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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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平均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財政經濟實力迅速增強，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不高，加之稅收結構變化滯后于經濟結構的變化，全國人均GDP和人均財政收支水平均較低，“兩個比重”逐年下降。隨著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公共品供求缺口不斷拉大、且顯性化，財政收入相對量的下降與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及其相應的財政支出責任范圍過寬的矛盾，使得各級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和縣級財政一直處于“緊運行”狀態。改革開放以來地區間財政經濟發展差距呈不斷拉大的趨勢，連續實行了十幾年的財政包干制，又形成了較為明確具體、穩定的地方既得利益，加之中央財力拮據，中央政府均衡地區財政經濟發展差距的能力較弱、阻力較大。由于長期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各利益主體之間的不合理、不規范、不穩定的責權關系一時難以劃分清楚，也制約了財政體制改革的進程和力度。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和法制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與之相適應，中國各級政府的公共財政職能、作用范圍及作用方式、收支規模與結構等也需要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來重新定位，作為中國政府間公共財政關系制度化表現形式的財政體制改革也應從這一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在上述條件下進行分稅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勞永逸，只能采取漸進式策略，先構造起分稅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在運行中再根據制約財政體制的各種因素的變化逐步完善，以降低或“分期攤銷”改革成本，減輕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震蕩。1994年推出并已運行了4年的分稅制改革方案，以劃分支出、劃分收入、分設稅務機構，實行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為主要內容，初步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分稅制體制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改革了包干體制下多種體制形式并存的不規范、不統一、不協調的狀況，為理順政府間責權關系邁出了關鍵一步。
（二）增強了政府財政籌資功能，明顯遏制了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趨勢
分稅制主要按稅種明確劃分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稅源，并分設國稅局和地稅局兩套稅收征管機構，分征分管，硬化了政府間資金上解、下撥的預算約束關系，在劃定的支出責任、稅源、稅權范圍內，各級政府當家理財、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壓力和動力明顯增強，提高了地方政府開辟財源及征稅的努力程度，減少了稅源流失，增強了財政的籌資功能，使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幅下滑的勢頭得到了遏制，扭轉了財政收入長期低于GDP增長甚至負增長的被動局面。
（三）調動了地方政府培養和開辟財源、增加收入的積極性，增強了地方財政經濟的自我組織、自我發展能力
分稅制改革是按照“存量不動，增量調節”的漸進式原則推行的，原屬地方支柱財源的“兩稅”劃作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后，采取了稅收返還的形式，確保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響。具體操作辦法是，以1993年為基數，按實施分稅制后地方凈上劃中央的數額，確定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基數。因此，1993年地方財政收入出現了超常增長。當年財政收入增長率大都在30％以上，超過40％的有13個省區，最高的青海省1993比1992年增長163.8％。在1993年超常規增長的基礎上，1994、1995、1996年分別比上年增長23.8％、20.9％、25.5％。這說明，分稅制極大地調動了地方各級政府開辟財源、嚴格征管、組織收入的積極性，把一些應收未收的財源潛力挖掘出來了。對零星分散的地方小稅也給予重視，如個人所得稅，1995年入庫稅款達131.39億元，比上年增長了80.8％；農牧業稅1996年達369.5億元，比1993年的125.7億元，增長了194％。同時，各地對企業欠稅也進行了認真清理，遏制了欠稅逐年攀升的勢頭，促進了公平稅負、平等納稅的財稅環境的形成。
（四）建立了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財力初次分配制衡機制，增強了中央財政的主導地位和宏觀調控能力
在政府間財源初次分配環節，按照中央財政主導地位原則和效率原則，把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大宗、穩定、稅源充沛的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并分設稅務機構，徹底打破了包干體制下中央與地方在稅收征管上的“委托”關系。按照方案設計，在中央收入與地方收入同步增長的情況下，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將按照年遞增0.8—0.9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原設計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60％左右，中央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約為40％，轉移支付量約為20％。實際執行結果是，1994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7％，1995年為52.2％，1996年為49.5％，高于改革前的1993年25—27個百分點。說明在全國財力分配格局中，中央直接控制的部分明顯增大。中央財政的主導地位還可通過各省區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中央對各省區的財政補助額占各省區地方財政支出額的比例）反映出來，分稅制前的1993年，有17個省區需要中央財政補助，而分稅制后則有24個省區需要中央財政補助或財政轉移，即使是沿海比較發達的省區，也都由中央依賴地方型變為地方依賴中央型，如山東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為38.4％，廣東為28.3％。最為明顯的是上海，分稅制前中央對上海的財政依賴度為87.5％，分稅制后中央財政不僅不依靠上海，反過來上海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為10.9％。
（五）在促進產業結構合理調整、政府經濟行為合理化和“兩個轉變”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分稅制把來自工業產品的消費稅的全部和增值稅的大部分劃歸中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盲目發展高稅率產品的傾向，對過去難以解決的爭上小酒廠、小煙廠、小棉紡廠等重復建設問題，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同時，分稅制把同農業有關的稅種和來自第三產業的稅種劃歸地方，有力地調動了地方發展農林牧漁業和第三產業的積極性，加大了對第一、三產業的資金投入。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分稅制后全區把特色農業財源開發擺在首位，與1990年相比，1995年全區農業稅收增長了2.79倍，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了2.33個百分點。山東省1996年直接來自農業的財政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比1993年提高了3個百分點，來自第三產業的財政收入提高了12個百分點。從全國的情況看，實行分稅制后，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和投資行為已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各地普遍根據分稅制后的財源結構和本地實際情況，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政府投資的方向有逐漸向農業、基礎產業、服務業和地方的優勢產業轉移的趨勢。“圍繞財源抓經濟，圍繞效益抓財源”已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共識，促進了經濟建設和財源建設向依靠科技進步、低投入、高效益的方向轉變。
（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財政資金供給范圍的合理調整和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
按市場經濟原則和公共財政原理進行的分稅制制度創新，相對于財政包干制而言，從目標方向上明確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及行為方式，初步廓清了政府與微觀經濟單位之間以及政府內部上下級之間的責權利邊界，企業照章納稅、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同時稅種、稅源按體制劃定的標準分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各級財政預算的財力來源、規模約束明顯增強，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責任明顯加重，在財力硬約束下，促使各級政府尤其是財政經濟能力相對較弱的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范圍和重點向剛性較強的公共產品領域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結構的優化和財政資源配置效率效益的提高，有效地促進了政府財政經濟行為的轉變。從宏觀上看，分稅制的上述基本導向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政策效果已經并將繼續顯現出來。
（七）促進了國企分配關系的規范化，有助于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現代企業制度對財稅體制的基本要求是稅負公平、照章征稅、平等競爭、優勝劣汰。在多種形式的財政包干體制下，稅權尤其是減稅免稅權相對分散，地區間為爭奪項目、資金、技術、人才等而展開的不合理的稅收競爭愈演愈烈，扭曲了要素的相對價格以及政府與企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分配關系，弱化了企業的財務預算約束。分稅制后，作為稅收收入主體部分的流轉稅，其大頭上劃中央，中央稅由國稅局征管，稅權相對集中，這就杜絕了地方政府減免中央稅和共享稅的可能，而地方稅又與地方財政收支平衡掛鉤很緊，多收多支，少收只能少支，不得留有赤字，各地自定的若干稅收優惠政策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不少已自生自滅，各地政府長期靠不適當地競相降低稅負、減免稅來吸引資金、項目和扶持企業發展的做法已經得到有效遏制。政府分配關系已開始步入企業照章納稅（消費稅的全部和增值稅的75％歸中央，企業所得稅按企業隸屬關系分別上繳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稅后利潤按出資者比例分配、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軌道。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扶持轉向主要依靠調整國有投資方向和投資收益分享比例來實現。總之，分稅制淡化了政府與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規范了政府分配行為，不僅進一步規范了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而且公平了各類企業的稅負，凈化了企業的財政稅收分配環境，促進了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對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八）在整合政府財力分配渠道，規范政府分配行為，強化稅外財政收入的籌集、分配使用和監管，促進政府財政預算的統一性、完整性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分稅制后，納稅人（繳費人）要求政府分配行為的規范性、合理性，社會各界包括各級政府要求預算分配的完整性和統一性的呼聲越來越高，當自己的家，理自己的財的主體地位比任何時期都更為明確。適應分稅制后公共財政發展的客觀要求，國務院于1996年7月作出了《關于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的決定》，重新界定了預算外資金的性質和范圍，將地方財政部門按國家規定收取的各項稅費附加，從1996年起納入到地方財政預算，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不再作為預算外資金管理；將養路費等13項數額較大的政府性基金（收費）收入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將各部門、各單位的預算外資金收支按不同性質實行分類管理，各部門、各單位要按規定編制預算外資金收支計劃和單位財務收支計劃，并報同級財政部門，對預算內撥款和預算外收入統一核算，統一管理。這就打破了長期以來預算外資金的所有權、管理權不變的界限，還所有權于國家，還監管權于政府財政，同時采取措施治理制度外“三亂”，促進了公共財政的完整、統一、規范。
（九）縮小了各省區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差距，財政體制的均衡功能有所增強
分稅制是國家的地區發展政策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它對地區間財政經濟發展差距的均衡作用主要體現在：（1）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總體相對差距縮小。1993年，中國各省區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相對差異系數為87.4％，1994年下降為80.3％。1993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之比為14.4倍，1996年為14.2倍。這表明實行分稅制后中央集中的財力相對增多，使得各地區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總體相對差距縮小。但目前各省區之間的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總體相對差異系數仍然很大，尤其是最富與最窮的省區地方人均財政收入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相當懸殊，還有待進一步縮小；（2）高收入地區財政收入能力指數（指不同省區人均財政收入相當于全國人均財政收入水平的比值）下降幅度較大，如上海由1993年的416.5％下降為1996年的350.0％，天津由187.8％下降為148.0％，遼寧由122.8％下降為91.0％，廣東由122.2％下降為122.0％。這說明，與包干制比較分稅制對高收入地區的收入調節功能有所增強。當然，財政收入能力指數在地區間的差距仍然較大，低收入地區這一指數仍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如最低的貴州1994年為20.8％，1996年上升為25％；（3）實行分稅制后，轉移支付在均衡地區間財政經濟發展差距方面的功能有所增強。
（十）促進了理財觀念的轉變
分稅制初步理順了政府間的責權關系，在政府間以及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初步建立了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各得其利的約束機制和費用分擔、利益分享和歸屬機制，促進了理財觀念的轉變。樹立了自力更生過日子的觀念，增收節支保平衡的觀念，圍繞財源抓經濟、圍繞效益抓財源的觀念，公平稅負的觀念，依法理財、依法征管的觀念，財政分配和調控的整體觀念，分稅制后各級財政重新確立本級財政在本級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職能和地位，預算內外財力規模與結構趨于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