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對外投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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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評述；啟示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04-03

1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 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 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 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

1.5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 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 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3 結束語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中國企業只要充分認清國際競爭特點，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郭文強,張澤文，張少杰，李燕.對外資金投資理論研究綜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齊曉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及其在國內的研究［J］.經濟經緯，2004，（1）.

［3］李洪江.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跨國公司 對外直接投資 區位選擇

一、國外研究成果及評價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發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論重點

是投資動機、投資決策和投資流向三個問題，其中，投資流向就是區位（投資地點）選擇問題。考察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區位選擇問題。

1.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以成本學派和市場學派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學派認為跨國公司進行區位選擇的目標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國的勞動力成本和技術水平不同，運輸和通訊費用不同，相關產業發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資國選擇時成本因素至關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場學派認為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運輸成本已不再是決定選址的主要因素，產品的銷售才是中心問題，因此，關稅、自然資源、風險、行政手續都需考慮。

2.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以內部化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代表。海默（S.Hymer，1960）認為企業到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擁有特定優勢，力圖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潤。凱夫斯（R.Caves，1974）、約翰遜（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對去進行補充，認為中間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的，必須通過內部化來達到節約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場不完全的國家正是對外直接投資應選擇的投資區位。

真正將區位因素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并明確提出來的學者首推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Dunning，1977）。他認為，區位因素是決定對外投資的充分條件，它不僅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而且也決定了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的類型。

3.以國際貿易學說為基礎的理論，以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為代表。小島清（Kojima K）提出的該理論的基本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母國屬于邊際產業，居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卻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按照母國的邊際產業順序進行，投向在這些產業擁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

通過比較以上理論，我們發現區位理論以東道國區位優勢為出發點決定企業的投資地點，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以企業的自身優勢為出發點，附帶推導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但這些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因此在指導沈陽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一些復雜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及流向仍然無法做出合理地解釋和說明。

二、國內研究成果及評價

我國學者從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發展的特殊性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與產業選擇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而從FDI區位選擇本身來看，中國理論界提出的主要觀點如下。

1.就近基準。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的區位選擇應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則”。“就近原則”，也就是考慮到東道國區位和投資國的地理距離因素。這一基準的本意是通過對鄰近地區的投資降低經營風險。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將不再成為對外經濟活動關系的主要依據。

2.“慢半拍”基準，或稱“地區漸進原則”。該基準強調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應當首先從那些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開始，隨著投資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能力的擴張，投資區位逐步向發達國家擴展。應當承認，這種按照東道國經濟發展階段確定區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個僅僅適用于部分產業的區位選擇思路，它將中國企業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國際空間內，不利于架構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普遍的區位選擇基準。

3.多層次或多元化區位選擇思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一個基本的結論是架構一個多元化或多層次的FDI區位格局。可以說，實現FDI多元化或多層次化的區位格局，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FDI區位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實現投資區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格局。多元化區位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本戰略，是以合理區位選擇為前提的，或者說是合理化區位選擇的結果。

4.有效資本型FDI的區位選擇。武漢大學的邢建國教授在其專著《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抉擇》中，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提出“有效資本型FDI ”理論模型（如下圖所示），更加適合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產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都或多或少地討論到區位選擇的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

1.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率先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首次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由麻省理工學院C?P?金德貝格在70年代對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它是一種闡明當代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具有壟斷優勢的理論。此理論認為，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應從“壟斷優勢”著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內部組織體系以較低成本，在內部轉移該優勢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當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動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1966）在其《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論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上的營銷生命，也就是要經歷一個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的階段。而這個周期在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是不一樣的，期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正是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81年，他在《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一書中對折衷理論又進行進一步闡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其指導作用，它促使企業領導層形成更全面的決策思想，用整體觀念去考察與所有權、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可以減少企業決策上的失誤。

2.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提出了市場學派理論。據克拉維斯（Kravis，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從而也影響其空間分布。凱夫斯（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則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運輸成本的影響作用下降，產品的銷售才是關鍵的問題。

3.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安哥多（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但如果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跨國公司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直接投資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4.以集聚經濟為基礎的理論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雙向投資；投資績效指數；投資發展周期；投資流量；投資存量

1 問題的引出

世界經濟深度調整背景下，江蘇以往依靠低端生產要素參與國際分工，粗放、低效和利益流動不合理的發展模式難以適應國際資源爭控加劇、貿易摩擦日益頻繁、區域合作競爭升級的新局面，也無法從全球價值鏈中的“被俘獲”和“壓榨”地位中突圍，必須立即進行轉型升級。考慮到江蘇面臨生產成本上升、資源和環境約束加劇、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政策打壓、匯率和出口退稅政策變動等一系列嚴峻挑戰，需求及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受限，相關工作的重心應放在創新投資功能及投資自由化上。國際發展經驗表明，開放型經濟條件下的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應均衡發展。江蘇當下迫切需要將戰略性開發利用外部資源與合理開發有效利用國內資源相結合，從以往偏重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單向開放向同時注重進出口和資本流出入的雙向開放進行轉變，最終實現內外融通的包容性增長，研究具有極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2 發展現狀

2.1 投資存量現狀

從投資存量來看，截至2013年年末，江蘇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達3223.79億美元，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的23.03%，是全國第二大外資流入存量大省；同期江蘇省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111.63億美元，占全國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流出量存量的2.1%，是全國第五大對外投資存量大省。2013年江蘇省對外投資存量與吸引外資存量之比為1：28.88，僅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5.5%；此外，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僅為1.17%，也大幅落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

2.2 投資流量現狀

2013年，江蘇省吸引外資流量及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分別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及流出量的28.29%及3.26%，是全國第一大外資流入省及第四大對外投資省。但從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流量比值關系來看，江蘇省雙向投資存在較嚴重的非協調發展問題。2013年，江蘇省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的流量比值為1：11，處于沿海經濟發達省市的最低水平，同時也大幅落后于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3 實證檢驗

3.1 理論模型

根據鄧寧經典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IDP），伴隨著一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態變化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均GDP最低，其凈對外投資為零或者負數；在第二階段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吸引外資增加但對外投資仍然為零或很少，凈對外投資為負數且其絕對值不斷擴大；在第三階段對外投資增長速度逐漸快于吸引外資增長速度，凈對外投資為負數但其絕對值不斷縮小；在第四階段對外投資超越吸引外資，該國成為凈對外投資國，凈對外投資為正數且其絕對值不斷擴大；在第五階段該國仍是凈對外投資國，凈對外投資仍為正數但其絕對值不斷縮小，對外投資的影響因素將不僅局限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Dunning，1981； Dunning，1988；詳見圖1左圖）。鄧寧的IDP理論以投資流量為基礎，在實證檢驗中至少存在兩個技術性問題：第一，第一階段初期和第五階段末期凈對外投資均趨向于零，IDP理論尚沒有對這兩個階段做應有的區分；第二，一國凈對外投資的增加并不一定都是經濟發展因素造成的。當一國投資環境惡化時，其區位優勢下降，外資流入也會降低，在其對外投資不變時也能造成凈對外投資的增加。

為彌補以上不足，Dúran和úbeda于2001年提出以投資存量為基礎的新IDP理論框架。如圖1右圖所示，橫軸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縱軸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存量，45度角射線為經濟發展水平。當曲線沿橫軸水平向右移動時，代表其區位優勢增強，反之則為區位優勢下降；當曲線沿縱軸垂直上升時，代表本地企業競爭力上升，反之則為本地企業競爭力下降。一般而言，發展中經濟體的凈對外投資為負值，對應五階段論中的第一、二、三階段，處于圖形的左下角；發達經濟體的凈對外投資為正值，對應五階段論中的第四、五階段，處于圖形的右上角，這樣就能較好地把兩者區分開來。考慮到新框架的這一特性，研究將綜合運用這兩個理論模型對江蘇省雙向投資的發展階段進行研究，以期得出更科學的研究結論。

3.2 實證模型

對于具體投資發展周期的判定，鄧寧曾給出了以下檢驗模型（Dunning and Narula，1996）：

NOI=α+β*PGDP+γ*PGDP2+ε （1）

公式（1）中，NOI為人均凈對外投資，即人均對外投資額減去人均吸引外資。PGDP為經濟發展水平，鄧寧在其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中使用的是人均GNP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而本文研究采用的是“單個國家”的人均GDP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研究，類似做法在國內外研究中也被證明具有可行性（苑生龍，2013；朱華，2012）。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提出以下實證模型（Buckley and Castro， 1998）：

NOI=α+β*PGDP3+γ*PGDP5+ε （2）

為了方便起見，以下稱公式（1）為二次方程，而稱公式（2）為五次方程。鑒于國內已有不少學者結合運用二次方程和五次方程對我國的投資發展周期進行實證檢驗（姚永華等，2006；李輝，2007），本文也將結合這兩種方法對江蘇省的投資發展階段進行分析。有鑒于前文分析中流量數據與存量數據各自所包含的經濟學含義不盡相同，故需對二次方程和五次方程同時進行流量與存量的雙重檢驗。

3.3 數據來源

實證數據的起訖時間為1985-2013年。其中，江蘇省吸引外資的數據來自于《江蘇統計年鑒》，以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表示；江蘇省對外投資2003年以后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以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表示，2003年以前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以境外直接投資中方協議金額表示。由于實證檢驗中采用的均是人均量，所以以上兩組數據還需除以總人口數，本文中以年末常住人口與年初常住人口的平均數表示。最后，人均GDP的數值來自于《江蘇統計年鑒》，再除以各年的年平均匯率得到。

在進行實證檢驗前，還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的是包含截距項和趨勢項的ADF檢驗。根據檢驗結果，人均GDP、凈對外投資的存量及凈對外投資的流量的原始時間序列數據均不能通過單位根檢驗，即為非平穩的。但它們進行二階差分后均可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些變量都是二階差分平穩的，即為二階單整。根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進而分析他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3.4 結果分析

根據回歸結果，二次方程的擬合度普遍高于五次方程。二次方程與五次方程的F統計量均在1%水平下顯著，但五次方程的DW統計量均未超過0.5，表明其隨機擾動項可能存在一階自相關問題。（表2）

為了驗證可能存在的自相關問題，對二次方程及五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也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檢驗結果，二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均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而五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均未能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表明五次方程的隨機擾動項非平穩，所以不能用該模型進行計量分析。

最后，根據二次方程的回歸結果對比來看，流量模型與存量模型的回歸系數中均小于0，而均大于0，表明兩者均符合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U型”曲線特征。但從回歸系數的顯著程度、方程的擬合程度、F統計量及DW統計量等綜合因素考慮，本文最終選擇的是人均凈投資存量的二次方程，即：

NOI=226.7-0.58*PGDP+2.0E-05*PGDP2 （3）

令公式（3）的一階導為0，可以求得第二階段轉換為第三階段的拐點；再令公式（3）等于0，可以求得第三階段轉換為第四階段的臨界點。出于對比的考慮，下表列出了所有情況下的階段性拐點（詳見表4）：

從計算結果來看，江蘇省雙向投資從第二階段轉換為第三階段的拐點（拐點1）為人均GDP14180美元，而從第三階段轉換為第四階段的拐點（拐點2）為人均GDP27961美元。依此為判斷標準，江蘇省2013年人均GDP為12047美元，尚處在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換的過程之中，即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較低層次。此外，考慮到利用以上方法對投資發展周期進行判定可能會造成一定偏誤，具體判定時最好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高敏雪、李穎俊，2004）。因此，還需結合江蘇省凈對外投資的實際值與擬合值對其所處的發展階段做進一步分析。

從圖2來看，江蘇省凈對外投資從1985年開始出現負值，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蘇投資軟環境的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加速流入造成的。2001年以后，即入世之后，江蘇凈對外投資負值的增速表現出較明顯的變緩趨勢。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入世后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由差別性待遇轉變為中性待遇，同時還實施了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投資政策，這造成了外資流入的速度相對變緩而對外投資的速度卻迅速增加，最終的凈對外投資雖然仍然還是負值，但已經開始出現減少的趨勢。綜合以上分析來看，確定江蘇省投資發展周期處于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換過程中是沒有問題的。

最后，結合江蘇省13個地級市2013年人均GDP的實際數值，可以具體判定各地級市所處的投資發展周期（如表5所示）。從各地級市的投資發展周期來看，蘇南五市均處于第三階段，這五市的凈對外投資雖然是負值但有逐漸縮小的趨勢，并有可能在江蘇省內率先步入第四階段而成為“凈對外投資市”，其區位優勢和競爭力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其余八市均處于第二階段，其凈對外投資是負值且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若不能盡早越過拐點1進入第三階段，這八市的區位優勢會惡化，其競爭力下降的結果有可能造成區域經濟的“塌陷”。

4 政策建議

在對國內外及省內外雙向投資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以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為基礎，采用1985年-2013年的具體數據對江蘇省的雙向投資進行了階段性檢驗，具體結論及主要建議如下：

第一， 江蘇省雙向投資存在較嚴重的非協調發展問題。其中，吸引外資績效指數顯著大于1而對外投資績效指數不足0.3，表明江蘇省吸收了相對其GDP規模而言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相對于其GDP規模而言又相對較少。這表明，江蘇省雙向投資今后工作的重點要從以往“積極被動型”吸引外資轉向“積極主動型”對外投資，經濟發展的模式要從外向型轉向內外融通一體化發展，資源配置方式要從國內配置轉向全球配置，從而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提供基礎。

第二，針對投資發展周期的實證研究表明，江蘇省凈對外投資的下行趨勢已出現震蕩筑底狀態，正處于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換過程中，“十三五”期間將是通過“U型谷底”進入第三階段的關鍵時期。江蘇省企業將更多地“走出去”，其區位優勢及競爭力將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這對于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及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均具有重要意義。政府應在政策層面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勵，相關的配套機制建設如中介服務、人才吸引、信貸支持、營商環境等要逐步跟上，通過雙向投資技術溢出的水平、前向及后向關聯效應推動創新型經濟的發展。

第三，研究結果還表明，存量數據比流量數據在對江蘇省投資發展周期的階段性判定上更具有優勢，它不僅能更好地區分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一階段和第五階段，還能夠體現“單個國家”的區位優勢與競爭力，而不僅僅局限于對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因此，江蘇雙向投資協調發展應著重于通過制度創新帶動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及市場機制創新，使競爭壓力和創新動力通過產業鏈向上下游傳導。對內培育自身制度質量、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外資進入服務業和高端產業，對外重視制度距離對對外投資產出效益的影響，避免陷入“制度陷阱”。

第四，由于在自然條件、經濟結構、發展水平及整體戰略等方面的不同，江蘇省各地級市的投資發展周期存在較大差異。蘇南五市已率先突破“U型谷底”進入第三階段，并有可能進一步率先進入第四階段而強化其區位優勢與競爭力。其他八市均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若該八市通過自身努力不能突破自身高度特殊化的限制，就需要中央及省級政府制定相應的差異化戰略以避免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使經濟發展的結果惠及全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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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生龍.中國參與FDI與ODI的發展周期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3，18：110-113.

[3]朱華.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與中國FDI發展階段定位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2，05：37-42.

[4]姚永華，蘇佳麗，陳飛翔.我國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6，10：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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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敏雪，李穎俊. 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分析――國際經驗與中國現狀的探討[J]. 管理世界，2004，01：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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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úran， J. and úbeda F.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New Empirical Approach and Some Theoretical Issue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1， 10（2）： 1-34.

[10]Dunning， J. and Narula R.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Some Emerging Issue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M]， Routledge Press， 1996.

基金項目：

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14EYC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6120112011B11814）；河海大學高層次人才引進專項基金（XZX/10B007-06）。

直接對外投資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區位選擇；產業選擇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3）02-0095-08

一、區位選擇和產業選擇的文獻綜述

（一）區位選擇

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投資需要考慮區位的因素（海默，1976；巴克利和卡森，1975），首次以正式的說法提出區位選擇的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他認為區位因素是跨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在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對區位因素作出評價和分析，并把區位中生產要素資源和投資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作為考慮區位要因的重要指標。即企業應該選擇投向具有生產要素豐裕，價格低廉以及具有優惠投資政策的區位，拓展了過往理論按照單一要素選擇區位的劣勢（鄧寧，1977）。后來有學者提出了國際化階段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開始投資時，應選擇心理距離較近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而后在投資心理距離較遠的國家或地區，這里的心理距離主要指投資國和東道國在文化、風俗習慣、經濟發展水平、法律體系等方面的差異程度，這些差異程度增加了投資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Greffi，1999）。

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蓬勃開展，中國政府開始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重要路徑，中國學者也在關注和研究這個熱點問題，較早提出對外投資的區位理論有“有效資本”模型（邢建國，2003）和“金字塔”模型（李媛、馬維，2006）。“有效資本”模型把企業資本按照性質的不同分為“過剩資本”、“壟斷優勢資本”和“有效資本”，不同性質的資本區位選擇是不同的，投資區位分為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三種，如“過剩資本”類型的對外投資應該投向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壟斷優勢資本”類型的對外投資應該投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效資本”類型的對外投資可以向三種類型的國家投資，不同區位選擇可以發揮跨國企業和東道國的各自優勢，并通過反向溢出效應促進投資國產業升級；“金字塔”模型認為區位選擇應該按照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取分為四個層次：專業化生產要素的獲取、有序競爭平臺的提供、相關配套設施和支援性產業的支持以及適宜消費群需求的滿足，這四個層次滿足后這個區位的投資就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優勢，從而通過產業競爭、產業關聯等效應帶動投資國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在實踐上，例如日本在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主要是轉移國內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如服裝、紡織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區位選擇上。主要是看重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是否具有優勢以及東道國是否具有優惠的吸引外商投資政策，以此減少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成本，獲取更高的利潤空間，在20世紀50、60年代日本主要向中國香港、韓國轉移，80年代向中國沿海地區、泰國轉移，90年代后逐漸向中國內地、越南和印度尼西亞轉移，就是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勞動力成本上具有比較優勢，同時也制定了優惠的吸引外商投資的政策。

（二）產業選擇

產業選擇主要考察的是一國或地區不同產業選擇中的進入成本和預期收益的比較，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的較少，主要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其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基礎上開展的，產業的技術進步快，轉換升級的能力強，同時發達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經濟資源通過市場能夠得到合理配置，在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情況下，能夠根據企業的發展需要決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只要條件具備了，就可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不太注重產業的選擇。而中國對外投資并不是在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對外投資是為了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企業進行對外投資不僅僅關系的是企業微觀經濟方面的利益，而且也關系到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宏觀經濟效益，因此中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需要考慮產業選擇的問題。

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比較明確提出產業選擇理論的是“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1987），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或者行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進行，按照這個原則，投資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的投資可以釋放投資國邊際產業的生產要素，同時也可以獲得較高的生產利潤，有助于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其他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也間接地提到了國際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如“小規模技術理論”（威爾斯，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上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因此對外投資時應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對20世紀后期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現象的研究，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1991）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脫國家投資中劣勢的投資地位必須從資源密集型的對外投資向技術密集型的對外投資轉型，以此促進投資國國內的產業升級。中國學者在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上，有兩個方向：一是通過描述性統計和經濟學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判斷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肖黎明，2007）；另一個思路是通過具體的案例研究，來考察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對于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程如軒，2001），這兩種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的原因、基礎和取向問題，但是在具體的定量研究卻略顯單薄。

二、統計方法的選擇和計量結果

（一）灰色關聯分析法

由于中國系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數據是從2003年才開始的，到目前只有2003～2010年的統計數據，因此如果使用時間序列回歸分析作為計量方法的話，時間跨度短，自由度小，解釋力不高，因此為了實現本節的統計目的，采用一種灰色關聯分析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灰色關聯分析是由鄧聚龍首創的一種系統科學的分析方法，是對某一個系統變化情況作出定量描述和統計比較的方法，基本思路就是通過確定一個參考數列和需要進行比較的若干比較數列之間的幾何形狀的相關程度來判斷它們之間的聯系程度是否密切的方法，以及可以根據關聯度的大小得出關聯程度的排序，主要是反映了序列間曲線的相關程度。這種方法是一種對系統動態變化進行量化處理的方法，對數據的大小沒有要求（最少為4個數據容量），對數據并不要求掌握完全的信息（處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之間），因此本文將要實現的關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和產業升級的相關性研究就可以采用灰色關聯的方法進行處理。

灰色關聯分析法是有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之分，絕對關聯度是把初始點作為零化法處理，如果序列間的分析因素差異比較大時，常會影響統計分析的結果，而相對關聯度主要計算比較序列相對于初始點的變化速率，與各序列觀測值的大小無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絕對關聯的缺陷，綜合關聯度是取絕對關聯度和相對關聯度的均值。

具體的計算過程如下：

第一步，確定分析系統行為特征的行為序列，這個序列需要兩種。一種是反映系統行為特征的序列，叫做參考序列，還有一種是影響系統行為的因素組成的序列，叫做比較序列。

第二步，進行無量綱化的處理，各經濟變量都有各自的統計方法和計算單位，為了正確反映系統行為的影響因素，需要對各變量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消除統計單位的不同造成的影響，加強了數據間的可對比性。

第三步，計算關聯系數，關聯系數反映序列的幾何曲線的相關程度，假設參考序列為X0，比較序列有若干個分別為x1，x2，x3，……xn。比較序列和參考序列的幾何形狀的關聯系數設為δi（k），則

第五步，關聯度排序，根據計算出的M的大小，排列出相關性的強弱，γi越大，說明比較序列和參考序列的關聯程度越強。

（二）數據的處理和統計結果

1 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區位選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改革開放后，就制定了“走出去”的對外發展戰略，對外直接投資蓬勃開展起來，目前中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區域。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區位選擇問題上，現有文獻大部分是基于從理論框架上進行較為系統的分析區位選擇的原因、標準以及機理等，在實證上，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統計分析上，本文擬在以往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考察中國對外投資過程中在哪些區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明顯，哪些區位推動作用不顯著。

本文用產業升級指標來反映經濟發展和產業層次水平的高低，產業升級指標用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各產業占GDP的比重乘積后的加權來表示，產業升級指標為參考序列，設為序列1，并按照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統計方法，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六個區域，分別為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中國對這六個區域2003～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即為比較序列，分別為序列2，序列3，序列4，序列5，序列6和序列7。具體的比較序列和參考序列的指標值見表1。

根據上述的計算方法，利用灰色關聯軟件計算出的關聯度排序情況如表2所示。

根據上表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綜合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的排名情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和產業升級關聯度排名依次為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就是說從對外投資的區位看，對中國國內產業升級促進作用大小依次為：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 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產業選擇。

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覆蓋了中國國民經濟中所有的類別，從對外直接投資數額看，其中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占據了對外投資總額的90%。因此這里選擇這六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作為比較序列較有代表性，仍然采用產業升級指標作為參考序列。具體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的指標值見表3。

利用灰色關聯軟件計算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的結果如表4。

根據上表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綜合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的排名情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和產業升級關聯度排名依次為制造業、交通運輸業、采礦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和商務服務業。也就是說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看，對產業升級促進作用最大的為制造業，接下來依次為交通運輸業、采礦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和商務服務業。可見從產業歸屬看，第二產業在過往的統計年度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要高于第三產業。

三、結論

第一，從上述灰色關聯分析的結果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亞洲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產業升級的關聯程度最高，也就是說亞洲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效果比較顯著，因為在這個區域的投資國家和中國地理上毗鄰、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消費偏好都有非常相近或相似之處，心理距離和地理距離都比較近，而且這些國家對外開放程度較高，也有優惠的投資政策，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會選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原因也在于此。進一步的分析，在亞洲區域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大部分屬于資源尋求型（如投資東南亞）和市場尋求型（如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等），這類投資可以帶動中國機器設備、技術的出口，資源密集型的對外投資可以解決中國某些產業資源瓶頸的問題，同時利用這個區域某些國家或地區享有的貿易優惠條件，與第三國進行貿易，擴大出口份額，所有的這些因素均可以不同程度地輻射到中國國內的產業和企業中來，促進產業優化和升級。

第二，歐洲和北美洲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的相關性處于中等水平，這兩個區域屬于發達國家的范疇，因此可以判斷這兩個區域的對外投資大部分屬于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的對外投資。為什么其作用和相關度沒有亞洲和拉丁美洲明顯，究其原因有兩個，中國企業和這兩個區域的國家的地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較遠。國家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有差距，而且這些發達國家沒有優惠的投資政策，因此中國企業投資這兩個區域的資本額度較少，從而促進作用不明顯；同時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產獲取型的對外投資收益并不顯著，其反向溢出效應也因為各種原因并不能充分發揮，因此對于投資國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一般。

第三，非洲區域的對外投資雖然在企業數量和覆蓋區域方面居于六個區域的前列。但是其對中國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較小。因為在非洲進行的對外投資大部分屬于資源尋求型的，這種類型的對外投資可以獲得國內瓶頸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經濟資源，但是這類產業的發展對于產業結構層次的提高，顯著性不高，因此非洲區域的對外投資對于國內產業升級的效應相對于其他區域來說較小。

第四，對外投資中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效應最大。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了大量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并經過學習、模仿和創新，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和標準化的生產技術體系，很多行業的技術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利用這些成熟的技術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既可以利用東道國生產成本低廉的優勢，又可以轉移國內過剩產能，規避貿易壁壘的阻礙。同時由于制造業的門類較多。輻射面較大，產業關聯程度高，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的制造業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對國內產業升級產生影響，因此政府繼續支持和鼓勵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得更大的經濟效應，促進國內的產業調整和升級。

第五，采礦業的產業升級效應也較為明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對于資源類生產要素的供給要求越來越高，中國的鐵、銅和石油等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單純依靠國內供給，或者從國外高價進口都不能切實解決這種供需的矛盾，為了改善國內的資源供給，避免國內經濟發展受到國際經濟的影響，進行資源類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解決國內瓶頸產業發展遇到的供給矛盾。中國對外投資的實踐也表明，中國重視資源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促進了中國國內瓶頸產業的發展，為產業調整和升級做出了貢獻。因此必須從國家經濟發展長遠的戰略目標出發，制定資源類的投資戰略，在國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的供應地，確保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經濟資源供應充沛。

第六，金融類高附加值產業的對外投資的增加并沒有顯著地促進產業升級的變化。雖然中國近幾年加大了金融領域的對外投資，但是由于起步晚，金融業的產品品種和服務水平和發達國家的金融業有很大差距，并不能很好地滿足其他產業發展所需的金融服務。因此從2006年以來的數據可以看出其對于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不夠明顯。中國政府應該放寬金融領域的對外投資政策，鼓勵金融機構走出國門，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企業和產業提供優質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帶動國內金融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