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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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的周期性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常州地區;中小型出口企業

1.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發展現狀

按我國四部門2003年2月下發了《中小型企業標準暫行規定》,以雇員人數標準、資產額標準以及營業額三方面進行定量界定。截止2008年末,常州市有出口實績的企業達3007家,中小型出口企業占出口企業總數的96.8%。自營生產中小型企業出口額增勢強勁,全年完成出口4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9.3%,增幅比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中小型企業在全市外貿出口總額中所占份額穩步提高,全年出口額達6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0.8%,增幅比上年提高14.2個百分點,占全市出口總額的比重由上年的48.4%提高到50.6%。民營中小型企業蓬勃發展,經營領域遍布國民經濟各行各業,無論是交通運輸、貿易餐飲、加工制造等傳統行業,還是房地產開發、中介服務等新興行業,民營經濟均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全市制造業所涉及的29個工業行業小類中,民營經濟全部覆蓋。

民營中小型企業作為企業公民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越來越厚重,在吸納社會就業方面的巨大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并日益成為城鄉居民就業的主渠道。截止2008年底,全市個私經濟從業人員達118.2萬人,比上年末增長5%,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四成左右,其中私營企業從業人員94.4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23.8萬人,分別比上年末增長5.6%和3%。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已與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全市擁有國際工程承包資質企業17家,另有3家企業經商務部批準具有外派勞務資格,累計批準設立境外企業30家,與世界上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外經合作關系。2008年全年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176.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3.3%,其中出口132.4億美元,增長34.5%;實際到帳外資20.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2%;完成外經營業額3.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進出口增幅和出口增幅均列長三角16城市第4位。全市外向型經濟呈現總量規模擴大、增長速度攀高、發展質態提升的良好運行態勢。但這種趨勢被金融危機阻滯了。由美國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常州市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再加上國內資源、環境宏觀政策疊加效應逐步顯現、剛性約束進一步加大,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2.由于金融危機,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的困境

2.1 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困境的外部因素

2.1.1 國際貿易伙伴需求急劇減少,國際市場萎縮

受金融危機影響,美、日、歐三大貿易伙伴需求急劇減少,國際市場萎縮。根據近幾年的統計,美、日、歐市場占我國出口份額的60%以上。但美、日、歐由于金融危機導致經濟滑坡,需求必然減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回落1.5個百分點,美國經濟2009年將下降0.7%,歐元區2009年經濟將下降0.5%,日本將下降0.2%,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增長5.1%,比2008年回落1.5個百分點。在這種背景下,常州市中小型企業的出口發展將受到極大影響。2009年1―6月份,常州市外貿流通企業出口8.46億美元,同比增長26.27%,增速回落18.94%;自營生產企業出口14.2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8%,增速回落10.94%;三資企業出口21.99億美元,同比增長27.22%,增速回落12.16.%。

2.1.2 貿易保護主義猖獗,貿易摩擦將加劇

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常州市中小型企業遭遇了大量貿易壁壘,貿易摩擦加劇。世貿組織2008年7-12月全球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情況報告,有關國家采取最終反傾銷措施的81起案件中,中國產品位居首位,為37起,比2007年同期的26起增長42%。受此影響,自行車、紡織品等常州市的中小型企業出口業務遭受重創。另外,據統計,近幾年常州市因遭受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每年損失至少幾百萬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遭受貿易摩擦將更加嚴重,增加出口的困難。

2.1.3 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新勞動合同法》頒布等綜合因素

2008年,國內外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振蕩,走出了少有的“過山車”行情,常州市中小規模企業經歷了上半年原材料價格大幅走高、利潤空間持續壓縮,下半年原材料價格節節跳水、庫存材料大幅貶值、產品價格不斷下降的雙重考驗,生產經營和盈利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在人民幣升值、原輔材料漲價、銀行利率上調、勞動力成本提高、出口退稅率下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響下,常州市工業經濟運行速度明顯放緩。2009年上半年,全市中小型工業企業完成產值2558.2億元,同比增長27.8%;實現工業產品銷售收入2506.5億元,同比增長28.6%;實現利稅172.6億元,其中利潤10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6.8%、28.4%。與去年同期相比,產值、銷售增速分別回落了2.4個和0.8個百分點,利稅、利潤總額增速分別回落11.6個和10.1個百分點。工業各主要行業發展走勢出現一定分化,紡織、冶金、化工等行業受政策環境變化的沖擊較為嚴重。對于常州市的紡織行業來說,人民幣每升值1%,其利潤平均下降約4%,目前整個紡織服裝行業平均利潤率僅為3.3%至3.4%,如無適當對策,有相當一部分利潤率低、抗風險能力不強的外向型中小型企業可能無法生存。

同時新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的影響,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即新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進行了補充和完善,明確提出了無固定期勞動合同、加班工資加倍、帶薪年假等法律條款。據不完全測算,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和最低工資水平的上調,使企業人力成本平均提高約10%左右,這對于常州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中小型企業來說,構成成本壓力的剛性基座。因政策因素帶來的勞動成本的提升,對常州外向型中小型企業帶來的影響將在若干年內逐步顯現。

2.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的困境的內部因素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遭遇的困境也與企業或行業自身的問題有關,如缺乏行業自律,企業間惡性競爭;缺少研發、技術、設備的投入,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缺乏誠信、不注重企業自身的形象,這些因素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企業產品出口。在民營企業迅猛發展的背后,因為體制的、傳統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民營企業也暴露出自身一些先天的不足,這其中尤為突出的表現就是企業家的管理能力不強、企業治理模式不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欠缺。目前中小型出口企業其治理結構的規范往往是形式上的規范,需要落實到操作層面,真正實現完善的企業治理機制,需要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的保障。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不但影響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更會關系到國家經濟秩序的穩定。

3.常州中小型企業產品出口的經營策略

3.1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應努力提高自身的經營素質

正視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苦練內功,努力提高自身的經營素質。

3.1.1 加強人員培訓,提高隊伍素質

知識就是力量,要努力學習WTO規則,熟悉對外貿易法規,以便有效參與國際競爭。要學會充分利用非關稅壁壘的差異性,多方面開拓出口市場,針對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壁壘狀況,研究特定市場的常用標準,有針對性地研究什么樣的產品標準才能比較容易地進入對方市場,切實避免因生產銷售中某個環節上的疏漏而導致產品被拒。培養人才很重要。外向型中小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急需了解國際市場、熟悉國際商業政策法規的高級專門人才,而這種多面手、高規格的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十分稀缺。要想不因人才短缺造成未來發展的被動,從中小型企業發展初期就應有意識地加強人才培訓,將培訓納入企業的文化建設,培養忠于企業的自有人才,以應付多變的國際市場。

3.1.2 改善管理,改變生產方式

許多中小型出口企業起家是以一時的機會和資源型的企業,真正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其軟肋,在經濟比較景氣的環境下,壓力感還不是很足,改進的動力也就不強。當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企業在危機中的生存之道,首先是活下去,其次是趁低換盤、換資產。找準定位,尋找機會。中小型企業需要從粗放式的生產經營方式向集約式的轉變,要高效率、高產出、高效益、強創新。這就需要我們首先要在管理方法和方式上下功夫,而最重要的是以核心價值和品牌理念為靈魂,鑄造企業長久的核心競爭力,增加產品的高附加值,進行由粗放式向集約式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發現并實施新的商業模式。應對金融危機,中小型企業應加強渠道管理,保障渠道通暢。中小型出口企業應加強資源整合,在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規模小、產能低、生產工藝落后、高成本低收益的中小型出口企業勢必率先“倒下”,同時也埋下了轉讓和兼并同行業內部中小型出口企業的一大批“種子”,這恰恰成了淘汰落后產能,進行資源整合的很好契機,較有實力和經營思路的中小型出口企業,可以積極尋求企業之間的橫向聯合、合并、兼并,獲得自身發展壯大的需要。從這一角度看,若把握得當,將有利于大多數的中小型出口企業促進資源整合、提高行業競爭力。

3.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要合理調整自身的經營策略

3.2.1 多元化出口策略

中小型企業要根據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積極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和方向,中小型企業可以利用華商來加強開拓海外市場,學習他們的經驗;還可以聯手大型企業聯手出口,中小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上與大型企業產品互補或相關,大企業有了中小型企業的附加品,也更加具有競爭力,中小型企業可以借助大企業成熟的出口體系和銷售網絡來開拓自己的海外市場。在鞏固傳統市場的基礎上努力開拓新的市場,以改變出口市場過于集中的狀況,逐步實現以新市場為重點,以周邊國家市場為支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市場合理分布的多元化市場結構。

3.2.2 品牌策略

品牌建設,是企業核心競爭力軟件資源中的重要一環。品牌就是生命。沒有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就弱、產品附加值低,就會始終處于國際貿易鏈的低端,競爭激烈,企業發展自然受到制約。要增強品牌意識,加強企業品牌競爭力的建設,創立自身的品牌價值,從品牌中出效益。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品牌美譽度與知名度等相應提升,消費群體就會減淡了對企業背后硬件資源的深入考慮和探究,而是關注企業與消費者內心的溝通。危機的情況下,更應該在堅持品牌的核心價值理念,加強品牌基礎建設和品牌推廣,增強品牌的凝聚力和對產品銷售的拉力。2009年是眾多企業應對嚴峻挑戰的關鍵之年,為此江蘇常寶鋼管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提升產品質量,打造常寶品牌”的口號。

3.2.3 集群策略

中小型企業之間通過開展專業化協作、信息的交流與傳播,使得交易費用降低,可提高企業防御風險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采取集群策略,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戰略集群就是可以是同一個產業或者上下游相關的產業同時開發一個市場,在營銷上,采取出口聯盟策略,實現多種形式的中小型企業策略聯盟,由于是相關性產業可以建立上下游聯合售后服務中心,海外零售分銷策略聯盟如溫州企業為主在巴西開設的“中國商城”等。這些成功經驗表明,在海外設立商品專業市場,是帶動商品出口的有效方式,戰略集群可以減少單獨企業開發市場的風險,而且可以節約成本,相互促進行業的發展。加強企業的信息化和供應鏈管理規劃的能力。合理預測企業上游供應商,下游顧客和中間競爭者的討價還價能力和需求的情況,做到生產適應消費需求。強調產業的集中化,應對經濟危機不是單兵作戰,只有地區企業聯手,降低相互的交易成本,加強信息化和相互溝通,由競爭變成竟合,把餅做大,棉衣做厚。

3.2.4 國際市場定位策略

赫爾曼•西蒙曾說:“不大的市場縫隙,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市場縫隙,擴展至全球時也會變得驚人的巨大”。中小型企業要積極轉變思想觀念,積極擴大出口,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為過剩的產品及生產能力找到出路。企業出口于企業的規模毫無關系,只要產品符合國際市場的需求就有出口的可能性,關鍵是將產品定位在合適的產品市場上,制定適合自己的銷售策略。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活動不僅跨越國界,往往也跨越文化,使跨國生產與貿易成為一種跨文化的溝通。文化的差異也就難免給國際商務合作造成摩擦和障礙。消除這些摩擦和障礙,必須學習、尊重文化的差異,提高跨文化溝通的有效性,避免因文化差異造成經營定位導向錯誤和貿易合作失敗,這已成為決定國際商務活動成功與否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

3.2.5 低成本策略

伴隨著網絡通信和電子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產生并迅速發展。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電子商務的交易額可達1萬億美元,未來10年三分之一的全球國際貿易將以網絡貿易的形式來完成。中小型企業自身來說,電子商務可以節省經費、增加貿易機會、提高交易成功率,降低了依靠中間商帶來的約束。對于海外買家,為了降低采購成本進而更加依賴電子商務的采購,網絡經濟下的電子商務能夠使企業最優規模有所下降,有利于中小型企業的競爭發展。借助中介網站作為電子商務的切入點,積極利用網絡交易平臺,逐步實現網上交易,可以有效降低國際貿易的門檻和交易成本,同時更有利于更多國際貿易的開展。目前,大多數的中小型出口企業操作的網絡平臺有很多,比如:阿里吧吧、環球資訊等。酒香也怕巷子深,通過這樣的網絡平臺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全世界推廣自己的產品,發掘更多的潛在客戶。這些網絡平臺給國內的中小型企業和海外買家無限了解溝通的機會,從而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成功機率,其花費的成本卻是很低廉的。

3.3 尋求外部環境的支持,促進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發展

從世界各國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來看,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促進中小型企業出口的措施。例如建立高技術產品出口人才的培訓,組織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常州作為全國的制造業基地,加工類、出口型企業偏多,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大。政府機構在當前危機下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支持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發展。

3.3.1 財政支持,減輕中小型出口企業稅費負擔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常州市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宏觀政策疊加效應逐步顯現、各類資源要素繼續趨緊、剛性約束進一步加大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政府應該協調稅務部門減少稽查的頻率,給企業相對寬松的空間。稅務稽查以提醒、指導為主,盡量避免罰款、滯納金等情況的發生,減少企業的現金支出,切實減輕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稅費負擔。對近期較困難企業給予暫緩繳稅政策,待年終結算清繳時一并繳納,以減輕企業短時間的資金壓力。在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上調紡織品出口退稅率等多項促進輕紡行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扶持下,常州市紡織行業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逐步扭轉經營狀況持續下滑的局面,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企穩回暖的跡象。紡織行業800余家規模以上企業全年實現產品銷售收入445.2億元,比上年增長10.5%,較年內最低增幅回升4.0個百分點;實現利稅20.4億元,比上年增長3.2%,較年內最低增幅回升4.3個百分點。

3.3.2 金融支持,積極引導民間資本

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幫扶眾多中小型出口企業。目前,資本市場和房產市場相對低迷,民間資本大量沉淀在銀行,老百姓面臨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痛苦。鑒于一方面企業缺乏資金,另一方面民間資本又無處可投,政府可以積極倡導、引導民間資本組建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民間融資機構,培育新的企業融資渠道,同時也使部分民間資本獲得一定利潤。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加大有效投入力度,推動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提升競爭發展能力,全市民營企業家對宏觀政策環境和企業自身發展的信心有所增強,技術改造和有效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

3.3.3 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服務水平

政府應該協調金融機構重視這類資源,督促職能部門履行應有的職能,而且要降低收費標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同時,要積極爭取部、省各類扶持資金,全力幫助企業在國際市場開拓、高新技術和機電產品研發、走出去發展、公平貿易、科技興貿、出口品牌建設、服務外包等方面,用足用好政策。積極爭取省口岸聯檢部門支持,為企業通關、暢通物流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對企貼心服務,進一步縮短項目審批時限,提供個性化服務,做到能快則快。對出口5000萬美元以上外貿企業、總投資3000萬美元以上制造業外資項目開設局長“直通車”;對出口3000萬美元以上外貿企業、總投資1000萬美元以上制造業外資項目建立聯系點制度,實行“定向聯系”,確保在第一時間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對所有外經貿企業做到有求必應、有辦必果。強化外貿預警、監測、信息、市場拓展,提高政策指導工作力度,幫助外貿企業通過出口信用保險等途徑規避風險;積極為企業出國(境)考察、拓展市場、合資合作、境外投資以及商務咨詢提供“一條龍”服務。對外奮力拓展,進一步拓寬信息渠道,重點對接150家跨國公司駐上海地區總部、辦事機構及研發中心;集中拓展對臺招商,重點跟蹤100家臺灣上市企業,推進與臺灣電電公會全面合作;發揮省、市15個境外經貿聯絡處作用,確保全年為轄市區提供360條以上有效外資項目信息。扎實推進“以民引外”,重點促進100家民營企業實現與國外資本、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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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仕通(1969―),徐州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業管理。

金融危機的周期性范文第2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造成世界實體經濟衰退的同時，也給微觀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致使諸多企業出現了財務危機乃至瀕臨破產。中國經濟雖然經歷了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對我國而言，這次危機作為一種外生沖擊，具有良好的自然實驗屬性，雖然給實體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但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陳武朝（2013）研究發現了經濟周期會影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江龍與劉笑松（2011）發現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會對公司現金持有行為產生影響，石曉軍等（2011）則發現了商業信用對信貸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見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企業行為特別是投資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關于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學者們主要從宏觀視角研究其波動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較少涉及其對微觀企業可能產生的影響。此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的衰退致使我國政府先后出臺了財政、貨幣以及產業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進而出現了鋼鐵、煤炭、水泥、光伏產業、電解鋁等行業的產能過剩，造成投資效率的低下。特別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政府干預更是加劇了宏觀經濟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資。因此本文從宏觀經濟周期角度出發，研究其對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投資行為作為微觀企業行為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對公司價值的形成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目前關于投資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觀層面，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類：格爾根和倫內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與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爾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會計信息質量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此外近年來，伴隨著金融危機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宏觀經濟與財稅貨幣政策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如靳慶魯等（2012）關注了貨幣政策下民營企業的投資效率，申慧慧等（2012）則研究了環境不確定性條件下公司的投資效率?？梢姡壳吧形磸暮暧^經濟周期性波動角度研究公司投資效率的變化及其在中國制度環境下表現的差異。然而，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利于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微觀后果提供經驗證據，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在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時提供經驗借鑒，所以對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公司投資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背景，探究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具體作用機理，并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一方面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經濟后果提供了經驗證據，同時也豐富了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研究的文獻；結合中國制度環境，分別考察產權性質以及金融發展對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作用，為揭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經濟規律提供了經驗證據；從多元化與行業周期性角度檢驗了不同類型公司受經濟周期影響的敏感程度差異，為公司抵抗經濟周期性風險提供經驗證據。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自然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研究宏微觀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同時也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互動行為的文獻。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一項基本規律，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對企業行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行為，投資效率直接影響公司價值，同時也極易受宏觀環境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穩步快速增長。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率一度跌至歷史低點。為防止宏觀經濟的衰退，我國政府先后使用寬松的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刺激微觀企業行為，這些政策實施對微觀企業最直接的影響表現為公司的投資行為與投資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機為契機，研究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然而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有著強烈的動機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特別是當宏觀經濟步入衰退期，政府為實現宏觀經濟率先復蘇，頻繁通過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經濟，其最終表現為對企業經營活動尤其是企業投資行為進行干預。陳信元與黃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預經濟較嚴重的地區，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經濟的建設，因而對企業的干預更為普遍。程仲鳴等（2008）則發現政府干預對上市公司特別是地方國有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產生重要影響。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我國政府先后使用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觀經濟，出臺了前所未有的以“四萬億”刺激計劃，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會產生何種影響？經濟周期是指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的周期性波動，集中體現為宏觀經濟的擴張與衰退的交替更迭。靳慶魯等（2012）的研究表明，資本逐利規律強調公司未來的投資活動取決于其當前的投資機會，當面臨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應追加投資、擴大規模，當面臨差的投資機會時，應減少投資，縮減規模。根據經濟周期理論，當宏觀經濟由擴張期進入衰退期時，公司面臨的投資機會減少，理性的投資者應該會選擇減少投資。然而為防止經濟衰退，政府會進行逆周期性干預政策，特別是處于轉型經濟的中國，在政府力量的驅動下，企業必須進行逆周期性行為的投資行為，從而降低其資本逐利規律，公司投資行為與投資機會間的敏感性會降低，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綜上所述，經濟周期性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相對于宏觀經濟繁榮期，宏觀經濟衰退期時公司投資對Q值的敏感度會更低，表現為順周期性

產權性質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基于融資約束與政府干預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國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時存在著國有與非國有兩類產權性質完全不同的企業類別，這兩類公司所受的融資約束差異較大，因此，產權性質可以作為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較好的替代變量。同時，包括張莉芳（2012）、古倫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連玉君（2009）等國內外學者研究也證實了融資約束是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重要調節變量。林毅夫與李志（2004）的研究也證實了，從融資約束程度來看，相比非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系，在父愛主義下，國有企業往往存在著預算制度上的軟約束，因此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現為更低的融資約束程度。從政府干預程度來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認為國有股權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預。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政府從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入手刺激宏觀經濟時，資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在衰退期受約束程度較低。此外，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且更易受到來自政府非營利目的的干預，從而弱化了其經營的營利性，弱化了資本逐利規律在國有企業中的作用，從而致使國有企業產生了更低的投資效率。無論從融資約束程度還是從受政府干預程度視角，國有企業均更易表現為投資與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相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與之發展較低的地區，至少存在以下差異：第一，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金融中介組織更為發達，金融工具更為多樣化，從而為公司規避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時其資本市場化程度更高，獲取資金的成本也將更加合理。第二，債務的治理作用存在差異。余明桂與潘紅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債務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債務融資主要取決于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從而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力較小。第三，受政府干預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往往也是市場化進程較低的地區，其受政府干預程度越高。在宏觀經濟的衰退期，政府為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一方面干預銀行放松銀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觀企業投資。根據以上闡述可以發現，金融發展程度的不同會通過資金來源、債務治理以及政府干預等多個渠道影響微觀企業的投資行為。具體來講，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資金配置更加無效，債務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預程度更高，因此其會弱化資本逐利規律的作用，進而產生在危機期間更為激進的投資行為，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相對于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的公司，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的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 二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考慮金融危機從2008年開始，同時為使年度分布更加對稱，以避免因樣本分布偏差而產生的誤差，本文選擇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考慮被解釋變量（投資Investment）與解釋變量（投資機會TQ）需要錯開一期，滯后一期指標均為2005年至2008年數據，因此本文實際樣本選擇為2005年至2009年期間數據；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同時剔除數據不全、資產負債率大于1或為負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類公司，最終選擇了4945個年度公司樣本；為了避免異常值對回歸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對除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Cycle）等啞變量之外的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 三 ）變量定義公司規模（Size）、現金流（CFO）、資產負債率（Lev）、風險（?琢return）、行業啞變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資水平的控制變量，具體變量見下表（1）。根據該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數?茁3是主要測試變量系數，如果其顯著大于0，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反之如果顯著小于0，則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鑒靳慶魯等（2012）、陳德球等（2012）的研究設計，使用投資與托賓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資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資效率越高，反之越低。為此我們使用以下模型對研究假設H1、H2及H3進行檢驗，其模型設定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著i，t

其中Investment為公司投資水平的變量。TQ表示投資機會的托賓q，Cycle為經濟周期的變量?？紤]2008年為我國宏觀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經濟政策的刺激下，宏觀經濟開始復蘇，因此為了能夠更準確的捕獲金融危機深刻影響，本文將2008與2009年定義為經濟衰退期，同時為了考慮樣本的對稱性，避免因樣本的分布偏差，將繁榮期定義為2006與2007年。為了使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使用2003-2011年度數據為樣本，將2008年之后定義為經濟衰退期進行重新回歸，發現本文的結論依然成立。

三、實證檢驗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表（2）與表（3）為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表。從表（2）看，公司投資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數（0.038），表明樣本公司的投資水平整體右偏。經濟周期變量（Cycle）均值為0.527，表明處于衰退期的樣本數略高。控制變量投資機會（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數（1.198），公司規模均值（21.355）與中位數（21.279）比較接近，呈現正態分布，現金流（CFO）均值（0.051）與中位數（0.050）接近，呈現正態分布，其最小值為-0.216，表明樣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現金流小于0，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0.530）與中位數（0.520）基本相當，呈現整體分布，經營風險（?滓（return））同樣呈現正態分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從表（3）的結果看，投資機會與公司投資呈現正相關，而經濟衰退與公司投資也呈現顯著正相關，表明在面臨衰退時，公司投資不是減少，反而增加，從而直觀上可以判斷這可能是導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資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變量之間均沒有較強的線性關系，從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帶來回歸產生的誤差。

（ 二 ）回歸分析表（4）報告了本文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的回歸結果。表（4）中的第1列經濟周期與投資機會交乘項（Cycle*TQ）的系數為-0.008（t值為-1.81），顯著為負，與研究假設H1一致，表明相對于經濟繁榮期，經濟周期的衰退期會導致公司投資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與第3列為分別按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分組進行檢驗，發現其系數分別為-0.006（t值為-1.43），-0.003（t值為-0.89），前者達到邊際顯著，并且其絕對值也明顯大于后者，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更敏感，從而表現出更低的投資效率。表（4）中的第4列則將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設置為啞變量與經濟周期和投資機會交叉項進行交乘，其系數為0.002（t值為1.82），顯著為正，也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資效率，以上均與研究假設H2相一致。

（ 三 ）相關性分析 表（5）為假設H3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看，金融發展程度較低時，Cycle*TQ系數為-0.009，顯著為負，而當金融發展程度較高時，Cycle*TQ系數為-0.003，為負但不顯著，且前者絕對值明顯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項系數也顯著為負，其結果與研究假設H3一致，表明相對金融程度發展較高的地區，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其公司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波動更敏感，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根據陳武朝研究認為，微觀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與企業所處的行業周期性有關系，因此借鑒陳武朝采用上海證?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的上證周期行業50和非周期行業100指、滬深300周期行業和非周期性行業指數對周期性與非周期性行業的分類，將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金屬非金屬、房地產等行業定義為周期性行業，其余行業則定義為非周期性行業。周期性行業與非周期性行業中，其經濟周期對公司投資效率回歸結果分別見表（6）的第（1）與（2）列，其結果表明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存在于強周期性行業，而弱周期性行業則影響較小。公司多元化不僅有利于公司規模化生產，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經營風險。宏觀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會不會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為此，本文根據公司經營收入的行業分布，如果其跨兩個及以上的行業進行分布，將該公司定義為多元化公司，反之則定義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與非多元化進行分組進行回歸，其回歸結果見表6。結果顯示，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 四 ）穩健性測試為了使本文的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考慮使用固定資產變化率作為投資水平的變量，使用資產報酬率作為投資機會，直接使用GDP增長率與公司投資機會進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數據為樣本，以檢驗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結果發現本文的結論均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報告其回歸結果，讀者如有需要，可向我們索取。

金融危機的周期性范文第3篇

摘要：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讓人們深刻認識到關注個別機構穩健運營的微觀審慎管理存在許多不足，從而開始積極探索構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會計準則的制定為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實施提供依據，對于緩解金融體系順周期性具有重要作用，應深入研究宏觀審慎監管與會計問題的協調問題。

關鍵詞 ：宏觀審慎；逆周期；會計準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讓人們重新審視微觀審慎監管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的缺陷，從全局角度實施宏觀審慎監管，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為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共識。金融監管模式的轉變，對會計準則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決金融會計領域與宏觀審慎監管之間存在的不協調問題，有效實施逆周期的會計管理，成為構建宏觀審慎框架的重要基礎課題。

一、宏觀審慎監管概念框架

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 世紀70 年代末，然而直到2008 年金融危機，才被廣泛的關注和實際地運用。宏觀審慎管理是相對于微觀審慎監管而言的，指從金融系統整體而非單一機構的角度實施監管，研究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的聯系以及金融體系內部的相互關聯性，以實現維護金融穩定、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最終目標。

來自巴塞爾委員會博利奧的分析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框架，涉及兩個維度的內容，包括橫向維度即跨行業維度、縱向維度即時間序列維度，其主要特征是建立強大的、體現逆周期性的政策體系，主要目標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針對本次金融危機暴露的金融機構資本缺陷、貸款損失撥備以及流動性問題，國際組織與各監管機構逐步完善了相應的監管要求。

二、會計順周期性對宏觀審慎監管的影響

（一）會計準則順周期性分析

會計順周期性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允價值的順周期變動對風險加權資產中的市場風險資產產生影響；二是公允價值和資產減值損失在順周期變動時，通過縮小或放大資本公積以及未分配利潤對總資本項目產生影響。

1.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分析。由于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動能及時地由公允價值反映，從而導致金融機構負債和資產的波動性增加。同時，由于可供出售類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所有者權益、交易類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損益，會加劇收益和資本的波動性。同時，公允價值計量又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在經濟上行階段，資產價格持續上漲，銀行信貸不斷擴張，推動經濟進一步上漲；而在經濟下行階段，價格的下跌會導致資產迅速縮水，形成損失并影響市場信心。

2.貸款損失準備的順周期分析。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銀行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如Bikker and Metzemakers通過對近30個經合組織的8000多家銀行的年度數據分析，顯示GDP增速低于3%時計提的撥備量，比GDP增速高于3%時多計提了60%。現行的會計準則要求企業必須以實際發生的能確切證明存在損失的事項計提撥備，導致損失準備的計提存在滯后效應。在經濟上升期，貸款違約率低，撥備計提量少，信貸總量不斷膨脹。經濟下行期，貸款違約率上升，撥備計提量大幅增加，導致貸款規?？s減，加劇經濟衰退。

（二）宏觀審慎框架下會計準則修訂情況

為緩解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國際組織和各國監管機構有針對性的進行了制度修訂。見表2。

三、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的會計準則問題

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運用和管理需要以會計信息作為數據支撐和決策依據，而動態撥備制度、資本補充機制和預期損失計量模型等一系列監管要求，與現有會計準則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協調、不匹配的問題。

（一）會計目標與宏觀審慎監管目標的不一致

會計的職能與目標主要服務于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更多的是關注對個體經濟主體信息的反映，具有較強的微觀屬性。而宏觀審慎監管則關注于系統性風險，當公允與審慎發生矛盾時，金融監管要求以審慎優先，目標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在宏觀審慎背景下，要求會計準則、會計計量方式的設計能充分反映資產負債的預期風險，不可避免地造成會計目標與監管目標產生摩擦。

（二）預期損失模型不科學

預期損失模型是建立在公允價值模型、動態準備金模型等多項金融資產減值模型基礎上的，該模型有利于平滑利息收入，提早確認預期信用損失。然而，該模型與公允價值原則不一致，與會計準則的攤余成本概念也不符。對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的預計以及預期損失的評估，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和科學的計算方法,存在著較大的人為操縱空間，可能引起會計理論的混亂和會計信息質量的下降。

(三)部分會計信息披露無法滿足宏觀審慎監管需求

一是公允價值信息披露不充分。現行會計準則中，僅部分公允價值計量信息需要披露，且披露內容尚未形成統一的格式和規范。二是由于當前會計確認原則及計量原則的局限性，衍生金融工具只能以表外項目進行反映，使得有關風險無法被報表使用者識別。

四、有關建議

（一）推動宏觀審慎管理與會計監管的協調配合

為有效抑制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宏觀審慎管理機構應加強與會計監管部門的協調配合，實現宏觀審慎管理與會計準則發展的良性互動，促進會計準則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支持、配合。一是積極協調宏觀審慎監管目標與會計目標，尋求有效平衡點，同時兼顧財務報表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宏觀審慎管理部門的監管需求。二是建立會計準則順周期性預警機制，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動態識別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影響以及對宏觀審慎管理指標影響。三是增強會計信息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支持作用，在會計準則體系之外，構建基于宏觀審慎監管的會計信息數據框架。

（二）改進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規范體系

基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表現出的順周期性，公允價值會計要素計量屬性必須審慎運用，在滿足一定運用條件的情況下，適度、謹慎運用：一是明確規范公允價值的使用范圍、使用幅度和使用條件。增強公允價值計量的準確性和適用性，分類規定不同市場條件下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進行，從而減少公允價值估值的主觀性。二是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信息披露機制。要求企業積極采取措施，完善表外披露方式，公允價值的確認、計量和變動等信息應得到充分披露。另外不僅要披露用于估計公允價值的重要假定及方法，還應披露無公開標價的貸款，以及企業自身債務公允價值的主要假定及方法。

（三）建立具有前瞻性的資產減值動態撥備體系

采用跨周期的撥備計提方法，提高資產減值準備計提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削弱減值準備的順周期性。原理與逆周期資本相同，即在經濟上行時期提高撥備計提，以提高未來抵補資產損失的能力，在經濟下行階段減少減值準備的計提，以維持資本充足水平，從而增加利潤，進一步減輕當前會計準則順周期的影響程度。

參考文獻：

[1]周小川.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相關理論解釋和主要內容[J].西部金融，2011（3）.

[2]周小川.關于改變宏觀和微觀順周期性的進一步探討[J].中國金融，2009（8）.

金融危機的周期性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宏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調控

0 導語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安全、穩定與效率，客觀上需要建設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不否認金融監管，而是要加強金融監管，這種監管是建立在對尊重市場自主權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審慎的監管。同時要求有更為深入廣泛的金融監管體系，這個體系應更多的從宏觀角度對金融進行管理，尊重市場的調節和金融體系的效率，對市場的不完備進行補充。

1 金融危機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原因評析

2007年引爆于美國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危機持續升級，影響逐漸加劇，最終演變成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此次危機爆發于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創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論和人才最豐富發達國家——美國，而且起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這一金融創新領域。危機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發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主要集中在貨幣和銀行的危機。然而，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等人根據有關金融危機的標準研究，通過將此次危機的資產價格、增長和政府債務等指標同二戰以來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進行一系列對比，研究結果表明此次危機和以往的危機并無本質差別。

但是在客觀忽略資產價格泡沫極度膨脹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宏觀經濟理論，以及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微觀審慎監管理論的指導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監管的宏觀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積聚系統性風險，在金融體系內埋下重大隱患。泡沫一旦破滅，積聚的風險迅速釋放，最終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

1.2 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危機爆發后，國際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對金融監管進行了深刻反思。為維護金融穩定，金融監管變革在所難免。綜合G20、FSB、BIS和IMF報告文件來看，金融監管改革目的是保證金融穩定，防止類似的危機的沖擊，預防系統性風險。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塊：

（1）增加資本和提高資本質量，同時改善流動性和緩沖機制，緩解資本監管順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維護金融穩定。

（3）增強會計準則實效性。

（4）改善場外衍生品交易市場。

（5）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妥善處置。

（6）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合作，強化遵循統一監管標準。其他方面還包括對沖基金、信用評級公司和證券化等方面的監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漸付諸行動并進行了效果評估，有些改革尚處在討論和研究階段，監管改革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當然，以往的微觀審慎監管對于保證單一機構安全，從而保護金融消費者（存款者和投資者）的利益有著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微觀監管的固有弱點表明了其不僅強化了順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在保證單個金融機構安全的同時卻有可能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因而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隨著此次危機的爆發顯著上升?！昂暧^審慎監管”目前尚無明確定義。據已有的來看，宏觀審慎監管主要是相對“微觀審慎監管”而言，金融監管當局從金融體系而非單一機構的角度實施監管，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念，維護金融穩定，密切關注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宏觀審慎監管同微觀審慎監管在監管目標、最終目標、風險性質的對待、機構間風險暴露相關性的重要性和審慎控制的實現方式上都有著本質區別。

當前，金融監管改革依然處在成型階段。為維護金融穩定，總的改革趨勢將向立足于微觀審慎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模式的方向發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將體現在逆周期性監管政策工具的選用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

2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不足與改良 1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我國的金融監管模式也在不斷變革?？偟脕碚f，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統一監管體制時期，人民銀行履行統一監管職能。

第二階段為統一監管向分業監管的過渡時期。1992年10月證監會的成立標志分業監管的開始，1998年保監會的成立標志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明確分工，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為1998年后的分業監管體制時期。

其中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一行三會”為基本格局的金融監管體系最終形成，即分業多頭監管的格局形成。為加強協調溝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監管網絡，監管聯席會議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會簽署了《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在明確各自職責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經常聯席會機制。然而監管聯席會已長時間沒召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定期召開金融旬會來加強監管政策協調。 2 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

盡管我國目前分業監管有利于提升監管專業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風險傳染效應，但如同大部分分業監管模式一樣，我國當前的監管體系存在不足。錢小安認為我國監管體系不足體現在監管重復與監管空缺并存、監管資源配置低效、監管協調機制較弱等方面。根據引發此次金融危機金融監管方面的缺失，從宏觀審慎監管角度來看，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穩健的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系統性風險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對金融體系的數據信息進行整合、分析、檢測和評估，發現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來源，發出風險警示。這就需要一個專門的分析平臺，一方面整合各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另一方面同時整合分析宏觀部門和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而目前，我國并沒有搭建這樣一個平臺。 轉貼于

其次，系統性風險防范不足，存在監管盲區。此次金融危機表明，由于缺乏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集團）有效監管，致使這些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加劇金融危機程度。

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不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需要先進監管理念的同時，還需要有效的完備的金融監管政策工具。而無論是在時間維度上的逆周期監管政策，還是在行業維度上的對系統性風險的有效監控政策，我國都存在不足。 3 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構建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分析提出了我國在金融監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國未來的金融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中，我們要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偟脕砜?，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有賴于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搭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組織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協調機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觀審慎分析平臺，建立預警機制。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構建，對系統性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和預警，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在這一環節的構建大體可分為四步。首先確定平臺，即明確微觀和宏觀數據整合分析的職能的具體承擔部門，可以是“一行三會”當中一個也可以新建一個部門。其二，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平臺構建后，相關職能部門就得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相關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特別加強微觀和宏觀數據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統性風險變化趨勢。其三，系統性風險評估體系的構建。即從金融體系宏觀層面又從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微觀層面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檢測與評估，加大各行業微觀層面風險評估對金融體系宏觀層面風險評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從時間維度上說，我國應完善包括逆周期貸款損失撥備和逆周期的信貸政策等在內的各種逆周期監管政策機制。同時，要加強對杠桿倍數的檢測，從微觀和宏觀角度有效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過度承擔。完善相機抉擇機制，有效避免危機擴大和擴散。從行業維度上說，要加強對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立法，完善對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政策工具，有效監管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完善危機處理機制，設計多層次的應急處理監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最后，合理架構組織，健全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協調機制。組織結構鋪排，各部門政策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關鍵因素。首先，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獲得、預警機制的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設定需要各部門明確職責并加強溝通協作。其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各部門的密切配合。組織架構設定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效果有極大的影響。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中的組織安排，首先是確定宏觀審慎分析平臺，作為宏觀審慎監管總的召集人；其次是三會要加強對各自監管行業的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結合意識；其三，要加強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同宏觀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實施部門要加強同人民銀行、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門協調，制定科學的監管政策并有效執行，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維護宏觀金融穩定。

3 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調控的聯系

在金融監管中，有一項監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銀行監管。這是由于：首先，銀行業在金融體系占主體地位。其次，在各類金融機構中，銀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的部門。因此，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執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必然在宏觀的金融監管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機制改革中，基于對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約束監管機制。但在當前的新的金融運作形勢下，對于資金的過于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導致雁行的信貸減少，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總投資的下降，這自然不是金融監管希望的結果。

但是在新的宏觀審慎的監管機制下，政府實行貨幣調控政策則可以利用這樣較為完整系統的機制來進行整體的調控，不僅可以提高貨幣政策在有效引導國民經濟向更好的發展方向上進步，還可以在這一較為拔高的視角上有效的規避一些金融風險，更加有效的將我國經濟引導至又好又快發展的康莊大道！

4 結語

金融危機的周期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宏觀審慎監管；逆周期性；系統性風險；國際借鑒；啟示

[中圖分類號] F832.21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金融危機爆發頻率的增加使各國監管部門開始重新思考監管體系，以微觀審慎監管為重點的金融監管體系無法從全局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宏觀審慎的監管理念更加關注系統性風險，從整個金融體系防范風險和維護金融穩定。各國監管機構分別從理論和實踐上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改革，試圖建立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相互配合、補充的金融監管體系。

二、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管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其承擔過度風險，進而減小潛在市場危機爆發的概率。宏觀審慎監管的監管理念彌補了微觀審慎監管在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漏洞，兩者構成了審慎性監管的內容，共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本輪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各國金融監管機構意識到，只關注單個金融機構或行業的安全已不能從全局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微觀審慎監管對由系統性風險引起的金融危機束手無策。一方面，微觀審慎的監管體制增加了經濟周期波動幅度：微觀審慎監管強調銀行風險資本的監督，資本充足率的計算依賴于風險資本計量，受宏觀經濟周期影響，在經濟上行期間信貸行為的風險權重偏低，信貸擴張在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相互作用下進一步放大了經濟周期的波動，導致監管產生順周期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微觀審慎忽略了“共同謬誤”問題的存在，在確保單個金融機構在有效監管下穩健運營之余，沒有考慮各種風險因素的疊加，也沒有度量金融機構之間存在交易來往的風險溢出，從而造成風險囤積。比如，金融機構往往在經濟繁榮時期加大對金融資產的購買和投資，而在經濟衰退期紛紛拋售資產、信貸緊縮，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

針對危機中暴露的微觀審慎監管不足，理論與實務界一致認為應該從宏觀審慎的角度豐富和完善金融監管框架。2009年，國際清算銀行提出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它不僅對單個金融機構風險敞口進行監測，更是綜合考慮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順周期性等問題。之后，二十國集團（G20）等國際組織和監管機構都開始采用這一概念。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出現了“宏觀審慎管理”和“宏觀審慎政策”等提法，G20首爾峰會形成了宏觀審慎政策的基礎性制度框架，在之后倫敦峰會上發表《加強監管、提高透明度》報告，提出“宏觀審慎監管是微觀審慎監管的重要補充，各國監管機構需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三、國際社會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的進展

（一）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

2010年末巴塞爾監管委員會（BCBS）《逆周期資本緩沖操作指引》，提出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將其作為銀行業監管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以降低整個銀行體系的順周期性。

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是為了防止信貸過度擴張和緊縮而引發金融機構系統性風險所建立的。在經濟上行期，銀行需計提超額資本，防止銀行信用過度擴張；在經濟下行期，可以通過釋放逆周期資本緩沖來吸收損失，從而使信貸供給在整個經濟周期內保持均衡，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因此，這種具有前瞻性特點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不僅可以使單個金融機構在壓力狀態下正常運營，還確保了信貸周期發生逆轉時整個銀行體系有充足資本來管理和抵御系統性風險，在金融擴張和緊縮時期起到“穩定器”作用。測算逆周期資本緩沖的核心是如何判斷信貸出現過度增長。BCBS將Credit/GDP與其長期趨勢的偏離作為各國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參考變量。當一國Credit/GDP小于其長期趨勢時，表明該國信貸風險較低，可不計提資本緩沖；當Credit/GDP大于其長期趨勢時，表明該國信貸過度擴張，系統性風險積聚，此時需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

但是，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一些難點和問題。例如，各國轄內銀行遵從統一的逆周期資本緩沖要求有欠公平，有可能導致銀行逆向選擇，傾向于開展高風險、高收益的信貸業務。能否針對單個銀行提出緩沖要求，提高政策針對性，將成為完善逆周期資本緩沖框架面臨的挑戰。

（二）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2010年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了《降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報告，從強化監管、提高損失吸收能力、完善處置機制以及保持各國政策一致性等方面提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IFIs）的政策框架。

識別SIFIs主要從規模、關聯性及可替代性等方面的指標進行考慮。規模主要反映某機構在金融系統內的地位，關聯性主要反映某機構的經營情況和風險對其他交易對手、機構和行業的影響，而可替代性反映的是客戶和其他機構對該機構的依賴程度。另外，由于SIFIs多數在全球開展業務，或通過資產負債表等途徑與全球經濟體系關聯密切，還需在評估方法中引進復雜性指標以反映金融機構的業務、組織等復雜程度，從而更加有效地識別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產生關鍵性影響的SIFIs。

對于SIFIs如何提高監管有效性、改善監管體系，FSB提出了以下建議。一是對于不同風險的SIFIs金融監管機構應具有實施差別化監管的權利；二是在金融體系復雜性和關聯性等方面應加強監管措施，提升監管標準，實現宏微觀風險監控的一體化；三是各國金融監管機構應建立聯合監管機制，進行定期交流商談，全面、真實評估大型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及風險。

（三）加強央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作用

金融危機爆發后，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并發揮中央銀行的核心作用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在各國進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實踐中，都表現出了央行在宏觀審慎方面起主導作用的趨勢。

金融危機后，美國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美聯儲的監管職權被空前強化和擴大，被賦予了維護金融穩定、防范金融危機的宏觀審慎監管職權，同時該法案強調了對系統重要性、復雜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確保能及時發現和化解系統性風險，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英國通過金融監管改革授予了英格蘭銀行宏觀審慎監管權，并通過在英國央行內部設立金融政策委員會和審慎監管局，負責對系統性風險進行宏觀審慎監管和防范，金融監管權由之前獨立于央行之外的金融監管局轉移到了英格蘭銀行。韓國通過對《韓國銀行法》重新修訂進一步加強了韓國銀行在宏觀審慎監管方面的職能，賦予其更多工具和手段維護金融穩定。歐盟通過設立“三局一會”來加強歐盟體系內的金融監管和風險控制，賦予了歐洲中央銀行負責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的運作和決策，從宏觀和微觀層面上對整個歐盟金融體系進行監管。

四、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央行在危機后加強了宏觀審慎管理方面的監管，并在制度實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下一階段，應借鑒國際經驗和教訓，統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相互配合、補充的金融監管體制，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一）明確央行的宏觀審慎監管地位

金融危機后的多國金融監管改革都明確了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地位，我國也應借鑒國際經驗，積極發揮央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作用，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一是在法律制度層面上將中央銀行納入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由中央銀行宏觀監控市場、專業機構微觀監管個體的統一監管體系；二是加快構建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促進央行開發新工具和手段實施宏觀審慎監管，完善逆風行貸款損失準備等要求；三是擴大央行監督檢查權，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促進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實施。

（二）建立逆周期宏觀調控機制

本輪金融危機表明，不能只對單個金融機構或行業的風險進行監管，更要從整個金融系統的角度防范系統性風險。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監管改革法案正是以防范系統性風險為目標，通過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管理體制和機制，加強系統性風險管理，切實維護金融穩定。我國“十二五”規劃提出了我國應建立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階段，需繼續發展和完善我國逆周期宏觀調控機制，將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與貨幣信貸、流動性管理的總量調節有效結合起來，完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引導銀行信貸穩定、適度增加，建立具有前瞻性特點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增加金融系統抗風險能力，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

（三）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由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大而不能倒”，監管機構對其通常采取較為寬容的監管措施，這也往往是導致產生系統性風險，進而產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以防范道德風險為核心，強化對SIFIs的監管，制定其界定標準、評估方法和風險處置計劃等政策措施，健全和完善“一行三會”監管制度，彌補監管漏洞，同時積極推進新監管標準，完善監管體系，有效防范風險的累積與傳播。

（四）加強與國際監管機構的合作與協調

由于各國經濟交叉滲透和系統系風險具有跨國傳染特點，尤其在當前我國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強、國家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中央銀行在加快構建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制度時，應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與協調，充分利用我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成員國身份，盡快在金融系統監管等方面邁出新步伐。在下階段，中央銀行應積極參與金融監管合作，建立對話交流機制，加強信息共享，增強政策協調性，加大風險防范的執行力，從而共同維護金融穩定，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和蔓延。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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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平，鄒傳偉.金融危機后有關金融監管改革的理論綜述[J].金融研究，2010（2）

[3]周小川.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觀審慎政策框架[J].中國金融，2011（1）

[4]張寧.金融危機后中國的反思：構建宏觀審慎管理制度[J].新財經，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