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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庭評價;滿意度;影響因素;教育問題
一、問題緣起
長期以來,對高等教育的評價往往局限于政府和專業評價機構層面,對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投資主體――家庭的評價,則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對高等教育辦學的評價其實就是社會評價的重要指示器。基于此,我們試圖從家庭的視角,來了解社會對當前高等教育的基本態度。
滿意度是一個心理學上的概念,滿意度可以較好地反映“人”作為主體對客體(客觀事物)發展狀態的評價。家庭對子女所就讀院校的滿意度,實際上就是家庭從高等院校提供的服務中獲得的感受與自己的期望進行比較后所得到的結果,是基于高等教育的過程或結果上的滿意,這可以體現家庭(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總體評價。當然,家庭滿意度是受許多復雜因素影響的結果,而且這些因素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如果我們能夠找出這些影響因素,并能確定各個影響因素對家庭滿意度影響的程度和方向,對于高校辦學來說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高校可以據此調整自身的辦學思路甚至辦學方向,改進人才培養模式,用最有針對性和最有效的方法來提高家庭的滿意度,真正實現黨和政府提出的“辦人民滿意的大學”的遠大目標。
如何來測量家庭對子女就讀高校的滿意程度呢?又如何找出這些可能影響家庭滿意程度評價的因素呢?我們選取2013年參加高考且于2014下半年進入大學二年級學習的學生家庭作為調查對象,研究這些家庭對子女所就讀的高校及相關專業的滿意度,探索影響滿意度的真實因素,并試圖從中透視一些深層次問題。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家庭高等教育投資行為實證研究”課題組于2015年1-2月所進行的調查。本次調查以“多階段抽樣法”和“多目標分層抽樣法”相結合,選取全國8個省(含市、自治區,下同)實施了調查。為保證樣本的代表性,首先將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港、澳、臺除外,下同)按照經濟發展指標和教育發展指標進行分層,具體分層所選取的指標主要包括人均GDP、所屬經濟區域、人均教育投資、高中學校生師比、大專以上人口比例和本科錄取率,根據以上指標進行聚類分析,所得結果將全國所有省份劃分為三個層次,按照各層次省份占全國的比重適當分配了各層應抽取的數量。在選取了樣本省以后,每個省又按照上述多目標分層隨機抽樣法抽取了8個樣本縣(包括縣級市)。然后從每個縣隨機抽取2所縣屬高中,每所縣屬高中隨機抽取4個已經于2013年畢業的高三班級,每個班級隨機抽取4名已進入大學二年級學習的在校大學生(不足4名的即全部抽取)。
本次調查的目的是了解這些學生家庭對其子女所就讀院校和專業的選擇情況以及綜合評價情況。調查共發放問卷2000份,回收有效問卷1697份,有效回收率為84.85%。從樣本數據看,問卷所統計的描述性數據基本反映了目前高三學生家庭的基本特征。①
三、高等教育滿意度測量工具設計
(一)總體滿意度及其測量設計
在問卷中,家庭對高等教育的總體滿意度評價的題項是“我對孩子目前就讀的這所學校總體上感到滿意”,答案選項是“非常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分別賦值5、4、3、2、1分。通過家長對這個題項的填答來判斷其對子女就讀學校的總體滿意度情況。統計數據顯示,家庭對其子女所就讀高校感到“非常滿意”和“滿意”的占69.90%,回答“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占7.00%。可見,對在讀學校不滿意的家庭所占比例較小。不容忽視的是,尚有23.10%的家庭回答為“不確定”。
在測得家庭的總體滿意度以后,我們試圖了解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家庭的滿意度,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如何、作用機理如何。
(二)滿意度的維度構成及其測量設計
本研究主要采用多變量測量方法來測量家庭對高等教育的滿意度。在問卷中我們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考慮:一是家庭對自己為子女所選院校是否感到滿意(簡稱“決策滿意”);二是如果給家庭再次選擇的機會,家庭是否會為子女再次選擇目前所就讀的院校(簡稱“再選本校”);三是如果學生家庭有親朋好友的子女參加高考,在考分相當的情況下,是否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子女目前所就讀的院校(簡稱“推薦本校”);四是家庭是否會與其他人談論并贊譽子女目前所就讀的院校(簡稱“贊譽本校”)。測量題項均采用陳述句形式,其答案選項按李克特五點量表形式編制,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共5個水平,分別賦值5、4、3、2、1分。“決策滿意”、“再選本校”、“推薦本校”和“贊譽本校”四個維度,我們稱之為測量家庭總體滿意度的四個“觀測變量”。通過問卷整理和統計,這四個觀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
利用預試問卷數據對上述總量表和四個維度(分量表)的結構效度和信度的分析得知,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 0.838,“決策滿意”、“再選本校”、“推薦本校”和“贊譽本校”四個維度的因子載荷分別為0.866、0.831、0.852、0.729。由此可以證明,總量表和四個分量表均符合要求,可以對家庭總體滿意度進行科學有效地測量。
(三)滿意度影響因素及其測量
通過文獻分析、專家咨詢和調查總結,我們認為,影響家庭對高校滿意度評價的因素可能主要包括院校的“硬件環境、軟件環境、經濟(特征)與就業(情況)、地理位置”,以及學生填報志愿與實際錄取院校(專業)的“一致程度”五個層面。在院校“硬件環境”層面中,主要包括“校園環境、教學設施和圖書資源”3個因素;在院校“軟件環境”層面中,主要包括“師資力量、教學水平、學習氛圍和實踐環節”4個因素;在院校的“經濟與就業”層面中,主要包括“學費收取、學生資助和就業狀況”3個因素;在院校的“地理位置”層面中,主要包括院校所在地的“便利性、優越性和適宜性”3個因素;在實際選擇的院校(專業)與志愿的“一致程度”層面上,則主要包括子女就讀院校與報考第一志愿院校的一致性情況(稱“院校一致”),以及就讀專業與報考第一志愿專業的一致性情況(稱“專業一致”)2個因素。對這五個層面共計15個影響因素(觀測變量),我們假設為就是影響家庭滿意度的因素。
問卷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形式,題項使用陳述句,答案選項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分為5個等級(分別賦值5、4、3、2、1分)②。
對于上述量表,我們分別進行了結構效度和信度的檢驗(見表2),表中各因素(層面)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積解釋方差均大于或接近60%,所有觀測變量的因子載荷均在0.600以上,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均大于或接近0.700以上,表明量表的每一個因素層面均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和信度,可用于對家庭滿意度影響因素的觀測。
四、基于結構方程模型(SEM)的實證分析
(一)研究假設與模型設定
關于各觀測變量(影響因素)對家庭滿意度評價的影響,我們預先所做出的假設是“硬件環境”、“軟件環境”、“經濟與就業”、“地理位置”和“一致程度”均直接顯著影響家庭的滿意度評價(該五項假設在下文分別以H1、H2、H3、H4、H5表示之);“院校硬件環境”、“院校軟件環境”、“經濟與就業”、“院校地理位置”和“一致程度”5個因素彼此之間顯著相關(此項假設在下文以H6表示之)。基于上述假設,我們可以構建一個以“滿意度”為內源潛變量、以“硬件環境、軟件環境、經濟與就業、地理位置、一致程度”為外源潛變量的家庭滿意度評價結構模型(見圖1中帶陰影的變量部分)③。依據這一結構模型,我們對6個潛變量的系列觀測變量分別進行設定后,即可以構建6個觀測模型,這6個觀測模型與上述結構模型結合,則構成了一個家庭滿意度評價的初始結構方程模型(SEM),如圖1所示。然后,我們利用調查所獲得的樣本數據,通過對假設模型與觀察數據間的適配程度的檢驗,來判斷初始模型是否可以得到支持。
圖1 家庭滿意度評價的初始結構方程(SEM)
(二)模型擬合優度檢驗與參數估計
通過對調查數據以及初始結構方程(SEM)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軟件環境”這一外源潛變量對內源潛變量“滿意度”的直接作用未能通過檢驗,其它四個外源潛變量的直接作用均通過了檢驗。于是,我們將初始結構方程模型中的“軟件環境滿意度”的作用路徑予以刪除。經過修正,便可以得到結構方程模型的標準化估計結果(見表3、表4)。
表3所描述的是回歸路徑系數的估計結果。從參數估計的顯著性來看,所有參數均通過了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
為了得出各外源潛變量對內源潛變量的作用方向與作用力,我們可以列出“模型潛變量間的總效應分解報表”(見表5),從表中數據可以分析各潛變量間相互作用的大小與方向。
(三)模型檢驗結果
通過對圖1、表3、表4和表5的綜合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果。
這一結果說明:“硬件環境”、“經濟與就業”、“地理位置”和“一致程度”四個變量,是家庭滿意度評價產生顯著差異的直接原因;而院校的“軟件環境”則不是影響家庭滿意度評價的直接原因;“硬件環境”、“軟件環境”、“經濟與就業”、“地理位置”和“一致程度”5個外源潛在變量之間彼此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2.各外源潛變量對家庭滿意度的作用力有顯著差異
從“模型潛在變量間的總效應分解報表”(表5)可以看出,“硬件環境”、“經濟與就業”、“地理位置”和“一致程度”四個變量對家庭滿意度評價均產生正影響,且各自對家庭滿意度評價作用力的大小依次為經濟與就業>一致程度>地理位置>硬件環境。可見,“經濟與就業”是影響家庭滿意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即家庭對“學校學雜費收取、學生資助和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的滿意程度,是影響家庭對高校總體滿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另外,第一志愿與實際錄取院校(專業)的“一致程度”對家庭總體滿意度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3.通過對模型的檢驗,可以甄別出對滿意度產生影響的9個因素
在引入模型的15個觀測變量(影響因素)中,“師資力量”、“課堂教學”和“實踐環節”3個變量經檢驗不顯著,“學習氛圍”、“院校一致”和“便利性”3個變量也只通過了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未通過0.0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只有其余9個變量經檢驗為極其顯著;從標準化路徑系數的符號看,均為正值,說明9個觀測變量對家庭滿意度均有正影響,即家庭對這9個變量的滿意度越高,其對子女就讀院校的總體滿意度也就越高。
4.體現院校“經濟與就業”狀況的“學費收取、學生資助和就業率”3個自變量,對家庭滿意度評價均有極其顯著性的影響。從標準回歸系數看,對家庭滿意度評價的貢獻由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就業率>學生資助>學費收取。也就是說,一所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率對家庭滿意度評價的貢獻最大,其次為一所院校對學生的資助工作。這說明,家庭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最為關注。
5.體現院校“軟件環境”狀況的“師資力量、課堂教學、實踐環節和學習氛圍”4個自變量中,前3個均不顯著,只有“學習氛圍”勉強通過了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但未通過0.05水平的檢驗。這說明,院校軟件環境中的“學習氛圍”對家庭滿意度有弱影響外,“師資力量、課堂教學和實踐環節”3個因素并不產生顯著影響。
6.反映院校硬件環境的“校園環境、教學設施和圖書資源”3個自變量,對家庭滿意度均有極其顯著的影響。從標準回歸系數看,對家庭滿意度的貢獻由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校園環境>圖書資源>教學設施,即“校園環境”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最大。這說明在硬件環境中,家庭最看重的是某所高校的外在環境。
7.反映院校地理位置狀態的“便利性、優越性和適宜性”3個自變量,對家庭滿意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地理位置的“便利性”僅通過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而未通過0.0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適宜性”和“優越性”2個自變量分別通過0.05和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從標準回歸系數看,對家庭滿意度評價的貢獻由大到小的順序為優越性>適宜性>便利性。這說明,在地理位置中,家庭最看重一所院校的優越條件和環境,這與前文“家庭最看重高校的外在環境”的判斷是一致的。
8.在反映第一志愿與實際錄取結果的一致性的2個變量“院校一致”和“專業一致”中,“院校一致”只通過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而“專業一致”則通過了0.01水平的顯著檢驗。這說明,在院校和專業的選擇上,家庭更看重所選專業而不是所選學校。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所獲得的相關數據,利用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對家庭高等教育滿意度進行了測量,對影響家庭高等教育滿意度的因素進行了甄別,篩選了9個有顯著性影響的因素,并對各影響因素的作用力進行了比較和分析。下面就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結論進行總結,并就研究結論所透射出的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結論一:在顯著影響家庭對高校滿意度評價的9個因素中,“就業率”按其影響大小和重要性程度位列第一。由此可見,家庭對一所高校的畢業生“就業率”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關注,且直接影響其對高校的滿意程度。
家庭對高校“就業率”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關注,這種思想和行為表現的背后,反映出的是高校和社會現實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就業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所高校的人才培養工作與社會需求的符合程度。家庭對高校“就業率”的關注,反映了其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真實意圖――即為了子女將來更好地就業,這無可厚非。但是當這種關注被過度強化或無限放大,以至于成為家庭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判斷大學或專業好壞的指示器,那么大學辦學勢必逐漸走向功利化。我們知道,大學學科發展以及人才培養有其自身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大學教育是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結合,大學教育首先是要培養一個合格的“人”,培養一個有學習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富有批判精神的人,然后才有可能在接受一定的大學專業教育和社會職業崗位技能訓練的基礎上,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才”。所以“就業率”不是唯一甚至不是重要的評判大學好壞的依據。況且人才評價的標準也應當是多元的,對于學術型的精英本科教育來說,應當堅持嚴格的學術標準;對于一般應用型本科教育來說,應當堅持學術型標準和市場標準相結合;而對于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才應當堅持以就業為導向,以“就業率”作為評價的重要依據。
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亞里士多德主張,教育是以發展理性,促進人的智慧、道德和身心和諧發展為目的的,它排斥任何為從事某種職業做準備或以實用為目的的教育,反對任何狹窄的、功利的專門技巧的訓練,主張教育只為獻身于理性的思維和為對客觀真理的探索做準備。[1]赫欽斯也指出,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培養人才的活動,植根于廣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土壤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時期社會各個子系統的約束和影響,并為之提供廣泛的服務。但是,大學如果僅僅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服務站”,那么大學教師和學生極有可能成為知識和技術的奴隸,陷入狹隘的利己主義泥潭之中。[2]我們知道,教育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發展的需要而選擇、創造的一種社會活動和生活方式,從其產生起就是一種有目的的培養“人”的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提出:“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類有能力掌握自身(而不是自然和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的觀點超出了任何極為實用的教育觀念。教育不僅僅是為了給經濟界提供人才,更重要的是使每一個人的潛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的發展。為此,教育者必須堅持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并將其作為教育和文化的最終目標。在相信每個學生都有發展可能的前提下,考慮學生原有的水平,使每一個學生都得到充分的發展。[3]
當前家庭對大學“就業率”盲目推崇,以及政府有關部門動輒以“就業率”來考核大學的舉措,都值得我們深入反思。從理性的邏輯來說,家庭和政府都要主動消除根植于思想深處的過于功利的教育意識和忽視人性發展傾向,要立足于不同類型大學的差異化的價值取向,理性地看待大學及其學科專業,并且要從學生的未來走向和長遠發展考慮,將高等教育的目的全力聚焦于子女的身心發展上,家庭的一切選擇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子女身心發展為前提和衡量標準,讓家庭的選擇回歸到健康的人性層面。
結論二:高校的“學生資助”工作狀況,顯著地影響了家庭對其滿意度的評價,而且其影響程度僅次于“就業率”,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這一結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家庭對高校學生資助工作的新要求,反映了家庭對高校加大對經濟困難學生資助的期望,可以說這是家庭的現實訴求,是民眾的呼聲,政府和高校都應當積極回應,認真反思自己以“獎、助、貸、免、補、勤”為基礎的學生資助工作。
我們通過對江西省的專項調查發現,在高校現行的“獎、助、貸、免、補、勤”學生資助體系中,獎學金所占的份額較大,而以支持低收入家庭學生為主要目的助學金、困難補助、勤工儉學資助等方式的投入卻相應不足,所占經費份額很低。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雖然可以獲得一定的助學金和困難補助,但由于助學金和困難補助金所占資助經費總額比例偏小且資助額度偏低,所以并不能有效解決多數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實際困難。學費減免工作在一些高校并未受到重視,也未廣泛開展,即便開展了也只是走走形式,蜻蜓點水,有名無實。至于校內勤工助學,由于崗位少、耗費學生時間多、報酬低下等原因,其效果也是大打折扣。另外從總的趨勢看,對學生資助的總體幅度也并沒有與學費上漲的幅度保持同步增長。所以現行的“獎、助、貸、免、補、勤”資助體系對家庭貧困學生的資助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由此可見,高等教育的收費制度與對貧困生的資助制度不相配套、資助結構不合理、資助額度偏低等問題,依然是當前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政府有關部門和高校應當在提高學費收繳額度的同時,進一步提高獎、助學金的總額度,并調整好“獎、助、貸、免、補、勤”資助體系的結構,加大針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助、貸、免、補、勤等資助力度,盡可能降低因經濟問題而發生的輟學,提高家庭和廣大民眾對大學辦學的滿意度。
結論三:在家庭對高校滿意度的測量結果中,被認為體現一所高校內涵建設水平的“軟件環境”因素竟然超乎常理地不產生顯著影響,表現“失效”,即“師資力量”、“課堂教學”、“實踐教學”和“學習氛圍”4個因素的水平狀況,幾乎不影響家庭對高校的滿意度,與我們通常的認知產生了明顯的偏差。
“軟環境”因素在家庭對高校的評價中“失效”,一方面反映了部分家庭存在“重外表,輕內涵”的思想與行為傾向,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招考與評價環節上存在的諸多問題。
為什么反映一所高校辦學質量和辦學水平的要素,竟然在家庭對高校的滿意度評價中不產生顯著影響呢?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對部分家庭、招考管理部門和高校等進行了深度訪談,發現:(1)的確有相當一部分家庭在幫助子女選擇高校時,過于關注一所高校的外在形象,而對其內涵建設狀況關注不夠或根本不關注,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并不十分清楚評價一所高校好壞的標準是什么,不懂得如何來具體看待一所高校,更不懂得內涵建設水平對一所高校的重要性,所以往往把專注力放在外表,容易被一些高校表面上的“高、大、上”所迷惑;二是一些家庭由于認識上的局限性,看問題比較短視和極端,他們往往過于看重一所學校的外在環境和基礎設施,常常認為,一所外在環境不夠高端的學校一定不是好學校。(2)一部分家庭對“師資力量”、“課堂教學”、“實踐教學”和“學習氛圍”等因素并非不看重,而是由于招考及其相關信息嚴重不對稱,家庭和考生無法得到系統完整的、真實可靠的數據和資料,眾多充斥網絡的民間排行榜則更加擾亂了民眾的視線,民眾無所適從。(3)高校的“師資力量”、“課堂教學”、“實踐教學”和“學習氛圍”等軟環境因素,并不像硬件環境那樣易于觀察,它是抽象的、潛在的、非直觀的,如果缺乏專業知識與識別能力,不可能從復雜的“信息集”中篩選出有效信息并做出準確判斷,而且非專業性的評價機構也無法對其進行校際比較。(4)多數家庭認為,目前高校辦學信息的者多是高校自己,缺乏權威性和影響力。一般民眾對目前高校自己提供的網絡資料也難以鑒別,同時認為這些網絡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辯。多數家庭表示出對一些民辦高校夸大的、虛假的甚至失實的宣傳有強烈的反感情緒,他們認為高考和高校辦學的虛假信息充斥網絡,缺乏監管,負面影響大,令家庭和考生產生了信任危機。上述種種原因,直接導致了家庭對高校軟環境因素的判斷困難和感知失真,影響其對高校滿意度的正確評價,反映在數理模型中,則表現為這些影響因素違背常理地“失效”。
“軟環境”因素在評價中的失效,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它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對教育投資的方向,轉移政府教育監管的重點,影響高校內涵建設的專注力,最終影響人才培養和辦學質量的提升。在現實中,這也的確導致一些高校把辦學的“功夫”和專注力放在了“軟環境”之外,過分關注硬環境和外在指標。所以,如何讓“軟環境”因素成為家庭評價的要素,或者最起碼不至于在家庭評價中“失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1)在摸清每一所高校真實“家底”的基礎上,建立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全國高校辦學數據信息網絡平臺,將全國所有高校的辦學軟硬件指標、內涵建設水平等信息進行集中的、權威的;(2)嚴格立法,規范高校信息行為,嚴密監控高校官網數據信息活動,對夸大的、虛假的和失實的數據信息者予以嚴密監管和嚴肅懲處;(3)清理各類“排行榜”,對各類官方的、民間的“排行榜”逐一進行排查,嚴禁功利性或商業性的評價活動,同時要建立“資質認定制度”、“業務標準規范”和“評價信息規則”,強化對評價機構的準入管理和業務監管;(4)在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內部建立高考和學生擇校專門咨詢機構,廣泛開展招考信息咨詢服務,幫助家庭獲取、過濾、提煉各種有參考價值的信息,為家庭和考生的報考與選擇行為提供服務。
結論四:在顯著影響家庭滿意度評價的9個因素中,高校的“學費收取”(包括雜費收取)的影響程度也非常突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可見,高校的“學費收取”工作備受家庭關注,部分家庭對目前高額學雜費及其未來走向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通過深度訪談發現,多數家庭對前些年漲幅過高過快的高校學雜費仍然心有余悸,擔心未來會進一步上漲,從而加劇他們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對民辦高校不規范的收費行為更是頗有微詞,認為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加強規范和監管。另外在專題研究中,我們還發現,目前存在的不斷加劇的高校學生輟學問題,與高額的學雜費也是顯著相關的,許多底層家庭子女正是因為難以承受沉重的學雜費負擔而導致了學業的中斷。鑒于此,筆者認為,擬加強對高校學雜費收繳工作的監管,重新審核、制定高校學費標準,進一步減輕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兼顧公平與效率。
事實上對于我國底層的許多家庭來說,教育支出已經成為許多家庭的第一支出,超過了醫療等其它支出。相關研究表明,我國家庭和個人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明顯偏高,已明顯超出了家庭和個人的承受能力。[4]根據教育部關于高校收費的指導原則指出,收費是對高校辦學經費不足的一種補充,中國公辦普通高校的投資主體仍然是政府,不允許以收費來代替政府的投入,同時一定要考慮到社會、學生家長和個人的承受能力,不允許把標準定得過高。[5]所以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對高校學費政策的制定或調整還必須作進一步的思考。
一要堅持按成本定學費。即按高等教育過程中實際發生的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同時考慮家庭支付能力來確定學費標準。凡是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務過程而發生的耗費都屬于教育成本的內容。其它與培養學生無關的費用,不能計入高校教育成本內。因此必須加強高校成本約束,科學核定學費標準。首先,只有在理清高校的實際成本后,才能確定一個合理的收費水平,并為進一步降低高等教育成本提供依據。其次,收費標準應按社會平均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確定,不應是以個別高校的實際辦學成本為依據,而應以同等辦學質量和辦學條件的社會平均成本為基礎。[6]
二要兼顧公平與效率。確定一個科學合理的學費制度,不僅要考慮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也要考慮它會給教育公平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首先,就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而言,我們要考慮到該學費標準對處于不利經濟地位家庭子女上學的影響。高等教育投資對受教育者來說是一種教育消費,對家庭來說是整個家庭消費的一部分。作為家庭消費支出的一部分,其支出比例取決于家庭收入水平,同時會對家庭消費結構和生活水平產生影響。學費標準過高,就會使許多家境貧寒的優秀學子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利于國家對人才的選拔,從而制約高等教育的發展;學費標準過低,會造成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過度需求,超出高等教育的承受能力,給整個社會帶來效率和福利的損失,也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因而學費標準的確定應考慮大多數家庭的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在大多數學生及家長的經濟承受能力允許的范圍之內。一般來說居民的經濟收入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一致的,但社會財富的分配走向也會影響到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經濟承受能力。其次,就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而言,所定學費標準要有利于增加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解決當前高等教育經費緊缺的問題。但是統一的高校學費標準,僅僅停留于簡單的籌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學經費、進行高等教育的成本補償層面,并未成為提高高校辦學效率和優化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價格機制,如此會使教育教學質量高的高校學生所受教育的成本,低于教育教學質量差的高校學生所受教育的成本,也會使預期個人受益率高的專業趨之若鶩,預期個人受益率低的專業便會門可羅雀,進而影響不同類型、不同層次高校的協調發展,也不利于各個專業的平衡發展,這是一種制度上的缺陷。因此,學費標準的確定應當遵循差異原則實行差別定價,學校的類型層次不同、專業不同、辦學條件和辦學水平不同,在教學基礎設施、圖書資源、師資配備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經費投入會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確定科學合理的學費標準不僅能更全面地補償教育成本,從總體上增加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也是促使高校解決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擴大產品供給以緩解供需結構性矛盾、促進基礎學科發展等問題的根本途徑,從而有利于高等教育投資的有效配置和高等教育投資效率的提高。[7]
三要體現民本思想。其實,高等教育學費的制定過程,就是政府、高校和學生(家庭)之間的一個博弈的過程。在高校收費水平的博弈中,政府由于在政治權力、資源占有和配置上處于優勢地位,所以在博弈中處于最有利的位置。同時由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將處于相對的供不應求的狀態,表現為比較突出的“賣方市場”,高校也在這一博弈中處于有利地位。而相對于前兩者來說,普通家庭和民眾則處于最為不利的位置,他們的決策與選擇只能按照前兩者的指揮棒來進行,所以是被動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首先改變高校收費過程中政府、高校和家庭(學生)三者之間的博弈關系,改變三者的力量對比。要堅持以民為本,將家庭和普通民眾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作為納什均衡的第一承諾,讓家庭和學生在學費制定過程中有充分的話語權。[8]
與此同時,要加強對高校收費工作的監管,制止亂收費和多收費現象的發生。一方面要靠政府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學費政策,另一方面要靠政府務實有效的管理和監督。在高校收費標準的制定過程中,雖然制定本校學費是高校辦學自的體現,但高等教育價格的最終審批權應掌握在國家物價部門手中,同時還應加強對高校收費的跟蹤管理和嚴格監督,對那些學費和雜費標準大大超出政府規定生均成本比例的學校,要進行嚴格的監管,加大懲處力度,對違反規定者追究相應的責任。政府財政部門也應當加大對高校尤其是民辦高校收費資金的監管力度,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構建包括政府、社會(家庭)、媒體和學生在內的高校經費成本監控體系,監督高校在保證一定教育質量的情況下建立合理教育成本結構,為社會、家庭和學生提供真實、可靠的成本信息,堅決制止亂收費和多收費。
總之,政府和高校務必正視高校學雜費收取工作,面對存在的問題,重新審核并制定新的高校學費標準,在進一步增加對高校投入的基礎上,確定高校合理的學雜費標準和收費政策,加強對高校收費的監管,讓老百姓的子女“能上學,上得起學”,不因沉重的學雜費負擔而輟學。
注釋:
①限于篇幅,調查樣本的分布情況及主要描述性指標從略。
②限于篇幅,家庭滿意度影響因素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略。
③圖1中帶陰影的六個變量構成一個結構模型,圖中單箭頭代表因果方向,橢圓內為潛變量。
④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模型整體適配度指標統計量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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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代書遺囑;實訓課;實踐能力
一、單元實訓課的要求
單元實訓課也就是實訓教學實施的一個單元,可以是2課時一個單元也可以是4課時一個單元(根據教學的具體內容來確定需要的課時量)。單元實訓課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實訓的能力目標確定、具體
實訓教學必須有明確具體的能力目標,能力目標的準確定位是實訓成功的關鍵,也是提高實訓效率的關鍵。實訓的能力目標不確定、不具體,學生在活動中就會迷失方向,實訓效果也很難令人滿意。在確定實訓能力目標時應從學生實際工作環境出發,培養崗位所需要的基本操作能力。
2.訓練學生能力的載體主要是任務驅動和項目導向
教高[2006]16號文《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指出:“積極推行訂單培養,探索工學交替、任務驅動、項目導向、頂崗實習等有利于增強學生能力的教學模式”。因此,單元實訓課要求通過任務驅動和項目導向訓練學生的職業能力。所謂“任務驅動”就是為學生提供體驗實踐的情境和感悟問題的情境,學生在教師的幫助下,緊緊圍繞一個共同的任務活動中心,在強烈的問題動機的驅動下,通過對學習資源的積極主動應用,進行自主探索和互動協作的學習,并在完成既定任務的同時,引導學生產生一種學習實踐活動。“項目教學法”則是以“實訓項目”為核心,重構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讓學生先做,在真實的情境中,在動手做的過程中來感知、體驗和領悟相關知識,從而提高學習興趣,掌握相關的操作技能和專業知識的教學方法。
3.以學生為主體
無論是任務驅動,還是項目導向,都充分體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思想。“任務驅動”教學法創造了學生主動參與、自主協作、探索創新的新型學習模式,該教學法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自主學習及與他人協作的能力。“項目導向”教學法是以能力為本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該教學法以學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學習為基礎,采用類似科學研究及實踐的方法,促進學生積極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一種新型的教學方法。
4.教、學、做一體化
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問題上提出了“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強調教育要與生活實踐結合,教與學都必須以“做”為中心,陶行知先生曾說過,“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單元實訓課要通過教、學、做一體化把知識、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一起。教、學、做一體化教學模式不僅能夠大大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知識綜合運用能力,而且也能夠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使學生崗位就業趨于零距離。
二、“代書遺囑”單元實訓教學設計與實踐
“代書遺囑”是婚姻家庭法實訓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生無論是在現在的生活中,還是在將來的工作中,都有可能遇到代書遺囑的問題。下面就以“代書遺囑”為例談談單元實訓教學的設計與實踐。
1.本次實訓課的教學目標和能力訓練任務
(1)教學目的。教學目標是通過4課時的實訓,學生能夠掌握代書遺囑的撰寫方法,學會運用相關法律知識獨立代書遺囑以及能夠為變更遺囑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2)能力訓練任務。本次實訓課的能力訓練任務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能夠現場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第二,能夠現場為咨詢者代書一份遺囑;第三,能夠為變更遺囑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2.本次實訓課的教學設計
本次實訓課的教學設計包括以下七個步驟:
步驟一展示本次實訓課的內容和目標
本次實訓課的內容和目標有:第一,組織教學和復習有關遺囑繼承的內容(提問遺囑的概念、遺囑的形式、遺囑的變更與撤銷);第二,展示本次實訓課的內容――代書遺囑,第三,宣布本次實訓課的能力目標和知識目標一能力目標是能夠為他人提供代書遺囑的服務,并能夠為變更遺囑提供最佳解決方案,知識目標是能夠掌握代書遺囑的撰寫方法。
步驟二引入任務項目
用多媒體課件演示一份代書遺囑的樣本,讓學生討論并指出該遺囑格式上的錯誤,然后由教師歸納遺囑的寫作要點:
首部
①標題。寫明“遺囑”或者“××××遺囑”。
②訂立遺囑人基本情況。
正文
①寫明遺矚人訂立遺囑的原因。
②寫明訂立遺囑人所有的財產名稱、數額及所在地。
③寫明遺囑人對遺產的處理意見。
④寫明所訂立遺囑的份數。
④寫明訂立遺囑的時間和地點。
尾部
分別由立遺囑人、見證人、代書人等簽名,另外要寫明遺囑的日期。
(特別注意:遺囑完成之后,應當向遺囑人宣讀或者交給遺囑人審閱,以便遺囑人核實遺囑的內容。)
步驟三操練(掌握代書遺囑的初步技能)
讓學生根據遺囑的寫作要點,修改上述提供的遺囑,使之成為一份格式完整的遺囑。通過本次操練,讓學生掌握代書遺囑的基本格式,為獨立代書遺囑打好堅實的基礎。然后教師課件演示一下修改后格式完整的遺囑范文。
步驟四訓練鞏固
訓練任務:
學生演示代書遺囑的咨詢活動,并完成代書遺囑的制作。
方法:
①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小組約4人,每兩小組合并為一個大組。
②每小組安排一位學生扮演代書遺囑的咨詢者,其余學生扮演法律咨詢的接待者。
③咨詢者按照事先準備好的案例內容進行代書遺囑的法律咨詢,接待者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并按照咨詢者的意愿完成代書遺囑的制作。
④每個大組的兩小組之間相互宣讀本組制作的代書遺囑文書,相互比較代書遺囑的內容和格式,共同討論,完成最后的代書遺囑的制作。
④各大組推選代表宣讀本組制作的代書遺囑,教師對各組制作的代書遺囑文書進行點評。
實例:李花(退休職工,90年代與丈夫離婚)現年75歲,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管莊西里32棟4門401室。2000年6月,李花將單位分給她的位于北京市朝陽區管莊西里32棟4門401室的住房買下,該房屋建筑面積是82平方米,房屋所有人為李花。另外,李花還于2006年7月出資購買了北京市朝陽區京通苑小區22號樓806號住房,該房的建筑面積是102平方米,房屋所有人為李花。李花膝下有四個子女,長子李龍,次子李虎,長女李玉和次女李瓊。除長子李龍與其共同生活,其他子女均獨立生活,2008年李花因病住院,兒女們輪流看護,也有親戚幫著看護李花,同年10月11日,李花出院。李花現在精神狀況良好,思路清晰,語言表達流暢,但其身體落下殘疾,雙手無力,一日三餐均需要別人喂飯。李花想請別人幫助她書寫一份遺囑,以便表達其生前的心愿。因為大女兒李玉特別孝順,而且家庭條件不是太好,所以她希望在其死后把位于管莊西里的房子給大女兒李玉,又因為李龍一直與其共同
生活,對其照顧較多,所以她希望把京通苑小區的房子遺留給長子李龍,為了不讓次子李虎和小女李瓊太難過,李花決定把其在工商銀行的存款30萬元留給次子李虎,除了自己在農業銀行的存款22萬元之外,李花希望把自己其它的全部財產都留給小女李瓊,李花決定把自己在農業銀行的存款22萬元以自己的名義捐給希望工程,為社會盡一份自己的力量。假如你是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的律師,請你幫助李花代書一份遺囑,以完成老人的心愿。
步驟五歸納(知識和能力)
在教師引導下由學生總結代書遺囑的格式應注意的事項,以及代書遺囑內容方面應當注意的事項,教師再作歸納。
實踐中代書遺囑常見的問題:格式方面學生容易遺漏立遺囑人的簽名或者摁手印,遺囑完成之后,學生容易忘記向遺囑人宣讀或者交給遺囑人審閱。內容方面學生往往會忽略一些細節,這與扮演法律咨詢接待者的學生缺乏實踐經驗有關,如上述案例中兩處房產的房產證登記號碼、戶主的登記姓名、工商銀行存款和農業銀行存款的賬號和戶主、存款數額的大小寫等等都是學生不容易注意到的細節。
步驟六深化拓展
訓練任務:
為上述案例中的咨詢者李花提供一個變更遺囑的最佳解決方案
實例:假如上述案例中,你完成代書遺囑后,建議老人對遺囑的內容進行公證,兩天后李花到公證機關進行了公證,但是一個月之后,李花又想把自己在工商銀行的存款30萬元只給次子李虎20萬元,另外10萬元想給次女李瓊。李花再次向你咨詢,請你幫助李花解決該難題。
方法:
①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小組約4人,每兩小組合并為一個大組。
②小組討論李花變更遺囑內容,有幾種解決方案?給出小組的最佳解決方案。
③每個大組的兩小組之間相互宣讀本組歸納的解決方案,然后共同討論。
④各大組推選代表闡述本組的解決方案,并給出本組的最佳解決方案。。
⑤各大組之間互評解決方案,然后教師對各大組的解決方案進行點評。
步驟七總結
通過本次課的實訓,學生能夠掌握代書遺囑的基本格式(提問學生簡述代書遺囑的基本格式),學生能夠學會運用相關法律知識獨立代書遺囑以及能夠為變更遺囑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案。要熟練掌握代書遺囑的技能,還需要多加練習,多幫助左鄰右舍、鄉親好友代書遺囑,在實踐中總結經驗。
3.布置作業
每位學生通過對自己鄰居的咨詢,幫助鄰居代書一份遺囑,下周上課時交上來。具體要求:符合代書遺囑的格式,遺囑的內容真實、詳細,能夠正確反映立遺囑人的心愿。
本次家長會流程如下:
1、 領導講話
2、 班級基本情況
3、 科任老師情況
4、 月考成績分析
5、 家長需要做的配合工作
6、 個別交流
下面是領導講話(略)
一、 班級情況
高二2班是個理科普通班,共42名同學,其中男生26人,女生16人。因男生較多,班級整體較為活躍。但是作為理科班有時更多的需要沉靜下來學習,關于這方面存在的矛盾我將在后面講到。
二、科任老師情況
數學老師是4班班主任,高級教師,有多年教學經驗,送給多屆畢業班,英語老師高級教師,多次送畢業班,物理老師年輕有為,同時是我們班的副班主任,化學老師高級教師,多年送畢業班,成績優異,對學生極為有耐心,生物老師高級教師,多年送畢業班,其中數學老師、英語老師、化學老師、生物老師擔任重點班教學任務,從師資配備上來看,是非常優秀的。
三、月考分析
下面我主要說一下班級這次考試的整體情況,如果個人有問題的話可以與科任老師單獨交流。
1、 整體不是很理想:一個是平均分,一個是個人情況,當然如果要歸結在一起肯定是個人發揮不好影響整體情況。
2、 暴露出來的問題:偏科嚴重,具體到個人請各位家長仔細看一下手中的成績條,除了分數還有單科成績在年級的排名。
3、 究其(成績不好)原因:學習態度不端正,學習習慣不好。
具體表現:(1)老師預留的預習不到位(2)課上精神不專注,部分男生上課犯困,影響聽課質量。(3)課下作業完成質量不高。(4)部分學生不按老師要求進行,自由散漫。
考試之后,老師們也就發現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制定了一定的計劃將在后面的教學中給予實施。我也專門用了一節班會課的時間針對這次成績暴露的問題對全班進行了思想教育,也請各位家長針對孩子的具體情況做好家里的思想教育工作。
現階段發現的一些思想動向
1、自由散漫思想
2、個別男生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四、需要家長配合的一些事情
工作再忙也要抽點時間來多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現和學習成績情況,多關心孩子的學習內容和實際進步程度,家長要多詢問孩子最近學習了什么掌握得如何等。我們家長辛辛苦苦不還是為了孩子的未來嗎?考大學是孩子人生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是青春期的原因,孩子可能在與家長的交流上較少,但是家長還是要做出一定的態度告訴孩子你遇到問題我是愿意和你一起交流討論的。做為家長,對于孩子的學習要適當施加壓力,始終關心孩子的學習,不要放棄努力;創造家庭學習氣氛。另外還需要特別關注孩子的思想動態,比如是不是愛打扮了,不愛穿校服了,是不是近期特別注意個人儀表了。家長應該正確的對待男女生交往的問題,可以跟孩子開誠布公或者旁敲側擊的交流一下這方面的想法,可能比我們一味的禁止要好的多。
做為家長,可能會遇到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時候,家長也要調整好心態,其實孩子們都是很可愛的。多發現孩子好的一些閃光點,比如在周記里面其實很多孩子在寫覺得家長很辛苦,很想好好孝順父母,再比如在課外活動中很多時候他們表現的很好,在今天的幻燈片里面大家也看到了。
在多年的小學教育中,畢業班班主任的教育又顯得尤為重要,具體的說,我將小學畢業班班主任的重要職責歸納為以下幾點,并做一些簡單介紹。
一、小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小學生的思想行為都正處于發展萌芽階段,各種思想尚未定型,這種時候家庭和教師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班主任作為和學生接觸最多的教師更應當努力做好學生的思想工作,教育學生們嚴格遵守《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小學生守則》等,盡量避免他們在學習生活中走彎路、走錯路。
二、小學生的身體健康和衛生習慣的教育
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們任何習慣都還處于培養的過程當中,特別是對于衛生習慣、文明行為的培養,應當經常對他們進行良好衛生習慣的培養,講解不愛衛生對健康方面的危害以及健康身體的重要性等,將每位小學生都培養成為愛衛生、珍惜健康的好學生。
三、做好和家長的聯系溝通
在小孩子的教育工作方面,應當是家庭和教師的結合,僅僅是家庭教育,抑或學校教育都不能完全對孩子進行全方位的良好培養,這就需要班主任經常的和孩子家長保持溝通聯系,關注學生的學習生活,將各個孩子平時的情況做好記錄,以及對孩子平時學習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及時和家長進行溝通處理。
【關鍵詞】高職稱教師;專業“再發展”;基本特征
中學高職稱教師是指擁有較高專業技術職稱并具備較高學識水平和較強專業技術能力的中學教師,其專業“再發展”是教師在專業素質方面不斷成長并追求成熟的過程,也是專業信念、知識、能力、人格和智慧等不斷更新、演進和完善的過程。研究這個教師群體的主要目的在于促進教師自我生命價值的實現,為學校名師隊伍發展注入活力,使學校教育教學質量不斷攀高。在課題研究中筆者發現,中學高職稱教師專業“再發展”基本特征有三個方面:差異性、階段性和矛盾性。
一、差異性
不同高職稱教師的專業化發展特征和軌跡盡管會存在一定共性,但也必然存在眾多差異。因為高職稱教師的發展首先是教師的個體發展,而每個教師的天賦特長在各自專業化發展道路上影響因素以及個人的努力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高職稱教師如何認識自身發展的瓶頸,突破自身的平庸,查找與名師發展之間的差距,就顯得尤為重要。
筆者深知高職稱教師持續發展過程中呈現的差異是豐富的,也是復雜的;差異的出現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必然的;差異的原因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不一致的;有些有規律可循,有些雜亂無章。但還是從千頭萬緒中試圖從年齡、學科、性別的差異條件中,查找高職稱教師專業發展的差異原因,以進一步探索高職稱教師持續發展的促進途徑。
(一)年齡差異
如果以女教師55歲退休、男教師60歲退休來計算,那么一名女教師在高級職稱上度過的是20年,男教師則是25年,這一工作年限還將因為國家人社部即將出臺的延遲退休政策而增加。這一事實告訴我們,高職稱教師工作年限是很長的,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的高職稱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和專業發展能力很不一樣。
30~45歲這一年齡階段的教師,往往具有較強烈的事業心和明確的專業發展目標,他們精于工作,勤于學習,專于研究,其中的佼佼者脫穎而出,成為校級、市級骨干教師和市級學科帶頭人。45~50這一年齡階段的教師處于重要的分化階段,一方面,其中的佼佼者沿著專業化發展的道路進一步發展,成為省特級教師和正高職稱教師等明星教師(大部分省特級教師和正高職稱教師在這個年齡階段評審通過);另一方面,多數高職稱教師由于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和專業發展認識的局限,感覺持續向前發展無望,逐漸滿足于成為課堂教學的熟手和骨干,不愿在科研、學習上付出更多,專業發展處于停滯狀態。55歲以上的高職稱教師,已經被評為特級教師和正高職稱教師的,進入人生的黃金發展期,成為真正的學科引領者,課堂教學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講學傳經、著書立說成為他們教育生命的重要一部分;另一部分骨干型的高職稱教師,如果被評為特級教師和正高職稱教師無望,那么也就不再熱衷參與各類職稱和榮譽稱號的評選,內心較為失落,易陷入專業發展的困惑;還有一部分較為普通的高職稱教師,開始進入“等退休”的賦閑狀態,在教學上易產生應付現象,專業發展處于倒退狀態。
(二)學科差異
目前,江蘇省實行高考“3+學業水平測試+綜合素質評價”的模式。在這一高考模式和科目設置安排下,各學科老師在學校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
其中,語數外三門主課老師由于科目占據高考錄取分數的絕對優勢地位,教選修科目的物、化、生、地、史、政等老師由于科目高考最后的錄取結果而處于次要地位,而教學業水平測試的必修科目老師由于科目成績要求較低而處于不被重視的地位。語數外老師課時多,工作量滿,學校、家長和學生重視程度高,因此對自己的要求相對較高,專業發展動力足,有學科優越感和成就感,涌現出較多的骨干型或明星型教師。但也有很多教師忙于課堂教學,分身乏術,科研意識不強,在專業發展上缺乏長遠的規劃,因而舉步維艱。而任教選修和必修科目的老師教學任務相對較輕,教育成就感略差。一部分教師因而有了更多專業發展的自我空間,他們踏實篤學,積極投身于教育科研,撰寫論文和參與課題研究,將教育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成為鉆研型或反思型教師,開辟了專業發展和提升的自我路徑;另一部分老師滿足于教W任務的輕松,將大量的時間浪費于瑣事,專業發展和提升也就難存指望。
(三)性別差異
中學高職稱教師的男女數量因校而異,但多數學校基本相當,但對比男女高職稱教師的專業發展結果,有一個結果一目了然,那就是:市學科帶頭人以上的名師多為男性教師。正高職稱教師兩年評審一次,以近兩年江蘇省鎮江市正高職稱教師評選為例:2012年,鎮江市有8位教師被評為正高職稱教師,均為中學教師,均為男性;2014年,鎮江市有9位教師被評為正高職稱教師,其中2名為幼兒園教師,女性,其余7名均為中學教師,男性。
當然,江蘇省不乏優秀女性教師被評為正高職稱教師,但可謂鳳毛麟角,數量和男性相比明顯偏少。由此可見,中學男女高職稱教師專業持續發展水平不均衡,發展結果明顯“重男輕女”。
二、階段性
從高職稱教師中脫穎而出,成為“教學名師和學科領軍人才”,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高職稱教師的職業生涯一般在20年以上,在如此長的高職稱教師生涯里,多數教師要經歷以下四個發展階段。
(一) 分化和定型階段
分化和定型階段主要以高職稱教師中剛評上的高級教師為主。他們雖然擺脫了早期任教的緊張窘迫狀態,卻面臨更高的專業發展要求。人們對他們的要求與評價標準卻隨著教齡的逐漸增長而不斷提高,不再用寬容期待的目光來看待他們,重點關心的也不是他們的工作態度,而是工作方法和實際績效。那種早期對教育的激情與感受開始出現分化:有的慢慢趨向于平靜、淡漠甚至于倦怠,早期教師職業倦怠的跡象開始出現;有的由原先的困惑與苦惱期進入了成長后的喜悅與收獲期。后者對教師職業的使命感、悅納感不斷增強,對自身專業發展的態度更加積極、穩定與執著,逐漸成長為具有相當水平和能力的教壇能手──經驗型教師。
(二)突破和退守階段
這一階段高級教師工作的外部壓力有所緩和,職業安全感有所增加,但對職業的新鮮感與好奇心有所減弱,職業敏感度與情感投入度也相應降低;開始習慣運用已有經驗與技能來思考和應對日常的教育教學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工作中出現更多程式化的經驗操作行為和思維定式。在此階段,盡管高級教師都有專業“再發展”的內在意愿,也有一定的外在努力,但現實工作任務重、生活壓力大,發展頭緒多,工作精力難以集中,具體表現為專業發展水平提高緩慢、專業成長較為艱難、不同教師對自身專業再發展的出現意見分歧等特點。
有的教師滿足于工作發展現狀,轉而追求生活的平穩安適;有的教師自感專業發展向上突破艱難,工作進入保持與應付狀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更多的教師盡管希望突破自身專業發展瓶頸,但在論文寫作、課題研究、校本課程開發等方面找不到突破口。諸多復雜因素使高職稱教師專業再發展進入緩慢低迷的職業高原期。少部分高級教師擁有個體專業發展的自主提升意識,確立高遠的發展目標,樹立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吾心安處是吾鄉”,把教師職業當作自己的生命寄托和價值所在,不斷進行反省和觀照,努力成為學者型、專家型教師。
(三)成熟和維持階段
這一階段的教師特征具有較為扎實的教學理論基礎、較高的教學水平和豐富的工作經歷,很多逐漸成為地區或學校教育教學方面的拔尖人才。在這一發展階段中,教師發展仍然出現分歧。
有些高職稱教師因教學業績優秀,轉向從事教育教學管理工作,擔任校級中層干部或教育行政干部等職務,興趣由教育教學轉為教育行政管理;也有些教師對現有的教育教學水平感到滿足,認為自己功成名就或是專業發展“船到碼頭車到岸”,與其自尋煩惱,還不如安享生活,與其從事艱苦的需不斷創新的教育研究與發展工作,還不如輔導學生賺錢養老。這種工作心態使他們興趣轉移、精力分散,產生了許多專業發展維持行為,不能與時俱進,甚至導致某些曾經深受學生歡迎的優秀教師“水平退化”“能力縮水”“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遺憾終身;當然也有些教師雖然有繼續發展的愿望和行櫻真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受限于個體學術背景、知識結構、技能水平、教學個性、工作閱歷、氣質秉性及興趣愛好等,難以突破和超越舊有經驗與規則,因而客觀上也就只能維持原有專業發展水平。
(四)創造和智慧階段
教育素養的高低、視野的遠近、信仰的有無成為制約這一階段高職稱教師專業“再發展”的重要因素。高職稱教師能否站在教育更高的理論思想層面上,發現更為合理的專業發展前景,能否由單一的教學實踐經驗角度,提升到系統的教育理論科學研究上,能否從瑣碎且庸常的經驗中,提煉出獨特的智慧,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學體系,就成為他們持續發展關鍵的因素。他們中的佼佼者既能建立個體原創的教育理論體系,又能構建相對應的教學實踐操作體系,還能以宏觀的視野與理性的目光,從教育哲學的高度來審視人類發展的遠大目標,把握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通曉時展的必然趨勢和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以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與人類的完善優化,引導學生達到成人成才成功的理想境界,成為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哲學體系之創建與具有普適價值的教育理論體系之形成是其核心標志。
三、矛盾性
通過訪談筆者發現,高職稱教師專業“再發展”的矛盾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
中學高職稱教師在學校的發展常常呈現出兩種矛盾的現狀。一方面,高職稱教師進入了職業穩定期,很多成為學校的資深教師、專業領先者甚至是教育教學權威,其教育教學能力進入到最佳專業水準階段。在績效工資背景下,社會及學校對其有高期待、高要求,而高期望值引發過重的職業壓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新的發展目標和前進動力等原因,許多高職稱教師從高級職稱評定前的積極奮進狀態退化為職稱評定后的消極賦閑狀態,且這種“職業消退”狀態對于學校甚至整個教育事業都形成了明顯的資源浪費。再加上由于教師職稱評定“只上不下”,以及職稱評定后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的缺乏,使得高職稱教師的專業持續發展得不到有效保障,面臨許多發展困境。
這是一位數學高級教師的教育日志。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著豐滿的教育理想,也在踐行著自己的初衷。可隨著教齡的增加,現實的太多問題顛覆著我的教育理念,我甚至懷疑當初在師范大學里所學到的理論,我覺得教育的理想和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評上高級教師之后,我本來以為自己的教育生涯進入到新的境界,但實際情況是,我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沒有任何變化。我依然沒有時間去看我喜歡看的書,或者研究一個我以前就很關注的問題。這學期我又開始接受兩個理科班的數學教學,由于江蘇省高考理科數學總分200分。“得數學者得天下”,我又要開始迎接每天3節以上的課和鋪天蓋地的練習、測試,還要在課間隨時準備給學生答疑,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喘不過氣來,平時的教學生活就像一片沼澤,不管你頭頂的天空多么明媚燦爛,你陷進去就很難。
(二)工作和生活之間的矛盾
在高職稱教師中,多數為40歲以上教師,呈現出中年人的社會特質。俗語說,“人過四十萬事休”,這種亞健康心理容易使高職稱教師安于現狀、得過且過;與此同時,高職稱教師是家庭的中堅力量,他們需要解決購房問題、子女上學或就業問題、贍養老人問題等,這些家庭問題使得他們難以把精力集中在教育教學工作上。
被訪者(高級教師):
中年人的壓力是最大的。最近我的父母身體都不太好,每周都要送他們去醫院好幾次,求醫問藥,醫院學校兩邊跑,做子女的,為父母做的也就只能是這些。可是一段時間下來真累啊。孩子今年上六年級了,不管是不行的,否則考不上理想的初中。以前我每天上完課都有很多時間備課,回到家也要精心打磨第二天要上的課,然后看看自己想看的書。現在每天都要求自己必須在學校里備好課,否則回到家就沒有時間再忙工作上的事。幸虧不是小年輕了,有些課以前都用心備過,現在只要稍微看看,上課主要還是靠經驗。
(三)教學和科研之間的矛盾
中學高職稱教師中的骨干名師,一般有三個類型:第一類是教學能力突出的名師。他們站穩了課堂,把課堂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把“課上的好,學生喜歡我”作為自己的教育追求,深受學生和家長的肯定,但不太喜歡或擅長教育科研;第二類是科研能力突出的名師,他們熱衷探索教育教學的規律,積極撰寫論文和申報課題,經常為學校的科研水平加分,但課堂教學能力平平;第三類自然就是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都比較突出的老師。一般來說這種老師在學校最受歡迎,也最受重視,但也最可遇而不可求。因為教學和科研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教師的精力總是有限的,興趣總是有差異的。專注于課堂教學,成為教學的“熟手”,在教書育人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有時就無暇顧及自身科研能力的提高;專注于教育科研,坐而論道的時候多,起而行之的時候少,有時課堂教學就會失之干癟,過于理論化,缺少生動性。
被訪者(特級教師):
經常有人問我是怎么評上特級教師的,是不是一開始工作就有評特級的遠大目標,我的回答當然是不是。評上高級前基本上就是認真教學,鉆研教材,偶爾寫點小文章發表了,很高興。后來越教越有想法,越寫越有興趣。評上高級之后,覺得自己還可以再向前發展一步,就開始讀一些教育理論方面的書,寫一些有深度的文章。但這個過程很痛苦,經常是白天忙著備課、改作業,晚上坐在電腦前冥思苦想寫文章,孩子基本都是夫人在管。忙教學和忙科研肯定是有沖突的,時間上、精力上。但是足夠勤奮的話,也可以統一協調發展,但這對教師個人以及他的家庭,甚至所處環境都有要求。要是夫人不支持我,我也很難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情;要是像現在很多人和微信圈里的朋友天天聚會、閑聊,我也靜不下心來。
(四)教師個體發展愿望和學校群體文化之間的矛盾
每個教師內心深處都有強烈的個體發展愿望,希望自己在專業化道路上越走越遠,但這一發展愿望常常受所在學校群體文化的制約。曾有研究者指出,教師之間一般都不喜歡其他同事介入或干預自己的課堂教學,他們之間互不干涉,彼此保護。這種具有封閉性的教師群體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排斥開放和合作,趨向孤立與封閉。
@種情況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學校文化中教師更愿意分享自己教學的成功,而不愿意輕易談論教學的失敗。哪位教師提出問題就等于自曝其短,有可能被其他教師當作在尋求幫助。而教師隊伍素以清高著稱,尋求幫助就意味著主動承認自己教學上的無能,會遭到他人恥笑。這種風氣嚴重阻礙了教師的開拓和探索,泯滅了教師試圖提出任何批判性問題的沖動。對正處在建立專業自信的高職稱教師而言,他們更擔心和別人商討教學內容與方法等會被視為“專業水平不夠”,所以,他們大多只能在長期的教學中自我摸索以獲得微小進步。這既阻礙了教師之間正常交流,不利于教育教學改革的長足發展,又讓教師難以體驗彼此的激勵、職稱和贊賞,嚴重影響了教師個體的進步和發展。
雖然高職稱教師個體在孤立的努力狀態中也會有所發展,但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高職稱教師的專業提升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教師群體文化是教師成長的土壤。對于教師而言,合作共享的教師文化才是自身發展的有力助推器,它能在深層次上對高職稱教師的成長道路產生持續的重要影響。很多研究型教師或專家型教師集中的學校,就擁有這種合作共享的教師群體文化或者是學習共同體。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教師彼此之間心靈開放、理解信任、共鳴支持。經驗豐富的高職稱教師、專家型教師也樂意展現自己的教學專長,供其他教師觀摩和共享。新老教師之間能夠彼此交流知識與信息、思想與經驗,在專業思想、信念和態度等方面互相影響和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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