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區位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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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跨國公司在華的直接投資一直呈現出較快的增長，我國已連續9年成為吸收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但在看到總量增多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空間分布差異較大，這就說明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在華的直接投資有著重大的影響。

概述

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有海默（Hymer）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內部化理論、弗農（Vernon）的產品壽命周期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除了鄧寧的理論將區位作為重要的子因素考慮外，這些理論的共同缺點均是只從跨國公司內部的條件出發去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條件而忽略了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這種單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頗。理論與實際都需要我們從東道國的區位因素出發來重新審視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至今有關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主要有：

一是鄧寧（Dunning）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內含的區位要素。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主要說明了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選擇，認為只有當企業同時具備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的時候才可以選擇對外A接投資，若只具備所有權優勢及內部化優勢則可選擇許可貿易方式，若僅具備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選擇出[J方式。但在鄧寧基本理論的框架下仍隱含著重要的區位思想，他的理論把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分為：

第一，市場因素，主要為市場規模、市場增長、市場的格局及顧客的類型。

第二，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壁壘及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心理距離等。

第三，區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等。

第四，投資環境，包括涉及外國投資的政策法規的優惠程度，關于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及金融貨幣的穩定性等。2000年，鄧寧又在“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發表了“TheEclecticParadigmasanEnvelopeforEconomicandBusinessTheoriesOfMNEs‘Activity”一文，對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及補充。

二是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該類理論十分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認為接近市場就意味著低的運輸成本、低的信息搜尋成本，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據Kravis等（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因而也影響其空間布局。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例如，瑞典的跨國公司總是把其周圍的丹麥、挪威、芬蘭作為海外經營的首選目標。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國學者魯明泓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FDI的影響。

例如，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創造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緊密相關；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FDI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集聚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與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業的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波特認為一個區域之所以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熟練的勞動力，具有好的區域形象及大量的產業集中等。

一些學者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集聚經濟對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而Luger等（1985）、Braunerhielm等（1996）對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效應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術產業中特別明顯。

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成為20世紀后期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這些理論分別以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狀況、市場規模、產業結構與分布、金融制度等經濟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為變化因子來檢驗其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相關性，雖然這類統計分析削弱了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內含，但卻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有較強的解釋力。

區位分布的新特點及相關解釋

2002年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量達到527億多美元，超越美國成為該年全球最大的引資國，2003年盡管受SARS的困擾，我國仍然吸引了53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成為當年世界第二大引資國。在總量增加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外資西進的態勢并不明顯，但外資對我國中部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我國東部地區的直接投資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國的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則呈現出逐步增長的態勢，其比重從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變。商務部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中，東部地區占87.91%，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平均額，東部地區占86.37%，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4.76%.從至2004年上半年為止的外資使用的平均額看，東部地區為西部地區的18倍，為中部地區的9倍，呈現出高度集中的態勢。

這說明由于快速增長的經濟、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潛在的巨大市場份額，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等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在以上區位要素條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縮小，所以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仍無法避免“東重西輕”的格局。但與西部地區相比，近年來中部地區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比重增長相對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條件、市場條件、人員素質等方面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落差較小，具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所以成為外商漸進式西進的首選地帶。

第二，中部地區雖遠離沿海，但許多省份都具有長江沿岸的萬噸級港口，水路運輸便利，有利于降低運輸成本。

第三，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土地成本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低的勞動力成本、物美價廉的土地，較好的工業基礎，較強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國公司生產活動范圍的擴大。

其次，在沿海地區中，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正從傳統的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經濟圈轉移，反映了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

20世紀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曾占全國的60%多，但現在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已超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至2002年，跨國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資比重已從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達49%，而同期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資比重從9.94%上升到33.25%，跨國公司在環渤海經濟圈的投資比重基本保持不變，但位于環渤海地區的遼寧、山東、天津和北京近幾年也已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點地區。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北上行為反映出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因為：

第一，我國加入WTO后，全國范圍利用外資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對外資的傳統優惠政策效應正在消失而與此同時該地區土地、勞動力成本等基本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加上高素質人才的相對匱乏，跨國公司在該區域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不斷消失。

第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廣為提供現代金融、現代物流、現代交通運輸設施等高級要素再加上厚實的產業科研基礎，良好的勞動力素質，巨大的市場潛力等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特別是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的投資。

第三，以北京、天津為依托的環渤海經濟區主要以高質量的研發力量，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2008奧運經濟的輻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由此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對投資區位要素的需求已從低級轉向高級、靜態轉向動態。

第三，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開始出現集聚的趨勢。

隨著跨國公司規模的擴大，就必將在業務比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當地管理中心，即地區總部，這是為適應國際業務擴展需要，加強地區內協調并促進整體競爭力提高的一個有利途徑。UNCTAD認為跨國公司做出設立地區性總部及研發中心的決定通常需要經過慎密的研究和比較，是一個較長的決策過程，尤其在選擇地址上，主要考慮所在區域的以下指標：良好的交通條件；精通和掌握多種語言的技術隊伍；吸引國際職員的高品質生活環境；低水平的公司和個人稅收等等。

我國的上海、北京、廣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這些方面的要素條件，從而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主要聚集地?，F在，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的地區總部已超過了70家，在北京設立的地區總部已達到30多家，占據了在華地區總部的極大多數。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的地理分布與地區總部基本一致。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國公司對這些地區總體經營條件及研發條件的認可，有助于增強這些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分布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高度趨同，所以集中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設立，會加劇外資在我國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來源地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出現了不同的偏好。

歐美資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開拓、占領中國巨大的市場，并把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納入其全球生產、營銷網絡體系中，實現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歐美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主要屬于市場開發型投資。從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所謂市場開拓型的直接投資就是以充分挖掘東道國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為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據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歐美在華投資企業的產業、產品以大陸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占59%，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占19%，以亞太地區和北美地區為主要市場的分別占15%和17%，可見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在歐美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占據了較大的權重。

日韓等國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動的主要動機在于試圖把中國大陸變為其產品銷往第三國或返銷國內的“加工基地”和“生產車間”，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即其產品以遠銷中國以外的市場為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02年在華日、韓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其總銷售額的比重超過50%的企業數分別占69.9%和70%，而出口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比重超過90%的企業數也分別占據日、韓在華投資企業總數的49.5%和50.91%.這樣勞動力工資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韓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權重較大。

港澳臺等亞洲跨國公司由于其發展空間的狹小或者是自然資源的貧乏，對外投資的目的是增加國內失去的比較優勢或國內不可能生產的產品的進口，其結果是促進制造品與初級產品生產國之間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例如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不少港澳臺資本加快向我國西部地區流動，以期通過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取得國際化經營中的自然資源優勢。所以，自然資源稟賦條件是港澳臺跨國公司在作出區位選擇時重點考慮的因素。另外，“市場知識”以及“心理距離”等因素對港奧臺跨國公司對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重要影響。

不同跨國公司由于其來源地及自身條件的不同，在對外投資時所考慮的區位因子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

對策

雖然，近年來跨國公司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但從吸收直接投資區位因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環有待改善。

第一，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差距的長期存在說明縱然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力度頗大，但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市場容量條件、產業配套能力、上下游相關產業的集聚度等區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資的“西進運動”只能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西部地區的引資績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

中部地區區位要素的原有基礎及近幾年改善的程度要強于西部地區，所以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率要明顯快于西部地區。我國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要上臺階，除了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資源及環境基礎上的優勢產業并以一些重點城市為依托建立優勢產業集群形成強大動態累計效應，為跨國公司上下游產、業配套創造條件，形成良好的企業發展生態環境。

另外，西部人力資源的流失實際上就是這些人員本身及東部地區對該地區發展機會的剝奪，如果人力資源得不到積累，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長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量的迅速增長及珠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相對份額的下降說明在我國引資優惠政策已退居較為次要地位的同時，如果傳統的勞動力、土地等區位優勢在逐步喪失的同時而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雄厚的產業配套基礎、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優越的研發環境等高級區位要素尚未創立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份額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出現絕對份額或相對份額的下降。

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的需求從低級到高級，從靜態到動態的變化過程向我們說明了區位要素創新的必要性，不斷培育符合當代跨國公司需要的高級區位因素是將來我國引資工作的一個重點。為此，重點要做好作為增長極作用的產業集群的建設，通過積累的動態循環關系為跨國公司創造良好的企業生態環境。

另外要在跨國公司重點投資地區努力吸引國內外優秀科研人員的科技創業活動，為跨國公司的研發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三，基于不同來源地的跨國公司對東道國區位因素有不同的偏好，在長期全面提升全國各地區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優勢的同時，短時間內可在全國不同地區重點構造不同的區位優勢以吸引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

例如，在歐美跨國公司重點投資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華北的京津地區可在國內市場的規模及居民消費潛力的培育等區位優勢上下功夫以投該類跨國公司的喜好；在日韓等跨國公司較為集中的環渤海區、山東沿海等地區應努力挖掘勞動力成本以及出口便利的優勢，以滿足國際市場取向型跨國公司的區位需求；而應在豐富自然資源的完善提供等方面來吸引港澳臺跨國公司資源取向型的直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