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哲學論文范文精選

一沃格林重新發現謝林

在二十世紀政治哲學經典著作《新政治科學》（1952）中，沃格林以靈知派世俗政治神學，分析當代集權主義尤其是原蘇聯的政治結構是如何可能的。沃格林獨出心裁的見解是，原蘇聯的政制與其說是基于共產主義，不如說是基于俄羅斯—拜占庭的國家與教會一體的東正教政治神學，以及從異端靈知派經過約阿西姆（JoachimofFiore）的異端政治啟示錄流傳下來的“第三羅馬”的理論。而謝林的《諸世界時代》、《神話哲學》和《啟示哲學》中就到處充滿著“第三世界時代”、“第三酒神”、“啟示的宗教”，“圣靈的時代”、“第三基督教”、“約翰的教會”等先知式的歷史預言。洛維特在《世界歷史與救贖事件》中同樣特別地提及這一點。[1]謝林認為歷史的力量在于靈魂和精神，哈貝馬斯說他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先驅”是不對的。[2]謝林將政治和歷史都視為靈魂和精神的政治和歷史，這種唯心史觀難道不是一種靈知派激進的末世論嗎？謝林的歷史哲學是否也該為整個現代性具有同一起源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蘇聯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種種災難性后果負責呢？

沃格林認為，盡管謝林的“第三基督教”與約阿西姆的“第三時代”的政治啟示錄有緊密的關聯，但是謝林的良好的平衡感使他沒有陷入一種放縱不羈的“異端政治啟示錄的末世論”之中，正是這種沒有約束的末世論才成為二十世紀東方和西方的集權主義的根源。按照沃格林的哲學，謝林試圖以圣靈化的“第三基督教”克服天主教和新教教會，可以與柏拉圖對過去的象征秩序的克服以及基督教對希臘神話世界的克服相比，這一新的象征結構直接以思辨的語言表達了新的靈魂的經驗，整合了雅典與耶路撒冷、理性與信仰綜合的意識結構。因此，沃格林說：“謝林的理念的哲學不僅一般在西方思想史上，而且也特別在政治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個意識的新水平。我們可以試著通過比較謝林在歐洲歷史中的地位與柏拉圖在希臘歷史中的地位標出這一新水平的特征。”[3]

沃格林認為，謝林的“級次學說”（Potenzslehre）在基督教的思想內，直接地表達了靈魂的意識對整全和歷史的意義。而沒有經過基督教的柏拉圖則以神話的方式表達了這一意識水平。沃格林給予謝林的哲學的平衡感以極高的評價：“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將謝林的地位與阿奎那的地位做以比較。如果說阿奎那的體系是試圖在歐洲高等文明破裂分散入各種此世的特殊的共同體之前，協調其張力的一種努力的話，那么也可以說謝林的體系是在歐洲最后的文明破裂分散入我們時代的危機之前，平衡其全部張力的最后的巨人般的努力。”[4]

沃格林將謝林視為二十世紀的危機前的十九世紀的綜合、平衡、和諧和集大成。沃格林認為，謝林是自1300年中世紀大一統的分裂之后再次將笛卡爾以來的變亂的和對立的各種哲學語言和基督教的語言綜合起來的哲學家。謝林本人也非常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稱謝林是妄想包羅和超越一切以往哲學流派的“吹牛大王”。[5]沃格林認為，謝林不僅通過回歸布魯諾和波墨，克服了從笛卡爾到黑格爾對自然的遺忘，而且還通過新泛神論體系克服了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泛神論與單子論的表面對立；他不僅通過自由體系克服了康德的先驗的、形式自由和費希特的主體性的自由的困境，而且還通過其晚期的存在主義克服了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體系；他不僅通過對基督教的批判和對神話的哲學思考克服了理性主義設定的界限，而且還通過級次說克服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他不僅以其基督和酒神的新神話學直接開啟了荷爾德林和尼采的酒神頌和酒神哲學，而且還以其藝術哲學開啟了二十世紀“藝術至上”的趨勢……

沃格林說：“在謝林之后到來的是他以靈魂的力量將它們聚攏在一起的那些要素的劇烈的分裂。結果我們在他的下幾代看到了他的經驗的各個部分的潰散：在叔本華那里的意志的經驗和涅槃的經驗；在克爾凱郭爾那里的回歸內在的渴望；在弗洛伊德那里的無意識心理學；在尼采那里的酒神體驗和此岸的恩典的經驗；在共產主義和納粹的大眾運動中的對時代的社會批判和對第三王國的渴望；在尼采、弗洛伊德那里的在世界大戰的毀滅和自我毀滅的高潮亢奮中伴隨著焦慮的對惡兆的狂歡的經驗。這些要素的分裂標志著時代的危機，而這些要素的平衡則標志著謝林的偉大。謝林從不期待著它們的潰散，而且他也很少引起它們的潰散，因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是文明地震的地震儀，而不是它的起因。（略）因此，謝林是一個時代終結的標志，而不是一個開端；他作為一個時代終結的標志就如同柏拉圖、奧古斯丁和阿奎那作為一個時代的標志那樣。但是，在他的著作標志著文明時代的終結之時，他也建立了意識和批判的新水平。對于那些被圍困于一片混亂的示微的傳統、各種相互沖突的末世論、現象的思辨和迷狂、各種意識形態和綱領、盲目的仇恨、各種狂歡的毀滅等等之中希望獲得一個堅實的立腳點人來說，謝林的成就作為定位點在一個危機的時代中具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6]沃格林從他自己對實在的整全經驗的思想、整個西方思想史的視角和當代的時代危機的問題背景解釋了謝林思想探索的意義和地位。我們即使不能斷定沃格林的評價恰當與否，至少這種評價可以改變我們所接受的庸俗哲學史教程中的謝林形象。

【論文關鍵詞】：音樂美學；舒曼；感情論

【論文摘要】：羅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為一名鋼琴家的機會之后，他并沒有因此而放棄音樂，更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對音樂的貢獻。音樂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美學與音樂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音樂基礎理論學科。舒曼則主張"感情論"具有特定的美學內容，帶有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樂是一種善于表現人對現實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態度的藝術。19世紀音樂藝術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響下進入了“情感美學”，這個時代由崇尚理性轉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這個時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時會錯誤——感情卻不會錯誤”。

一、音樂美的特殊規律—音樂美學

“科學意義上的美學和音樂學，是隨著近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在18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出現的，而作為它們下屬分支的音樂美學這門學科的建立當然是在此之后。”音樂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美學與音樂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音樂基礎理論學科。1750年，德國的哲學家亞歷山大·鮑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學”為名的美學專著第一卷，這是他首次以“美學”為名出版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1784年，德國音樂學者丹尼兒·舒巴爾特首次將“音樂”和“美學”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自此產生了“音樂美學”這個術語。

自從音樂美學這個學科被獨立起來，由于人們對此的認識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雖然人們各執一端，但是這些研究成果都從各個角度豐富了關于音樂美學的理論，為我們能夠更好的認識音樂美學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爾的《音樂百科詞典》中這樣表述過音樂美學這門學科的屬性：“音樂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部分……可以按其來源，將音樂美學分為主要兩派：哲學家的音樂米學，他們從中的思索出發，也探求音樂；音樂家的音樂美學，他們從他們的音樂出發，力圖達到一個總的思索—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場區別所形成的結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彥在《標準音樂詞典》里又曾這樣表述過音樂美學的屬性：“音樂美學，作為關于音樂的美學方面的研究，與一般美學相對而言，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美學。另一方面，當人們把音樂學按體系和歷史進行劃分時，則又可以將音樂美學看做是按體系劃分的音樂學中的美學部門。”雖然上述的對音樂美學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對屬性的認識卻是一致的，強調了它作為音樂藝術的特殊性。

【論文關鍵詞】：音樂美學；舒曼；感情論

【論文摘要】：羅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為一名鋼琴家的機會之后，他并沒有因此而放棄音樂，更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對音樂的貢獻。音樂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美學與音樂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音樂基礎理論學科。舒曼則主張"感情論"具有特定的美學內容，帶有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樂是一種善于表現人對現實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態度的藝術。19世紀音樂藝術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響下進入了“情感美學”，這個時代由崇尚理性轉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這個時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時會錯誤——感情卻不會錯誤”。

一、音樂美的特殊規律—音樂美學

“科學意義上的美學和音樂學，是隨著近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在18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出現的，而作為它們下屬分支的音樂美學這門學科的建立當然是在此之后。”音樂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美學與音樂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音樂基礎理論學科。1750年，德國的哲學家亞歷山大·鮑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學”為名的美學專著第一卷，這是他首次以“美學”為名出版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1784年，德國音樂學者丹尼兒·舒巴爾特首次將“音樂”和“美學”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自此產生了“音樂美學”這個術語。

自從音樂美學這個學科被獨立起來，由于人們對此的認識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雖然人們各執一端，但是這些研究成果都從各個角度豐富了關于音樂美學的理論，為我們能夠更好的認識音樂美學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爾的《音樂百科詞典》中這樣表述過音樂美學這門學科的屬性：“音樂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部分……可以按其來源，將音樂美學分為主要兩派：哲學家的音樂米學，他們從中的思索出發，也探求音樂；音樂家的音樂美學，他們從他們的音樂出發，力圖達到一個總的思索—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場區別所形成的結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彥在《標準音樂詞典》里又曾這樣表述過音樂美學的屬性：“音樂美學，作為關于音樂的美學方面的研究，與一般美學相對而言，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美學。另一方面，當人們把音樂學按體系和歷史進行劃分時，則又可以將音樂美學看做是按體系劃分的音樂學中的美學部門。”雖然上述的對音樂美學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對屬性的認識卻是一致的，強調了它作為音樂藝術的特殊性。

一、藝術文化的轉型

20世紀是中國歷史突變的時代。引起這場突變的因素有來自西方的沖激，也有來自傳統自身的裂變。這種變化是如此廣泛，以至于它包括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種變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們的心靈深處。中國古典藝術的終結和近代藝術萌發的新舊交替和轉型就是這種變化在藝術領域的表現。

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與教育是以詩書禮樂作根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藝自希臘以來所富有的“悲劇精神”，在中國藝術里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且往往被拒絕和閃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過劇烈的內心矛盾才能發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濃摯的和諧愿望所淹沒。在中國文化里，從最低層的物質器皿，穿過禮樂生活，直達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無間，靈肉不二的大和諧，大節奏。（宗白華《藝術與中國社會》，見全集第二卷）中國當代有的美學家還不厭其煩、一論再論“美是和諧”的觀點，可見溫柔敦厚，和諧圓滿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審美追求，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肯。古典和諧美作為古代藝術的理想，它要求把構成藝術的多種元素如再現與表現，主觀與客觀，理想與現實，情感與理智，時間與空間等處理和組織為一個平衡、和諧、穩定、有序的統一體。古代藝術的實踐實際上也基本上是用這種理想來規范和陶鑄的。

中國古典藝術發展到明清時代已進入到一個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現世俗和人情為核心的廣闊世界。小說和戲曲成為這個時代文藝的代表。明代資產階級因素的萌芽和發展，使得下層的市民文藝和上層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開，袁中朗、湯顯祖、馮夢龍、吳承恩、李贄等風靡一時并連成一氣。不料滿族入主中原，強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與明代那種突破傳統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極一時的是全盤的復古主義、禁欲主義、偽古典主義。從文體到內容，從題材到主題，都如此。”（李澤厚《美的歷程·十》）于是浪漫變成了傷感，對樸實而充滿朝氣的市井生活的描繪變成了對種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腐朽的社會現實的批判揭露。到晚清，傷感愈深甚至悲鳴，激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愛國歌》（康有為的一篇長詩），所見是《革命軍》（鄒容），所聞是《盛世危言》（鄭觀應）、是《警世鐘》（陳天華）……古典主義的和諧完全被歷史的巨輪所輾碎。石門鎖不住，黃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艱難地升起，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美術革命、還有文界革命、戲劇改良，一時間舞者如潮。

如同中國近代文化的變革有一個從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漸深化的過程一樣，近代藝術演變也有一個從內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體的漸進過程。比如，詩界革命就未能突破舊風格，而是“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小說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的矛盾，而美術革命也意識到要改良中國畫，不能只限于模仿一點西洋畫的技法，而必須采用洋畫的寫實精神。還有古文的衰微與新文體的誕生更是如此。如梁啟超則以文章革新家的氣度與膽識，在從古體文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又無所顧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傳文、辭賦、駢文、佛典、語錄、八股文、西學譯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種文體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體，即所謂“新文體”。新文體的特點，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有這樣的歸納說明：“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這里除提及“外國語法”一點之外，其余都與中國文化緊密相聯。特別是他能在曉之以理的同時，又動之以情，且兩方面都極度擴展，并行不悖，更是發揚了情理并重、一體圓融的古典藝術精神。因此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可以說近代藝術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國古典主義藝術的內在發展。

中國古典主義藝術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上，中國古代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理性早熟的農業文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溫柔敦厚、和諧圓滿為審美理想的古典主義藝術文化模式。“有進步則有過渡”，中國藝術文化的發展進入到了這一過渡時代，在這個時代，新的藝術文化模式在醞釀，形成之中。一種新的藝術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無根的，它應該是傳統的新發展。其次，它又面臨著西方藝術文化的挑戰，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必須作出回應，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種審美價值觀，并樹立一種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傳承、審美心理的積淀，就形成了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藝術文化傳統，凝結成一種新的藝術文化模式。

1994年，布蘭頓發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