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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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力的范圍范文第1篇

一、違反控制的法律行為效力之立法例與學說探析(一)羅馬法違反控制的法律行為效力確定問題最早可追溯到羅馬法。在羅馬法上，對違反控制的法律行為并非一律認定無效，而是對法律本身進行劃分，再依據不同性質的法律對違反行為的效力予以界定。羅馬法上依據法律規范的不同性質劃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最完全的法律(1egesplusquamperfectae)”。其不僅認為違背法律的行為無效，還對該行為人加以刑事懲罰。第二類是“完全的法律(1egesperfectae)”。其雖然對某些違法行為認定為無效，但對該行為人不加以處罰。第三類是“次完全的法律(1egasminusquamperfectae)”。其即使規定某種違法行為可以生效，仍然要對行為人加以刑事處罰。第四類是“不完全的法律(1egesimperfectae)”。其對違法行為既不規定為無效，也不對行為人做出刑事處罰。

與今天我國司法實踐中常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最高人 民法院關于審理XXX 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做出具體裁判的行為相一致，在羅馬法時代就開啟了對于具體行為的法律 評價需要結合“解釋”的傳統。后世歐美各國私法多以羅馬法為母，雖然法律規定各不相同，但立法思路與理念仍繼于羅馬法，在判定法律行為效力時皆視法律目的而定，非一律因違反而無效。

(二)德國法

在德國民法上所謂強制性規定包括對私法上權利形成與界限規定的規范與強制或禁止一定行為的規范兩部分。德國學者認為，私法上權利形成與界限的規定是民法內部的強制性規范，屬于私法自治的范疇，比如對物權種類的強制性規定，對合同生效要件的強制性規定等。法律行為對于這些規定根本沒有違反與否的問題，只有是否具備足夠要件而形成權利或是否逾越處分范圍的問題。法律行為一旦超過該界限，其并非無效，而是根本就不發生效力。同時，就法律目的而言，法律更多的是對這類法規定的合同無效或不成立，則該法律法規為效力性規定。第二，法律法規雖沒明確規定該違反控制行為的合同無效或不成立，但合同如果繼續有效將會損害到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也屬于效力規定。第三，法律法規雖沒有明確規定違反控制行為的合同無效，合同繼續有效無損國家、社會利益，僅僅只會損害到合同當事人的利益的，該規定成為取締規定，而非效力性規定。相比過去，我國一定程度的實現了合同自由，從我國立法趨勢看，對“強制性規定”的嚴格界定、區分和限制，也將成為有效保護合同效力、維護當事人意思自治、促進交易和經濟的發展的強心針。但目前我國對效力性規定的具體認定和區分還沒有明確的規定，造成司法實踐與理論的混亂。

三、以乘坐黑車為例

“黑車”是指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工商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而非法從事道路客貨經營性運輸或違反經營種類、項目、營運路線的車輛。然而，市場交易從來就是有買就有賣，供應和需求是密切相關的。早在十年前，“黑車市場”就已蓬勃發展，北京市在冊出租車為6.6萬輛，而“黑出租車”已達7.2萬輛，遠遠超過“合法出租車”的數量。

故現實問題是，國家打擊和限制黑車經營而黑車需求卻居高不下。那么，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乘客與黑車司機訂立的運輸合同效力如何?即乘坐黑車或者黑車載客這一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的效力怎樣?筆者從現實出發，分以下情形討論：1.如果到達終點被行政執法人員發現，行政處罰后乘客能主張運輸合同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而無效，進而要求黑車司機返還乘車費用嗎?該要求應該得到支持嗎?2.如果順利到達終點沒有被執法人員發現，乘客以告發為由拒付車費，黑車司機能受違約責任的保護要求乘客支付費用嗎?3.若中途被執法人員查獲，行政罰款后，司機是繼續將乘客送到目的地還是要求乘客下車拒不再載?若繼續送客，是否意味著行政機關只要罰款就能無視違法行為的持續存在?若黑車司機拒載，那乘客能否要求黑車司機賠償違約損失?若執法人員強行要求乘客下車，是否是以行政權力干涉公民出行自由?

一般而言，無效的行為亦是法律行為的一種，只是產生當事人所不希望發生的法律后果。是故，就當事人達成合意乘坐黑車這一合同行為，乘客只想黑車司機將其安全送到目的地，司機只想收取運輸費用，而因為執法機關的參與，黑車司機不得不額外承擔行政處罰費用，而接受行政處罰并不是黑車司機決定運送乘客所發生的法律后果。同時，由于行政機關對黑車司機的罰款的行為早已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了，根本不能用民法上法律行為的效力來判斷，司機只是為自己的行政違法行為承擔責任而已。

綜上，以上情景討論答案如下：1.乘客無理由以黑車司機受行政處罰而主張合同無效拒付車費;2.同理，如果黑車司機因行政處罰而拒絕將乘客送至目的地，乘客同樣可以違反旅客運輸合同要求黑車司機予以賠償;3.若乘客惡意威脅以告發為由拒付車費，可能觸犯敲詐勒索罪，司機可尋求刑法方面保護;即使行政處罰后司機繼續將乘客送往目的地，那也只是履行運輸合同的合法的私法行為。行政管理法上的違法已在處罰時做過評價，不再將司機履行合同的行為作行政管理上的違法評價符合“一事不再罰”原則。且黑車司機為政府管理承擔的責任不能擴大到普通民事交易，以至于一律否定其與私主體的民事交易。這不僅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更是對私法自治原則的堅守。即違法是行政法上的事，依真實意思表示而成的私法上的合同依然有效且應該得到保護;4.執法人員無權強制要求乘客停止乘坐黑車，否則構成對乘客出行自由的侵害。

四、結語

總之，平等主體之間就出行達成的協議是任何人不得強加干涉的，公民有權決定自己的自由方式。肯定黑車旅客運輸合同的效力，并非賦予黑車法律上運營的支持更非對黑車無原則的同情泛濫。顯然，黑車大規模存在會對社會管理秩序形成一定沖擊，看到了私法自治的濫用所導致的困境和不正義。只是隨著我國人口日益膨脹，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城鄉結構急劇轉型，城鄉接合部，車站人口密集處公共交通工具的困乏等都給普通人民的出行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在未觸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任何法律行為都有被保護得以實施并捍衛的權利。黑車既然是因政府管制而誕生，也可以因政府的關照而消失(取消或放寬行政許可轉變為合法的營運)。

朱鳳婷

參考文獻：

[1]周煒.違反強制性規定的法律行為效力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7.

[2]高琦云.論我國違反強制性規定合同的效力.黑龍江大學.2011.

法律效力的范圍范文第2篇

關鍵詞：物權法 預告登記 法律性質 法律效力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4-0000-01

預告登記制度的創設，它對于平衡不動產物權變動中多方當事人的利益、保障交易的安全、促使當事人自覺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具的現實意義。

一、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的性質

自從《物權法》確立了預告登記制度以后，理論界就預告登記制度的法律性質就一直有討論。原因是我國關于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法律規定過于粗，導致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預告登記制度。但是基于實踐的需要，理論上對它的研究還在進一步的發展。目前，關于預告登記制度的性質，我國學者主要有一下三種觀點：（1）物權性質的債權：納入預告登記制度中的債權請求權，對后來可能發生的與該債權請求權相沖突的不動產物權處分行為具有排他的效力，其實也是債權物權化的表現。（2）介于債權和物權之間：這種觀點認為，預告登記之后的債權請求權是一種準物權，其介于債權和物權之間。（3）請求權保全性質：王澤鑒認為：“關于其法律性質，究為一種物權，或僅為一種債權保全的手段，甚有爭論。預告登記介于債權與物權之間，兼具二者的性質，在現行法上為其定性，實有困難，可認為系于土地登記簿上公示，以保全對不動產物權之請求權為目的，具有若干物權效力的制度。”

筆者認為，經過預告登記的物權變動請求權還是一種債權。物權變動請求權是基于雙方當事人的法律行為產生的，權利人雖然有權要求義務人不得將不動產物權轉移給他人，但是并不能阻止義務人再次對該不動產進行物權處分，一旦發生了一房二賣的情形，預告登記制度就可以來保護權利人的債權請求權，經預告登記后的債權請求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是債權物權化的一種具體表現。

二、預告登記制度在實踐中的缺失

從預告登記的實踐操作反饋來看，現行的預告登記制度法律法規仍然存在缺位，配套規定不完善。

1、預告登記機關混亂

我國《物權法》第10條規定：“不動產登記，由不動產所在地的登記機構辦理。國家對不動產施行統一登記制度。統一登記的范圍、登記機構和登記辦法，由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登記機關的不統一既不利于當事人進行登記確權，又不適應我國經濟建設的需求，實現商品的最大化流通以便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和不動產交易市場規則的確立。

2、預告登記制度的適用范圍狹窄

《物權法》第二十條對預告登記的范圍、效力和消滅作出了規定，但這些規定比較原則和概括，缺乏可操作性，還要在具體的不動產登記立法中對預告登記的內容進行詳細規定。《物權法》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也并未對“其他不動產”的具體范圍予以界定，更是對房屋及其他不動產買賣以外的物權變更的請求權缺少法律規范。我國不動產預告登記適用范圍的單一、狹窄，不利于從根源上發揮不動產預告登記的功用，限制了預告登記制度維護交易安全的制度價值。

3、預告登記制度的適用法律效力欠缺

預告登記制度的法律效力一般涵蓋：權利保全效力、順位保全效力和破產保護效力。只有賦予預告登記實實在在的效力，才能在實踐中促使預告登記取得實效。《物權法》第二十條規定，預告登記后，未經預告登記的權利人同意，處分該不動產的，不發生物權效力。我國的預告登記制度的法律效力僅限于權利保全，對順位保全效力與破產保護效力均沒有相應的規定。預告登記制度法律效力的欠缺不利于充分發揮保障買受人權益的作用，更不利于維護預告登記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和切實維護交易安全。

三、預告登記制度的規范完善

為切實保護買受人的權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促使我國不動產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充分體現預告登記制度的價值，必須積極完善現行的預告登記制度。

1、針對沒有統一的登記機構的問題，首先要健全不動產登記機關和登記配套實施法規，明確等級范圍，登記機構和登記辦法沒切實做到登記主體和登記依據整齊劃一，要做到于法有據。健全法法規以后就是應當對外統一設置一個登記機構，對外進行登記。目前我國存在大量的土地登記和房屋登記，所以可以先從建立健全房地合一的登記做起。其次，要建立健全物權信息登記制度。《物權法》第19條規定：“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查閱、復制登記資料，登記機關應當提供。”但是具體到查閱的具體程序、查閱范圍，《物權法》沒有做出規定。所以，應建立健全有關不動產信息的數據庫查詢系統，詳細錄入相關不動產信息的基本情況，并規范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自然人的查閱、查詢、復制的范圍、事項及程序，保障交易的安全和信息的透明。

2、預告登記的本質是為了使債權請求權具有排他的效力，可以對抗第三人，因此進行預告登記的合同是優先未進行預告登記的合同的，這樣做可以維護交易安全。所以要是可以擴大預告登記的適用范圍，就可以更好的發揮預告登記的作用。

在實踐中，我們要從以下兩方面來擴大預告登記的適用范圍。一是要積極擴大預告登記所保護的請求權的范圍。實踐中常見的設定抵押權、地上權、不動產租賃、遺產分割請求權以及如建筑工程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優先購買權之請求權等都可以包含在成為預告登記制度的適用范圍之內。二是要擴大預告登記的適用對象。除去不動產，還可以包含特殊的動產，譬如飛機、汽車以及輪船等，實踐中這些特殊的動產因為自身價值比較大，僅僅適用違約責任很難保護債權認的權益，所以可以包含在預告登記制度的范圍之內。

法律效力的范圍范文第3篇

    ■案號 一審:(2011)泰山行初字第 204 號 二審:( 2012)泰行終字第 25 號

    【案情】

    上訴人(原審原告):孟繁金。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泰安市規劃局。

    2010年9月25日泰安市規劃局執法人員接到群眾舉報后,趕到泰安市泰山區青山南村小區孟繁金建房現場進行現場勘驗、詢問、調查取證,發現孟繁金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即在其住宅二層樓上擴建第三層樓房一處,建筑面積50.49平方米,遂依據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10年9月26日作出泰規停決字[2010]第2098號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決定書(以下簡稱停止決定),主要內容為:“責令其停止違法建設行為,并于2010年9月26日到本機關接受處理”,同日向孟繁金送達。后孟繁金并未停工。2010年12月2日泰安市規劃局依據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作出泰規拆決字[2010]第2098號責令限期拆除決定書(以下簡稱拆除決定),主要內容為:“責令于2010年12月10日前自行拆除違法建設”,同日向其留置送達。孟繁金對拆除決定不服,向泰安市人民政府申請復議,泰安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0月9日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了拆除決定。孟繁金于2011年10月24日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停止決定。

    【審判】

    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述事實表明泰安市規劃局在發現孟繁金的建設行為后,即按照城鄉規劃法的程序規定立案調查,及時下達了停止決定,隨后對孟繁金行為的性質和后果進行了審查判斷,最終依法作出了具有實體內容的拆除決定。故停止決定只是整個查處過程中的一個執法環節,是為了防止危害后果進一步擴大所實施的階段性行為,不是最終的處理結果,此時行政處理程序尚未結束,不具有可訴性,故孟繁金的起訴不符合法定條件。據此,一審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4條第1款第(11)項之規定,裁定駁回原告孟繁金的起訴。

    宣判后,孟繁金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一個復雜的行政行為經常體現為一系列行政行為組成的一個行政過程,在作出最終行政處分之前,會有一些預備性、程序性和處于中間階段的階段性行政行為。有一些階段性行政行為雖然表面與普通的可訴行政行為無異,但從其所處的行政過程的整體性來看,其對相對人不產生獨立的、最終的行政法律效力,一般不單獨具有可訴性。本案中孟繁金所起訴的停止決定即是泰安市規劃局所作最終行政行為拆除決定之前的階段性行政行為,不應單獨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如果對作為階段性行政行為的停止決定進行審查,將可能妨礙行政程序的正常發展,使本應正常推進的行政過程中止或中斷,并與行政主體之后或最終的行政行為沖突。本案中泰安市規劃局依據城鄉規劃法等法律法規處理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違法建設行為時,依照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應當按照先作出停止決定然后作出拆除決定的順序進行處理。如果法院對停止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將妨礙行政程序的正常進行即妨礙拆除決定的作出。且如果法院對停止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并作出裁判,該裁判結果也很可能與行政主體其后作出的拆除決定的內容相沖突。二、階段性行政行為往往無獨立的行政法律效力,其暫時性的行政法律效力往往因最終行政行為的作出而被吸收、覆蓋導致失效,這種情況下階段性行政行為無獨立的訴訟利益,不需裁判亦無法執行。本案中停止決定中的“責令停止違法建設行為”的行政法律效力自然被拆除決定“責令于2010年12月10日前自行拆除違法建設”的行政法律效力所吸收、覆蓋,當泰安市規劃局作出拆除決定并送達孟繁金時,拆除決定對孟繁金生效,同時停止決定失效,不再產生法律規制效力,停止決定實際上無獨立的訴訟利益,沒有單獨進行司法審查的必要。三、作為階段性行政行為的停止決定,可以在審查行政主體的最終行政行為時受到審查。孟繁金可以另行起訴拆除決定,停止決定可以也僅應在孟繁金起訴拆除決定一案中成為法院司法審查的對象。孟繁金如果起訴拆除決定,在該案中法院亦有義務對停止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同樣可以達到審查停止決定合法性的訴訟目的。綜上所述,一審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據此,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評析】

    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行政程序的完善,行政主體越來越多地作出由一系列行政行為組成的復雜行政行為,階段性行政行為會越來越多地被訴至法院。但現行行政訴訟法是以“行政行為”概念作為理論原點以確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對于行政過程的理論及應用未予重視,法律及司法解釋對階段性行政行為是否可訴均未作規定,有必要結合本案例對階段性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問題進行分析研究。

    有觀點認為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款第(6)項的規定:“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拆除決定對上訴人生效時,停止決定失效,停止決定對當事人不產生實際影響,因此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其他階段性行政行為亦均可以適用該項規定。筆者認為該觀點不可取,理由如下:一、停止決定對當事人并非不產生實際影響,在拆除決定生效之前其當然地具有約束相對人停止違法建設行為的行政法律效力。雖然拆除決定生效時停止決定失效,但此時停止決定最終的失效并不能否定其在被作出至失效期間的行政法律效力,亦不能否認在此期間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其他階段性行政行為也會對相對人在一定期間產生一定的實際影響。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款第(6)項的規定是將“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完全排除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外。停止決定這類階段性行政行為雖然不能單獨地作為訴訟標的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但由于其在被作出至效力被吸收期間發生了行政法律效力,對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了實際影響,因此其可以也應當在當事人起訴最終行政行為如拆除決定案中成為法院司法審查的對象,而不是完全排除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審查范圍之外。本案例不能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款第(6)項之規定以駁回起訴。

    如前所述,階段性行政行為一般不單獨具有可訴性,但是否可以得出結論:所有的階段性行政行為均不單獨具有可訴性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有一部分階段性行政行為也可以單獨起訴。比如本案中若泰安市規劃局作出并向孟繁金送達停止決定后,在合理的期限內未再進行最終的處理,即未再作出拆除決定。這種情況下停止決定中泰安市規劃局“責令停止違法建設行為”的意思表示發生獨立的行政法律效力,孟繁金會因停止決定的行政法律效力而不能繼續建設。若孟繁金認為其有權繼續建設,停止決定侵害了其權益,此時應認為停止決定單獨地具有可訴性。因為孟繁金的權益受到停止決定的限制性影響,在其他可訴性要件均具備的情況下,泰安市規劃局作出停止決定的行為符合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起訴條件,可以單獨起訴。再比如若泰安市規劃局作出的停止決定中不僅包括責令停止違法建設行為的內容,還包括繳納罰款若干的內容,則即既使其后已經作出拆除決定,亦應認為停止決定可以單獨起訴,因為停止決定雖為階段性行政行為,但其中包含了罰款等不因最終行政行為即拆除決定而失效的單獨可訴的內容。

    有必要對階段性行政行為的可訴性要件進行歸納,筆者認為基于階段性行政行為的特點,其可訴性要件主要有以下兩點:

    要件一:不妨礙行政主體作出最終行政行為的正常程序。

    行政主體作出最終行政行為的正常程序如果可能由于對該階段性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而被打亂,此時對階段性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會不必要地妨礙行政主體將要或已經作出的最終行政行為,該階段性行政行為不具可訴性;與此相反,不會打亂行政主體作出最終行政行為的正常程序則成為該階段性行政行為具有可訴性的要件之一。

    要件二:該階段性行政行為具有獨立的行政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的范圍范文第4篇

[關鍵詞]婚前財產 公證 夫妻財產制

中圖分類號D926.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3-0313-01

夫妻財產問題近年以來越來越成為熱點，因為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家庭財產的增加，人們對財產權的意識也在發生著變化，尤其是近年來房產價值的快速增長，使得每對新人在結婚之前都繞不過以房產為中心的家庭財產這一問題。公證的意義，就是讓私人之間的協議約定，通過公證這個法律程序，賦予其公權力的法律效力。

一、概述

（一）婚前財產公證的概念

婚前財產公證就指夫妻或未婚夫妻的雙方，對其婚前的個人財產的范圍、種類及權利義務關系進行界定，也就是說婚前財產公證是通過公證機構依法對夫妻或未婚夫妻的雙方，就各自婚前財產和債務的范圍和權利歸屬問題所達成的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給予證明的活動。在實踐中，從形式上講，婚前財產公證包括兩種：（1）未婚夫妻在結婚登記前達成協議，辦理公證;（2）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達成協議，進行公證。

婚前財產公證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字面意義上理解，就是在結婚前對男女雙方的財產進行公證，明確財產的權利義務關系，且將這種關系從婚后的財產關系中區別出來，并使這種區別具有法律效力。

（二）婚前財產公證的意義

根據我國婚姻法律的相關規定，在婚姻家庭中，存在兩種財產制度，即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且約定優先，但約定財產制應以書面形式進行，婚前未約定的均采用法定財產制。正因為不同財產制的合法存在，由此對婚前財產的區別就顯得更加重要且具有意義。

由于法律規定，對于婚后共同財產，夫妻具有平等且相同的權利。而對于婚前財產，卻在法律上歸為個人財產，其權利也歸屬于個人。由于當今社會中離婚率不斷上升，每一段婚姻的結束，都涉及到家庭財產的權利分配，而對婚前財產的重視，也使得婚前財產權利也面臨著復雜的處置。

二、影響婚前財產公證的因素

（一）思想觀念因素

對我國大多數人來說，婚前財產公證還是一個較為新鮮的事情，甚至很多人從心理上還沒法接受這樣的行為，但事實告訴人們，在婚前進行財產公證有助于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近年來，由于經濟的發展，因婚姻財產引起的糾紛呈上升趨勢，因為大多數的情侶在結婚時，并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因為財產發生糾紛，顧及了眼前的幸福，忽略了將來的麻煩。加之，在婚姻關系中，不管哪一方，一旦提出進行婚前財產公證，都有可能引起對方的抵觸及反感情緒，因為還有不少人沒法理解這種事情。

（二）雙方感情因素

如果兩個人一直保持著戀愛關系，感情也一直很穩定，一起經歷了風風雨雨的變遷，彼此非常尊重，且從浪漫的戀愛，再到即將步入婚姻，對兩個人來說，這些年來感情的積累，卻要在婚前為了財產而分清你我，多少都有點傷害感情，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對未來婚姻生活很有信心，所以婚姻不需要靠辦理婚前財產公證來保障;也有些人可能會礙于情面，而難以開口提出這樣的要求;甚至有些人會覺得，尚未結婚對方就想著離婚而不愿接受婚前財產公證。但不管什么原因，如今的社會，現代人的愛情，都不可否認變得越來越現實。也許可將婚前財產公證理解為失敗愛情的庇護所，但不管怎么說，婚前財產公證面對著情與利的撞擊，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傷害著雙方的感情。

三、完善我國婚前財產公證的建議

（一）順應社會需求，完善公證程序

首先，當前在辦理婚前財產公證的當事人中，再婚者占據多數。作為婚姻過來人，這類人在選擇婚姻時不僅要考慮到感情因素，也要顧慮到自身或其子女的利益，通過公證的形式劃分雙方各自財產，以實現婚姻生活的財產保護。

其次，老年人再婚者是辦理婚前財產公證的主要人群。由于老人再婚涉及多重家利益關系，此時婚前財產公證有抑止家庭紛爭，防止矛盾升級的作用，也可促進社會的穩定。

再次，在選擇婚前財產公證的人中，將結婚的雙方在經濟條件上不對等時，往往經濟條件較差的一方，會通過婚前財產公證來維護自己的名譽和尊嚴;而經濟條件較好的一方，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并非出于金錢目的而結婚。坦然接受婚前財產公證，正表明夫妻感情是建立在純潔的愛情之上。

針對種種情況，作為公證機構，應以服務社會需求、維護法律尊嚴為宗旨，應在進行婚前財產公證中，充分考慮民眾的合理要求，完善公證程序，明確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效果，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二）明確公證作用，強化婚前財產公證的效力

人們選擇公證，就是希望通過公證所賦予的法律效力，來保護自身對婚前財產的權利。因此，公證機構應明確婚前財產公證程序的作用與影響，從而促進公證效力獲得相關機構與單位的認可，通過聯網的婚前財產公證系統，將婚前財產公證向全社會公開，從而強化婚前財產公證的效力。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達，婚前財產公證應面向互聯網，以“互聯網+公證”的思維，使得公證的法律效力不僅及于現實社會，更及于網絡社會，并以網絡數據文件的形式，強化婚前財產公證的效力。婚前財產公證，直接的目的是要獲取一紙公證文書上，在現時社會條件下，公證文書既應起到足夠的法律效力，同時更應能從個人中打印出來，并在合法的場合發揮證明作用，對其具體的作用與功能，應在公證系統中加以明確。

（三）完善公證立法，規范婚前財產公證效力的預防性

就婚前財產公證來說，人們選擇婚前財產公證，很多時候并不是直接需要這種法律效力發揮作用，事實上是通過公證創設一種預防性的法律效力，以防出現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因此，對于婚前財產公證，應進一步完善立法，對婚前財產公證法律效力的運用、影響及形式，進行體系化的規范，并從司法部門、公證機構、公證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角色權限等均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范，并對婚前財產公證的效力發揮上進行制度性的適當限制。

人們選擇婚前財產公證，目的是希望保障婚姻的穩定，防范婚姻破裂造成的利益風險，因此應加強對婚前財產公證的監管，并對其法律效力發揮進行一定的限制，防止婚前財產公證的效力濫用，同是也對婚姻的純潔性提供保護。

四、總結

綜上所述，作為一種新興的法律行為，婚前財產公證的完善，將對我國婚姻法規定的約定財產制起到完善與補充的作用。未來隨著由于婚姻觀念的變遷，婚前財產公證將會在未來的社會婚姻家庭中成為一個趨勢，也是法律更深入的介入婚姻家庭財產保護的體現。在《公證法》、《婚姻法》等法律規范下，婚前財產公證工作既要規范運行，也要不斷提高法律水平;同時，也要建立一支熟悉婚姻家庭關系的高素質婚前財產公證隊伍，以推動婚前財產公證的發展，適應社會對婚前財產公證的期待，從而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夫妻財產制，更好的規范婚姻中的財產關系。

參考文獻

[1] 徐美慧.尷尬的婚前財產公證――淺談婚前財產公證對婚姻的影響.法制博覽，2016.14.

法律效力的范圍范文第5篇

關鍵詞:仲裁協議;法律效力;法律適用

中圖分類號:D915.3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14(C)-0233-01

一、仲裁協議的有效性

任何法律效力,其核心都是有關法律規范對相關主體的約束力,仲裁協議也不例外。仲裁協議的有效性是指,對當事人、仲裁庭或仲裁機構、法院等相關主體產生如下的法律效力:

(一)對當事人的法律效力。仲裁協議一經依法成立,對當事人直接產生了法律效力。當事人因此喪失了就仲裁協議約定的事項向法院提訟的權利,承擔了不向法院的義務。如果仲裁協議的一方當事人違背了這一義務而就仲裁協議約定范圍內的爭議事項向法院提起了訴訟,另一方當事人就有權依據仲裁協議要求法院終止司法訴訟程序,把爭議發還仲裁機構或仲裁庭審理。這樣,就從法律上保證了當事人之間約定的仲裁事項在協商時只能通過仲裁方式解決,使得當事人不訴諸法院解決爭議的本來愿望得以實現。

(二)對仲裁庭或仲裁機構的法律效力。有效的仲裁協議是仲裁庭或仲裁機構受理爭議案件的基礎。如果不存在仲裁協議,或仲裁協議無效,則仲裁庭或仲裁機構無權審理該爭議。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基于不存在一項有效的仲裁協議的理由對有關仲裁庭或仲裁機構的管轄權提出異議。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協議是仲裁庭對特定爭議事項取得管轄權的最主要的依據。

(三)對法院的法律效力。各國的仲裁立法都承認仲裁協議具有排除法院司法管轄的效力。如果當事人已就特定爭議事項訂有仲裁協議,法院則不應受理此宗爭議案。1986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027條規定:“法院受理訴訟案件,而當事人對訴訟中的爭議訂有仲裁協議時,如果被告出示仲裁協議,法院應以為不合法而駁回之。”1958年《紐約公約》第2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就訴訟事項訂有本條所稱之協定者,締約國法院受理訴訟時應依當事人一方之請求,命當事人提交仲裁,但前述協定經法院認定無效、失效或不能實行者不在此限。”

二、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含義及解決的問題

關于國際商事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含義,按照一些權威學者的解釋:“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是指支配與仲裁協議有關的實體問題應當適用的法律。此項法律適用于仲裁協議的解釋、仲裁協議的有效性、無效及其解除等問題,以及與執行仲裁裁決有關的上述類似問題。此外,某一爭議是否屬于仲裁協議的范圍,也受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的支配。”

作者認為,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的中心問題是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問題。適用哪一個國家的法律對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作出認定,直接關系到依據仲裁協議作出的仲裁裁決的效力。在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上,各國法律對仲裁協議的效力的規定又有很大的差距。如前文所述,在有些國家和地區,只要當事人表達了通過仲裁解決爭議的意思,即便仲裁協議中的仲裁機構約定不明確,或者這樣的機構并不存在,法律仍然認定該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和可實施性。英國上訴法院于1969年審理的Hobbs Padgett & Co (Reinsurance) Ltd. v. J. C. Kirkland and Kirkland一案中,仲裁協議只有“適當仲裁”的字眼,法院就認定該仲裁協議是有效的。法院的解釋是:“適當仲裁條款”的含義是:雙方當事人已經同意,本合同項下產生的任何爭議,包括對合同含義的爭議,均應提交仲裁而不是法院解決。可見,在英國,如果國際商事仲裁協議中表明了通過仲裁解決爭議的意思和仲裁地點,這樣的仲裁協議就是有效的。但在另一些國家,法律對仲裁協議的實質要件作出比較具體的規定。例如,《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第809條規定:“仲裁協議和仲裁條款必須指定仲裁員,或者至少說明仲裁庭人數和指定仲裁員的方法。”其他一些國家的仲裁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果按照后者的規定,上述英國案例中的仲裁條款是無效的,將會導致法院擁有管轄權的直接后果。當然,該案涉及的是兩個英國公司之間的爭議,當事人只要表達了通過仲裁解決爭議的意思,其他問題可以通過適用英國仲裁法得以解決。如果該案涉及國際仲裁的話,后果應當另有別論了。

正是由于各國法律對仲裁協議有效條件的規定不同,在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情況下,通過哪一個國家的法律對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作出認定,是仲裁協議適用法律所解決的最為重要的問題。

綜上所述,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一般為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法律。如無此項選擇,則應適用仲裁地的法律。此外,如果依據仲裁協議做出的仲裁裁決需要到外國去執行,該執行地法院也有權依據其法律對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作出認定。

作者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作者簡介:陳慶吉,男,東北大學文法學院法學09級國際法專業研究生

參考文獻:

[1]劉景一,《涉外仲裁實務與案例評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頁.

[2]施米托夫著,趙秀文譯:《國際貿易法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674頁.

[3]鄧杰,《倫敦海事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