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濟學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口經濟學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口經濟學范文第1篇
一、人口增長對經濟活動的積極影響
第一，經濟活動的開展要以人口作為基礎，同時，人口既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又是經濟活動的受益者，這種觀點可以從市場規模方面進行理解，當人口規模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時，市場需求也就被固定了下來，市場的總體需求對經濟活動有著重要的刺激作用，缺乏需求刺激，導致經濟活動的發展動力不足。而當人口規模符合經濟活動發展的客觀要求時，使得市場需求也隨之變化，市場需求的增長，導致經濟活動不得不朝著更高層次發展，這樣才能夠滿足市場需求。較大規模的人口增長所帶來的是規模經營的方式。
第二，人口的增長保證了經濟活動充足的勞動力。最初的規模較大的經濟活動是從人類早期的農業和手工業轉變而來的，而農業生產和手工業都包含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范疇內，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人口的增長恰恰為此類經濟活動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而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發展，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人口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增長，人口的增長有進一步提高了市場需求，為了能夠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人類又不得不通過創新來提高經濟活動的價值。
二、人口膨脹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人口的過快增長，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確實對經濟活動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當人口的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后，就會對經濟活動的發展造成相應的阻礙。大規模的人口增長引起了市場需求的激增，而為了能夠滿足人口的生存與消費需求，經濟活動的規模也必須擴大，才能夠適應逐漸增長的市場需求。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也就是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的擴大就會帶來對資源更多的開采和利用，從而造成了人口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矛盾。過度的開采是森林植被的面積逐年減少，土地沙化現象嚴重，大面積水土流失，導致人類的生存空間變得危機四伏。人口膨脹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口的快速增長對人均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就業等問題都將產生不利影響。人口增長的初期，大部分人口并不具備創造價值的能力，只能作為消費者來消耗社會資源，這樣一來，人口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是固定的，人口增長就會降低人均收入，造成人地矛盾明顯，人口消費支出增長。家庭原有的收入能夠維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當有新生兒降生時，必然會增加家庭的消費總量，原有收入可能無法繼續維持正常的生活所需，造成生活拮據。到了人口增長的中期，為了保證正常的生存與消費，就業人口必然會大幅度上漲，而由此引發的就業問題也將會極大地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資本形成也將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人口增長過快，使原有的土地資源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農業用地總量相對固定，而農業人口的增長使人口與土地之間的比例越來越不協調，大量的農業人口因此而失業，失業人口增多，又會引起人均收入的下滑，農業經濟也因此受到影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根據人口總量而定的，當人口增長較快時，就會是原有基礎設施無法滿足人口的需要，政府也因此會從財政支持中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造成其他類型支出的減少。另外，人口增長將消耗更多的社會資源，為適應社會需求，必須通過擴大生產規模來提高產量，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儲蓄就會降低，影響資本形成和積累。
三、人口快速增長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一，由于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均收入普遍較低，家庭生活困難重重，而人口的快速增長，則會進一步加劇生活的困難。人口增長率的提高首先引起的是不具備生產能力的人口的增長，這些人口在具備生產能力之前，處在單項的消費層面，無法為家庭創造社會價值，家庭負擔也會因此而加重。
第二，人口增長較快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造成與人口增長緩慢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在貧困地區，人口的增長速度直接關系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數量的增加，使得貧困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直線下降，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會因此而降低。相反，如果人口增長速度緩慢，參與收入水平分配的人口數量也會相對較少。當新生人口具備了生產能力的時候，人口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就會被緩解，進入良性循環狀態。
通常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貧困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如果經濟發展水平與某一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相協調，會極大的帶動該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促進地區和諧和穩定，反之，人口過快增長或者人口增長的速度與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適應，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此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就目前我國發展情況來看，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緩慢，但是人口增長速度卻居高不下，進而導致貧困地區一直處于緩慢發展狀態，眾所周知，我國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單一，可利用和開發的資源相對較少，所以人口的過快增長會直接導致人均耕地面積減少，收入下降，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
四、合理的人口增長數量是支持地區經濟與人類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增長數量不合理，對于社會的發展可能產生巨大的壓力和負擔。面對當下人口數量迅速增長的現狀，不得不面臨土地資源分配的難題，也給資源能量的支持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負擔。一般會出現的人口數量增多的壓力，主要來源于不發達地區。因為人口數量的不斷上升，明顯的發現相對的糧食、資本分配能力不足，導致越不發達越貧窮的現象。為了解決這種狀況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不斷的發展科學技術生產力來實現。
人口經濟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國經濟減速；人口紅利；扶養比；戶籍制度改革；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現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馬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東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常快，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可以理解其為什么失去了國際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總的來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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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經濟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壓縮型工業化國家；人口紅利：中間技術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4-0035-05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落實，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市就業壓力將更加嚴重，中國就業壓力將進入新的高峰期，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失業與環保、社會穩定、產業結構調整等一系列問題以更加復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對改革、穩定和發展形成巨大壓力。針對這一系列問題，以張坤為代表的學者率先提出中國經濟存在“壓縮型”特征［1］，這種特點表現在經濟、社會、人文等各個層面，對中國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1 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一般特征
聯合國開發署環境專家D?O?Conner指出，早期發達國家經歷了幾個世紀完成的工業化，在東亞國家卻只花了數十年，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顯著縮短，這種縮短的工業化被有關專家稱為“壓縮型工業化”［1］。壓縮型經濟社會典型特征是工業化進程超速發展，產業結構急劇轉變，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問題復雜。
1．1 工業實行“跨越式”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幅度大
工業的快速崛起是“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現在工業突然而快速地替代農業，與“非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過程。如：英國的工業革命自18世紀開始，到 21世紀仍處于工業信息化階段，而工業后進國［2］則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完成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如韓國1965年的GDP中工業產值的比重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農業部門在GDP中的比值從39％下降到9％；我國自50年代開始工業化，到2005年，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從20．9％上升到47．3％，與此同時，農業總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從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脹與結構性失業并存
工業發展初期，經濟快速增長和對勞動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劇上升，隨著世界工業朝著自動化、信息化方向的發展，工業產業對簡單勞動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數使勞動力的供給增加，使就業與失業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國為例，從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都超過10‰，總人口從57 482萬人激增到130 756萬人(2005年)，人口數量的迅速增加導致就業問題出現。從“九五”期間開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失衡，下崗失業人口大幅上升，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進入“十五”，就業與失業問題更為突出，不僅總量供求失衡，而且結構失衡。
1．3 人口增長結構演變歷程縮短
從東亞人口發展史上看，后進工業國家的人口結構變化(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所經歷的時間僅為發達國家的1／3。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一個低生育階段，標志著我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根據聯合國(2002)預測［3］，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從10％增至20％，各國所用年數為：中國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國61年(1951-2012)：美國57年(1978-2028)。
2 壓縮型工業社會的“人口紅利”特點
2．1 “人口紅利型”經濟期的縮短
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口紅利”期出現的時間與工業化進程大致相同，持續時間為100年左右。由于后進工業國家經濟增長“追趕效應”作用，人口急劇膨脹，“人口紅利”期迅速到來，持續時間縮短。以我國為例，由于政策和社會因素，在經歷20世紀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從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進入了“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期最多持續60年(見表1)，而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在60年內完成工業化過程尚不可知。人口撫養系數［5］在短期內趕超發達工業國家。如在20世紀5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撫養系數比為0．7～0．8，到2000年，撫養系數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發達國家人口撫養系數比僅下降了0．039，基本穩定在0．55左右。人口結構的黃金時期也被“縮短”，意味著勞動力資源減少，經濟發展必定受阻。
2．2 “壓縮型”工業化與“人口紅利”期的交織
“壓縮型”工業化帶來的人口老齡化負效應將使社會總儲蓄開始減少，繼而總投資下降，通過乘數作用影響經濟持續發展，同時，人口撫養比上升、勞動力資源開始減少、日益龐大的養老金使政府開支增加。
顯然進入老齡化社會需要一定的“社會積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費用”。因此，經過充分工業發展和財富積累的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都較為富裕，如英國等發達國家從成年型社會向老年型社會轉變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為5 000～10 000美元，而后進工業化國家完成這種轉變只用了發達國家1／3的時間，我國完成這種轉變用了大約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這種“未富先老”正是“壓縮型”工業化國家所獨有的。
工業化后進國家的“追趕效應”和“結構效應”使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節奏快、社會轉型幅度大、經濟畸形發展，致使在“人口紅利”期內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獲得“人口紅利”，相反卻出現了“壓縮型”綜合性的問題：自然新增勞動力+城鎮失業勞動力+城鎮化帶來的農業勞動力，與產業結構改變、城鎮化和因過快工業化導致的制度不完善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形成后進工業化國家獨特的人口特點，如果不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人口紅利”將迅速轉變為“人口負擔”。
2．3 人口“紅利”中存在泡沫現象
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只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社會要享有“紅利”還需要與本國勞動力資源相匹配適合的制度環境、政策措施、人文環境和足夠的工作崗位等，這些條件和“人口紅利”一起構成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數后進工業化國家為了盡早獲得“人口紅利”，在工業化起步階段鼓勵生育，如戰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現了持續三年的生育高峰期。這三年共出生約806萬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國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達37％。同時各國政府大力發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學毛入學率為29．6％，2003年大學毛入學率達到了47．7％，同期韓國大學毛入學率從386％上升到77．6％，新加坡從18．6％上升到48．3％，中國從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9％，但當我們考察教育科研經費的投入時卻發現，從1990-2005年，盡管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由569億元增加到3 951．59億元，增長了5倍多，但是財政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全國教育經費占GDP比重從2002年最高點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這種急于求成的教育發展模式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低下和教育層次的單一化。同時，由于后進工業國急于實現產業現代化，是知識技術引進的主要國家，急需技術創新，導致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而本土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中所處的地位要求實用性中檔人才，這種多樣化的需求與本國單一的人力資源素質不相匹配，導致大部分勞動力資源沒有形成與本國經濟相適應的人力資本，出現了“人口紅利”泡沫。
2．4 長期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存在使實際撫養系數高于理論數據
實際撫養系數計算公式中分子為0～15歲幼兒和65歲以上老人，該公式暗含的前提條件是充分就業。只有當社會自然失業率低于6％時，理論撫養系數才與實際相符。但當大量失業勞動力存在時，被撫養人口就不僅僅限于少兒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進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問題，目前，我國每年有80萬～120萬的出生缺陷嬰兒，15年后，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從系數公式的分母中扣除，這時實際撫養系數往往要高于理論撫養系數(見表2)。
3 人口紅利壓縮的后果―大量持續性失業的經濟學分析
人口基數大，勞動力資源豐富正是獲取人口紅利必不可少的條件，它可以通過生產和消費行為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動力，因此，人口基數大不應該是導致失業的直接原因，只有當它同不合適的產業結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會出現勞動力供大于求現象。孤立地判斷人口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是不科學的，只有將他們納入一個系統之內來考察，這樣的判斷才有意義。由于人口總量是既定現實，界定人口與產業是否適應就涉及到重新判斷發展中國家現行產業是否適應人口的問題。
以我國為例，我國屬于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在50年里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化、信息化社會(這種轉變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幾十年時間［8］，就業形勢也相應發生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經過一個短期的就業高峰，從1997年開始失業率開始進入風險區，并一直持續居高不下。對這個問題本文的理解是現行產業結構和我國的人口特征不相適應。
3．1 現代化的產業結構要求與勞動力現代科學素質［9］普遍低下不相適應
在國際產業自動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隨著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后進工業國家也順應潮流，大力發展自動化、信息化工業，一方面提高了本國資本和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顯示出后進工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進工業化國家處于國際產業轉移的低端，勞動力素質低下，基本上沒有能力為本國要求現代化的企業提供必須的高技術產品，勞動力處于閑置狀態，沒有發揮生產，相反，對高科技產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為發達國家的生產性產品和消費性產品提供了市場。因此，就業壓力、人口紅利期縮短、人口泡沫等問題從表面上看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總量失衡，實際上是“趕超型”工業化過程中，整體產業結構升級太快、太陡，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源支撐造成的。
3．2 生產性消費的盲目跟進
在自動化、資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聲中，大部分學者一致推崇通過技術和資本投入帶動經濟增長，于是幾乎各行各業開始千方百計地爭取項目、更新設備，期望在資金有限的條件下，通過解雇員工、增加投入來達到改資本廣化為資本深化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種生產性高消費導致大量勞動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使就業結構發生轉變，一部分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產品的生產知識含量較高，需要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技術人員，而人口素質的提高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就業結構無法及時調整，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工業不是在大量吸納勞動力而是開始飽和吐出勞動力，第三產業緩慢增長的就業機會，難以容納同時來自農業和工業外溢的勞動力。生產性的消費向發達國家產業盲目跟進導致了各產業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直線下降。
3．3 對西方理論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趨勢，但是實現這種目標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應該因國而異。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資本替代勞動力所獲得的巨大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后進國家希望通過模仿他們的發展模式達到本國經濟的騰飛，甚至用急進的方式企圖將“失去的工業化時間”抓回來。因此，相應出現了一批介紹和推崇西方理論的學者和官員。但是，引介理論首先要理解理論，而要對西方理論進行充分的理解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現時的社會整體背景。
早期工業化國家進行技術創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勞動力不足，生產能力低下，工匠們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彌補勞動力資源的不足；②技術創新路徑自下而上，是自發創新，沒有行政干預；③具有“歐洲特色”的科舉制度是技術創新的制度背景。工業革命前我國正處于經濟文化鼎盛時期，由于歐亞文化和生產力水平相差太遠，歐洲社會無法直接模仿借用類似中國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只能通過手工藝創新來達到快速從學徒“升級”到業主的目的，因此，工藝技術創新成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業革命在此基礎上展開；④自由、開放的經濟是技術創新的宏觀經濟條件。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人文背景與西歐大相徑庭，如果只重視借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而忽視技術的同化和吸收，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假設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按照其價值定義為“一千英鎊”技術，把發展中國家的本地技術定義為“一英鎊”技術［10］，如果發展中國家貿然引進“一千英鎊”技術會給本地的“一英鎊”技術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基礎和國情，“一千英鎊”技術不能馬上被當地經濟消化和吸收，大量勞動力失業和經濟增長放緩將在一段時間里存在，社會穩定將受到威脅。
4 通過產業結構創新解決人口問題
目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早期工業化國家分階段出現的社會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同步爆發，如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環境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這些問題不僅多而且盤根錯節、相互交織具有綜合性和復雜性，而且與本國國情結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問題團”，現有的國外理論難以有效解決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綜上所述，發展中國家要使經濟和社會持續地發展，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以我國為例，可以嘗試創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產業發展道路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問題。
4．1 明確本國國情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基數大、國民現代科學素質普遍低下、地區發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經濟結構。為早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通過學習和模仿西方經濟發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實行了大規模的產業自動化，用機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產量，并將這種方式廣泛地推廣到工廠和農村，這一方面使我國在短期內經濟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導致社會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使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低下，繼而影響自動化的最初目的―經濟增長，同時，大量剩余勞動力的長期存在又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4．2 構建包含國家專有要素的本土經濟學
我國失業理論的發展代表了后進國家學界“洋為我用”的覺醒歷程，特別是后兩種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國實際、反思西方理論、獨立思考后的結果，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有這樣一種思維慣性：通過模仿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路徑，考察我國實際經濟社會中存在卻相悖于他國發展路徑的“不當之處”，給予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看似有道理卻難以實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面臨的問題。經濟和人口理論的作用在于為經濟社會發展出謀劃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經濟社會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是主體，理論、政策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而不是通過改良社會去適應理論，然后按照理論設計進入另一發展模式。這里并不反對借用他國發展模式，但是首先應該選擇真正適合本國的模式，且在實施前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去偽存真，選擇其中與本國國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礎上再對理論進行創新性的完善。
4.3 創新型產業模式為人口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
根據本國國情選擇，創新理論是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關鍵在于政府和學界思維方式的改變，對國際經典理論不迷信不盲從，采取審慎的態度對待“舶來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創建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
以人口問題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素質、失業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誤區，從根本上講失業、人口數量、人口質量等問題是相對存在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偏離本國國情導致的結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問題。因此，研究不應繼續糾纏于問題的表象，而應該尋找問題產生的根源，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如失業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當國民整體經濟社會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全面盲目自動化，忽視了我國人口眾多、正處于人口紅利期的特點，無視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舍本逐末，花費有限的資金外購昂貴的自動化設備替代人力，導致失業現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這種結構性失業是外生因素(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引起的，與早期工業化國家不同，很難在短期內通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容納失業人群(產業國際自由轉移與勞動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動造成這一問題)，即“一千英鎊”技術摧毀了“一英鎊”技術，經濟和人口問題以扭曲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適合本國的中間技術產業，即“一百英鎊”技術型產業才能充分利用本國充裕的勞動力，使經濟真正獲得“人口紅利”。這種中間技術型產業可以將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鎊”技術分解為若干能適應本地產業、本地技術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鎊”產業，這種新型產業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鎊”技術型產業的技術含金量，幫助提升國內經濟和技術水平，使發展中國家盡快與世界經濟接軌：另一方面，大量中間技術產業的存在能充分吸收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使社會能平穩地渡過產業結構轉型期，使發展中國家延長“人口紅利期”，充分享受經濟與人口發展帶來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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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經濟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民辦教育；培養口腔技能人才；產學結合
隨著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口腔醫療服務行業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具有一定口腔工藝技術專業理論知識的技能型專業人才越來越受到用人單位的青睞。實踐性教學是進行職業技能訓練，培養技能型人才的中心環節，而校外實訓基地在培養高職學生實踐應用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學生在濃厚的職業氛圍中鍛煉和培養從事和勝任口腔工藝技術職業崗位的能力，使理論知識在實踐中升華，能力在實踐中增長。因此，加強校外實訓基地建設至關重要。技能型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既要掌握“必需、夠用”的專業理論知識，又要掌握基本的專業實踐技能，關鍵是要具備綜合職業能力和全面素質。為此，在校外實訓基地的建設方面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從世界牙科聯盟2006年年會獲悉，我國口腔疾病患病率高達97.6%，幾乎人人都有牙病，但口腔醫師缺口很大。牙醫緊缺使口腔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成為我國醫學高職教育的重頭戲。隨著物質與精神文明的發展，人們對牙齒的治療和保健越來越講究，再也不是傳統認為“牙疼不是病，痛起來要命”的水平，從牙病的防治到美齒、潔齒、修復等，齒科業務不斷擴大，使相應的齒科材料市場日新月異。據統計，目前我國平均每1.5萬人擁有一位牙醫，這與世界水平相比嚴重滯后。現我國共有8萬名牙醫，其中只有一半是本科畢業的口腔專業技術人員，這與全國13億多人口相比是極不符合國情的嚴重滯后現象[1]，民辦院校及時抓住這一時機，結合市場人才需要，開辟了開辦這一專業的先河，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歸納以下幾點：
一、大膽創新，確立培養實用型人才目標
根據國情并借鑒國外經驗，建立一支準入門檻比口腔醫師低的口腔醫學技師隊伍尤為重要。西安外事學院醫學院于2005年開辦了醫學口腔技術專業，就業方向為全國各級口腔專科醫院、綜合醫院口腔科等醫療機構的口腔修復工藝工作，也可從事口腔義齒加工、牙病防治、牙科材料、牙科醫療器材工作。學生畢業后可考取的職業資格證書有：通過國家相關考試獲得《中級口腔修復工》資格證書；歷屆專升本可考臨近專業“口腔醫學”、“臨床醫學”專業等。2005年外事醫學院創辦該專業時資金人力短缺，辦學條件十分簡陋，開創者憑借臨床多年的寶貴經驗及對民辦醫學口腔技術教育事業的忠誠熱愛，獨辟蹊徑，艱苦創業，以教育部2006年16號文件精神作指導，不斷改進和落實“五雙”建設方針，即“雙師型”教師隊伍；設置“雙崗”教學課程；落實“雙綱”改革（理論教學大綱、實踐實訓教學大綱）；加強“雙地”建設（校內實驗基地、校外實訓實習基地）；培養“雙高”人才（培養實用型高素質、高技能型人才）[2]。經過近8年的專業發展，現已初具規模。
二、進行課程整合，突出實用
在課程設置上除必要的專業理論課程外，主要是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從辦學的第一天起就與專科醫院和齒科材料生產廠家緊密掛鉤，聘請有經驗的高級技師為技能培訓教師現場交流，傳授技藝，為了強化技能訓練，晚自習經常開放實驗室，教師們親臨指導，嚴格要求，把技能技術考試列為主要教學監管內容，每學期開展現場模擬技術比賽，借以增進學生的專業技能興趣。
在課程設置上，緊緊圍繞培養實用型人才的目標大膽進行教學改革，對一些基礎理論課程及邊緣學科的純理論磕磣進行整合，壓縮課時，而主要增加實踐性課時。現開設的專業課程有口腔修復學、可摘局部義齒修復工藝技術、固定義齒修復工藝技術、全口義齒修復工藝技術、口腔內科學、口腔頜面外科學、正常人體解剖學、口腔頜面局部解剖生理、口腔組織病理、牙體解剖學、口腔材料學。授課的專兼職教師都具有“雙師型”資質，他們講課生動、技能嫻熟，責任心強，深受學生的歡迎。
三、產學結合是培養實用口腔技術人才的有效途徑
據悉，近年來教育部已對民辦院校辦學做出明確的定位，即培養應用型人才[2]。在醫學院主管領導的支持下于廣州、深圳、珠海等發達地區（如珠海威登齒科有限公司、韶關丹雪公司）建立了產學基地，畢業生規定在生產基地不得少于10個月的生產實習，經濟能考試合格后方能取得畢業證。為學生將來就業打下良好基礎。口腔技能型人才的培養，走產學結合的道路，是學生學習在生產崗位上，就業在學習中，突出技能型培養，既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又滿足目前人民群眾對口腔疾病的保健要求。
學生在實習期間難以適應“學生”和“技術工人”兩種身份的轉換。學生與企業召集的未受過正規專業教育的農民工同工同酬，也造成高職學生心理極端不平衡。因此，學校與實習生應保持緊密聯系，發現問題時輔導員及實習管理教師應及時給予心理指導，增強學生對自己和他人情緒的認知和理解，使學生更好地適應身份的變化，與其他員工和睦相處，為實習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人際氛圍。專業教師應根據口腔工藝技術行業發展趨勢給予學生明確的指導，使學生認識到高職的學生經歷了正規的專業教育后，跟速成的農民工相比，有了一個更高的平臺，能更快接受國際口腔工藝新理念和新材料的應用，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激發學生對專業的熱愛。據統計，外事醫學院2011年口腔醫學技術專業畢業學生就業率達97﹪左右，今年將有98﹪的學生已被產學結合單位提前預定或簽約工作，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說明在不遠的將來我國嚴重匱乏高等醫學口腔技術實用型人才的局面將大大有所緩解，意義深遠而重大。同時也證明民辦教育實用性專業的教學改革只有走產學結合的道路才是唯一有效途徑。
總之，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技能型口腔工藝技術人才，一方面，應當加強校外實訓基地的建設，除穩定現有實訓基地外，還要充分利用區域經濟優勢，開拓新的實訓基地；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實訓基地，加強學生的技能訓練，并借實訓基地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使畢業生成為合格的口腔工藝技術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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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經濟學范文第5篇
本書收錄了作者關于人口、創新及資源環境的最新研究成果，從人口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破題，深入淺出地分析中國人口問題的現狀，以及帶給經濟、創新力等方面的影響，表達了作者對當前人口政策所引發的問題的擔憂，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潛力最終由其人口的數量、結構和素質決定。
Q：如果不限制人口增長是否會帶來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的問題？
A：本書第五章從能源、糧食、水這些角度作了詳細分析，總的來說資源并不是人們想象得那么緊缺，其實是取決于如何節約資源而且發掘潛力。比如現在中國依靠大量能源進口，但中國已經有很多新能源技術并且處于相對領先的地位，中國將來有非常好的機會發展新能源。反而人口老化，創新、創業能力下降的話，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都會有影響。
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經濟學界已經達成共識。一般來說，這個國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萬美元的時候，環境是最差的。因為那時候是制造業大發展，服務業還沒有起來，人們主要是解決溫飽數量上的問題。但隨著富裕程度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提高了，本身社會更加富裕，他有能力治理環境。所有的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反而會趨于變好。中國現在可能還有幾年的壞日子。但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政策是關系到將來二十、三十年人口數量和工作結構人口的問題，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
Q：人口年輕化會對國家經濟帶來哪些影響？又是否會產生更大的就業問題？
A：2008年中國人口結構中最大的人群群體是20至40歲，非常健康，這是最富有創造力，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人群，中國現在的人口結構是個黃金時期。但到2040年，最大的人群是50至70歲，老齡化非常嚴重。20至40歲人口從4.3億降到3億。
年輕人口結構對經濟活力的影響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還在8%左右。1990年以后老齡化指數直線上升，它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得非常快。日本戰后低生育率也是其重要因素。年輕人口減少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年輕人晉升的機會就少了，青年人的發展在老齡化的社會被邊緣化。
有說法認為減少人口可以減少就業壓力。這在中國經濟還有大量就業不足的農村勞動力時，可能是正確的。但是2010年后，中國經濟明顯過了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當民工荒和民工工資猛漲的現象出現時，人口少可以促進就業的論調就不攻自破了。失業率高的因素很多，現在經濟學公認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資體系，和人口規模沒有必然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