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技術政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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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十一五”時期，完善稅收支持政策，促進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對于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鞏固和完善“兩項”政策，推進增值稅轉型，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進一步完善各項具體政策，完善鼓勵產學研結合的政策，完善激勵人力資本開發的政策，增設低技術污染稅，完善稅收與財政支持政策的配套使用。

關鍵詞：技術進步；稅收支持政策；財政支持政策

“十一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順應全球化的技術進步潮流，從本國國情出發，通過對現有的稅收支持政策進行清理和進一步完善，繼續實行一些有效的和創新地采用一些可行的稅收支持政策，進一步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對于增加我國企業的科技含量、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以下建議：

一、鞏固和完善“兩項政策”

為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我國曾先后出臺了一批稅收支持政策，主要有以下兩項政策（下文簡稱“兩項政策”）：1997年，國務院出臺政策，對國家鼓勵的投資項目進口自用設備，給予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的優惠；2000年，有關部門再次出臺政策，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采購的國產設備，可以在項目投產5年內抵免40％的企業新增所得稅。這兩項政策對鼓勵企業投資、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是實踐證明了的。雖然在“十一五”期間會出現一些環境變化和挑戰，但是總體上看施行這兩項政策的基本面并沒有完全改變，包括施行兩項政策的經濟基本面、稅收增長率、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和任務、我國企業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的客觀需要等等。因此，為進一步促進企業技術進步，需要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兩項政策，可根據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國家鼓勵的技術進步產業、行業等，進一步完善國家鼓勵的項目企業名單，把這兩項政策的正效應發揮到最佳。

從我國繼續施行兩項政策的國庫收入來看，我國這些年的稅收增長幅度同經濟增長率一樣是喜人的。比如我國企業所得稅的逐年增長態勢，從1985年的696.06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2919.51億元，特別是2001年以后有了明顯的上升，從2000年的999.63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2630.87億元。

但在同期內，企業所得稅占稅收總額的比例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從1985年的34.11％下降到2003年的14.58％。

1978～2003年，我國用于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呈逐年增長趨勢，從1978年的63.24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1092.99億元，其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卻呈“先升后降”的趨勢，即從1978年的5.99％上升到1993年的11.16％，而后又下降到2003年的6.42％。

1978～2003年，我國科技三項費用呈逐年增長的趨勢，從1978年的25.47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416.64億元，而其占國家財政用于科研支出的比例卻略有下降，即從1978年的48.16％下降到2003年的42.71％。

表1中央和地方財政主要支出項目（2003年）（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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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國家財政支出┃中央┃占比％┃地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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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潛改造和科技三項費用┃1092.99┃268.36┃24.55┃824.63┃75.45┃

┃企業挖潛改造資金┃676.35┃42.10┃6.22┃634.25┃93.78┃

┃科技三項費用┃416.64┃226.26┃54.31┃190.38┃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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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4》。

如表1所示，以2003年為例，在國家財政支出中，挖潛改造和科技三項費用共計1092.99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支出268.36億元，占24.55％；地方財政支出824.63億元，占75.45％，成為其主要來源。在企業挖潛改造資金中，中央財政支出42.10億元，占6.22％；地方財政支出634.25億元，占93.78％，成為其主要來源。在科技三項費用中，中央財政支出226.26億元，占54.31％，成為其主要來源；地方財政支出190.38億元，占45.69％。因此，國家可以對企業技術進步采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

二、推進增值稅轉型

把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改革的方向。增值稅是對生產和經營中新增加的價值征收的稅收。從世界各國實踐看，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扣除，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只允許扣除購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稅金，不允許扣除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的稅金，理論上稱為“生產型增值稅”；第二種是允許扣除購入原材料以及固定資產折舊部分等所含的稅金，理論上稱為“收入型增值稅”；第三種是所有外購項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資產在內，所含稅金都允許扣除，理論上稱為“消費型增值稅”。

顯然，這三種對固定資產價值扣除的不同處理方法，使三種不同類型增值稅稅基所包括的范圍大不一樣，生產型增值稅稅基最大，收入型增值稅次之，消費型增值稅最小。從不同類型增值稅稅基可以看出，生產型增值稅對購入的固定資產價值不作任何扣除，實質上是對生產過程中的固定資產耗費支出部分進行了重復課征，雖保證了財政收入的穩定，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復課稅，導致抑制投資的現象。收入型增值稅允許將購入固定資產所含稅額分次扣除，每次扣除額與其折舊額相配比。它能夠避免重復課稅，符合增值稅的理論要求，但是增值稅分次扣除額統一計算，而且收入型增值稅不能與發票抵扣制度結合。消費型增值稅明細表將購入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一次扣除，完全避免了重復課稅，有利于鼓勵廠商投資；因而備受西歐各國推崇，但它容易導致在投資高峰期因稅款抵扣量大而致使財政收入銳減。

生產型增值稅、收入型增值稅因允許進項稅額扣除的范圍小，稅基較大，在稅率相同的條件下，與消費型增值稅相比，能取得更多的財政收入。而收入型增值稅計算及管理十分繁雜。我國1994年稅制改革時選擇實行生產型增值稅，一方面是出于保證收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考慮到當時投資膨脹、經濟過熱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要矛盾，而生產型增值稅有利于抑制投資膨脹。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出來：一是對擴大投資、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有抑制作用。企業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不能抵扣，設備投資越多，不能扣除的稅金就越大，稅負就越重，客觀上具有抑制投資、阻礙設備技術更新、影響企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的負面作用。二是造成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稅負重于其他產業，不利于相關產業的發展。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多數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產品成本中長期資本投入的費用較多。企業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的稅款得不到抵扣，這些產業的稅收負擔就相對較重，并使增值稅稅負在不同產業間出現不平衡。三是國產品稅負重于進口產品，不利于內外產品公平競爭。雖然進口產品在進口環節按照法定稅率征收了增值稅，但由于對國內生產的產品還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復征稅因素，因而，國產品稅負重于進口產品，使國產品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換，可以進一步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鼓勵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有利于提高國產品的競爭力。

三、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

實際上，對內、外資企業分別實行不同的所得稅制，也不利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比如，這種對外資企業的稅收支持，主要是以稅率的降低為手段，沒有以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進步為導向，因而外商投資的產業雷同，容易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失衡。同時，外商投資的技術水平一般，有的甚至是國外淘汰技術，沒有達到通過吸引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目的。長此下去，必將延緩產業結構優化和企業技術進步。這種稅收支持尤其為那些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不高的投資項目帶來好處，這反映在一個事實上，即流人我國的外商投資中，港澳臺地區的投資大于歐美國家的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大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

更嚴重的后果表現在人才競爭方面。現代企業競爭，盡管手段很多，但最重要的還是人才競爭，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根本上說靠的也是人才。目前，外資企業對人才最具競爭力的吸引方式是高工資。外資企業之所以能夠采取這種方式，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內資企業存在計稅工資概念，而外資企業不存在計稅工資概念。對內資企業來說，實際工資超過計稅工資的部分，要計入應納稅所得額，繳納企業所得稅，因而內資企業實際負擔的員工工資，高于支付的員工工資。對外資企業來說，企業員工工資可以在稅前據實抵扣，沒有任何限制，因而，外資企業實際負擔的員工工資與其支付的員工工資是相同的。

以北京地區為例，目前北京地區的內資企業計稅工資為960元，即對于實際工資超過960元的部分，都要計入應納稅所得額繳納企業所得稅。假定內資企業為吸引某個人才，支付的工資為每月10000元，則每月要為此支付企業所得稅為：（10000-960）×33％=2983.2元，企業實際負擔12983.2元。而外資企業如果吸引該人才，它可以將工資提高到12000元，即使這樣，它比內資企業的負擔還要低983.22元。因此，隨著外資的大量進入，內資企業必將出現人才流失現象，尤其是對企業核心競爭力影響較大的科技人才流失，顯然將影響企業技術進步。

從國際范圍看，當前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已經陸續實行減稅措施。OECD成員國的稅率由1997年的37％降到2003年的30.9％，歐盟國家稅率由1997年的38％降至2003年的31.3％[1].中國的稅率水平也需要順應全球減稅的趨勢，以保持在國際競爭中的有利地位。

中國稅收收入的大幅增長對結構性稅改提供了強大支持。稅收收入已由1994年的5130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25720億元，復利年增長率達16％。稅收收入占GDP百分比由1994年的11％增長到2004年的19％[1].

因此，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無論從哪個視角看，都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特別是中國財政收入幾年來的持續高速增長，給平穩推行這項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稅收支持。目前還有一個有利時機是，增值稅轉型已經在東北試行，這為把企業所得稅的并軌改革和增值稅轉型的改革捆綁在一起，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增值稅的改革是皆大歡喜的改革，方方面面都會得利，只不過有人得利大一點，有人得利小一點。但是企業所得稅的改革，無論如何設計，總是有人利益受損。如果單純地推出企業所得稅的改革，相對來講，阻力就會大一點。而如果把所得稅并軌改革和增值稅轉型改革捆綁起來同時推進，則無疑會減少改革的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不是簡單的內資和外資稅率合在一起，提高外資企業的稅負，減低內資企業的稅負。實際上，我們的宗旨在于給內外資企業在稅收上營造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是為了體現市場經濟的效率、平等競爭和透明公正的原則，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需要，也是吸引外資的根本措施。我們承認，企業所得稅并軌改革，會對吸引外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嚴重。其實，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對外資企業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于心理壓力。兩稅合并可看作是一種信號，意味從今以后要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而之前我們對外資企業一直實行的是超國民待遇。跨國公司更多的把此事看作是政府態度，而這種態度的改變將會使他們對今后在國內獲利前景的預期有所改變。

因此，在設計所得稅并軌方案時，應給予外資企業一些存量利益的過渡和照顧，充分考慮世界和周邊國家地區稅收改革的趨勢和稅負的水平，以使該政策對吸引外資的影響減到最小，這樣分歧就會縮小。同時應該明確，稅改的方向應當是將以前僅僅給予外資的優惠，也給予內資企業。而不是相反將內資企業身上的束縛，再加在外資企業身上。在目前改革壓力大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先降低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再逐步向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靠攏，也就是說，逐步推進改革的步伐。同時，所得稅合并方案還要增加透明度，多聽聽企業的意見，多作解釋性工作，把方案弄得更完善，以減少誤解和負面影響，使外商的擔心降到最低點。

四、進一步完善各項具體政策

稅收支持政策是促進企業技術進步的重要手段，這已為各國經濟發展實踐所證明。目前，我國對促進企業技術進步，也有稅收支持政策的相關規定，但存在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在“十一五”期間，需要系統規劃設計稅收支持政策，與國家產業政策密切配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突出政策重點，減少“撒胡椒面”式的盲目性，根據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特點，盡量發揮有限稅收支持政策資源的最大效能，完善同財政支持政策的配合使用，實現稅收支持政策資源的優化配置。要逐步實現由稅收支持以直接為主向間接為主轉變，間接優惠具有較好的政策引導性，有利于形成“政策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有效優惠機制，也有利于體現公平競爭。稅收支持實施的對象即“受益人”應定位于科技活動過程和科研成果，而不是像現行的稅收支持措施那樣大多是以企業作為優惠受益人。同時，為促進企業技術進步，還要完善一系列的稅收支持措施，形成良好的稅收激勵創新機制，具體建議如下：

（1）對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準予當年稅前列支，或允許對當年新增的研究開發費用，給予一定比例的稅額扣除，甚至還可以采用類似澳大利亞的做法，允許企業研究開發費用按實際支出的150％在稅前列支，加大激勵力度。

（2）建立科技發展準備金制度。對有發展科技愿望，但經濟實力不足的企業，允許按銷售（營業）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發展準備金。該項資金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用于研究開發、技術革新和技術培訓等方面，逾期不用，應補稅并加收利息。

（3）推行快速折舊政策。對企業用于研究開發的儀器設備、科研用房等固定資產允許加速折舊。

（4）完善虧損結轉辦法。對科技投入虧損可以允許一定期限的前轉，即退還一部分以前年度已納所得稅款。高風險的科技投入，由于其失敗的可能性很大，而失敗就談不上今后產生收益，僅允許“虧損后轉”對其意義不大。因此有人認為，所得稅加劇了科技投入的風險。為了減緩這種風險，允許虧損前轉，對非新辦企業來講，可能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方法。

（5）對“中試”產品免稅。一項技術創新通常要經過課題立項和實驗室研究、開發研究（即中間試驗階段）、產業化或商品化等三個階段。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環節“中試”階段，由于投入多、風險大，常常是企業界和科技界都不愿涉足的“無人區域”，需要政府進行協調，如直接資助建立“中試”基地等。在稅收支持政策上，對“中試”產品銷售收入免征增值稅和所得稅也能起到一定的鼓勵作用。

（6）對科技成果轉讓免征或減征營業稅和所得稅。此項優惠，對研究單位來說，可以增加科研收入；而對科技成果的使用單位來說，則可以降低科技成果的使用成本。因此，對技術市場的形成、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有著重要的意義。

（7）對科技成果使用實行稅收支持。企業不但是技術創新體系的核心，同時也是知識應用系統的核心，因此鼓勵企業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應用也是使其成為創新體系主力軍的重要一環。稅收支持政策可采用對新產品免征增值稅，對購買無形資產的特許權使用費支出允許當年稅前列支，對科研單位和企業購進先進生產設備允許其進項稅額從其銷項稅額中抵扣等措施。需要說明的是，按增值稅原理和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國家的做法，這原本談不上稅收支持，但在我國尚沒有條件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暫采用稅收支持的形式，先對科技行業中用于科研的研究設備和技術先進的生產設備的進項稅額予以抵扣。

（8）加大對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稅收支持力度。我們應當看到，一國經濟成長不僅僅要有領先的少數大企業，更要倚重數量龐大、機制靈活、創新活躍的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美國經濟之所以贏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長期經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在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實施的中小企業促進政策。日本能夠度過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和兩次美元危機，也主要是中小企業的若干創新成果有效地消化了這些負面影響。目前，科技型中小企業已成為我國技術創新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力量。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約占全國中小企業總數3％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發明了約65％的專利，實現了75％以上的技術創新，完成了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2].因此，加大國家政策的扶持，制定相應的促進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稅收支持政策，激勵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研發創新行為，是我國未來稅收支持政策改革的一個重點。

總之，政府促進企業技術進步的稅收支持措施，應該根據國家科技發展規劃，形成多稅種、多層面、多手段協調作用機制，當然對這一系列稅收支持措施，還應該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并使之規范化和法制化。

五、完善鼓勵產學研結合的政策

盡管企業技術進步主要是企業的事，但實現產學研結合，無疑為企業技術進步插上了騰飛的翅膀，而且能夠實現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研發，節約研發成本。當前，我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并建立了相應的研發機構，為促進企業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總體上看，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研發機構數量較少，研發動力不足、水平不高，難以滿足企業技術進步的需求。

據統計，到2001年我國2萬多家大中型企業中有研發機構的僅占25％，有研發活動的僅占30％，研發投入平均僅占銷售收入的0.76％，平均每個企業年研發投人為193萬元[3]，難以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的要求。因此，必須借助于產學研的結合，發揮聯合效應。

我們既要鼓勵企業在依靠自身技術力量的同時，通過多種形式與科研院所、高等學校開展合作，增強企業技術開發能力；也要鼓勵和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學校直接進入大中型企業或企業集團，成為企業的技術開發機構，也可以通過聯營投資、參股、控股或者兼并等方法實現與企業的聯合，促進企業逐步成為技術開發的主體。可采取的稅收支持政策有：

一是鼓勵企業與其他單位（包括企業、事業單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進行聯合開發，對技術要求高、投資數額大、單個企業難以獨立承擔的技術開發項目，按照聯合攻關、費用共攤、成果共享的原則，報經主管稅收機關批準后，可以采取由集團公司集中收取技術開發費的辦法。其中成員企業交納的技術開發費在管理費用中列支，集團公司集中收取的技術開發費，在核銷有關費用支出后，形成資產的部分作為國家投資，在資本公積金中單獨反映。

二是企業科研機構，包括研究所、技術中心等，直接用于科學研究、科學試驗的進口儀器、設備、化學試劑和技術資料，在新的免稅辦法下達以前可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和財政部、海關總署《關于修訂“科技用品報送進口免稅”的通知》的規定，免征增值稅，并享受減免關稅的各項支持政策。

六、完善激勵人力資本開發的政策

如果說，創新是企業技術進步的靈魂，那么，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則是創新的靈魂，是實現企業技術進步的根本。以教育和培訓系統為核心的國家知識傳播系統的宗旨，就是要為國家培養具有較高技能、最新知識和創新能力的人力資本。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了強調正規的學校教育外，還要大力加強職業培訓，逐步健全繼續教育（終生教育）制度，促進各類專業人員的知識更新與技能提高，以適應不斷創新的需要。政府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但同時也要利用市場機制，充分調動企業、個人及社會各界開發人力資本的積極性。這看起來與促進企業技術進步距離較遠，實際上更具有決定性作用，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為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對于人力資本開發，稅收方面的激勵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鼓勵民間辦學的稅收支持政策。鼓勵民間辦學是發展我國教育事業的一條重要途經，在我國現階段財政困難、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對于企業、個人和社會團體投資興辦的各種學校和培訓機構，可對其營業收入和所得予以減、免營業稅和所得稅的優惠。二是鼓勵社會捐資辦學的稅收支持政策。對企業、個人和社會團體向教育培訓機構和科研機構的捐贈，準予其按實際捐贈額在企業或個人所得稅前列支，而不必設置允許稅前列支的最高捐贈限額。三是鼓勵企業對在職職工培訓的稅收支持政策。

為適應新技術、新工藝的要求，企業培訓職工的任務繁重，適當提高允許稅前列支的職工教育費用的計提標準，已顯得十分必要。四是鼓勵個人對人力資本自我投資的稅收支持政策。一方面，實行對教育投入的直接鼓勵或照顧。在日益知識化的社會中，終生學習、接受終生教育，將成為一個人在社會中安身立命、謀求發展的必需條件，個人及被贍養人口的教育費用將成為一項重要的生計費用，并且其在生計費用中所占比重將日益提高。因此，在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時，應將教育支出作為生計費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制定扣除標準時予以充分考慮。另一方面，通過提高教育投入的回報率來激勵人力資本的自我投入。如通過對知識產權（專利權、著作權、非專利技術使用權等）轉讓所得或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予以低稅負優惠，直接鼓勵知識創新，從而達到鼓勵教育投入的目的。

七、增設低技術污染稅

人類越來越認識到，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僅在于提高經濟增長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全社會的福利水平。然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不僅破壞了人類的生活環境，危害了人類的健康，而且降低了經濟生產率——勞動力健康受損會降低勞動生產率，環境退化會降低許多由人類直接使用的資源的生產力。因此，針對目前我國普遍存在的技術水平低、生產工藝落后、高能耗、污染嚴重且大量重復建設的現象，建議一方面增設低技術污染稅，來引導企業改進或提高技術水平，積極倡導高技術、低能耗、高產出的新型生產方式，大力發展新技術產業，貫徹實施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另一方面，對有利于防止污染的投資活動應給予適當的財政支持。

至于污染稅的稅制設計問題，主要包括納稅人的認定、課稅基礎的選擇以及稅率的確定等幾個方面。首先，污染稅的納稅人應該是有污染物排放行為的污染性企業。其次，污染稅的稅基應該在污染物排放量、污染性企業的產量、生產要素或消費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數量等幾個方面選擇，其中最適當的稅基應是污染物的排放量。再次，污染稅的稅率可以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污染的機會成本不同而采取有差別的定額稅率，同時稅率不能定得過高，也不能固定不變。比如芬蘭根據燃料中碳的含量超過一定的標準來征收資源稅（即環境污染稅）。

另外，也可考慮對有利于減少和防止污染的投資活動給予一定的稅收和財政支持。這方面可以廣泛借鑒美國、日本、德國和中國臺灣的成功經驗。例如，美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對研究污染控制新技術和生產污染替代品予以減免所得稅。中國臺灣自1984年12月起，污染防治的研究與開發費用超過過去5年最高部分的，可以扣減20％[4].英國一直對用水及排放污水的服務設施免征增值稅。

八、完善稅收與財政支持政策的配套使用

在市場經濟國家，企業技術進步主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推動，但政府通過稅收與財政政策在科技進步方面的支持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在發達國家，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政府都有一個明確的產業技術政策，并通過研發補助金、委托費和政策性融資等財政手段配合稅收支持政策，確保產業技術政策的貫徹落實。根據經濟成長、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所處階段的不同，發達國家通過財政政策配合稅收政策對科技進步的支持范圍和手段也會有所不同。在經濟發展初期，財政政策一般主要通過補助金、開發委托費、政策性貸款和優惠稅收政策等形式重點支持主導產業的技術開發。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政府財政政策的重點主要轉向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政府通過資助各種基金會、研究院所和產學研聯合體等進行產業技術開發，并通過知識產權的轉讓，實現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在技術進步的產業化和規模化環節上，西方國家一般通過財政投入、政策性融資、引導風險投資、建立科研基金等財政政策與手段予以扶持和引導。總之，在西方國家，財政政策對技術進步的扶持和引導，一般都是以項目為核心，以客觀標準為尺度，實施非專向性補貼政策。

參考文獻：

[1]鄧體順。內外資所得稅并軌對外商直接投資無負面影響[J].新財富，2005，（5）：25—28.

[2]高昌林。中國基礎科研狀況：中小企業研發急需政策扶持[J].了望周刊，2004，（11）：54—55.

[3]張景安。關于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若干戰略思考[J].中國軟科學，2004，（9）：79—84.

[4]林瑞楠。環境污染的經濟分析與污染稅之課征[J].（臺）稅收研究，1988，（4）：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