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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融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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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融資的方法

      直接融資的方法范文第1篇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實證研究,大部分都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King和Levine(1993 a, b)開創了實證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先河,通過跨國回歸分析證明金融活動的水平、銀行發展程度以及證券市場發展程度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717-73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針對過去一個世紀5個主要發達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來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論為金融發展是導致經濟增長的原因。Xu(2000)運用改進的VAR方法使用了41個國家1960年-1993年間的面板數據,證明金融發展對長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除此之外,在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方面,劉偉和王汝芳(2006)通過動態模型實證,對比分析了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提出要不斷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陳雙和王慶國(2012)對金融內生增長模型進行改進,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來研究直接融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張燦和習節文(2016)基于協整理論構建VECM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本文根據我國2002年-2016年直接融資及經濟增長數據,構建OLS計量模型,定量分析了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為促進直接融資拉動經濟增長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二、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直接融資一般指股票和債券融資,這里運用增量法計算了我國2002年-2016年直接融資總額X,即直接融資為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與企業債券之和。另外,運用國內生產總值Y的增長來代替經濟增長。設定計量經濟模型分析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Y=B0+B1X

      利用EVIEWS軟件,采用OLS方法估計模型參數,可得回歸方程。結果顯示,該模型R2=0.9471,可決系數較大,F檢驗值為232.8419,明顯顯著,Y與X的相關性較強,并且呈正相關,也就是說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可能存在較強的正向關系。下面對模型進行檢驗。

      1.模型異方差性的檢驗

      運用White檢驗,可知nR2=1.7203,當α=0.05時,χ20.05(2)=5.9915,同時X和X2的t檢驗值并不顯著。再比較計算的χ2統計量與臨界值,因為nR2=1.7203

      2.模型自相關性的檢驗

      因為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所以模型OLS估計法得出的初始模型:

      Y=156321.1053+15.5622X

      該方程可決系數較高,回歸系數顯著,運用DW檢驗,在樣本為15,解釋變量為1,5%的顯著水平下,dL=1.077,dU=0.361,DW=1.3620,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通過對模型進行異方差、自相關檢驗,可知模型能較好的反映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果直接融資總額每增加1%,則經濟增長15.5622%,顯然,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影響明顯。

      三、政策建議

      1.進一步發展股票市場

      經過分析,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提高直接融資水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股票融資是直接融資的一部分,提高股票融資發展水平能促進直接融資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當前,我國股票市場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仍不夠成熟,如果能夠進一步發展股票市場,擴大其在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將會發揮其自身巨大的融資作用。當前,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股市規模還不夠大,需要擴大股市規模,從而擴大直接融資規模,促進經濟進一步增長。優化股票市場結構,不僅要擴大股市規模,還要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積極發展創業板市場。除此之外,降低股市交易成本也是促進股票市場良好發展的一大要點,讓投資者更積極地進行融資活動,進一步提高股票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另外,也需要加強對股市的監管,為保護投資者利益,形成有序的股票市場有重要意義。

      2.大力發展企業債券融資

      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尤其是要注重企業債券的發展。作為直接融資的一大組成成分,企業債券投資風險相對股票而言較小,收益也比較穩定,大力發展企業債券,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資總額,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推進企業債券市場發展,首先完善企業債券發行監管體系。我國的債券市場起步較晚,制度及市場體系都處于不成熟的階段,而復雜的監管體系使得不同的市場以及不同的債券品種在發行流程和制度流程上都存在差異,這更加不利于債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由于我國債券市場尚未成熟,監管體系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以促進債券融資有序進行。目前,我國企業債券信用評價主要通過信用評級機構出具評級報告,隨著債券市場的擴展,這顯然是不夠的,所以需要有一個完善的信用體系。完善信用體系建設,一方面要對發債主體進行信用評價,篩選出合格的發債主體,確保投資者獲取準確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資者有對企業債券投資的風險意識,保障自身合法權益。

      直接融資的方法范文第2篇

          在面對民間融資合法與非法的界限、非法集資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違法吸收資金故意與詐騙故意的判斷等疑難問題時,刑法理論往往難以通過全面且有效的論證在刑法規范條文與民間融資現實沖突之間化解個案爭議或者彌合制度斷裂。對此,筆者認為,刑法理論有必要超越民間融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傳統規范思維框架,從此類案件頻發的金融動因,即市場融資需求的角度出發,拓展刑法規范分析視野,將所有與民間融資有關的犯罪——融資犯罪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深度剖析。融資犯罪是指非法從事融資活動,嚴重侵害金融市場機制與投資者權益,根據刑法規定應當予以刑事處罰的犯罪行為。根據非法融資犯罪行為形式以及融資犯罪所侵害的金融市場機制進行區分,融資犯罪包括直接融資犯罪與間接融資犯罪兩種類型。直接融資犯罪是融資者與投資者直接就資金吸收與交付非法達成協議,侵犯直接融資市場機制的犯罪行為。我國刑法第160條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第179條擅自發行股票、債券罪,第225條非法經營罪以及第192條集資詐騙罪等分別從保護證券發行核準與合規制度、直接融資業務國家許可經營制度以及嚴厲打擊通過發行證券形式詐騙投資者資金等角度對直接融資犯罪進行規制。間接融資犯罪是融資者通過欺騙或者詐騙手段獲取金融中介機構資金,或者以金融機構名義從事融資業務或者變相從事融資業務,侵犯間接融資市場機制的犯罪行為。我國刑法第175條第3款騙取貸款罪、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225條非法經營罪、第192條集資詐騙罪以及第193條貸款詐騙罪等分別從保護銀行存貸款業務許可經營制度與存貸款資金安全以及嚴厲打擊通過公開吸收存款方式詐騙投資者資金等角度對間接融資犯罪進行規制?,F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融資犯罪,本質上是民間合法融資與投資渠道不暢通、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民間融資中介服務受限制、金融信用與風險防控機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金融行政法律規范缺位與錯位現狀下融資主體對刑法規范文本的僭越。然而,我國融資犯罪立法與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結構性紊亂,對于涉嫌融資犯罪的行為違法性判斷機制在實踐操作中受到扭曲,金融風險分配與控制在刑事立法與司法過程中也未引起重視,這實質性地加深了對融資犯罪刑事處罰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的質疑。對此,筆者認為,以融資犯罪的整體規范視角分析當前合法、非法或者構成犯罪的民間融資行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國刑法規制各類直接或者間接融資犯罪的規范功能與結構,動態地考察與反思當前融資監管行政法律規范與融資市場機制刑法規范之間的缺位、越位、錯位問題,在融資制度改革①的背景下對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優化融資犯罪刑事處罰規范提出理論前瞻與實踐建議。

          融資犯罪刑事控制:結構性紊亂與失衡

          融資是一種支付超過現金的資金成本取得相關資產的金融行為。[5]其中,直接融資是不經由銀行等金融中介而通過出售股票、債券等形式直接獲得投資者資金;間接融資則是通過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獲取金融機構從金融市場中吸收的投資者資金。我國刑法對融資市場及其相關法律制度設置了以四個不同層面的刑法規范為基礎的高強度保障機制。第一層次:證券發行核準制度與吸收存款審批制度刑法保障。根據我國證券法的規定,公開發行證券,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并依法報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準;未經依法核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公開發行證券。同時,根據我國商業銀行法等金融法律的規定,商業銀行、城鄉信用合作社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可以經營吸收公眾存款業務,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以及任何非金融機構和個人則不得從事吸收公眾存款業務。未經核準擅自發行證券或者違反法律規定從事吸收公眾存款業務的,分別構成我國刑法規定的擅自發行股票、債券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二層次: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市場的資本權益刑法保障。無論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基于保護投資者資金安全的現實需要,融資方獲取投資方資金必須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嚴重違反證券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等法律有關融資信息披露規則,在招股說明書、認股書、公司、企業債券募集辦法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構成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構成騙取貸款罪。第三層次:證券業務與銀行業務審批許可經營制度刑法保障。我國對證券與銀行業務實行審批許可經營制度,違反國家規定,未經批準從事股票承銷或交易等證券業務或者存貸款、資金結算等銀行業務,嚴重擾亂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市場秩序的,構成非法經營罪。第四層次:投資者與金融機構財產權以及金融安全刑法保障?;诜欠ㄕ加心康?通過以發行證券、吸收公眾存款等形式使用詐騙方法獲取投資者資金的,構成集資詐騙罪;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蛘咭云渌椒?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構成貸款詐騙罪。單純從靜態角度分析我國刑法四個層次的融資機制規范保障體系,完全可以得出刑法規制結構完整、罪名配置對稱均衡等結論。但是,如果從刑法規范動態運作的角度進行深度解析,可以發現我國融資犯罪刑事控制實踐在以下兩方面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失衡:其一,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犯罪偏向性刑事保障。公安部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0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非法集資類案件5000余起;2011年1月至9月,全國就立案非法集資類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額達133.8億元。[6]可見,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為核心的間接融資刑法規范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被廣泛且深度地予以適用。反觀直接融資刑事司法實踐,除了以發行證券形式從事集資詐騙以及開展非法證券業務等嚴重侵害投資者利益與國家金融管制的案件之外,欺詐發行、擅自發行證券等直接針對金融市場投資者實施的直接融資犯罪極少能夠予以查處。在近年來僅有的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個案中,不僅融資犯罪者刑事制裁強度較低,而且存在投資者利益無法及時且全面彌補問題。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為代表的間接融資犯罪強化規制與以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為代表的直接融資犯罪低度控制之間形成強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出立法機關基于平等保護融資市場各方合法利益而制定的融資犯罪刑法規范適用過程中出現了明顯傾向間接融資市場保護的失衡,而間接融資市場實際上是以金融壟斷為基礎的利益集中平臺。其二,融資犯罪主觀與客觀要件證明壓力失調性配置。分析融資犯罪刑法規范體系的縱深結構可知,欺詐發行、擅自發行證券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騙取貸款罪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在行為上表現為欺詐的直接或者間接融資犯罪;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且使用欺詐方法的直接或者間接融資犯罪。欺詐與詐騙、非法融資目的與非法占有目的分別從客觀與主觀構成要件的角度確定了融資欺詐犯罪與融資詐騙犯罪的界限。只有符合詐騙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觀雙重核心要件的非法融資行為才能認定為融資詐騙犯罪,而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顯然應當是一個主觀見之于客觀的證明過程,故理論上融資犯罪客觀構成要件的證明壓力應當略強于主觀構成要件。然而,就現階段融資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中的爭議焦點來看,各方觀點集中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與反駁問題[7]。對于詐騙行為的論證存在明顯不足,這實際上導致融資犯罪主觀構成要件證明壓力過大。盡管司法解釋在很大程度上強調通過客觀事實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融資者主觀上的犯罪目的更傾向于一個基于個案具體情形下的區別化判斷規則論證問題,司法解釋有關非法占有目的的規定仍然存在過于原則、過于依賴實質判斷或者價值判斷、以客觀結果機械化反推主觀目的等重重弊端。

          融資犯罪刑法規制路徑優化:平等保護與壓力分散

          當前刑事司法實踐高度重視針對侵害間接融資市場機制的融資犯罪的刑事控制,致力于將其認為嚴重擾亂間接融資金融秩序的行為納入刑事責任追究程序。反觀直接融資市場中的欺詐與詐騙行為,不僅刑事控制強度不足,而且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濟措施,廣大投資者的利益無法通過司法途徑進行全面的救濟。融資市場刑事司法的資源與效率都是有限的,在金融市場信息加速生成的時代背景下,以刑事控制為主導或者核心強力維持金融中介壟斷利益的法律規制模式的公平性質疑將愈發明顯。調整融資市場的安全性與效率性,更應充分發揮融資市場本身外部性、獨立性、效率性的特點,將民事訴訟作為融資市場規范監管的核心機制,而非主要依托刑事司法及其承載的刑罰強0制力頻繁介入間接融資市場金融集團利益的刑事控制模式。同時,融資犯罪相關刑法條文本身實際上對融資欺詐犯罪與融資詐騙犯罪之間的界限設定了確定的主觀與客觀構成要件標準,刑事司法實踐應當充分運用準確的司法解釋予以深入闡釋,不能異化融資犯罪構成要件的應有之義。其一,是否存在詐騙犯罪行為是界分融資欺詐犯罪與融資詐騙犯罪的第一層甄別機制。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一般認為,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與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騙取貸款罪之間在客觀上的差異并不明顯,均表現為不同欺騙形式的非法融資行為,區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我國刑法融資犯罪條文實際上嚴格區分詐騙方法與欺詐(欺騙)方法。對于侵害間接融資市場機制的貸款詐騙罪而言,我國刑法第193條明確將詐騙行為類型化為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的、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的、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的、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或者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的以及其他與上述行為手段具有同質性的貸款詐騙行為,疑難問題表現為我國刑法第192條以及近期司法解釋均未細化規定或者解釋的集資詐騙罪中的“詐騙方法”。①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詐騙解釋》)第3條盡管將集資詐騙罪中的“詐騙方法”規定為“行為人采取虛構集資用途,以虛假的證明文件和高回報率為誘餌,騙取集資款的手段”。但是,由于《詐騙解釋》內容上的原則性以及詐騙犯罪司法解釋文本上的頻繁更迭性,造成集資詐騙犯罪司法實踐習慣性忽視該司法解釋對“詐騙方法”的規范解釋,從而導致部分存在不符合《詐騙解釋》規定的“詐騙方法”情形,在沒有經過充分法理論辯的情況下被直接認定為構成集資詐騙犯罪中的詐騙行為。筆者認為,融資詐騙犯罪在客觀行為上的實質特征在于編造不存在或者無法成立的資本運作項目或者資金經營計劃,以給付高額融資利益為誘餌騙取融資款項。其中,貸款詐騙方法具體表現為隱瞞確定壞賬或者高度壞賬風險,騙取金融機構貸款;集資詐騙方法具體表現為虛構根本不存在的集資用途或者完全不可能盈利的投資計劃,騙取社會公眾集資款。因此,司法解釋有必要對集資詐騙罪中的詐騙方法予以類型化,建議將以下行為方式認定為詐騙方法:虛構投資項目,以后續投資者資金作為盈利給付先前投資者②;嚴重資不抵債,編造經營項目,以集資款項歸還債務①;惡意建構投資或者經營項目,誘使投資者購買不具有使用價值或者交換價值的實物資產或者金融資產②。其二,應當將客觀行為作為核心依據分析與判斷融資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非法集資解釋》)第4條的規定,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

      直接融資的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銀行 金融結構 不良貸款

      一、前言

      本文筆者結合個人多年從事金融業務的實踐工作經驗,從調整金融結構入手,對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的關系進行粗淺的探討,并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全新設想,旨在研究不良貸款下降的路徑,從而為降低不良貸款做出有益參考。

      二、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之間的關系

      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不良貸款始終是銀行界不可小覷的重要金融難題,其出現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金融體系、銀行體系脆弱,所以對不良貸款的研究始終是金融界的首要難題。尤其是從不同的視角對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進行觀察,可以發現不同視角下的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其表現也不盡相同。具體可以從以下幾點方面,對其關系進行闡述。

      第一,可從銀行業、保險業以及證券業的結構來看,不良貸款存在與銀行業之中,因此只有銀行可以承擔貸款這項業務;第二,可以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看,分為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不良貸款屬于間接融資,也只有間接融資才會產生不良貸款;第三,從業務結構來看,不良貸款可以說是銀行傳統業務中的產業遺留,而現代融資業務并不以貸款為主線,也就不會產生過度的不良貸款;第四,從城鄉結構和數量來看,不良貸款主要以城市為主,農村為輔,因為城市的資金更為集中,而農村資金較為分散,也多以農戶小額貸款為主;第五,從區域結構劃分來看,不良貸款多出現在經濟欠發達的非沿海地區,傳統計劃色彩較為濃重的重工業地區,換句話說也就是說不良貸款主要出現在經濟運行不正常的地區;第六,從所有制結構來看,不良貸款主要存在于共有制度較高的金融機構,而公有制較低的民事銀行勢必其不良貸款率要低很多;第七,從人員結構來看,不良貸款多易發生在傳統業務人員身上,而擁有現代化金融知識,現代化金融理念的人員往往不易觸發大規模金融貸款,而造成不良貸款。

      而無論從任何一個視角進行觀察,通過系統的總結,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金融結構中,不良貸款的存在,是可以通過金融結構變動,而有所改變的,也正因如此,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诖它c,我們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設想,并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旨在研究不良貸款的下降路徑。

      三、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

      根據上文對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關系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之間存在莫大的關聯。因此,在此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設想,并且對此作出相對應的金融結構調整,以期找尋不良貸款的下降路徑,以下筆者粗淺地從兩個方面入手對這一設想進行闡述:

      第一,可以從銀證保結構入手,進一步調整我國金融機構。銀行、證券與保險作為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三大支柱主體,其在金融發展中,主要以銀行為主,證券與保險業為輔的基本模式,而這種結構模式,恰恰是誘發不良貸款出現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目前,我國正處于企業穩步回升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更應該多運用市場化手段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不斷調整和優化信貸結構,把握好信貸投放的方向、力度和節奏。所以,調整金融結構,勢必成為逐步降低不良貸款的有效途徑。我國可先從調整金融機構業務入手,將現有從事銀行業的金融機構一部分脫離銀行業務,開始做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也就是說從源頭上降低銀行業務的比例,而銀行業務下降,貸款也勢必會下降,貸款下降了,不良貸款也相應會得到減少。也許有人會擔心銀行業務比重下降后,會影響到放貸,其實在經濟運行中,貸款只不過是融資方法中的一種,貸款的融資方式減少了,完全可以用證券等融資工具謀求新的融資方式來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由此同樣可以解決經濟運行中微觀主體所需的資金問題。所以,此種方法可進行深入研究與探討。

      第二,可以從金融機構入手,進一步調整我國金融機構。我國通過對金融機構的實際調查可以得知,目前在發達國家中,其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結構比例大約在4:6,而我國則在1:9左右??梢哉f,我國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構調整上,還具備相當大的空間。尤其是通過上文我們可以得知,直接融資不會產生不良貸款,所以,要想降低不良貸款,可采取調整金融機構,也就是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降低間接融資比例的方式,從而最終向發達國家靠攏的趨勢。因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相比,其優點相當突出,主要是融資速度快,融資成本低,其根本優點還在于直接融資是釋放小風險,避免大風險。例如:證券融資是直接融資,證券市場的風險天天有,但天天有的風險,只不過將小風險每天都釋放出來,不會積聚大風險,相反的情況是間接融資掩蓋了小風險,積聚了大風險,如貸款融資,存款人和貸款人的關系被金融機構隔斷了,存款人以為把錢放在銀行里風險不大,實際上銀行把錢貸放出去后,有的貸款利息收不到不說,本金的收回也感到無望,由此不良貸款金融機構每天在積聚,存款人卻無從發現。所以,對融資結構進行調整之后,直接融資比重加大,也會使存款人以全新的面目出現在市場經濟運營中,直接接觸金融市場,從而實現風險自擔的目的。而金融機構無需夾在中間承擔風險,那自然也不會有過大的不良貸款增加之憂。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筆者從金融機構與不良貸款之間的關系入手進行粗淺的探討,并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全新設想,也使我們更加清楚的認識到,要想降低不良貸款,不僅僅單一從銀行調整經營策略出發,更應該進一步改變企業自身的金融戰略發展方針,并且不斷加強對降低不良貸款的研究,從而解決這一國際銀行界所面臨的共同難題。

      參考文獻

      [1]馮建強.論金融結構的調整和不良貸款下降的關系[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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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劉波.中國貸款效率問題研究[D].華中農業大學,2011.

      直接融資的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南京經濟;金融業;問題存在

      1.南京的地理環境概況

      中國江蘇省南京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全國重點風景旅游城市,有著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中國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之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南京地處長江下游,瀕江近海,是中國重要的交通、港口、通訊樞紐,亦是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和國家軟件出口創新基地,國家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試驗區,中國唯一的國家科技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

      2.南京金融業基本概況

      我們談到南京金融發展要從歷史開始,其南京金融經歷了三大的階段如下:

      首先,(1979年至1986年)是中國金融體系重建階段,當時金融領域工作的主體內容還是撥亂反正。1993年9月,國務院正式發文,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銀行承擔人民銀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貸業務。1984年,中農工建四大專業銀行先后建立,形成了當時中國的金融市場體系。

      其次,(1987年至1996年)是金融主體迅速擴大的階段,當時中國金融體系與金融的市場組織體系發展得很快,考慮到江蘇南京的經濟社會發展多層次、多行類的金融體系要求。商業銀行決定了在南京建設了分行。

      最后,(1997年至今)南京的金融市場與市場體系快速發展的階段,當時外資金融機構逐漸進入南京,貨幣供給量和人民儲蓄均顯出了快增加,存貸款余額的每年增長速度增長10%以上。保險、創投、擔保等金融機構組織迅速增加。這個時期在南京江蘇證監局、江蘇保監局、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在好多地方等金融機構組織踴躍建立。

      3.南京金融的主要特點

      這幾年來跟隨中國江蘇的經濟發展,南京經濟金融發展也增加得很快,金融體系相當完備、金融市場迅速擴大規模、南京金融業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不斷晉級、金融聚集和輻射不斷增加。根據中國江蘇網報告,在2014年的上半年南京銀行業金融機構堅持“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政策取向,認真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快經營轉型。南京銀行報告表截至2014年,資產總額達到5731.50億元,較年初增加1390.93億元,增幅為32.04%。存款總額達到3683.29億元,較年初增加1081.80億元,增幅為41.58%。貸款余額達1746.85億元,較年初增加277.24億元,增幅為18.86%。實現利潤總額70.58億元,同比增加14.49億元,增幅25.84%,總體經營業績好于預期。與此同時,監管指標總體良好。資本充足率12.00%,存貸比47.43%,收入成本比27.91%,撥貸比3.06%,撥備覆蓋率325.72%,保持了較高的風險抵御能力。市場關注的其他指標均總體向好,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19.00%,較年初上升1.44個百分點。

      4.南京金融的發展存在問題

      中國經濟改革以來,在江蘇南京金融業是四大國有銀行占主導的。那么多年南京金融業的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增加擴大、外資金融機構不斷進入壯大,南京金融機構體系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越來越完善。同時要提到的是,不論是四大銀行還是其他在南京的金融機構不斷增加提高質和量、服務能力與服務態度質量日益升到很到的水平。然而在南京金融業不斷的發展并且獲得很多的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南京的金融業發展的問題存在:

      (一)南京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緩慢。銀行金融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共同和諧發展,可以說南京是江蘇省的一部分。作為地區的金融機構發展南京能否完善的標志,南極得要依靠著中國金融業是否提供多樣化影響的重要因素。南京還沒建立起相應的金融機構受國家信用保護、金融行業壟斷現象較為嚴重、市場競爭不足。金融機構經營狀況較差、無法通過正常渠道退出市場,加劇了金融體系的風險。規制部門沒有相應的預警機制及時發現存在問題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危機出現時、往往不知所措、只能層層上報,逐級請示,最后延誤了退出的時機。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規制手段和措施,規制部門只能通過行政手段加以干預。

      (二)南京直接融資的比重不足。這幾年來雖然江蘇南京資金融資增加不少,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不均衡顯出的很明顯,在南京一般直接融資低于間接融資十倍左右。直接融資成本具有的特點是:優點是資金供求雙方聯系緊密,有利于資金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籌資的成本較低而投資收益較大,換一方式說直接融資成本低而流動性比較強和單筆融資規模比較大。缺點是直接融資雙方在資金數量、期限、利率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多。直接融資使用的金融工具其流通性較間接融資的要弱,兌現能力較低。直接融資的風險較大??梢钥闯鲋苯尤谫Y成本還是比較低的,發行債券,所以我們要提高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間大概是11%,“十二五”期間南京要調高直接成本達到大概15%,未來南京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均衡的社會融資結構。

      (三)南京金融服務體系不足并且不活躍。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金融業開發程度不夠徹底。比如從保險的種類不多而保險市場的隱性效率比較低效率,還沒利到用其網點布局的優勢與客戶資源的大力優勢展開了市場保險等。同時南京金融創業與開發程度是很有限的,南京金融機構引起外資進入是很少,且外資金融機構層次并不是高、南京對于金融人才培養和吸引力人才到南京金融機構工作不足。這也很容易理解,是因為南京的外資金融總部或區域中心很少導致中國金融的人才少人會選擇南京發展的。

      5.推動南京金融發展的建議

      南京規劃在2020年建立成泛長三角區域金融中心,根據2013年的數據南京金融業同比增長值是846億元、GDP占比超過10%。南京目標在2017年全城市金融業增加值要超過1400億美元;南京金融增加值的目標一直增長在2020年的超過2000億元成為承接上海、深圳的金融發展。

      首先更加完善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的市場秩序、發展制度等問題。這幾年來南京金融發展的不是很快所以要鞏固信托風險控制、提高資本金、加強經營等問題。并且及增加推出非銀行金融發展的各項有利的政策、推動非銀行金融機構迅速發展、然而南京地區政府要支持非金融機構發展,使用合適的手段提高非金融創造、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方法對企業實現最好的資金配置。

      直接融資的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資本市場 重慶 經濟發展

      一、資本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分析

      (一)改變資產流動性,實現投資風險的轉移與分散

      風險的存在很大部分來自信息不對稱、不完備或者搜索信息的成本極高。證券市場的作用之一是轉移和分散風險,Levine[1]著重指出流動性風險和異質性風險可以由金融體系化解。流動性是以自愿價格將資產轉化為現實購買力的難易和快速程度,流動性風險就是指這種轉化的不確定性。異質性風險是指投資于不同項目、企業、行業、地區和國家具有不同特質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和交易的成本減弱了資產的流動性,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風險。而證券市場通過穩定、透明的交易制度和低廉的交易成本提供資產的流動性,激勵投資和經濟增長。

      當然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也能夠加強資產的流動性和降低流動性風險,但是就銀行而言,區別就在于銀行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動性,所以銀行在考慮貸款的時候總愿意選擇一些流動性比較強的項目,而資本市場融資的項目的流動性要求則可以降低,尤其是股票市場上籌集的資金在項目選擇的時候基本上不用考慮項目的流動性,考慮的主要是風險性和收益性。

      (二)良好的資本市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資本市場的發展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提供了有效的機制,在促進管理和生產的專業化同時,又能夠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這都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股票市場對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主要通過三方面的機制來實現,即股東投票機制、并購監管機制及股權激勵機制。

      股東投票機制就是股東用投票的方式對長期經營不好的公司的管理層發出警告,具體又可以劃分為“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用手投票就是指股東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投票權,向管理層發出警告,并在必要時動用否決權撤換高層管理人員,從而對管理層構成直接約束。但用手投票機制的實行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股東的持股要達到一定的數量;二是要具有對企業經營管理進行監管的能力和時間。而對于股權較為分散的中小股東而言,則通過“用腳投票機制”向管理層施加壓力。這種壓力首先來自股東拋售股票會導致股價下跌,形成對管理層的負面評價,降低管理者在經理人市場的價格,并對其職業生涯產生影響;其次來自于主要股東的退出可能會給企業經營帶來災難性后果。比如一些大股東的退出,會惡化公司的融資環境,甚至導致公司被惡意收購。

      資本市場具有的并購接管機制和股權激勵機制也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三)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祁斌[2]比較了二戰以來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分析了美國資本市場在促進美國產業升級和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提出金融體系效率和金融結構的差別是形成各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等方面差距的主要因素,認為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資本市場體系比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銀行體系更有利于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萬書彥,梁偉堅(2001)[3]認為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資源的合理流動,導致資源不能實現合理配置,通過西部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以促籌集西部地區發展所需資金并流向那些在西部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和行業,達到優化產業結構的目的。

      (四)資本市場發展通過促進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發展

      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交易的發展進而促使分工水平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則有利于技術創新,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用了三章的篇幅來討論分工的問題,斯密認為分工從三個方面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是工人熟練程度上的進步,二是時間上的節約,三是機器(新技術)的應用。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還可以加快新產品、新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在資本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很多持有技術的人由于缺乏資本而不能使其迅速有效地利用技術,而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可以使這些適用的技術轉化為資本,在資本市場上進行交易,這樣就推動了技術資本和貨幣資本的結合。

      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中,各層次的市場的功能也會有所差異,一般來說創業板和風險投資市場更明顯的有助于推動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資本市場對于創新的促進非常典型地體現在風險投資的運作上。風險投資是指將資金以入股形式投向高科技企業,并提供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等一整套服務,促使其迅速成長,最后通過將其上市或出售的辦法變現,以獲取高資本收益的一種投資行為。高科技企業失敗機率很高,然而一旦成功,回報也非??捎^,一般產業投資者不敢輕易涉足,但風險投資者引入金融資產投資領域中“投資組合”的思想,將資金同時投向幾個甚至十幾個企業,盡管失敗的不少,但綜合回報率還是很高的。

      (五)資本市場促進企業實現規模擴張,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從而提高經濟效率

      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就會產生對規模經濟利益的追求,便進入到了成長期和擴張期,即生產規模和市場份額的增加。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企業通??梢圆捎脙煞N戰略,即內部成長戰略和外部成長戰略。所謂內部成長是指企業現有項目的繼續和擴展,而外部成長是指以橫向兼并、縱向兼并或者混合兼并等形式出現的企業擴張。兩種方式都要依賴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尤其外部成長更需要一個股權形式的資本市場。李善民,周小春(2007)[4]實證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的績效,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并購行為總體上效果較好,非關聯并購的效果要好于關聯并購,相關并購對企業的經營業績產生正效應。非關聯并購效果較好,說明隨著資本市場全流通的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推進,企業的并購效果會有更好的表現。

      二、重慶資本市場對重慶經濟發展作用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使用數據說明

      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直接融資數據主要選取了股票融資額、企業債券融資額和實際利用外資,間接融資采用了中長期貸款量為代表。股票融資額和企業債券融資額作為直接融資沒有什么爭議。實際利用外資作為直接融資是基于這樣一種情況,按照我國的統計方法,實際利用外資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對外借款,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資,另外一部分是外商其他投資。在外商其他投資里從1997年開始有包含了對外發行債券和股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視為直接融資,其他融資里也有絕大部分是直接融資,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占了實際利用外資的絕對多數。外商直接投資起到的功能和股票發行相當,都可以分散股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中長期貸款又可稱為項目貸款,是指商業銀行發放的,用于借款人新建、擴建、改造、開發、購置等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貸款,考慮重慶民間借貸等其他形式的融資方式還比較滯后,商業銀行的中長期貸款額有較好的代表性。在檢驗資本市場規模和資本品價格對GDP的作用時,本文選擇了重慶是上市公司數量和流通股加權的價格指數分別作為資本市場規模指標和資本品價格指標,流通股加權的價格指數通過大智慧的自定義指數得到,以1997年7月1日為1000的基數點。

      對數據的取值時間段,由于重慶是1997年直轄的,1997年之前的很多數據統計范圍不一致,本文在計量分析時一般沒有考慮1997年之前的數據。筆者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沒有找全官方公布的重慶市的月度或者季度數據①,迫不得已使用了年度數據,從1997年2006年共有十組數據,由于數據較少,對研究造成一些限制,如較長滯后期的因果檢驗就由于自由度損失太多而不能得出有效結論。

      最后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股票融資stock和債券融資bonds兩組數據在1997-2006年間分別有兩年和四年為0,且都是政策因素造成的,2005年是由于股權分置改革全國基本上沒有新股發行。企業債沒有發行也是因為之前企業債發行出了問題以后,把審核權由央行轉交給發改委并采取了非常嚴格的審核制度。由于數據缺失,不能把它們單獨的加入到模型中,本文將兩者與實際利用外資相加之和作為一個變量加入模型。

      (二)資本市場融資額對GDP作用的實證檢驗結果

      本文實證采用取對數的模型來檢驗直接融資額對重慶經濟發展的影響,加入中長期貸款作為比較變量。

      其中Zj代表直接融資,loan代表中長期貸款。

      用Eviews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

      模型的擬合效果仍然比較好,代表直接融資的變量LOG(zj)和代表間接融資的LOG(LOAN)的系數都通過了T檢驗,Durbin-Watson統計量也有很大的改善。直接融資的系數為0.106,間接融資的系數為0.412,其含義為直接融資增加1%,GDP就將增加0.106%,間接融資增加1%,GDP將增加0.412%。從結果來看,似乎間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基數的差別,就可以消除這種誤解。考慮2006年間接融資的量為85.67億元人民幣(利用外資已經經過匯率換算),直接融資的量為2932億元人民幣,要使GDP增長0.412%,需增加間接融資29.32億元,如果要增加直接融資達到同樣效果則只需增加3.33億元。這就是說當前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比間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要高,即增加1元人民幣直接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高于每增加1元人民幣間接融資帶來的經濟增長。

      (三)資本市場規模和價格指數對GDP影響的實證檢驗結果

      對模型GDP=C(0)+C(1)*VALUE+C(2)*NO使用eviews軟件回歸檢驗發現常數項的T統計量沒有通過檢驗,去掉常數項后的檢驗結果如下:

      結果表明,value和no的T統計量都通過了檢驗,兩者都不顯著為0,可決系數R2為0.806,調整后為0.78,重慶股票流通市值指數和上市公司數量對重慶國民生產總值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從回歸系數來看,上市公司數量對重慶國民生產總值有正向作用,而上市公司市價指數對重慶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具有負面作用。上市公司數量增加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正面作用比較好理解,上市公司市值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負面影響的原因何在不太好理解,筆者認為,這與我國股票市場的特征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股票市場長期以來是一個投機市和政策市,已經有很多研究表明它以往也是一個資金推動型股市,通常流入股市的資金充裕,表現為流動性過剩時,當然2006到2007這次還不能下定論。這種情況一般是股票市場的高額收益吸納了本該投資在實業上的資金,使得經濟增長乏力。當然要驗證這種假設,可以把上市公司流通市值滯后一期加入到模型中,如果滯后一期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系數顯著為負,則說明這種假定是可信的。

      加入滯后一期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的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滯后一期的流通市值指數的系數顯著為負,且比同期的流通市值指數的系數負得更多,且更為顯著,可決系數也有所提高,模型的回歸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梢宰C實我們之前的假設,即股票市場下跌時,更多的資金從股票市場流入到實體經濟,擴大了實體資本投資,推動當期及下期的經濟增長,當股票市場上漲時,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流入股票市場,影響重慶地區經濟的增長。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股票、企業債券和實際利用外資構成的直接融額資對重慶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顯著。由股票、企業債券和利用外資額之和構成的直接融資額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要高于中長期貸款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

      上市公司數量與GDP的關系為顯著的正向關系,但是上市公司市值與GDP卻是反向的關系。也就是說上市公司數量的增加對GDP的增長可能有正向作用,但是上市公司市值指數對GDP的作用卻顯著為負。表面上看似乎矛盾,實際上說明我國股市的投機性質非常明顯,當股票市場高漲時,重慶企業有很多本該投入到實體經濟的資金流入股票市場,造成實體經濟投資不足,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根據對資本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分析和利用重慶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當前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應要大于間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重慶應大力發展以直接融資為主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促進重慶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注釋

      ①2005年1月1日實行《關于改進地區GDP核算工作的意見》中規定,從2005年1月1日起,由國家統計局聯審后統一公布季度GDP數據,并以此作為法定數據。在此之前沒有統一的權威的省市季度GDP數據。

      參考文獻

      [1]Levine R.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Causality and caus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M].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1999.

      [2]祁斌.建立資本市場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J].證券市場導報,2006(8).

      [3]萬書彥,梁偉堅.運用證券市場促進西部產業結構調整[J].商業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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