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研究論文范文精選

一、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是法學會的中心任務和根本職責

1、這是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決定的。

總書記指出:“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6個方面的統一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其中最基本的起主導作用的是民主法治,和諧社會首先也必然是法治社會。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法學研究承擔著重要的責任。組織推動法學研究是推進民主法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的重要方式和體現。

2、這是由法學會性質、任務決定的。

法學會的性質是“三個團體”、“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法學會的工作職責有8項,其中,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是法學會的首要職責,而組織推動法學研究是法學會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來,法學會的工作正是緊緊圍繞這一中心任務而展開的。這一任務完成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法學會工作目標的實現,關系到法學會的價值體現和未來的發展。目前我們正處在法學會發展的關鍵時期,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是黨中央對各級法學會的要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開展法學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清我們肩負的重要使命和責任,抓住機遇,全力以赴,充分發揮法學會的特色和優勢,把組織推動法學研究的工作不斷推向深入。

二、地方法學會開展法學研究工作必須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

摘要：弘善抑惡，見義勇為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傳統美德，一些古代見義勇為、拔刀相助的義舉至今仍為人們所傳頌。然而時至今日，面對危難見死不救者大有人在，他們的行為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對傳統倫理道德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后果。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見危不救”的行為，僅僅是倫理道德問題，還是應列入刑法調整的范圍呢？筆者就此問題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鍵詞：倫理道德；刑法學；見危不救

1見危不救的涵義及表現形式

見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處于危難時或公共利益處于危難之時而漠然處之，不予救助的行為。根據國內外的立法與實踐，見危不救主要包括以下五種情形：

1.1不報告他人危難這種情形是指：見他人處于危難狀態時，能報告治安、醫療或其他有關部門喚起救助而故意不報告的行為。

1.2不救助他人危難見他人處于危難之時，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為，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見危不救的最普遍的情形。

[摘要]從1906年開始，清末統治者宣布實行“預備立憲”。對于這場憲政改革，傳統的觀點皆以“騙局”二字加以認定而對其影響認識不足。筆者認為，清末預備立憲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開創了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同時給國人以深刻的民主憲政啟蒙教育。

[關鍵詞]預備立憲；憲政；政治近代化；民主政治啟蒙教育

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始終沒有跳出“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余）”與“天之道（損有余而奉不足）”循環往復的怪圈。每隔三五百年，就要在經濟大蕭條當中，通過暴風雨式的起義和革命實現改朝換代。大清王朝也毫不例外，在歷經康、雍、乾三代的興盛和繁榮之后，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為了減輕和消除人民反抗斗爭的“心腹之害”和外國侵略的“肘腋之憂”，也為了適應階級力量對比發生的明顯變化，清政府逐漸意識到對上層建筑實施某些“變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01年，清政府終于宣布實行“新政”。先是照搬大陸法系模式進行法律修訂，若干年后又推出“預備立憲”。試圖通過法律的變革和“憲政”的允諾最終實現“皇位永固”。事實證明，這些舉措并沒有挽救清王朝的沒落與滅亡之路。但是，清末修律客觀上奠定了中國近代法制的基礎，基本完成了從古代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轉變。而對于晚清預備立憲活動，學術觀點頗不一致，多數學者往往從保守性和欺騙性角度出發加以批評和否定，筆者認為，事實并非僅僅如此。

一、晚清預備立憲概述

晚清預備立憲實際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預備實行憲政的活動。憲政（ConstitutionaiPolitics）指的是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臘文的“民主”（Democracy）一詞，意為“人民的權力”。憲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應受制于憲法以及公民權利的廣泛保護。

晚清政府之所以實行預備立憲，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從國際環境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粉碎了他們企圖瓜分中國的迷夢，迫使他們轉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權，實行“以華治華”，從而維護其殖民利益的政策。從自身利益出發，他們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憲政”的外衣。就國內形勢而言，十九世紀晚期，中國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已發生了明顯變化，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正在興起，封建專制主義制度與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與不斷高漲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銳；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發展，而代表資產階級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憲派也積極活動，企圖通過立憲分得一點權力。不愿接受任何變革的清朝統治集團，在義和團運動的沉重打擊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震撼下覺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將“全局糜爛”，“潰決難收”，必須慎重選擇“善后之策”，才能茍延殘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統治地位。而所謂“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嚴峻之法，摧鋤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潛消戾氣”，即在加強鎮壓的同時，用“政治上導以希望”的策略，欺騙人民，瓦解革命，拉攏立憲派。

內容提要：現行憲法頒布實施后，中國憲法學界的兩代憲法學人對研究方法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但是方法與問題結合還有待于進一步發展，方法自覺性要進一步加強。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首先要對方法本身進行探討；其次要注意區分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法的一般研究方法、政治學研究方法、憲法解釋方法的差異與聯系；同時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還要有中國問題意識，要對中國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處理好憲法學研究中的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的關系，正確處理“時差”問題。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難題在于憲政實踐的虧缺。

關鍵詞：憲法學，研究方法，中國憲法問題，憲政實踐

近期以來，關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成了憲法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i]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學科成長的體現，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滯后也會對學科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義的，但是目前中國憲法學界的研究方法還遠遠沒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對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簡單回顧的基礎上，探討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主張以中國憲法問題為中心的方法論模式。以期對憲法學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回顧

（一）第一代憲法學教材對研究方法的探討[iii]

1982年憲法的修改通過迎來了憲法學研究的春天，一些憲法學教材和普法性質的憲法讀物相繼出現，[iv]1985年10月份在貴陽召開了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標志著憲法學人開始有一個正式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當時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自己編寫的教材、專著或者論文中所提及的憲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幾種：1、階級分析方法；[v]2、歷史分析方法；3、比較分析方法；[vi]4、系統分析方法；5、理論聯系實際方法。[vii]

一、導言

非常高興有機會與諸位研究生同學討論法學研究方法問題。這次講課的主要內容是對法學研究方法的回顧與反思，因為在三個小時內講一個具體的法律問題，可能很多同學都不是很感興趣，畢竟大部分同學都不是專門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的。但是，法學研究中卻有一套相通的東西，那便是研究方法問題。如果說在本科階段我們可以不在乎法學研究方法，在碩士階段我們是對法學研究方法的初步訓練，那么到了博士階段，我們必須對法學研究方法進行認真的反思——我們現在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問題？我們應當從前輩學者的研究中吸取哪些營養和教訓？我們應當走怎樣的法學研究道路？這些問題已經切實擺在了我們面前，而為了使大家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有更加感性的認識，我試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前幾年，我去京外某大學參加博士論文答辯，遇到一篇題為《公益訴訟研究》的博士論文。整篇文章洋洋灑灑30余萬字，但卻大約有21萬字是資料的累積，包括對英美和大陸法系諸多國家的公益訴訟制度進行介紹和比較，只是在最后約1/3的篇幅中才切入中國問題。而論文中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又屬于典型的“三段論”式論述：“大前提”是西方國家在公益訴訟問題上的一般理論和原則：“小前提”是中國在公益訴訟問題上存在的缺陷和問題：“結論”是改造中國公益訴訟的立法構想。對于這篇博士論文的研究范式和寫作思路，無論是參加答辯的中青年學者，還是老一輩學者，都頗有微詞。因為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二十年來，盡管中國的法制已經有所進步，但是我們的法學研究方法沒有任何長進，仍然徘徊在對策研究和比較研究之間。盡管按照這些研究方法，文章的資料收集得比較豐富，加工整理得也很不錯，但是卻經不起以下追問：第一，除了對西方理論的整理和總結外，這種研究有理論推進嗎？這種研究存在理論線索和紅線嗎？第二，這種研究能夠與西方或者中國的前沿理論進行對話嗎？它所研究的是理論問題嗎？在經歷過一篇篇類似博士論文的答辯之后，我便產生了一種沖動，要給我們的研究生講講什么是真正的法學研究。

第二個例子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曾經遇到過一篇博士論文，該論文研究了中國民事訴訟實踐中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包括和解、調解和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私了”制度。整篇論文引用的數據和案例非常豐富、翔實，分析統計資料、制作圖表非常細致、精確，但是整篇論文除了總結和概括出幾個結論之外，并沒有提煉出一條脈絡，學術論文完全寫成了社會調查報告。這種資料性研究，作為社會調查報告，確實具有其獨特的價值、意義和功能，但是這種研究有理論上的推進嗎？有概念的總結和提煉嗎？不要忘記，學術研究的基本功能和標志是將經驗事實上升為概念化并與學術同行進行理論對話。非常可惜的是，這種研究根本達不到上述任何一種目標。

在討論學生的畢業論文時，我們經常會發現一些理論方面的論文，比如《論哈貝馬斯的法學思想》、《論孟德斯鳩的法學思想》、《論福柯的法學思想》等。當然，這些文章寫得都不錯，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很強，但是這種研究除了對某個法學家的理論進行評價之外，能夠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嗎？能夠推進中國的法學理論研究嗎？能夠在中國找到相關的參照系嗎？我們不可能僅僅做一個純粹的“哈貝馬斯”研究者，有時候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和欲望，我們可以作一點純粹的學理研究，但是這種研究與中國的法學研究、中國問題的解決和解釋之間沒有什么必然聯系，缺乏問題意識使得這種研究的成果頗似小說和評傳。

以上所舉的例子中既包括部門法方面的論文，也包括法理學方面的論文，其目的不是為了全盤否定目前的學術研究，事實上近年來博士論文的水平已經有了大幅度調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作為一個在學術中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的“過來人”，我總想與諸位一起思考以下幾個問題：在四年的研究生學習生涯中，最后代表各位最高學術成就的學位論文，應當秉承何種標準？什么才是一篇成功的學位論文？我們如何才能做好學位論文？概而言之，今天想講的核心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