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言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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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言可畏范文第1篇

［關鍵詞］兒科護理；以人為本；理念；措施；效果

以人為本屬人文學的范疇，在護理實踐中則集中體現在對患者的生命與健康、權利與需求、人格與尊嚴的關心和關注［1］。在兒科護理中堅持以人為本既是規范人性化、優質化護理服務原則，是提高護士素養和品格的途徑，也是適應時展，豐富整體護理內涵的實踐與創新。近2年來，我院在兒科護理中全面推行以人為本，取得了滿意的社會效果，也證明了堅持以人為本是豐富和發展現代兒科護理學重要組成部分。

1在兒科護理中堅持以人為本的必要性

1.1堅持以人為本是時展的需要近代護理學創始人南丁格爾曾說：“人是各種各樣的，由于社會、職業、地位、民族、信仰、生活習慣、文化程度的不同，所得疾病的病情輕重也不同，要使千差萬別的人都能達到治療和健康所需要的最佳身心狀態，本身就是一項最精細的藝術［2］。”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和現代整體護理模式的不斷推進，護理服務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會的人，在護理工作中既要重視疾病又要重視心理，既要重視局部又要重視整體，也就是說既要重視“科學精神”又要重視“人文精神”，要達到“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完美結合，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健康需求不斷擴展，“人文精神”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獨特價值［3］。

1.2以人為本等新型護理理念在兒科護理中具有特殊意義兒科存在著特殊性，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也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寶貝，當其生病住院時，父母格外緊張焦慮，往往會對醫護人員提出較高的要求，護士既要配合醫生醫治小兒機體上的疾病和考慮小兒心理需求，又要顧及多個家屬的情感需求，要根據不同年齡階段的小兒心理特點和患病小兒不同的心理反應，給予恰當的護理。因此，兒科護理工作較成人護理更復雜，醫療糾紛也相對較多，這就需要兒科護士更是要注重人文學知識的學習，在關注疾病的同時，關注患兒及家屬的心理需要，家庭、社會對患兒及其家屬的影響。堅持“以人為本、關愛生命、呵護健康、奉獻社會”的服務觀念不僅能促進患兒早日康復、恢復健康，也有助于減少或防止這種糾紛的發生，化解相關矛盾。

1.3提倡以人為本有利于提高護士素養和品質目前大部分兒科護理人員都是中專學歷，沒有進行系統的人文學課程的學習，普遍缺乏社會學、心理學、人際溝通、健康教育、倫理學等方面知識，提倡“人文護理”對護士職業的品質、性格、思想、情感、智慧、理想提出了更高要求，能促進護理人員積極參加繼續教育，加強人文知識培訓。

2兒科護理中如何推行以人為本的理念

在兒科護理全面推行以人為本的理念，除了提高認識，轉變思想外，更需要護理人員在護理服務中以患者的利益和需求為中心，采取注重個性和突出人本服務的具體措施，重點體現在環境營造、模式轉變和服務改善三個方面。

2.1營造人性化服務環境如今絕大多數醫院都強調環境幽雅，設施完善。從人文關懷的要求上說，兒科病房則根據生理與心理特點設置獨特環境，如盡可能多擺放綠色植物和鮮花，使用防滑地板，墻上懸掛各種壁畫，以自然景色和可愛的卡通人物為主，畫面色彩溫和寧靜，使人心情愉悅、歡快。被褥以溫馨的天藍色為主，消除兒童恐怖心理，此外，還要設置便捷的傳呼系統，隨時使患兒得到護士的幫助。

2.2倡導人性化服務模式對于患兒來講護士扮演著多種角色，母親、姐姐、老師、朋友等。護士與患兒接觸最多，護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給患兒及家長以深刻的心理影響。一個訓練有素的兒科護士要注意個人儀表和風度，才堅持文明禮貌用語，態度上要熱情、和藹，更主要的是要多主動接觸患兒，取得患兒及家屬的信賴。如對嬰幼兒多撫觸、摟抱，善于用玩具逗其開心，對比較懂事的患兒可通過講故事、玩游戲、詢問一些學習、生活方面的需求，調節醫患關系及患兒的精神和心理狀態，盡快消除陌生感和恐懼感。此外，交接班時要注意真誠問候，出院時的要多叮囑與祝愿。

2.3豐富人性化服務內容對患兒及家屬的人性化服務不僅僅是簡單的態度和藹，更重要的是按照護理程序提供全程的優質服務。就兒科護理特點而言，人性化服務可概括為“四字”、“四送”。“四字”是指“技”、“情”、“忍”、“樂”，即，提高技術操作水平，尤其是靜脈穿刺技術，以消除患兒“怕打針”的恐懼心理，減輕患兒痛苦；對患兒、家屬時時處處真情相待；對患兒的不恭言語和行為、家屬的報怨都要忍讓在先；盡可能增加患兒的歡樂情緒。“四送”是指入院時送溫暖，包括在送水、生活安排、協助檢查，指導用藥對初入院者要特別關心，盡快縮短雙方距離；特殊日子送慰問，如在兒童節或患兒生日送上一分小禮物；工作中送笑容，無論是操作、檢查，還是取樣，都盡可能堅持微笑服務，對兒童而言，在微笑中安慰、叮嚀比直接告誡作用更加強烈；康復出院時送祝福，建立一種長久的友愛。總之，要根據患兒年齡病情的不同，提供個性化護理與溝通，體現兒科專科護理特色，深化整體護理內涵。

2.4強化人性化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本身就是以人為本護理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科護理中的健康教育需要注重細節，講求方式。一是要制定兒童健康教育活動計劃表，在介紹疾病防治、飲食要求、用藥指導、體育鍛煉等知識時，要根據兒童的認知水平和學習習慣選擇恰當方式，如將健康教育內容制成卡片，采用一對一方式進行、多示教、編寫講述小故事等，寓教于樂；二是可進行集體溝通，對某一季節發病率高的疾病對患兒家長進行集體溝通、宣教和檢查指導；三是辦好兒童健康教育的宣傳欄、櫥窗，形式上要圖文并茂，版面上生動活潑，最好以兒童所喜聞樂見的卡通、漫畫為主。

3兒科護理管理中堅持以人為本

兒科護士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在臨床工作中承受較大的壓力。對專業技術要求高，特別是靜脈穿刺、危重患兒的搶救與護理，也由于獨生子女這一特殊群體，患方對兒科護理工作的期望值越來越高。再加上人員編制不足，三班倒的無規律生活，使兒科護士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護士長定期與護士進行思想溝通，開展護患座談會，加強護患溝通。盡量爭取提供晉升、深造、福利待遇上的優惠政策。對工作出色的護士進行表揚和獎勵。制定護理缺陷記錄，根據表現、工作量、承擔的風險大小實行獎金二次分配。打破“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工作模式，充分調動護理人員積極性，保證護理工作質量［4］。

4實踐效果評價

近2年來，我院在兒科護理中全面推行以人為本對護士激勵很大，使護理人員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服務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護士在實踐中不僅進一步豐富了兒科護理的專業知識，增強了對兒科護理針對性、特殊性的認識，而且極大地調動了全體護理工作者的工作主動性、創造性和靈活性，使護士從被動執行醫囑、完成護理操作轉變為主動與患兒及家長溝通，評價患兒需求，提供個體化服務；通過對人文知識的學習，護理人員對兒科護理中的內容美、形式美有了更直觀的感受，在輕柔、迅捷、精確的注射行為中，在對患兒心理的正確把握與安慰上，在從聲音、色彩、形體方面改善護理環境中，在把握音色、聲調、語速、用語選擇的語境追求中陶冶了情操，領略了個性與風格、內容與形式、行為與科學性的和諧統一，整體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時，通過以高效和完美的護理手段、方式與方法，滿足了患者家屬的合理需要，提高了患兒及家屬對護理人員的滿意度，護患糾紛明顯下降，床位使用率不斷增高，醫院經濟效益同步增長，兒科的綜合滿意度達到了99.5%。從根本上改善了兒科護理質量，為創立服務品牌打下了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1］鄧行愛，鄭耀珍.給予人文關懷深化整體護理［J］.中華護理雜志,2003,38(9):707.

［2］高明鳳.以人為本護理服務中的“小事”不容忽視［J］.臨床護理雜志，2003,2：328.

論人言可畏范文第2篇

關鍵詞：田野調查；矛盾關系；“主―客位”研究；“遠―近經驗”；“中間人”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3-0046-06

一、人類學田野調查中的諸對矛盾

田野調查(field study)是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中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人類學與田野調查的關系則更為密切，可以說人類學就誕生于田野調查的搖籃之中。隨著人類學學科的發展，田野調查方法也日漸成熟。人們對它的認識，既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又存在不少的爭論。這突出體現在它所固有的幾對矛盾關系之中。

(一)時間的“長”與“短”

作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開山鼻祖，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里恩德島上做了為期四年多的田野調查。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一般認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周期以一年為標準，這樣整個年度的活動都得以看到。如果調查的時間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對研究對象有深度的了解。

但是，“幾上幾下”式的短期調查，其效果有時也是不錯的，甚至有可能比做長時間調查所取得的效果還要好一些。這種調查方式主要是指，在2-3個月的短期調查之后，回到書齋去研讀他人的作品，發現自己調查的漏洞后，再繼續調查，然后再返回書齋。這種“幾上幾下”式的田野調查，由于使田野與書齋密切結合、避免了單純的行為主義調研、節約經費而日漸受到研究者的青睞和推崇。研究周期還可根據研究者對研究者熟悉程度來適當調整。若對調查對象比較熟悉，就可以酌情縮短調查時間。

總之，時間是衡量田野調查質量的客觀標準之一，也是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關系介入程度在時間上的一種累積體現。如上所述，研究周期的“長”和“短”的確定，除了要考慮研究的目的、性質以及研究所需的各種實際客觀條件外，調查中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關系狀況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

(二)地點的“生”與“熟”

人類學田野調查多半是研究異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為調查地點。人類學在發端之初以研究殖民地文化為己任，把非本民族的文化當作研究對象。可以說，以“生”地為調查點是人類學的研究傳統。一般而言，如果從一開始就研究自己經常看到的文化，要發現其中的深層次的文化運行規則，往往是很不容易的，易犯熟視無睹的錯誤，“想當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東西。例如，美國人類學家武雅士早年曾到臺灣三峽鎮的一個村落做調查。他發現那里的童養媳婚姻特別多，多到快一半的比例。童養媳婚姻對西方人而言，是一種很特殊的婚姻類型。經他深入長久地研究，得出了重要的結論，說童養媳婚姻是禁忌的來源之一。他的重大發現，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很難把司空見慣的童養媳婚姻與禁忌聯系在一起。以“生”地為研究地點，也存在許多不利因素，如需較長時間才能進入田野，存在著語言、文化上的溝通障礙等等。

當然，“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研究地點。也有許多人類學者回家鄉做田野調查。這樣不但可以節約經費，還可迅速“進入”田野。這種有“特殊關系”的社區，對研究者往往有重要的幫助。先生的江村調查就是該方面的一個典范。“回訪”，即跟蹤調查前人研究過的著名社區，是研究地點“生”與“熟”相結合的一個實例：調查地點對于第一個來訪者來說，是“生”的，對后繼的研究者來說，就是既“生”又“熟”了。目前，“回訪”已經成為人類學界“時髦”的田野調查方式。

筆者曾回家鄉做過一個時段的田野調查，總感覺缺乏一種做深入研究所必需的“緊張”的感覺，與調查對象之間缺乏一種自然的張力。這除了筆者田野調查經驗有限之外，也說明在“熟悉”的地方做田野調查，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關系并不好處理，往往是有多年異地田野調查經驗、有敏銳的田野調查感覺的“老手”才能把握。以“生”地為調查點更利于初涉田野者從事調查，培養其跨文化異文化研究的視角，利于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保持一種自然的矛盾張力狀態，便于揭示當地社區深層次的文化運行規則。

研究地點的“生”與“熟”，實際上是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關系緊張程度在空間方面的集中體現；一個好的調查點，應該利于研究者和調查對象之間保持一種自然的既“生”又“熟”的矛盾張力狀態。

(三)觀察的“入”與“出”

有學者認為，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主要有四種程度不同的觀察：局外的觀察(complete obser-vahon)，這是比較客觀的，其分離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觀察者的參與(observer-as-par-tictpam)，參與到田野中，但參與其中的程度適中，僅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參與，同時保持了客觀的立場，這種參與觀察最難做到；參與者的觀察(panlcipam-as-pbserver)，已經深深地參與進去了，但還能夠有一些觀察，有一點客觀；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nicipant)，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觀參與，只能形成主觀價值判斷。在調查過程中，能否參與、參與到什么程度、觀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參與觀察中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

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登曾對詢問如何做田野調查的普里查德說，調查者的舉動應像紳士一樣，這話雖然有些“言重”，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人認為，到調查點后，要完全與當地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這種方式很難做到。因為無論如何熟悉，在當地人眼中，田野調查者依然難以成為真正的“局內人”。在田野調查中，要做到真正的參與式觀察(observer-as-participant)并不容易。一方面要求能參與進去，能被“田野”接受，另一方面又要客觀地去觀察，要扮演一種介于局外人與局內人之間的中間人角色。

總之，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研究者既是觀察者，又是“土著”的一部分，只有進入到被研究者的立場，又能從研究者立場考慮，努力把握參與觀察的參與程度，保持與調查對象之間的張力狀態，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所研究文化的內在邏輯和運行規則。

(四)預設的“懸置”與“利用”

有學者認為，田野調查的基本邏輯結構，是研究者在確定了所要研究的問題或現象后，不帶任何假設進入到現場或對象所生活的背景中，通過參與觀察，收集各種定性資料，在對資料進行初步的分析和歸納后，又開始進一步觀察和進一步歸納，通過多次循環，逐步達到對現象和過程的理論概括、歸納和解釋。但也有學者認為，人類學觀察的前設性條件是觀察的形式和結構問題，而問題的提出，往往是從理論預設開始的。研究預設的“懸置”與“利用”是人類學田野調查中另一對重要的矛盾關系。實際上，在進入田野之前，無論是首先排除研究者個人的主觀理論預設，還是將個人的理論預設視為田野調查之始端，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接近調查對象，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究竟是 “懸置”預設有利于處理研究者與調查對象的關系，還是“利用”預設有利于處理研究者與調查對象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地理論和實踐探討。僅依筆者個人以往田野調查的經驗來看，“利用”預設更利于保持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張力狀態，更便于研究的開展與深入。

(五)訪談的可信性與有效性

人類學田野調查除了參與觀察以外，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深度訪談。有一些問題是難以直接觀察出來的，而只有通過深層次訪談才能把這些問題“聊”出來。毋庸置疑，這種深度訪問方法在效度上是很高的，即針對所問問題得到了我們真正需要的滿意程度很高的材料。但是，其信度卻不一定高，即每次所問的結果未必相同、不一定能重復。信度在科學意義上要求很高。與人類學深度訪談相比照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問卷調查，每一個題目都一樣，怎樣發問，怎樣解釋都是標準的。無論誰去問，結果大概都一樣。問卷調查的信度很高，具有可重復性，只是其最大困境就是有時效度很可疑，即得到的結果不一定令人滿意。

信度與效度在人類學訪談中的確是一個兩難問題，是一對對立的矛盾。一項好的人類學訪談，其有效性和可信度都應兼而有之。這就又涉及到如何適度把握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何使人類學訪談材料有效，同時信度高?人類學調查如何面對超越村落的人數眾多的市鎮?一般的做法是在一兩個或三四個有代表性的村落里做深入的調查、深入的訪談，然后將正確應問的問題納入問卷材料，做成合理的問卷，訓練訪問者去做調查，看大城市、大區域有無這種情形，用這種方法來彌補材料和方法論上的不足。

(六)目標的科學性與人文性

一般而言，科學追求通則，人文追求個例。首先，人類學是研究文化通則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學是一門科學。但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研究對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研究對象有種種的感情因素，另外在對文化的解釋上也會因研究者而異。因此，除了追求文化通則即追求科學性之外，人類學田野調查也從個體的立場出發來理解具有豐富感情的研究對象即強調人文性。早期的人類學，是以科學性為目的的。當時人類學的領軍人物，無論是馬林諾夫斯基，還是布朗，都把科學性作為人類學的追求目標。這與他們個人的自然科學出身的學術背景以及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息息相關。但是，自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志公開以后，特別是當弗里曼全面批駁了美國女人類學家米德在薩摩亞所做的田野調查后，以及當劉易斯質疑了雷德菲爾德在特波茲特蘭村所做的田野調查后，人們開始對田野調查的科學性表示了懷疑。以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為代表的意在追求人文性的闡釋人類學應運而生。總之，為了妥善處理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微妙關系，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研究目標一直在科學性與人文性之間擺動，一直在試圖尋找二者之間的平衡點。

二、人類學田野調查中的“主―客位”研究

人類學田野調查，就像鐘擺一樣，總是搖擺于上述諸對矛盾關系之間(前面列舉的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但就實質而言，是要妥善處理一個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關系問題。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上述諸對矛盾關系的集中體現。

“主客位”研究之劃分，為試圖解決研究者與調查對象之間的矛盾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視角。這主要歸功于美國人類學家哈里斯。主位(emic)與客位(etic)的概念最初是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從語言學的術語――“音位的”(phonermc)和“音素的”(phonetic)中推出來的，后來經認知人類學引申到人類學田野調查中。音素的分析是指從聲學的角度，對人類發出的聲音所進行的客觀的、準確的記錄和分析；音位的分析是指從發音人的角度，對某一具體語言的具有區別性特征的音素進行的歸納與分析。與此相類似，田野調查中的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如同音位的分析，是指研究者能從當地人的視角去理解文化，要像本地人那樣去思考和行動，即從內部看文化；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如同音素的分析，是研究者以文化外來觀察者的角度來理解文化，以科學家的標準對其行為的原因和結果進行解釋，即從外部看文化。以人們對顏色范疇的認知為例。顏色范疇能以對應的折射光譜來檢測。但是，當我們假設唯一能反“紅色”參考頻率是與文化無關的光譜，我們就會引起混淆――英語中的“紅色”、法國人的“胭脂紅”以及波斯人的“索克”表示的并不是同樣的意思。祖尼族某個部落的語言中，沒有橙色和黃色這兩個詞的區別，他們是用同一個詞表示這兩種顏色。再以人們對雪的描繪為例。愛斯基摩人關于雪的詞匯有十幾個，分別表示“地上的雪”、“正在落的雪”、“正在堆積的雪”、“半融化的雪”以及各種白顏色的雪。而無論在漢語中還是在英語中，都沒有這么多的詞匯來對雪進行形容。這說明純而又純的完全置身于文化語境之外的客位概念難于適用于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研究。

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對主位研究(emic)與客位研究(etic)進行劃分，對主位研究(emit)日益強調，其意義正在于對上述困境的超越：研究者要努力成為“被研究者”，從研究對象的觀點出發來建構當地文化；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當地文化。

究竟何為好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有關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的原則有很多論述，但總的來說，人類學家一直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缺乏從知識論的角度做進一步思考。若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一般也只有兩條對立的線索，即上面提到的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或者說是從當事人的觀點出發，還是從研究者的觀點出發。一般認為，做深入的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就是為了能夠達到從當事人的觀點看當地文化的境界。這種由馬林諾夫斯基所開創的“移情”式主位研究似乎成了人類學田野調查中不言而喻的最高原則。

三、“主位”研究的理論困境及學界的新探索

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所謂客位研究(etic)的觀點，如前所述，由于只是從研究者的立場出發，完全置身于當地文化語境之外，有難于超越的理論困難，因此日漸受到人們的批判。而與之相對的馬林諾夫斯基“移情式”主位研究(emic)則隨之成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主流，越來越為人們所認可和推崇。主位研究認為，理想的田野調查應該是研究者由局外人變為局內人，能按照被研究者的思維去思維。

論人言可畏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技型小微企業 人力資源管理 內部倫理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對于高素質人才的需求日漸增加。而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高素質的高科技性人才是企業生存的基本組成要素。所以，面對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科技型小微企業只有做好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才能提高企業的人才競爭力。隨著人力資源管理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實踐表明，內部倫理管理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了解企業人力資源特點，適當引進內部倫理管理文化，是解決我國眾多科技型小微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困難的新的途徑。

1.科技型小微企業的人力資源特點分析

科技型小微企業指的是以科技人員為主體的微型企業，主要從事的是電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技術產業的產品和技術的開發及應用。所以，一般的科技型小微企業主要是由科技人才所組成的，其人力資源有著顯著的特點。首先，企業的人員普遍具有高素質和高學歷的特點，而人力資源則成為了企業科學技術開發和應用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人員手中將掌握著企業的核心技術，而人員一旦離職或將技術外泄，就會給企業帶來不小的損失。其次，對于這些企業來說，這些科技人才掌握的知識就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本，也是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人員經驗和知識能力的積累，企業的資本也將得到進一步的累積。所以，人力資源是這些企業的活的資本。再者，這些企業需要的不僅是高素質的科技型人才，更需要的是有強烈自我實現欲望的員工。因為對于這些小微企業來說，員工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才能加速企業的成長，并為企業獲得更多的利益。另外，在這些企業中，人力資源存在著流動性大的特點。這是因為人員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后，微小企業能為人員提供的培訓和發展空間就變得有限。所以，在欲望無法滿足的情況下，人才就會選擇“另謀高就”。最后，科技型小微企業的人員都需要負責相應的項目工作，所以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存在著不愿意接受管理的現象。

2.內部倫理與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的生產、制造、銷售與管理等多種活動的進行，都離不開人。而人們在開展任何活動的過程中，都會遵照一定的倫理觀念。所以，管理活動的本身，將受到倫理道德規范的影響。而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核心內容是進行人的管理，所有活動的展開都是圍繞著人進行的，因此受到的倫理道德影響就更大。而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在特定的倫理道德影響下來進行，可以使人力資源活動的開展更為規范，進而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效率。但是，由于每個企業的管理團隊的倫理道德規范都不盡相同，所以在企業內部形成的倫理道德規范就屬于企業的內部倫理文化。因此，從這些關系可以看出，內部倫理與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客觀存在于企業的管理活動中的。所以，從內部倫理的角度，進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效率，進而促進企業的發展。

3.基于內部倫理的科技型小微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分析

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主要由人員招聘、績效考評、員工激勵和員工培訓而組成。在這些環節中，內部倫理文化意識與人力資源管理問題的存在著一定的聯系。

3.1 人員招聘

相較于大中型企業來說，科技型小微企業在資金和管理制度方面都存在著不成熟的現象。所以，在人員招聘方面，這些企業既沒有較為完善的機制來進行人員的選拔，也沒有在較大的范圍進行人員的招聘。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企業在人員招聘方面主要以人員的技術能力和學歷為依據，缺乏了對人員倫理道德觀念的考察。但是企業內部倫理道德文化與人才本身的倫理道德意識是否相符合，關系著人才的工作積極性和忠誠度。而這些重要的品質，則關系著企業人力資源是否具有較高的價值和較為穩定的狀態。因此，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人員流動性大和員工工作積極性不高的問題，都與人員招聘中缺乏對人員倫理道德考察有著重要的聯系。

3.2 績效考評

就現階段而言，大多數科技型小微企業的人員績效考評采用的都是對固定工作量考評的方式。而這樣的考評方式，會使得員工失去實現自身價值的需求。長期處于完成工作任務的狀態的下，人才很容易喪失對工作的積極性，進而對工作現狀產生不滿情緒。而最顯著的問題是，員工之所以感到不滿，是因為這種考評制度下的工作完全成為了員工的負擔，從而使員工失去了為企業做貢獻的倫理道德意識。另外，績效考評的不透明，使得員工的倫理道德意識進一步的減弱。因此，該種績效考評方式，使得科技型微小企業內部倫理文化產生了弱化，從而無法起到督促員工努力工作的作用。

3.3 員工激勵

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由于企業本身不具有較強的資金基礎，所以很難滿足員工的物質需求。而在物質需求難以滿足的情況下，人力資源管理利用薪酬制度來進行員工的激勵就顯得更加無力。對于科技型人才來說，他們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很高。在物質需求方面，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只利用金額較少的激勵手段來進行員工的管理，不僅不能使員工產生感激之情，還會使員工產生一定的不滿。而在精神需求方面，這些企業往往也沒有自身的內部倫理文化，從而無法為企業員工提供良好的精神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員工精神需求的忽視，會使一些員工對企業產生懷疑，從而降低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3.4 員工培訓

由于資金有限，科技型小微企業在員工培訓方面往往有所欠缺。在有限的培訓時間里，這些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往往只對人員進行技術上的培訓，卻忽視了對員工倫理道德意識的培訓。在這種情況下，員工在企業內部倫理上往往缺乏一定的認識，從而導致員工難以對企業忠誠。另外，缺乏內部倫理文化的員工培訓，使得員工沒有意識到培訓的意義和重要性，從而在學習和工作上缺乏了一定的積極性，進而難以達成培訓的效果。

4.基于內部倫理的科技型小微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對策

4.1 以德聘人

人員招聘環節可以為企業提供儲備性人才，從而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進行人才招聘時，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在選拔科技性人才的基礎之上，還要進行人才倫理道德的考察。一方面，科技型小微企業可以通過網絡招聘擴大招聘范圍，并明確指出對員工的思想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在員工聘用的過程中，人力資源部門要對人員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并制定相應的策略考察員工是否具有忠誠和真誠等倫理道德意識。再者，企業要為員工提供公平和公正的晉升途徑，在企業內部進行一些職位的招聘工作，并將員工是否遵守企業行為道德規范的情況當做是重點參考內容，從而塑造員工的內部倫理意識。

4.2 構建綜合性的績效考評機制

為了使企業的績效考評發揮應有的效果，科技型小微企業應該全面的進行員工工作情況的考察。所以，構建綜合性的績效考評機制，對員工的德行、能力、勤奮度和成績進行綜合考量，才能全面的對員工進行評價。在德行方面的考評，可以使員工更加重視企業的內部倫理文化；在能力方面的考評，可以使員工更加注重自我能力的培養；在勤奮方面的考評，可以使員工有效的進行工作效率的提升；而在績效方面的考評，可以使員工更加重視自己的工作成效。在這種情況下，員工會從多方面進行自我的提升，企業的內部倫理文化則會自然而然的形成，并對人力資源管理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要使員工的績效考評情況透明化，從而督促員工進行自我的提升。

4.3 注重員工的精神激勵

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想要做好員工的激勵工作，可以從精神激勵方面入手。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可以對員工的倫理需求進行調查，從而制定相應的精神目標。一方面，人力資源部門可以制定管理目標，并鼓勵員工參與到企業管理活動中，從而使員工獲得相應的成就感。另一方面，管理人員可以對員工的誠信度進行考察。在員工按照承諾完成相應的工作內容時，人力資源就可以給予相應的獎勵和宣傳，從而增加員工的存在感和信賴感。再者，為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要使員工的管理更加民主化。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員工的獨立意識較強，所以使員工按照自己的風格展開工作，可以使員工更好的完成工作。

4.4 展開企業內部倫理文化培訓

展開企業內部倫理文化的培訓，也是科技型微小企業需要重視的員工培訓內容。為了使員工能夠進一步融入到企業內部倫理文化中，人力資源部門應該展開員工思想道德教育的培訓。一方面，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用于員工培訓的資金有限。所以，在企業內部倫理文化培訓方面，人力資源部門可以承擔相應的培訓工作，從而保證內部倫理文化培訓工作的持續開展。另一方面，企業應該實現文化知識的共享，從而使企業內部倫理文化得到廣泛的傳播。

論人言可畏范文第4篇

關鍵詞：仁義 大戒 說 道

直到有一天，當一個人作出表示說，他已經發現書中存在著什么問題的時候，那么他的自我才開始蘇醒并脫穎而出了——題記。

引 子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1]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書籍是語言（language）的載體，但它同時卻又客觀地存在著一定的邊界，不可能把所有的話語（speech）都承載下來；雖然語言是用來表達思想的，而且同樣道理，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思想都表達出來。這倒讓人馬上聯想起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這樣一句話，“語言的界限就是我們思想的界限”；換言之，實際上我們可以運用語言來表達思想的空間是極為有限的。而且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才要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2]吧？但其中的問題卻是，“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3]既如此，那么書籍何為？而且我們經典/原著（canon），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遺憾的卻是，無論是孔子還是維氏，他們的話無疑是對的；也就是說，在用來表達思想方面，語言的確存在著某些致命的邊界，而且有時甚至是無能的；否則，人就不會有“無法形容”、“難以言表”、“有口難言”等等的無助與無奈了。此外，即使在語言的內部，在古典哲人及其話語邊界之間——在其語言與話語、言與說以及對話與獨白之間亦存在著太多的分別，而且這種分別又并非僅僅只是一種語言學現象。但這顯然并非語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觀邊界問題，而是古典哲人為穩妥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預設的話語邊界。毋庸諱言，人類語言的能力的確是十分有限的，但語言本身卻永遠只是人用以表達其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或不可能相反——而且這一點在古典/前哲人那里，即使在人與禽獸之間并沒有分別，因而也不應當成為人之成為人、成為其所是的一條基本邊界；而只有當古典哲人面對非哲學的大多數（the unphilosophical many），面對自己到底該說什么、說多少以及怎么說時，它才不幸或有幸地最終成為了一條邊界；換句話說，這條邊界既是十分多余的，更是極為必要的——無論是對哲人及其哲學還是對非哲學的民眾及其人倫日用。而為其所預期和企盼達至的應當說就是《易系辭上》中在談到“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余所具體指陳過的這樣四種結果：“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當然，這同時也便帶來了另一種更不幸的結果：“君子之道鮮矣”。但這種不幸，顯然早已為哲人所料定；毋寧說此正是其初衷之所在——因為哲學、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畢竟是極少數人、極少數“繼之者”尤其是更少的“成之者”的事情。對此，多數人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絕大多數的人則是“日用而不知”——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說，至此哲人們的目的無疑已經完全達到了，因而他們不可能為此而感到過于失望。

從哲學的角度上說，業已逝去的20世紀顯然是一個“語言哲學”的世紀。在此期間，西方哲學中出現的“語言學轉向”是明顯的；而在中國，哲學的反思卻很少能觸及到語言的問題甚至往往要陷入到語言表達上的種種困惑之中。然而，只有從發生學的角度、從的源頭處直面并自覺反思語言表達中的種種困惑，哲學思考才能由此而全面跟進。眾所周知，中國的哲學“開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4]。因而本文之作即在于以《老子》和《論語》為文本，嘗試性地對此問題加以和探討，在于從語言學的角度通過對老子和孔子等古典哲人及其話語邊界的語義學與語用學雙重考察明確提出，中國的哲學，在其源頭或者開端之處，其語言的問題便既是語義學的又是語用學的，既從語詞、句子和文本的含義入手探討問題又從語言使用的角度出發切入問題，既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又用言語/話語來掩飾自己的思想。并且提出，這并非語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觀邊界問題，而是古典哲人為穩妥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預設的話語邊界——若一言以蔽之，或可稱之為“語言學轉向”之“轉向”。

一、“人”的界定及其語言的基本邊界

一個人只有將其放在之中并將其作為自然的一部分，才可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反之，“一個人如果沒有被放在他作為一部分的自然的背景中去看，（那么他）就不可能懂得（什么是）人；上天也不可能被不理解上天的觀察者的人所懂得。（而且）并不存在從不同的前提出發、采用不同的、到達不同的‘真理’的兩個世界。”[5]而從自然的角度上說，從人“作為一部分的自然的背景上”看，其存在顯然是相對的，顯然是相對于宇宙間所有一切、萬事萬物的存在而存在的；換言之，人不是孤立、片面、靜止的，它總是與人世間的其他生物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尤其和那些與自己既有似而又無似的禽獸。因而古往今來、古今中外的哲人們在探討人事和人尤其在對人本身嘗試著加以界定之時，才總是要將人與禽獸平列起來予以比較，總是以語禽獸而論人事和人；甚至在比較之余，還十分悲觀地要得出這樣一個驚世駭俗的結論：“人之所以異于禽于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6]——并且不以此為對他自己乃至于對人本身的大不敬。

然而“幾希”并不等于沒有區別，而只意味著這種區別很小、很細微而已。但問題是這種很小、很細微的區別又是什么？于是乎，“人與禽獸之別”或者說“人禽之辨”遂成為中外古典哲人一度曾共同關注過的一個最核心的話題。

為此，亞里士多德曾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地對“人”下過這樣一個在他看來也是十分蹩腳的定義或命題：“人是兩足的（無羽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然而這個定義或命題中的謂詞，則只能說明人與其他動物間相區別的固有屬性，還不能完全說明人的本質與核心。于是在作過若干次理性嘗試后，最后在他看來，只有“人是政治的動物”，才可以稱之為對人的最本質的定義[7]；并且在他看來，“人如果不生存在中，就不算是真正的人”[8]——對此馬克思曾給予過很高的評價，“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是天生的社會動物”，因為社會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說，就等于是政治關系，所以“確切地說，亞里士多德所下的定義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這個定義標志著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蘭克林所說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動物這一定義標志著美國社會的特征一樣”[9]——人的確可以說是“社會的動物”、“政治的動物”，因為他不可能離群索居，不可能全然脫離開其群體而獨立生存和發展；與此同時，也許正惟如此，孔子才用這樣一個字來概括和表述這一關系曰：“仁”而非僅僅只是一個單純的“人”字。并且當弟子樊遲問“仁”之時，孔子曾一言以蔽之曰：“愛人”[10]——而“愛”，即使時至今日，依然是為這個“社會的動物”/“政治的動物”們所始終不渝地追慕著的一個最持久而永恒的人類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