地間接計量的平臺。從最基本的意義上分析，企業的交易機制體現為企業主與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交易。各種市場主體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對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進行著計量，科技創新勞動報酬就是在這樣的相互交易過程中實現的。下面我們對此分別作簡要分析。

(1)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①風險資本市場上風險資本家的計量。一般來說，風險投資家是按照某創業者預期會創造出最高價值的標準，從每個研發項目中選定一個進行階段性融資以使項目得以完成。風險資本家與創業者之間存在著階段性博弈，他們之間是進行著一場錦標賽，只有那些能產生最高的預期價值的創業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階段完成項目所必要的資本。這種“錦標賽式”的治理機制（青木昌彥，2000）最顯著的功能是風險資本家在一群創業者的試錯過程中能夠把確實具有創業才能且能帶來最高預期價值的創業者甄別出來。實際上，這種特殊的錦標賽式的治理機制也是風險資本家對科技創新勞動的定價機制。科技創新勞動所內含的的真實價值就是在這樣的階段性錦標賽式的治理過程中一步步反映出來的。這種靈活的治理機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創新勞動的高風險性與非線性。②股票市場上社會投資者的計量。人們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權等種種金融工具，通過股票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巧妙地實現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多次重復地間接定價。在股票市場上，各種各樣復雜的內生力量相互運動、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發生成的股價信號內在地包含了科技創新勞動的種種特性。投資者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買或賣來判斷和決定創業企業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是通過股票市場上提供的價格信號來預期某種高科技產品的內在價值，更是通過股票市場上的股票價格生成機制來對不可捉摸的充滿高風險性的科技創新勞動進行他們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價。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上對科技創新勞動“出價”并最終形成了科技創新勞動報酬。這樣，借助于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行為，實現了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無法直接計量的定價機制的轉移，實現了企業內部進行計量的艱巨性到企業外部的資本市場的轉移。

(2)產品市場上消費者和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消費者日常的“貨幣選擇”行為表面上看是對科技消費產品的購買，實際上是在進行著對凝結在科技產品身上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市場化計量，這一點無需多言。我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創業企業與眾多的供應商之間的產品交易過程，也體現了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意義。供應商對購銷合約的履行狀況、供應商的資產專用性投資的熱情度大小，創業企業外部網絡化中各相關協作經濟體的經濟行為，實際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對科技創新勞動形成價值功能的判斷與預期，直接或間接體現了他們對科技創新勞動效應發揮的現狀或未來潛力的許可或質疑。這些都是供應商對科技創新勞動進行計量的表現。

(3)勞動力市場上非科技創新勞動者對科技創新勞動的計量。科技創新者的創業收入、超額收入等非合約性收入的獲得，是建立在企業內其他非科技創新勞動者之間相互協作產生的“集體力”基礎上的。勞動者對各自雇傭合約的執行態度、勞動力的流動勢態，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個“集體力”的形成。勞動力市場上供給方的“出價”行為以及從業者對他們所工作的企業的認同感，不僅體現了勞動者對自身能力的評價，也是勞動者對創業者的價值創造功能的評價。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為一種異質性的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計量，本來應在科技勞動力市場上由供需雙方來解決或應在企業內部由創業者與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來解決但又難以合理解決的問題，卻在多元的市場交易中由千千萬萬的“局外人”解決了。在這多元的市場上，無數的經濟主體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綜合交織，共同計量著當代科技創新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市場經濟中，具備這樣的通過多元化的市場交易重復多次地間接地進行的綜合定價機制，除了企業組織外別無他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是個多元市場性的綜合定價機制。

3.企業的產權機制適應了以不確定性收入為主的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報酬結構特征

所謂企業的產權機制，這里是指由各種要素產權的讓渡而形成的企業所有權尤其是剩余索取權的安排機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對企業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讓最為關鍵性的要素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獲取剩余，是一個有效率的企業產權機制的應有之意。科技創新勞動是一種高度稀缺性資源，是當代企業發展的關鍵性要素。科技創新者通過創辦企業，必然要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因此其報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體現出來的。這樣的獲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適應了當代科技創新勞動價值創造的不確定性特征，符合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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