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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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鎮化范文第1篇
改革開發以來，農村勞動力得到很大的釋放，特別近年來隨著通訊交通等經濟文化的發展，農村適齡勞動力基本全部打工，留在農村的大都是老人和兒童，只有春節才有大量外出務工人員返鄉過年，這也導致了大量農業土地拋荒或沒有充分利用。三農問題一直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當前農村形式的發展，以及對土地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要求，必須建立一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土地流轉制度。
土地流轉是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解放農村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人口城鎮化目標的基礎。所謂農村土地流轉，是指在保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不變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權利在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轉移交易。其主要形式有：轉讓、轉包、互換、出租、入股等，其中以出租和轉包為主要形式。其主要特點有：參與主體多層次；流轉方式多樣性，流轉期限不固定等。安徽省樅陽縣國土局數據統計顯示，近三年來，本縣農村承包責任制的耕地，流轉的土地數量逐年增長。截止2015年底，全縣耕地的26%參與了流轉，達到1.4萬公頃；參與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有7.9萬戶，占總農戶數的37%。流轉的形式以出租為主，流轉的期限一般是1-10年。隨著農村留守人口的老年化，農村土地流轉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必要性。由于流轉并沒有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規制度，時常會在流轉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這不利于維護農民的利益，也不利于國家提出的農村人口城鎮化的發展方向。
一、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
1.農民的保守意識濃厚，小農意識和戀土情結較重。由于千百年來農村傳統思想的影響，盡管我縣很多農民已經長期進城務工，但仍把土地看成了“退路田”、“保命田”，不敢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交給外人，擔心萬一失業，今后的生活沒有保障。還有不少農戶不理解政策，對一些概念模糊不清，例如所有權、經營權、承包權、處分權、收益權等，擔心土地流轉后，自己就會喪失土地增值收益和以后征用時的經濟補償收益。
2.農村集中成片的土地流轉難度大。一是我縣土地承包經營的分散性與丘陵地帶的特點。使得在土地規模流轉時，可能會因為一個承包戶不能談妥，而使得土地流轉難以規模化，結果導致分散的土地流轉，難以吸引程度較高的規模化機械化產業化的農業項目落戶，制約了我縣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二是土地規模的流轉受用工條件的制約。農作物的季節性強，農忙時期用工短缺現象嚴重，相應的用工成本較高。我縣農民仍然“靠天農業”，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不確定性阻礙了農業生產規模經營化的發展。
3.農民土地流轉行為不規范。流轉過程中經常出現流轉程序的不規范和流轉契約的不完善，一方面由基層鄉鎮政府推動的土地流轉，一般是整個村流轉出租，雖然有正規的協議合同，但細節不夠詳實，為以后的糾紛埋下隱患。另一方面是農民文化知識素質不高，缺乏契約意識，流轉的是親戚、熟人，往往通過口頭協議敲定、或者私自訂立的簡單協議，出現問題界定不清易引發糾紛。最后土地流轉中出現的糾紛和矛盾，又缺少快速有效的處理機制，歸根結底是調解仲裁機制不完善。
二、解決的對策
1.提高農民的思想認識，從根本上理解土地流轉的內涵。一要通過多種渠道，宣傳引導法律和政策，對于《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廣泛深入宣傳，要宣傳土地流轉對農民帶來的利益和好處等，消除農民的思想顧慮。二是政府要尊重群眾意愿，農民是土地流轉的主體，不能強迫農民。三要將農村土地流轉同農業產業化、現代化、規模化結合起來，必須以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為目的。
2.加大扶持力度，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發展規模經營。圍繞我縣農業特點布局規劃，結合我縣的農田特色，集中開發，規模經營，本著自愿、協商、有償的原則，由村經濟合作社或其他土地流轉服務組織將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集中流轉給規模經營主體，允許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投資成立種植、養殖業等農業企業。要為流轉土地的農民解除后顧之憂，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
3.規范流轉行為，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基層政府要規范土地流轉手續，簽訂統一格式的書面流轉合同。并且在鄉政府建立一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備案、登記和檔案管理制度，村一級健全農戶承包土地流轉登記簿，由專人負責。健全土地流轉調解仲裁機制，健全工作制度，落實必要的工作人員和經費。
總之，土地流轉是促進農村城鎮化的有效途徑。農村承包責任制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土地流轉制度的實施，農村大量剩余的勞動力“解放”出來向城市轉移，特別是80后和90后的農民，更是城鎮化的主力軍。因此，加快土地流轉一方面提高了土地的產出率，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解放出來的勞動力為城市建設供應了新鮮的人口紅利，達到農民增收和農村城鎮化的雙贏。
參考文獻：
[1]林興虹.安徽省土地流轉與發展家庭農場研究――以安慶市樅陽縣為例[J].宿州學院學報，2013，（08）
[2]高職學生會計電算化職業能力培養策略商業會計，2013，（04）
[3]王曉靜.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效率問題研究――以蘇州市為例[J].農業經濟，2015，（10）
農村城鎮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鄉村企業;城鎮集聚;農村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320.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2-0032-03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快城鎮化進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城鎮是人類的主要聚居地,也是生態系統中最為復雜的類型之一。城鎮化從根本上說,就是有序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使其走出農村,進入城市。尋找到與其相適應的職業,穩定地在城市居住并生活的過程。是社會經濟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業人口占全國勞動人口71.2%的背景決定了中國將走一條與西方工業化國家不同的城鎮化道路。城鎮化不僅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城鎮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
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中國的鄉鎮企業發展在布局上一直存在分散零亂的問題,給可持續發展增加了難度。現如今對鄉鎮企業的發展有了新的要求,鄉鎮企業由初期能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的階段逐步轉移到引導企業由點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區,實現向小城鎮相對集中,形成了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互為依托、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的新格局。現階段,鄉鎮企業走合理集聚的道路,向小城鎮集中發展,是一種必然選擇。促進鄉鎮企業合理集聚、健康發展,是當前城鄉經濟社會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一個重點。沒有鄉鎮企業,難有小城鎮。鄉鎮企業的發展,會帶來小城鎮的繁榮;小城鎮的建設,能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
一、中國農村城鎮化的現狀及主要問題
城鎮化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效益的增長,改變了人們的觀念,提高了人口素質,改善了生活質量。小城鎮是農村一定區域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聯系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和紐帶,是城鎮化的重要支撐。小城鎮在城鎮化大戰略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缺乏相應的政策引導,小城鎮發展水平仍然滯后,無法適應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影響了三農問題的解決。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第一,小城鎮發展缺少經濟依托。小城鎮是城市和農村的結合點,是國民經濟的重要載體,是對外發展的重要窗口。發達的二、三產業應該是城鎮賴以生存的基礎。目前,雖然中國小城鎮的投融資體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但總的說來政府部門的投資仍然是最重要的,在很多地方甚至仍然是單一的投資渠道。在當前的財政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下,鎮政府在小城鎮建設上的投入力度還受“吃飯財政”狀況的制約。鄉鎮企業到處布點,使積聚經濟和人氣的功能減弱。由于城鎮城市功能殘缺,企業進城的成本較高,往往是非農企業不愿進城,城鎮因缺乏支撐其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外來勞動力和人口難以進城立足,使城鎮發展受到限制。
第二,小城鎮建設缺乏整體規劃。規劃是小城鎮建設和發展的藍圖。沒有科學的規劃,小城鎮建設就會無章可循。就會變成一團亂麻。也將給小城鎮的長期發展和未來建設造成隱患。從現實情況看,中國很多建制鎮都沒有一個明確的長遠的、科學的規劃。在管理體制方面,城鎮的發展基本上被納入農村發展的范疇,是實現農村城鎮的主要途徑,但是缺乏統一完善的布局和規劃,有些地區在城鎮建設時片面追求“高、大、新、全”,規劃脫離實際,導致土地資源浪費,增加了保護土地的壓力。有些地區、尤其是偏遠山區,缺乏超前規劃,城鎮內部工業、商業、住宅功能分區不明確,城鎮基礎設施薄弱,鎮容鎮貌差,城鎮遲遲未形成規模。一些新建制鎮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規劃不到位導致畸形發展,重點不明顯,特色模糊。
第三,小城鎮生態環境質量下降。在加快小城鎮建設和發展步伐的同時,由于“重建設,輕保護”,不少小城鎮建設的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環境管理嚴重滯后,隨意排放和傾倒廢氣煙塵、生產廢水、生活污水、各類垃圾,導致大氣和水體污染嚴重,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加重。據載,在東部沿海的遼寧、山東半島、浙江、福建和珠江三角洲五個經濟開發區,除廈門漳州等地區水質較好外,其他地區水源受污染河段竟達60%～90%。
第四,小城鎮地方特色喪失。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當地自然環境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風格。在中國小城鎮建設中,傳統特色在逐漸淡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些地方不重視千百年來形成的各自獨特的景觀和風貌特色,盲目建設。山地城鎮模仿平原城市,平原追求水鄉風格,與山比高低、與水比深淺,喧賓奪主,搶人視線,導致景觀風貌破壞。如滇西北中甸建塘鎮,其東城區建筑群的擴展不僅損壞了原有的城鎮南北主線結構,而且五花八門的建筑式樣也掩蓋了藏文化的內涵。突出地域民族特色是規劃的本質要求。
二、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聚是實現農村城鎮化的重要環節
1.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可以為農村城鎮化的發展提供工業基礎。農村城鎮化是工業化發展的產物。加速農村城鎮化,必須要有工業的相應發展作為基礎,否則,它的發展也就成為空中樓閣。鄉鎮企業作為中國最具活力,發展最快的工業主體,遵循工業生產發展規律,讓鄉鎮企業向城鎮集中,提高鄉鎮企業的生產集約化和規模經濟水平,使之向規模化、集團化方向發展,恰恰為農村城鎮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工業基礎。
2.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可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創造就業機會。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不但本身就是鄉鎮企業職工及其家庭成員由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而且還是吸收勞動力資源的過程。鄉鎮企業進城,必然要求城鎮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帶動有關產業和行業的發展,促進城鎮繁榮。據有關資料評估,僅住宅業的起步就要牽動建材、裝潢、電力、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多個相關行業的發展。城鎮化建設的內涵遠非建筑一項,從基本建設到社會化服務,可以推動發展的行業數以百計,對人口的容納吸收作用十分巨大。
3.讓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可為農村城鎮化的發展提供資金基礎。加快農村城鎮化步伐,安置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到城鎮就業,無疑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按過去國有企業安排一名工人,需新增固定資產投資1萬多元,社會福利設施投資5 000元共計1.5萬元計算,今后每年平均安排1 000萬勞動力,每年的投資就達1 500億元;如果2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進城,即平均每年安排3 000萬個勞動力,每年需再增加投資4 500億元。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僅僅安排農村和城市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在城鎮就業,每年的投資就達6 000多億元。顯而易見,僅靠國家財政是無力辦到的。雖然現在集體、三資、個體企業不需要國家投資,就是縮減1/3后的每年4 000億元投資國家也是無力拿出。而讓鄉鎮企業進城,職工就業不需要國家一分錢的固定資產投資,至于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按6 000元計算,20世紀90年代僅靠鄉鎮企業用于城鎮建設的投資和農村內部積累就可實現約2億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4.讓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將從根本上消除阻礙中國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兩大障礙。在現行的城市建設與城市管理體制下,這兩大障礙從根本上阻礙著農村城鎮化的進程。一是城市建設資金全部都要國家撥給,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五百多個城市和眾多的小城鎮都要向國家伸手,結果可想而知。結果造成城鎮基礎設施落后,生活服務設施不配套,阻礙了城鎮經濟的正常發展,抑制了城市對農村人口巨大吸納作用的發揮。二是由于低工資制,國家不得不撥給城鎮居民大量的生活補貼,從糧食、副食品,到燃料、醫療、住房無所不包,成為國家沉重的包袱。在這種情況下,每增加一個城鎮居民,政府的包袱就加重一份。因此,嚴格控制城鎮人口規模就成為一個必然的結果。讓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這兩個問題就完全得到解決。城鎮建設資金在政府的引導下完全由遷入企業和居民自己解決,不需要國家一分錢,還可以通過收取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費的辦法籌集城鎮建設開發基金,用于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和開發。同時,糧食、副食、燃料、醫療等各種費用完全由農民自己解決,不需要國家給予任何補貼,無疑為城鎮建設和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子,對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推動城鎮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
總之,調整鄉鎮企業布局,讓鄉鎮企業向城鎮聚集,不僅是加快中國農村城鎮化進程的根本出路,而且是發展的大趨勢,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其意義在于:
第一,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增加農民收入,保證農民生活達到小康乃至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兩大目標。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一難題。其根源是9億農民在1億公頃的耕地上為2億人提供農產品,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所致。人均0.1公頃的耕地,即使實現高產優質高效,也支撐不了9億農民實現小康的目標。并且,家家“小而全”,戶戶“糧油棉”,不利于農村專業化;農產品除自給外,商品量有限,不利于商品化;經營耕地少,現代化手段不合算,不利于機械化;“三化”慢,實現農業現代化就難。只有讓鄉鎮企業向城市聚集,加快農村城鎮化步伐,讓土地從兼業戶向種田大戶集中,促進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從根本上扭轉農民收入低下的局面,才能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第二,是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載體和轉移剩余勞動力的有效途徑。第三產業的發展是以相應的城市化為前提。只有提供城市載體,商業飲食、郵電通訊、金融、娛樂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才有可能。中國農村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的較快發展并沒有帶動第三產業的相應發展(1992年中國農村第三產業產值僅占農村社會產值的7.94%,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僅占鄉村總勞力的10.6%)致使中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就是因為分散的鄉鎮企業布局,使開展社會化服務沒有什么效益。目前,中國農村尚有剩余勞動力1.5億人左右。作為消化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鄉鎮企業就業彈性越來越低,近幾年吸收就業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沒有提高。解決這些剩余勞動力,最大希望和最終希望只能寄托在第三產業上。世界上發達國家二、三產業就業人數比為1∶2～3,中國1∶1不到,發展第三產業潛力很大。而且,第三產業投資少,見效快。如果讓鄉鎮企業向城鎮集中,必將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將為農村和城市剩余勞動力創造廣闊的就業空間。
農村城鎮化范文第3篇
摘 要 從改革開放以來，山西農村城鎮化速度加快，對農村家庭體育的開展帶來了積極作用，也帶來了消極作用，總體上利大于弊。為了解決山西城鎮化進程中給家庭體育帶來的問題，下面提出了一些策略，政府應該給予農村家庭基本的生活補貼；要擴大城鎮地區的體育活動場所和增加大量的體育設施；加強社區指導員隊伍的建設；加強體育宣傳力度，強化家庭體育觀念等等。
關鍵詞 農村城鎮化 家庭體育 影響
一、城鎮化的概念及現狀
根據不同學科對城鎮化的界定，可以認為，城鎮化就是指以從事農業為主、居住較為分散的農村向以從事工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的居民相對集中的城鎮或城市轉變的過程，主要表現是農民人口的轉移和非農活動的擴展，不同程度的集聚以及由此帶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結構、地域性質和空間結合性質的轉向。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增長為1851.08萬人。城鎮人口比上年增長65.77萬人，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1759.75萬人，比上年減少46.22萬人。
二、家庭體育的概念及現狀
本文主要以楊文軒寫的《體育原理》一書中家庭體育的概念進行定義的。家庭體育是指以家庭成員為活動對象，家庭居室及周圍環境為主要活動場所，根據居室環境條件與成員的需要與愛好，利用屬于自己的時間選擇健身內容和方法，達到增進身心健康的目的，以促進家庭的和睦和社會的穩定的體育活動。據統計，2012年山西省農業人口有2234.79萬人，占總人口的2/3。山西省處于黃土高原，地勢不平坦，場地雖然比較多，但是不集中，不利于體育的集體性開展。
三、農村城鎮化對家庭體育的意義
農村城鎮化可以增加體育運動時間在家庭生活中的比重；提高農村家庭成員終身參加體育鍛煉的意識；有利于農村家庭成員更多的了解體育保健衛生知識，減少運動損傷和預防疾病；為農村家庭提供更多的運動場地與器材，節省體育方面的開支。
四、農村城鎮化給農村家庭體育帶來的問題
（一）農村家庭收入渠道減少，資金不足，導致體育運動消費水平逐漸降低。山西省城鎮化進程的速度比較快，從2009年到2012年城鎮化水平達到了51.6%，比全國城鎮化水平高0.28個百分點。如此快的速度，勢必會帶來一些問題。農村家庭搬入城鎮以后，一方面，農民家庭成員失去了以土地為主的收入來源，經濟收入水平下降，導致體育方面的支出也會降低。另一方面，農村家庭成員大部分文化素質水平比較低，適應城鎮化的能力比較差，導致就業面狹窄，收入渠道減少。
（二）城鎮人口逐漸增多，居住區增多導致體育活動場所范圍縮小。山西省農村大部分地區地形雖然不平坦，但是農民們的活動范圍比較寬敞。城鎮化進程中，城鎮面積不斷縮小，住房面積不斷擴大，體育場所的用地面積自然就縮小了。還有城鎮居民對社區場地的長期使用和對外來農村家庭的排斥，農村家庭在室外運動的機會就更少了。
（三）市民家庭與農民家庭在體育思想上產生隔閡。山西省在全國就是一個貧富差距的大省份。農村和城市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導致市民與農民之間各方面的差距，比如文化水平、經濟收入、物質和精神享受等。各方面的差距讓農民家庭處于劣勢地位。體育思想上的差距最終會導致市民與農民之間體育溝通不便，如果沒有各個部門的調節與幫助，隔閡會更加嚴重。
五、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為了農村家庭體育更好開展提出的策略
（一）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民家庭的財政政策補貼，為農民增加更多就業機會。2012年山西省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2/3，農村城鎮化進程中，政府對農民進行必要的財政補貼是緩建農村城鎮化問題的關鍵因素。由于農村轉入城鎮面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農村家庭經濟消費水平難以快速融入城市消費的行列。政府應該給予農村家庭必要的財政補貼來保證農村家庭基本的生活要求，然后再給予與體育鍛煉和衛生保健相關的一些補貼，來保證農民家庭體育的穩定，有序的開展。
（二）加大體育場地、設施和社區指導員的投入。體育場地、器材及設施是農村家庭進入城鎮后體育正常開展的前提條件。山西省政府、開發商及小區管理部門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要考慮到城鎮居民的利益，尤其是農村家庭。體育場地、設施器材及社區指導員隊伍的投入不僅可以增強家庭成員的體質，為當地政府減少醫療負擔，而且能提高農村家庭成員的體育知識水平，促進農村家庭體育快速融入城鎮化進程，進而整體提高家庭生活質量。
（三）家庭體育、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有機結合。農村家庭體育的發展不僅只是局限于家庭，而且還要與學校體育和社區體育一起結合才會使家庭體育更有意義和價值。雖然城鎮化會使三者的關系更加密切，但是很難解決城鎮化過度時期的問題。政府應該做好一個連接三者的重要角色，處理好三者的關系，讓三者彼此滲透，給農村家庭帶來更多參加體育鍛煉和學習體育基本知識和技能的機會，從而提高家庭成員的體育知識水平。
六、小結
山西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健身意識增強，農民對體育的總體認識提高，參與體育鍛煉的積極性也提高。山西省農村城鎮化進程總體趨勢比較快，如果忽略每一個農村家庭都會對城鎮化進程產生阻礙作用。家庭是社會的一個組成單位。要想提高全民的健身意識，必須從每個家庭做起。家庭體育開展不合理，會給醫療、就業、婚姻、人際關系等帶來不便，終不利于全民健身，所以，農村家庭體育在城鎮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略的，解決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家庭體育問題迫在眉睫。政府部門、城鎮部門、社區管理部門、農村家庭，四者應該為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家庭體育的開展采取相應的措施。
參考文獻：
[1] 鄒瑜.我國城市家庭變化與家庭體育服務初探[J].體育與科學.2004.25（1）：11-14.
農村城鎮化范文第4篇
從農民增收的階段性變化看，加快城鎮化具有現實必要性。近年來，城鎮化對促進農民增收、農村就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效應。但是，我國的城鎮化也存在兩種不良傾向，一是城鎮化以城鎮現代化為中心，將城鎮化過程壓縮為城鎮建設的過程；二是城鎮化以地方政府推動型為重點，區域城鎮化缺乏有效的統籌規劃。城鎮化的這兩種不良傾向，加劇了農業和農村的資源流失，導致城鎮化對農民增收、農村就業的帶動作用不顯著。鑒于制度嚴重影響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加快城鎮化要以加快制度創新為關鍵，注意戶籍制度的配套改革、科學處理加快改革與循序漸進的關系，堅持因地制宜的城鎮化戰略。國家發改委產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姜長云博士
從農民增收形勢的變化與加快城鎮化的必要性
到2000年為止，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連續4年下降，農民來自于農業的純收入連續3年絕對減少。1997年，在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量中，來自于農業和非農產業的純收入分別占445％和545％。1998、1999、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量分別為72元、48元和43元，農民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的增量分別相當于人均純收入增量的1390％、2100％和2120％。200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出現了恢復性的增長，增長速度達到42％。但是，盡管如此，當前農民增收的基礎并不穩固，農民增收困難的問題短期內仍難以根本改變。
2001年，盡管農民的人均農業純收入扭轉了連續3年絕對減少的趨勢，但是，農民的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仍較上年增長622元，相當于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550％。上述數據反映了當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出現了兩大階段性變化：第一，農民增收難成為農業和農村工作的突出問題，甚至農村發展新階段就是農民收入增長難的階段。因為，傳統的增收手段（如農產品提價）對于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已顯著弱化；而新的增收手段，如城鎮化和結構調整，要發揮對農民增收的顯著作用，還面臨一系列因素的重重制約。第二，農業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能力已顯著弱化，非農產業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因此，在農業和農村發展新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把促進非農收入的增長，作為促進農民增收的重點。
農民非農收入的增加可以通過兩條途徑。一是促進農民向城鎮的轉移，增加農民到城鎮務工經商的收入。二是增加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非農產業的收入。通過這兩條途徑促進農民增收，都需要我們加快城鎮化。第一條途徑與加快城鎮化的關系很容易理解。城鎮化不僅能帶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會拉動城鄉消費市場的擴張，從而擴大整個城鄉經濟的就業空間。在現有經濟發展階段下，第二條途徑與加快城鎮化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近年來，在鄉鎮企業增速減緩的同時，鄉鎮企業資本替代勞動的速度明顯加快，吸納就業的能力相對減弱。如果繼續沿襲傳統的發展模式，鄉鎮企業吸納就業、促進農民增收的能力將會繼續減弱。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鄉鎮企業增長速度和就業吸納能力的擴張都比較快。1992年～1996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年均遞增704％，創造的增加值年均遞增4282％（未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但是，近年來，由于其自身矛盾和運行機制問題的不斷累積，由于其運行環境和市場格局的重大變化，鄉鎮企業增長速度回落、就業吸納能力減弱的問題迅速凸顯起來。1997、1998年，全國鄉鎮企業連續兩年出現了就業人數的負增長，共減少就業人數971萬人。1998年～2001年間，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僅年均遞增144％，創造的增加值僅年均遞增1339％。鄉鎮企業就業吸納能力的減弱與要素市場不發達、城鄉產業結構調整導致資本替代勞動加快有很大關系。以鄉村集體企業為例，平均每個從業人員所需資金量（即人均資產規模，等于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產之和除以就業人數），1990、1994、1998年分別為092萬元、255萬元和496萬元，2001年增加到681萬元。1990年～1994年、1994年～1998年、1998年～2001年間，平均每個從業人員所需資金量，分別年均增加4075元、6025元和6167元。
鑒于近年來鄉鎮企業的增長繼續呈現向東部地區，特別是浙江、江蘇、廣東、山東四省（以下簡稱四省）集中的趨勢，四省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比較快，沒有出現回落問題；但由于其資本替代勞動的速度也較快，因而其就業吸納能力的擴張速度較慢。而在四省之外的其它省市區，鄉鎮企業不僅增長速度加快回落，其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也繼續發展，由此也妨礙了鄉鎮企業就業吸納能力的增長。就總體而言，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于鄉鎮企業的工資收入增長不快，在四省之外的其余省市區這一問題更為突出。
（二）只有通過加快城鎮化帶動鄉鎮企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有效促進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轉型，解決妨礙其發展的一系列關鍵問題，提高鄉鎮企業吸納就業和促進農民增收的能力。
當前鄉鎮企業的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其中許多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現有的二元經濟格局下城鄉經濟結構調整缺乏有效的協調整合，難以通過加快城鎮化，發揮其對鄉鎮企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帶動作用。從國際經驗來看，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應該是鄉鎮企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但是，近年來在鄉鎮工業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比重不僅沒有提高，甚至還略有下降。而且，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占整個工業的比重，鄉鎮企業只是略高于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可見，在此方面城鄉產業分工進展緩慢，鄉鎮企業進入不足、城鎮企業退出不夠的問題同時存在。只有跳出局限于農村或鄉鎮企業內部進行結構調整的傳統思路，通過加快城鎮化帶動鄉鎮企業的結構調整，實現鄉鎮企業結構調整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良性互動，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城鎮化與農民增收和農村就業的現實評價
（一）城鎮化對促進農民增收、農村就業的積極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的迅速推進對于擴大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1978年～2001年，全國新增市鎮人口超過2億人，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由179％提高到377％。到2002年，農村外出勞動力（離開本鄉到外地從業時間超過1個月）已經超過9000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社科司對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的分析，在2000年的全國12107萬流動人口中，從鄉村流出的已占73％，流入城鎮的已占74％。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的調查，2001年在全國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轉向省會城市、地級市、縣城和建制鎮的比例分別已達185％、177％、149％和87％。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等城鎮化推進較快的省市，第二、第三產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已經超過35％。推進城鎮化所引發的非農產業對農業勞動力吸納規模的增長，已經有效地帶動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以2001年為例，農民的人均外出打工收入已達3755元，比上年又增加411元，增幅高達123％；遠遠高于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50％，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根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測算，目前全國進城務工勞動者每年寄回家的勞務款就已超過6000億元。
（二）當前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兩種不良傾向及其負面影響
當前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往往與下列不良傾向有關：一是城鎮化以城鎮現代化為中心，將城鎮化過程壓縮為城鎮建設的過程；二是城鎮化以地方政府推動型為重點，區域城鎮化缺乏有效的統籌規劃。
上述兩種不良傾向，往往是交織發揮作用的。如果任其發展，容易形成對農民增收和農村就業的負面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有：
1城鎮化的資源需求迅速上升，加劇農業和農村資源的流失
分析表明，以城鎮現代化為中心的城鎮化模式和以地方政府推動型為主要特征的城鎮化運行機制，都會導致城鎮化對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資源需求迅速上升。當城鎮化對資源的龐大需求超過城鎮經濟的正常供給能力時，城鎮政府往往不惜大量舉債“寅吃卯糧”，或向企業、農民、下級政府轉嫁負擔。在現有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具有類似經濟實體的行為傾向，對此略顯偏激的概括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一般而言，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農業和農村資源大量流向工業化、城鎮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在我國，由于大多數城鎮同時也是所在區域的行政中心，“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作用，會強化城鎮政府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同農村爭奪資源的競爭，從而加快農業和農村資源向城鎮的流失。當然，城鎮化與農業和農村發展爭資源的競爭，有的是通過在區域財政、信貸和其它資源的分配中爭取相對較高的份額來直接實現的，有的則是通過在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的調整中爭取相對有利的政策地位來間接達到的。因此，至少在局部地區，要防止上述兩種傾向的城鎮化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條件的惡化。
2農村人口和就業的城鎮化進展較慢，城鎮化對農民增收、農村就業的帶動作用不顯著
城鎮化首先表現為農村人口和就業的城鎮化，表現為農村人口不斷轉變為城鎮人口、農業勞動力不斷轉變為城鎮非農產業的勞動力。但是，以城鎮現代化為中心的城鎮化模式和以地方政府推動型為主要特征的城鎮化運行機制結合在一起，還會減緩農村人口和就業的城鎮化進程。第一，以城鎮現代化為中心的城鎮化模式，必然導致城鎮建設中資本替代勞動現象加快，單位投入吸納就業的能力相對下降。第二，以城鎮現代化為中心的城鎮化模式，因加重企業、農民和下級政府的負擔，既可能損害當前的經濟活力和擴張能力，又可能危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而會妨礙城鎮就業空間的有效開拓。第三，追求城鎮現代化所形成的龐大成本，會刺激城市政府排斥外來低素質人口分享城鎮現代化的成果，導致城鎮化過程難以有效轉化為城市文明對農村文明的替代和改造過程。第四，在解決就業問題上，地方政府推動型城鎮化會促使地方政府堅持城鎮就業高于農村就業的原則，把解決城鎮人口的就業出路（即就業安置）作為就業政策的最高目標，忽視面向城鄉人口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性。甚至使就業政策退化為讓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再就業的政策。由于上述方面，城鎮化對轉移農村勞動力、促進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亟待增強。
由于農村人口和就業的城鎮化進展較慢，近年來我國城鎮化對農村就業結構調整和農民增收的拉動效應還不強。2001年，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已占農村增加值的672％，但僅占農村勞動力的255％。在中西部地區的山西、內蒙古、吉林、海南、貴州、云南、甘肅、青海、新疆9省區，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仍然不足20％。在總體上還難以通過城鎮化有效帶動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張，為擴大城鄉就業、開拓農民增收渠道提供條件。制度創新是加快城鎮化的關鍵
（一）制度對推進城鎮化的現實影響
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包括上述不良傾向及其負面影響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與影響城鎮化發展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有關。如由于分稅制改革的不徹底，現行財政體制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實體化傾向，為形成城鎮化過程中的上述兩種不良傾向提供了條件。現有的戶籍制度往往是與相關的福利保障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如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擁有城市戶口意味著在所在學區接受義務教育，不需支付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意味著在戶口所在城市享受一定程度的就業優先權，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農民工往往被排斥在城鎮社會保障制度之外。諸如此類的與戶籍制度有關福利保障制度，不僅提高了農民變市民的門檻，加大了農民進城就業的成本和風險；也為城市政府對農民的就業歧視和其它歧視提供了政策依據。因為，在現有體制和福利保障制度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實行這些歧視，可以使城市政府面臨的相關壓力大為減輕。
在現有的城鎮管理體制下，往往存在著按行政級別來界定城鎮職能和管理權限的傾向，導致一些在工業化、市場化過程中迅速興起的中小城市，只能按小城鎮或村莊進行管理，從而嚴重限制了城鎮化的健康發展。
在農用地轉為城鎮建設用地時，往往先將農民集體的土地征為國有，由地方政府的相關部門代表地方政府統一行使規劃、征用和開發、管理、出讓權，從而使地方政府壟斷了城鎮建設用地的一級市場。加之，由于城鎮建設用地二級市場上的尋租現象和城鎮現行房地產制度的其它問題，城鎮房地產價格往往居高不下，加大了農民進城定居和鄉鎮企業向城鎮轉移的成本，因此阻塞了農村人口城鎮化與城鎮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渠道。許多小城鎮“有城鎮、無經濟”、許多城市有“城”無“市”往往與此有關。現有的城鎮房地產制度如果不改變，城鎮房地產價格就降不下來，農村非農產業就不愿向城鎮搬遷，進城農民的大多數也只能采取城鄉兩棲的非永久性遷移形式。可見，與城鎮化有關的現有制度安排，實際上把已經實現就業城市化的大量人口，排斥在城鎮化的大門之外，導致城鎮化難以有效拉動農村就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鄉消費需求的擴張。
（二）面向城鎮化加快制度創新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從上述分析可見，在“十五”、乃至更長時期內，能否積極穩妥地實施城鎮化戰略，關鍵取決于能否通過加快制度創新，用市場化推進城鎮化。
1 與戶籍制度相關的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狀況，決定著戶籍制度自身的創新效果。
從加快城鎮化的要求出發，戶籍制度創新的關鍵不在于加快戶籍制度本身的改革，而在于改革與此相關的福利保障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
2在制度創新過程中要科學處理加快改革與循序漸進的關系。
以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例，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是我們長期努力的方向；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統一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至少是我們中期努力的目標。但是，就近期而言，對農民進城的就業歧視還難以根本消除，在勞動市場上城鄉勞動力公平競爭的格局還難以根本形成，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問題短期內還難以根本緩解。因此，與農民工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宜要求一步到位；過早地要求農民工享受與城鎮勞動力平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可能不利于提高農民進城的就業競爭力，因而不利于發揮城鎮化對農村就業結構轉型的帶動作用。因為提高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等于提高了城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使用成本。
3．堅持因地制宜的城鎮化戰略。
農村城鎮化范文第5篇
1.農村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空洞”城鎮化是正在發生著的實踐，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向。農村教育理應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助推力量，然而，現實中的農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卻是一種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農村教育存在著內容、方式的“空洞”。城鎮化發展是全方位的，而且這種全方位發展須通過主體人的實踐參與來體現，所以農村教育對城鎮化的推動只有建立在培養“智慧的實踐者”基礎上，讓其在社會生活中積極地思考和行動，方能適應和促進城鎮化的良性發展。與此相反的是，目前農村教育尤其是農村學校教育以應試為目的，其內容是理論化的文本課程，采取封閉式的說理教學，學習的過程脫離了社會生產生活，導致教與學、知與行的脫節。此外，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也有明顯的理論化色彩，將受教育者集中起來進行所謂的技術培訓，但這種穩定統一的教學內容和靜默式的教學方法很難收到切實的效果，畢竟職業技能的獲得更多依靠的是學習者自己的動手操作，以及建立在自我技能提高的意愿需求上，而非“一元的技術推廣”。總之，農村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空洞”不符合城鎮化發展對人才的培養需求。一方面受教育者獲得的“知識”可以應試，卻不能實踐；一方面受教者獲得的“知識”是被動的，而不是自我選擇的。這樣的教育內容、方式培養的人才顯然不能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2.農村教育社會環境的“去農化”城鎮化是一個“向城”的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把農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農村理應在發展的過程中處理好“城鎮化”與“農村個性化”的關系。從“城鎮化”層面而言，農村教育自身發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而“城鎮化”，國家和政府在農村教育內容、師資、經費等方面確保“城鄉一體化”，并且使向城鎮轉移的人口與本地城鎮人口在住房、醫療、就業、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那些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學、就業、社會福利方面沒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兩個世界”或所謂的城市“貧民窟”現象。從“農村個性化”層面而言，農業、農村、農民將長期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存在，這就得考慮農村現代化發展如何平衡農業生產方式、農村居住環境、農民素質的現代化與農村文化個性的保存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當下農村教育表現為農村基礎教育的“向城化”和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的“經濟化”，整個農村教育發展包裹在“以城蓋農”的社會環境中，其價值明顯傾向于以城市文化為導向。
二、誤區所帶來的危機
從城鎮化進程中農村教育發展誤區可以看出，農村教育與城鎮化發展過程并非是“完美無缺”的，二者的實踐運行并不能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因為這當中存在著不少“本末倒置”的發展所潛藏的危機。
1.農村教育“發展”中的“敗退”隨著農村城鎮化的推進，農村教育似乎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越來越多的孩子可以到鄉鎮中小學就學，學生不再為學費、生活費而擔憂，校園學習和生活環境不斷優化。然而，這些只是農村教育發展的“可視化形象”，并不能代表農村教育質的改觀，農村教育質量是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等來衡量的。而這些方面，農村教育表現出的是只有“發展”而無“改革進步”，較為凸顯的是農村中小學生輟學頻發、師生關系和家校關系緊張、農村社會成員對教育的信心和熱情降低。此外，相對隱蔽卻更為重要的是農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體的辦學傾向于“升學考試”而沒有“以人為本”，大部分農村學生成為“升學考試”的陪襯品。總之，農村教育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著“發展”中“敗退”的危機。這種危機在于農村教育的發展不斷遠離了教育的本質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農村經濟“增長”中的“虛無”農村經濟增長并非等同于農村經濟“量”的增長，農村經濟“量”的增長是“數字化”的，“量”的增長背后的動力結構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說，貢獻農村經濟總量的可能僅僅是由某一或部分產業發展為主導的，然而全體農村成員很難共同分享到經濟總量增長所帶來的益處。此外，還存在著農村經濟增長的動力依靠什么樣的生產力的問題。如果農村經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通過勞務輸出、低效益的農業勞作的基礎上，那就使得經濟增長沒有質量的保證。所以，農村教育經濟價值在于把經濟的增長轉移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上來，然而現實中的農村教育也常常簡化了農村教育的內涵，把農村教育的功利性當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人的創造性和個性的培養，把人變成一種單向度思維的“功利人”和單向度技能的“工具人”。這樣的農村教育受眾自然無法保障后續農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活力，使得農村經濟雖有增長卻顯得后勁不足。
3.農村文化“繁榮”中的“頹廢”城鎮化發展中文化的“繁榮”指的是來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農村中的“生長”，各種現代的歌舞節目不斷被農村社會成員所“翻版”，農村文化展現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種“廣場舞或T臺秀”之風吹遍農村大地。然而，我們不得不追問的是農村自身的文化個性在什么地方？基于農村土壤生長起來的文化事項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繼承？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農村文化喪失了自我個性也就意味著農村的消亡，未來不斷拓展的城鎮化只會是一個有形的“城中村”。因此，農村教育尤其是農村成人教育必須承擔起保存和發揚農村文化個性的重任，讓農村社會成員自覺意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因為傳統文化背后凝聚著人們的價值心理和思維，傳統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將導致農村社會成員價值精神的無所依托，特別是未來的城鎮化發展很難達成“城鄉一體化”，相反會使鄉村文明退出歷史舞臺。假使如此，農村文化或以農村文化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只能在夢里尋求。
三、誤區的消解策略
城鎮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時展趨勢，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發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農村教育須要擺脫發展中的“倒錯”誤區，回歸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歸“以人為本”的農村教育價值取向教育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極其豐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質在于培養人，人的發展包括了以物欲滿足為目的之物質生命、以人性善的彰顯為導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覺為宗旨的藝術生命的統一，如果把作為手段的教學技術當成教育目的，把經濟、物質的追求當成生命的終極價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農村教育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確立起“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通過培養物質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統一的健全的農村社會成員主體來參與社會生產生活，其內涵在于即使農村社會成員具有適應農村城鎮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謀生技能，同時又能夠具備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覺意識，以及與時俱進的維持終身學習的動力，如此，農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進農村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2.確立“主體需求”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農村教育“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在實踐中不能追求大一統的“實體化”目標，而應表現為對“個性化”的豐富追求，要基于不同農村社會成員接受教育的“主體需求”而設計農村教育實踐服務體系，這種實踐服務體系具有“多元一體”功能，以人的發展為基礎積極促進農村城鎮化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和諧發展。當然，這里所說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主要是針對不同層次的農村社會成員而言的。比如農村教育應該在類型上涵蓋所有的農村社會成員，包括農村幼兒教育、中小學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職業教育、從事生產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類型教育實施過程中在凸顯其主要目的的同時，需要盡可能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宗旨，這就要求農村教育內容和方法必須是“專業+通識+實踐”的統一，而不能僅僅關注于一個方面。只有如此，農村教育才能成為全體農村人的教育，才能將教育變成他們生活的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變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農村學校教育獨尊的局面。總之，只有農村教育滿足了人們的需求，有利于人們解決生產、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們自然會重視教育、熱愛教育。
3.構建農村教育文化發展互補機制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是農村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問題，因為農村傳統文化是流淌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血液”，這種“血液”的干枯也就意味著農村的“消失”，意味著在農村土地上生長起來的價值精神、思維、心理沒有了“依托”，終會隨著老一代人的去世而消失。所以，農村教育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理應承擔起保存和發揚農村文化個性的重任，而當下這種重任的完成通過以城市主流文化價值為主導的農村學校似乎不可能，因為農村學校教育以功利化的應試升學為其運行模式，即使加入一些“傳統文化進校園”的環節也會淪為“裝飾”而難以系統化和持續發展。因此，城鎮化進程中促進農村文化發展的農村教育須要建立起一種互補機制。這種互補機制一方面通過農村學校教育有意識地將某些農村傳統文化內容進行知識化和活動化的系統教學，另一方面要使農村“文化心理場”（如傳統建筑、服飾、民間組織、民風民俗及音樂歌舞等）的保護機構化和形式化。同時，農村學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場”之間要形成和諧共生關系，通過學生、教師、村民、學校、行政部門的共同參與，建立起“結構”上的互補和“意識”上的自覺的農村教育文化發展互補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