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存實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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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葉齊華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家庭暴力研究

女性主義提出：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最好采用多元化的社會研究方法，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優于單一的方法，因為它們能使研究者在社會的框架中聯系過去和現在，進行“數據收集”和實證研究，幫助研究者盡可能地尋求研究答案⑦。采用什么樣的方法與研究者具體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緊密相關⑧。通過文獻調研，筆者發現我國家庭暴力研究比較傾向于對它的普遍性（或發生率）的研究，通常較少將這種暴力與具體的社會性別、丈夫與妻子在家發生沖突的行為和經歷的比較、虐待的影響等方面聯系起來進行研究⑨。因此，本項研究目的在于調查中國家庭暴力問題，主要針對中南地區。具體目的是調查丈夫和妻子如何使用和經歷精神暴力（作為家庭暴力中的一種類型）；調查精神暴力形式；丈夫和妻子如何使用詞語和非詞語虐待行為；調查精神暴力對受害者的影響；調查夫妻間的精神暴力是否存在社會性別不平等問題；調查是否精神暴力在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家庭中發生迥異。根據研究目的和問題，筆者采用定量和定性兩種方法探討發生在夫妻間的精神暴力，具體使用自填式問卷和深度訪談法完成數據采集。

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筆者前往湖北省武漢市、荊州市和孝感市完成問卷數據的收集。收集數據情況簡述如下?？偣舶l放270份自填式問卷，收回232份問卷（85．9％），女性答卷128份，男性答卷104份，被調查者均已婚。在232個總樣中，156位（67．2％）取樣于武漢，51位（22％）和25位（10．8％）分別取樣于荊州和孝感。采用非概率方便抽樣法完成定量數據收集。筆者在武漢通過兩種途徑：單位網絡和滾雪球法收集訪談數據（53人），其中包括8對夫妻和37位個人（35位女性；18位男性）。51位被訪者已婚，兩位年輕女性未婚，但她們從事婦女研究工作并愿意參加筆者訪談調查。53位被訪者中，有11位從事婦女和家庭研究工作。在訪談過程中，筆者采取單獨式采訪，即便是夫妻。無論是問卷調查的對象還是訪談對象的年齡均在24－63歲之間，他們出生于40、50、60和70年代，絕大多數的被調查者的年齡在30－49歲之間，被調查者來自不同的工作崗位，有教師、干部、律師、醫生、記者、警察、非技術工人、銷售員等等。在被訪談者（53人）中，有12人（23％）無正式工作。同時，他們的學歷也不盡相同，涵蓋研究生、本科、高中、中專、初中等層面。

調查問卷設計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被調查者的個人情況及他們配偶的個人情況組成，問題涵蓋年齡、性別、學歷、職業、婚姻狀況等多方面。第二部分由55個封閉式問題構成，問題涵蓋具體的家庭問題，如夫妻間的沖突、精神暴力的行為、經歷和影響及對待婚姻的態度。這項研究主要采用開放和主題式問題的深度訪談方法。訪談前，一些與夫妻婚姻生活、他們的家庭行為等相關主題問題構建了訪談框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1）積極或消極地對待婚姻和婚姻質量觀；2）日常生活和沖突中的夫妻詞語和非詞語行為交流；3）消極交流行為產生的影響、結果等。其次，半結構式訪談為輔，以便訪談順利進行（避免訪談者初始的靦腆和無家庭暴力史等），準備了10個問題和3個情景小故事。10個問題主要與夫妻在家里的具體行為相關（如：嘲笑、第三者），并涉及傷害、威脅、情感等方面。而3個情景小故事講述了夫妻在家的無交流、使用／經歷語言暴力及丈夫有第三者事件。筆者采用定量和定性數據分析法完成全部問卷和訪談數據分析。針對問卷調查數據，使用SPSS進行分析，目的在于快速準確獲得定量數據（結果）；針對訪談數據，使用主題編碼（TopicCod－ing）進行分析，將多種觀點和實際相連，定性數據分析不是簡單的數據分析，是一種分析化的研究活動，使研究者在分析（編碼）過程中認識和思考他們的發現，能創建或盡早認識研究問題。當編碼數據過程中的各種主題研究問題顯現，編碼數據（主題）之間的相關性同樣也凸顯?？偠灾瑪祿治鲈谘芯窟^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步驟，通過一定的分析法分析數據，有助研究者探討和解釋社會現象及問題瑏瑠。

通過本項研究，一些新的發現被認知，例如：發生在中國夫妻間的精神暴力中存在社會性別不平等差異；精神暴力發生在各種類型家庭，即精神暴力的發生率在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家庭中沒有明顯差異；本文揭示了詞語虐待對男女受害者的情緒有極大影響，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健康將受到威脅，特別是女性受害者，家庭暴力阻礙她們的生存與發展。這些新發現不同于過去的研究，或許能給其他研究者新的啟示，有助未來家庭暴力問題研究發展。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中西方學者界定精神暴力均體現在兩個層面。一種是身體暴力影響受害者的精神或情感，另一種是非身體暴力或非肉體傷害的“純”精神暴力瑏瑡。前者意味著身體暴力給受害者留下精神創傷，引起焦慮和其它精神癥狀及交際困難等，受害者不僅經歷著身體暴力傷害，而且也經歷著因這種暴力所產生的精神傷害瑏瑢。后者是侵犯受害者人格而不是他們的肉體，這種形式的暴力被界定為“純”精神暴力，如言語侮辱和情感剝奪等多種形式瑏瑣。筆者的研究主要涉及這種“純”精神暴力（非身體暴力）形式，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討論詞語虐待對受害者影響的結果與發現。

1．詞語虐待和情緒影響

訪談數據顯示，被調查者（主要為女性，只有一名男性談及此問題）表述在夫妻沖突中，當她們遭受詞語虐待（如臟話虐待）時，具有強烈的情緒感受。例如：被訪妻6瑏瑤作為一名精神家庭暴力受害者說道：每當經歷前夫的辱罵和叫喊時，她非常的憤怒并感到遭受威脅而懼怕，由此她不得不地沉默。被訪妻4瑏瑥同樣說道：當丈夫使用臟話辱罵她時，她感到非常憤怒和羞辱。而女被訪者4瑏瑦講述了她的感受：當遭受前夫的謾罵時，她深感羞辱，立即關窗關門，女被訪者2瑏瑧也有同樣經歷，在夫妻沖突中，當丈夫使用臟話辱罵她時，她非常憤怒。以上四例訪談數據顯示，在夫妻沖突中，丈夫通常辱罵妻子，而妻子則是詞語暴力的受害者。每當妻子遭受丈夫的辱罵時，她們均表現出極強的情緒感受：憤怒與羞辱。另外三例訪談數據顯示如下：女被訪者8瑏瑨描述：丈夫是一個道德敗壞的人，對我經常使用下流的語言，不堪入耳。每次當他罵人時，我就非常反感，感到氣憤，因那些語言都是辱罵女性生殖器等等。女被訪者10瑏瑩難受地講述：……我和丈夫之間發生沖突的起因是他把家里的錢（過生活的）拿去打麻將賭博，我讓他不要這樣，停止這種不良行為，由此，他就甩刀直接砍到我的下身，用非常下流的語言傷害我，……他的如此行為使我非常的悲傷，因為我是一個殘疾人，沒有拐杖我無法站立。被訪夫1瑐瑠說：……因當時的特殊情況（），工作分配使我們夫妻兩地分居，妻子在外地，自己在武漢，由此，我們只能通信聯系。妻子想調回武漢，但暫時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她寫信罵我，我無法忍受，想離婚，但迫于社會壓力及家庭職責（女兒已出生），我只得忍受，……后來妻子調回武漢工作，雖然我們沒有分居，生活在一起，但她仍然愛罵人，如果她工作不順心，脾氣就壞，如果不順著她，她就會吵罵，我感覺痛苦、忍耐。為了不吵架，我基本不呆在家里，主要在外忙工作，這樣得以讓婚姻維系20年。以上后三例訪談數據分別比較詳盡顯示詞語虐待行為、原因及影響。女被訪者8講述了她當遭受丈夫辱罵時所獲感受（反感與氣憤），同時，她還具體地描述她的丈夫是如何辱罵她的，那些詞語都涉及女性的生殖器官。女被訪者10和被訪夫1均具體描述了配偶辱罵他們的誘因（反對賭博、分居與調動工作），同時也表示了他們遭受配偶語言虐待的感受（悲傷、痛苦與忍耐），特別是女被訪者10作為一名殘疾人不僅遭受丈夫的詞語虐待，還遭受他的身體暴力侵害?？偠灾?，定性訪談數據揭示：辱罵作為精神家庭暴力的一種形式對受害者造成很大的傷害影響，他們均表示當遭受來自配偶的詞語虐待時，感到非常憤怒、傷心、羞辱、痛苦、忍耐等等。這種影響結果同樣也反映在問卷調查數據中。表1（a）顯示在夫妻沖突中，因一方（施暴者）使用臟話會影響到另一方（受害者）的情緒：憤怒、悲傷和侮辱。在這三種影響中，“憤怒”占第一位。例如：52．3％（92／176）的被調查者表示當遭受配偶臟話虐待時，他們感到非常“憤怒”。就“悲傷”而言，22．7％（40／176）的被調查者說他們有這種情緒。9．1％（16／176）的回答者表示面對臟話虐待，他們感受“侮辱”。根據調查結果，我們發現被調查者在沖突中經歷臟話虐待時極易憤怒，比例高達50％以上。由此推論，臟話行為（詞語虐待）影響受害者的情緒。表1（b）顯示男人／丈夫和女人／妻子對臟話虐待的情感反應或多或少有點差異。例如：就“憤怒”選項，54．3％（50／92）的女性和50％（42／84）的男性分別選擇“是”，女性回答高出男性回答的4．3個百分點。就“悲傷”選項，22．8％（21／92）的女性被調查者報告了臟話虐待引起她們悲傷，而22．6％（19／84）的男性被調查者也報告了他們有這種感受。這項男女回答結果基本沒有差異，女性的百分率僅高出男性百分率的0．2各百分點。最后，9．8％的女性（9／92）和8．3％（7／84）的男性回答說他們在遭受臟話虐待時，感到受“侮辱”，前者的百分比高出后者的百分比1．5個百分點。定量調查結果首先顯示無論是妻子還是丈夫，他們對待沖突中配偶使用臟話行為具有很強的情緒反應，通常他們會憤怒、悲傷和受侮辱。其次顯示在夫妻經歷臟話虐待所產生的各種情緒中，或許存在男女性別差異。定量調查結果與定性訪談結果吻合。

2．分析與討論

眾專家學者提出：家庭暴力可視為一個健康問題瑐瑡，因為家庭暴力導致受害者遭受生活、工作、情感、人格、健康、自尊等問題影響。尤其是精神暴力作為一種隱性的傷害，嚴重影響受害者的身體和精神健康，從而出現許多問題，如受害者甚至走極端：自殺。正如以上數據所示，在夫妻沖突中，施暴者使用的詞語虐待（如臟話）非常影響受害者的情緒。定量結果顯示無論是妻子還是丈夫均對來自配偶的詞語虐待非常敏感，他們的情緒感受極強：憤怒、悲傷和羞辱，而且女性的百分比率均略高于男性的百分比率。而定性結果也顯示妻子是遭受詞語虐待的主要受害者，在丈夫的詞語虐待中，她們的情緒受到極大影響，憤怒、痛苦、悲傷。由此可推，女性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遭受這種暴力侵害的可能性將大于男性，不利她們的生存與發展。情緒與神經活動緊密相連，它是行為、生理、主觀和認知的結合，屬于自發性，而不是有意識的作用瑐瑢。因此，家庭暴力引起的“憤怒”、“悲傷”、“焦慮”等等情緒，并不是人們愿意經歷的，這類情緒通常是人們極想控制和避免的。但在家庭暴力這種特定的情況下，受害者無法控制它們，因為施暴者主宰著一切（正如以上數據顯示）。眾所周知，良好情緒有助于人們健康，而消極情緒則影響人們健康，情緒與人們神經系統緊密相關聯，消極的情緒會影響它們的健康瑐瑣。所以，由詞語虐待，即精神家庭暴力引起的“憤怒”、“悲傷”、“羞辱”等情緒將嚴重影響受害者的生活質量，也包括施暴者，因為他們在施暴的過程中，自己的情緒同樣處于不利健康的消極狀態，害人又害己。Ekman瑐瑤釋義：憤怒快速影響身體變化，它的癥狀反映在心跳過快和血壓升高。憤怒是造成患心臟病的危險因素之一，甚至激發危脅生命事件的發生，如突發心臟病、腦溢血等等。定量數據結果已顯示當受害者經歷詞語虐待時，“憤怒”情緒的百分率非常高（52．3％，2／176）。女性被調查者（54．3％，52／92）報告的百分率高出男性被調查者（50％，42／84）的4．3個百分點。定性訪談數據也顯示當被訪女性遭受丈夫的辱罵時，她們的情緒變化主要為“憤怒”。顯而易見，詞語虐待威脅妻子的身體健康，因為她們的生活被丈夫虐待陰影所籠罩，從而影響她們的生存與發展。Ekman還指出：悲傷導致對人們身體的長久傷害。假如一個人經歷著悲傷，她／他會感到無助，這將影響她／他的神經紊亂，如精神恍惚。定量結果顯示，20％的女性和男性被調查者分別報告在經歷詞語虐待過程中，他們感到“悲傷”。被訪談者（主要為女性）講述在遭受丈夫辱罵時，她們深感悲傷，而無助。如面對丈夫的辱罵，被訪妻6只好沉默，女被訪者4只好關窗關門。在訪談過程中，由于女性受害者長期遭受如此家庭暴力的傷害，造成她們具有這類消極情緒，從而影響到她們的正常生活。在與他人交談中，她們常常表現出精神恍惚，如女被訪者4、8和15在訪談中，常常不知道自己講述遭遇家庭暴力的經歷說到哪兒。家庭暴力造成這種“悲傷”的消極情緒危害受害人的生命，特別是女性作為詞語虐待的主要受害者，因為悲傷，她們會感覺無助，處于精神恍惚狀態，隨時有可能發生意外事件。Tiedens和Leach瑐瑦強調：受侮辱的感受會使受害者感到痛苦，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尊重。受侮辱的消極情緒直接影響到個人自信心和自尊，導致他們自認為不如他人，也許走極端：自殺。受“侮辱”的情緒已反映在本項研究的定量和定性調查結果中。如9．1％的男女被調查者報告當遭受配偶臟話虐待時，深感“侮辱”。而被訪談者均敘述當遭受丈夫的詞語虐待時，她們感到羞辱，特別是那些詞語往往與女性生殖器官相連，女性的尊嚴受到摧殘。女被訪者2的丈夫辱罵她：“如有一個男人與你一起睡覺，我都不介意”、“我幫你找一個男人”，這些下流的語言傷害了她，她感覺自己好像不如一件物品，丈夫拋棄自己好比“扔一件舊衣服”。昔日相愛的丈夫居然說出這類話語，怎能不讓妻子痛苦。由于妻子處于這種被羞辱的生活之中，她們的健康將無法避免遭受嚴重威脅。鑒于數據分析，我們發現詞語虐待作為精神家庭暴力的一種形式影響受害者的情緒，威脅著他們的身體健康。特別是女性受害者的身體健康或許比男性更易遭受到威脅，因為她們是這種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而且她們的消極情緒的產生直接與丈夫的詞語虐待關聯。同時，我們還發現夫妻使用／經歷詞語虐待迥異，即存在社會性別不平等差異問題。那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差異的存在呢？首先，從歷史角度分析，“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代代相傳，今天的人們仍然認可這種觀念。根據一項2001年中國婦女地位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全職婦女）每周平均做家務21小時，而男性則做8．7小時瑐瑧，女性操持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十幾個小時。根據國家最新中國婦女地位調查統計，72．7％的已婚者認為，與丈夫相比，妻子承擔的家務勞動更多。在休息日，女性的休閑時間為240分鐘，而男性為297分鐘瑐瑨。調查結果表明今天的女性仍然不能擺脫繁重的家務勞動，雖然她們與男人一樣在外也承擔著工作，肩負養家糊口的責任，她們實際承受著雙重壓力，婦女并沒有因為具有外出工作的權力，擁有相對獨立的經濟，而獲得家庭解放瑐瑩。“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已不符合時代要求，家庭內外事務需要夫妻共同承擔，丈夫需要為妻子分擔家務，而妻子同樣需要為丈夫分擔社會壓力（事實已如此）。然而，比較遺憾的是“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在人們腦海中根深蒂固，男人在家的地位明顯優于女人，如果妻子不能服從或者建議逆耳（如女被訪者10的講述），丈夫作為男人當然就會對妻子施暴（如叫喊、辱罵），而妻子作為女子被迫遭受暴力，由此影響她們的情緒：憤怒、悲傷、羞辱，導致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水平低下，不利她們的發展。從社會角度分析，“男人優于女人”觀念深深根植于人們的思想。人們通常以社會性別觀識別男女群體特征，認為女人在家和社會的地位從屬瑑瑠，這種針對男人和女人的鑒別方式不是基于他們的生物或自然特性，而是以社會特性鑒定瑑瑡。因此，“社會性別”（gender）術語貫穿我們的全部生活，它相對于“性別”（sex）術語。這兩個術語含義完全不同，前者是由社會建構的，意指女性特質／氣概（Femininity）和男性特質／氣概（Masculinity），而后者基于生物或自然特性，意指女（Female）和男（Male）?？傊?，如前所述，人們偏愛持“社會性別”觀辨識自己身邊的人，如朋友、同事、同學，鄰居、路人，也包括家人等等。社會性別觀滲透我們整個社會，如政治、法律、教育、婚姻與家庭、就業、醫療、福利等等方面?，F實生活中，男女間社會性別不平等問題隨處可見，如數據顯示，包括與配偶聯名在內，女性有房產的比例為37．9％，男性為67．1％瑑瑢。這一結果折射出社會賦予男性更多的權力和機會，在財產擁有上也占絕對優勢，男性明顯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高于女性。由于社會性別觀的影響，在當今社會，女性與男性相比，依然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尊重。例如：她們不能享有與男人均等的工作權，如反映在就業、收入、退休等諸多方面。以就業而言，針對女性情況不容樂觀，因為她們與男人相比較難找到工作。據女性生活藍皮書報告，56．7％的被訪女大學生表示在求職過程中感到“女生機會更少”。19．1％的女大學生表示在找工作的面試中曾遭到用人單位面試人員的社會性別歧視瑑瑣，在現實招聘廣告中體現性別歧視語隨處可見一斑：招聘……，男士優先瑑瑤。這類招聘廣告充分反映出社會對女性的不公和輕視。崗位聘用應視能力而定，怎能以“社會性別”識別男女群體特征而聘用呢？在社會中，男人與女人應該享受平等的工作權。再以退休而言，退休政策同樣顯現出男女不平等，前者退休年齡（55－60歲）高于后者退休年齡（50－55歲）。即使國家組織人事部門出臺相關規定，如縣處級女干部和女性高級專家可以推遲至60歲退休。某些地方政府，如深圳正在擬定實行女性彈性退休制度，可延長退休年齡瑑瑦。從表面層面來看，我們認為這類政策似乎提升了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其實深層理解，我們發現這類政策的制定依然基于認可男女社會性別差異的觀點：“男人優于女人”，決策人始終無法將女性與男性置于同等水平對待，因一“可以”、“彈性”和“可延長”詞語，隨之執行者理所當然地會偏向優先考慮男人，而封殺女性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作用。根據針對女性的這類政策，試想為什么不能擬定實行男性彈性退休制度，可提前退休年齡呢？為什么不能制定男女享有同等彈性退休制度和同等年齡退休權呢？正是因為社會賦予男性／丈夫更多和更大的機會，導致女性／妻子的經濟收入與男性有很大差距瑑瑧，女性過早地失去在社會中應有的顯性作用瑑瑨，妻子當然容易被丈夫輕視。男女之間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影響女性在婚姻與家庭及社會地位低下，從而使她們易于遭受家庭暴力的侵蝕，男性／丈夫為使妻子服從，可以任意對妻叫喊與辱罵，實證調查顯示。從文化角度分析，人們崇尚“男人優于女人”和“男尊女卑”等傳統觀念，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不能享有類似的生存權。自從我國在城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30多年以來，許多夫婦期盼生男孩（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因此，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和非醫學需要的人工終止妊娠孕育而生，導致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男性持續走高瑑瑩，還未出世的女嬰（女性）生存權就這樣被剝奪。受“夫貴妻榮”文化影響，某些女性高調詮釋“拜金”主義，如“寧愿坐在寶馬車中哭泣，而不愿坐在自行車上微笑”，“學得好不如嫁得好”，她們寧愿依附男人，而不愿自強自立瑒瑠，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她們隨時都會被男人拋棄，各種實例不勝枚舉。今天，某些女性所推崇的“拜金主義”和“有條件”婚戀等觀念恰好反映出女人的地位在現實生活中與男人相比仍處于劣勢，如就業困難、退休早于男性，她們“不得不”依附男人，似乎無可厚非。正是這些觀念的影響，男女不能享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所以，妻子在家易于遭受來自丈夫的各種形式的暴力（如詞語虐待），反之丈夫在家易于對妻子施暴。在男性的內心深處，或多或少認為或適應女性應天生地服從與依附他們，他們具有家庭掌控權（以上實證數據顯示），這一切是歷史、社會與文化所賦予他們的“特權”。

綜上所述，歷史、社會與文化建構的“社會性別”觀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學習與工作。由此男女社會性別不平等差異滲透于我們社會的方方面面，如家庭暴力。因為歷史、社會和文化賦予男性更多的權力，他們天生感覺自己優于女人。所以，在家庭中，男人／丈夫希望支配與掌控自己的女人／妻子，因不愿被人說自己像個“娘們”，如果妻子違背了他們的意愿（不順從），他們就會行使自己的“特權”：對妻施暴。實證調查數據已顯示在沖突中，妻子是丈夫施虐詞語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詞語虐待會引起受害者消極情緒（如憤怒等）的變化，因此，她們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面臨嚴重威脅，不利和阻礙了她們的生存與發展。為此，我們不能忽視家庭暴力這樣一個社會問題、一個社會性別問題和一個健康問題，需要給予女性特別的關注和援助，必須采取一定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家庭暴力，保護女性。具體措施如下：1．加強教育，提高社會性別平等意識通過各種途徑，如媒體、教科書等，加強對全民進行提高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在社會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我們都應從人人平等的角度考慮，促進他們的生存與發展。不要將生理性別差異納入到生存、就業、教育、選舉等方方面面中，制定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律，男女共同建設和諧社會。社會性別平等是我們美好生活的保障。2．家和萬事興，構建和諧社會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秩序良性循環的必要基礎。中國幾千年文化傳承：家和萬事興。因此，我們要大力宣傳家庭中的互敬互愛，尊重每一個家庭成員，任何一位家庭成員不能以強勢控制（暴力）和剝奪他人的平等生存權，不利個人發展與家庭和諧，不利和諧社會的構建。3．普及衛生常識，消除家庭暴力通過舉辦一些講座，普及家庭暴力影響受害者（包括施暴者）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知識，讓民眾認知家庭暴力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健康問題。不能錯誤認為是施暴者的一種情緒的宣泄，而他的如此行為是對他人的一種嚴重傷害，特別是一種精神傷害，這樣的傷害是永久性地、無法愈合地，將會導致不可預知的結果，如疾病、自殺或對兒童未來的不利發展等。使每位公民認知消除家庭暴力是自己的職責，每個人做到拒絕暴力，家庭與社會生活將美滿。4．增強援助，保護受害者以便杜絕暴力慘案的發生，各個機構組織應增強對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多方位的援助，例如：心理咨詢、法律援助、建立庇護場所、醫療救治，保護每一位受害者。特別是研究家庭暴力的工作者，應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扎扎實實地進行調查研究，為政府提供有效調查數據，使政府能夠制定更好的、符合男女民眾利益的政策和法律，有助社會發展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