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審計的意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財政審計的意義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財政審計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一、當前在我國稅收征管審計中出現的主要問題

（一）采取各種手法來對稅收完成進度加以調整

在對我國稅收征管審計的研究中發現，一些基層稅務征收機構因為受到主管部門的指示，通過手法的變換來對稅收完成進度加以調整，導致稅收審計的失真。

（二）在扣押物的處罰方面存在違規現象

很多審計部門通過低價評估查封扣押物的方式來賣給單位內部職工。這種行為不但對工作產生了嚴重影響，而且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三）缺乏科學合理的稅務主管

很多稅務部門沒有對扣押查封的資產建立臺賬，在拍賣款收到以后，沒有和納稅人進行及時的結算，在對其進行變賣或拍賣以后抵消納稅款的余額沒有及時地向被執行人進行退還；沒有將款項及時入庫，在稅票的開具方面存在不合法性，沒有監督和審核納稅人的“應交稅金”是否存在真實性，這些問題對征管審計工作產生了嚴重影響。

（四）存在違規的稅收收入組織

一些審計單位為了能夠有效完成稅收基本任務，通過違規手段來進行操作，這樣不但違反了相關規定，而且導致國家財產的大量流失。

（五）存在不實的稅收會計核算

在核算審計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稅務部門沒有對組織在各項收入征收、應征、入庫、上繳、以及提退等活動中的全過程進行核算。

（六）在地方政府中存在對企業稅務進行越權減免的問題

地方政府對稅收政策執行進行干預的問題仍然廣泛存在，地方政府存在對稅收政策執行進行干預，甚至是越權本文由收集整理減免稅等問題。

（七）仍然存在優惠政策范圍任意擴大的現象

稅務部門對優惠政策執行范圍進行擅自擴大，或者是通過對政策進行變更和違規批準的方式進行減免稅，此外，還有很多企業在納稅申報方面缺乏嚴格的審核，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二、完善財政稅收征管審計的有效策略

（一）強化稅收的審查征收方式

對于賬目健全納稅戶，經核定改為定額戶，并對其情況定期審查。對那些存在出入的單位則應進行進一步的延伸調查，以核實稅務部門是否存在照顧關系，從而有效減少財政收入的流失。

（二）確保稅收征管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稅收的核算單位應對企業的欠稅余額真實情況進行客觀反映，并結合相關的規定進行欠稅登記薄的設置，按照經批準緩征、以前年度陳欠等原因進行分析和登記。并對每月欠繳稅進行明細表制定和詳細的分析說明，將其隨表上報；同時應結合國家規定的核算制度基本要求進行會計日的設置，對實際經濟業務事項進行科學的核算，對稅收資金及其運動過程進行系統、正確、科學的反映。只有將核算水平進行有效的提升，才能確保征管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三）建立完善的稅收征管條件和環境

在對各項稅種收入、稅收收入總量增減變化、相關經濟指標之間關系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應找出對稅收變化產生影響的政策、經濟水平、征管等因素，并協助當地政府進行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以進一步提高區域經濟發展，將傳統的財政收入狀況進行改變，確保稅收的穩定性。只有具有良好的稅收征管條件和環境，才能提高稅收征管的有效性。

（四）進一步加強資源的戰略利用

在審計工作中，國家機關應充分發揮引導社會輿論以及協同的積極作用，把審計機構和紀檢監察部門等相關的案件線索進行傳遞和配合協調。當前應實行審計政務的公開，確保審計監督和輿論監督以及群眾監督之間的有效配合，以確保經濟監督職能得到更好的履行。同時，還可以對民間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成果進行充分利用，以避免出現重復審計的情況。內部審計因為擁有足夠的審計優勢和資源，所以能夠幫助政府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在審計人才的合理配置、開發培訓、考評制度方面也可以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科學做法進行借鑒。只有有效利用資源，才能提高稅收征管的水平。

（五）定期舉辦培訓，確保征管人員綜合素質得到有效提高

財政審計的意義范文第2篇

一、財政專項資金效益審計的總體思路與原則

財政專項資金效益審計的總體思路是：改進傳統做法，實現審計思維模式和審計理念的轉變，強化效益審計意識，提高審計質量，堅持“四個結合”、實現“三個轉變”、突出“三個重點”，力求取得實效。

1、堅持“四個結合”即常規審計與專項審計相結合，全面審計與重點審計相結合，審計與審計調查相結合，微觀審計與宏觀審計相結合。

2、實現“三個轉變”。第一，把以檢查財政專項資金活動為主向檢查資金、業務、決策、效能并重轉變。改進以查錯糾弊為主的傳統審計模式，不僅關注財政專項資金使用的“對不對”，更要關注使用得“好不好”，在監督財政專項資金分配、撥付環節的同時，重點檢查項目資金的使用效果，對資金投向的正確性、使用的效益性和管理的規范性進行綜合評價；第二，轉變就賬查賬的慣性思維，充分運用審計調查手段，堅持賬內審計與賬外調查相結合，對財政專項資金的投放決策和決策落實情況與相關政策執行中存在的機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等情況跟蹤調查，為黨委和政府決策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與合理化建議；第三，從微觀入手，宏觀著眼，以點帶面對發現的普遍性、傾向性、苗頭性的問題，更多的從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環境去認識，從制度和機制層面分析原因、提出建議和規范管理，實現由單純監督型向監督服務發展型轉變，充分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

3、財政專項資金效益審計項目選擇性上，重點應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點對老百姓關心和社會關注的“三農”、社會保障、教育、公用事業及環保等專項資金效益進行的審計，評價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二是重點實施政府部門績效審計，分析評價政府部門履行職責時運用財政資金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促進建設節約高效的政府等情況；三是重點對政府投資的重大項目進行竣工決算、跟蹤、概算審計，關注決策失誤、管理混亂、損失浪費等問題，進一步規范項目管理、減少損失浪費、控制投資，提高政府投資的質量、效率和效益。

二、財政專項資金效益審計實施應抓住五個重點環節

1、審計財政預算資金分配使用的效益性。對財政預算資金分配的公允性、使用的效益性從量的分析和質的判斷角度出發，提出完善財政預算資金分配使用的意見和建議。重點關注三個環節，一要關注各類專項資金制度建設，詳細審查專項資金項目是否有專門的部門進行管理，相關部門是否建立有效的內控制度；二要關注專項資金撥付程序，審查是否存在項目的申請、批復、下達不同步，資金下達不及時，影響項目執行的情況；三要關注資金是否專款專用，配套資金是否及時到位。

2、審計財政專項資金撥付的及時性和完整性。一是采用計算分析法，將財政專項資金在各環節實際停留的時間與法定撥付時間進行對比，檢查財政專項資金有無被長時間滯留，有無被轉移、擠占和挪用。二是以資金流向為主線，依據資金性質、指標、規模、用途、撥付路徑進行跟蹤審計。通過有重點的詳查或抽查等方法，檢查各環節應到位、已到位的資金數額是否真實，揭示財政部門、各級主管部門是否按指標、計劃、進度或規定程序，及時、足額、規范地撥付資金，中間環節有無滯留、截留、擠占、挪用以及損失浪費現象。

3、審計財政專項資金使用的真實性、合法性。一是檢查財政專項資金支出依據是否充分，內容是否真實、票據是否合法，特別要關注大額支出款項，根據資金流向跟蹤延伸，向開戶銀行詢證，檢查銀行存款對賬單收付業務記錄，揭示有無已收到的專款違規流出使用單位的情況，若有則應深入進行追蹤延伸，向具體用款單位延伸審計，查清資金支出的最終結果；二是重點關注專項資金結余的分布狀態。關注結轉時間長、金額大的專項補助款。核實是否有具體真實的項目，是否有國庫資金做保證，有無以結轉為名將專項資金用于平衡預算的問題，有無因項目情況變化導致專項補助失去原有意義而造成資金閑置的問題。

4、重點項目資金效益審計。專項資金的效益審計一定要突出重點，著力關注投資數額巨大的重點工程項目資金的使用效益，著力關注與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民生工程資金的使用效益。一是通過調查、實地察看、分析等方法，審核項目立項的真實性、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可靠性，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審核項目立項依據是否充分，為進一步審計提供方向性和線索；二是重點審核項目工程預算的合法性，檢查預算標準依據是否充分、合理，決算是否真實，有無采用虛列工程量、高套定額標準，虛估冒算手段，騙取或貪污建設資金的問題；三是通過實地查看，專家咨詢等方法，審查工程質量監理和工程竣工驗收手續是否齊全、合規，判定工程質量是否存在不安全隱患；四是分析研究資金投入、產出效益。主要關注盈利能力、償債能力、拉動經濟與推動社會事業發展效益。

財政審計的意義范文第3篇

《審計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被審計單位對審計機關作出的有關財務收支的審計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被審計單位對審計機關作出的有關財政收支的審計決定不服的，可以提請審計機關的本級人民政府裁決，本級人民政府的裁決為終審裁決。”筆者認為，按這條規定，財政收支與財務收支難以準確劃分。如社會保障基金，《審計法》第二十三條把政府部門管理的和其他單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會保障基金、社會捐贈資金以及其他有關基金、資金的收支定義為財務收支。但按照審計署法制司《審計法修訂條文釋義》對該條的理解，“對社會保障基金，主要審計其預算執行情況和決算”。在實際工作中，財政收支與財務收支有聯系、有交叉。再加上審計機關對審計事項進行審計后，所作出的不論是對財務收支的審計決定還是對財政收支的審計決定，都是審計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都會對被審計單位財政財務收支活動乃至生產經營活動產生影響。被審計單位不服審計機關對財政收支作出的審計決定，是在行政復議受理范圍之內的。同時，《審計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上級審計機關認為下級審計機關作出的審計決定違反國家規定的，可以責成下級審計機關予以變更和撤銷，必要時也可以作出變更或者撤銷的決定。”假如下級審計機關的本級人民政府作出維持審計決定的“最終裁定”以后(也就是說，沒有經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環節)，上級審計機關認為下級審計機關作出的審議決定又確實存在違反國家規定的內容(從審計實踐來看，并非所有被審計單位對審計機關的審計決定都沒有異議)，這個時候下級審計機關的本級人民政府的“最終裁定”將會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

對此，筆者認為，既然財政收支與財務收支劃分起來的確較為困難，既難以理解和操作，又不利于審計質量和審計效率的提高，甚至無謂地增加審計風險。特建議：第一，有關部門及立法機關從便于理解和操作的角度出發，考慮將現行《審計法》中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提法統稱為“財務收支”或者“財政財務收支”。第二，取消政府裁定的規定。因為現行的《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完全可以解決關于審計決定的爭議，沒有必要再在《審計法》中規定“政府裁決”等既似是而非又難以操作的審計決定救濟程序。

（摘自《現代審計》）

財政審計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低滲透油田 脫水工藝 采出水處理

隨著低滲油田開采程度的不斷深入，進入石油開采的中后期，地層能力不斷虧損，需要注入油層的水量逐年增加，采出液中的含水率在不斷增大，因此對原油脫水及采出水處理技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油田不同發展階段的開發需要。近年來，通過對現場工藝需求的不斷試驗、探索，形成了具有低滲油田特征的脫水及采出水處理工藝技術。

一、長慶低滲透油田脫水工藝的現狀及特點

原油脫水及污水處理過程中，原油的脫水脫氣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常規工藝先采用氣液分離器進行氣液兩相分離，分離后的原油再利用沉降罐進行熱化學重力分離，或采用電熱化學脫水。長慶低滲透油田目前主要采用大罐沉降脫水和三相分離器脫水兩種工藝。

長慶低滲透油田油田原油脫水主要采用熱化學沉降脫水工藝技術，可概括為“小站（井口）加藥、管道破乳、大罐溢流沉降脫水”工藝流程。目前引進了油氣水三相分離技術，并成功在油田得到推廣應用。

1.大罐沉降脫水工藝技術

1.1 工藝流程及特點

1.1.1工藝流程：站外加藥+站內脫水

1.1.2站外加藥特點：

1.1.2.1能充分破乳降粘，降低管線回壓，尤其冬季效果顯著。

1.1.2.2實現乳化液提前破乳，縮短了沉降罐內油水分離時間。

1.1.2.3管道破乳后水滴在管壁形成水膜，起到降粘減阻作用。

1.1.3流程優點：

1.1.3.1脫水溫度較低（30～45℃）、流程簡單、操作方便、效果顯著。

1.1.3.2凈化油含水小于0.5%，污水含油小于200mg/l。

1.2影響原油脫水效果的主要因素

1.2.1原油的破乳原理，盡管有多種解釋，但通常認為油水乳化液珠的表面含有膠質、瀝青質等天然乳化劑，破乳劑分子滲入并吸附到乳化液滴的界面膜上抵消天然乳化劑，這樣乳化液滴表面膜破裂并使水滴釋放出來，小水滴相互聚結成大水滴，最終油、水兩相發生分離。

室內瓶試法：實驗過程中取新鮮的油樣，綜合考察脫水率、脫水速度、油水界面、污水含油等各項指標。

1.2.2加藥過程應與輸油同步進行，不得中斷也不得過量加入。加藥濃度應根據室內評價確定，一般保持在商品濃度80～150ppm范圍之內。對于用量超過200ppm的藥劑應淘汰。

1.2.3輸油上要求聯合站外上游系統站點輸油要盡量保證連續平穩輸油，禁止輸油過程中排量頻繁變化；冬季運行中，輸油溫度控制在40～45℃左右，以保證原油的破乳脫水效果。

1.3沉降時間

水滴的沉降速度與油水密度差成正比，與原油的粘度成反比。油水密度差越大，原油粘度越低，則水滴沉降速度加快，油水越容易分離。

1.4合理確定脫水溫度

水滴沉降速度與原油粘度成反比。因此，提高溫度可加快水滴沉降速度，提高脫水效果。但并不是溫度越高越好，且過高的溫度勢必消耗過多的燃料。

1.5關于“末端加藥、大罐沉降”脫水工藝技術

所謂末端加藥脫水工藝就是將站外加藥移到站內加藥，管理上比較方便。

建議：一是原油含水超過60%后，油水乳化液由油包水變為水包油狀態，此時脫水相對容易，可以通過試驗將站外加藥移到站內集中加藥。同時，要考慮沉降罐的容量、溫度能不能保證脫水效果。二是對原油含水不超過30～40%，應繼續堅持小站加藥的原則，充分利用管道破乳，提高沉降罐的脫水效果。

2.油氣水三相分離工藝技術

油氣水三相分離可以將含水油一次處理合格，也作為預脫氣脫水設備進行預處理。同大罐脫水工藝相比，具有脫水速度較快、流程密閉、占地面積較小、投資低，并可回收一定量的伴生氣的特點。

油氣水三相分離結構及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油氣水三相分離器是通過將旋流分離、水洗破乳、填料聚集脫水、熱化學沉降脫水多種方式，在不同的階段采用合理的結構進行綜合高效脫水的一種設備。主要優點脫水效率高，沉降時間短。

二、長慶低滲透油田水處理工藝流程發展歷程

1.第一階段：二級沉降除油+石英砂過濾

油田開發初期，原油脫水采用兩段電化學處理流程；污水處理工藝采用自然浮升、混凝沉降、壓力過濾等流程，采出水主要以排放為主。采用這一流程先后建成馬嶺北區、中區、紅井子三個采出水處理站。

2.第二階段：斜板除油+核桃殼過濾

2.1兩級核桃殼+兩級改性纖維球精細過濾流程

工藝流程：主要是斜板除油兩級核桃殼過濾兩級改性纖維球過濾絮凝、殺菌技術。

通過對部分站點處理水質監測分析，設備運行初期，懸浮物、含油等主要控制指標均達到10mg/l以下，隨著時間的延長，核桃殼和改性纖維球抗污染能力下降，過濾效果出現下降，致使部分站點處理后水質超標。

2.2簡易流程：簡易除油就地回注

工藝流程：含水原油進站后經溢流沉降罐脫水，采出水處理僅設除油罐簡易除油后就地回注。采出水由小站直接配注，處理規模在100～300m3/d之間。

目前站點因采出水含油、懸浮物超標，回注水質較差。回注水質中含油和懸浮物指標分別為20～50mg/l、10～50mg/l，部分區塊污水回注壓力上升一定程度后，定期進行洗井或措施增注。

三、采出水工藝管理要求

1.加強原油脫水系統的運行管理，為下游采出水處理的正常運行創造良好的條件

目前推廣的三相分離器脫水正常的關鍵是上游來液量的平穩運行，要盡量采用低排量連續輸油方式，切忌時斷時續輸油，要采用緩沖罐帶變頻的輸油方式。

2.油田污水水質監測及要求

集中處理站：對沉降罐出口、過濾器進口、凈化水罐出口的水質，每天每班取樣分析1次；監測項目：污水含油、懸浮物。

采油廠：由工藝所或技術監督中心負責對聯合站或集中處理站的沉降罐出口、除油罐進出口、過濾器進出口、凈化水罐出口、注水井口（選1-2口代表井），每月各取樣分析1次。監測項目：污水含油、懸浮物、細菌、含鐵、二價硫、濾膜因素。

水質指標暫按油田公司2001年頒布的油田污水回注暫行規定執行，新規定出臺后按新標準執行。（見表1）

四、小結

長慶低滲透油田的脫水及采出水處理工藝歷經多次變化和完善，保證了油田不同發展階段的開發需要。通過不斷攻關、研究，形成了具有低滲油田特征的脫水及采出水處理工藝技術，確保了油田持續有效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財政審計的意義范文第5篇

現在，本文必須面對一個基本困難，而且必須對其展開有效的回應：為什么有的時候，經過我在上面討論的說理方式、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的論證交鋒，人們沒有爭議了？這個困難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加以提出：盡管存在著說理方式、經驗常識的“多樣化”或“地方性”，以及法律原理的不同理解，為什么這些障礙有時沒有阻擋“一致意見”的形成？這一困難意味著，我在上面分析的說理方式、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從社會法律實踐上講，有時也許并不是可以不斷展開爭論的，而且，它們在獲得成功的時候恰恰增加了法院裁判的權威性。這點，是強烈支持法律論證應當充分的關鍵理由之一。[33]

針對本文所討論的終審裁定書的法律論證而言，也許有朝一日會出現“人們所說”的沒有爭議的情況。這是可能的，盡管從目前看來不大可能，因為，我們畢竟起碼看到裁定書明確標出“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的字眼，這是明顯的“運用‘集體’應對外來某方壓力”的一種有效策略，也是暗示外在爭論持續存在的修辭象征。而且，我們的確看到了不少人還在爭論著。[34]自然，這一情形不是我所關心的核心，我所關心的核心在于回應困難。我們依然從這份裁定書入手。

第一，我們需要注意一點，也即我們通常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沒有爭議”、“一致意見”這類陳述的。在我看來，這類陳述的使用，總是隱約地指向特定群體、特定場合、特定時間的。換言之，人們所說的“沒有爭議”和“一致意見”，是在特定群體、特定場合、特定時間內顯示意義的。在條件限定的情況下，的確有如“人們所說”的，曾經出現過“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但是，同時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針對一個源自有爭議案件的法律論證，我們如何可以想象所有人在所有時刻產生“沒有爭議”、“一致意見”？相反的意見或者爭議，總是可能的，而且有時又是我們未曾覺察的。于是，問題在于什么主體、什么場合、什么時間出現 “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就這份裁定書而言。我相信而且某些人也會同樣相信，其中所提到的該法官和辯護人，以及二審法院里的某些法官當然包括審判委員會里的某些“重要法官”，對裁定書中法律論證的“充分”是沒有意見的。在他們之間可以看到“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然而同時，這才是重要的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中另外一些主體比如控方以及二審法院的“異議”法官，依然可能持有不同意見。這意味著，在特定主體之間是可以看到“沒有爭議”的，在另外一些主體之間是可以發現“爭議”的。而且，所有這些是在特定時間及特定場合內呈現的。之所以提到特定時間和特定場合，這又是因為并不能夠排除在此時間之前之后以及在另外場合，贊同者變成了不贊同者，還有不贊同者變成了贊同者。此案中的辯護人就一定始終而且將來也都贊同裁定書的“充分”論證？控方就一定始終而且在將來也都對其加以拒絕？顯然，這是不一定的。因此，從較大范圍來看，第一，我們要問“在誰之間沒有爭議”，第二，“什么時候沒有爭議”，第三，“什么條件下沒有爭議”，以及反之“在誰之間存在爭議”，“什么時候出現爭議”，“什么條件下產生爭議”。

此外，公開化的裁判文書是要進入社會的，其閱讀者當然并不限于具體訴訟結構中控方、辯方和二審法院。作為佩雷爾曼“一般聽眾”[35]概念的社會閱讀者，是潛在地不斷增加的。至少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這份裁定書自公布后通過網絡已經走入社會，越來越多的社會閱讀者加入了閱讀行列，或贊同或反對地加以討論。社會閱讀者的角色復雜，以及數量的不斷增加，意味著本文前面提到的說理方式、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的“多樣化”和“地方性”的進一步的加入，盡管，在這種“多樣化”和“地方性”不斷加入的同時，也在出現著新的特定群體、場合、時間的“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36]因此，不僅從更大范圍而且從動態角度來說，我們都能而且更能發現人們不經意使用的“沒有爭議”及“一致意見”等陳述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的。

也是因為這個理由，本文所主張的“不應充分論證”，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徹底否定特定群體、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的“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所呈現的經驗事實，而是直指經由潛在變動而帶來的可能的“對立意見”，同時提醒對前一經驗事實保持必要的清晰認識。誰能否定本文多次提到的“多樣化”和“地方性”在動態的社會中完全可能帶來新的“疑問招惹”、“話語紛爭”？[37]

第二，即使針對特定群體、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出現的“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我們也是可以追究其中一個問題的。在我看來，沒有爭議，主要是因為原有爭議據以作為自身基礎的說理方法、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可以出現幾方之間的暫時“融合”，[38]準確來說是特定主體、時間、場合、條件中的幾方“融合”，而這種“融合”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一方在說理方法、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上運用自己的“知識相對豐富”，得以暫時戰勝對方的“知識相對有限”，從而實現暫時“說服”對方或使對方暫時“失去”論辯能力。這是“沒有爭議”這一過程發生的基本機制。

顯然，如果情況的確如此，那么首先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知識相對豐富”暫時戰勝“知識相對有限”，其所解決的問題是理解上的“是否很有道理”，而不是純粹的法律事實問題以及純粹的法律規定問題的“多少”，所以，其無法像連續不斷地確定具體事實一樣，更為準確來說像“1+1=2所以2+2=4是必然的”一樣，給予人們以確定不移的認定信息，從而不斷增加無法抗拒的接受份量。就此而言，暫時“說服”以及使對方暫時“失去”論辯能力，其所帶來的暫時“融合”沒有并且也不可能直接增加“科學、實證、邏輯”意義上的法律理解。我們再回到裁定書。在閱讀這份裁定書的過程中，我們接受二審法院的R37、R38（假定接受），和我們接受二審法院的R35，是不同的。前者沒有增加我們的“科學、實證、邏輯”意義上的法律理解，后者則增加了。通過前者，我們只是發覺自己被帶到了一個思路上，發覺“比較可信”，從而比較相信一個看法：因為民事訴訟中一方敗訴后采取極端行為是極為罕見的，而且因為流露極端行為情緒和傾向才有可能使人預見，所以，民事訴訟中應當預見極端行為是有基本前提的。與此相異，通過后者也即R35，我們確鑿無疑地知道了根據最高法院以及相關的具體法律規定，如果在判決之后出現了新的證據從而使判決與事實不符，那么該判決不屬錯案。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很有道理”或者“充分”所帶來的“沒有爭議”，不是牢固結實的，而是軟性易變的，其和運用明確法律規定（包括法律原理）和一般形式邏輯所帶來的“沒有爭議”，不可同日而語。

接著我們可以發現，“知識相對”這一概念，也許正是我們理解“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何以是在特定群體、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出現的關鍵概念。換言之，因為在說理方法、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上，“知識相對豐富”或者“知識相對有限”必定是存在的，所以，我們才能看到乃至才能談論特定群體、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出現的 “沒有爭議”或者“一致意見”。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我們看到一個特定情形下的“一致意見”、“沒有爭議”，發現這是“令人欣慰”的，對于一個當下具有爭議的案件，我們也是無法斷定“使得法律論證充分”在將來其作用對此案件究竟是保持爭議，還是催生爭議，還是消除爭議。對本文提到的裁定書中的法律論證，當下就是有爭議的，而問題的重要同時在于，我們怎能依據過去可能出現過的特定情形中的“沒有爭議”，來斷定這份裁定書引發的法律論證“充分”注定可以消除爭議？因此，探討“一致意見”以及“沒有爭議”的機制，探討法律論證是否應當充分，也意味著我們必須關注未來時態的理解問題。只要社會存在著說理方式、經驗常識、法理認識的“多樣化”和“地方性”，那么，并不存在一種邏輯可以證明：過去具有的“一致意見”或者“沒有爭議”，在將來完全可以帶來沒有爭議的皆大歡喜；也不存在一種邏輯可以證明：過去較多的“一致意見”或者“沒有爭議”（假定其的確較多），將來可以帶來較多的“一致意見”或者“沒有爭議”，而非相反，亦即更多的意見紛爭。何況，它們本身無一不是處在特定情形之中的。

概括來說，通過“‘很有道理’或者‘充分’的法律論證有時實現了沒有爭議”這一經驗，來設想并主張推進法律論證的充分，也許不是恰當的思路。[39]

七

除了上節提到的基本困難，本文必須面對另外一個基本困難：縱然說理方式、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的使用，并不一定終結人們可能產生的爭議，但是，它們至少可以表明法院裁判的正當性，表明法院裁判是理性的、有根有據的。[40]這意味著，這種爭論的開放不會削弱反會增加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41]這是強烈支持法律論證應當充分的關鍵理由之二。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其一，通過“充分”的努力，能否表明法院的法律論證是理性的？其二，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與這種“充分”努力的相互關系是怎樣的？

先論其一。我不否認，通過所謂充分的法律論證，有時的確可以使人認為“法院裁判是理性的”、“是有根有據的”，而且“還是具有正當性的”。在有些情況下，充分的陳述裁判理由，的確為法院贏得了“并非任意”、“并非專斷”、“理性審理”直至“司法公正”的贊譽。[42]但是，表現法院裁判是理性的、有根有據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法院在不斷努力“充分”的過程中的確表現了難以指摘的“道理呈現”，至少是暫時的難以質疑的“道理呈現”。眾所周知，僅僅講出某些道理，僅僅說明某些根由，僅僅陳述某些理據，并不足以讓一種法律論證變成通常理解的“理性”或者“有根有據”。如果這些通過法律論證體現出來的道理、根由、依據遭遇了有力的反駁，或者，更為嚴重的是，經過反駁，人們認為反駁表達出來的道理、根由、依據才是“真正的”或者“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那么，誰會認為曾經闡述出來而又遭遇反駁的道理、根由、依據是理性的、有根有據的？這意味著，準確來說，當人們提到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要求法院裁判的理性和有根有據的時候，人們不僅在希望法院應當講出一些道理、根由、依據，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希望這些內容是無法辯駁的、不可動搖的。于是，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法院裁判能否通過這種“充分”的努力，實現無法辯駁、不可動搖。在我看來，并且通過前面幾節的分析已經表明，這種“充分”的努力至少時常是頗為難以實現這一“理想”的，雖然不能認為毫無可能。

因此，可以指出，通過“充分”的努力，時常難以表明法院的法律論證是理性的。[43]

此外，我們還需小心翼翼地分辨這種“理性”以及“有根有據”其在法律語境中的性質。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發現，類似本文討論的裁定書中的“說理方式”、“經驗常識”和“法律原理”，其帶有對話意識、說服一方的策略，甚至帶有“化解對立”的積極預期[44].這種對話意識、說服一方的策略，以及 “化解對立”的積極預期，就一般社會政治生活意義而言是極為寶貴的也是應該竭力發揚的。但是，這不是我們將其推入司法領域尤其是法院裁判理由生產機制的一個理由。[45]因為，所有這些意識、策略和預期，其所體現的理性是種“政治理性”，在法律語境中更準確地來講是種“立法理性”。在政治領域中，在立法過程中，我們必須具有起碼民主的對話意識、相互說服的設想，以及“化解對立”的寬容愿望。這是現代政治生活以及立法運作的基本要求，畢竟，社會時常沒有確定不移的唯一正確的公共理想。與此不同，司法固然是在解決糾紛爭議，然而司法終究不是解決政治立法問題。司法至少不應是對話、相互說服、希望化解對立的過程，而是依法裁判的過程。司法是在依據某個標準（至少理想上是如此）解決相關的社會問題，盡管對此標準人們可能有時具有不同的理解甚至相反的理解直至發生爭議。[46]這是司法的特性所在。因此，司法也就需要有別于政治理性或者立法理性的某種理性。我們再看本文提到的裁定書，其中R30，尤其是我們反復提到的R22后半部分、R37和R38的理性探討。通過這些“理性探討”，我們可以發現，二審法院是在運用對話技術、說服修辭、克服對立等策略并且是在無形之中建構新的標準，這是運用政治理性或說立法理性的明顯表現。我們暫且不說是否應當允許司法活動運用立法理性方式去解決案件糾紛，[47]我們起碼可以認為，這種“理性”的司法活動是種錯位的理性表達，其不大符合司法運作的基本目標。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司法運用的理性應當是符合司法目的的自恰理性，也即司法理性。[48]其與相互印照的“有根有據”應當是司法的“有根有據”，而不是政治、立法的“有根有據”。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了，在對話、說服、化解對立的過程中，還有一個“知識相對豐富”馴服“知識相對有限”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沒有增加確定法律信息從而逐步令人確鑿無疑”的問題。司法是不應當這樣展開的。

在這個意義上，即使認為通過“充分”的努力可以表明法院裁判的理性，這種理性，依然是可疑的甚至不是我們期待的標準意義上的司法理性。

再論其二：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與這種“充分”的努力，其相互關系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中國當代相當一部分主張法院應當充分說明自己裁判理由的學術文本，都在提到英語國家重要法官的“充分”法律論證寫作，并且時常有意或者無意地以其作為中國制度變革的藍本模式，盡管，這些學術文本時常也提示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區別。[49]在我看來，在觀察英語國家的法官法律論證寫作的時候，尤其是在“這種充分判決是否帶來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問題上，人們有時帶有了部分的浪漫想象，也即仿佛這些國家的法官“充分”的法律論證寫作與 “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有著某種內在聯系，[50]因而在中國實現“法律論證充分”是可以帶來同樣效果的。

實際上，這些國家的法官“充分”的法律論證與“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的聯系，并非像人們想象得那樣聯系緊密或者那么樂觀。相反，我們倒是可以輕松地發現，在英語國家，一份“頗為充分”的裁判文書出現后引起人們爭議是司空見慣的。旁觀者經常看到的恐怕不是“一致推崇”，而是“不斷討論”，或贊同或反對。而所有這些 “不斷討論”又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甚至法院的“公正形象”。關于“負面影響”這點，我們可以注意為什么在英語國家尤其是美國，經由法律推論從而對法院裁判正當性提出深度懷疑的現實主義法學理論、批判法學理論和狹義的后現代法學理論，首先得以產生，并且迅速蔓延；[51]以及在這些國家以律師作為標志的法律專業人士最為關心論辯修辭、對立判例、勝訴技巧，從而時常“漠視”法院可能作出的公正裁判這種行業現象竟然如此普遍；[52] 以及在這些國家關于法庭辯論、展示律師技藝、暗示法律推論的重要，從而批判法院裁判正當性的大眾文化運作，比起大陸國家而言可說大行其道。[53]此外，我們可以注意英語國家的“繁榮”的法學學術生產，尤其是美國的。在美國的法學學術文本當然包括一般媒體表現出來的文本中，人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對復雜裁判論說的不斷爭論，出現了許多對法院的批評。其實，一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也即英語國家針對法院裁判所從事的法學學術生產，時常多于大陸國家。其中原因固然是復雜的，但是有一點則是可以加以分析的。這點就是英語國家的法學學術生產時常瞄向了“裁判論說”。我們可以注意許多英語法學學術著作，時常研究討論法院的裁判論說，從中引出法律理論的研究。[54]一個較為典型的輔的例子說明，就是英語國家的法學教材時常備有大量的司法實踐裁判論說的舉要及分析。應當認為，針對法院裁判的學術生產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其一是裁判結果，其二是裁判論說。裁判結果自然可以成為學術生產的一個刺激來源，而且學術生產者可以從多重角度對其展開分析研究，這也是大陸國家法學學術生產所從事的一個重要工作。但是，對裁判結果和裁判論說進行雙重研究，顯然不同于僅僅對裁判結果作出研究。“兩個對象”和“一個對象”的區別不是決定性的，然而肯定是重要的。深入來說，裁判論說特別是“充分”的裁判論說更為涉及或者直接涉及說理、常識、法理，所以，其為法學學術生產提供了更為廣闊更為直接的刺激需求，因為，學術生產常與“推論”有著天然關聯。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為什么英語國家的相關法學學術生產多于大陸國家。當然，法學學術生產的多少并不必然說明法院裁判社會認同的問題，因為，社會公眾可以而且的確時常不去理會法學學術生產。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的。因為，如后面將要提到的，一般社會聽眾是有可能從對裁判結果的關注轉入對裁判論說的關注的。于是，源于爭議案件的裁判論說其所引發的法學學術生產的復雜，通過媒體傳播方式以及法律教育方式，總會滲入社會意見的生產，使其變得較為復雜，從而較為可能影響裁判結果的社會認同。進而言之，針對法院裁判論說而出現的學術生產的多少，其可以從側面說明裁判論說的“充分”對法院裁判社會認同的完全可能出現的反向刺激。另外可以作為補充說明的是，在其他許多國家尤其歐洲大陸國家，并不“充分”的裁判文書反倒時常同樣可以獲得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而且，那里人們對法院裁判的反應一般來說是比較平靜的，除了一些極個別的情況。[55]

所有這些現象的原因，也許正是在于，在開始階段，廣義的社會聽眾通常更為直接關注裁判結果，對裁判論說通常并不在意，然而，當案件本身就已進入爭議視線，尤其是當這些聽眾開始進入爭議的時候，對裁判結果的關注就容易（起碼較為容易）慢慢轉入對裁判論說的關注，于是，在這里也是在這時，與其說社會聽眾更為關注裁判結果，不如說社會聽眾更為關注裁判論說，一定要對裁判論說提出若干個“何以如此”的質問，從而當法院提出裁判論說并且面對多樣化、地方性的質疑而乏力自圓其說的時候，社會聽眾也就容易出現對法院裁判的懷疑甚至不予理解。這里的轉化時常是自然而然的。就此來說，法院裁判正當性的社會認同的緣由是復雜的，同時，“充分”的法律論證和社會認同的背離關系比起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合謀關系，可能是更易出現的。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參考外國裁判理由“充分”的意義的時候，更為重要的是深入地理解判決理由“充分”的內在結構之中可能包含著我們并不希望的某種負面機制。這種負面機制是具有共性的。

其次，認為裁判論說充分與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同存在著某種內在關聯，有時和人們認為“思考理性”與公正有著內在關聯，是相互聯系的。人們容易認為，越是增加“思考理性”，越是容易實現公正或者達成公正共識。而公正實現了，或者公正共識出現了，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同也就自然而然的不是問題了。[56]但是，盡管我們可以假定甚至認定公正實現和公正共識的出現，是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同的一個基本條件，然而，實現公正和公正共識的出現，顯然并不一定是“思考理性”運作的結果，有時也許與“思考理性”是根本無關的，更為極端者，有時甚至越是增加“思考理性”，越有可能無法實現公正，越有可能引發“公正共識”的分裂，至少，“思考理性”的增加既有可能引發“公正共識”的實現也有可能引發“公正共識”的缺席。經驗有時說明，一些公正的實現以及公正共識的出現，是歷史變遷的自然產物、人們直覺的產物、人們妥協的產物，甚至是人們斗爭的產物。更何況“何為思考理性”其本身也是可以爭的，“何為公正”以及“何為公正共識”其本身又是可以爭論的。在法律語境中，訴訟以及司法審判制度的普遍存在，已經反向說明了利益紛爭總是普遍存在的，[57]而利益紛爭的普遍存在足以說明社會理解的多樣性和地方性是普遍的，而所有這些，又從根基上動搖著“思考理性和公正”的可能勾連。這樣，我們就有理由至少認為“思考理性”不是容易而是較為可能不易走向公正。在法律語境中，實現公正以及公正共識的達成，也許更為依賴“思考理性”之外的其他種類的實用智識資源。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可以理解，與其對“充分”的法律論證激起振奮的期待，不如對其保持慎重的對待。“充分”的裁判論說的解放，可能是較為容易削弱對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同的，至少是不易增加對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同的。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