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供給側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供給側范文第1篇

2016年是供給側改革元年。中國現有問題并非周期性經濟失調，而是生產能力尤其是創新性、高端生產能力不足，伴隨低端產能過剩、資源過度流入低效傳統部門的結構性問題。一味從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刺激，無法從本質上解決該問題，反而會使問題積累越來越大，風險也隨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邊際效果遞減，需求管理已趨強弩之末。

此番中國提出供給側改革之前，整個社會和大眾媒體都深陷于總需求管理迷霧中：提到經濟增長，滿篇不是談論投資拉動、消費拉動，就是談論降息、降準，很大程度上造成經濟增長概念混亂。實則，即便以凱恩斯主義視角觀之，也只有在總需求不足，即總需要小于長期總供給時，進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內，長期總供給線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動，那即便將短期總需求提到高于長期總供給，實際產出最終會回落到潛在產出水平，保持經濟增速就無從談起。

什么是經濟增長？從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詞的字面意義，可以認為，經濟增長關注的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生產能力的增長。法國古典經濟學家薩伊有句名言：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薩伊定律）。生產能力即潛在產出提高了，長期總供給曲線能夠不斷向右移動，那么總需求和國民收入自然就隨之而增長。反之，如果潛在產出不變，則長期來看國民收入也無法增長，即使短期內進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實際產出，最終可能只是轉變為產能過剩和物價上升而已。

由此可見，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在于潛在產出增長乏力。借鑒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f（K， L），至少能看出這樣幾個問題：（1）中國目前雖然經濟體量很大，但由于各種體制原因，無論是科技進步還是商業創新都顯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困難;（2）雖然目前中國處于資本相對充裕的階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在獲得資本方面擁有絕對優勢，而相對靈活的中小企業卻融資困難，使得資本的投資回報率不高。加之目前較低的利率水平進一步刺激了國有企業進行低效率資本擴張的沖動，這會不會進一步加劇國企債務高企的問題？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過進一步增加杠桿以形成資本積累的方式不可持續;（3）中國的人口紅利早已耗盡，而目前的生育率已遠遠低于人口代際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勞動力供給，中國的快速老齡化問題，將對潛在產出增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由此帶來巨大挑戰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中國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無法通過大規模貨幣政策刺激加以解決。開啟另一個思路，進行供給側改革更合理和應時。汲取美國80年代里根經濟學的經驗教訓，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可著重關注以下方面：（1）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從而提升經濟效率和減少市場運行的體制成本;（2）國企市場化改革，提升國有企業經營效率。放開非必要的政府壟斷行業，為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市場化競爭營造公平環境;（3）進行結構性減稅，增強企業活力以促進商業創新;同時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以促進消費持續增長;（4）放開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勵生育，從而將人口生育率盡量提升至代際更替率的水平。

供給側范文第2篇

其實，國內也有類似的產品，但是，中國消費者卻看不上眼，主要原因是中國的一些產品品質不好，所以不受待見了。這并非簡單的“崇洋”，它反映了中國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對消費產品質量的重視，更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供給側”不足的矛盾。

巧合的是，“供給側改革”這一新概念在“雙十一”期間火了起來。在“雙十一”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10日，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供給側改革”已進入公共決策的討論階段，這一略顯生僻的經濟術語，正日漸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熱詞”。

中央高層9天5提“供給側改革”

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11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11月15日，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強調要“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11月17日，總理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再次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11月18日，在APEC會議上再提“供給側”改革。

9天內5次提起，中央決策層如此密集發聲，“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及對未來中國經濟格局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世賢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擴大需求的同時，強化供給側改革也意味著宏觀經濟管理的革命。“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信心，通過供給側的改革，不斷調整和完善市場供給結構，逐漸達到供需平衡，不但改善民生需求，中國經濟可望出現有質量、有效率的增長。”

事實上，“供給創新”已被寫入2015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以微觀活力支撐宏觀穩定，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大，以結構調整促進總量平衡，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顯然，“供給側改革”將成為中國“十三五”時期結構性改革的發力點。

“供給側改革”像中藥

見效慢但藥效好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屬于“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而與之對應的是“供給側”，也就是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社會的經濟活動在市場上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經濟的增長實際上是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擴大而實現的。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需求的拉動。但是，當前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不斷擴大的投資在拉動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供需之間的不平衡問題，即結構性矛盾。現實情況是，只靠通過“總需求”的調控來實現穩增長已經比較艱難，有必要轉到“供給”這一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想通過供給側的調整，改善供需的結構性矛盾，使社會供給能夠與社會需求相適應。”張世賢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單純的擴大供給，而是根據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差異，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壓縮過剩的產能，增加短缺的產品和服務供給，補足供給的短板，使供求在更高水平上達到新的平衡，實現有質量的經濟增長。

“經濟新常態下，必須重新審視我們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不能單純強調需求管理，只能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從解決結構性矛盾入手，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是解決社會總供求平衡的根本措施。”張世賢說。

強調“供給側改革”并非意味著拉動總需求的改革不重要了。總理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這足以說明需求的重要性。

有人將能夠短期顯效的“需求側改革”比作“西藥”，更重長遠的“供給側改革”比作“中藥”。“西醫”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濃。

張世賢表示，擴大需求作為行之有效的宏觀管理措施，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直接擴大各類投資需求，直接形成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確實見效非常快，一般3～6個月就可以收到明顯的效果。

而供給側的改革偏重于結構調整，“供給側的改革首先要滿足人民群眾最急需又得不到的需求，然后才能創造出潛在的需求，這都需要一個投入、建設、供應、購買、消費、認知、認同的過程，這個過程自然要經過長期反復的市場試驗行為才得以穩定，當然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張世賢說。

消費外流凸顯政府缺位與越位

“雙十一”期間，老百姓更多選擇外國產品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國內一些同類產品的質量無法滿足需求。究其實，國外馬桶蓋、奶粉暢銷國內，都是我國產品創新不足導致的。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要實現創新驅動，就需要創新人才，而創新人才就涉及到教育體制、科技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方面都要進行改革。

如果說馬桶蓋問題是我國的創新不足導致的，那奶粉問題就是政府的監管和標準出了問題。

“我們需要反思，政府出臺的標準是不是太低了？監管是不是太松了？或者說，監管體制本身就有問題，所以導致直到現在消費者的都得不到維護。”劉尚希說，因為我國的一些政策長期維護生產者的而忽略了消費者的，才導致了產品問題頻出。

現實是，中國人對手機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在國內iPhone手機甚是走俏，本土品牌卻難有高端貨，消費外流就在所難免。在劉尚希看來，消費外流跟政府的失職有直接關系，政府轉變職能不到位，監管不到位，出現政府既缺位又越位的怪現象。

“政府越位壓縮了市場的空間，導致企業創新的動力不夠，比如說，針對企業的補貼太多，補得企業都不想創新了，因為政府的錢能賺到，何必去掙市場的錢，這就是越位造成的;政府缺位導致產品買起來不放心、消費者不敢買，或者就算買了也是提心吊膽，這種情況下大家的興趣就轉向了國外，表面上看是對產品的信心問題，實際上凸顯出政府監管的問題。”劉尚希說。

目前我國是通過降低關稅的辦法進口更多國外的產品使消費回流到國內，劉尚希對這種做法并不認同，“如果政府監管缺位，再搞什么新花樣也不行，消費需求也釋放不出來。降低關稅、把外國的產品放進來倒是可以擴大消費，但不是擴大內需，也不是促進結構調整的做法，拉動的是國外的生產。可能短期之內消費者有一點利益，從長期來看是不利的。”

供給側發力，

首先要保障消費者權益

“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我國出臺的很多政策重點均在需求側發力，采用的這種“西醫”療法，無疑對穩定當時的經濟增長發揮了效果。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發生了變化，亟須供給體系跟進調整，此時“供給側改革”應運而生，理應作為醫治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劑中醫良藥發揮應有的功效。

不得不承認，國內假冒偽劣產品盛行是消費外流的直接原因。而目前我國針對損害消費者利益、損害消費者的行為一般采取的是“麻桿打狼”的做法。麻桿，是纖細而脆的植物莖稈，看起來是個棍子，卻無法承受大力，不能作為武器。這個比喻，主要是我國的一些政策還是對生產者有所顧忌，不敢輕動。為了經濟增長、為了發展，還是站在生產者的角度考慮問題，對粗制濫造的假冒偽劣產品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此對企業進行保護，無形中就把消費者擠出去了。

“這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政府相關部門首先要立標準，其次還要嚴監管。按照依法治國的精神，要嚴格執法。”劉尚希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為什么在國外一旦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賠償的都是天文數字？就是要你下次再也不敢亂為了。我國企業有多少是因為生產假冒偽劣的東西而坐牢的呢？”

供給側范文第3篇

z先生最近忙于裝修，他非土豪，又對生活品質有一定要求，于是Z先生時時流連家居建材市場。某天Z先生要選擇一款廚房水槽，這一件小事令他陷入糾結：同樣是不銹鋼水槽，國內一些雜牌子價格低到了塵埃里仍乏人問津，而韓國白鳥、美國艾肯等一些國外品牌的手工水槽，價格動輒數千元甚至近萬元，高到令人咋舌。品牌經銷商的話似乎無法反駁：“我們的水槽選用的是韓國浦項的304不銹鋼，圖紙定型、開料、焊接、成型、打磨，有上百道工序，我們可以保證永不生銹，你看的那些雜牌子，恐怕連‘不銹鐵’也算不上吧。”

望著那些從觀感到質感無不充滿精工精神的水槽，對比那些堆在角落里默默生銹的產品，Z先生陷入思考，我們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工業大國，產能巨大，我國有能力一年生產12億噸鋼鐵，約占全球總需求的四分之三，這些鋼鐵可以分給每個中國人―人一噸。為什么這么大的鋼鐵產能，卻不能滿足人們買一款高品質不銹鋼水槽的需求？

同樣的糾結，在近年來困擾著為數不少的中國人，也促使著他們對日本保溫杯、德國的廚具、澳洲的奶粉、韓國的化妝品等等趨之若鶩，或進入商場購買進口產品，或打開電腦成為海淘一族，還有的直接奔赴海外掃貨。

Z先生的經歷反映到經濟學上，是一個有關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問題。經濟學領域有一對截然相反的定律：薩伊定律認為，供給能夠創造其本身的需求，供求處處均衡。而凱恩斯定律則認為，需求能創造自己的供給，因此政府應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穩定經濟。但千千萬萬Z先生的故事足以說明中國經濟出現了問題，癥結既是需求乏力的問題，也是需求得不到滿足的問題；既是供給過剩的問題，也是有效供給缺少的問題。

“2014年，我國進口了1.3萬億美元的工業制品，這些產品正是我國不能生產，或者生產較少、附加價值比較高，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著名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林毅夫如是說，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更直言，中國的鋼鐵、煤炭兩個領域，產能過剩30%以上。

速度規模與質量效益之間不均衡，需求與供給的對話，在今天的中國像是夏蟲語冰，永遠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并存，錯位的供求關系成為“十二五”的困擾，也成為“十三五”尚未啟程，便急需移開的路障。

正因如此，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此后8天中，中央4次提及“供給側改革”。

忽如一夜春風來，滿屏盡談“供給側”。在2015年末的中國經濟領域，“供給側改革”成為最熱的五個字，在“十二五”收尾、“十三五”啟動的關鍵節點上，這五個字為供求的兩側博弈和轉換定下基調。

出清，破與立的哲學

美國的匹茲堡，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產業基地，上世紀70年代，匹茲堡陷入危機，企業破產、人口外遷，而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里根政府用供給主義作為基本國策，通過創新驅動產業發展來化解產能過剩，如今的匹茲堡，是300多家美國和跨國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從單純依靠鋼鐵制造業逐步轉變為融合新技術、醫療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務業為一體的現代城市。

匹茲堡的事例，是一個市場出清的典范。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只有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被市場之手化解和出清，資源才能真正被用到代表中國經濟未來方向的新興產業中去。

根據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粗鋼產量8.06億噸，而鋼材需求在6.68億噸，供需差額近1.5億噸。同樣的，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業均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截至2015年12月初，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行業的生產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這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70-80%，虧損面達80%，利薄如紙。在這種大背景下，企業利潤出現下降，部分企業淪為“僵尸企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11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4%，連續第6個月下滑。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化解產能過剩列為2016年的首要任務。而中央專門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規模首期可能為300億元，主要用于退出過剩行業員工社保安置，推動“僵尸企業”退出。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原則，作為新一輪改革的主要方向，供給側改革必然也遵循這些基本原則。未來可以想見的是那些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將被關停并轉或剝離重組，那些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將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這將是轉方式、調結構的突破口。

讓創新供給創造需求

2015年前三季度，工業生產繼續保持較低增速，但服務業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國第二產業同比增長6%，其中工業同比增長5.9%，較去年同期減緩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O.8個百分點。

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在數據中得以顯現：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1.4%，比2014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比重高10.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中，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4%，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速4.2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6.1%，比全部投資增速高5.8個百分點。服務業內部出現轉型，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22.6%，比全部服務業投資快11.4個百分點。

新動能與舊動能之間的轉換，在科技創新驅動、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層面或可尋找到一種合理的銜接方式。供給側改革要抓住兩頭，如果說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這“三去”是在存量上下功夫，是“破”的一頭，那么降成本、補短板，則是在增量上下功夫，創新發展形成新動能。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表示，“增加供給要靠技術創新，沒有創新則打不開市場。需求側改革注重的是短期的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長期調控，目前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破解靠什么？靠創新，包括體制、管理、營銷方式、科技等方面的創新。”

消費的升級迫使大量的低端產品已經無法滿足需求，通過創新來提升供給的質量和效益，通過創新彌補醫療、教育、通訊、金融等方面優質供給的短缺，甚至通過創新創造新需求，這些都是創新之于供給側改革的意義。

供給側范文第4篇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民合作社；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一、現有財政政策及其不足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要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實現生產方式的調整與提升。首先必須改變經營結構，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改變產品供給結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從表面上看，農業供給側改革是要改變農產品的供給品種、品質和數量，實際上是要改變和提升現有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進一步來看是要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和經營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也就是說，當農民合作社從事第一產業生產活動時就是新型經營主體，當其為成員服務時就是新型服務主體。現有促進農民合作社發展的各類財政扶持政策，對于改善農民合作社的外部環境，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和服務農民的能力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看，仍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地方。

首先，總體規劃不夠完善。財政政策是政府引導、支持和促進農民合作社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和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財政支持資金總量繼續增加，但缺乏整體規劃。在管理體制上，各部門之間缺乏橫向溝通協調機制，導致各類資金缺乏有效整合。

其次，目標導向存在偏差。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財政的核心價值，財政政策對農民合作社的支持，一定要有利于所有合作社有公平獲得財政資金的機會。從實際情況看，面對農民合作社的“井噴”發展，各部門在驅動和利益示范規模偏好下，一些農民合作社從不同部門收到財政資金，形成了財政重復投資。

最后，支持內容顯得落后。目前，各種財政資金支持的項目，主要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而對農民合作社合作意識的培養、系統的標準化建設、提高管理水平等內容重視不夠。建設和發展項目容易集中在個別農民合作社，不注重將財政資金用于公共發展平臺建設，向更多農民合作社提供社會服務。

二、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

農民合作社是弱勢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一種防御性選擇，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競爭力、保護自身利益。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合作社所從事的是市場經濟中相對弱勢的農業，其成員都是全社會中相對貧困的農民，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扶持農民合作社實際上是扶持農民，減少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利用財政扶持政策助力農民合作社發展，能夠提高農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可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是一種費用較低和更有效的方法。

農民合作社能夠為其成員提供農資統一供應、農產品統一銷售、農產品包裝加工、農業信息技術等集體，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幫助小農戶解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面臨的問題，實現個體農民無法實現的集體功能。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農民合作社能夠承擔起其他組織難以替代的職能。一是經濟功能。農民合作社利用合作優勢，可以收集大量的市場信息，從宏觀上把握市場，以專業的分析做出準確的判斷，減少其成員參與經濟活動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農民合作社的成員可以通過利潤返還，直接實現農民增收。農民合作社還可以依靠自身的規模經濟，通過集體力量與壟斷資本抗衡，防止壟斷資本侵害農民利益。農民合作社在經濟學角度上，是一種促進市場競爭的力量，能夠提高不完備市場的績效，增加社會經濟福利；二是社會功能。因為對互惠和公平的追求，農民合作社的成員之間天然具有內部服務最大化和非營利性的經濟特征，使得農民合作社在解決就業問題及提供社會保障等方面，能夠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農民合作社還具有天然的社會中介屬性，可以有效地建立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溝通，是緩解社會矛盾的重要閥門，是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

所謂“供給側改革”，有別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長本源創新，強調制度供給，構建發展新體制，以期通過供給端發力破除增長困境，釋放增長紅利。即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由于在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中存在著十分突出的結構性問題，由不平衡向較平衡狀態做調整及由被動的高代價平衡向積極主動較低代價的平衡做調整勢在必行，而且變不均衡為均衡的過程，也是釋放潛力、激發活力、合成動力的過程，客觀上需要特別發揮政策在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給。

作為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農民合作社不僅要把握公平的內在追求，而且要在外部追求效率，這種經濟和社會雙重屬性顯然不利于其在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增長。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農民合作社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逐步擴大經營規模，不斷引進和應用最新的技術，必然會對資本的需求越來越大。但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其自身資金非常有限，使得農民合作社創立資金先天不足。同時，合作社成員資格的開放性，又令其成員可在退出時將其股金抽回，使得合作社資本又時刻處于不穩定狀態；合作社公共積累的不可分割性又讓其成員傾向于將盈余劃歸個人名下，使得合作社發展缺乏后勁。資本問題成為制約農民合作社發展的最大軟肋。不少農民合作社雖然不斷嘗試吸引外部投資，但受制于資本報酬有限的原則，對外部資本吸引力有限。因此，農民合作社在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地位，以及公共財政的基礎性、公益性和服務性等社會服務職能，決定了財政政策改革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必要性。

就改革指向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產者，著重從供給角度進行結構性改革，主要著重于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政府財政政策在供給側端的扶持，對農民合作社而言，可以視為其投入品的價格下降。這種財政扶持政策有兩個方面的經濟效應：一是短期內，合作社不改變生產規模，但由于投入品與產出品的比價降低，因此會產生更高的利潤或更少的虧損；二是長期內，農民合作社將擴大生產規模，農民得到的利潤則更高。政府財政扶持，是政府扶持特殊產業群體的有力措施，扶持極具未來發展前景的農民合作社，能夠擴大未來的社會總供給和改善供給結構，促進農業的持續增長和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

三、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的建議

農業基礎競爭力的提高不完全取決于資源稟賦。從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的角度看，通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業裝備水平、培養現代職業農民等途徑，就能在相當程度上打破資源約束的瓶頸，明顯提高農業的基礎競爭力。因此，政府在制度促進農民合作社發展的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上，要充分遵循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采取適度、審慎的態度，經科學評審后才予以執行，并且要充分尊重合作運動的自治和獨立原則，不對農民合作社的經營管理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依據這樣的理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科學制定和規劃財政政策。財政和相關涉農部門要加強調研，科學規劃和制定財政扶持農民合作社的政策，財政部門扶持農民合作社的項目，要分類編制、分類管理，對達到規范要求的農民合作社，可通過示范項目、財政資金扶持等，支持其形成持續發展能力。建立健全與“三農”資金同步增長的農民合作社專項扶持資金的長效機制，積極擴大扶持規模和范圍。把農民合作社的農業綜合項目列入惠農支農項目正面清單，凡是涉農企業能享受和承擔的政府投資扶持項目的，農民合作社同樣享受；并在同等條件下，適當向農民合作社傾斜。探索利用財政資金進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為農民合作社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為農民增收、農業增長提供助力。

二是合理確定財政扶持對象。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鼓勵農民合作社發揮作用，財政扶持對象應選擇經營規范、有發展潛力的農民合作社。在對象選擇上，大規模的農民合作社不過度投資，也不能忽視更能體現合作社“民有、民管、民收益”屬性的規模相對較小的農民合作社，要重要考察農民合作社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財政扶持對象的選擇，可考慮設計農民合作社發展能力評價體系，地方政府根據綜合指標和分類指標，對轄區內的農民合作社進行排名，并作為財政扶持的重要依據。在農民合作社發展數量和質量較好的地區，政策上要積極推進合作社之間的橫向聯系，引導農民合作社的聯盟與合作。

三是明確財政扶持政策的關鍵環節。要明確財政扶持的關鍵環節，解決農民合作社發展的瓶頸問題。重點支持農民合作社開展先進適用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特別是良種推廣、標準化生產、品牌建設、現代市場服務設施和設備、土壤肥力和基本農田水利建設改造等項目。鼓勵農民合作社發展深加工企業和現代服務業，為農民合作社創新經營機制、形成產業鏈提供政策導向。對于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農民合作社，可通過提供技術設備、開展深加工等，支持其做大做強，形成農業產業鏈。在支持的過程中，鼓勵農民合作社的自助和自立，避免政策依賴慣性，保證財政資金的合理利用。

主要參考文獻：

[1]陳錫文.落實發展新理念破解農業新難題[J].農業經濟問題，2016.3.

[2]孔祥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與政策建議[J].改革，2016.2.

供給側范文第5篇

促進供給側改革的財政政策

折疊降低稅率 供給學派斷言，在經濟增長的自然動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財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長，只能帶來通貨膨脹，而累進的高所得稅率則是窒息經濟增長和抑制生產發展的主要障礙。

供給學派認為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對經濟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如鼓勵人們加班加點，積極經營，推遲退休，縮短待業期，從而提高收入。這樣人們就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于支出，特別是有更多的錢用于儲蓄,而儲蓄與收入刺激相結合,又可以鼓勵投資。在這一點上，正好體現出它與凱恩斯學派認為減稅的作用只在于增加總需求的不同著眼點。供給學派主張，減稅必須按照激勵儲蓄和工作并給投資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設計，主張實行累進稅和公司稅的削減。它與主張對高收入階層增稅而僅僅對低收入階層減稅的自由主義者完全對立。供給學派認為，當高額累進稅率阻止企業家積累財富時，社會遭受的損失遠較稅收為多，它喪失的是企業家發展自己事業時所具有的發明革新、敢冒風險和創新的精神(見供給學派稅收思想)。+

改革福利

供給學派認為，在財政支出方面對經濟增長起窒息作用的是社會福利開支。他們認為所得轉移──福利、社會保險、失業補助等等，對個人進取心的消極影響和高累進所得稅率相同。這是由于救濟金的水平并不比個人從工作中得到的凈所得低多少，在發放救濟、津貼前對申請人作家庭調查以后所公開課征的實際稅率，使領救濟金變成一些人賺取另一些人個人所得的行為。因此這種制度鼓勵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傷的則是積極進取的人。他們認為，美國現行的福利制度在許多場合使靠福利為生的人獲得超過許多辛勤工作者凈所得水平的救濟金。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將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工人們知道失業救濟金將幫助自己渡過失業期后情愿找季節性工作，而雇主則愿意在淡季辭退工人，因為工人可以領到失業補助。供給學派抨擊美國聯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過時的凱恩斯觀點的體現。它只關心維持個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們是否工作和儲蓄，只要能消費就行。當人們靠領取失業救濟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樣好甚至更好時，這種制度就是完全荒謬的。

實現平衡

供給學派反對赤字財政政策。他們認為，預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剝奪私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場的"擠出效應";或者當政府所發生的虧空是用增加貨幣發行量去彌補時，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如果說稅收和政府開支等量增加，那么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受到挫傷又會 使經濟進一步蕭條。他們雖然反對赤字財政，卻不贊成把平衡預算作為實行減稅的前提條件。他們把主張先有財政盈余再實行減稅的人稱為"傳統的預算平衡論者"加以抨擊。他們認為，對付大手大腳花錢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辦法，就是把減稅置于優先地位。供給學派還反對赤字財政造成通貨膨脹的見解。他們指出，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不適當地增加貨幣供應量，那么不管預算是否平衡也會發生通貨膨脹。如果財政部向公眾出售自己的全部債券以彌補赤字，那只不過是把等量的私人儲蓄吸收過來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資者從市場上排擠出去肯定不是一種合適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不超額增加貨幣數量，就不會有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

積極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改革

■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二者在實踐中應當協同實施。作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財政政策應積極發揮作用以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穩增長與調結構的有機平衡，從而使國民經濟實現中高速可持續發展。應階段性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全面落實減稅政策，降低實體經濟負擔;營造有助于PPP深化推進的市場環境，積極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時代背景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科學發展的積極性。通過多措并舉，確保財政調控精準發力，實現在短期內提振有效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的目標。

供給側改革需要積極財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后一段時期，國民經濟管理重點將向供給管理側重，但這并不是對需求管理的否定。就理論層面來講，供給側與需求側其實是國民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短期內，繁榮與蕭條的更替源于總需求圍繞總供給波動所引起的經濟景氣度的周期性變換;但長期內，經濟增長的恒久動力源自有效供給對有效需求的回應與引導。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二者在具體政策實踐中應協同實施。作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國財政政策仍有廣闊操作空間并且應積極發揮作用以配合供給側改革。不妨從兩個方面展開釋疑。

一方面，應以需求適度擴張來舒緩結構優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張力。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經濟長周期與我國經濟自身運行周期共同交織的因素，也有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型發展累積下的結構性因素。可以說，經濟結構失衡所引發的潛在總供給弱化是經濟增速下降的根源。“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優化國民經濟供給側的結構、質量與效益，使供給結構有效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完成市場出清，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但應當注意，首先，目前國民經濟需求側仍較為疲軟(PPI、CPI和PMI等指數走低、產能過剩、市場投資與消費信心不足、出口相對低迷)，源于歐文·費雪所謂的“通縮債務效應”——該理論近期被學術界廣泛討論。而宏觀經濟前沿理論中的“薩伊逆否命題”即“持續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長期供給能力的削弱，造成潛在增速下滑，引發中長期持續低迷”，更是給當前中國經濟以深刻警示。所以說，要認識到持續性低迷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潛在風險，科學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其次，即使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也應用需求適度擴張協同配合。不可否認，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結構性優化調整方案，短期內不可避免地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其間的勞動力失業與再就業、舊業態淘汰與新業態重塑等問題，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較之財政政策，我國貨幣政策總量性特征較為突出，而結構性特征仍不甚理想。當下貨幣政策在傳導機制與調控參數等方面仍不順暢;作為調控信號接收端的微觀主體仍未實現優化重構，“僵尸企業”有待清理，剛性兌付與預算軟約束普遍存在，這使得微觀基礎對貨幣調控信號靈敏度缺失。為化解這些梗阻，需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優化貨幣調控的金融生態環境與微觀基礎。眼下若貿然采取大規模貨幣寬松，無疑會形成“大水漫灌”，不但無法有效緩解市場中結構化的流動，而且會干擾市場出清、助漲資產價格泡沫并加大資本外流壓力，甚至可能會給今后幾年埋下新一輪通脹風險，導致結構性矛盾持續固化。因此，以需求適度擴張為結構性優化改革營造穩健宏觀環境的任務也就主要靠財政政策，而貨幣政策需配合財政政策發揮輔助對沖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財政政策的供給效應。凱恩斯主義框架中，財政與貨幣政策被局限于通過相機抉擇來發揮對總需求“逆經濟風向”調節之功。但現實經濟運行中，較之供給效應偏弱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長期內卻能有效發揮供給效應。若將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協調配合，就能產生微觀與中觀層面的效果，改善供給結構與質量，提升經濟運行效率。例如，運用稅收、補給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調動企業與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優化產業和區域結構。微觀與中觀范疇經過有機加總，宏觀層面的供給質量與效率就會得到提高。另外，具有供給效應的財政投資(設備更新、基礎設施與廠房改造、教育投資等)不僅短期內可以拉動需求，而且長遠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資本積累，這將優化潛在總供給，為經濟長期增長注入穩健動力。

綜上所述，以積極財政政策(輔之以穩健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作為近期宏觀調控理念的明智抉擇。既不搞大規模、低效率強刺激，也要防止結構性改革所引發的經濟順周期收縮，確保為供給側改革提供穩健的宏觀環境，并逐步為其構筑起健康的微觀基礎。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認，過去傳統的財政政策已顯現疲態。近期相關部門雖倡導積極財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門都處于自發式去杠桿狀態，加之財政收支缺口短期難以彌合等因素的共同疊加，其間產生的對沖效應某種程度上可能弱化財政政策效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財政收入與支出缺口亟待彌合。近年來，因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疊加，各地經濟增速呈現回落。與往年比，各級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壓力依然高企。據財政部數據，201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口徑增長5.8%，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口徑增長則為13.17%。在降杠桿動機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獲得債務收入與預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規范性融資渠道相對有限。地方政府仍承擔著較多事權與支出責任，積極財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壓力，出現了地方配套資金空擋現象;地方債務置換只是緩解了部分存量債務的成本壓力，余下11萬億存量債務高額利息支出不容忽視;隨著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等社保領域改革，社保支出負擔未來亦會上升。上述因素使得財政收支失衡，對地方財政發力空間構成一定考驗。

第二，傳統財政投資的邊際產出效果弱化，并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生產效率形成了擠壓。過去傳統的低效、重復性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效力日趨衰減，其間引發的產能過剩和資本錯配亦使得資本回報率弱化，并擠壓著全要素生產率。若對投資結構進行考量，通常而言，先進設備投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以房地產等投資標的為主的建筑安裝投資則抑制全要素生產率。2008年以后，我國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快速擴張，累積一定的泡沫，給中小城市房地產市場帶來風險;但設備投資占總投資比例卻呈快速下降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和生產效率受到擠壓其來有自。應將財政政策與產業、區域政策協調配合，優化投資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改善投資邊際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從而達到短期內適度擴需求，長期內優化供給質量與結構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機制被打破，部分地區出現不適應的現象，削弱了財政政策執行效果。首先，近一段時期，財政項目投資審批力度雖然很大，但資金實際到位率與項目開工率不容樂觀。很多重點項目與民生項目推進遲緩，包括鐵路、高速公路、電網與通訊設施改造、農業基礎設施與危房改造等涉及國家長久發展大計的項目，出現了資金落實不到位現象。其次，與過去相比，2015年我國財政支出增速整體放緩，而地方財政支出回落更為顯著。地方財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積了大量固化性資金沉淀。據相關專家測算，近年來政府部門銀行存款以每年約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斷增加。地方政府因缺乏盤活存量資金的積極性導致大量資金結余。財政資金運作效率低下壓縮了宏觀政策實施空間，拖累了經濟增長。當然，這也與近年來財務監控收緊以及資金管理模式機械有關。中央財政資金在撥付過程中，不同部門之間分配過細且過度強調專款專用，削弱了資金使用靈活性，導致地方政府對中央下撥資金使用的積極性與能動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實施效果亟待優化。通過創新投融資體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緩解資金壓力并拓寬投融資渠道，實現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利益共贏。但PPP仍處于探索階段，實際操作中呈現出雷聲大、雨點小特征。國有企業與城司常常充當主力，而政府部門同私人部門之間卻缺乏聯動效應，政府資本仍難以大規模撬動民間資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經濟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關系不平等，導致民間資本對合作前景預期不明朗。另一方面，在PPP實施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之間契約關系尚待完善。PPP具有投資大、期限長、收益率較低、流動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場風險、項目風險、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但政府與企業在權利義務、風險分擔以及利益補償等方面仍界定不清。在PPP合作中，兩者之間的利益協同機制欠缺影響了社會資本積極性。另外，PPP在實施中也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例如，因融資平臺被切斷，有些地區以PPP為名，卻采取明股實債與保本回購等行變相融資之實。這不但未能拖動PPP，反而使其聲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優化財政調控的思考

為給供給側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今后需貫徹積極財政政策，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并駕齊驅。應階段性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全面落實減稅政策，降低實體經濟負擔;營造有助于PPP深化推進的市場環境，積極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時代背景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科學發展的積極性。通過多措并舉，確保財政政策精準發力，實現在短期內提振有效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的目標。為中國經濟中高速發展注入持久動力，推動中國經濟巨艦行穩致遠，最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第一，找準舒緩財政資金壓力的著力點，階段性提高赤字率，釋放可用資金空間，為財政政策精準發力創造條件。理論上講，財政政策在實施中面臨著減稅、增支和控制債務三個目標之間的三難困境。在增支及減稅的目標下，為緩解財政壓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為彌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選擇。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仍有很大延展空間。就赤字而言，當下2.3%赤字率遠低于馬約所設3%紅線;就債務而言，中央政府債務負擔較低，地方債務雖有局部性和區域性風險，但與歐美國家的福利型、消費型債務相比，我國絕大多數的地方債務都有著規模可觀的實物資產作支撐。若再加上政府可調配的其他資源(土地、森林和礦產等)，則債務占政府廣義資產的比重就更低。所以說，依靠適度擴大赤字來緩解資金壓力的宏觀策略仍有著廣闊施展空間。如果今后能夠用PPP成功撬動社會資本的話，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應該就能基本滿足財政資金需要。就政策慣例來說，擴大赤字、增發債務和地方債置換應協同操作。首先，可借助國開行、財政部等部門來發行專項債券或特別國債，并以項目資本投入、股權投資等方式來支持地方重點性基礎設施與民生項目建設，其間適度擴大中央出資比例，緩解地方項目資金短缺問題;其次，應完善地方債務管理與處置機制，加快對余下的11萬億存量地方債置換消化，有效降低債務利息負擔。同時，未來的社保資金支出缺口亦當重視。應合理調整國有資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及收益補進一般預算和養老等社保基金預算，這將降低社保繳費率，緩解社保資金壓力。當然，對于涉及“五大重點任務”的領域，為配合特別國債和專項債券發行，央行也應及時地定向寬松貨幣以舒緩財政壓力，并化解因結構優化改革所衍生的潛在通縮風險。

第二，積極落實結構性減稅和全面性清費，有效發揮稅收政策的需求效應與供給效應，以短期稅費收入的減少為經濟長期持續發展增加勢能。切實做到降低實體經濟稅收負擔，實現在短期內擴張需求，在長期內激發微觀主體生產積極性，優化國民經濟總供給。第一，在強化頂層設計與全局謀劃前提下，嚴格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全面推進“營改增”改革，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并堅決清理不規范的行政收費、基金和加價收入，降低企業運營負擔，提高其生產和創新積極性。同時，需進一步壓縮三公經費和不必要的行政開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資，為實體經濟減負拓寬空間。第二，加大對企業設備投資與更新改造的稅收優惠，鼓勵對先進設備的采購置換，加速資本折舊，提高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第三，完善對創業、創新等新業態的稅收激勵，取消對重化工業等舊業態投資的稅收優惠。加大對新產品、節能環保等新興經濟模式及其對應消費的稅收支持，減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各環節稅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標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實施結構性稅率激勵，倒逼舊業態加快技術更新與產業轉型。確保減稅政策在短期內擴大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

第三，注重財政支出的科學性，提升財政投資效率，實現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雙重優化。尤其在投資領域，相關部門需重視對投資方向與投資結構的考量，全面體現出政府投資的戰略性、全局性、基礎性與長遠性，有效改善財政資金的邊際產出效率，提升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五大發展理念，今后應將支出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加大對中小城鎮、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棚戶區改造、城市管道、城際交通、水利、電力與通訊設備)以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配合戶籍制度改革，促進人本型城鎮化，向農民發放購房補貼以鼓勵其進城落戶，其間亦能改善民生、釋放消費需求及消化房地產庫存，有效降低市場風險。其二，加大對重大科技創新項目公共投資支出，建立協同式、集群式國家創新系統。政府應出資構建創新性產業集群以整合研發力量，突破微觀個體的創新約束，促進企業間優勢互補與技術擴散;提高對創新驅動的扶持力度，構建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協同式國家創新系統;加大基于質量與效益的戰略性創新投資，搶占新興科技制高點，確保我國對前沿技術的掌控力。其三，加大扶貧支出和各類補短板支出。積極落實精準扶貧，重視對產業扶貧、移民扶貧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領域資金支持，以轉移支付加快貧困階層收入增長，促進國內整體消費需求提升;財政部門也應配合去產能以及清理僵尸企業的任務，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做好勞動力失業保障、轉崗培訓與再就業等社會政策托底工作。另外，在教育、養老、醫療健康、生態保護、國土綠化和高端服務業等涉及民生質量與福利體系建設的領域，也有著廣闊投資空間。最終實現以科學高效的財政支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有效提高供給側的質量，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與收入結構不斷優化。

第四，營造有助于PPP項目推進的市場環境，充分釋放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的潛力。PPP是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之舉，完善PPP制度是落實積極財政政策、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要手段。今后應通過營造法治化運營環境、確立風險共擔機制、完善契約精神等方式，積極引入社會資本以降低財政資金壓力。首先，積極構建法治化的運營環境，發展平等的政企關系，完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契約精神。中央需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力度，堅決杜絕以PPP為名來為融資平臺實施變相借債融資，從而避免因PPP聲譽受損所造成的融資環境弱化現象。建立地方政府與企業在PPP項目合作中的利益協同機制，制定科學、平等的合作計劃并提前做好風險處理預案，確保在PPP合作中，雙方均能夠按合同規章辦事，有效規避道德風險等后續問題。其次，將一部分有較高收益的項目納入PPP范圍，以提高對民間資本吸引力。同時，在強化風險監管基礎上，通過金融創新發展PPP金融(如資產證券化)，解決PPP在前期融資和落地后資本流動性不足以及股權退出問題。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項目，具有期限長、收益低和流動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門應主動作出承擔一定法律風險、政策風險的合同承諾，確保政企之間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以增強社會資本對PPP項目投資安全感與信任度。

第五，探索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時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貫徹效果。推進央地關系優化重構，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內積極貫徹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鑄就中央與地方協同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源驅動力。首先，應推進宏觀經濟管理法治化，制定與完善《宏觀調控基本法》。我國宏觀調控僅側重政策實施，在宏調的目標、原則、程序、中央與地方關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過度依賴行政權力，缺乏法律保障與制度建構。這與市場化改革目標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貫徹過程中逐層減弱。推進宏調法治化將在制度層面大幅度增強中央政策的權威性，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執行效率。其次，應優化政績考核機制，對基層政府的科學發展實施正向激勵，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在弱化但不拋棄GDP指標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經濟改革發展與轉型升級成效，強化綠色和民生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指標的考核，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既要破除“唯GDP主義”，又能激勵地方政府通過科學有效的投資手段促進經濟轉型。另外，在推進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礎上，為行政人員構建更加科學化、陽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機制，使其得到與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體面收入。最后，應深化財政體制改革，處理好央地財政關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收入上，構建更加科學的地稅體系，配合“營改增”實施，完善增值稅稅制，增加地方稅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來源(亦能緩解對土地財政依賴)。在支出上，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及支出責任;在加強法治化監管的前提下，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機制，提高地方政府對資金使用的靈活性與科學性，從而調動其科學化投資的積極性與能動性，盤活財政沉淀資金，提升財政政策執行效率。激勵相容機制的構建是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能否落實到位的關鍵，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

看了“促進供給側改革的財政政策”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怎樣促進供給側改革

2.供給側的財政政策

3.2016中國應采取什么財政政策

4.2016中國財政政策

5.2017年財政政策有哪些

6.2016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