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七里海濕地農戶生態補償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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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濕地生態系統損失的經濟學評估及生態補償意愿研究一直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運用雙邊界二分式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引導技術，計算七里海濕地周邊農戶對生態補償措施的受償意愿，定量估算七里海濕地的生態損失，采用logistic模型識別受償意愿的主要影響因素。結果表明：濕地周邊農戶的年平均受償意愿為23896??65元?hm－2，造成的年總生態損失為12922??11萬元；家庭收入、是否有非農收入或養老保險以及對濕地現狀的認知水平是影響受償意愿的主要因素，地方依戀是影響農戶抗拒失地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濕地；雙邊界二分式CVM；生態補償；受償意愿
當前，我國濕地資源面積萎縮嚴重，生態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水平不斷下降。天津的七里海濕地面臨同樣的問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生產生活需要，人為將七里海濕地分割開墾為農田，造成其面積不斷縮小，生境嚴重破碎。王祖偉等［1］積極探索恢復七里海濕地生態環境的技術方法，其中，退田還葦、退田還水是恢復濕地面積與生態系統的主要技術之一。但是，濕地修復必然涉及微觀經濟主體———農民的權益，如何在充分尊重農民主觀訴求的基礎上，還原七里海濕地面積及整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值得探討。筆者采用雙邊界二分式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引導技術，調查天津七里海濕地周邊農戶的生態補償意愿，探究農戶對生態補償措施的最小受償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IWTA），定量估算七里海濕地因開墾為農田所造成的生態損失，識別影響農戶WTA的主要因素。筆者研究可為該地區生態補償量化標準的確定提供一定參考，為有針對性地提高農戶生態補償積極性、規范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定及促進補償措施的推行提供依據。
1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濕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具有巨大的環境功能和效益。生態補償是以經濟手段為主要方式，調節利益相關者及其關系的制度安排，可以為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強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對于生態補償意愿，國內外學者均做了有益探索。KELLERT［2］認為生態補償是對遭受破壞的生態系統進行修復或進行異地重建以彌補生態損失的做法。COOPER等［3］、HAMDAR［4］、PLA?NTINGA等［5］分別采用數學模型分析了美國農民退耕意愿和相應補助要求之間的關系。KULA［6］利用生態學與經濟學的交叉方法，通過設計生態經濟模擬程序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補償機制進行研究。MORAN等［7］對蘇格蘭地區居民生態補償的支付意愿進行問卷調查，采取層次分析法（AHP）和實驗選擇（CE）法進行統計分析。JOHST等［8］建立了生態經濟模型程序，以實現分功能、分物種的生態補償預算的時空安排。BIéNABE等［9］通過多項式logistic回歸模型，調查分析哥斯達黎加居民和游客對增加環境服務水平的生態影響補償。ALIX?GAR?CIA等［10］比較分析了平均式付費和風險式付費2種補償方案的效率。WUNDER［11］強調了生態補償效率的動態基準線評估法則。我國學者對自然環境生態補償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主要集中于補償理論、補償機制等宏觀問題研究層面，在補償量化方法方面的研究較少。周曉峰等［12］以邊際農業生產收入和環境保護成本的平衡點為準核算了退耕還林補償金。熊鷹等［13］則對濕地生態補償進行研究，通過對農戶的調查，根據農戶實際情況，以生態功能服務價值為上限，以農戶損失的機會成本為下限來確定具體標準。楊光梅等［14］采用意愿調查法對錫林郭勒草原地區牧民對禁牧政策的WTA進行初步估算。馮曉森等［15］從成本和效益角度對生態補償額度進行計算，并建立相應指標體系。顧崗等［16］采用影子工程法，以水源地生態功能區建設所帶來的外部正面效益的最低估計值來確定補償標準。劉玉龍等［17］則對流域生態補償進行研究，并構建補償標準計算模型。鮑鋒等［18］主要針對森林補償標準進行研究，提出以森林資源的生態區位商和主導生態價值來計算森林生態補償標準。鐘瑜等［19］則運用機會成本法確定退田還湖農民的收益損失，并以此作為補償下限，同時以直接市場價格法評估生物多樣性的存在價值，以此作為補償的基礎。綜上，對于生態補償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森林、草原、耕地及流域方面，對于地球3大生態系統之一的濕地，此方面研究甚少，從實證角度研究濕地生態補償的成果則更少。在研究方法上，生態補償量化研究多采用生態足跡法。此方法主要側重生態承載力的計算，容易忽視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因素的考慮，且計算過程中缺乏統一標準。也有學者采用CVM估算資源或環境物品的價值，但是，大多數研究者采用CVM中的開放式或支付卡方法引導人們的支付意愿或WTA，這些方法被證實很難引導出受訪者真實的意愿。筆者基于實地調研資料，調查區域農戶對濕地生態價值的認知水平，運用雙邊界二分式CVM定量分析研究區農戶最小WTA，并采用logistic模型深入探討影響農戶生態補償意愿的主要因素。
2研究區概況
七里海濕地位于天津寧河區境內，距天津市區30km，距北京110km。該區域分布在俵口、七里海、淮淀、潘莊和造甲城5個鄉鎮的24個村，總面積為190km2。核心區和緩沖區面積為95km2，其中，核心區為56??5km2，潮白新河從北至南穿流而過，將七里海分為東海和西海。東海為水庫和葦地，面積為16??26km2；西海為葦海，面積為32??27km2；潮白新河及河灘地面積為9km2。七里海濕地屬于典型的瀉湖濕地生態系統，是自全新世晚期以來的海退過程在天津平原殘留下來的眾多潟湖之一，后演化為淡水沼澤。潮白河是主要補給水源，在枯水期，低洼潮濕的沼澤以地下水補給為主。七里海濕地本為一體，村與村之間一般以土堆或河渠為界。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七里海面積不斷縮小，支離破碎。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糧食生產需要，還進一步蠶食開墾了周邊30多km2沼澤，使其變成農田。隨著經濟的發展，大量工農業廢水排入濕地，進一步威脅濕地生物的生存和發展。因此，七里海濕地現存的主要問題包括：（1）濕地面積不斷縮小，生態環境日趨惡化；（2）植物群落嚴重衰退，野生動物資源及種類大幅減少，生物多樣性降低；（3）水資源日趨枯竭，地下水過度開發，以致地面沉降；（4）濕地環境污染加劇。對于七里海濕地面積的恢復，可以采用退田還海、退田還水技術，同時，有選擇地取消七里海的分割圍埝，保留部分圍埝用于后期管理和保護性開發。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于2016年3—4月，對七里海濕地核心保護區周邊的24個村農戶進行濕地生態補償意愿調查。為了考察多種因素對農戶認知、態度和動機的影響，調研小組采用面對面訪談形式進行問卷填寫，以保證問卷質量。此次調查問卷內容分為3個部分：（1）農戶對七里海濕地生態價值認知的問題；（2）提出增加七里海濕地面積的具體方案（退田還葦、退田還水等），針對此方案每位受訪者會被問及2～3個WTA組合問題；（3）受訪者社會經濟特征調查。開展正式調查之前，課題組首先到寧河區七里海鎮進行相應的預調查，以確定合理的投標值。采用分層隨機抽樣和簡單抽樣相結合的方法，樣本區域覆蓋了濕地周邊俵口、七里海、淮淀、潘莊和造甲城5個鄉鎮的24個村。調查方式采用面對面訪談調查，發放問卷450份，全部回收，刪除語義模糊失真、前后矛盾等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422份，有效率為93??8％。3??2分析方法采用雙邊界二分式CVM，二分式選擇問題格式所模擬的市場交易場景與真實市場中的消費決策過程十分相似。受訪者針對某一假想商品的一個給定價格決定是否購買，調查問卷可以設計成1種“是”和“否”的問題格式［20－21］。受訪者只需在“是”與“否”之間做出選擇，可以有效地避免受訪者由于不熟悉公共物品而產生的偏差。HOEHN等［22］認為二分式選擇問卷能提供人們講真話的激勵因素，受訪者對所提供的資源和服務的估價如果低于報價數量，受訪者就不會回答“是”。筆者采用雙邊界二分式模型調查受訪農戶的最小WTA。對于初始標的值，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將再選擇1個較高標的值或較低標的值進行二次提問，對應“支持－支持”“支持－反對”“反對－支持”“反對－反對”4種回答的概率分布，建立極大似然估計的對數似然函數模型，通過雙邊界二分式WTA的數學期望公式得到最終結果。
4研究結果
4??1農戶生態價值認知分析受訪農戶的樣本基本特征描述見表1。首先，根據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推導，設定一個潛函數：y＝a＋bx＋cw＋ε。（1）式（1）中，y為虛擬變量，表示回答結果，y＝1（是）和y＝0（否）；x為社會經濟變量；w為投標值；ε為擾動項；a、b、c為參數。根據DAILY［24］提出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分類法，結合七里海濕地的地理位置及七里海濕地現狀，將七里海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分為生產功能、生態功能和信息功能3大類。每類功能開發相應觀測量表，以評估受訪者對七里海濕地生態價值的認知情況，同時調查農戶對濕地現狀的認知水平和對問卷的理解程度。調查結果（表2）顯示，農戶對濕地的生態價值認知總體呈積極水平，其中，57??11％的農戶認為濕地具有生產功能，只有11??14％的農戶對濕地的生物生產功能持消極態度。就生態功能而言，大多數農戶對濕地水質凈化及涵養水源功能表示認同，分別占46??21％和51??18％，說明七里海水體對周邊農戶的生產發展有明顯促進作用；同時有高達68??01％的農戶認為濕地具有休閑娛樂功能，此與近幾年開發的七里海國家濕地公園帶動了七里海周邊旅游業有關。在調查現狀認知過程中發現，66??11％的受訪者均表示七里海生態系統退化嚴重，進一步調查發現水資源減少、棲息鳥類減少和水體污染是影響農戶認知的主要因素。通過對生態功能與現狀的認知，92??65％的受訪者愿意接受一定的經濟補償以響應增加濕地面積的具體方案，7??35％的受訪者表示抗拒（表2）。筆者分析了農戶不愿意接受補償的具體原因。少部分農戶表示土地是他們世代生存的根本，將土地使用權出讓會讓他們“無事可做”，方案的經濟補償功能遠小于其心理保障作用；因此，再多的經濟補償也不愿接受，體現出對土地的地方依戀情節，屬于真實抗拒，該部分樣本量占總樣本量的5??22％。還有部分農戶表示，附近部分村已有將土地出讓給第3方經營并獲得較豐厚經濟補償，且第3方承諾提供就業機會，他們等待土地出讓給同類型機構進行經營，由此可推斷，如果經濟補償充足且能提供長久穩定的就業機會，這部分農戶愿意出讓土地；因此，不屬于真實抗拒，該部分樣本量占總樣本量的2??13％。
4??2農戶WTA與原因分析根據雙邊界二分式CVM的邏輯原理，在初始投標值的基礎上依次進行單位投標值遞增（減），采用二分式引導技術對農戶WTA問卷進行統計整理，按年均補償意愿和征地補償意愿分別進行統計，得到投標值分布概率（表3～4）。由此可以看出，農戶對初始標的第1回答為“否”的概率明顯大于為“是”的概率，這說明農戶對經濟補償的第一反應是比較保守的，或者希望得到更多的補償。調查中還發現，農地耕作年收入約為22500元?hm－2，也有部分村鎮已經將土地使用權出讓給第3方經營，經濟補償約為450000元?hm－2；因此，部分農戶會與其他補償方式進行比較，補償金額的心理預期也會根據土地收益進行計算。
4??3農戶最小WTA的計算與驗證根據實地調研情況，并參考前人研究成果，采用logistic模型并引入以下11個社會經濟屬性變量：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農地面積、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數、健康狀況、是否有非農收入、是否有養老保險、對濕地生態功能的認知水平、對七里海現狀的認知。采用SPSS17??0軟件，對調查結果進行logistic多元回歸分析和雙邊界二分式分析，結果見表5。參考PINDYCK等［25］關于計量經濟模型的檢驗方法，對模型進行絕對似然比（LR）和Wald檢驗，LR值分別為50??2和66??7，Wald值分別為104??4和112??3，表明模型間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從模型整體回歸效果來看，模型通過了相關檢驗，表明雙邊界二分式模型在七里海濕地周邊農戶補償意愿分析中是有效的。從顯著性檢驗結果和回歸系數來看，無論是年均補償方式還是征地補償方式，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農收入、是否有養老保險及對七里海現狀的認知水平均顯著影響農戶的WTA水平。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農收入和是否有養老保險均與WTA呈顯著負相關，即家庭年收入越高，有非農收入或有養老保險的農戶愿意接受的最小經濟補償越小；對七里海現狀的認知與WTA呈顯著正相關，即認知水平越消極，其最小WTA越小。將表5中數據分別代入式（2）～（3），可計算出受訪農戶對于出讓土地以恢復七里海濕地面積的平均最小WTA為23198??55元?hm－2?a－1，按征地補償計算，WTA平均值則為499171??35元?hm－2?a－1。
5結論與討論
以天津七里海濕地周邊農戶為研究案例，采用雙邊界二分式CVM模型分別計算濕地周邊農戶年均補償意愿及征地補償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響補償意愿的主要因素。
（1）以恢復七里海濕地面積為調查前提，濕地周邊農戶平均最小WTA為23198??55元?hm－2?a－1，真實抗拒受償農戶按最高標的52500元?hm－2?a－1計算，則受訪農戶平均WTA為23896??65元?hm－2?a－1。七里海核心區面積從建國后的108km2縮減至目前的56??5km2，若按折現率5％計算，則可計算出七里海濕地因“開墾農田、人為分割”造成的生態損失為12922??11萬元?a－1。若按征地價格進行統計，WTA平均值則為499171??35元?hm－2?a－1，真實抗拒受償農戶按最高標的750000元?hm－2?a－1計算，則平均最小WTA為509014??00元?hm－2?a－1，此數值高于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寧河縣征地區片綜合地價表》中該片區420000元?hm－2?a－1的指導價格。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調查時間滯后于地價表的時間，這一時間段地價上漲，且部分村鎮已經出讓土地使用權，受訪農戶的心理價格會與之比較從而導致心理預期也會隨之增長。對七里海濕地周邊農戶生態補償意愿的調查分析，可以為該地區生態補償量化標準的確定提供一定參考，但是，生態補償的具體實施尚有待進一步考證。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綜合、全面的機制，可嘗試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補償和社會補償為輔助等多元化補償形式，如從旅游交易收入中提取補償費用等。同時，提高地方政府、企業和當地農戶的自我扶植能力，管理部門應充分考慮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權利，通過技術培訓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能力，為農民提供新的收入來源。
（2）七里海濕地周邊農戶對濕地生態價值認知情況總體呈積極水平。大部分農戶愿意接受一定補償以實現“退田還葦、退田還水”的規劃方案，占樣本量的92??65％；少部分農戶表現出抗拒態度，地方依戀是主要原因，這部分農戶以老年人且無非農收入者居多。因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尊重農戶的主觀訴求，增強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讓利益相關者直接協商對話，在分歧中尋找共同點，探討更有效的補償方式與社會保障機制，使其更有效地參與到濕地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來。
（3）在影響WTA的社會經濟屬性分析中，受訪農戶的家庭年收入、是否有非農收入、是否有養老保險及對七里海濕地的認知水平均顯著影響WTA，有非農收入或有養老保險的農戶，其WTA低；究其原因，有非農收入或有養老保險的農戶家庭每月有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心理保障作用強大，對經濟補償的心理預期較小。而家庭收入越高，說明受訪農戶有其他副業作為經濟保障，更愿意接受經濟補償，這一結果與王昌海等［26］的研究結果相吻合。對七里海現狀的認知與WTA呈顯著正相關，即認知水平越消極，其最小WTA越小；可能是因為受訪農戶大多經歷過七里海濕地因人為干預而導致的一系列生態問題。從“占海墾田”到潮白新河開挖，從東海水庫建設再到分割治理，致使2002年春季水庫完全干涸，寧河區政府先后投入400余萬元從上游購水引入七里海。經歷過七里海濕地生態環境變遷的農戶，對目前現狀的認知水平更強，或者更希望“還原”濕地以往的生態面貌，從而可接受的經濟補償額度越小。綜上，生態補償的順利推行在于收入水平的增加與人的素質的提高。基于此，要不斷加大生態環境宣傳教育力度，提高民眾生態環保意識和公眾參與水平。同時，為失地農戶提供長久穩定的就業機會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農戶的家庭收入，從而減輕農戶對土地的依賴，進而推動生態補償建設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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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么相姝1，金如委2①，侯光輝1 單位：1??天津城建大學地質與測繪學院，天津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