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價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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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價值的要求范文第1篇
世界上總會有一種大家都能普遍認同并向往的價值存在，不論怎么的歷史文化背景，怎樣的經濟發展水平，但總有一些是共同的。比如對自由、人權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儒家學說中強調的：君子和而不同，正是這樣的一個道理。所以，民主作為一種價值體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是能夠被全世界、全社會、各種族所普遍接受和認可的理念，但是具體到各國家、地區，又有不同的實現方式，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的民主，其價值就不具有普適性，而是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條件因地制宜來實現的。
一、民主價值的普世性
民主作為一種社會觀念在本質上是權利意識，是社會成員對社會公權的要求與主張，他要求和主張國家權力應當屬于人民、屬于占社會主導地位的人們。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平等觀時說到：“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一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1]恩格斯的論述說明無產階級的等級觀以與其對立的資產階級等級觀為依據，可見二者的精神實質是相通的，只不過無產階級更要求廣泛徹底的實踐。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立階級在平等觀上的相通性說明了人類的平等觀在不同階級之間具有普遍性。這同樣也應當適用于對民主普世性的理解，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條件下的不同階級、不同人群在思想觀念上肯定存在差別，但是不能否認其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和價值取向上的共通性。這種共通性反映了人類社會在歷史進程中思想文化的進步性。民主觀念的差別是歷史與社會條件造成，而其中包含的一致性、共通性是人類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成果，我國第一本民主白皮書《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正是體現了這樣的共通性。
因而民主價值的普世性是指民主作為全世界所共同追求的一種信念、價值觀來說是普世的，是被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人類社會在不斷地發展，經濟的發展推動著政治文明的發展，民主價值的內涵也在不斷地被吸收、發展，從這個層面上說，民主價值具有普世性。
二、民主制度的非普適性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環境之下，民主制度作為一種具體的、歷史的手段是否具有普適性，或者說是否存在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制度安排呢？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對于美國民主和西方普世主義的闡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亨廷頓出版的政治學經典《失衡的承諾》中，通過深入分析美國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政治體制的特征，同時也分析了西方國家，甚至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理想，最后得出的結論是：相信美國理想的普遍有效性，但也理解他們應用于其他社會的局限性。[2]
通過亨廷頓的論述，有兩點是可以得出的：首先，民主在世界各國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土壤中，同時各國對民主理念的認識程度也各不相同。其次，美國的民主具有其獨特性，亨廷頓眼中的美國民主相較于世界其他國家，在自由民主的信仰和追求上比其他國家更加強烈，但在其他國家應用的過程中，其局限性暴露無遺。這兩方面說明了一個道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民主模式，如果說存在有這么一個模式，那自古希臘創立城邦民主制到目前為止的幾千年中，這個世界為什么沒能形成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民主制度呢？
從現代社會民主制度的發展來看，隨著政治文明、經濟水平的發展，各國民主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各國的民主程度也不盡相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強力推行某種民主模式，往往會帶來南轅北轍甚至背道而馳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南歐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國家的民主化為開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民主化浪潮正在興起，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席卷南美、拉丁美洲，并來到亞洲打破了當時蘇聯的。但是這次轟轟烈烈并延續至今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浪潮給人民帶來的不是意料中的民主平等、自由和諧以及經濟繁榮，而是水土不服的各種后遺癥。西方的民主政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但也帶來社會進一步分化，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動蕩不安，國家變得虛弱不堪。
因而實踐證明，西方所標榜的民主模式并不能完全移植到除西方以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環境和發展階段，決定了他們需要符合國情和發展需要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可見，并沒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民主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適性。
三、結語
普世性與普適性，實質是一種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任何事物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共性寓于個性當中，個性中包含共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只有共性而沒有個性的事物，或者只有個性而沒有共性的事物。因而，民主價值也是如此，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是二者的統一。民主價值的普世性即是民主價值的普遍性，如民主是專制的對立物，在民，多數人決定，人民統治以及相關的平等、自由權利等。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價值，是不受時間、地域限制的，能夠成為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社會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民主價值的特殊性即是民主的非普適性，即各國在建立民主制度過程中，或利用民主手段進行政治統治的過程中；由于歷史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特質的實現方式和制度模式，如城邦民主、共和民主、代議民主，競爭民主、協商民主、自治民主，以及同一民主體制的不同實現方式等。這些具有特殊性的民主價值實現形式，必然要受到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國情和不同發展階段的制約，雖然其中有的在一些條件相同的國家和社會中有共同之處，但沒有任何一種普遍適用的模式和實現方式可以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所以可以這樣認為，民主的一些基本價值具有普遍性，不受時間、地域的限制，能夠得到不同國家的不同人們的共同認可，因而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具體實現方式具有特殊性，要受到歷史文化傳統、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限制，不可能在不同國家實行某一種模式，因而不具有普適性。
正確并區分民主價值的普世性與民主制度的非普適性，可以為我們正確地對待民主問題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承認民主價值普世性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繼承和發展，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吸收和借鑒人類以往民主政治實踐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模式的非普適性意味著：必須拒絕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模式。堅持民主普世性與非普適性的兩點論，我們才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中， 做到既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又能吸收借鑒西方民主優秀、先進成果并為我所用。
參考文獻：
民主價值的要求范文第2篇
這本書由著名翻譯家王太慶等譯出,商務印書館1994年出版。此書一出,恰中當時中國之需:中國社會剛剛告別絕對主義價值觀時代,逐漸步入相對主義的價值世界,人們急切想了解迅速發生的價值變遷,尋找現代價值重建的路徑。此書,由此流行。
15年過去,中國人似乎有些遺忘賓克萊此書的價值了。但國家從總體上由溫飽過渡到小康的處境變化,以及整體上遭遇現代化縱深地帶的價值難題,逼使我們依循賓克萊的相對主義思路,觀察、描述和分析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變遷。
價值誤讀:描述當代
中國價值世界的前提糾謬
近30年,中國的價值世界發生了太多裂變,但不論是實證研究,還是總體判斷,都需要建立起對當代中國價值進行觀察、描述和分析的恰當前提。但正是某些前提預設,構成我們進入當代中國價值世界的障礙。
第一,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價值變遷就是傳統價值觀崩潰、現代價值體系建立的過程。但人們似乎愈來愈期待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價值體系。是不是存在一種區別于所有現代國家的、別具中國國家特色的價值觀?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價值世界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反饋或者提升,中國30年來社會變遷的總體趨勢,決定著中國人價值觀變遷的整體走向。在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中,市場經濟的興起、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社會生活的豐富,即中國社會變遷總體上向現代格局的推進,注定了中國的價值變遷向現代價值的逼近態勢。現代價值體系的核心理念,正是借助1789年法國大革命廣被世界的“自由、平等、博愛”。就此而言,凡是試圖進入現代天地的國度,就不存在因國別建構的現代價值。中國亦不例外。中國特色,不在價值獨特性上承諾,而在運行方式上顯現。
第二,當代中國價值變遷的基本情形,顯現為中國人的價值缺失和價值紊亂。這是對當代中國價值變遷的一種否定性斷言。30年改革開放,促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工商社會。與改革開放前相比,農業社會的穩定價值體系崩潰了,革命社會的價值引導力喪失了。但“舊的”價值已去,“新的”價值尚未形成。在主觀感受上,人們覺得價值徹底流失了,中國陷入了價值虛無主義的泥潭。因此催生兩種尋找現代中國價值基準的偏向,一個偏向是通過傳統的價值視角衡量現代的價值。中國的傳統價值也有兩種,一是中國古典傳統價值,一是新傳統的價值。中國古典心性傳統價值注重的是個體心性修養;強調的是集體主義。前者的現實支持力量較弱,后者的實際號召力下降。于是,我們對中國人過往的主流價值的失落感到頗為遺憾,對現實價值世界深懷一種拒斥的哀怨心態。
第三個偏向是以現代規范價值視角審視變動著的中國價值結構。對西方而言,現代價值從最初的萌生到最后的成熟,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西方國家對于現代價值的規范表達、體系建構,是當下中國人無法完成的價值建設任務。變遷中的中國人價值狀態是流動性的,既能夠捕捉到一些傳統信號,也能夠捕捉到一些現代信息。但是,它既不能在模式上歸結于傳統價值觀,也不能在構成特點上歸結于現代價值觀。這是我們今天對中國的價值世界進行把握、理解、概觀的時候常常有點價值失語的原因。譬如,今天中國人幾乎都追求發財,財富的理念轉化為金錢的理念,支配性地影響人們的行動,這是生存邏輯引導的價值抉擇。沒有發現這種追求背后的價值理念,就等于無視人生尊嚴的事實基礎或者物質基礎。因此,千萬不能把今天的中國單純地誤讀為一個功利社會。
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悖反組合
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結構性特點是可以捕捉到的。
第一,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具有明顯的邊際性。所謂邊際性的價值觀,就是多種價值,古典的、當下的、規范的價值觀,在邊際之間尋求界定、卻又難以準確界定的價值觀。它表現出與各種既有的價值構成相類似又不足以明確歸類的狀態。因此,它不是一種規范性的價值。在中國,一切價值都在邊際游走。比如,斷言中國沒有集體關懷,但中國人對集體終究比西方人關注;比如說中國人純粹講功利,但生活中存在不少的利他行為;比如斷定中國人純粹追求個人利益,但現實中有聲勢浩大的公益活動;比如說人們對狹隘私利無比偏好,但人們在維權中體現出正義追求;比如說中國沒有制度化的平等建構,但人們對平等的強烈渴望毫無疑問已成主流。然而如果斷言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科學這些基本的現代價值,已經鮮明地體現在中國的價值生活世界之中,從而可以用來衡量今天中國的價值結構,那顯然為時過早。
第二,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體現出行為導向的模糊性。在當代中國,一個人的行動究竟是基于什么樣的價值、動機、愿望,有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換言之,人們對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對現實世界進退的權衡,對趨利避害行動的決斷,究竟是基于一種什么樣的理念而作出的相關選擇,未曾了然于心。價值模糊化導致人們對行為價值判斷的疏離。上個世紀90年代,王蒙宣講逃避崇高,王朔演繹痞子文化,就已經體現出中國人對價值問題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完全是因為某種價值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但在行為當中又需要價值指引的悖謬態勢所導致的一種價值迷失狀態。在各種價值觀念間游走,似乎是當下中國人價值選擇的趨同景象。
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構成性特點是邊際的、模糊的、不確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當代中國人價值觀沒有凸顯引導人們行為選擇的核心理念。盡管凸顯而出的諸核心價值還不明晰,甚至時有悖反,然而價值觀的基本輪廓仍然嶄露出來。
首先,當代中國人表現出以自由為主流追求的價值特征。自由是人類諸價值中一個引導性的、核心性的價值理念。在中國所謂60年、100年和5000年三大傳統,即在傳統、(中國人追求的)西方現代傳統和中國古典傳統中,自由都是核心價值。三者的差別僅僅在于實現自由的方式不同。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價值觀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市場經濟把人們從日益繁重的生存性勞動中解放出來了,人性、個性與多元化變成了社會政治價值的主流。在今天的中國,自由的核心價值理念成為最重要的價值動力。沒有以自由為核心的價值追求,中國人根本難以設想自己民族的現代素質和個人選擇。在這點上,我們必須對整個30年來價值變遷的最核心、最具有內聚力、最具有感召力,而且代表這個時代特點的價值構成特點,加以緊緊地把握。長期以來,人們把自由價值當作中國人自由散漫、散沙一盤的精神導因,認定講自由就必然沒紀律,這其實是中國人價值認定的嚴重誤區。現代自由是規則下的自由,即哈耶克所謂“法治之下的自由”。從行為模式上看,個人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知識、智慧和財富,促成權利與繁榮的連接,是中國近30年走上迅速發展軌道的重要原因。但從構成上講,30年以自由為核心追求的價值觀,遠沒有形成規則下的自由理念和自由價值。自由的價值導向是明晰的,但顯現為一種缺乏規則有待規范的解放狀態。
其次,當代中國人在行為價值導向上以功利為基本的價值導向。近30年的中國,在行為選擇世界中放開了狹小的、經濟選擇的價值空間,人們開始能夠明確表達和追求個人的利益和愿望。當下人們好像非常痛恨國人的功利價值導向,認為這是人欲橫流、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低俗價值取向。
對中國來講,如何集聚起持續發展的價值動力,是一個如何有效建立功利導向的問題。30年來,中國在經濟世界的活動,是人性獲得解放的主要動力源,它使人的生活獲得尊嚴,使人明確認知“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功利價值是撬動中國人重新進行價值思考的動力,而不是價值災變。
但當代中國在充分肯定功利的行為價值導向的同時,卻沒有形成平等的、規則的功利價值觀。功利是權力導向型的:或者權錢勾結,權力僅僅保障一部分人的功利追求,而另一部分人根本沒有謀求功利的契機、滿足功利要求的空間;或者竟然直接是權力自我滿足的功利,叢生的腐敗成為人們譴責功利價值取向的重要理由。今天人們對功利追求的怨恨之強烈,就是因為功利追求的不平等和不規則、分配正義的未滿足,進而導致均平價值的回流、絕對平等價值的懷舊。
民主價值已經成為中國制度建設的觀念基礎。在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人們對的追求、對法治的推進、對行政體制改革的推動、對基層民主的制度化建設,都體現出中國近30年社會變遷中民主價值的政治功用。在政治理念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積極呼應,很準確地體現了民主的價值感召力。在中國,民主曾經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競爭性選舉更是被當作權錢勾結的虛假民主。今天,作為“好東西”的民主也順帶給選舉民主了。人們對民主價值的認可,已經逐漸脫離意識形態的羈絆,并依托于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的需要。
民主價值的要求范文第3篇
一、自由主義邏輯與國際民主
國際政治學發軔于自由主義,但其最興盛的學派是現實主義。盡管越來越受到挑戰,但可以說直到今天,現實主義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學派”的地位。對人性的悲觀、對權力的爭奪、對相對利益的追逐、歷史的循環論判斷是現實主義堅硬的理論內核。分析其理論邏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現實主義否認國際民主的存在。作為“超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中、特別是現實中的主導話語,以至于在英語國家中流行“權力政治乃口語中的國際政治”的說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國際政治、更準確地研究國際民主問題,我們還需要看看硬幣的另一面。
與現實主義不同,自由主義對國際民主持樂觀的態度,從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別的思想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點。
和平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國際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說自由主義對國際和平以及對國際體系持續進步性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過,相互依賴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共和自由主義從不同的角度(經濟、制度、政體)進行研究,對于國際和平得出了殊途同歸的結論。實際上,各派別在理論上對國際民主問題也都給出了自己的證明,只不過沒有明確提及而已。相互依賴理論對權力(非對稱相互依賴產生權力)的重新發現,使人們能夠重新認識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關系,小國(在某種情況下)亦可以形成對大國的權力優勢,大國與小國之間在獲得權力優勢的機會上的相對平等得到了初步證明。全球化時代,“復合相互依賴”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說明了在存在多元行為主體的世界中,經濟等“低級政治”領域的國際互動越來越重要,軍事的作用正在不斷地減弱,各種非主權行為主體(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顯,世界事務中,更加廣泛的參與和協調成為可能。“復合相互依賴”進一步弱化了現實主義權力、等級的話語,彰顯了國際民主中平等、協調、參與的重要意義。[2]制度自由主義發現了無政府體系中的“市場失靈”現象,國家之間無法達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并非由于現實主義所謂的國家對相對收益的計較和對權力的欲望。而國際制度能夠幫助國家解決這種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國之間互動的交易成本降低,讓國際合作成為可能。相互聯結的制度網絡能夠有效地制約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犯規行為”,實際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國家權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義最直接地探討了民主問題,民主和平論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論研究成果。盡管民主和平論著重于討論國內民主體制與國際和平的問題,但其對民主的信仰、對民主價值的闡釋卻同樣適用于國際領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個分析層次:單向國家層次(monadic)、雙向互動層次(dyadic)和國際體系層次(systemic)。單向國家層次主要研究民主政體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質;雙向互動層次主要專注于文化層面的研究,認為民主國家比專制國家更容易滿足現狀;國際體系層次的研究是最新的發展,理論邏輯尚不清晰,但全球層次的民主與體系沖突之間的關系是其研究的基本問題。[3]雖然民主和平論是關于民主政體與國際和平之間關系的還原主義研究,但它認為國家內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則、思考邏輯會不斷地滲透到體系層次中去,并通過國家之間的交往不斷地內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義開始逐步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國際機制之所以改變,不是因為國家所宣稱的客觀利益發生了轉移,或是由于權力分配的更動,亦非政府面臨的制度化條件發生了改變,而是由于人們利益觀念的改變——即由于行為者的學習所造成的。”[4]通過“學習”,國家能夠對協調、合作等國際民主價值形成比較明確的認知,營造更加濃厚的國際民主環境。然而,自由主義所說的“學習”只是溫特所謂的“簡單的因果作用”。要發現國際社會的變化,更全面地看待國際民主的現在與未來,我們還需要建構主義的幫忙。
二、建構主義邏輯與國際民主
在建構主義的理論中,“觀念”具有第一性,這樣,“人”的位置就被極大地凸顯了出來。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僅物質層面深深地印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而且整個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義”,這并不是否定物質的客觀實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質世界是一張“黑白素描畫”的話,那么,正是觀念、文化為它涂上了“油彩”。在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理論中,“國家也是人”,諸個人的共有知識或者說文化再造了國家作為“法人”或“團體自我”的觀念,因此,國家某種意義上也帶有身份、利益、意圖等人的特征。[5]在建構主義的世界中,人和國家不再是主流理論(理性主義主流理論)所描述的物質的傀儡,而是自己行為的主人;物欲“橫行”的世界是決定論意義的,而觀念的意義是給人們帶來了變革的希望。現實主義看不到變化的可能,它認為“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這樣,現實主義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實的“規律”,而是在推導一套“應然”的結論。溫特在說明“我們今天認為是國際政治‘常識’的內容”時寫道:“某種類型的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行為體,這些行為體是利己的個體,因此國際體系部分地是一個自助體系;但是國家也相互承認主權,所以國家之間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國家有維持現狀的趨向,這使他們約束自己的行為,在受到外來威脅時尋求合作,因此體系部分地也是一個助人體系,這與霍布斯面臨滅頂之災式的自助邏輯有著根本不同。”[6]在建構主義論證中,我們看到了一幅國際民主發展的圖景,各國從相互廝殺的恐懼中認識到了獨立、寬容、合作、互助等國際民主價值的重要性,在不斷的交往實踐中,民主文化規范能夠成為另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隨著交往頻度的提高、時間的持續,國際民主價值的內化程度也會增加,當越過溫特所謂的“傾斜點”時,國際民主文化則會有質的提升,國際民主的價值內涵也會顯得更加豐富、具體。
三、英國學派邏輯與國際民主
英國學派是國際政治學理論中最具“多元主義”特質的一個流派,在英國學派的理論中,我們能夠看到多種思想傳統對它的影響。馬丁·懷特總結出了國際理論研究的“3R”傳統(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他認為單靠三種傳統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足以理解國際政治學,只有把這三種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國學派盡力避免在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中間“選邊站隊”,而是辟出了一條“中間路線”。這并不是說英國學派是各流派之間妥協的產物或是一個不同理論的“大拼盤”,英國學派有其獨特的研究視角與領域,它把由國家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個“社會”,我們從其論述中能夠感知英國學派對國際民主價值潛藏的態度。
與英國學派理論內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國際民主問題上的態度也同樣呈現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點。英國學派承認國際體系的特點是持續的無政府狀態,但它更愿意把國際體系看作是一個無政府社會,其中存在著把各自獨立的國家粘合成一個社會的各種共同價值,“秩序”與“正義”就是英國學派較為關注的兩個內容。赫德利·布爾認為,“國際秩序就是追求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的基本或主要目標的行為格局”,這些基本目標包括:維持國家體系和國際社會本身的生存;維護國家的獨立或外部主權;維護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條約必須遵守;國家相互承認彼此的主權。[8]他認為國際社會一直存在于現代國際體系中,因為維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觀、規定行為模式的規則以及使這些規則發揮效力的主權國家。可以看出,英國學派認為國際制度(特別是宏觀的憲法性國際制度,如主權制度)、規則、共同利益能夠規約國家的行為并使國家尊重彼此的主權權利從而促進合作、達成協調(妥協)、規約戰爭、維護和平,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國家的獨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標更是體現了國際正義的價值要求。從這方面看國際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規范與英國學派的理論內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國學派對秩序格局的維護還有另一層理解,即強調大國的責任與戰爭的作用。在英國學派看來,秩序具有本體論地位,它是國際社會的首要價值,是為實現國際社會的基本目標服務的,[9]大國之間的均勢以及均勢政策(包括戰爭),是國際社會追求秩序目標的重要制度或準制度。這樣,小國的主權權利與合法利益蕩然無存,強者統治的秩序不是將正義踩在腳下,就是披上了正義的外衣。在這里,英國學派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邏輯,國際民主更是無從談起。這與前面分析的英國學派和國際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體現了英國學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對于秩序與正義關系這個根本問題,英國學派的早期觀點相對一致,大致都認為它們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但秩序在一般情況下或是在與正義相抵觸的情況下具有優先價值。然而從文森特開始,英國學派在涉及到人權的國際干涉問題上表現出與自由派國際主義合流的趨勢。[10]英國學派的一些新生代學者認為個人的權利、人際之間的平等具有更基礎的意義,世界正義應該優先于國際秩序,[11]這種思想在某種意義上顛覆了學派前輩對秩序與正義的理解。也許在這些新生論家看來,世界主義民主或超主權意義上的國際民主在價值排序上也應該高于國際政治民主,“人權高于主權”代表了這樣一種思考。應該說在英國學派內部就秩序與正義的關系并沒有達成一致,因此在此問題上引申出來的對國際民主的價值定位也比較曖昧和模糊。
四、國際民主:不同側重與共同呼聲
民主價值的要求范文第4篇
【關鍵詞】:政治教育 政治價值觀 中學生
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809(2010)-08-0107-01
在中學教育中,需要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以及正確的人生觀和政治價值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所需要的,只有從小培養中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念,才能保證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順利進行。但目前學校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著諸多問題,不利于中學生的健康成長。
目前在教育者中普遍形成了一種狹隘的教育質量觀,政治生活只能附屬于學習生活,學生僅僅成為學習的工具。目前存在著以成績好壞評判學生優劣標準的傾向,教育者缺乏對學生政治生活的足夠重視,從而學生政治生活開始出現弱化、甚至空白的現象。這樣不利于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民主意識的形成。
一、政治教育背景
我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學生從小就有正確的政治價值觀,因此,學校作為培養學生的機構,應當為中學生的政治生活創造良好的條件,促進學生的健康發展。但是目前中學生政治教育弱化的現象不利于中學生政治價值觀的形成。
時代要求個人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但是目前中國存在著政治認同感和政治服務觀危機。當前中國公民正確合理的價值觀主要依賴于人民的政治認同感和政治服務觀的形成。政治認同感是人們以特定身份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情感和儀式上的歸屬感,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認同是國家和民族,但是目前中國存在著政治認同危機。政治服務觀是指政治發揮的管理職能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服務,而不同于以前的管制民眾,但是目前人們政治價值觀中仍然存在著參與政治就是為了做官的觀念。
良好的學校的政治教育生活能夠讓學生從小就養成正確的價值觀――政治價值觀。學生政治價值觀的形成以及確立,是中學生通過自身與外部環境交流,不斷深化對世界的理解,不斷自我發展,形成價值體系的過程。但是中學生正在成長的過程中,辨別是非的能力較弱,因此需要對中學生進行政治價值觀引導以及培育,使廣大中學生獲得身心健康和素質的全面發展。所以中學生時代是學校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教育促使中學生形成正確的政治價值觀的重要階段。
二、現階段中學政治教育弱化的表現
第一、學習成績成為政治生活的標準,表現在干部選舉、學生評比以及各種活動的參與與成績掛鉤。大部分教師選擇班干部、團干部時注重的是學生的學習成績,并非學生的組織能力,在挑選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干部時,均挑選學習成績突出的學生作為備選人,甚至學校舉辦的各種文藝活動,都優先考慮學習成績優秀者。這樣在學生心中也形成了只有成績優秀的學生才能夠成為班干部、三好學生的觀念。
第二、學校各種教育活動意義弱化。升國旗儀式氛圍不嚴肅,入團儀式不舉行,已經是目前中學中存在的普遍問題,如果這些儀式教育不能使學生感受到政治情感教育,那么這些活動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第三、重視紀律輕視服務的班干部管理活動。班干部為班級管理者而非服務者的觀念往往在學生們的心中存在,不利于中學生政治服務觀的形成。對班干部管理班級的狹隘理解,弱化了學生參與管理活動的積極性。
三、政治教育弱化的原因分析
第一、狹隘的教育質量觀。以掌握知識的多少來衡量學生優劣,從而重視考分高低,而知識之外的其他素質培養完全可以不關心。故在中學生的政治生活中往往以學習成績為評判標準,學生的政治生活淪為學習生活的附庸。
第二、教師對學生政治教育的忽視。表現在狹隘的教育質量觀支配下,教師一方面重視學生的學習,另一方面忽視了學生的政治教育活動。體現在不重視學生入團儀式,升旗儀式等等,教師往往認為組織學生入團以及學生的升旗儀式都是團委和學校的工作,與自身無關。這種態度直接造成了學生對政治生活的不關心。
第三,家庭對學生學習成績的重視。大多數家長認為學習生活才是學生謀生的手段,只有好好學習,考上大學才有出息,學生成績是父母關心學生學校生活的唯一主題。故家長往往強調學校加強對學生紀律的管理,這樣就強化了學校的紀律控制,弱化了學生的政治教育生活。
四、對中學政治教育的思考
第一、增強學生的體驗,促進學生政治價值觀的形成。要通過情緒體驗激發學生形成政治認同感,在學校的儀式教育中,可以制造出儀式莊嚴、肅穆的氛圍,如教師須和學生一起對國旗行注目禮,唱國歌,以身作則,感染學生;在班級的主題班會中,讓學生們自己組織,培育其主動學習的能力,讓學生心靈產生震撼,讓學生形成政治服務觀,通過服務的體驗促進學生政治服務觀的形成。教師應該在可能的前提下,為學生提供條件,提供服務,讓學生管理服務意識得以形成,從而形成政治服務觀。
第二、引導學生民主意識的形成。要促進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讓學生從小就形成一種民主意識,教師要成為學生政治生活的引導者,認可學生的主體地位。一方面要培育學生以民主觀念管理班級的能力,一方面要培育學生自我組織活動發展民主的能力。
第三、教育者應該對學生進行人權教育,形成人權意識。人權教育能夠促進學生的民主政治生活,讓學生形成民主意識和民主觀念,從而豐富學生學校的政治生活。一旦學生形成人權意識,那么可以促進學生民主知識的獲得,民主精神的形成,讓學生以主人翁的精神參與班級的管理活動,形成民主監督,有利于班級政治生活的健康發展。
中學生是祖國的未來,中學生正確政治服務觀的形成,有利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有利于中國的崛起。但是目前教育者對學生政治生活的忽視,導致的中學生政治教育的缺失,迫切要求教育者加強對中學生正確價值觀培育的重視。只有教育者真正認識到學生政治生活的意義,讓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引導學生創建民主的生活,才能讓中學生擁有正確的政治價值觀,成為對和諧社會建設有用的人才。
參考文獻
[1] 英配昌.中小學學生政治生活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 2005:15―30.
民主價值的要求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綠黨；價值觀；五位一體；啟示
中圖分類號：d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9-0038-02
任何一種社會思潮都有其產生的客觀條件與社會背景。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暴露的一系列問題引發了新社會運動的興起。隨著環保主義、女權主義、和平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蓬勃發展，許多國家先后建立了以提倡生態的永繼生存及社會正義宗旨的政黨——綠黨。其以全新的生態政治理論和草根民主為組織特點，成為現實政治中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新型政黨。綠黨的產生，不僅對當代歐洲的社會發展、政治觀念和政黨結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整個世界的發展模式和國際格局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深入分析綠黨的綠色價值觀及政治、社會主張，對全面把握和理解當代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對當前我國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也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一、綠黨的“綠色”價值觀
綠黨是早期的環境保護團體依靠其環境倫理思想逐步發展壯大的，當綠黨真正成為一個黨派走上現實政治舞臺，其視野就不僅僅局限于生態環境方面。傳統政黨關心的也是他們要關心的，人類社會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是他們需要解決的。因此，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為了選票而被現實政治環境所逼迫，綠黨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倫理思想體系，其價值觀具有鮮明的“綠色”。
1.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價值觀
綠黨繼承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社會中各國諸多政黨都秉承的基本價值理念，又賦予了這些價值理念更多的時代內涵，同時對自身的組織結構和政治策略方面進行了與傳統政黨不同的重大調整。綠黨的價值觀更加注重強調平等，認為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而且是在集體自由前提下個人的自由。這并不是說綠黨漠視或抹殺個人自由，而是強調在同等條件下，當各種價值觀發生沖突的時候，各個不同群體之間、每個個體之間平等的自由；是更看重整個世界整體利益得到保全情況下的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綠黨強調民主是實現自由和平等的手段和制度保障，因此他們積極貫徹和實行基層民主。綠黨不但在組織政策上限制領導的權利，鼓勵積極發揮基層的作用，在社會經濟政策上還主張社區經濟，認為這種小規模的區域自治能夠使民主更有效地落實到每個人。
2.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價值觀
綠黨憑借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與重視而產生與發展，但對社會各方面的情況卻有著全面系統的見解，自綠黨一出現，就扮演著與傳統政黨特別是右翼政黨相抗衡的角色，并給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它強調的社會正義是以平等為基礎、最大限度保護人權的正義，這種人權不僅是普通國民的人權，還包括移民、殘疾人、甚至吸毒者的權利，綠黨的社會倫理思想和其政治倫理思想、環境倫理思想是相聯系的，是其對生態的關懷在社會的延續，是基層民主、非暴力、女權主義等思想的必然表現。
3.以生態優先為核心的環境倫理價值觀
與傳統的生態思想一脈相承，伴隨著現代工業急速發展而引發的無數環境災難，綠黨的環境倫理思想出現后逐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走上歷史舞臺。德國綠黨提出的四個基本價值觀之一的生態優先觀是綠黨環境倫理思想的集中體現。生態優先原則有其特定的定義，正如羅賓·埃克斯利所指出的：“我們不要把生態優先狹隘地理解為螞蟻和艾滋病毒比人類還重要，或者人類的活動反要從它們的利益出發，而是人類一切經濟技術方案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應服從于是否符合生態要求。”[1]歸納起來，綠黨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價值觀主要表現在：第一，整體論、系統論的思維方式，不以人類為中心，僅僅將其看作自然界普通的成員。第二，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這種價值具有獨立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第三，尊重和保護自然的多樣性。認為人類和其他物種一樣，只是自然
界中普通的一員。第四，環境正義。綠黨認為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界其他存在享有同樣的生存權利；環境正義也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問題，強調代際公正和男女公正，強調國家間的平等。
4.以“小即為美”為核心的經濟倫理價值觀
綠黨的政治倫理思想、環境倫理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都是綠黨所追求的目標，而實現這些目標最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經濟的調節，這樣也就產生了綠黨的經濟倫理思想，形成了綠黨特有的經濟理念和經濟政策。綠黨基于生態考慮，奉行“小即為美”的經濟發展原則，尤其主張對現代的社會經濟模式進行變革，實行區域自治特別是經濟的自治。它甚至認為應該廢除傳統的民族國家而根據氣候條件和地理條件重新分配政治權利，給予自然條件相似的地域以充分的自治權，這樣小規模的經濟體可以自給自足避免不必要的浪費，使得人和自然能夠和諧地相處。它對各個經濟領域都制定了與其價值觀相符的政策，特別是與環境相關的農林、能源等經濟領域，綠黨都要求用生態發展觀去規范它們，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不能蔑視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它還主張征收生態稅，提倡公民的適度消費。綠黨認識到無限制增長的危害并力求改變它，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總之，綠黨的倫理思想深刻地體現了自由、平等、博愛等主流價值，表現了對自然和弱勢群體的關切，并主張積極地社會變革以應對當今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這對我們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和諧社會建設起到重要的借鑒作用。
二、綠黨倫理思想對我國“五位一體”建設的啟示
黨的十報告指出，“必須更加自覺地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這意味著黨和政府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要求與奮斗目標。而綠黨的“綠色”價值理念與政治、經濟、社會及環境政策，對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具有重要啟示。 1.加快民主化進程，實行基層民主是政治建設的制度保障
綠黨的民主目標是使人們有權自主地決定和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除了堅持每個公民享有基本的民主權利，綠黨通過創建非集中化的民主體制，賦予基層組織以充分獨立的自治權，主張必須優先考慮基層的決定，使權力從集中化的官僚體制向基層轉移。我國社會各方面的建設需要整體性思維，但是必須從地方落實，結合當地條件并尊重當地居民自己的選擇是必經之路。正如黨的十報告提出的“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充分表現了民主的重要性以及黨和國家對民主化建設的重視。
我國加快民主化進程是我國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和解決都與民主密不可分。民主是防止腐敗的有效手段，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對當權者進行有效的監督，由于我國處于激烈的轉型期，必須構建新的政治文化，發展社會力量，加快體制改革，擴大基層民主，以確保“五位一體”建設實現相互銜接。
2.發展社區經濟和生態經濟是解決我國中西部經濟問題的有效途徑
我國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經濟上已經取得驕人的成績，但是現在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很多人依然生活在貧困線下。綠黨“小即為美”的經濟倫理思想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我國中西部自然資源豐富，環境氣候獨特，完全可以將國內自然資源重組和經濟生產規模非集中化、小型化，將分散化的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歸地方性社區所有并服務于它的經濟結構。這樣的經濟結構的優點在于：第一，保護了當地的生態環境。當今社會生產的集中化和規模化的弊端已經顯露無遺。我們在發展地區經濟時應充分考慮當地的情況，有利于保護環境，符合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第二，可以給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為解決當地人民的生活問題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證。只有人民普遍富裕，物質基礎得到了保證，生態文明的實現才能成為可能。第三，基本生產生活單位的小規模符合人性特征，有利于
實現和諧社會。只有在小規模小尺度的生產單位和生活社區中，才能激發和維持人們整體認同感與自覺關懷意識，才能夠保證人們對自己生活權利的全面把握，從而促進人們之間的了解與合作。
3.提倡關懷倫理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同時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要建設和諧社會，綠黨對弱勢群體關懷的倫理思想值得我們借鑒。社會發展的前提是穩定，如果社會不穩定其他一切都是空談，霍布斯的叢林社會不能保證人們其他價值的實現。如果我們不對弱勢群體給予應有的關懷，社會的穩定狀態就有可能缺失，來之不易的安定狀態就會危機四伏。
和諧社會的建構需要用關懷來彌合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現代社會生活中，公平、公正是調整人們關系的主要準則。但公正倫理的調節不能完全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因為公正倫理的出發點是單獨的個體和人類的理性，人與人之間是分離的，彼此處于競爭的狀態，每個人都力圖獲得優勢和勝利。換言之，公正倫理在強調個人權利、自主、獨立時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如果僅僅依賴公正倫理調整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系，便難免出現人際關系的疏離、冷漠、失衡等不和諧狀況。這樣，人際關懷就成為社會文明發展與社會穩定過程中的重要道德需求，關懷倫理因而也成為調整人際關系的重要倫理原則。關懷倫理以人與人之間的愛與關懷為價值取向，其出發點是處于具體關系和聯系中的人以及人類的情感，人們處于相互聯系中，需要彼此依賴、合作甚至妥協。關懷倫理能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賴去縮小和消除競爭造成的距離。所以，關懷是實現現代社會生活和諧必需的道德要素[2]。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中，應該重視關懷道德情感的形成，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充滿關懷的社會能激發人們關懷他人的需求，達成人們之間的理解，從而有利于形成相互關愛的和諧關系。所以，我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社會建設，必須營造充滿關懷的道德情境，并將之覆蓋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從而實現社會和諧。
4.進行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自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綠黨倫理思想中的整體主義思維與自然價值理念，對喚醒我國國民的公民意識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當德國綠黨走入執政殿堂、各國綠黨成績斐然之后，綠黨的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大，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和認識改造事物的方式。
環境保護意識是公民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在現代法治下形成的民眾意識，它表現為人們對“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一種心理認同與理性自覺，又體現為保障與促進公民權利、合理配置國家權力資源的各種思想。公民意識主要體現在參與意識、監督意識、責任意識和法律意識。
我國環境保護工作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幾十年來，環境保護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而環境問題卻日益嚴峻。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上取得驕人成績的同時，也伴隨著負面的結果，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來換取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也導致環境污染加劇。綠黨所強調的環境保護與環境正義的思想及努力，給我們許多啟示。綠黨的價值觀喚醒了公民對地球、對自己家園的關懷，使越來越多的人積極地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監督政府和企業的行為，合理地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表現出社會責任感。這一切都是公民意識覺醒的表現，一旦公民的主人翁精神在環保領域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必然會對其他領域起到極強的促進作用。
總之，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我們要積極借鑒綠黨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在發展地區經濟時應充分考慮當地的情況，合理整合國內的資源結構，利用我國中西部自然資源豐富的優勢，這樣既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又能實現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