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典文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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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古典文學的知識范文第1篇

《古典文學史》是維吾爾民族古代文學的傳承結晶，具有連貫性和奠基性。因此，在安排課程時必須要注意這點問題。但是，目前各高校安排本課的學期和課時數不盡相同。就拿我校來說，在2010年的教學計劃中(三年制)《古典文學史》被安排到第二年第一學期上，一周六課時共十七周(102課時)，《維吾爾民間文學》安排到當年第二學期;2012年的教學計劃中，《古典文學史》被安排到第三年，一周四課時共三十四周(136課時)。顯然，這個計劃有問題。其一，忽略了時間順序。我們知道《古典文學史》是民間文學的延續，是現代和當代文學的開端，如果將這門課程安排到最后學年上，不符合教學規律;其二，大大縮短了應有的課時。其三，忽視了教學效果。《古典文學史》是學習相關文學專業課的必要補充，如果將其安排到最后學年沒有發揮出其課程重要的基礎知識的作用。對此，筆者認為應將《古典文學史》安排到進入專業學習的第一學年，在《維吾爾民間文學》課之后(或并列)，在《維吾爾現當代文學史》課之前。至于課時，要安排的盡量充足，保證其課程內容的全面講授。

二、選擇適合講授《古典文學史》課程的教師

《古典文學史》是一門復雜的課程，其復雜性在于它首先具有古老性，其次是具有歷史一貫性。其中用多種語言文字記載著維吾爾先民襯托于文化和意識形態歷史的多變形生活現實。它早先是開放的文學，將東西方最優秀的文化精髓集于一身，形成復雜的思想體系，使得經驗和模擬文學得到盛行，著力于作品的藝術性。最重要的是，維吾爾文人首先是學者型作家和詩人，其作品超越了純碎的文學范疇，成為了反映所有學科、傳播其最新成果并且傳給后人的偉大窗口。總之，這類文學內容豐富、語言多樣、形式獨特、思想復雜、緊密聯系歷史，一般單科教師很難勝任其授課任務。筆者認為，要承擔此門課程的教師除了首先應該了解課程內容和體系之外，還要精通維吾爾歷史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歷史、民間文學，多少了解語言學知識和古代語言，家庭書房要有古典著作藏書，真正了解各種宗教的傳播和特點，要具備能夠及時掌握有關本學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并將其帶進課堂的能力，還要了解其他相關學科包括《寫作基礎》、《文學概論》、《比較文學》、《哲學》、《社會學》、《民族學》、《文化學》以及《宗教學》，即伊斯蘭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專業學科和人文學科知識，很好地掌握維吾爾民族的精神境界。不具備上述條件的教師，一般很難勝任《古典文學史》課程的授課任務，也很難讓學生滿意。

三、進一步加強教材建設

在2000年以前，其它高校和各類進修學校將教育家瓦伊提江•吾普爾和艾斯哈爾•玉賽因合著的《維吾爾古典文學初探》一書(民族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研究家阿布杜熱依木•提編著的《古典文學史》一書(內部教材，喀什市師資培訓部，1982年10月印)都作為教材使用，將射爾夫丁•吾買爾教授的《論維吾爾古典文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一版)、《中世紀維吾爾族古典文學》(兩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19世紀維吾爾文學史》(三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等著作也作為參考資料。2002年起由海熱提江•烏斯曼教授之前編寫的《古典文學史》(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出版)也被作為教材使用。以上教材都有自己的特色:《維吾爾古典文學初探》體系完整、語言精巧、教材性質強，易于記住。當時，它是作為在維吾爾古典文學領域里出版的、很清晰精致、符合教材要求的第一部書，對維吾爾古典文學教學的組織、保證其正常秩序和培養出部分古典文學愛好者、研究者隊伍的作用很大。不足之處是，隨著歲月的推移，很多新研究成果沒被吸納，忽略了修訂更新出版、有些見解被。至于海熱提江•烏斯曼教授牽頭編寫的《古典文學史》一書，在《維吾爾古典文學初探》和其他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及時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內容不斷被豐富，體系更加優化，集體的智慧得以發揮，信息價值進一步提升。不足之處是由于執筆者較多，以致書中的思想和語言的一貫性受到阻礙，語言不夠流順，有些內容層次模糊混亂，有些內容光提出了問題而沒有做出結論，年鑒、內容排序上出現錯誤和模糊現象。因這本教材出版已經十多年了，沒有吸收和補充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應該對這本教材的體系，語言等方面做進一步的修改。

四、優化教學方法

《古典文學史》是一門內容豐富，綜合性、研究性很強的課程，教學中教師應以講授法為最佳。

(一)制定進度計劃應從實際出發，增強科學性、操作性。目前，我校人文學院2010級學生開設的《古典文學史》課程(三年制度)安排了102課時，2012級學生安排了136課時(課堂討論、小測驗、考試安排都在課時之內，這樣一來，實際授課課時又縮減了10課時左右)，實際授課時數不多。采用的教材為海熱提江•烏斯曼教授牽頭編寫的《古典文學史》上下兩冊書。這本教材實際上是為本科層面的學生使用而編寫的，對大專層次的學生來說，無論是內容還是時間方面，的確有點兒吃力。總之，我們的《古典文學史》課程既受到時間(課時)，又受到學生素質，同時還受到教材等幾方面的壓力。顯然，制定計劃時如果不考慮這一點就無法保證課程的體系、進度甚至對課程的領會。那么，進度計劃怎樣制定才合適呢?筆者認為，制定進度計劃應堅持突出重點，對重復的內容、非文學內容要采用簡略的原則處理。具體來說，緒論部分時間要寬裕一點兒，特別是要把《維吾爾古典文學的特點》這一內容講的深入，使學生深刻認識到該學科的復雜性和學習的重要性，培養興趣;有關語言文字的內容因在《語言學》和《現代維吾爾語》課程中專門進行講解，故應予以簡化;因《民間文學》課程單獨講授，故本課程中與此有關的內容應予以精簡，只講傳說神話部分;長詩部分，特別是《烏古孜汗傳說》要重點地講授;塔里木－吐魯番綠洲古代文學藝術部分沒有像樣的內容和值得給學生講授或者閱讀的大著作，所以按照一般評論的形式進行講解，為給其后的經典內容的講解抽出時間打下基礎;對鄂爾渾時期的文學特別是當時的歷史論述多抽出時間，就塔里木綠洲和鄂爾渾流域的維吾爾人的總體狀況和個別情況、以后的命運進行全面的講解，力爭解開學生頭腦中對維吾爾族的起源和所生活的地域不太清楚的觀點;重點講解碑銘文學;重視高昌時期的文學，對喀喇汗王朝文學特別是對《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辭典》、《真理的入門》的講解創造條件，抽出寬裕的時間，講清講透;遼、元文學要以總體評論的形式進行講解，重點講解察哈臺和帖木兒時期的文學，要突出其中的拉勃胡茲、魯提菲、納瓦依等人物;在葉爾羌王國時期的文學中要重點講解當代歷史和赫爾克提的創作，著力于霍卓時期的文學;突出講授仔黎里、艾爾西、哈拉巴提、諾比提、麥赫宗等先驅;在清朝統一新疆以后的文學中要重點講授艾合邁德•沙•喀拉卡希、阿布都熱衣木•尼雜里、諾茹孜阿洪•孜雅毛拉•夏克爾、納克斯和毛拉•比拉力•艾則孜、毛拉•比拉力•納孜木等;介紹性地講授各時期史學家及其著作;關于阿布都卡德爾•大毛拉和泰杰里的內容要在《維吾爾現代文學史》中進行論述，暫時忽略不講。總之，把應講授200課時左右的內容壓縮到100課時左右的情況下，減縮上述一部分屬于非文學或者正處于研究階段的內容，重點講授既有作者，又有著作而且造詣較深的內容，更要突出其中的有些內容就顯得尤為必要。這對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的《古典文學史》課程中達到在短時間內取得更多效果的目的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教學方法要靈活、機動、針對性強。在組織課堂教學中要以講授法為主，也適當采用討論法和研究法。重要的是要能在短時間內正確掌握學生的特點，設計機動的教學方案，要靈活執行。《古典文學史》是以具體的作家詩人及其著作為主的文學，在講授某一位作者及其創作時，教師應有與其有關的著作和圖片，在上課時讓學生觀看，有些重要著作，比如:《烏古孜汗傳說》、《希四傳說》、《碑銘文學遺產》、《占卜書》、《卜古可汗傳說》、《高昌維吾爾詩歌》、《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詞典》、《真理的入門》、《圣賢傳記》，納瓦依的各類著作，其他作者的大典要以整篇或摘錄的形式閱讀給學生，如果學生自己能夠查閱的應布置學生在課外閱讀。在課堂上，不要動不動就說“很可惜，他的著作沒有被流傳下來”之類的話來忽悠學生;也不要一味地說那些“其詩歌語言輕巧、流暢，有效利用修辭手法”，“在著作中贊揚真善美和人間真情以及忠孝、鞭笞假惡丑和不忠不孝”等通用的套話，將學生拉入條條框框之內;要用該作者創作中的實例來印證每一句話，突出個性。筆者認為講授文學史課程時，對自己沒有讀過著作，甚至連情節都不知道，就進行盲目進行分析的教師是對學生、對自己最不負責任的教師，這樣的教師在學生面前也不會樹立起自身的威信。另外，授課教師要善于將課程聯系歷史，力爭在課上讓學生成為既能了解幾千年的歷史，又能掌握歷史知識的人。在整個課程過程中要以完整的意義充分體現課程名稱所提到的“維吾爾”、“文學”、“古典”、“歷史”等四個詞。

(三)靈活設計作業。《古典文學史》課程最適宜的作業方式是作文。設計作業時，盡量安排能夠引導學生獨立思考，讓學生多看資料的題目，絕不能安排一問一答的書面題目來浪費學生的時間。比如，要安排“為什么說維吾爾文學是用多種語言文字表達的?”、“‘烏古孜汗傳說’中提出什么樣的社會觀點，其當前的表現體現在哪些方面?”、“為什么在喀喇汗王朝時期能夠產生‘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辭典’、‘真理的入門’等名著?”、“‘福樂智慧’中的知識、倫理道德、法律觀點在現在的現實意義是什么?”等題目，有計劃、有目的地引導學生進行全面的探索。顯然，為了完成第一個題目學生不得不查閱有關維吾爾族歷史、來歷成分、生活的地域、形成民族史、使用的語言文字、絲綢之路上的作用、各個歷史時期的意識、心理的四五部書籍或者文章，以后也是如此。教師批閱作業時一定要認真，給學生的作文寫出詳細的批語，選出最好的一兩篇作文，鼓勵學生做進一步探索，力爭發表。如有在此方面發展的志向者，教師也要無私地進行指導。

關于古典文學的知識范文第2篇

郭英德教授的思辨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歷史的總結,二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行為的思考,三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理論的探索｡這三個層面的思辨,體現出郭英德教授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學術品格的關注｡他精辟地指出:“古典文學研究的目的有三個層次:客觀認知､審美闡釋､評價思辨｡”“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以時間而言,具有歷史性､當代性和永恒性｡以空間而言,具有社會性､學術性和個人性｡”文學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以文學文本結構的演變為載體的人類審美心理和精神狀態演變｡古典文學研究當更多地做意義闡釋,提供意義,惟有如此,才能介入當代文化｡

郭英德教授論析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和文學史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是對研究主體的思考和質疑｡他提出明清小說史的寫作當“懸置名著”,是對學人因襲舊有的研究模式的反思和批評｡種種令人不能滿意的研究現象､研究行為,究其源,無不與意義的缺失､模糊有關｡因此,《建構與反思》一書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目的意義的解說與倡導,便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

郭英德教授對諸多人們習用的研究慣例進行了深層的追問｡如關于作家的仕宦經歷,郭英德教授指出:“問題不在于作家的仕宦經歷能否研究,而是在于作家的仕宦經歷如何進入文學研究的領域,我們必須從政治與文學的雙向互動關系中,深入考察作家的仕宦經歷,不僅僅考察作家做了什么,還要考察他怎么做和為什么這么做｡”類似的精警追問在書中俯拾即是｡在這一步步的追問與解答中,郭英德教授引領著我們走向更加宏闊的學術世界｡

郭英德教授對學術品格的建構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理論品格､現代品格和主體性品格｡郭英德教授指出:學術研究的理論品格是內蘊于具體研究對象的認知､闡釋和評價之中的,理論的出發點應是歷史上存在的具體文學現象｡研究者當沉潛于文學史料,將其思考上升到理論高度｡他提倡“走向具體”､“小題大做”和“實事求是”｡這一提法,針對20年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種種非理論､準理論和偽理論等不良現象而發,對提高學術理論品位無疑是一劑良藥｡

關于古典文學的知識范文第3篇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

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關于古典文學的知識范文第4篇

“漢學熱”的顯著標志，乃是專業力量的增強和專題著述數量的激增。在這之前，相關研究的譯文和論文，多半散見于各種期刊、學報(如《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而在《國際漢學》(1995)之后，又有《漢學研究》、《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刊物或書系相繼問世。專業刊物的創辦，有力地推動了“國外漢學”研究的發展。這兩年間隨著中西、中日、中韓、中俄雙邊關系研究的深化，還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陸續出版。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學術史的形式出現，如嚴紹璗、中西進主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學卷和思想卷，1996)、嚴紹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1996)、衛茂平著《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編《國際漢學漫步》(1997)、劉海平主編《中美文化的互動與關聯》 (1997)、吳芳思(Frances Wood)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洪允息中譯本，1997)、黃鳴奮著《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1997)、周發祥著《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1997)、鄭判龍主編《韓國詩話研究》(1997)等等。據不完全統計，總數當在20種以上。在半個世紀之前，老一代學者已有漢學著作，這時又見重印本，以補學術研究的空白，如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1997)。

在“漢學熱”興起之時，一些學者認為對“漢學”一詞本身，就應該有個比較明確的認識。于是他們撰寫文章，著重探討它的內涵和性質，以及反饋國外漢學研究信息的價值和意義。閻純德為《漢學研究》創刊號作序時，強調國外漢學的特殊性、開放性、及其對交流雙方文化建設的互補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意思說，事物只有運動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動的，流動可以開化文明，發展文明。中國文化可以流出去，帶著自己的古老、滄桑和輝煌；還可以流回來，帶著異樣的風景。從中國流出的文化，汲取了異國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國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國文化思維的一種文化，這就是漢學。漢學是以中國文化為原料，經過另一種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種文化。所以，可以說漢學既是外國化了的中國文化，又是中國化了的外國文化；漢學，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漢學可以與中國文化相近，也可以與中國文化相距很遠，總之，它是一門相當獨立的學問，是一個亟待投入人力進行研究與開拓的學科。”(《序〈漢學研究〉》)諸如此類的論述，對“國外漢學”研究的發展，無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既然漢學是中外文化碰撞的產物，它便廣涉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科技等多種專門的知識領域。面對這種情況，我國學者一般是雙管齊下，巨細兼顧，一方面進行綜合考察，梳理國外漢學的發展史，把握其間的總體規律，另一方面，也越來越關注單一學科的漢學研究，具體分辨其透視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見。顯然，無論是宏觀考察，還是微觀考察，力圖做到史論并重，縱橫交織，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國外漢學的面貌，是學術界為之追求的目標。

就文學研究而言，這兩年的研究出現了以下幾個重點：

一、譯介或撰寫國別漢學史，而涉及中國文學。前者如胡書經譯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長文《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載《漢學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節譯《趙氏孤兒》、儒蓮(S.Julien)選譯言情小說，巴贊(A.P.L.Bazin)翻譯并研究元雜劇，葛蘭言(M.Granet)研究《詩經》等等。后者如熊文華所撰《荷蘭的漢學研究》(載《漢學研究》第二集)，則提及高羅佩(R.H.van Gulik)譯介并且創作公案小說，伊維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戲曲、撰寫文學通史。

轉貼于 二、介紹各國漢學界的名流，乃至巨擘，其中不乏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造詣高超的專門家。如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瑞典的高本漢(B.Karlgren)、德國的鮑吾剛(W.Bauer)、美國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等。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以創作中國題材的小說而名世，但她也翻譯過《水滸傳》，與漢學研究有關。吳海蔓的《東方不是東方——賽珍珠在中國》(載《漢學研究》第二集)對她的雙重文化身份有所介紹。

三、評介漢學譯著和論著。除了散見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帥雯霖評《紅樓夢》英譯和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之外，這時已有專書問世，即黃鳴奮的《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稱，他借海外訪學之便，廣為搜羅，書中濃縮信息4000條，其耗時之多、耗資之大，可想而知。全書設七章，散文、詩歌、小說、戲劇之傳播，各有專章評介；古代文論和民間文學，則放在綜合研究一章內加以評介；此外，還有兩章分別介紹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背景，以及英語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工具書。該書資料翔實，脈絡清晰，評點文字也要言不煩。著者認為，“研究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流傳情況，不僅對全面評價中國文學的歷史影響、弘揚中國文化、促進我國人民的對外交往與國際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有助于加強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比較文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建設。”(第1頁)這種論斷，是就文學學科具體說明反饋國外漢學研究信息的學術價值。

四、梳理中國文學外播史。這種研究實質上屬于比較文學范疇里的影響研究，但由于中國文學的外播，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通過漢學家的譯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與國外漢學密切相關。這時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嚴紹璗、中西進主編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學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這套叢書凡十卷，由中日書社分別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寫者有嚴紹璗、中西進、劉雨珍、諏訪春雄、王曉平和山田敬三。全書分六章，分論中日神話、中日詩歌、日本物語與中國文化、中日戲劇、日本前近代小說與中國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學與中國作家之間的關系，或就兩者做平行比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東方文化文學因緣》(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這部書涵蓋面極廣，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種雙邊關系，在某些方面填補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衛茂平的《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則是中西交流中的個案研究。全書以接受者為視角，采用形象學研究的方法，分期縷述中國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著者從德國騎士文學和巴羅克文學，依次講到啟蒙運動文學、古典時期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印象主義文學、表現主義文學、“內心流亡”文學、流亡文學、左翼作家、戰后文學等等與中國的關系。關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響”一詞做了說明。他指出，“這個概念極易引起人們關于主動與被動、給予和接受的聯想。而事實上，文學中的影響關鍵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選擇，受者自身才決定取舍。所以，本書實際要點不在于中國如何‘影響’德國文學，而在于德國文學如何對中國進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頁)

關于古典文學的知識范文第5篇

藝術教育對其他學科的滲透性在我們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已得到充分體現，例如在建筑學中，我們講究對稱美;在文學中，我們朗誦課文要有韻律;甚至是在數學中，我們也時常看到公式的對稱。在理論層面上講，藝術設計教育的滲透性也需要我們不斷去完善，去補充。這種滲透不僅僅是藝術設計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在當今社會中，整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當今社會的趨勢是將數學，語文，藝術教育作為基礎教育。藝術教育作為基礎教育之一，必然與其他學科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學生時代的學習生涯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其他學科在教學過程中都會有藝術教育的成分。將藝術設計教育滲透到其他學科中，增強了其他學科的趣味性，避免了在教學過程中的枯燥乏味，從而實現我們所暢想的寓教于樂，使受教育者主動學習，樂于接受。在老師的角度來看，藝術設計教育對其他學科的滲透性也可以促進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和教學視野的開闊，從而更有利于培養符合社會需要的新型人才。這也就是說，藝術設計教育不僅對于受教育者具有積極意義，對于施教者，積極意義也不容小覷。

二、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其他學科的影響

(一)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傳統繪畫專業的影響

繪畫與設計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以吳冠中老先生的作品《人之家》為例，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傳統繪畫專業的影響。吳冠中老先生于1999年創作的水墨畫作品《人之家》，在實際生活中選取題材，作品的題材貼近生活，再平常不過了，但是在創作手法上，不再是對事物的簡單臨摹與復制，而是融入了作家本身的創作情感和審美傾向，是對自然事物的再創造。吳冠中老先生在他的作品里巧妙地運用了點、線、面等構成畫面的基本要素，作品在傳統的水墨畫的基礎上，將畫面的各個部分分解為點、線、面等基本構圖元素并進行設計重組。吳冠中這位老藝術家選取最簡單，最貼近生活的題材，卻給了我們非同一般的藝術視覺，給了畫面不一樣的藝術靈動感。所以，吳冠中老先生的作品里有一種“設計味”。這也是使他為我們所熟知的一種方式。我們在繪畫過程中也可以結合藝術設計，這樣，就可以營造出新的圖形樣式和空間形態，強化畫面的視覺效果，同時，還有利于發散我們的創造性思維。

(二)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中小學美術教育的影響

如今我們的教育是九年義務教育，而我們九年義務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對社會有用的新型人才。所以，中小學的美術教育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中一門必修的藝術文化課程，是學校實施美術教育的重要途徑。中小學美術教育課程對于陶冶學生們的情操，提高美術文化素養，培養藝術創想精神和實踐能力，促進中小學生全面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藝術設計素質教育的目的在于通過美術教育，培養學生們對美術的興趣和愛好，提高學生們對于美術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了解，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趣，提高學生的想象力，創造力。例如在生活中，一幅有創意的畫或者海報，可以更加吸引人來駐足觀看，在人們駐足觀看的同時，即使這種創意深入人心，又能激發由此創意衍生出來的其他創意，這樣，就提高了人們的想象力。

(三)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理工課的影響

藝術設計與理工課程里學的東西看似牛馬不相及，但細細想來，它們之間還是存在著很大的聯系的。理工課程深刻地體現了藝術設計素質教育的重要性。首先，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理工課程的教學目的。理工課程的教學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受教育者能夠利用學習來的知識，生產出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來，還要求受教育者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具有審美價值。而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出來的東西也就要求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僅從這一點來看，理工課程中就體現著藝術設計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并且，中外教育發展史證明，教學過程中離不開藝術設計因素的參與。在對人類發展和進步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身上，幾乎都體現著藝術家的氣質。例如達•芬奇，他本身既是一個科學家，又是一個能創作出像《蒙娜麗莎的微笑》這樣流芳百世的藝術作品的藝術家。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科學家通過藝術設計素質教育，豐富了他們的想象力，拓展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的思想可以自由地翱翔，甚至對他們思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環境學的影響

環境學被定義為“新興交叉邊緣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它的學科體系構成應該是多遠化和特色化的統一。所以環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滲透和交叉是大勢所趨，以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為基礎，努力向其他學科吸收營養并保持自身的特色，是構建環境學的關鍵。環境學里面不僅僅是包括如何將環境治理的更好，還包括對環境的美化，及現在所說的環境藝術設計。現今，環境藝術設計所涉及的領域也越來越廣泛，由最初的簡單的室內環境設計轉變為環境藝術設計，再到當前乃至今后的環境系統整合設計，學科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環境藝術設計不單單只是環境的范疇，更涉及到藝術的領域，而體現更多的，則是藝術。舉個例子，在生活中，綠化越來越重要，當我們走在大街上時，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是馬路上的綠化帶，還是街道兩旁的大樹，無不體現著綠化的作用，而這種綠化，不僅僅是吸收車輛所排放的廢氣，還有美化城市的作用。再舉個例子，現如今，我們的公園越來越漂亮，里面的設計越來越新穎別致，這都是藝術設計的作用。加入了藝術設計的成分，我們生活中的環境才會變得越來越美好。

(五)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

講故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學習和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這種方式可以有效地存儲、提取和傳遞信息。對于中國古典文學愛好者來說，故事也是一種設計方法。“劇本設計法”是中國古典文學同藝術設計的一次關于藝術的碰撞。我們通常所閱讀的小說，可能需要幾十萬字去描述其中所要表達的內容，但這需要幾十萬字所要表達的內容，可能通過幾幅畫就可以明明白白的表達出其中的意思，而且形象生動，通俗易懂。用故事去思考問題，用畫來表述。由于中國傳統的觀念，我們無論是在現實說話中還是在文字描述中，都喜歡含蓄，語言較為溫婉，這樣，才能突出中國古典文學的美感，可是也因為如此，很多時候，我們的古典文學太陽春白雪，不夠直白，有時就會讓人看不懂，而加入了具有藝術設計的畫作，就會幫助人們理解文學其中的含義，這樣就會使得人們對中國古典文學更加感興趣。

(六)藝術設計素質教育對高等教育體系中其他學科的影響

“設計”是一門綜合性特別強的學科，需要其他學科知識的輔助，而在現如今的社會，跨學科發展也成為當今藝術設計教育的一大趨勢。在現行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非設計專業的課程加入藝術設計素質教育，也是散發其學生的創意思維和想象能力的有效途徑。我們的高考模式太注重分數，而忽視了藝術設計素質教育，所以在高等教育體系中，這就得到了一定的彌補。這樣有利于學生們盡早擺脫思想禁錮的枷鎖，及時掙脫思維定式的牢籠，在自己的天空中自由地暢想。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