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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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英文范文第1篇

>> 夏威夷：為何在“天堂”里流浪 夏威夷讓流浪漢活在“天堂” 我要去天堂夏威夷 悠悠天堂 夏威夷 去夏威夷邂逅夢中的天堂 夏威夷 夏威夷：“天堂”般的留學生活 夏威夷\關島\塞班 海風吹到最藍的天堂 天堂何在 夏威夷的椰樹為何不結果 夏威夷的椰樹為何不結果? 夏威夷 冬季里的熱帶假期 “天堂”里的故事 天堂在背囊里 蟠桃里的天堂 天堂里的孩子 天堂里的導盲犬 天堂里的爸爸 天堂里的巨人 天堂里的死訊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藝術 > 夏威夷:為何在“天堂”里流浪 夏威夷:為何在“天堂”里流浪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杜白羽")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2015年8月27日，一名流浪漢坐在夏威夷火奴魯魯阿拉莫納海灘公園沙灘上

關于夏威夷，馬克?吐溫曾說過：即使逝去，也不過是在天堂里睡著了。

夏威夷物價和房價都高，在美國排行榜上列第三，僅次于紐約州的曼哈頓和布魯克林區;這里的物業賬單是美國本土的3倍多。人們戲言，這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代價。

然而，在這個“天堂”里，隨處可見無家可歸者。你見或不見，他們總在那里。眼見難過，心中疑惑。

只要上街，就會大開眼界。十字路口的連帽衫青年，20歲左右，四肢健全，卻舉著牌子要飯：“我很餓，無家可歸，求幫助”;散發著酸臭味的老漢在公交車站旁，被人拿噴水槍驅趕，他賴著不肯離去，罵罵咧咧;站在馬路中央罵街的潑婦穿著內褲，在警車來后大義凜然地抬頭背手，對警察撩起上衣后，做出舉起雙手準備戴手銬的慣性動作;從垃圾桶里找食吃的殘疾老人，雙腿失足處潰爛淤紫，令人不忍直視……流浪漢就算了，殘障人也沒人管嗎？ 人道和人權，在天堂里，似乎沒有兌現。

中國城“被攻陷”

中國城就在檀香山市中心，如今卻已被無家可歸的人群“攻陷”，街道轉角處酸臭入鼻，流浪漢集中。三五一群，七零八落，從中年到老年，男女都有。他們或坐或躺或搖擺，囈語的，交談的，各種各樣的都有。不少人身旁都有一個超市購物車，里面裝滿了破衣破鞋等全部家當。

在“中國城”三字橫匾下，本刊記者看到，一個上身蓬頭垢面的流浪漢，將橫匾下方作為臨時駐扎地。青瓦白屏上用紅字寫著中英文：“為了所有來中國城工作和生活的人們”，好不諷刺。

成為無家可歸者的家，是因為中國城里設有善堂，常有人做慈善，不時給他們派送些衣物和食品。本刊記者曾見過二三十個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道的轉角處排長隊、領食物。

夏威夷的無家可歸率在全美“屈指可數”。盡管失業率低于5%，但昂貴的房價甚至讓不少工薪階層無家可歸。檀香山市是美國房租最高的地區之一，兩室商品房的房租每月1800多美元。

根據夏威夷大學2013年報告數據顯示，夏威夷各島流浪人數為13639人，州府檀香山所在的歐胡島有9526人。其中，58%的流浪者在夏威夷生活了10年或更長，76%在積極尋找就業機會。

無家可歸，那么就露宿街頭吧。看看星空，吹吹海風，也算活在天堂。為什么“天堂”里流浪者多？

美國東西方中心負責慈善項目的王培培告訴《t望東方周刊》，夏威夷氣候宜人，凍不死人，“有的流浪漢是從美國本土各州買單程機票來的，有的是政府空運他們過來的。加上游客多，施舍機會多，總歸餓不死”。原來，度假“天堂”夏威夷，不只是你我心向往之，也是破產者攢錢買機票的終極目的地。

除了中國城外，還有不少無家可歸者被集中安置在當年關押日本二戰戰犯的桑德島所建的住房過渡中心。

旅游業不要面子嗎

沙灘落日下，旅游區威基基海濱（waikiki beach）的人行道上，神志不清的長胡須老大爺在熙熙攘攘的路口手舞足蹈，這讓一些初到此地的旅行者，頓時緊張起來。當地媒體報道稱，不少來自亞洲國家的游客抱怨假期被臟兮兮的流浪者影響了心情，表示“不愿意再來”。

作為全球聞名的度假勝地，流浪者嚴重影響了城市形象，城市管理者一直袖手旁觀嗎？專項政策和資金呢？

2014年12月2日，檀香山市長柯克?卡德維爾簽署一項禁令，禁止無家可歸者在早5點至晚22點在最繁華的街道逗留。違反規定者將被罰款1000美元和拘留30天。然而，露宿的禁令讓無家可歸者流動性更大，社會服務機構更難找到他們。本刊記者發現，還有不少無家可歸者睡在機場。

自2013年以來，美國有將近13%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根據處理無家可歸及貧困事務的國家法律中心的信息，有越來越多的法律禁止在公共場所露營、以車為家、乞討、游蕩。

過去兩年時間里，美國有20多個城市認定，在公共場所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物為非法行為。國家流浪者聯合會主管杰里?瓊斯稱，這樣的法律只會產生反作用。

街邊露宿非法，酒店業人士擔心這會影響旅游景區的形象和吸引力。而出臺法律禁止睡在路邊，卻是有違早期夏威夷王國的文化傳統，卡美哈梅哈國王在任時曾鼓勵島民，“可隨意躺在街邊，不要怕受傷害”。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無家可歸的人數也急劇上升。美國全國終止無家可歸聯盟公布的報告指出，2011年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為63.6萬人，其中紐約就有4.3萬多名無家可歸者，創下歷史新高。

其實，在美國，蓬頭垢面蜷縮在街頭的典型流浪者僅占總流浪人數的20%，大多數無家可歸者是屬于買不起房，或者無法支付房租的人，其中還有幾十萬是拖家帶口的。

檀香山市政廳會議上的引用數據是，“70%無家可歸的人有工作”。

回不去的比基尼島

美國記者凱斯告訴本刊記者，“其實，一半以上的流浪漢不是美國人。”

不是美國人？那是誰？是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島民。 2015年8月27日，夏威夷火奴魯魯，當地社會服務機構為無家可歸的人準備的居住地

凱斯介紹，當年美國和密克羅尼西亞一些島國簽訂協約（COFA），為促進這些島國自治和經濟發展以達到自給自足，給予他們在美國居住、工作和學習的權利。“但他們需要繳納當地、所在州和聯邦的稅，且需要服兵役。”

這些島民向夏威夷涌來。他們失去家園，又在異鄉失魂落魄。碧海金沙上的美女比基尼，和他們無關。其實，兩者曾鮮為人知地緊密相關。

比基尼，意為椰樹之地。比基尼環礁位于馬紹爾群島北端，由23個小島環繞著一個面積達594.1平方公里的湖組成。

美國從1946年到1958年在比基尼環礁進行了23次核試驗。1954年3月1日在比基尼島礁上的“城堡Bravo行動”，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氫彈核試驗，產生的高達1500萬噸爆炸當量，比當年投向廣島的原子彈威力大1000多倍。

比基尼泳裝與那次核試有關嗎？沒錯。與當年核爆同時，時裝界發明了一款和女士內衣相差無幾的泳衣，暴露程度完全突破了當時人們的傳統思想底線。發明者認為其影響力無異于一次核爆，故跟隨比基尼島礁取名泳衣為比基尼。

從1946到1958年，美軍在馬紹爾群島共試爆了67枚核彈和氫彈，6座島嶼“消失”，上百人受到輻射。40年后，許多島至今仍荒蕪人煙，核爆受害者流離失所。

“家園被用作軍事基地，將我們置身于沒有經濟來源和住房的土地”、“（美）軍隊把我帶到新澤西州，但我不會說英語，我的家人在這，所以我來夏威夷找他們”，“沒工作，也回不了家”……密克羅尼西亞島民流浪者說。

日本二戰戰敗后，密克羅尼西亞被美國接管， 包括關島、塞班、馬歇爾島等11地行政上屬于美國的“太平洋托管地”，成為華盛頓加強太平洋地區實力和優勢的棋子，和美國軍事活動的重要領域。

在夏威夷通過的《無核和獨立的太平洋人民》中說，西方殖民者從事的這場戰略，沒有贏家、也沒有被解放者、傷害所有人類生存。“太平洋島嶼是我們的家，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們拒絕被濫用和無視。”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管家》；融合；女性生存；人與自然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268（2016）02014305

一、引言

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美國作家之一”[1]。她的處女作《管家》獲得了海明威筆會最佳小說處女作獎，并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獎提名。2003年，該小說入選為Guardian Unlimited選出的“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部小說”名單，并被《時代》雜志評選為“19232005百部最佳英文小說”之一。在耶魯大學英文系《1945年后的美國小說》課程中，《管家》與納博科夫、莫里森、品欽等人的作品一道被列為必讀書目。無疑，《管家》在當代美國文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已成為一部“現代經典”[1]。

《管家》是一部由女性作家創作的以女性為主的小說。書中很多細節都體現了女性對傳統和父權制壓迫的反抗。正如凱維拉（Kaivola）指出的，“瑪麗蓮?羅賓遜的《管家》被近來的女權主義批評家挖掘，挖掘得淋漓盡致，這些批評家對探究當代女作家如何顛覆和重塑壓迫女性的現存文化觀念、結構和意識形態充滿興趣”[2]。女權主義運動發展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提出了“女性書寫”這一概念。女性書寫理論批判了父權文化對女性的壓抑和消音，號召女性言說身體和欲望。然而，將《管家》僅限定為反對父權制壓迫、爭取女性主體意識的女權主義著作略顯狹隘。當我們跳出這樣的預設，細讀作品便不難發現，《管家》雖不是宏大敘事，卻包羅了很多一直被人們思考和探索的大問題。羅賓遜在她散文詩般優美的文字中，呈現的不僅是她對女性生存問題的探究，更有她對人與自然如何和諧相處的思考。而她的這些思考主要通過“融合”這一核心主題來體現。現有的評論對該核心主題少有提及，相關研究成果更是少見，因此有必要就這一主題進行深入探討。

二、物質層面的融合

《管家》中羅賓遜對物質層面的描寫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邊界”或“界限”的消融。在她描述的世界里，自然界中物與物之間、大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邊界線都是模糊和動態的。羅賓遜巧妙地運用水和黑暗兩種媒介，弱化和模糊各種邊界。作為小說主要意象的芬格波恩湖，從一開始就和周遭的事物，如山脈之間沒有明顯界限。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在露西爾搬出去和家政老師居住之后，有一晚露絲和姨媽西爾維流浪歸來，在芬格波恩湖上坐小船飄蕩，露絲感覺到湖水與空氣的融合。她說：“如果我跨一步出去，我的腳會落在哪里呢？畢竟，水幾乎是虛無的。它除了有發洪水、傾覆和淹沒的傾向之外，它和空氣之間的差別讓人懷疑，即便這樣的差異也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3]164這樣的一種認識在之后露絲回憶起其外祖母的時候又出現了，“就好像淹沒在空氣中一樣，她躍向蒼穹”[3]164。露絲用了淹沒（drown）這個形容水的特性的詞來描述空氣。同樣的，在西爾維的認識里，物與物之間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她在水中行走就仿佛在陸地上行走一般，“她走到岸邊，站著遠眺的橋片刻，然后她小心地，一步一步，走向湖中”[3]81。“它（《管家》）描繪的自然物質都處在一種轉換變化的狀態中”[4]，正是水的存在使自然界中的物體沒有那么固定，而是具有水一般的流動性，沒有固定邊界。自然界中物物之間的融合使羅賓遜筆下的自然界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整體，物物之間不是對抗，而是和諧共存。這樣的描繪不僅讓讀者感受到了自然的和諧之美，更是與小說描繪的人類社會形成了反差，因為后者充滿了對抗和排斥。

水不僅消融了自然界中物與物之間的界限，而且還消融了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的界限，使自然和人類社會完美融合。在《管家》中，羅賓遜不止一次地描繪了水涌入福斯特家各個角落的場景，屋里和屋外的界限消失，房子和外界融為一體。“《管家》采用了愛默生最強大的意象，水的流動和包容的特性”[5]，使房屋的邊緣伸入廣闊的自然之中，并與自然相融合。除了水之外，羅賓遜還使用黑暗這一媒介來消除里與外、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界限。流浪者西爾維厭惡像電燈這樣的一切人工的東西，因此她們的晚餐時光都是在黑暗中度過的：“我們面對著窗坐著，一邊吃飯，一邊聽蟋蟀和夜貓子的叫聲。”[3]86黑暗讓屋子和曠野融為一體，還讓人類和野生動物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露絲和露西爾在野外度過的一晚，讓他們經歷了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界限的消融。黑夜里各種動物來到離她們僅幾英尺遠的地方，跨越了人類意識中人和其他生物之間的界限。在羅賓遜的視野中，人和動物僅僅只是自然界中的生物而已，這也打破了長久以來的人類中心論、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觀念和認識。

事實上，小說中還有很多細節體現了自然與人類社會的融合狀態。習慣流浪生活的西爾維不懂得傳統概念里持家的真正涵義，也無法區分公共和私人空間。在代表公共空間和社交場所的會客廳和門廊處，西爾維堆滿了各種瓶瓶罐罐和廢紙。因此，“在《管家》中，從房子的外觀組織上我們看到公共和私人的匯合”[6]107。不僅如此，她還將房子和果園連接起來，把自然界中的各種生物邀請進家里，房子已不僅僅是人類的避難所。西爾維的房間“充滿了綠草、泥土、花朵和水果的味道，以及蜜蜂的嗡嗡聲”[3]89。“食品間里有蟋蟀，屋檐下住著松鼠，閣樓里住著喜鵲”[3]99，燕子“開始在二樓定居”，“貓的數量達13、14只”[3]181。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里和外、自然和社會空間之間界限的混淆”[6]107。房子儼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各種生物可以在同一屋檐下共存。羅賓遜對細節的描述細致入微。當描述房子角落里的落葉時，她提到樹葉中夾雜著的一些小紙片，有些小紙片上還寫著“我想你”等字詞。代表人類文化的語言文字和大自然中的樹葉融合在一起，“語言和樹葉在屋子角落的相遇象征宇宙中的各種力量匯聚到了一起”此處引文來自耶魯大學Amy Hungerford教授在其《1945年以來的美國小說》課堂上對瑪麗蓮?羅賓遜的《管家》的評論（參見http：//oyc.yale.edu/english/engl291/lecture15）。。

另一個自然與人類社會美妙融合的例子便是外祖父的字典。在每個字母類別下，他放著以該字母開頭的植物的花瓣。比如，在字母P這一欄下，露絲找到了五片干了的三色紫羅蘭（pansy），而在字母R這欄下，她發現了玫瑰（rose）花瓣。自然和人文就是這樣被巧妙、優雅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羅賓遜的筆下，無論是自然界中的物與物之間，還是自然和人類社會之間，處處體現著一種融合的狀態。這樣的融合可以作兩方面的解讀。一方面，羅賓遜通過展現自然界中萬物不分彼此、和諧相融的狀態，揭示了自然的寬容、和諧與美好，激發人們對自然的熱愛和對人類社會的反思。羅賓遜的不少文章里都透露了她對自然和曠野的熱愛。在《放棄曠野》一文中，她強烈譴責了美國建核實驗室并將放射性垃圾丟棄于中西部的行為。她說：“事實上，我從東部的一所大學里開始寫作，部分原因是我希望那兒的朋友能夠明白那些令人生畏的、邊緣的，沒有人口和歷史的，沒有他們認可的文化的地方是那么豐富和充滿力量。”[7]另一方面，自然與人類社會的融合，尤其是作為人類文明和家庭生活象征的房子與自然的融合，使傳統意義上家的概念得以延伸。羅賓遜“破壞了家庭的定義和規則，創造了一個沒有邊界的家”[8]。家不再是人類與外界隔離開來的保護罩，或是象征某種約束、壓迫，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在這樣的家中可以和萬物和諧共存。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呼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也表達了作者對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美好希冀。

三、精神層面的融合

在《管家》中，除了物質層面上顯現的融合之外，精神層面也顯現出融合狀態。這里的精神主要指人尤其是女性的主體性。在這部女性小說中，雖然出現了不少女性角色，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女性主體性，即蓋伊（Geyh）所謂的定居（settled）主體性和流浪（transient）主體性[6]105，而林迪克維斯特（Lindqvist）則將它們概括為固態（solid）的和流動（fluid）的兩類[9]。無論是哪種命名，它們實際上指的就是傳統的居家女性主體性（定居、固態的）和非傳統的漂泊女性主體性（流浪、流動的）。在《管家》中，前者的代表是家政老師，后者的代表則為西爾維。事實上，除了露絲一直跟隨姨媽西爾維獲得了漂泊的女性主體性外，小說中出現的其他女性均屬于前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非常直白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不是生理、心理或經濟命運決定了女性在社會中展現出來的樣子，而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制造了這樣的生物。”[10]或者說，是父權制社會根據男性的需求創造了傳統的居家女性。美國一直以自由國家自詡，事實上，那里的很多地方依舊是保守和傳統的。《管家》中出現的芬格波恩小鎮便是這樣的一個社區，它拒絕差異，“不能容忍任何程度的‘他者’”[11]。因此在這樣一幅充滿各種女性的畫面中，除了非傳統的西爾維和露絲之外，其他人都沒有清晰的輪廓，是模糊的。鄰居主婦們在露絲的敘述下都以“某人”代替，或者被稱為“一個”、“另一個”，沒有具體的名字。當然這有可能是敘述者露絲不知道她們的名字，也有可能是羅賓遜采用了“無名女人”“無名女人”是湯亭亭《女勇士》中第一章的標題。在該章節，一個違背中國傳統道德的女性的名字被剝奪了，以示對其的批判和討伐。這里，羅賓遜似乎也通過這樣的手法進行批判。不同的是她批判的不是這些女性本身，而是造就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力量。這樣一種敘事技巧，刻意沒有區分她們，從而批判父權制壓迫下的女性就像是模子里刻出來的一般，失去了原本的獨特個性。在學校教育和鎮上其他婦女的影響下，露西爾開始涂指甲、做裙子，依據傳統女性準則來生活。當露絲和西爾維再次見到已搬出去的露西爾時，“穿得和其他人一樣，運動衫、運動褲和褲管卷起的牛仔褲，當她從背后看著我們的時候，她兩手插在臀部的口袋里”[3]173。穿著上的趨同昭示著思想意識上的同化，露西爾已成為她們當中的一員，是又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合格女性。

傳統勢力對個性的扼殺在露西爾身上可見一斑。然而，羅賓遜批判傳統女性主體性中個性的被磨滅最突出的例子要數她對姨奶奶莉莉和諾娜的描述了。莉莉和諾娜一輩子都嚴格按照傳統的社會習俗生活，沒有任何個性可言，“莉莉和諾娜都有著淡藍色的頭發，穿著黑色的大衣，翻領精致的圖案上有亮閃閃的黑色開口。她們厚重的身體從臀部往上前傾，胳膊和膝蓋臃腫”[3]29。兩人不僅外表一致，而且還有相同的愛好、疾病，甚至連聲音都無法區分。這并不完全指她們音質一樣，而更多的是指她們相同的思維。露絲在敘述她們的對話的時候又一次只能以“一個”、“另一個”指代。當露絲沒有用“一個”和“另一個”記錄她們對話的時候，讀者是無法區分這是一場對話還是獨白[3]36：

你看，我們不能出去找你們。

我們怎么找你們呢？

我們也許會迷路，或是摔倒在路上。

這兒的風太糟糕了，且路上也沒有路燈。他們從來不在路上撒上沙子。

狗沒有被拴住。

且天寒地凍。

我們兩個會被凍死的。即便在家里都感覺要被凍死了。

盡管提到諾娜和莉莉的時候，羅賓遜用的都是復數代詞“她們”，讀者依然很難辨認出這是兩個不同個體，因為人的個體性已被磨滅殆盡。

通過精神層面的兩種融合，羅賓遜批判了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保守、傳統的小鎮一方面極力維護傳統的女性角色和地位，女性仿佛是既定模子鑄造出來的，缺乏個性；另一方面，小鎮排斥非傳統女性，各種力量的干涉使得過流浪者般生活的西爾維和露絲不得不棄家而逃，開始流浪、漂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羅賓遜在批判傳統的女性主體性的時候，并沒有支持后者，即流浪者主體性。實際上，這一點無論是從羅賓遜選擇敘述者的名字還是從小說的結尾都可以看得出來。細心的讀者看到小說敘述者的名字露絲（Ruth），就很容易聯想起《圣經》中的《露絲之書》（The Book of Ruth）。在這個故事中，露絲面臨的真正問題是跟隨哪一位？而《管家》中的露絲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羅賓遜在接受采訪時指出，盡管寫作之初她無意比擬《露絲之書》的創作，然而事后她本人也驚訝地發現《管家》確實為《露絲之書》的一個類比故事。 在她看來，圣經故事中的露絲所作的決定是很激進的，“你去哪兒，我也去哪兒；你的人民便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12]2。《管家》中露絲選擇跟隨姨媽西爾維也是一個激進的選擇，因為這意味著她接受了西爾維的生存模式，而非大眾的生存模式。正如羅賓遜自己評論的那樣：“當她跟隨西爾維，那么她從一個文明走向了另一個文明。”[12]2

另一方面，在小說的結尾處，敘述者露絲想象了兩種露西爾的生活場景：一種是在原來的那個家里，露西爾在廚房，逗著懷里可愛的女兒；一種是在大城市波士頓，衣著華麗的露西爾在餐館等待朋友。這兩個場景都透露著露絲對傳統生活的懷念之情。羅賓遜以這樣的想象結束小說，似乎在提醒讀者，盡管我們反對傳統的女性角色，但流浪者的女性角色并不是那些反對傳統束縛、尋求女性解放的女性們的理想出路。羅賓遜無意于評價兩種角色孰優孰劣，“當我寫作的時候我一般不制造對立。當沖突出現的時候，我盡量讓雙方平等”[12]4。似乎在她看來這兩種角色只是現實的兩種形式[12]1。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感覺到，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激進女權運動作了回應。生長、生活于愛荷華州的羅賓遜雖然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但還是較為傳統和保守的。

羅賓遜鐘愛19世紀美國的偉大作家，如愛默生、梭羅、梅爾維爾、狄金森等，她的創作受到了這些作家的很大影響[13]。盡管風格不同，他們都提出了事關人類生存的嚴肅問題，并引發人們的探討和爭論，這些問題往往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所以“他們甚至會提出一個理解模式然后又摧毀它”[12]3。然而在羅賓遜看來，19世紀的這些作家提出的問題在20世紀大家普遍熱衷于流行文化的社會中被冷落和忘卻了，“從一定程度上講，在寫《管家》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努力參與他們曾經持續過的而我認為現在已經被拋下的對話”[12]1。即她要繼續的對話內容之一就是女性的生存問題。那么，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她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她也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發展到現在，沒有誰能給女性指出一條康莊大道。

四、結語

謝有順先生在談及中國文學現狀時曾指出，現在的很多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熱衷虛構，他們已經習慣了用頭腦和閱讀經驗寫作，也只記得自己有頭腦，沒想到自己有心腸，有眼睛、鼻子、耳朵、舌頭”[14]。他將以個人經驗為中心的、私人的、自我的、內向的和瑣碎的書寫喻為密室寫作；而將與之相對的書寫比喻為曠野寫作。當代美國作家羅賓遜的小說《管家》，正是體現了這樣一種“曠野寫作”思想，且“融合”主題貫穿全書。書中呈現出來的物質層面的融合是積極的、褒義的，而精神層面的融合又是否定的、貶義的。兩個層面的融合并不是一種沖突和矛盾，而是事物呈現的真實狀態。正是融合這一主題使小說擺脫了關注身體、關注自我經驗的狹隘女性書寫桎梏，展現了一個更廣大的世界。物質層面的融合使家這一核心概念的意義得以延伸，不僅展示了自然的包容，更體現了作者渴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生態思想。從精神層面的融合可以看出，作者肯定對差異的尊重和對個性的追求，否定抹殺差異的成規陋習。通過融合這一主題，小說向我們展示了作家對人與自然相處、對女性生存問題的思考和探索，讓讀者看到作家感官視野和靈魂視野上的廣闊。從這個意義上講，《管家》值得中國讀者給予更多的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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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OBINSON M， HEDRICK T. On Influence and Appropriation[J]. The Iowa Review，1992（1）.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3篇

這就是藝術區難逃的宿命：在開始階段，它名副其實，是社會審美和思想動態的標桿;慢慢地它被鳩占鵲巢，成了反思藝術與商業的關系的標本。

7月底去北京798，本意當然是去找藝術家，但找到的只有藝術品經紀人，想感受藝術，但感受到的主要是價格。藝術家已經出局，有的已經離開，有的轉移到了租金稍低的周邊。 北京798，它一開始就是以資本的角色出現的

國內許多城市的藝術區，都面臨相同的命運：物理層面依舊存在，精神層面早已虛無。 藝術區素描

7月中旬，我在宋莊見到了藝術家老吳（姑隱其名），統計數字說宋莊有5000多名藝術家，但老吳在此生活多年，他認為應該有好幾萬名。

對主流社會而言，這是神秘的。由于對平庸生活的過敏，藝術家一般被認作是不合群的人，但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這些人卻自覺聚集起來，在各大城市邊緣地帶形成了一個個藝術區，以群居的形態存在著。

一大批獨立、敏感、有表現力和創造力的社會“另類”，扎堆一處形成一個精神共同體（表面如此），這是怎樣的一種氛圍？正是這種神秘感，調動了社會大眾的窺視欲，這是798這樣的藝術區游客如織的心理條件。

是游客，而不是自覺尋求藝術滋養的求知者，至少大部分不是。人們去798和去南鑼鼓巷，在心理訴求上沒有本質的區別，游客需要的不是一種精神上的啟發，而是一張“到此一游”的照片。比如在798，各個入口處寫著“798”的招牌下是人們爭相留影的“圣地”。

很多藝術區，其實已經變成“藝術區遺址”，但它們依然是城市里“逼格”最高的地方，人們仍然將其作為自豪感來源之一。

今年1月到上海，當地朋友推薦我去田子坊，到了之后發現，餐廳、咖啡館和工藝品商店是其中的主角，這里最適合用餐和談戀愛。田子坊也曾是藝術家自發聚集形成的藝術區，起始于1998年畫家陳逸飛在此租用閑置廠房建立工作室。

不管怎樣，商業對藝術這一旗號的需要，本身不是壞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社會審美能力和物質承受能力的提高。在798的一家畫廊，一名藝術品經紀人告訴我，因為供應充足，藝術品已經平民化，一幅畫作原件，低端的只需要幾千元甚至幾百元，一般家庭都可以承受，因此它某種意義上已經成了家裝行業的一部分。

然而商業與藝術無論如何相互滲透，仍然抹不去兩者之間基因上的排斥。商業最強大的能量就是推高地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制造以喧囂為外在特點的繁榮，而這些都會趕走藝術家。

從經濟關系上開始思考，就能慢慢指向藝術區的社會性起點。 精神流浪者的“收容所”

從被組織的程度上看，藝術家分兩類：體制內藝術家和自由藝術家。自發聚集而形成藝術區的，絕大部分是后者。

在藝術完全服務于政治需要的時代里，基本不存在自由藝術家，他們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工業化進程中，和農民工、個體戶一起登上歷史舞臺的。

國內外的知名藝術區，一般都脫胎于城市里廢棄的廠房，或者郊區的村莊。從群體特性上看，藝術家的天賦讓他們總能“變廢為寶”，同時再前衛的藝術家在生活空間上大多都對老舊和傳統有解不開的熱衷―社會疊加在自然之上，而藝術家的價值在于創造一種新的生態，疊加于社會之上。

物質原因則更具有解釋力―因為藝術家大部分都很窮。無論是北京的798、草場地、宋莊、上苑、酒廠，還是上海的莫干山、田子坊，廣州的小洲村，深圳的大芬村，成都的藍頂，重慶的黃桷坪，藝術區早期形成的最重要的條件都是低廉的租金。

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宋莊，是在1994年開始形成的。最早到來的包括栗憲庭、方力鈞在內的數十名藝術家，原本在圓明園旁的村子聚居，后來被趕走，四處考察后看中了交通相對便利的宋莊。

據栗憲庭回憶，如今藝術家最集中的小堡村，當時1/3的房子都已倒塌，當地人生活貧困，老吳則說，到今天為止，宋莊還有吃不飽飯的農民。藝術家和農民，一方承受能力有限，一方租金要求不高，兩者因此互相需要。

農民工、個體戶、自由藝術家在歷史舞臺上一同出現，但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價值位置卻有天壤之別，農民工仍然繼續著社會機器的“螺絲釘”使命，個體戶作為一種逐漸被認可和鼓勵的身份而正當地存在，而自由藝術家則一直被視為新的結構中的異質體。

這批藝術家被從圓明園藝術村趕走，正是因為他們被視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到達宋莊之后，他們的奇怪外形及莫名其妙的作品，也不能被當地農民接受，最終停留下來，是因為當時小堡村書記崔大柏目光長遠，力排眾議。

宋莊這才成了自由藝術家的“根據地”。關于根據地，有過一個很有趣也很精準的比方：根據地就像人的屁股，有屁股，人才能坐下來，而不是一直走或一直站著，最終垮掉。宋莊就是早期漂泊在北京的那群自由藝術家的“屁股”。

位于朝陽區的798工廠閑置的包豪斯風格廠房，也在2002年引起了藝術家們的注意。它和宋莊的一致之處的是租金低廉，不同之處則在于，798的廠房出租整體控制在一家企業手上，一開始就是以資本的角色出現的，這也就注定了它與宋莊后來的命運分化。 并不神秘的群居

藝術區留給社會公眾的神秘感和向往感，是因為“藝術家”這一名詞。英文“Artist”，如果按本義翻譯為藝術工作者，就是一種普通職業。而一個“家”字，在中國社會心理中長期代表著一種高級榮譽，藝術區于是給人一種“大師薈萃”的感覺。

事實上，身在藝術區的藝術家，大部分就經濟地位而言其實處于社會底層。八九十年代那些主動放棄體制內身份，或者從“單位”離開的藝術家，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藝術家，而在新世紀以后，“自由藝術家”很大程度上是“藝術失業者”的同義詞。

各大城市的知名藝術區，主要形成于新世紀初到2008年之間，其實就是這一時期藝術專業人才極端過剩的結果。起于大學擴招，終于金融危機造成的市場萎縮。

1999年，大學開始擴招，高校數量劇增，到2004年，全國有2000多所高校，其中有700多所設立了藝術類專業，當年招生人數達到26萬多人。廣州小洲村最早成為藝術區是因為嶺南畫派關山月、黎雄才等大師在此建立工作室，而后來則因為靠近廣州大學城而成了藝考學生租住備考的大本營。

畫家西茜對我談及繪畫的“學院派”問題時說，以往“學院派”是少數，而在新世紀以后“學院派”每年畢業幾十萬人，已經不是一種專業主義的代名詞。相反，爆炸性增長造成教師、學生質量不斷下降，一部分藝術畢業生甚至連基本功訓練都不充分就畢業了。而中國的藝術品市場，直到2005年的一次井噴才形成于一定規模，這一規模依舊不足以容納如此之多的藝術生就業。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2005年藝術類本科畢業生就業率不足30%。

未能就業者，要么轉行，要么就成為“自由藝術家”。而此時，早期那批進入藝術區的藝術家中有少數人已經實現個人的“成功”，可以憑借自由的創作獲得巨大的回報，他們于是成了一個個“神話”，將那些未能就業而又不甘心轉行的藝術類畢業生吸引到了藝術區。

老吳說，在宋莊，半年賣不出一幅畫的大有人在，于是一些人失望地離開，一些人兼職其他行業，但每年仍然有很多人源源不斷地到來，這個地方就成了流水戰士的鐵打營盤。

所以，藝術區里的生態一點也不神秘，簡單地說，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藝術領域的提前版本。我在2014年專門調查過義烏的“淘寶第一村”青巖劉，其內部社會生態和人員流動的心理機制與很多藝術區并沒有太大的差異。

老吳所說的“宋莊有幾萬名藝術家”，其實是“產業鏈”意義上的，他把從藝術作品生產到策展人、經紀人以及畫廊、承銷商等一整個鏈條上各環節的成員都稱之為“藝術家”了。

這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社會印象中“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們為什么看上去總是熱衷于群居？

其中一部分答案是，因為在群居條件下，一種產業生態可以圍繞藝術品生產這一核心而形成，從而幫助藝術家們連接他們不熟悉的藝術品流通環節。 商業是只杜鵑鳥

相對于主流社會而言，藝術家群體的同類聚居并沒有改變他們的特異性，反而有加強作用。

他們的性格、氣質與價值觀，在主流社會很難找到共鳴，因此他們需要一個身份相似或相同的群體，來共同確認一些不同于主流社會的喜好、行為、規則的正當性，藝術區就滿足了這一心理需求。然而群體對個人特質有淹沒傾向，容易消滅自我，為了在群體中證明自我，很多另類的“作品”就出現了。

在老吳的藝術家朋友中，有吃大便的，有當眾的，還有把自己的一根肋骨手術取出后鑲金展出的。在“藝術行為”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樂于顯露自己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分道揚鑣。

考慮到藝術表現方式的千門百類，這些行為與價值都可以以藝術的名義予以理解。而且因為藝術家群體與社會大眾的天然疏離，他們對社會的真實影響也十分有限，主要目的是在圈子內獲得認知度。所以，藝術家群體內部的各種“醉態”，并不會從根本上殺傷藝術區這一社會生態。

真正可能瓦解它的只有商業。

798和宋莊，作為從城市內的廢棄工廠和遠離城市的農村分別改造而來的藝術區各自的代表，都在商業面前難以招架。最突出的矛盾是商業制造了高地租，使得相當一部分作為“精神流浪者”的藝術家無法承受繼續逗留的成本，只能離開。

最具破壞性的商業是地產業，位于城市里的798，在地產業包圍下，租金以極快的速度攀升，藝術家已無容身之所。宋莊遠離城市，有一些栗憲庭所說的“私地產”出現，但畢竟沒有成為規模地產商覬覦的目標，雖然房租也已經從早期的幾百元上升到幾千元，藝術家們仍能勉強支撐。

藝術評論人仇海波在分析宋莊的蛻變時感慨，“藝術家似乎常常是在給資本、商業或政府作嫁衣……往往容易被利用，利用完了、沒有價值了，就不了了之了。”

不得不說，這是藝術區幾乎無法逃脫的命運，現在如此，未來亦如此。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林懷民；行草三部曲；創作思維；個性化肢體再現

林懷民，享譽國際的臺灣編舞家。1947年出生于臺灣嘉義，14歲開始發表小說，22歲出版《蟬》，大學就讀政治大學新聞系，留美期間一面攻讀學位一面研習現代舞。1972年，自美國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畢業，獲藝術碩士學位。他是自60年代末開始留學海外的那批青年中第一位返回故土的舞蹈家。也是60、70年代臺北文壇矚目的作家。

1973年5月，他恭請書法家董陽孜為云門舞集題字，自此，云門舞集開始以一個職業化的舞團之面目問世，而臺灣舞蹈界則開始擁有了第一代的職業舞者，并帶動了臺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并經常出國作職業性演出，獲得佳評無數。他上演近百個新舞，自編自演30多出：《哪咤》、《奇冤報》、《寒食》、《小鼓手》、《薪傳》等，各具特色，深獲好評。曾三度率團訪問歐美，得到世界舞蹈權威的贊許、曾獲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1975年列名臺灣十五屆“十大杰出青年”，1983年當選第一屆“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又如《紅樓夢》、《春之祭禮》、《夢土》、《我的鄉愁，我的歌》、《九歌》、《流浪者之歌》等等，并最終成為整個臺灣在海內外的一面鮮艷奪目的文化旗幟，還出版了《云門舞集與我》、告白之舉《高處眼亮》更成為人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M成部分。

舞蹈創作思維是舞蹈藝術創作者一種特殊的意識能力，是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意識進入一種超自然的神奇幻想時產生的聯想和想象，它是舞蹈創作意識、創作方法、創作情感的綜合反映，是舞蹈創作者與藝術之神合為一體的神秘心理的直覺體驗，是舞蹈者深刻意識到藝術之神實實在在的一瞬間的頓悟，這種思維往往伴隨著一種神圣的沖動感和欣慰感；同時也可以這樣認為舞蹈創作思維是舞蹈家在藝術創作思維活動中心、肌、力、神等要素合而為一獲得的感悟及伴隨的情感反應，它是一個心路歷程。每一次舞蹈創作思維都是創作者對某種客觀現實存在的心靈觸及。也可以這樣通俗的認為：創作思維就是創作靈感，那林懷民《行草》靈感來自于王羲之的《奉桔帖》、坡的《寒食帖》、張旭的《行草》、懷素的《狂草》等古代名師的書法作品中融合在一起，距今已多年，在藝術的道路上他并沒有停歇，仍在尋求突破。林懷民對演出要求完美，每一場都是經過修改整合再次上演。

流浪者英文范文第5篇

她向每個人主動伸手：“HI,Lm Sarah，”淡灰的眼睛帶著笑意。

作為Sarah，她是一名衣著低調、基本素顏的女士；除了因為要拍照，她特地拿出一支口紅抹了下。在人群里，若不是因為她格外瘦且高的身量，很難一眼就發現她。

名叫Sarah的女性也許數以萬計，但是加上Randt這樣一個還算冷僻的姓，同名的幾率就下降了很多。尤其這位Sarah Randt還有一個中文名雷婷，這位Sarah，應該就是獨一無二。

Sarah Randt，美國駐華大使Clark T Randt的夫人。Sarah冠上這個姓的時間，幾乎就相當于她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從他們結婚起，因為丈夫的工作關系，她不再是泛美航空的一名空乘，而開始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82年到1984年，她很長一段時間都生活在北京：爾后是香港，她的三個孩子都在香港出生及長大。2001年起，因為丈夫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她又重新回到北京。她的中文名字，正是對她的中國生命的見證。

2009年1月，Randt先生任滿，Sarah將和丈夫離開北京。“不希望空著手離開中國”，這是Sarah目前最大的愿望。正因此。致力于中國的慈善事業，是她一直以來都在努力的：在北京大興區，她和幾個朋友創辦了一所“蒲公英學校”，為家境貧困的外來務工者的子女提供免費教育。并且想通過自己的倡導與宣傳，吸引越來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在這個計劃中，她想留在中國的，并不僅僅是一所學校，更是發動起中國社會中上階層的慈善之心。

《新世紀周刊》

VS

Sarah Randt

慈善是一種樂趣

當時是怎樣成為蒲公英這個慈善項目的創始人的?

2004年的時候，我通過我的朋友葉小瑋，知道了鄭洪女士正在籌劃為外地來京的打工者子女提供免費的教育機會。我對此很感興趣。因為我和我丈夫結婚以后，一直生活在香港和北京，和中國關系非常密切。在我丈夫任期滿后。我們將離開中國，但我不希望空著手離開，而想留下一點東西。所以我發動我身邊的朋友，一起加入進來，大家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04年的時候，我們成立了蒲公英項目，05年在大興區創辦了蒲公英中學。

學生來自大興區的外來打工者家庭，基本都比較貧困。我們為他們所做的，就是發動自己的資源去尋找一些捐款，捐獻一些物品為他們進行義賣，來籌集他們的教育費用。

在北京之前，你從事過什么類型的慈善活動?

我在紐約的時候。會去參加一些社區活動，比如念書給盲人聽之類的。在香港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唱詩班，這也是一個公益性質的慈善組織，成員都是女性。我們通過唱歌來募集資金，在婚禮、葬禮或者各類節日的時候，然后把募集來的錢捐助給一些機構或個人。

你剛才談到不同地區之間慈善的不同，能談一下你對中國慈善的看法嗎?

我的想法可能不對。我是這么認為的，很多世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實行的是家長制，家庭、村落、城邦主要都是由家長來照料的。人們依賴有一個富裕的男士來照顧某個小家庭，并由此擴展到整個家族。而慈善的種子在于，這種照顧可以是一種社會化的行為。后來，政府承擔了家長的職責來照顧社會。當政府為一切買單的時候，人們就不一定會做出行動。在美國情況也是一樣的。就像有人會給私立中學提供贊助，但是不給州立學校，因為他們認為州立學校應該是由政府來負責的。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當政府能運行一切的時候，人們并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現在的情況又變化了，政府并不為一切買單，比如說，醫療或者教育。一些學生上學的花費需要自理，包括他們的入學，以及購買校服、課本、午餐及其他方面。這對于現在中國的個人或公司來說，是他們得以與社會分享他們的收益的時候了。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富人，而我相信他們是樂意分享他們的收益的。比如在我們的項目里，他們可以知道他們的捐贈的走向，被用在哪里，發揮了什么作用，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團體，成員之間互相了解，他們可以信任我或者其他成員。

你認為中國的慈善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大力度?

中國人通常很重視下一代的教育，所以我們很容易在教育方面籌到錢。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領域還沒有被照顧到，還有很多弱勢群體需要幫助，但是比較不容易為他們籌到資金，比如說街頭流浪者，家庭暴力下的婦女，無法負擔醫療費用的低收入者，等等。

能簡單介紹―下你們項目成員的情況嗎?

我們目前有82個成員，都是女性，并且基本上都是職業女性，比如醫生、律師、大學老師，等等。我們的成員并不都在北京，甚至有一個女孩子在美國，而她可以做的是一些統計之類的工作。這對她來說是一種樂趣。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幫助。我們只要求成員能夠盡自己的能力。而沒有太多義務。大多數的成員都能說英文。我覺得這是大家照顧到我的關系。不過我馬上要走了，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即便不能說英文的女孩子也能夠參與進來。說英文不是--必須的，我們的組織可以變得更本土化。

這么多中產女性聚在一起，對她們的人際關系的拓展也很有好處吧。

是的，這同時也是一個社交活動。我們可以使很多女性聚在一起。一起做一些有用的事，同時也能彼此成為好朋友，甚至可以聯系到她們各自的丈夫。這樣的交友是在學校或工作范圍以外的，非常有意思。我們的成員里有一個中國女孩，她是長沙人，15歲就去了美國。而當她現在回到中國，來到北京，她不認識什么同齡人，或者志同道臺的人，因此她沒有交到知心朋友。而當她加入我們之后，她發現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伙伴，她自己也工作很努力，結交了很多好朋友，我認為人們是能享受作為一個團體一起工作的樂趣的，不是作為某個個體，而是合為一個群體，一邊做好事，一邊享受這過程。

這也是你們蒲公英項目能吸引越來越多的會員加入的原因之一吧。

有個例子。我們這有個女孩子，她和她丈夫是在山西經營煤礦的。在加入我們之前，她自己就資助了300個中學生上學，并且繼續資助他們之中考上大學的人。她之所以對蒲公英感興趣，是因為她發現，本來是她個人所做的事情，在這里卻發展成一項公共的事業了。個人的慈善變得更為社會化。而且這個活動是在北京，在大都會，對她來說能獲得更多的樂趣。又因為和大家一起做事，能拓展她的人際網絡，對她來說有更大的意義。所以她很慷慨。

我覺得，中國的個人和公司中，有很多愛心人士，他們樂于行善，有志于慈善事業。我們要做的是去發現他們，讓他們知道我們，加入我們。

北京每天都在發生變化

你在香港生活將近20年，爾后在北京待到現在，也有七八年了。能否談一下對這兩個城市的看法?

我無法比較這兩個城市，因為我在這兩個地方有兩段完全不同的生活體驗。我只能說，我來到北京是因為我的婚姻，因為我丈夫需要我的支持。作為大使，他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必須盡我的全力支持他，在北京的七年和我以前的生活有很大不同，大使夫人對我來說是一種職業，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尤其對我的丈夫來說。在兩個地方。我的生活方式大為不同。在香港，我的生活更有樂趣些，我的主要任務是操持家庭，教育孩子；但是在北京，我就得全力支持我的丈夫工作。

這兩個城市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是個相對已經比較成熟的地方，相較而言，北京還是比較新的，常常會碰到新的東西，每天都可能在發生變化，這一點令人激動。

你曾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因為Randt先生的工作關系，在北京住了一段時間，你對那時候的北京印象如何?

那時候的北京，跟現在的北京，簡直就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我那時候，只能待在賓館里，不能去任何地方，不能做任何事，吃飯的時候只能吃到豬肉和大白菜之類的。也不能隨便和中國人交朋友，因為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而現在的北京，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生活非常方便。人們也表現得非常友善，很樂意同我們交朋友。順便說一句，當時我在北京哪兒也不能去，而現在我可以自己開車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那時候北京的路只有三環，但是現在已經是六環了。真是巨大的變化。

這20多年的中國生活對你有什么影響?

說到影響，那大概就是，我的孩子們都能說中文，不過我不能。

我很喜愛中國的時尚、中國的食物，也很喜愛中國的女孩子和她們婆婆的相處之道，她們通常對老人們很友好。我只是不喜歡有些中國人破壞環境，他們會亂扔垃圾。

在你的丈夫任期結束之后，你們是否會回美國?

這件事目前還沒有決定，有可能回紐約，也有可能去香港。我認為在香港的話，會有更多的機會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