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居民生計方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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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建設進程中的一種特有現象，是在社會文化背景影響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推進下，城市化快速發展中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問題，也是城市化發展中所面臨的難題。在“城中村”諸多的問題中，居民的生計問題就是難以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要真正解決好“城中村”問題，應特別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況，從解決“城中村”人的生計問題入手。對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計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就“城中村”居民生計方式的理性選擇進行了初淺的分析。

關鍵詞：城中村；生計選擇；理性

“城中村”問題引起了各類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的特別關注，并對此進行了從理論到實踐的深入研究。經濟學家從宏觀上的城鄉經濟、城市化進程和微觀上對城中村內部經濟形態、土地利用等分析了“城中村”的經濟要素。政策專家從宏觀政策方面闡述了“城中村”問題的政策性規定，關注的重點是“城中村”問題相關政策和解決過程中的政策措施。社會學的研究主要是實地考察，描述“城中村”的現狀和城中村居民生活。例如，著名社會學家李培林教授，通過對中國發達地區――廣州“城中村”的調查，在調查中詳細記錄了村落終結的全過程，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研究，完成了《村落的終結》一書；藍宇蘊博士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和研究了“都市村社共同體：農民城市化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王華春博士后等則從“城中村”的成因進行了深層次的研究，等等。專家們通過對我國“城中村”的現狀分析，找出了“城中村”存在的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和困難，提出了對“城中村”改造的建議和意見，為加快城市發展建設步伐，構建和諧社會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就云南昆明而言，對“城中村”的研究，主要有王京陽等的“關于對昆明主城區城中村現狀、問題和改造的建議”、“關于昆明市城中村現象的調查與思考”；李如春“關于加快推進城中村改造步伐的建議”等研究，這些研究報告提出了目前昆明“城中村”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的對策與建議，為昆明市城市建設和發展獻技獻策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本文認為，要真正解決好“城中村”問題，還應特別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況，從解決“城中村”人的生計問題入手。

一、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計來源的實證分析

（一）昆明市“城中村”基本情況

據有關部門調查，目前，昆明市主城區建成范圍內共有“城中村”288個，居民總人口約為141余萬，其中，常住人口7.75萬戶，約21.9萬人；非常住人口約120萬人，為常住人口的4至5倍以上。村莊占地面積約28平方公里，建筑面積2276萬平方米。“城中村”與“城邊村”的比例大約各占50%，從城市核心區向城市邊緣曼延，并呈現出小而散狀態。分布于昆明市中心地帶的“城中村”有66個，總人口為14，200戶，約34，500人，總建筑面積600萬平方米，平均容積率1.43，戶均建筑面積429平方米。余下的200多個“城中村”，均分布在三環路內外。

“城中村”的建筑基本上是按照農村傳統的方式設計，存在著空間結構不協調、布局混亂、市政設施缺乏、環境質量差、安全隱患多、經濟驅動力不足等問題，與現代新昆明建設形成了較大的反差。

（二）“城中村”居民基本生活來源

和全國“城中村”一樣，昆明市“城中村”居民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本土昆明市居民（常住居民），其維持生計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房租和集體經濟分紅（村福利），同時存在大量無職業、無技術、無投資人員；另一類是外來的流動人口（非常住居民），其收入來自各類務工收入。這些居民是生活于城市發展和建設中的邊緣化群體，由于受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的低下和居住地管理不規范因素等的制約，“城中村”是社會治安最亂、社會問題最多的區域，這些問題大多是與居民的生存條件有關，由生計問題而引發的。

第一，“城中村”常住居民生計來源較為單一，經濟收入差距大。土地被城市化了，農民也就失業了。這些身居城市，又失去土地的“城中村”居民的生計來源主要為：一是出租房屋；二是領取集體經濟（用于土地出讓、入股金）分紅（每年有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的分紅收入）；三是有極少部分居民在城市中找到工作或利用自己的房屋開個小餐飲店、小百貨店等為生。雖然“城中村”居民的生計來源大同小異。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集體經濟實力和經營管理水平差距問題，“城中村”居民生活現狀卻是參差不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一些集體經濟強大、經營較好的社區，加上出租房收入，居民的生活過得比較富裕。有的居民收入一般，可以基本解決生活問題。還有相當部分居民無房可租，集體經濟實力較弱，經濟收入較低，生活得很艱難。

第二，外來人口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于各項務工報酬，工資收入偏低。外來務工人員承擔了城市發展最需要、城市生活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工作。哪里有最需要的服務和城市勞動者又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他們就出現在哪里。從建筑、搬運、送水、送煤汽到自行車修理、補鞋、縫紉、配鑰匙；從各類餐飲服務到出賣水果、蔬菜、燒耳塊；從打掃城市衛生到醫院病人護理；從理發、美容到家政服務；從日常生活用品、農副土特產品銷售到夜市、地攤等等。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和足跡，哪一處也離不開他們，但是，他們中的一些勞動所得與付出并不相應，平均月工資收入在800元左右。

由于收入偏低，外來務工者只能用降低生活消費來進行原始積累和維持日常生計。有關調查顯示，外來務工人員在生活消費方面，每月生活開支在300元以下的占30.5%，每月生活費用在300～500元的占39.0%，達到700元以上生活支出的只有13.1%，基本上維持一種低收入、低支出的生活水平。隨著市場物價的上漲，他們的生活水平有可能繼續下降。

二、昆明市“城中村”居民生計方式選擇的思考

經濟學理論認為，現實社會中的人是都是具有理性的經濟人。所謂理性經濟人，是指生活于現實社會中的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經濟人在從事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時候，總是希望能夠謀求自身社會、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現實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由于來自各種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在現有條件的制約下，經濟人只能盡其所能，力求能獲得較為滿意或基本滿意的利益。因此，“城中村”居民（原住的和外來的）只能依據自身的現實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生計方式是比較理性的。而且，這種選擇同時兼顧了他們的長、短期利益。如果不客觀地、籠統地說他們是游手好閑的食利族、是難以管理的盲流，就太不公平了。因為，造成這樣的結果，主要責任不在他們，更不是他們的主觀愿望。

羅海等：“城中村”居民生計方式選擇的調查與思考（一）如果沒有出租房收入，本地居民的經濟來源難以維持長遠生計一是補償費用較低問題。根據現行的國家征地補償辦法，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償費以最高標準水稻品種計算，每畝為1.08萬元至5.4萬元。按低線計算，人均2,160元，僅能維持基本生活一年；按高線計算，人均10,800元，只能維持5年左右的生活，僅相當于昆明市目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1～4年的生活費。

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問題。農民的土地被變為非農用地后，政府從經營城市、以地生財、籌集城市建設資金出發，對土地一級市場實行壟斷，低成本從農民手中征地后，高價拍賣，開發商從土地開發中獲取了較大的利潤，但失地農民無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農民被排斥在土地市場之外。

三是居民的就業問題。據有關部門統計，從1993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昆明市被征地村民在冊人數為79萬余人，其中，實現農轉非的近19萬人，已經就業人數僅為4.4萬人，占失地人口總數的5.5%，占農轉非人口的23%。由于“城中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勞動技能差，很難解決就業問題。例如，聯盟鎮“城中村”勞動力初中文化以下的占90%，其中無技能的占70%。據五華區統計局于2005年6月，組織了對8個涉農辦事處被征地農民的基本情況調查。在被征地農民35,145人中，基本失去土地7,674人，完全失去土地的23,169人，涉農社區農轉非人數為23,045人，這部分人口幾乎沒有解決就業問題。

20世紀80～90年代期間，國家征地后對部分農村勞動力進行了就業安置，但接收單位多為科技含量低，市場競爭力差的企業。一方面，企業對農民工的工種安排都是一些簡單、粗糙、笨重、技術需求低的崗位，在企業經營效益差時，下崗的工人首當其沖的就是農民工。另一方面，這些缺乏市場競爭力的企業相繼倒閉，在征地時被招為企業工人的農民工跟隨著失業，即便是當時有幸被國有企業接納的農民工人，也面臨著企業重新改組，被淘汰的危機。由于沒有生產技能和經營水平，他們只能返回原籍，成為“城中村”新的居民。

四是居民缺乏經營管理能力問題。“城中村”原住居民不僅缺乏文化知識、就業技能，而且也沒有經營能力。一些居民的房屋和小商鋪，雖然建在臨街地段，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可以用于開餐館、旅社、小賣鋪。但由于沒有經營的能力和意識，也承受不了市場風險，只好出租給外來者經營。筆者曾經到趙家堆的一條街走了一轉，采訪了幾家開小店的老板，據一位來自四川的旅社老板介紹，這條街道約有小旅社20～30家，小餐館10多家，各類小商店、雜貨店等幾十家，但是，經營者幾乎100%的是外地人，本地人自己不經營。

不僅家庭經濟只能以出租房屋為主，集體經濟也如此。由于不善經營，缺乏管理人才和社區的人際關系等因素的影響，集體企業的90%以上，也是房屋出租，所謂集體企業經濟收入，其實質也是租房收入。因此，“城中村”人把改建和擴建出租房，作為增加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應該說是較為理性的，就目前的情況分析，在沒有社會外界力量的幫助下，他們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解決生計問題。

（二）為增加經濟收入，改變生產生活狀況，農民做出了離鄉背井的選擇

進城務工是農民的又一創舉，他們的選擇也是非常理性的。這些農民工人，大多來自貧困農村，原住地的生產條件差，要改變生活狀況，難度很大。在家鄉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問題普遍。而且，土地質量差，科技含量不高，信息不靈，農業增產難度大，自然災害頻繁，增收十分困難。為改變生活狀況，他們選擇了走離鄉背井之路，到城市中去掙錢，要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來獲取生計報酬。他們滿懷著對城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紛紛來到這個讓他們充滿幻想的城市做工，開始了他們的打工生涯。他們的出走，一方面，不僅是增加了家庭的經濟收入，也減輕了當地的土地承載量和國家的扶貧負擔；另一方面，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添磚加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也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

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造成國家了對農村教育的重視程度不足，導致農村人口受教育的機會普遍較少，勞動技能差，只能從事一些簡單勞動（出大力、流大汗、有危險的崗位），不僅勞動報酬低，而且極容易被取代。同時，他們還得忍受著來自社會各類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與城里的正式工人相比，存在著“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問題。他們雖然在城市打工或經商，但農民的身份始終沒有改變，只能利用唯一的資源“勞動苦力”，來換取較低標準的生活費用。

盡管收入低，外來廉價勞動者還是在城市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在城市里他們的家是臨時性的，卻年復一年地存在著，畢竟城市里能夠掙到他們在家鄉不能掙到的現金。為了給遠在家鄉的親人寄去一點購買生活用品的費用和化肥、農藥的生產墊本，為了讓孩子或兄弟姐妹能夠交納學費，也為了改變下一代人的生活環境。他們必須付出更多的辛勤勞動，在生活的各方面盡量減少支出，消費廉價物品，節省下微不足道的薪水，進行原始積累。

綜上所述，“城中村”居民理性地選擇了自己生計方式，但是，在現實的城市生活中，他們處于社會的邊緣化地帶，他們抵御各類社會風險的能力十分薄弱，有相當人口的生活狀況經不風吹浪打，稍微有一點不測，便馬上陷入貧困。2007年以來，一部分失地農民得到了最低生活補助，使他們的生計問題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城中村”居民還沒有完全享受到國家的社會保障福利，從而面臨著極大的社會風險，成為阻礙城市化進程、影響邊緣區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三、提高“城中村”居民生計能力的建議

（一）加強對“城中村”人口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教育

加強對“城中村”人的文化教育和各種技術培訓，從提高整體素質上，增強他們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能力。社會各界應特別關心失地農民和進城民工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建立和完善城鄉統籌就業制度，促進就業，并創造條件鼓勵其創業。

一是抓好基礎教育工作。把教育工作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提高教育質量，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取消入學贊助費等歧視性政策，使“城中村”居民子女在受教育上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城中村”學生的各級教育和各類學校的升學率。

二是大力開展就業與創業教育。在基礎教育階段實施就業創業教育，以提高勞動者素質為根本，以培養學生創業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的教育。加強對“城中村”勞動力的全方位，多學科培訓，使勞動者了解社會需求和經濟發展態勢，減少盲目性，提高經營水平，增加經濟收入；

三是專業技術培訓，針對不同群體，結合不同人員的特長和愛好，進行各類專業的繼續培訓，提高勞動者參與就業和創業的競爭能力。

四是把“城中村”的培訓工作，納入城鎮下崗人員再就業培訓體系。同時，加強對“城中村”勞動者法制教育，讓其知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律武器來武裝自己，保護自己。

（二）把“城中村”居民統一納入社會保障范疇

建立健全“城中村”社會保障制度，把“城中村”居民統一納入社會保障范疇，解決他們在城市生存的后顧之憂。建立健全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民工利益保護機制，依法落實勞動用工制度，規范用工合同，重視農民工的生產安全和職業病防治，改善農民工工作、生活環境，保障農民工享有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保險等，通過加強社會保障來解決“城中村”貧困人口面臨的生計問題。

參考文獻：

［1］李培林.巨變:村落的終結［J］.中國社會科學，2002，（01）.

［2］藍宇蘊.都市村社共同體——有關農民城市化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個案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5，（02）.

［3］王華春等.城中村問題的制度成因及治理思路［J］.社會學，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