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經濟學與民營政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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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西方國家近代轉型的主題是“民族國家形成”的話，那么當代中國改革的方向則是“總體性社會體制的逐漸弱化和解體”。民族國家的形成伴隨著政治參與體系的擴大、自由憲政的確立，總體性社會瓦解的基本要件和表現則是全能型國家權力的收縮、再分配經濟體制的轉型。但中國的社會轉型還有其獨特之處，x,-j-~，孫立平教授認為是“政體連續背景下的漸進式改革”【，即在基本社會體制框架(特別是政治制度)和主導性意識形態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改革。這種獨特的社會轉型過程與蘇東國家那種與政體斷裂相聯系的市場轉型模式有明顯區別，它使轉型中國擁有著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機理。
1．政治與經濟的深度糾纏乃至膠著，是這種獨特市場轉型過程的最根本特點中國社會轉型最#1-顯的表征就是政治資本的強勢地位并未受到削弱。由此，“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甚至是在市場機制已經成為整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整合機制的情況下，政治權力仍然繼續保持著對社會重要資源的控制和操縱能力。”【9J在中國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尚未相應地建立正式的憲政框架以劃定各級政府的行為邊界。如此，就造成行政權力與市場力量同時介入到社會多種資源的配置領域。政府在事實上仍然擁有包括土地使用權、財政權等最重要的基礎資源的控制權，因而政府也就不同程度地擁有超經濟權力，發揮著主導經濟的能力。所以，轉型期中國的經濟問題從根本上說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問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里的政治家實際上已成為“政治企業家”，而中國的政治場域也便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政治市場”【l0J。進而基于這一現象的普遍化狀態，甚至已形成了有學者所指出的“新二元社會”的發展機理：傳統計劃體制的社會機制和市場化社會機制共生的社會結構，它在較大程度上已具有認知中國社會的分析工具的意義【11J。質言之，當下中國的政治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遠未形成規范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距離型”的政治與經濟關系，不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那樣一種各行其道、各司其職的局面，而是呈現為相互間糾纏甚深的情形，盡管不同區域的具體糾結程度會有所差異。
2．“文件政治”的彈性空間與這種政治與經濟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現象相關聯，中國轉型的復雜性相應地還表現在地方政府行政邏輯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運作空間，從而使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實際運作中往往呈現出一定的彈性區間，形成如吳國光所揭示的“文件政治”特征。①“文件政治”主要表現為，大量的政府決策往往在黨政機關內形成，并以文件的形式出現。在國家掌控公共領域、大眾仍缺乏集體行動資源的背景下，社會各階層的許多利益訴求事實上被體制性地屏蔽了，這在客觀上賦予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極強的自主性。文件不同于法律，前者可以用非公開的方式，其語言無需像法律文本那樣精確，對文件的修改或廢除同樣也不需經過像法律那樣嚴格的程序。這樣，官員就具有了解釋政策、操作政策的空間。進一步來看，隨著轉型時期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斷增強和地方利益意識的覺醒，加之地方政府享有較計劃經濟時期還大得多的權力及相應的運作空間，這就為包括企業家在內的社會其他階層成員與政府官員達成某種合意提供了可能性。既然在政治輸入階段的利益表達機制還不完善，既然行政部門在制定政策、解釋政策、執行政策等方面仍然掌握著實質性權力，那么其他社會諸階層、尤其是企業家階層轉而直接訴諸政策執行領域乃至制定領域，亦就成了一種合乎邏輯的理性選擇。對于這種現象，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給予了相應的關注。盡管他們的表述各異，但其實質內涵基本一致。比如，在張靜那里，這被稱之為“二元整合秩序”【l2J，它由權利聲稱和利益分配兩個層次組成。權利聲稱(經常以文件方式出現)具有象征性和強制性，但它不一定與被廣泛授受的社會公正觀等相一致，因而就由后者進行修復和彌補，使利益分配更具實質性意義。也就是說，通過實際利益分配的修復作用，來中和權利聲稱所隱藏的社會不同意見，同時盡可能不去觸動權利聲稱的正式(官方)表述。而在黃宗智看來，這就是一種“實踐與表達的背離”ll3J。對于以上現象，孫立平曾將其概括為權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狀態。這種描述可謂一語中的。所謂非制度化生存，即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制度環境缺少確定性，對社會行為主體的權利缺乏明確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或情況的時候，不是依據明確而穩定的制度安排來解決，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體博弈，結果則取決于每一次具體博弈的特定結果[14]。
3．分配性努力與生產性努力互濟，非市場競爭與市場競爭并存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過程中，必須進行努力，而努力的方式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生產性努力，另一種是分配性努力。生產性努力是一種創造新財富的過程，而分配性努力則是一種將別人的財富轉變為自己財富的過程。這種“搭便車”行為亦屬理性人的本性之一。由于大多數社會成員在體制內能找到的可有效表達自己要求的渠道并不多，所以通常只能通過體制外的途徑來解決。而且，中國人主要以區別于西方“個人主義”的“自我主義”為基本文化特質。①此間，與他人交互關系的行動即“關系理性”構成這種“自我主義”行動的內在社會限定，其所引致的往往是非正式的小集團或派系行動，而不是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也就是說，以某種權宜性的行動方式繞過制度或重建一種適宜的非正式制度，以相對較小成本謀求改善自己的處境或增進自己的利益，成為中國人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獨特樣式或基本取向。正是在以上諸種條件的合力下，分配性努力其實已能夠較輕易地分享到生產性努力的成果。如此，也就誘使人們對資源或利益的爭奪從市場內走到了市場之外，形成了非市場競爭與市場競爭并舉的局面。這里所說的非市場競爭就是指市場主體不是通過價格與質量優勢等平等、公開、公平的市場競爭手段來獲取市場份額，而是與政府官員之間達成博弈合謀，獲取政府管制下的稀缺資源，以此來贏得競爭優勢。由此，當年費正清的預言較大程度上成為了現實，即形成了一種“非依附于官僚體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場經濟”【J。正是上述特殊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機理塑造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利益訴求及其實現方式。正如盧梭認為的：“我看出一切問題在根本上都取決于政治，而且無論人們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遠都不外乎是它的政府的性質使它成為的那種樣子。”
二、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特殊利益訴求
“不管誰，擁有了社會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權力。這是政治學的最高法則，如同萬有引力是物質世界的至高法則一樣。”【l7J而“有錢就要說話，就要擁有政治發言權”這同樣是一切有產者階級的政治性格或一般特質表現【l8J。從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源流看，資產階級民主就是保護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是為實現和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保護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創設的政治制度。作為近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基本原則之一的分權制衡，就是為了保證資產階級中的不同階層和集團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的表達和實現，以防止權力的壟斷，實現有產者內部的利益均衡。所以，洛克最有影響的民主理念便是：“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ll9j西方國家經過長達幾百年的發展歷程，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較為規范和系統的制度體系，能夠較好地回應現代化和市場化帶來的大量的、多元的新要求和新問題，為資本主義的順利推進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自主性也在提高。現實的外在表現就是，產生并壯大這一進程的新興社會利益群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群體的主體自覺性、權利主張意愿、政治表達熱情等群體屬性已日漸凸顯。而且，隨著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由身份分層向經濟分層過渡的逐漸完成，經濟上得到改善的企業家群體期待在政治上得到公平而充分的發展，在政治待遇的提升以及政治參與的機會上得到更多的滿足。據2006年全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私營企業主在力求經濟上有所作為的同時，對政治參與也表現出了較濃厚的興趣，其中更有28．8％的私營企業主明確表示在“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方面的意愿最為迫切【2U¨。畢竟，政治參與是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融人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的關鍵步驟，也是其階層社會位序確立和政治表達實現與否的重要標志。
在一個常態社會的位序中，社會群體或階層通常具有地位一致的相關關系，在經濟和政治維度上呈現出基本的對稱和均衡。所以韋伯強調，經濟發達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須發展一套相對發達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使社會大眾都參與在本國的政治之中。②有關政治體制轉型的研究也表明，經濟實力與政治民主是確定相關的。國內有學者明確認為，新的社會群體或階層作為利益主體的集團化、政治化已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條件下的必然趨勢[21]。西方也有學者認為，他們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基礎，是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發展的重要力量。至少，可以肯定他們對憲政民主轉型有著高漲的政治熱情[223。因此，作為一種一般的結果呈現，具有現代性內在屬性的企業家群體將逐漸從傳統社會結構中的邊緣向中心地帶不斷趨近。然而，基于前文闡述的轉型中國的特殊“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的產生與發展是與全能型政治體系的衰落與瓦解聯系在一起的，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現代化進程中也存在著參與需求快速膨脹與制度化參與渠道不足的緊張關系【23l。不僅如此，對于中國的新興企業家群體而言，其政治發展道路從一開始就還要面對其他的一系列前置問題。在經濟層面，從黨的十五大明確將私營經濟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05年國務院正式頒布實施《非公經濟36條》，民營企業在文本意義上基本實現了相應的國民待遇。但時至今日，這些政策還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因：x,-j民營企業家中一部分人的財富積累的正當性和競爭過程的公平正義的不信任而引起的對他們經濟地位合法性的質疑猶存，對他們“原罪”的追問則成為困擾他們的一個“間歇性枷鎖”。
如果說他們在經濟層面的貢獻，隨著市場體制的不斷發展完善，畢竟還有著事實勝于雄辯的具象性，從而可能呈現越來越不容置疑的趨向；那么在政治層面，由于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的政治地位一直無法與經濟地位相匹配，即使在執政黨已明確提出他們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一政治定位后，在現行的政治架構中仍不能為他們提供充足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使他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實際參與受到很大局限。由此，就使得他們同時面臨著政治和經濟的雙重不確定性，從而也就產生了一種“身份焦慮”：他們的群體地位和利益怎樣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如何才能體面地融人社會秩序和政治體制之中?為此，他們急欲在復雜的中國轉型社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既是為了爭取獲得企業發展的政策空間，也是為了能贏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地位。雖然總體上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的空間及制度化程度依然有限，尤其是在當下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安排仍未能同步于經濟領域的變革時期，但基于作為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的剛性內驅力，民營企業家仍然會在有限的現實社會條件下積極開展“政治自救”以反哺或服務于“經濟自救”。具體地說，立基于前述以非制度化生存為主要特征的特殊“政治經濟學”邏輯，民營經濟在30年改革的進程中無論呈現出怎樣強勁的發展勢頭，但它總體上還是政策的產物，是政府和市場兩種行為的綜合結果[。因此，企業家群體必須主動利用可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空間，或者通過努力獲取一些正式的政治安排，或者通過“院外活動”的途徑，來盡力謀求構建起一種與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之間緊密相連的互動關系，乃至形成庇護性的共生關系。只有如此，才能為其企業經營活動博取較為理想的生存與發展資源。
而從執政者角度來看，面對由改革所催生的相對獨立于國家的經濟社會力量的迅速崛起，并形成了規模可觀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3l，如何緩解他們對現存政治體系的沖擊與挑戰，也成為他們必須深入思考的重大課題。在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模式未被視為合宜選項的背景下，“行政吸納政治”實際上就成為重要的政治發展模式。金耀基指出：“‘行政吸納政治’是指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把社會中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入政治決策結構，因而獲致某一層次的‘精英整合’，此一過程賦予了統治權力以合法性，從而一個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會得以建立起來。”【25J在這里，政府有意識地把社會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決策結構之中，其實質就是執政者運用各種方式吸納、分化或疏解新生的經濟社會勢力，盡量使之融入現存的政治體制之中，最終達到有效控制與管理的目的。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如今地方經濟中民營經濟的權重在不斷增強，地方財政收入已經與地方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發展狀況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民營企業家群體因此在服務于經濟發展這一點上與政府有了共同語言，進而還可能使他們對于地方政府開始具有某種自主性。當他們的實力足夠大時，甚至會出現地方政府“迎合”企業家的情況。由此，企業家的利益表達顯然就變得順暢許多。政府通過在經濟上實施鼓勵經濟發展的政策，創造了有利民營企業發展的經營環境，同時，政府也會通過各種政治安排，盡量滿足企業家在政治層面的追求。換言之，這樣一種改革的路徑和性質，較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存在天然的親和性。
所以，執政體系已經開始在政策和制度上不斷地嘗試著突破邊界，試圖在一定程度上補償新興經濟利益群體在政~5-)-層中的不滿足感。事實上，國家正在以更多正式制度的形式提供“富人參政”的通道，具體包括允許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可以當選執政黨各級代表大會的黨代表；可以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可以加入派；可以成為從省級到地方各級工商聯、青聯等組織的領導人；可以在鄉村參加村級自治組織的選舉等等。總之，在權利缺位和非均衡的背景下，“行政吸納政治”策略的推行與庇護主義結構的生成事實上已逐漸成為當代中國實現政治控制與社會整合的重要機制【j。市場與“政黨一國家”成為了民營企業家群體政治行動的兩個重要約束變量，決定著其政治參與的特殊訴求方式。與西方國家各種利益主體主要依憑體制內的規則性秩序與方式來達到各自的目的、從而其將主要精力放在市場競爭之上相區別，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在參與市場競爭的同時，還要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非市場競爭領域在政治領域的積極表現即與政府特殊關系的建構是企業競爭力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正像費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國制度下，中國商人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更不能形成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中，他們沒有占據顯要的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個“配角”。因為“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2。因此，對當今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來說，經營企業與經營政治同等重要，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誠如有評論寫道，“這種現狀已促成了中國商業史上一個徹頭徹尾的雙面時代”[29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