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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始終重視反腐倡廉建設。回顧這**年來的歷史,可以看出我們黨對這方面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對此,筆者僅就反腐倡廉的目標設定、原因分析、基本思路談一些看法,旨在總結有關歷史經驗教訓。
一、目標設定——從“根本好轉”到“最低程度”
在反腐倡廉建設上,確立什么樣的目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目標確立恰當,則不僅有利于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還可以幫助人民群眾正確認識和判斷反腐敗形勢,進一步增強信心。否則,不僅影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而且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亂?;仡?*年來的歷史,我國反腐倡廉建設的目標設定經歷了一個從“根本好轉”到“最低程度”的過程。
“”結束后,黨中央就十分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在黨風建設方面,提出要“恢復黨風”、“端正黨風”,“搞好黨風”、“整頓黨風”等要求,后來又提出“糾正黨內不正之風”。就反腐敗斗爭來說,針對當時“嚴重經濟犯罪活動”,提出要開展“反腐蝕斗爭”。經過撥亂反正,我們黨在****年*月召開了黨的十二大,提出五年內“實現黨風根本好轉”。為此,****年**月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明確表示這次整黨總的目的和要求之一,就是要“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
現在看來,提出“實現黨風根本好轉”目標的本意是好的,但的確有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估計不足的傾向,如在****年3月甚至提出要“在今年整黨中實現黨風明顯好轉”。歷史已經證明,我們既沒有實現黨風根本好轉,也沒有實現明顯好轉,而是又出現了新的不正之風。隨后,中紀委在****年5月發出《關于堅決糾正新形勢下出現的不正之風的通知》。實際上,這次整黨并沒有完全取得預期的效果,不僅沒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而且黨內腐敗現象在繼續滋長蔓延。
應當說,自黨的十三大以來,黨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形勢的認識逐漸清醒了,目標也更加符合實際了。盡管十三大表示要“清除黨內腐敗現象”,但看到了“黨內不正之風仍然嚴重存在,甚至此伏彼起,糾而復生”的狀況,故提出“端正黨風的工作帶有長期性”。十四大則進一步確認當時“黨內違紀案件呈上升趨勢,黨員領導干部違紀明顯增多,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經濟方面違紀違法,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等問題比較突出。”因此,提出“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不斷抓出階段性成果”。從黨風廉政建設的實際出發,十五大設定的目標是“力爭在今后五年內使黨政機關和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遏制”。特別是在今年*月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同志明確提出了反腐敗的科學目標定位,即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把中國的“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顯然,這種目標設定平緩的背后是務實與深刻。
當然,以往無論是講“實現黨風根本好轉”,還是“消除黨內腐敗現象”,其初衷無疑都是好的,但要清醒地看到,在社會發展的現階段,這是難以實現的目標。實際上,環顧當今世界,比我國廉潔度高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存在腐敗現象,只不過相對而言少一些罷了。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多發、易發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努力把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是一個科學的目標,也是一個務實的目標。
二、原因分析——從“思想影響”到“權力制約”
現在看來,腐敗產生與權力濫用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然而,黨在改革開放前對腐敗成因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剝削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方面,極大地忽視了權力本身所具有的腐蝕性一面。在看來,黨內出現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思想方面,其中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黨內驕傲自滿情緒的滋長,二是黨外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應當說,這種認識抓住了腐敗現象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種分析缺乏對權力運行方面的觸及。
改革開放以后,黨對腐敗產生的根源有了新的認識,不僅看到腐敗的成因有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而且看到缺少對權力的制約方面的因素。在鄧小平看來,制度和體制上的缺陷,是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權力過分集中,即由于我們過去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所以,權力過分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第一書記,這就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個人專斷,損害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和集體領導制度。應當說,這種分析從理論上結束了以往僅把腐敗現象作為一種思想、作風問題或階級斗爭表現的歷史,使反腐敗斗爭從一種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成為一種理智、科學的實踐。
對權力認識的深化,還在于看到了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正如****年*月同志在十五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上所說:“我們黨在全國執政,黨員和干部獲得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同時也增加了脫離群眾甚至發生變質的危險。對于這一點,我們時刻都不能掉以輕心。如果把權力當作為個人、家庭和小集團牟取私利的手段,就必然導致私欲膨脹,那是很危險的。一些領導干部墮落為腐敗分子的沉痛教訓,不可不記取?!被谶@種認識,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黨的十七大則更加具體地表明,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總之,我們看到了腐敗產生與濫用權力之間的關系。正如****年*月同志在十六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所說:“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現在,一些地方和領域,腐敗現象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同志不僅闡述這種關系,而且進一步分析了權力腐敗產生的條件。對此,****年、****年和****年他在中紀委第三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會上都講到了“教育不扎實、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得力”是腐敗得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應當說,這一判斷切中要害,抓住了關鍵。從實踐來看,權力腐敗的發生都是在這三個方面出了問題。
三、基本思路——從“群眾運動”到“綜合治理”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采取何種方式反腐倡廉,是我們黨奪取全國政權后面臨著的一個重大課題。對此,在新中國成立后主要采取的是群眾運動的方式,他親自發動領導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整黨整風、“三反”、“五反”、“四清”等群眾政治運動。由于把腐敗的滋生同階級斗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而把群眾運動納入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實踐中,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帶來一系列嚴重后果,直至釀成“”十年浩劫。歷史經驗表明,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反對腐敗,絕不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進入新時期,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從制度層面解決和防止特權現象的論斷。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因此,“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這是對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鑒于歷史的經驗,鄧小平反復強調反腐敗“不能采取過去搞政治運動的辦法,而要遵循社會主義法制的原則?!遍_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要靠法制,這是從我國國情出發得出的正確結論。當然,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不搞群眾運動,不等于不發動和依靠群眾。對此,鄧小平強調:“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敝挥邪l動和依靠群眾,又不重蹈大搞“群眾運動”的覆轍,才能保證反腐敗斗爭健康有序地進行。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反腐倡廉的基本思路在繼承中不斷發展,在創新中不斷豐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體現了“綜合治理”的精神。對此,可以從三個視角來認識:一是從反腐倡廉內在規律的視角看思路,提出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二是從執政黨自身建設的視角看思路,就是圍繞著執政黨與社會、國家以及執政黨內部的關系反腐倡廉。在執政黨與社會的關系上,圍繞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反腐倡廉。在執政黨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圍繞著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反腐倡廉。在執政黨內部關系上,圍繞著黨的先進性建設反腐倡廉。三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視角看思路,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之中。在政治領域反腐倡廉,抓住正確行使權力這個關鍵;在經濟領域反腐倡廉,抓住建立健全正確利益導向機制這個核心;在文化領域反腐倡廉,抓住思想道德教育這個基礎;在社會領域反腐倡廉,抓住依靠人民群眾這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