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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用高價讀書的農民工子女的爺爺,一天,我帶孫子到公園玩耍,不知她和小妹妹在哪里拿了個掃把嬉戲打鬧,我便說:“你們反正是玩,就把這地掃了吧,這也是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孫子不假思索的答道:“我才不呢,為什么為人民做事,人民給了我什么?”我聽后頭腦一片空白,心里猶如打翻了五味瓶——心酸,心寒,心悸。
可不是嗎?她的爸媽在生下她八個月就丟下了她外出深圳打工。情何以堪,于心何忍,時隔三年不得不以
繼而小學。為什么她一出世就遭受骨分離之苦,為什么她一高價帶她來,深圳讀幼兒園,醒事就遭遇不能獲得平等受教育權利之不平,她有什么錯,她可是無辜的呀,怎么不叫人心酸!
好不容易聽見了春雷,看見了曙光,中央三申五令,平等受教育權利。
廣東深圳寶安區東山書院一年級:1728602668
校園血案頻發之后,對應的是校園安保轟轟烈烈地升級。透過現狀,高瞻遠矚者又生疑慮:孩子們已經近乎生活在保險箱里了,那種滾著鐵環、玩著風車、打鬧著放學回家的細節,似乎要從這一代孩子的生活中退隱了。
“公安”修補安全漏洞
“關鍵時刻,書包就是最好的防身武器!”2010年5月5日上午9時50分,鄭州市第69中操場上,特巡警二大隊民警正在與學生進行“面對面防身演練。”
初夏的陽光溫暖著校園,半個小時的演練,學生稚嫩的小臉上已經滲出了汗水。
“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特巡警二大隊每天專門派出民警,到學校周邊和校園內進行巡邏,并利用課余時間教學生們如何防身,尤其是如何利用隨身攜帶的書包、文具來保護自己等。”一民警介紹說。
隨著近期一浪高過一浪校園安全的呼聲,鄭州公安部門對各個校園存在的安全漏洞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修補。
“每天上學、放學時段,派出所都會派一名民警到校園維護治安,同時,校方也要多增加幾個門衛,守好校園大門。”在緯五路小學,鄭州金水區公安局花園路派出所所長梁國立正圍繞著校園圍墻仔細地進行著檢查。
河南省公安廳5月5日再次召開全省公安機關加強學校和幼兒園安全防范工作電視電話會,決定在全省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學校和幼兒園周邊治安秩序專項行動。通過專項行動,確保孩子的生命安全。
伴隨著會議精神的傳達,鄭州各個校園內外,警備力度驟然提升。
5月4日,河南省會文化路派出所在省農科院幼兒園建立鄭州市第一個幼兒園警務室。從這天起,早晚上下學時間,將有一位民警、兩名保安在幼兒園門口值守。
“我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保證孩子們進出學校時的安全,讓家長和老師們放心。”文化路派出所副所長劉苑苑說,最近5個省市校園門口發生惡性案件,公安和教育部門相繼出臺了一些安全措施。“結合轄區的實際情況,我們在這里建立警務室。”
河南省農科院幼兒園警務室,就設立在該幼兒園的大門口,偌大的警徽非常顯眼。警務室里配備一名法制副校長、一位民警、兩名保安,外加一名門衛。早晚孩子上下學時間,還有社區的3名巡防隊員趕來幫忙。
“這個幼兒園警務室,只是金水公安分局的一個嘗試,下一步,我們計劃在轄區推廣,從而達到一校一警,爭取每個小學和幼兒園門口,在孩子上下學時間內均有民警站崗。”金水分局一位相關負責人表態說。
裝備全面升級
上海華東師大附屬小學的保安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識別人,哪些是家長,哪些是領導,哪些是記者;當然,最重要的是判斷哪個是“危險分子”。
許多學校都處于嚴陣以待狀態。成都科華中路小學的保安新近配備了橡膠警棍,任何試圖靠近校園的可疑人員,都會遭到警棍驅趕;裝備了警棍的還有廣州市天河區昌樂小學,保安分列校門兩側,早上入校時間臨時警戒線外擴至人行道外沿;在南京的赤壁路小學,警方甚至還為保安配備了辣椒水。
裝備最為齊全的則是杭州的學校,杭州文苑小學為保安們全套配備頭盔、防刺背心和電警棍。
相比之下北京的朝陽區康樂園小學顯得鎮定自若――校門未見保安,由戴著紅袖箍的老師維持秩序。學校規定,大人可以進入校園,但必須由自己的孩子帶領。康樂園小學的底氣應該來自北京這座擁有全國最強大安保力量的城市,北京市民的安全感可能本來就是全國最高的。上海則更加注重技術細節。華師附小總務處工作人員介紹,學校一共安裝了三套監控系統:第一套監控大門和圍墻,第二套連接區教育局實時傳輸每個班級圖像,第三套是安裝在特定區域的“紅外侵入報警系統”,一有人接近就會自動報警。
成都科華中路小學還采取了“人民戰爭”方式,十幾名年輕力壯的男教師組成了校園護衛隊,每天在校內巡邏,上學放學期間則在校門口看護學生;校方還派發了“告家長書”,其中建議學生在放學后結伴回家。
保安失職是共通漏洞
雖然大多數學校“校園安全”都升級到有史以來的最高級別,但漏洞仍然存在。8位南方周末的記者的親身體驗,驗證了這一點。
在南京市最著名的公辦小學瑯琊路小學,早上7時52分,仍未見保安和警察執勤,家長可以陪同學生進入校園。記者從正門進入校園,一位在校門前值班的老師并未阻攔。直到重新走出校門,記者也未遇到保安和其他任何人查問。8時,校園內已開始晨會,記者未遇任何阻礙從西門再次進入校園,直到教學樓前才有一位保潔人員詢問。記者隨口回答說是學生家長即獲放行。這一天該校正組織學生體檢,記者甚至跟醫生寒暄了幾句,直到走出校園未再有任何查問。
在重慶市市委機關幼兒園,早上9時許,校門值班室仍空無一人,只有監控屏幕閃著白光。和正門相對的后門只有50米遠,一位年約四十的保安正在鎖門。記者一直走到大班教室正在玩耍的孩子們中間,始終無人詢問。在記者亮明身份后,幼兒園的上級單位重慶市人民小學校長助理劉永紅承認:“你提醒了我們的安保漏洞。”他解釋,校內只有一名保安,已經另外聘請了一名,但要兩天后才能到位。
在杭州文苑小學,早上7時40分,校門洞開,保安室內空無一人。記者輕松進入,在距離校門最近的一間教室門口才被一位老師攔下。一分鐘后,穿著防刺背心手拿新式警棍的保安才出現,他解釋說,剛才吃早飯去了。
記者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重慶等8座城市隨機選取了12所學校進行試驗,其中1 / 4被記者進入,安保人員缺位或失職是共通的漏洞。
警力配備差別明顯
對比發現,沿海一帶城市在警力部署方面有明顯優勢。上海華師附小門口始終站著一位警號為031252的年輕警察。他被要求必須站在門口,甚至不能坐在車里執勤。而普陀區長風派出所的警察每天還要到校做執勤記錄。
在杭州文苑小學,由政府財政撥款安裝的緊急報警按鈕已經到位,各學校的安保系統將與警方聯網,報警后警察將在5到10分鐘內趕到。此外,上放學高峰時段,警方配備了警力在學校周邊加強巡視,民警一律配備辣椒水、警棍、手銬和工作包等必要設備。
南京警方則把責任警察的姓名和聯系電話都做成告示牌,掛在校門口的墻上。緊急情況下撥打電話后,警察必須在5分鐘左右趕到。在下關區的清江花苑小學,校門前有一名著裝警察和保安執勤,警察還佩帶了槍支。
在廣州員村片區,上放學時段有一輛警車在各學校間來回巡邏;打工子弟學校新蕾小學門口有一名警員專職執勤,員村派出所的警官還擔任了學校的“法治副校長”。
重慶市人民小學剛剛入駐了一名退休老片警。根據重慶官方的部署,校警最重要的工作是“培訓保安,訓練他們判斷壞人的眼光”。
北京市朝陽區康樂園小學則未見固定值班警力,學校的內部監控系統也尚未與警方的報警系統接通。轄區派出所介紹說,因為警力配置問題,目前只能安排民警每天在轄區的幾個小學之間巡邏。
安保投入“公私”有別
在公立學校不同程度提高安保等級的同時,很多私立學校卻只能“自力更生”。
廣州一所藝術幼兒園園長陳女士非常擔憂學校的安保力量。5月4日,天河區召開中小學、幼兒園安全工作會議,私立學校亦參加,但所談安保投入只涉及公立學校。目前學校只有一名50多歲的門衛和18名老師,承擔著衛護150余名幼兒的職責。
杭州一名民辦托兒所的家長抱怨,他兩歲兒子所在的托兒所,就在小區邊上的商業房內辦學,除了封閉的玻璃門安全系統,里面均為女性老師,連一名保安都沒有。“一旦出事,不知如何是好。”
深圳寶安區民治街道星星幼兒園的安保條件相對優良。這家私立幼兒園位于一個樓房圍成的“四合院”中。門外路燈桿上,安著一個市政攝像頭,門內一遠一近兩個攝像頭正對著緊閉的鐵門。
然而創業伊始,由于沒錢沒資源沒經驗,樊偉很快跌倒了,“可以說是人生的‘loser’。”但樊偉沒有放棄,半年后事業起死回生,有了40人的創業團隊,有了專業的營銷模式,也有了天使投資人的支持。
不再是騰訊的產品經理,但他卻成為了哈哈農場的農場主,而“讓人人都是農場主”也正是他創業的理念所在。
30萬買來新方向
1990年出生的樊偉,2012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應聘到騰訊公司。雖然是本科畢業,卻拿著和研究生一樣的工資加入騰訊。騰訊是一家非常優秀的公司,無論是工作環境還是發展前景,都非常符合常人的預期。樊偉在騰訊做的是安全方面的產品,每天幫很多人找回QQ密碼。雖然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樊偉總覺得少了點什么。
大學的時候,樊偉加入過學校的大學生創業實踐中心,認識了許多創業者,他們懷揣著改變世界的夢想,每天青春激揚,環境充滿變化,充滿了活力。在糾結了很久之后,樊偉最終還是拗不過自己的不甘心,決定創業,那是2013年的12月份。
創業,做什么呢?想想身邊的環境,在深圳這個大城市,吃的橙子是打過蠟的,小區的植物也是常年不變色。樊偉小時候在農村長大,跟小伙伴們一起去池塘里游泳,抓蟋蟀,抓青蛙,被野狗追,每天非常的開心。樊偉想,難道城市就不能像小時候的農村一樣生態嗎?
于是樊偉開始嘗試在城市做生態農業,去鄱陽湖販過野生魚,幫朋友賣過大閘蟹,搞過紅棗、蜂蜜、燕窩等等。為了研究人們消費雞蛋的心理,樊偉還在沃爾瑪專門蹲守了3天。樊偉看遍了市面上幾乎所有關于生態農業的書,但始終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直到有一天,樊偉在深圳南山區圖書館,看到日本人寫的一本書,叫《陽臺種菜》。以前積累的那些東西頓時涌入大腦恍然大悟,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樊偉花了3個月的時間,跑遍了全國所有做屋頂農場和陽臺種菜的企業。長沙、武漢、上海、北京、東莞等地,經過三個月的調研,發現幾個現象:這個行業大有可為,需求非常強烈;但沒有一家公司做的好,最大的年銷售也不過百萬。對我來說這是個機會。
樊偉開始找合伙人。在朋友圈發“我要從騰訊離職創業了,有沒有人愿意跟我一起的?”300多位好友點贊和評論,很多都是BAT的牛人,但是沒有一位愿意一起來。他們說,“我還沒有準備好,還想再沉淀幾年,等我有了資源和人脈再去創業。”回頭想想,其實,創業最大門檻不是能力門檻,而是心理門檻。
找不到人,那我就和發小一起干。樊偉和發小一起投了30萬元。第一次在樓頂上建菜園的樣本時,為了省錢,就自己搬土搬箱子。當時每包土是四十多斤,搬了上百包土,還有很多箱子,從一樓搬到19樓。不到1個月,發小就從190斤瘦到160斤,樊偉也瘦了十幾斤。一次用小拖車拉土,實在太累了,就停了一下,但小拖車沒停,砸到樊偉的左腳上,出血了。走了一會兒還是太累了,就又停一下,于是又砸到了右腳。兩只腳都出血了,可是第二天還是得去跑銷售。沒有辦法,不做銷售,誰來養活我們呢?深圳寶安區跑了上百家的中小學、幼兒園、餐廳等。雖然這么賣力,但生意卻不好,購買的人寥寥無幾。錢很快就用光了。
經過一番詳細的市場調研之后,樊偉發現,生態農業行業的思維模式偏傳統,沒有做得很好的公司,更缺乏爆發式增長的商業模式。
一天周末,他騎車無意間來到鄉下一處菜園,滿眼望去,一片綠油油生機勃勃的景象。此時他的內心里突然感覺到了一種平靜的力量。正好一位好友打來了電話,向他推薦看看《舌尖上的中國II》走紅的屋頂菜園。樊偉看罷之后,有了一個大膽念頭,他要將這種屋頂菜園由想象搬到現實,要在鋼筋水泥中收獲綠色。在他看來,不少城市家庭都希望能擁有一片自家的菜園,而當下城市霧霾嚴重,需要大量綠化,全國多地已經出臺屋頂綠化補貼制度,其中北京補貼為100-150元/平方米,武漢也從2006年開始推廣屋頂綠化。
屋頂農場正是兩者結合之下的無限商機。
降低成本 生意漸好
“哈哈農場”接到的第一單,是為深圳一所小學建一塊40平方米的屋頂農場,這讓樊偉和團隊堅定了從業信心。隨后,他們又接到一家私人住宅的4萬元訂單。
可是好景不長,新的問題又擺到了他面前:造價高、沒有成熟的商業模式,受眾定位也不太明顯,缺乏核心競爭力。面對困境,樊偉只好回到武漢尋找破題良方。
他的創業導師團成員魏曉明卻鼓勵他堅定信心,魏老師說:“屋頂菜園一定會有很廣闊的發展前景。因為一些發達國家的綠化面積達到100%,而中國才剛剛起步,因此你要抓住時機。”在魏老師的幫助下,他很快研制出一種新型塑料箱容器,比之前的價格降低一半。魏老師建議他:哈哈農場可嘗試小規模起步,做出樣本工程,再爭取項目扶持資金,有一定盈利后再滾動發展;再有,“哈哈農場”宜開展業務一體化服務,即提供屋頂農場的整體設計方案,以克服容易被人模仿的弊病。
2014年6月,樊偉在武漢成立“哈哈農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而,創業比他想象中的要復雜無數倍,面臨的困難一個接著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投入。
樊偉住在朋友那,每天前一秒還在悔恨憂傷,后一秒依然得激情澎湃,推銷夢想,拉人入伙,吸引投資人的資金。后來,終于有一位深圳的女老板看到了這個項目來考察。結果,當看到5個成員中有3個是兼職,場地也是臨時借用的,非常失望。樊偉好說歹說,在她上飛機的前一刻終于把投資協議的手印按了,把幾十萬的啟動資金轉到公司賬上。她說,投資這個項目一是覺得大方向對,二是覺得我靠譜,最重要的是樊偉的那份堅持。那是2014年的7月份。
生與死往往就差一口氣,如果沒有那份堅持,也許樊偉早已成為了一個真正的loser。
有了資金投入后,他和團隊成員開始對屋頂菜園進行多次研究,從種子、肥料、菜苗的選用,再到培養菜苗,設施的完善,連種菜的箱子都是反復改良過的,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細節反復打磨,比如箱子到地面有多高,這樣既能節省材料又能保證植物生長的好。
在推銷屋頂菜園的時候,樊偉充分運用自己的互聯網思維,樊偉研發出了“哈哈農場APP”,2014年11月,哈哈農場在Apple上架同名應用。通過這個平臺樊偉提出了“傻瓜也能種菜了”的夢想。在這款手機應用里,用戶可以在“發現”頻道看到陽臺種菜方面的種植知識,如工具、容器的選擇等,也可以在“菜園”頻道里添加自己所種的菜品,根據提醒卡片的指示,學習浸種、澆水、防病、播種等。如果實在不會種菜,還可以到樣板農場學習種植。整個種植過程經過大量優化,讓從未種過菜的人也能輕易上手。
屋頂種菜先要有屋頂,可是武漢哪個屋頂才能成為自己的菜地呢?在他看來,武漢863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至少有173平方公里為屋頂(以20%推算),即便僅有10%的屋頂成為菜園,也能種出上百億元的大市場。閉上眼這些美好的前景讓他充滿信心,但一睜開眼他就要面對現實的種種無奈。可是他不甘心,無數次的失敗經歷反而激發起了他昂揚的斗志,他決心一定要成功。于是被拒絕,拜訪,再被拒絕,再拜訪,這是樊偉每天都在重復的工作,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屋頂菜園終于出現了轉機。
一天,樊偉的手機突然響了,等他接聽之后,才知是武漢某月子中心負責人打來的,原來負責人在電視里看到屋頂菜園的有關報道,這引起了他的強烈興趣。屋頂種菜對他們中心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廣告宣傳,親手栽種新鮮蔬菜的概念對不少新媽媽來說都非常有吸引力!除了能帶來很溫馨的家的感覺,還能吃到和小時候一樣新鮮的蔬菜,而這成了樊偉公司第一筆生意。
緊接著好事接踵而至,2014年12月份的一天,之前拒絕他的那家商業中心負責人終于被他誠意所打動,同意樊偉在商業中心屋頂上種菜園。
作為創業者,樊偉對“用戶就是上帝”這句話有著比普通人更深的理解。只要用戶出現問題,他總是第一時間用最快速度趕到。一次,武漢這家月子中心的屋頂菜園種了一個月已經出苗了,但由于正是冬天,菜苗生長慢,月子中心希望盡快出菜使用。樊偉便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是搭鋼架棚,二是搭簡易棚。最終通過反復考慮,月子中心選擇了搭造簡易棚。對于當初在屋頂建菜園,這家用戶的負責人說,當時并沒有多大把握。但是樊偉通過實踐證明,選擇屋頂上種菜是沒錯的。現在這家月子中心因為有了屋頂菜園吸引了不少的準媽媽,并且帶來了經濟效益。
此外,樊偉的屋頂菜園被武漢某中學、小學等學校所看重,作為學生的第二課堂,校方很愿意讓樊偉的團隊在學校屋頂給學生傳授農業種植知識,引導學生更好地認識自然,感受植物生長的過程。
隨著屋頂菜園良好聲譽的傳播,“哈哈農場”的樣板房里迎來一批又一批的前來參觀的人們,水靈靈無公害的蔬菜,讓人不禁眼前一亮,愛不釋手。
“傻瓜”式種菜
在推銷屋頂種菜的時候,樊偉意識到,很多人其實對于如何種好菜是完全陌生的。為了把種菜變得更簡單,樊偉的團隊已經在反復調試團隊研發的手機 app平臺。通過這個平臺,樊偉要實現他提出的傻瓜也能種菜的夢想。
樊偉表示:通過他們的手機 app平臺,一方面教大家種菜,第二個是能讓一些菜友們來交流。用戶拿到他們的種植箱后,通過aPP一步一步學會怎么種菜,非常簡單,非常傻瓜化。
樊偉說,他相信,總有那么一天,他不僅會在武漢,甚至在全國的屋頂,都能看到自己的菜園。他要帶領著自己的團隊前行,一步步去靠近夢想。
盡管靠著樊偉和團隊努力贏得了不少單位和顧客的青睞,但“哈哈農場”屋頂菜園在未來還要走一段很長很艱難的道路。
因為除了市場供應問題,國內城市形態也制約著屋頂種菜的發展。例如有的小區樓頂幾乎都是不開放的。針對上述情況,樊偉也考慮過利用公司力量進入小區,在樓頂建立菜園進行租賃。但他發現,成熟小區的公共綠化地如果直接改造成菜園,會引起爭議,而在小區樓頂種菜,則存在著封閉性和安全問題。
所以綜合考慮,樊偉和團隊在多次討論之后打算籌備武漢第一家實體店,新開張的實體店搭建陽臺展示區,讓消費者擁有更直觀的體驗,實體店在2015年5月開放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