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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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還是一位杰出的國際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關注國際風云的變幻，以一個國際戰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戰略思想。這一思想對建立新中國、捍衛獨立主權、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對于我們科學分析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制定21世紀的中國國際戰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國際戰略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可以概括為“2731體系”，即由兩種理論、七項原則、三大靈魂、一個支點四大要件構成。

一、兩種理論

中間地帶理論和三個世界理論是支撐國際戰略思想這座大廈的兩塊磐石，是我們理解國際戰略思想的先導。

（一）中間地帶理論。1946年，由于美蘇戰略目標相左，導致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戰時同盟關系不復存在，讓世人倍感新的戰爭即將爆發。而國內有美國撐腰的企圖借此與共產黨一決雌雄，內戰迫在眉睫。此時，中共面臨巨大壓力，不僅黨內外有人產生了悲觀情緒，而且國際上有人希望中共與國民黨妥協，以免由此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精辟分析了時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間地帶理論。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因此，受到現實威脅的不是蘇聯，而是處于美蘇之間的國家和人民以及美國人民。據此，號召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爆發后，對中間地帶理論又有新的認識，形成了新的中間地帶理論。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反映了帝國主義國家以反共產主義之名行爭地盤之實，“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在這里，把“中間地帶”明確分為兩個部分。1964年，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各種矛盾特別是美、法矛盾越來越尖銳時，《人民日報》1月21日發表的社論在闡述上述思想時，明確把兩部分稱為第一中間地帶和第二中間地帶。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日本、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我們要依靠第一中間地帶，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團結第二中間地帶力量，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同盟者。由此可見，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質是：根據形勢的發展，不把帝國主義世界看成鐵板一塊，對其各個不同組成部分予以區別，以便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中間地帶理論是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第一個比較明確系統的國際戰略理論，它為中國也為其它弱國、窮國和中小國家正確處理對外關系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二）三個世界理論。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是以二戰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為前提的。經過一段和平發展后，這個體系已經發生質變。一方面，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國力迅速提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中蘇兩黨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識形態上的論爭導致兩國關系破裂，使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特別是，戰后廣大亞非拉民族國家紛紛誕生，并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些變化說明，國際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組，需要對國際格局進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明確完整地提出三個世界理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鄧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時，全面闡述了的三個世界理論，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三個世界理論把蘇聯列入第一世界，這既是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深刻揭露，也是對蘇聯國際地位的重新確定。這一理論肯定了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地位，并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從而為中國找到了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的戰略地位。尤其是，這一理論把日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劃入第二世界，指出它們同霸權主義國家既有聯系又有沖突，從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國家的本質特征，極大地增強了國際反霸力量。由此可見，在建構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國際戰略時，已經放棄了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為標準的舊模式，這不僅使中國逐步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困境，成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為中國后來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項原則

（一）國家利益原則。眾所周知，在國際社會中活動的主體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國家主權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國家主權的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因，成為國家對外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上，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堅定不移地站在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的原則立場上。在國家交往中，既尊重別國的主權，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又堅定地維護國家的尊嚴，維護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允許別國干涉中國內政，決不拿國家利益作交易。“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曾如是說。這從當年果斷作出抗美援朝決策、拒絕赫魯曉夫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實施“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可見一斑。在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斗爭中，既堅定國家利益至上，又旗幟鮮明地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

（二）和平共處原則。歷來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應當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在和平共處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關系，并提出了共產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不是誰戰誰的問題，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長河中不斷合作的問題。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向世界宣告：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愿意同任何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于1953年12月接見印度代表團時代表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原則”。1957年，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會議上說：“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為說明不同社會制度能夠和平共處，長期合作，從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來源進行分析。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不僅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還有來自英美法等國的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等。作為二戰后國際強權政治、冷戰共處的對立物，和平共處原則反映了中國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發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國際關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許多重要國際會議上和一系列國際文件中不斷被引用或重申，并成為中國實現和平與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

（三）反霸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并把反霸視為重中之重，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為。強調：“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次生動的反霸行動，三個世界理論更是體現了反霸的鮮明態度。之所以把美蘇看作第一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蘇都企圖稱霸世界，都想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勢力范圍，并欺侮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只有反對霸權主義，才能實現國家主權平等，才能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權、生存權、發展權。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就是維護人權和國權。

（四）對外開放原則。深受辛亥革命影響并得到陶冶的，在青年時代就深感閉關鎖國對中華民族的極大危害，因而力主對外開放。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對外開放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構件。第一，他明確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第二，他科學闡述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一是“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二是我國處在一窮二白的狀況。尖銳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甚至認為沒有美國的支持中國的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