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源貧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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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貧困論范文第1篇
一、將“農民工”與“貧困”相分離的的歷史背景
第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行了一系列反貧困政策，但其目標主要指向農村貧困，即“老、少、邊、窮”地區的貧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企改革使得城市中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構成了城市中生活困難人群的主體。但農民工群體顯然不在這兩種貧困所包含的范圍之內。
第二，長期以來，我們過多地、不恰當地強調農民工流動的負面效應，如盲目流動、違法犯罪、搶城市人的“飯碗”、影響農業生產等，從而要對他們進行控制、規范、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生活狀況的關注很難提到日程上。
第三，學界對貧困的理解多停留在經濟層面上，如收入水平（設定貧困線）或在收入之外的物質層面上（住房、消費、公共服務等）。物質意義上的貧困難以理解農民工的貧困狀態：如果按500元/月來計算的話，一位農民工一年的總收入為6000元，遠遠高于農村貧困線625元/年的標準，也不低于絕大多數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標準。
第四，國內一些研究也開始強調非物質方面的貧困，其中最突出的是對人力資源方面貧困的強調，如健康狀況、教育程度等。這種看待貧困的方式非常重要，但似乎也難以解釋為什么農民中的“優秀群體”———農民工是貧困的。實際上，這種理解貧困的方式與從經濟意義上來理解貧困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強調單個個體的資源占有量。這是一種靜態的“貧困觀”。克服這種靜態貧困觀的通常方法是引入“相對貧困”概念，但這又會將對“貧困”的討論擴展到“不平等”、“不公平”、“相對剝奪”、“社會分層”，從而使得“貧困”成為邊緣性或依附性的概念。顯然，這是目前對農民工的論述沒有或不愿采取“貧困”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應將“貧困”概念引入對農民工的政策框架和相關研究領域
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峰會上，消除貧困被列為大會宣言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大會報告中，貧困不僅僅被看作各種資源的缺乏，而且“社會岐視與社會排斥”也被作為貧困的重要內容之一。如果從滿足人的需要出發，那么該報告對“貧困”的理解更為全面，因為人的需求不僅包括物質方面，而且還包括能力方面（自我實現）和社會方面。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農民工的貧困，就自然得多：正是因為農民工離開農村到了城市，才使其產生了社會方面的需求；正是因為農民工離開了農業，才使他們有了能力方面的需求（如技能培訓）。當這些新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農民工就可能處于貧困狀態。或者說，流動使得農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當這種不滿足影響到他們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時，他們就處于貧困狀態。這種理解農民工貧困的方式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不僅將農民工的物質與能力資源的擁有作為衡量貧困的標準之一，而且還將農民工受到的社會歧視與排斥也作為貧困的表現，即由此而帶來的參與正常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滿足。二是這種理解貧困的方式是動態的。因為其不僅關注農民工目前的貧困狀態，而且指出正是“流動”這個外部變量使得農民工落入一個貧困化的動態過程。因此，意識到農民工的貧困狀態，將會使得全社會在農民工的政策理念上進行重要調整，而這些調整對我國整體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制定滿足農民工實際需要的社會政策。在強調城鄉二元結構、農民工的國民待遇的討論中，將消除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制度性不平等作為核心內容。這固然重要，但它沒有看到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相比，是一個弱勢群體。這種政策效果可能只會使得農民工群體中的少數精英得益，而大多數農民工只會在所謂的平等競爭中繼續保持其“邊緣地位”。但將農民工視為貧困群體的社會政策，將會看到農民工在教育、技能、就業與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差距，從而一方面提供適合于農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將努力改變其貧困狀態，如進行能力建設（如培訓、咨詢等）、增加社會資源（如號召社會援助、鼓勵服務農民工的組織等）。
社會資源貧困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資本；弱勢群體；社會流動
中圖分類號：C912.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2－0134－06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弱勢群體問題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日益顯現出來。弱勢群體是社會中一些生活困難、能力不足或被邊緣化、受到社會排斥的人的概稱。他們通常具備下述特征：物質生活處于貧困狀態或相對貧困狀態；由于制度安排或個人原因，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政治上不能有效表達自身利益、捍衛自身權益。① 社會平等流動機制的缺乏和流動通道不暢是形成弱勢群體的重要原因。社會結構調整主要是通過社會流動實現的。在現實中，社會流動并不是總是保持著向上流動。在自由相對有余而平等相對不足的時代條件下，出現了不少人的向下流動，形成了大批的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是制度危機的產物，是社會變革的代價。②
有關弱勢群體的研究經歷了從物質資本范式到人力資本范式，再到社會資本范式的轉換。物質資本范式研究者們認為弱勢群體的主要成因是物質缺乏，收入低下，“經濟上的低收入性決定了弱勢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的貧困性，既表現為生活水平的數量低下，又表現為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③。改善弱勢群體生存狀況的主要路徑就是促進經濟增長，改善弱勢群體的經濟狀況。但實踐證明，經濟增長策略并沒有使弱勢群體減少，其規模反而有擴大的趨勢。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弱勢群體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已從收入分化進入利益分化階段，形成了以利益集團和強勢階層為主導的剛性利益分配機制”④，社會不平等導致的貧富差距依然存在。
后來，研究者們開始關注弱勢群體自身的狀況，提出有必要將傳統的資本概念中包括進人力資本，而不應僅僅考慮有形的物質資本。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都具有資本的屬性。西方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證明，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質資本的收益率。貧困國家的經濟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質資本短缺，而在于人力資本的匱乏和對人力資本的過分輕視。⑤ 在人力資本范式基礎上，教育、衛生、人口遷移等得到重視和發展。但伴隨著市場化的發展、社會體制的改革，中下階層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向上流動的難度增加了，機會減少了。弱勢群體代際之間并沒有因教育等條件的改善而出現向上流動，而上層階層成員則通過“再生產機制”⑥ 不斷地積累著各種資本。因此，具體到弱勢群體問題時，不應只將注意力放在人力資本上。
隨著資本概念的不斷演進，社會資本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弱勢群體研究者們也開始把目光投向社會資本。格魯特爾特和貝斯特納爾對家庭和鄉村的研究成果表明，“以信任和社會紐帶為特征的民間社會資本在減輕貧困程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政府社會資本則在消除絕對貧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一般地說，社會資本有助于降低個人和整個國家的貧困程度”。⑦ 帕特南通過在意大利北部社區的實證研究，得出了社會資本是社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的結論，“社區窮人可以在沒有其他資本的基礎上積累自己的社會資本，并將其轉化為經濟或者其他資本”，這為陷入困境的社區脫貧重新找到了一個振奮人心的發展方向。⑧
如今，社會資本已成為弱勢群體問題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以社會資本為導向的弱勢群體治理策略也開始出現。本文將利用社會資本理論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機制進行解析，在此基礎上探討弱勢群體向上流動的路徑選擇。
二、社會資本理論及其基本命題
社會資本理論關注嵌入在個體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的行動收益。當代對于社會資本概念第一個進行系統表述的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指出：“社會資本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⑨。在社會資本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并指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為生產活動提供了便利，社會資本具有同樣的作用。”⑩ 亞歷詹德羅?波茨對社會資本提出了精辟和全面的表述，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獲取能力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個人與他人關系中包含的一種資產”{11}。社會資源理論的首倡者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攝取或動員的資源。{12} 這些定義從不同側面揭示了社會資本的特征：首先，社會資本代表的是個人在社會關系中現實或潛在的資源；其次，社會資本取決于個人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再次，社會資本是需要通過有目的地行動中的個人運用和動員的社會資源。
社會資本理論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四個基本理論命題：
1. 社會資本命題：行動的成功與社會資本正相關
社會資本命題揭示的是獲取和使用好的社會資本將導致更成功的行動。社會行動者占有的社會資源數量影響著其社會行動的效果，個人占有的社會資源越多，個人的社會行動越容易達到目標。在社會活動中，個人獲取和使用社會資本的目的，就是期望借助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資源，以完成社會行動。尤其是在當代社會條件下，“市場化程度越高，經濟的不確定性就越高，市場失范使人們復歸傳統，求助社會網絡的支持，因此社會資本的使用價值上升”{13}。社會資本命題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命題，它決定著其他命題。
2. 地位強度命題：初始位置越好，行動者越可能獲取和使用好的社會資本
這個命題表達的是結構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那些有好的社會位置的人，在獲取和動員擁有好的資源的社會關系上具有優勢。在一個類似于金字塔結構的社會分層體系中，地位越高，人數越少，但是擁有的權力、地位或聲望越高。社會地位越高，發展社會關系就越容易，獲取各種稀缺資源的能力也就越強。{14} 個人的社會位置包括先賦位置和自致位置。先賦位置是繼承而來，通常來自父母；自致位置是通過自我努力獲得與占據的社會位置和社會角色。那些擁有好的先賦位置、占據著好的社會位置的行動者，也將有好的機會獲取和使用擁有好的資源的社會關系。地位強度命題意味著，個體自身的地位越高，獲取好的社會資本的可能性越大。
3. 關系強度命題：個體與其他行動者的關系強度決定其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所能獲取和使用的資源
關系強度命題包括兩個子命題：強關系強度命題和弱關系強度命題。強關系強度命題表示關系越強，獲取的社會資本越可能正向地影響表達性行動的成功。表達性行動是以尋求認可、支持、理解、信任等為目的的行為。“在一個由親屬、親密的朋友形成的持久性的強關系網絡中，人們一般具有較高的信任、情感、責任和義務”{15}。而基于情感、信任、資源共享和生活方式共享的關系越強，關系雙方的資源分享和交換越容易。因此，關系越強，獲取的社會資本越有助于表達性行動的成功。弱關系強度命題表示關系越弱，個體在工具性行動中越可能獲取好的社會資本。所謂工具性行動是指行動者為了某一功利性目的而采取的行動。弱關系以較少的交往頻次、較弱的情感和較少的責任等為特征。弱關系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指出了弱關系更有助于促進兩個群體之間的信息流動，因為關系越弱，越可能獲取異質性資源。格蘭維特根通過對求職者的分析發現，是熟人而不是朋友或親屬關系在找工作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16}
4. 位置強度命題：個體占據或接近關系網絡中的橋梁有利于行動的實現
行動者行為的成功與否，與行動者在關系網絡中的位置密切相關。社會關系網絡中存在著一些聯系個體的“網絡橋梁”，橋梁的缺乏會導致一個關系叢斷裂為兩個分離的關系叢，橋梁是兩個群體的行動者之間的唯一連接。{17} 在結構洞理論中，伯特更詳盡地探討了橋梁的概念。伯特指出，在社會網絡中存在兩種形態，其中一種是處于網絡中的個體（個人或組織）與其他任一個體都存在著聯系；另一種形態是網絡中的個體僅與部分個體存在直接聯系，而與其他個體都不存在直接聯系。這樣，在第二種形態中，整個網絡中就出現了某些個體與另外一些個體聯系斷裂的現象，就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一樣，故稱為“結構洞”。如果個體占據了網絡中的結構空洞，即聯系著相互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兩個個體，那么該個體就獲得了這種狀態賦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資源的優勢。{18} 成功的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占有較多的結構洞，能夠成為連接不同網絡結構的中間人，從而獲取更多的信息、機會以及控制資源的能力。{19}
以上四個命題經過學術界的廣泛論證，在不同層面證實了其合理性與正確性，并用以解釋與社會資本相關的社會現象。第一個命題是表述社會資本的預期回報的關鍵命題，它假設獲取和使用好的社會資本往往導致一個更成功的結果。其他三個命題，假設的是能夠導致更好地獲取和使用社會資本的因素。
三、利用社會資本理論對弱勢群體社會流動機制的闡釋
社會資本能夠幫助人們實現特定目的，缺少社會資本，目的將難以實現或不容易實現。但是，社會資本在社會生活中的分布又是不均等的，社會群體由于其或優勢或弱勢的結構性位置與社會網絡而對社會資本有不同的獲取能力，社會群體在獲取社會資本上存在差異。{20} 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可能是由兩個過程引起的：資本欠缺和回報欠缺。資本欠缺是指不同的投資或機會所導致的某一群體的資本在數量或質量上相對不足（與另一群體相比較）的結果。回報欠缺是指一定數量或質量的資本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成員產生不同的回報或結果。這也就意味著社會資本在有利于一部分群體的行動時，也排斥或阻礙了另一部分群體的行動機會。在一個群體之內，為群體成員帶來收益的社會資本，通常也會阻礙該群體之外的其他人獲得為該群體所控制的特定社會資源。個人資源決定了一個人在因社會交往而發生的社會交換中給他人提供回報的能力，這就意味著個人擁有的資源越多，他就越有能力為他人提供回報，因此他通過社會網絡獲取他人資源的能力也越強。{21}
社會資本不平等的特性，將為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提供一個解釋框架，并提供克服這些不平等的行為選擇。
1. 利用社會資本命題對弱勢群體社會流動的闡釋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個人的‘社會資本’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22}。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擁有的社會資源較多，因為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強，他們往往在社會交往中占據優勢和中心地位。人們的社會資本與其獲得的社會地位之間有顯著聯系，隨著社會資本的積累，在后續的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社會資本比個人能力有更重要的影響。就像常規資本一樣，那些擁有社會資本的人往往會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擁有者得到的更多”，“成功地開創了初期的小規模制度，能夠使參與者依賴該制度所帶來的社會資本，以更大更復雜的制度安排去解決更大的問題”{23}。
社會資本的含量低是社會群體弱勢化的后果，同時也是弱勢群體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障礙。弱勢群體無法參與他們所應該參與的各種活動，比如，無法參與物質生產和各種資源分配等活動，在一些關系自己命運的重要決策上沒有發言權，社會交往空間相對封閉，難以突破群體空間邊界，因此難以獲得較高的社會資本，單靠自身的力量很難擺脫弱勢地位。弱勢群體社會資本的匱乏不僅導致其發展缺乏內部支撐與外部資源援助，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弱社會關系網還導致在其發展中存在巨大的阻力。對于弱勢群體來說，其關系網主要存在于社會邊緣群體中，這些關系網如藤蔓一樣相互交錯，彼此牽扯，壓制了其中每一個個體的發展。長此以往，弱勢群體改善自身處境、向上層社會流動無疑會變得更加艱難。
2. 利用地位強度命題對弱勢群體社會流動的闡釋
行動者的社會資本對其實現目標及在工作生活中獲得必要的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持具有重要作用。在社會分層體系中，地位越高，發展社會關系就越容易，獲取各種稀缺資源的能力也就越強。處于分層社會結構中較高位置的人，在獲得社會資本方面明顯優于他人。{24}
從社會原因來看，弱勢群體社會資本的匱乏與不足主要來自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排斥。而社會資本的缺失使得各種表現形式的社會排斥疊加在一起，加劇了其劣勢程度的累積性，使他們在競爭中一旦落后便步步趕不上，同時造成了一種貧困的自我復制，這種“馬太效應”造成弱勢群體地位每況愈下，生活愈加窘困。在基本價值取向是家庭本位的社會中，很多社會資本是可以借用、轉讓甚至繼承的。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明顯具有代際傳遞特征。一旦從父輩開始就處于一個社會資本缺失的弱勢群體家庭背景下，可以繼承的先賦性資源少，那么在改變其社會地位、進行社會流動時就極其困難，“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25}。個人所積累的社會資源會鞏固其社會地位，并進一步影響后來的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使社會地位高者的社會資源增加，社會地位低者的社會資源相對減少，“階層的再生產特征成為社會流動方面的顯著特征”{26}。
3. 利用關系強度命題對弱勢群體社會流動的闡釋
社會關系網絡能給行動者實現目的提供便利，是行動者實現社會行動的中介。社會關系網絡既是一種能夠影響地位變遷的社會資本，也是一種能夠有效獲取經濟利益的工具。一般情況下，“社會成員獲取社會資源機會的多少與社會行動者在人際關系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呈高度相關關系，越是居于人際關系結構的核心或上層，社會行動者獲取社會資源的機會就越多，反之，則越少”{27}。
弱勢群體的社會關系網絡資源存在人際關系網絡規模小、交往對象同質性強等不足。弱勢群體的社會資本一般表現為緊密聯系型社會資本，大多建立在與家人、親屬、朋友、鄰居等密切互動的強關系基礎上，交往的對象大多是處于同一階層的弱勢者。雖然這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可以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支持，但是由于它以同質性社會關系網絡為主要基礎，所能利用和調動的社會資源有限，弱勢群體內部之間的互助只能提供基本的社會支持，很難與其他階層群體尤其是強勢群體形成關系緊密、互動頻繁的社會關系網絡，因而單純建立在強關系基礎之上的緊密聯系型社會資本所發揮的社會支持和保障功能就較為有限，較難獲取不同的信息、資源和機會。而弱勢群體自身的弱勢地位使他們缺乏先賦的社會資源，在社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與通道。
4. 利用位置強度命題對弱勢群體社會流動的闡釋
個體行動者的不同資源很好地代表了其在等級制中的位置，對好的社會資本的獲取往往發生在那些占據靠近橋梁位置的個體行動者身上，這個橋梁連接著那些處在相對高等級位置上的行動者。因此，網絡位置優勢取決于可接近的網絡資源。各階層在選擇網絡成員時，群內選擇或自我選擇傾向非常明顯，階層地位鄰近、社會距離較小的人們成為網絡成員的可能性較大。階層地位對社會成員的社會網絡資源產生了重要影響，“社會網絡成員選擇過程中的階層界限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人們交往的障礙”{28}。
階級階層地位限制了人們自由地拓展社會網絡，積累社會資本。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由于社會資本的缺失，在資源分配層面和其他階層發生了結構上的斷裂，也就割斷了自己利益的表達和爭取渠道以及能力發展的渠道。處于資源所能達到的最大距離處，所能得到的社會優勢資源必然就少，所得到的社會發展成果也少，更是無法與其他群體進行平等競爭。這主要表現在他們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較低。他們掌握的資源很少，盡管可能人數眾多，但他們的聲音很微弱，他們的利益訴求很難得到有效的表達。
四、社會資本視域中弱勢群體社會流動的路徑選擇
目前，社會資本范式已成為解釋弱勢群體相關問題的有效途徑。解決弱勢群體問題的路徑選擇也應由現有的物質資本范式和人力資本范式轉向社會資本范式，建立以社會資本為導向的治理機制。弱勢群體可以在沒有其他資本的基礎上積累自己的社會資本，并將其轉化為經濟或者其他資本。典型的觀念如萊特所宣稱的，社會資本是“哲人的點金石，無須成本卻可以被卑微的人所獲得并轉變成其他具有珍貴價值的資源”{29}。
1. 從社會資本命題出發，促進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需要加強社會政策支持，增加其社會資本存量
由于弱勢群體處于社會結構中的不利地位，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他們的社會資本存量較少，社會行動能力較差。個人或家庭層面的調節往往力量有限，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弱勢地位、消減壓力，但可以通過社會政策來進行調節。這種宏觀層面的調節改變的往往是整個群體的生存狀態，對促進弱勢群體向上流動的意義更大。一個社會要保證良性運行，就必須有適當的社會政策，有必要的制度安排，滿足弱勢群體的客觀需要，為弱勢群體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在社會政策的支持下，公民參與網絡更有可能涵蓋社會各主要領域，從而支持整個共同體的合作，公民參與網絡可以跨越社會的分層，滋養更為廣闊的合作。兩個經濟同樣發達的地區，公民參與網絡更稠密的地區，在以后的歲月里，發展速度要快得多。{30} 社會政策的出臺，可以改變傳統的以家族、單位和地域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結構，使社會資本從單一結構走向豐富多元，從血緣、地緣紐帶為標準向組織、群體結構匯聚，不同群體之間相互合作和相互接納，最終演變為相互依賴的利益主體。
總之，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它能夠成為我們理解個體如何實現合作和克服集體行動問題以達到更高經濟績效的核心基礎。{31} 然而，社會關系網絡并不完全是自然賦予的，它需要通過投資于團體關系的制度化的戰略來加以構建。{32} 所以，社會資本投資也應當成為社會政策的一個支點。
2. 從地位強度命題出發，促進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需要增加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提高其社會地位
當前，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有拉大的趨勢，財富集中化的程度有了較大的上升，弱勢群體大多居于社會的底層已成為一個社會事實。總體而言，社會支持不足是造成弱勢群體易損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資源的匱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會公共服務只能滿足部分社會群體的初級需求。由于弱勢群體在很大程度上與外在的社會環境關系密切，因此，弱勢群體壓力的釋放、緩解也有賴于整個社會系統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優化，其中社會公共資源的支持對于弱勢群體壓力的減輕尤為重要。
正式社會支持能給予弱勢群體以社會救濟和多方面的援手，可以有效地緩解弱勢群體的壓力。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與支持已越來越成為社會的重要職責與任務，最典型的范例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它從制度上保證了弱勢群體最低生活的經濟來源。中國社會主要群體（以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為主）弱勢化趨向的重要結癥在于許多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生計缺乏必要的保證。顯然，要想消除或緩解弱勢群體的弱勢困境，就必須從建立起低水平、廣覆蓋、有實效的社會公平保證體系入手。
3. 從關系強度命題出發，促進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需要提高弱勢群體的增權參與，構建其社會支持網絡
“社會資本是普通公民的民間參與網絡，以及體現在這種參與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規范”{33}。像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必須是在社會生活中通過社會參與，與其他行動者互動而產生的。從微觀的角度看，“導致弱勢群體處于弱勢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貧困、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權利貧困”{34}。弱勢群體遠離公權力中心，無法擁有充足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難以進入公共政策過程，自身利益訴求得不到回應。“強勢階層的權利過多過大，而義務過少過小；而對一些弱勢階層來說，權利過少過小，甚至不存在”{35}。所以，要幫助弱勢群體擺脫弱勢地位，促進他們向上流動，必須在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提高他們自我發展的能力，尤其是保障其參與與其有關的各項決策的權利，使其能夠表達和維護自身的權益。
社會參與是公民實現自身利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提高弱勢群體社會資本的一個途徑。首先，弱勢群體通過社會參與可以提升政治地位。弱勢群體廣泛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可以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增強政治話語權，便于政府將弱勢群體的訴求整合到公共政策中，從而制度化地、有效地影響政治生活。其次，弱勢群體通過社會參與可以增強社會網絡支持。弱勢群體能夠通過與他人的互動而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而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源或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源或社會資本既可以幫助其對他人施以更強的影響力，也可以幫助其自身改善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36} 再次，弱勢群體通過社會參與可以提升社會地位。行使權利的能力是隨著實際的經驗而增長的，制度化、常規化的參與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鍛煉弱勢群體各方面能力的平臺，他們的綜合素質將會隨著參與的實踐而增長。而綜合素質的提高，可以讓弱勢群體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展現自己，從而獲得更多的認同，增加社會資本，構筑社會網絡，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4. 從位置強度命題出發，促進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需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構筑弱勢群體社會網絡橋梁
弱勢群體同質性的特征決定了其社會關系網絡主要是以血緣、親緣、地緣為基礎而形成的。同時，社會利益分化和利益群體的形成，社會結構及相應的社會利益格局本質性的變化，強勢、弱勢群體分層的日益明顯，使社會弱勢群體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排擠到社會主流之外，通常遠離社會網絡橋梁，或者很難靠近社會網絡橋梁。
弱勢群體的向上社會流動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外部支持應從能夠改變其弱勢地位出發。社會組織是提高弱勢群體社會流動能力的一個重要渠道，它既能使弱勢群體內部展開自我援助，又能強有力地增強其利益表達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決策部門的關注，從而充分考慮其利益要求。一個社會集團力量的大小，往往并不取決于它所包含成員數量的多少，而取決于它的組織程度或組織形態。對此，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即有過經典論述。他認為，法國農民由于沒有組織起來形成政治組織，所以盡管他們的個人利益在性質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也無法通過他們自己而得到保護。{37} 社會組織具有中介作用和助手作用，可以溝通政府和個體、社會和個體，協調雙方的利益。只有通過社會組織自由聯結在一起，弱小的個體才能變得強大。在弱勢群體社會流動中，在著眼于個人的基本生活資助的同時，可以考慮通過社會組織等形式，改變弱勢群體的社會資本發展環境，促進他們的社會資本積累，為他們進入更好的發展軌道提供支持。
注釋：
①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頁。
② 吳鐘民：《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問題研究》，《東岳論叢》2006年第2期。
③ 錢再見：《中國社會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政策》，《江海學刊》2002年第3期。
④ 王春光：《快速轉型時期的利益分化與社會矛盾》，《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⑤ 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吳珠華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
⑥ 李路路：《再生產與統治――社會流動機制的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C?格魯特爾特、T?范?貝斯特納爾：《社會資本在發展中的作用》，黃載曦等譯，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⑧{23}{30}{33} 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198、206、199頁。
⑨{32} 布迪厄：《布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頁。
⑩{15} 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70頁。
{11} 郭毅、羅家德：《社會資本與管理學》，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12}{14}{17}{20} 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4、68、98頁。
{13} 邊燕杰：《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來源及作用：網絡觀點與調查發現》，《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16}{29} 轉引自文軍、張賽軍《社會資本與社區脫貧――對社會資本獨立的分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18} 轉引自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頁。
{19}{24} 張廣利：《社會資本理論幾個命題的解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21} 胡榮：《社會經濟地位與網絡資源》，《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5期。
{22} 趙延東：《再就業中的社會資本效用與局限》，《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4期。
{25}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頁。
{26} 李路路：《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革：從“決定性”到“交易性”》，《社會》2008年第3期。
{27} 周建國：《緊縮圈論：一項中國人際關系的結構與功能分析》，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302頁。
{28} 張文宏：《中國的社會資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測量和經驗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31} 參見E?奧斯特羅姆《流行的狂熱抑或基本概念》，載曹榮湘編《走出囚徒困境》，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4頁。
{34} 彭向剛：《論轉型期弱勢群體政治參與與社會公正》，《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1期。
{35} 王春光：《當前中國社會階層關系變遷中的非均衡問題》，《社會》2005年第5期。
{36} 范斌：《弱勢群體的增權及其模式選擇》，《學術研究》2004年第12期。
社會資源貧困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城市貧困 正式社會支持 非正式社會支持
一、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的出現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經濟體制的轉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再加上通貨膨脹的影響，以及分配不公現象的出現，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并且這部分人口的規模迅速擴大，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弱勢人群。但是，原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體制并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這樣，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市居民的貧困問題開始凸現出來，為人們所關注。
研究發現，導致目前我國部分城市人口陷入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經濟的，社會的，家庭的或個人的，錯綜復雜。本文認為，造成部分城市人口陷入貧困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會支持網絡的缺失。
二、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
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每一個社會成員基本上都是某個或某些制度化的社會組織的成員，人們在這些組織中可以獲得組織化、制度化的社會支持。通過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人們得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并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在社會層面上，社會支持網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有益補充，有助于減輕人們對社會的不滿，緩沖個人與社會的沖突，從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1.正式社會支持網的缺失。⑴失業或就業不足。我國目前的城市貧困人口除了社會弱者和農民工貧困人口以外，貧困職工及其家庭成員在大部分城市已經構成了貧困人口的主體，這是我國現階段特有的一種城市貧困現象。 同時，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大量的隱性失業人口顯性化，失業救助力度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下崗失業人員陷入貧困的境地。亞洲金融風暴后，相當一部分企業半停產、停產乃至破產，單位制度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生活在單位制度下的城市職工沒有了單位提供的全方位的福利，而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大量企業職工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⑵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設計上存在一些問題，覆蓋面過窄，許多職工和居民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障網中；社會保障水平過低，不能保障貧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程度偏低，傳統的單位保障體制和單位辦社會的狀況依然沒有徹底改變；社會保障的經費來源渠道單一等。所有這些現行社會保障體制的缺陷，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城市居民陷入貧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妨礙了社會保障體制積極功能的發揮。
2.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的缺失。⑴家庭支持的缺失。在當代社會中，家庭仍然是人們獲得社會支持的最基本的單位，而由于下崗或失業等社會原因造成的貧困常常會導致家庭關系的失和甚至徹底破裂。⑵家族支持的缺失。家族的支持是指擴大了的家庭支持，即貧困家庭夫妻雙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對他們的支持，這在當代社會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支持網絡。⑶社會交往的缺失。個人的社會網絡是很重要的社會資源，居民可以從這種社會網絡中得到支持，但由于種種原因，某些喪失工作機會的人同時也失去了這些社會資源，那么，這部分人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貧困。
三、反貧困的策略
1.積極推進再就業工程。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從根本上講，要依靠加快經濟發展，我們要繼續堅持以有利于擴大就業為取向的經濟增長方式，尤其是社區服務業，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另外，還要完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在不同行業、部門和地區之間的流動，通過市場的作用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開展針對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技能培訓，提高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
2.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現行中國失業保障體系的基本框架是：只對以戶籍劃分為基礎的城鎮勞動者提供就業保障和失業保護。同時，這一正式保障系統又根據城鎮勞動者的身份特性，對不同失業者實施不同的保護制度。所以要根據中國的人口、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打破目前按照身份界限建立失業保險體制的做法，建立健全城鄉有別、制度規范、基金統籌使用、費用負擔和待遇標準合理的失業保險體系。對于享受醫療、失業、養老保障及最低工資制度等待遇以后仍然難以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居民，要通過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證。
參考文獻：
[1].李軍：《中國城市反貧困論綱》，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賀寨平：《國外社會支持網研究綜述》，《國外社會科學》，2001.1。
社會資源貧困論范文第4篇
1.社會經濟地位的概念
所謂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簡稱SES，一般來說是指，結合經濟學和社會學關于某個人工作經歷和個體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職業等因素相對于其他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總體衡量。一般來說，社會經濟地位可以為成高社會經濟地位、中等社會經濟地位、低社會經濟地位。
2.社會經濟地位的操作定義
從操作定義上來看，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可以由家庭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職業等來界定。
家庭的收入表示家庭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源和子女可能獲得的社會資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社會經濟地位中的最為穩定的指標;職業體現了個體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而且有時候職業還象征著個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經濟地位還包括客觀社會地位和主觀社會地位。
3.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方法
在研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的影響時，研究者常常讓兒童提供家庭經濟地位的信息。這雖然提高了研究的效率，但是兒童提供的信息的可信性顯然是比較低的。尤其在中國，兒童常常不能接觸到父母收入狀況之類的信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Currie等（1997）開發了家庭富足量表（FAS）， Wardle等后來（2002）也開發了相類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1]。
二.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發展的影響
1.對兒童身體發育的影響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兒童身體狀況明顯差于家庭社會地位高的兒童。2007年，衛生部、科技部和國家統計局對我國6-17歲學齡兒童少年營養與健康狀況的調查表明，隨著家庭人均年收入的降低，學齡兒童少年營養不良率提高，家庭收入最低組兒童營養不良率比最高組的兒童高70%。[2]
2.對兒童社會情感及社交技能的影響
很多研究表明，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在情緒適應、同伴交往以及自尊方面都有不良的影響。從情緒健康程度上看，長期的貧困會影響兒童的社會性情感健康，使兒童更容易出現消極的社會情感。居住區域的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的抑郁癥狀呈負相關，居住在低社會經濟地位地區的青少年出現抑郁癥狀的可能性更大。從社會交往技能來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兒童更少參加課后集體活動。
三.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兒童發展的理論
從目前研究趨勢來看，研究者們的關注重點逐漸從實證研究轉向理論研究。但是，目前的理論依然很少。
1.中介模式
中介模式理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并不直接影響兒童的發展，而是通過一些中間因素起作用，而這些因素之間也會相互作用來影響兒童。主要的因素有，兒童本身、家庭環境、學校和生活環境等。
從兒童自身角度來講，有研究者將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的影響分為因素：壓力，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可能會遭遇更多的應激源;從家庭角度來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占有的社會資源較少，所以兒童本身的物質需求就難以滿足，對于兒童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更難以實現。
2.調節模式
調節模式理論是指，兒童在同樣的社會經濟地位條件下，可能會發展成不同狀況。研究者目前已經確定了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健康發展之間的若干調節因素并且強調了那些能幫助兒童應對與低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逆境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種：一是人格素質上的特點;二是家庭特征;三是有可利用的外部支持。
社會資源貧困論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獨立學院；貧困生；就業
近年來，高等學校就業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做好201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指出，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80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就業形勢嚴峻。獨立學院是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舉辦的實施本科學歷教育的高等學校。近年來，獨立學院發展勢頭迅猛，畢業生人數已經頗具規模。就業工作已經成為獨立學院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直接關系到獨立學院的生存與發展。獨立學院貧困生比例已經高達10%以上，這部分畢業生由于受到自身物質條件的限制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就業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幫助貧困畢業生順利就業，已經成為獨立學院就業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一、獨立學院貧困生就業存在的問題
1.綜合素質低，就業技巧偏弱
獨立學院一般按照市場化辦學機制設置專業，所開設的專業很多是市場需求大，就業相對容易的專業。即便如此，獨立學院貧困生相對于普通學生而言，綜合素質偏低，就業技巧不足。一方面，由于學校對學習優秀的學生予以獎勵，引導貧困生勤奮學習，因此貧困生很少參加學生活動，忽視了工作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方面的鍛煉，綜合素質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因素的影響，獨立學院貧困生很少參加各類技能證書的學習，缺乏就業籌碼。因此，從專業理論上看，獨立學院的貧困生還是扎實的；但其綜合素質、人際交往能力、就業技巧相對欠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就業市場中，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獨立學院貧困生在職場競爭中難免處于弱勢地位。
2.心理壓力大，就業期望高
獨立學院貧困生大多來自農村偏遠地區或者城鎮低保家庭，很多貧困生家里還有兄弟姐妹也在讀書，高額的學費和沉重的家庭負擔使得他們心理壓力很大，就業期望值過高。他們希望畢業后盡快收回高額的教育成本，因此在擇業的時候急功近利。擇業時青睞大型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傾向于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發展，希望找到工資薪酬高、福利待遇好的單位就業，不愿意下基層，不愿意到西部地區和艱苦行業，對于技術性、實用性的職業比較排斥。對未來的工作期望太高，使很多獨立學院貧困生挑三揀四、有業不就，往往錯失就業良機。
3.社會資源匱乏，就業環境嚴峻
由于經濟結構和大學擴招的矛盾，市場提供給高校畢業生的崗位仍然不足，就業環境對于獨立學院畢業生，特別是獨立學院貧困生來說依舊嚴峻。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的改革，用人單位和畢業生通過“雙向選擇”達成求職意向。由于很多單位的用人機制不健全，導致畢業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對就業產生很大影響。獨立學院貧困生由于家庭經濟基礎差、社會關系弱、社會資源少，只能對某些單位、某些崗位望洋興嘆。
4.就業成本高，錯失就業良機
現今就業模式、用人體制對畢業生的經濟實力提出了很大的考驗。公務員和研究生考試不僅需要購買大量的復習資料，有時還需參加價格昂貴的輔導班，這無疑在考試之前就給貧困生加上了一道門檻。如果選擇直接就業，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要考慮簡歷的制作、面試服裝的添置、通信費用的增加等因素。參加異地招聘時還要支付高額的車旅住宿費用。一般而言，求職費用少則幾百，多則幾千，這對于獨立學院的貧困生來說往往難以承受。因此，一方面他們把求職地點選擇在學校附近的城市，可能失去很多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他們放棄花費成本高的求職方式，減少求職過程中對自身的包裝，也可能導致求職成功率降低。
二、解決獨立學院貧困生就業問題的對策
1.開展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打造就業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由于生源質量的差別，獨立學院畢業生整體就業競爭力落后于母體學校的同專業學生，所以不能照搬其他一般本科生的職業規劃模式。要結合獨立學院的實際情況，樹立真正的市場意識，瞄準市場的現狀和未來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根據貧困生的特點有針對性的開展職業生涯和就業技巧的相關課程，為他們提供具體的、個性化的職業規劃和求職技巧。 引導獨立學院的貧困生不僅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更要具備較強的動手能力。
針對獨立學院貧困生綜合素質不高，溝通能力不強的特點，高校教育工作者在平時的學習實踐中要有針對性的指導貧困生提高競爭力。首先，要引導貧困生參加一些學生社團，并擔任學生干部，提高他們的人際交往能力和團隊協作能力。現代社會和企業都以“團隊”為單位完成各項任務，而貧困生“自閉”、“自卑”的性格不利于培養他們的“團隊”意識。因此貧困生利用在校期間多參加學生活動，主動與他人溝通，處理好人際關系，逐步形成開放式的性格和團隊合作意識非常重要。其次，要鼓勵貧困生參加一些形式多樣的競爭性活動，培養他們的競爭意識。隨著高校畢業生逐年增加，經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畢業生總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樹立獨立學院貧困生的競爭意識，使他們適應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顯得尤為重要。最后，要引導獨立學院貧困生參加職業資格培訓，取得相關職業資格證書，提高貧困生在進入就業市場時的競爭力。學院可以和相關培訓機構合作，降低培訓費用。對于平時表現好、培訓成績佳的貧困生，可以給予減免培訓費的政策。
2.加強心理輔導，樹立正確客觀的就業觀
貧困生由于生長環境的特殊性，使他們普遍存在焦慮、敏感、自卑、孤僻等心理。加上獨立學院的外部環境，周圍學生突出的條件，使得他們心里更加矛盾，不能正確看待社會貧富不均現象。校方需要在學生進校時就建立貧困生庫，開展心理測試，對班級貧困生的情況大致了解。通過個別引導、團體輔導等不同形式的心理指導，幫助他們從陰暗的、消極的陰影中走出來。正確對待他人，評價自己。
在就業指導上，要為貧困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客觀的認識到現在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認清獨立學院學生在就業中的定位，給自己一個正確的就業心理預期。在就業時，不能左顧右盼，挑肥揀瘦，要樹立“先就業，再擇業”的觀念。同時鼓勵學生到基層、到農村、到中西部地區就業。貧困生很多來自農村地區，具有吃苦耐勞的品質，又對農村情況了解，如果能夠回到基層就業，既能為當地作出貢獻，又可以大顯身手、大有所為。
3.加強校企聯系，努力搭建就業推薦平臺
由于獨立學院的辦學定位，大部分學生在畢業時都會面向社會就業。加強與用人單位的溝通和聯系是獨立學院就業工作的重點。第一，加強學校和用人單位的聯系，建立供需雙方互通信息的機制，并將信息及時給學生。第二，舉行校園招聘會，讓貧困生在校園就有挑選工作的機會，節省一大筆求職的費用。第三，邀請有經驗的企業人力資源經理為學生舉辦求職座談會，讓學生了解用人單位的需求，盡快發現自身的不足，有針對性的改進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