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科學概論范文精選

摘要:傳統畜牧學教育在新時代面臨許多新的挑戰。慕課作為新的在線教育方式已被視為一種成功吸引學習者的方式，并具有不斷發展的潛力。盡管近年來有關慕課的出版物數量不斷增加，但仍缺乏對傳統畜牧學進行慕課教學的討論。簡要介紹了這一領域的基本情況，目的是概括畜牧學慕課教學發展的特點和對學習者的影響。根據分析研究結果，可以得出慕課對學習者產生積極影響的基本結論。此外，畜牧學慕課教學的效應可以歸納為6個方面:績效，動機，參與度，對慕課的態度，協作和社會意識。

關鍵詞:畜牧業;慕課;MOOC;動物科學

0引言

畜牧業是農業的分支，涉及動物所生產的肉、纖維、奶、蛋及其他產品的生產，包括家養動物日常的管理、育種、疾病診療和飼養繁殖等。畜牧學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目的是為人類提供肉、蛋、奶、毛等動物性產品而進行的人才培養及相關科學研究的學科。大量農牧民以畜牧業為生，因此培養畜牧業專門人才，大力發展畜牧業對提升農牧民收入，對于解決好“三農問題”有著重要意義［1］。動物科學課程不僅提供扎實的科學背景知識，而且還提供學生在農牧場與動物接觸的實際動手能力。動物科學專業教育為學生提供了在動物育種、食品和纖維生產、營養、動物農業綜合企業工作、動物行為和福利等領域的職業技能準備。典型的動物科學課程中包括遺傳學、微生物學、動物行為學、營養學、生理學和生殖學等，還提供了相關領域的課程，例如遺傳學、土壤學、農業經濟學和市場營銷、法律以及環境科學知識，所有這些課程對于動物科學專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1農牧業慕課(MOOC)發展簡介

對在線學習和MOOC的關注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線學習通常具有幾個共同點，特別是與MOOC有著許多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子類別。但是，MOOC與在線學習有所不同，它可以幫助擴大開放學習機會［2］。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和互聯網，MOOC吸引了大量的受眾，而且目前絕大多數MOOC課程都是免費的。MOOC現象在2012年爆發，2012年也被稱為MOOC元年。國內主要有中國大學MOOC(慕課)—國家精品課程在線學習平臺(www．icourse163．org)、MOOC中國(www．mooc．cn)、大學mooc愛課程(www．icourses．cn)、MOOC學院—慕課網(www．moocw．com)、超星泛雅(fanya．chaoxing．com)等。國內知名的畜牧學MOOC課程有華中農業大學的畜牧學概論和動物繁殖學、四川農業大學家畜育種學、中國農業大學家畜育種學和畜牧生物統計與試驗設計、南京農業大學的動物繁殖學等。百度搜索以“慕課”和“畜牧”為關鍵詞，搜索網頁標題，共得到284個結果;以“MOOC”和“畜牧”為關鍵詞得到350個結果。中國知網CNKI以“農業”和“慕課”搜索共得到103個結果，依照學科進行統計。

摘要：中國的文學理論(主要指新文學運動以來)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滄桑，終于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但學科化并不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學科成熟的標志是科學化。為使中國文學理論進一步由學科化轉入科學化，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使學人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中國文學理論在經歷了百年滄桑，尤其新時期的喧嘩與騷動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但是，我們應清醒地意識到，學科化僅只是起始，學科化并不等于科學化。學科化是學科成形的標志，不是成熟的標志，科學化是學科成熟的催化劑，即在科學的意義上對學科進行學術性的定位和規范，是學科本體自組話語系統的內調節。因此，文學理論實現了學科化，就必須考慮其科學化，這是學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則，只能停留在學語性的階段。就基礎理論而言，學古語、學西語，卻沒有編構起中國當代自己的學科話語系統，這種缺少鈣化根基的學科焉能走向成熟?當然科學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長發育總離不開時間的鏈條。筆者認為，要實現中國文學理論的科學化，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使學人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

一

學科的科學化要求學科話語獨立，顯而易見，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就不可能有話語的權力。因此，必須對學科定位，劃準邊界。

文學是意識形態，文學理論作為文本同樣也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概念是寬泛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之間是有區別的，意識形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失語現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都理解為主流意識形態，就斷送了不同意識形態應有的話語權力，所謂的話語只能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詮釋與注解，話語的獨立性完全湮沒了。不可否認，主流意識形態對其他意識形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階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言，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面對民族危亡的時刻，要求文藝從屬于主流意識形態是合情合理的，國難當頭，不知亡國恨的吟唱風花雪月，無疑是極不和諧的音調。此時，文學的宣傳功能被轉借和擴張，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論，《講話》的歷史地位也是無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樣存在著這種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現代主義在西方崛起且聲勢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現代主義的聲浪仿佛在一夜之間無影無蹤了，這種相似顯然不是偶然的。

當然，《講話》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文本，在深層的意義上政治的范式在起著作用，準確地說，《講話》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對文藝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論話語，而是政治話語，或者說是特殊條件下政治話語對文論話語的合理要求。本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理應歸還的文論話語，竟找不到了話語的權力。最后只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嗚唱的合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話語的強制性，其次，學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學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又何來話語的權力呢?所以，中國文學理論在實現學科化的今天就必須強調科學化，嚴格區分各種文本的話語性質，自覺地建立起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使各種不同的語碼回歸自己的母體，以有效地防止不應有的話語掠奪。

許明在《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一文中說：“以政治替代學術的傾向雖然早已開始糾正，但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糾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許多人在不以政治為惟一標準的原則確立以后，卻不會回到學術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們仍擺脫不了這種發生在深層次的失語現象。”①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首先是學人們長期養成的對主流意識形態那集體無意識的訴求，又不適當地把文學和文論擺在同主流意識形態并駕齊驅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現這種深層次的失語現象呢?文學理論話語應遠離中心找準自己的位置，學人們不應有走向邊緣的失落，文學也好，文學理論也好，不可能成為中心話語，文學理論雖是意識形態，無可否認，它不是主流意識形態。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語。話語掠奪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衣襟下，從深層次上說是失語，從表面上審視恐也否定不了其話語變態的事實。

摘要：中國的文學理論(主要指新文學運動以來)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滄桑，終于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但學科化并不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學科成熟的標志是科學化。為使中國文學理論進一步由學科化轉入科學化，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使學人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中國文學理論在經歷了百年滄桑，尤其新時期的喧嘩與騷動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學科化的軌道。但是，我們應清醒地意識到，學科化僅只是起始，學科化并不等于科學化。學科化是學科成形的標志，不是成熟的標志，科學化是學科成熟的催化劑，即在科學的意義上對學科進行學術性的定位和規范，是學科本體自組話語系統的內調節。因此，文學理論實現了學科化，就必須考慮其科學化，這是學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則，只能停留在學語性的階段。就基礎理論而言，學古語、學西語，卻沒有編構起中國當代自己的學科話語系統，這種缺少鈣化根基的學科焉能走向成熟?當然科學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長發育總離不開時間的鏈條。筆者認為，要實現中國文學理論的科學化，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系統，使學人們增強話語獨立的自覺意識。

一

學科的科學化要求學科話語獨立，顯而易見，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就不可能有話語的權力。因此，必須對學科定位，劃準邊界。

文學是意識形態，文學理論作為文本同樣也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概念是寬泛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之間是有區別的，意識形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失語現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都理解為主流意識形態，就斷送了不同意識形態應有的話語權力，所謂的話語只能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詮釋與注解，話語的獨立性完全湮沒了。不可否認，主流意識形態對其他意識形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階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言，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面對民族危亡的時刻，要求文藝從屬于主流意識形態是合情合理的，國難當頭，不知亡國恨的吟唱風花雪月，無疑是極不和諧的音調。此時，文學的宣傳功能被轉借和擴張，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論，《講話》的歷史地位也是無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樣存在著這種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現代主義在西方崛起且聲勢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現代主義的聲浪仿佛在一夜之間無影無蹤了，這種相似顯然不是偶然的。

當然，《講話》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文本，在深層的意義上政治的范式在起著作用，準確地說，《講話》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對文藝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論話語，而是政治話語，或者說是特殊條件下政治話語對文論話語的合理要求。本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理應歸還的文論話語，竟找不到了話語的權力。最后只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嗚唱的合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話語的強制性，其次，學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學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沒有獨立的話語系統，又何來話語的權力呢?所以，中國文學理論在實現學科化的今天就必須強調科學化，嚴格區分各種文本的話語性質，自覺地建立起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使各種不同的語碼回歸自己的母體，以有效地防止不應有的話語掠奪。

許明在《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一文中說：“以政治替代學術的傾向雖然早已開始糾正，但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糾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許多人在不以政治為惟一標準的原則確立以后，卻不會回到學術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們仍擺脫不了這種發生在深層次的失語現象。”①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首先是學人們長期養成的對主流意識形態那集體無意識的訴求，又不適當地把文學和文論擺在同主流意識形態并駕齊驅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現這種深層次的失語現象呢?文學理論話語應遠離中心找準自己的位置，學人們不應有走向邊緣的失落，文學也好，文學理論也好，不可能成為中心話語，文學理論雖是意識形態，無可否認，它不是主流意識形態。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語。話語掠奪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衣襟下，從深層次上說是失語，從表面上審視恐也否定不了其話語變態的事實。

一、生態道德教育的內涵及其必要性

1.思想政治課實施生態道德教育是提高大學生生態道德素質的迫切需要

大學生很快就會步入社會，他們是未來國家的管理者、建設者，在大學里所受的生態道德教育和生態道德意識和行為習慣的養成，對他們日后的社會服務將產生直接的影響。然而現實卻是大學生生態道德意識淡薄的現狀令人擔憂，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和研究機構做過關于大學生生態意識的調查，依據《大學生生態意識調查研究》調查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大學生中大多數能認識到生態環保的重要性、緊迫性，但是生態知識嚴重缺乏、環保行為參與度低。調查人員對河南省部分高校2000名在校大學生的生態意識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對“您怎樣看待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這一問題，97.02%的學生認為很嚴重，環保應作為基本國策，全民共努力。但是在“世界環境日是哪天”這個最基本的常識性問題，仍有14%的學生不知道正確答案。在您對有關生態學知識的獲得途徑這一問題，有87.83%的學生選擇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在“您認為大學生在普及生態意識、環境保護、提高全民素質方面的作用如何？能寫出如何行動嗎？”有51.33%的學生不知道如何行動。另外調查人員也發現大學校園里水、電、食物、紙張浪費現象嚴重，大學生在校園里隨地吐痰、亂扔垃圾不文明行為依然存在。所以作者最后建議大學有必要面向全校開設生態學必修課、選修課以普及生態基本知識。大學生生態意識低、生態知識匱乏、環境行為參與度低，這是家庭、社會、學校等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但更多的應該是高校的責任。教育是提高學生生態環境意識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們的高校對生態環境教育的反應卻是緩慢、滯后的，從上述調查報告看，大學生獲取生態知識的途徑主要是媒體，可見在生態環境教育上，高校某種程度上是缺席的。不少高校對生態教育重要性認識不足，大多數高校未將提高全體大學生的環境素質列入人才培養目標，沒有建立系統、完整的環境教育課程體系，沒有把基礎的生態環境教育課程列入所有專業學生的公共必修課，在師資上也沒有專門從事生態教育的人員，缺少統一教材、教學大綱等，這些因素都嚴重制約高校生態教育的開展。作為對全體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必須首先要承擔起這一責任，自覺把生態道德教育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內容體系和教學研究的范疇。

2.思想政治課實施生態道德教育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課實施生態道德教育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要求。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建設目標，認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在政策措施方面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強生態文明的宣傳教育，以增強全體人民的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營造愛好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而生態道德教育的目標正在于引導人們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自然觀，轉變過去掠奪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日益膨脹的消費觀，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環境道德支撐，從而促進生態文明的發展。因此思想政治課實施生態道德教育，培養大學生的環境價值觀，激發他們的生態社會責任感和義務感，符合新形勢下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要求，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務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客觀要求。

3.思想政治課實施生態教育是對高校思想政治課教育內容和實施途徑的拓展

從同文館“西學”、“經學”、“文學”到《文心雕龍》

清政府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之后，從當時的政府到民間，科學的介紹與引進成了最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學（即西方各種自然科學）的引進首先通過政府教育的權力得到實現，于是現代學科、現代教育與現代大學在幾乎同時興起。陳平原認為，“對于現代學術而言,大學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過大學的教育體制與“權力”實現了對于傳統知識體系的“規馴”，從而走向成熟的現代學科體系。古代文論從傳統知識譜系的“詩文評”走向一門正式系統的學科首先也是伴隨著這種教育體制的權力得以實現的。在洋務運動時期，為了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興辦各種軍工廠，照抄西方先進技術。有鑒于此，洋務派設立譯書局，著手系統地翻譯西方技術，培養翻譯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當數1862年設立的“京師同文館”。其后全國范圍內設立了諸多類似于同文館的機構（比如廣州同文館、上海同文館），為當時的各種制造局翻譯西方技術，培養外語人才。然而技術復制“能知其所當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P526）。因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于是在1867年京師同文館正式設立“算學館”與“天文館”，至此，官方對于西方學科的引入完全開始，而現代學科體系也開始了其歷程。為了讓那些西學者不致喪失民族文化，也為了適應現代學科的教育，傳統的經史之學最先開始了學科化“規馴”的歷程。比如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中就言：“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根據當時其他地方學校的課程設置來看，傳統的經史之學雖然還沒有真正的學科化，但在西學的影響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與文學批評學科的設立則要等待所開創的高等教育時代的到來。盡管新政失敗了，但對于科學的倡議與教育體制的改革卻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從1895年清政府下詔廢除科舉制到全國改書院為學校，其時的教育體制中，西方自然科學的學科設置更為合理，傳統知識體系也開始分解成各個學科在大學堂得到設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現了“文學科”這一概念。盡管最初的“文學”還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但相對于傳統的“經史之學”而言已是很大的進步。1884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考試》中談道：“凡文學分其目為六科：一為文學科，凡詩文、詞賦、章奏、箋啟之類皆屬焉。”鄭所提出的“文學”實際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學科，它與同文館教育中引進的各國語言文學相對。后孫家鼐于1896年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明確說道：“三曰學問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館，西學所教亦有算學格致諸端，徒以志趣太卑，淺嘗輒止，歷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專門，終無心得也。今擬分十科……五曰文學科，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孫家鼐的看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館雖然已經引進了西方學科，但設置還不科學，因此京師大學堂要設置更為科學的學科體系，不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社會學科；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將的傳統經學與文學區別開來，并且各自獨立，這對于文學的學科化與現代化意義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亂的“文學”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藝學堂章程》中的課程設置對于文學科是這樣規定的：“輿地志泰西近史名學（即辨學）計學（即理財學）公法學理學（即哲學）政學（西名波立特）教化學（西名伊特斯）人種論。”盡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學科規定似乎更為合理。1902年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對于文學科的規定如下：“文學科之目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雖然對于“文學”還有些模糊，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所設置的文學學科已經基本上包括了現代大學中文系所含的“語言文學”與“外國文學”。只是古代文論真正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要等到民國時期北京大學的建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論學科的設置首先是在西方學科體系下“文學概論”的規馴中誕生的。1913年頒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將“文學門”分為八類：國文學類、梵文學類、英文學類、法文學類、德文學類、俄文學類、意大利文學類、言語學類。

其中“國文學類”包括：“文學研究法，說文解字及音韻學，爾雅學，詞章學，文學史，史，希臘羅馬文學史，近世歐洲文學史，言語學概論，哲學概論，美學概論，論理學概論，世界史。”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學科，但在西方各國文學中所包含的“文學概論”已經為古代文論的誕生做好了準備。1917年，“北京大學文、理、法科本、預科改定課程一覽”中將大學文科本科課程“分為哲學、文學、史學三門”。其中“文學門“”通科”中有“：文學概論（略如《文心雕龍》、《文史通義》之類）、文學史、西洋文學史、言語學、心理學概論、美學、教育學、外國語（歐洲古代語及近代語）。”至此，古代文論盡管包含在“文學概論”之名下還沒有名之稱，卻有了名之實。至此，“古代文論”作為一門學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當時黃侃在北京大學所講的《文心雕龍》。縱觀整個歷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古代文論作為學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學各個學科“規馴”的結果，而且這一過程是完全通過各個教育機構與體制的不斷演化和轉變而形成的。然而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論”還得經過二次“規馴”，即經過科學化的“規馴”。

科學的觀念與方法對古代文論的二次“規馴”

古代文論通過高等教育的不斷完善，最終在西方各種自然學科的規訓下完成了學科建制，但它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就文學的學科建設而言,接受科學知識和崇尚科學精神至關重要,關系到這門學科研究范圍的明確和知識體系的建構,并涉及新的文學觀念與思想方法”。從這個層面而言，科學的觀念與方法是古代文論成為學科的“立法”依據。盡管古代文學、文學概論、西方文學等一道成為北京大學的學科，但是彼此之間卻在不斷地抗衡斗爭。起初在京師大學堂內就有“桐城古文派”與留學派之間的不斷論爭。待到民國時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本著“兼容并包”的原則，“任陳獨秀氏為文科學長，一時新文學之思潮，又復澎湃于大學之內，因與浙江派不相容，而沖突以起”［。至此，通過陳獨秀等人所倡導的新文學運動，繼承了黃遵憲與梁啟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揚“科學”與“民主”精神，通過“整理國故”運動與“科玄之爭”，最終為古代文論的學科獨立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觀念與方法。在新文化運動中，由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為了新文學的發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傳統文學這一障礙，對之進行猛烈的攻擊，稱之為“死文學”，甚至將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學”即白話文學的發展需要更廣闊的空間，其實就根本而言，在于為科學的進一步推廣掃清障礙。正如陳獨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又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國粹和舊文學。”因此，就“文學革命”的本質而言，在于清除傳統文言文不符合科學思維的不利因素，進而提供一種可供科學言說與表達的全新語言工具即白話文。在前面提到的各個譯書局翻譯的過程中，新學科的翻譯就已經出現了許多新名詞；進而在近代不斷譯介國外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的過程中，文言文對小說等敘事文體的言說已經顯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適等人那里，西方科學思維背景更使得他們看到文言文與科學之間、傳統直觀的詩詞曲與邏輯線性的敘事文學之間存在著莫大的鴻溝，于是他們提倡新文學必須打倒舊文學。由此便首先對語言下手，企圖連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關于這一點，“文學革命”之前的梁啟超早就說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學之進步也。以現在之文字，學現在世界之科學，欲其進步，殆絕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煩難也，以之字，常用者不過數千，原不為難，難者其文法之組織耳。語言與文字，分而為二，其結果自不得不為紙的學問。蓋吾國之文字，乃古時之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學也。歐美各國，亦有古文今文兩種。古文惟用于經典，研究科學，絕不用之。”后來何天爵總結說：“近世科學昌明，文字日趨于平易，即如現時，所譯各種科學書，其文法之構造，多有仿效外國者。其名詞之引用，固無論矣，蓋循進化公例，不得不爾。”深受西方科學思想影響的胡適，之所以說文言文學是一種“死文學”，主要在于它是不規則的，不符合科學邏輯，而“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這種觀點與梁啟超的如出一轍。于是乎更有甚者，錢玄同主張：“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后來高玉在總結胡適的文言觀念時也充分注意到科學等觀念對于胡適白話文運動的影響：“‘科學’、‘民主’這些新名詞既是新詞匯,又是新思想,接受了這些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接受了這些新思想。”因此，“新文學革命”時期對于白話文的提倡并不單單是一種階級的平等或一種現代文化訴諸語言的啟蒙，而是自近代以來科學思維對于傳統文言的一種總清算。對于提倡白話反對文言的科學主義背景，倒是那些所謂的“守舊派”看得更為透徹。如著名翻譯家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說道：“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其實林紓所言正與胡適所認為的文言不規則、沒有科學性與邏輯性相符。而傳統文人由于缺少科學知識，所以“止能作幾篇空架子的文”［。因此，五四學者認為科學不但能改進文法，還可以豐富文學的內容。總之，“科學的作用，不但可以擴充國文的內容，并且可以鍛煉國文家的頭腦”。白話文的確立在某種程度上確立了一種白話文的科學性，即清晰確定與邏輯規則的觀念。白話現代語言體系的確立、傳統文言體系的放逐，不僅直接促進了文化的現代轉型，同時也導致了傳統文藝觀念與話語規則的缺席。而作為古代文論則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評、無邏輯規則的審美性①而脫離活生生的語言現實，退化成一種于現實無任何意義的舊知識，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對之進行一種“國故的整理”了。至于說“整理國故”運動，實質上是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承續，因此，從觀念與方法上而言，科學范式開始直接作用于傳統知識體系，為整理傳統文化提供了某種切實可行的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運用是在舊文學被“革命”而顛覆成為“死知識”之后的二次“規馴”。在中體西用思想體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學對傳統知識的規訓是第一次，它還屬于集體無意識的行為，缺少科學的觀念與方法，因而很多學科是有名無實。而通過“整理國故”，古代文論在二次“規馴”下即將繼承一種有效的科學觀念與方法。“自近世科學興,求學者無論若何知識,均必納諸科學規范。于是科學疆域不僅限于天然事物，舉凡人類思想行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材料雖殊，精神固自一貫。今日研究古籍者，欲持此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俾成科學。”實際上，從1921年暑期胡適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所做的《研究國故的方法》的演講，到1923年代表北大國學門同人為《國學季刊》雜志所撰寫的《發刊詞》提出整理國故的三條途徑，以及1924年1月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班所做的《再談談整理國故》的演講中,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并且提出了具體操作規程。在他看來“，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于是，當時在胡適等人的帶領下，傳統的一系列知識體系都在科學的懷疑中“重估一切價值”，實證主義的方法也在那時傳統知識領域得到廣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證當中形成了《哲學史大綱》以及“新紅學”等。當然對于國故的科學方法也曾遭到“國衡派”等人的反對，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義”之流，很難抵擋科學主義思潮在知識領域的進攻。取而代之的是傳統知識體系包括古代文論開始重新構建學科體系。然而胡適所提倡的“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還僅僅是現代科學體系的一個方面。其實“科學”的觀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學》雜志與1923年爆發的“科玄之爭”中得到了最徹底最清晰的呈現。在1915年的《科學》創刊號中，任鴻雋就指出：“科學者，智識而有統系者之大名。就廣義言之，凡智識之分別部居，以類相從，井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智識之關于某一現象，其推理重實驗，其察物有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據此任鴻雋認為，凡通過演繹而有體系的“智識”都可稱為科學，這是廣義的科學；就狹義的科學而言，則專指通過實證與實驗而建立起來的自然科學。后來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陳獨秀說得更清楚：“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與其說叫作“科學的最大效用”，還不如叫科學對人文學科最有成效的“規馴”。這樣看來，文學，包括文學批評，必然要求科學化的處理，否則它不能作為一門科學的學科。至于科學的方法，無外乎包括兩種，即胡明復所說：“兼合歸納與演繹二者，先作觀測，微有所得，乃設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復作實驗，以視其合否。不合則重創一新理，合而不盡精切則修補之，然后更試以實驗，再演繹之。如是往返于歸納演繹之間，歸納與演繹既相間而進，故歸納之性不失，而演繹之功可收。”由此看來，胡適所宣揚的“科學方法”實乃是歸納之一種，實際上是科學興起之后在社會科學中所形成的“實證主義”科學方法。而科學方法還有另一種更為高級的方法即演繹法，卻是在“整理國故”中所未能廣泛運用的。而對于它的強調主要在于它對后來的所謂的“純文學”、“文學”、“文學批評”等觀念的極大影響。也正是從演繹的高度，古代文論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它首先依據某種觀念而演繹出一個精密而富于邏輯的體系，然后才根據實證主義的方法形成具體的材料。對于科學的歸納與演繹的借鑒為古代文論構成獨立而科學的體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論保障。

文學批評的學科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