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道德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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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也是現代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從宗教倫理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進行了研究。他的學說不僅對西方社會科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于當今中國經濟建設和倫理道德建設頗具啟發意義。

一

究竟是什么精神動力促進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特質的人是什么樣子？韋伯從獨特的視角出發，對此進行了概括。

首先，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勤奮和節儉的精神分不開的。他借用本杰明·富蘭克林(1706-1790)的話表明了勤奮與節儉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作用：“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那么，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閑坐半天，即使這期間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應該說是白扔了另外五個先令。”[1]

其次，恪守諾言是資本主義獲得成功的重要信條。他指出：“切記，信用就是金錢。”“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并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干活的時候玩臺球，或在酒館里，他第二天就會派人來討還債務。”同時，他還認為，在信用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行為的謹慎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說：“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2]

再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改革者或企業家必須具有堅強的性格，這是避免經濟災難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種懷疑、仇恨甚至道德義憤總是滔滔不絕地涌向第一個革新者。人們還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關于他從前生活的隱私污點的傳說。只有超乎尋常的堅強性格才能使這樣一個新型的企業家不至喪失適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3]

那么，這些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特質的人，是從哪里、又是如何獲得這種精神特質的呢？韋伯認為，自從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以馬丁·路德(1483-1546)和讓·加爾文(1509-1564)為代表的新教，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倫理基礎，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1、新教為世俗生活和謀利動機做出了道德解釋

新教認為，世俗責任是上帝賦予人的重要天職。韋伯指出，“同天主教的態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只是有組織的從事一項職業的世俗勞動受到越來越高的道德重視，越來越多的教會許可”。[4]

從歷史上看，傳統的天主教更注重天國與靈魂的凈化，厭惡和逃避世俗生活，認為熱心于塵世的人就是靈魂的墮落。然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則更多地賦予世俗生活以信仰的價值。“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被選召的基督徒在塵世中惟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服從上帝的圣誡，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5]這就是說，上帝要求基督徒盡可能地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旨是根據他的圣誡組織社會生活。因而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為塵世生活而服務的職業勞動，也含有這一特性。因此，新教引導人們投身于世俗活動，擔負世俗責任，而不是逃避。韋伯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上帝應許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修道士生活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6]

另外，新教為商人階層獲得更多的利益提供了合理的依據。韋伯指出：“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現象皆是由上帝設定的，而如果他賜予某個選民獲利的機緣，那么他必定抱有某種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應服從上帝的召喚，要盡可能地利用這天賜良機。要是上帝為你指明了一條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謀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會損害你自己的靈魂或者他人），而你卻拒絕它并選擇不那么容易獲利的途徑，那么你會背離從事職業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絕成為上帝的仆人，拒絕接受他的饋贈并遵照他的訓令為他而使用它們。他的圣訓是：你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罪孽而如此。”[7]

新教倫理一反傳統教義的清規戒律，極力鼓勵人們獲利，并把獲利視為上帝對于選民的期望，它強調，要想成為上帝的選民，除了靠上帝預先安排之外，還必須在自己的事業上有所作為。因此，買賣興隆，事業有成的人無疑得到了上帝的垂顧。這就從道義上肯定了人們的謀利行為，擺脫了傳統宗教對于人們謀利動機的束縛，為資本主義的競爭與獲取最大利益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釋。

2、新教為勤勉勞動和盡忠職守奠定了道德基礎

按照韋伯的觀點，新教特別強調勞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新教倫理不僅鼓勵人們通過勤奮勞動獲得財富，而且把勞動看作是遠離罪惡和墮落的手段之一。韋伯指出：“人須恒常不懈地進行艱苦的體力或智力勞動，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其動機是：一方面，勞動是歷來所推崇的禁欲途徑……勞動是一種特別有效的抵御手段。……除了粗茶淡飯和冷水浴外，用來抵御一切性誘惑的藥方與用來抵御宗教懷疑論和道德上的寡廉鮮恥的藥方一樣，那就是‘盡忠職守’。不過，最重要的乃是更進一步把勞動本身作為人生的目的，這是上帝的圣訓。圣·保羅的‘不勞者不得食’無條件地適用于每一個人，厭惡勞動本屬墮落的表征。”[8]

其次，勞動成為衡量所有基督徒是否虔信的標準。從經濟地位看，世界上的人處于不同的地位，然而，對于基督徒而言，信教者則可以用是否虔信來劃分。如何表明一個人是虔誠的信徒，首要條件就是他必須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勞動，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榮耀上帝。韋伯特別指出，即使是經濟上富有的人也不能逃避勞動。“富人也不可不勞而食，因為，即使他們無需靠勞動掙得生活必需品，他們也必須同窮人一樣服從上帝的圣訓。上帝的神意已毫無例外地替每個人安排了一個職業，人必須各事其業，辛勤勞作。”[9]正因為如此，韋伯認為，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有節制、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勞動者，他們對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樣。

再次，新教徒必須盡自己所能去勞動，有能力的人亦可以同時操持多種職業。其前提條件是，必須有益于公共利益或個人利益，絕不能造成對他人的損害和玩忽職守。一個人也可以改換職業，只要這種轉換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做出的決定，因為其所抱的目的是從事更令上帝歡欣的職業，是更有用處的職業。同時，新教倫理也肯定了收入低下的社會成員的勞動價值，它對于社會中有信仰而收入低下群體的解釋是：“為了信仰而勞動，就生活中沒有其他謀生機會的人而言，盡管所得的報酬甚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歡心的。”[10]由此，韋伯認為，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一大批把勞動視為天職，相信勞動和勤勉是他們對上帝應盡的責任的現代工人。這種出于信仰而嚴守紀律、遵守職業道德的工人群體是資本主義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礎。

3、新教為人的欲望的惡性膨脹提供了倫理禁忌

韋伯認為：“對宗教改革時期的人們來說，生活中至關重大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獨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對那個永恒的早已為他決定了的命運，誰也無法幫助他。”[11]無論是教士、圣事、教會、上帝，都無法真正幫助那些自甘墮落的人。也就是說，新教倫理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個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善行得救。韋伯指出：“宗教信仰者既可以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圣靈的容器也可以因為覺得自己是神意愿的工具而確信自己已處于恩寵狀態。在前一種情況下，他的宗教生活傾向于神秘主義和感情主義，而在后一種情形里則傾向于禁欲行為。路德接近于第一種類型，而加爾文宗則無疑地屬于后一種類型。”[12]

盡管在加爾文教、虔信派、浸禮宗等不同的新教教派中其教義和信條有所不同，但是在教導人們擺脫世俗生活的物欲誘惑，通過善良的行為，表明其對上帝的順從，從而使信仰達到更高的倫理價值方面，各派基本上是一致的。

“加爾文宗在其發展中為這一傾向添加了某種肯定性的東西，亦即增加了這樣一種觀念：必須在世俗生活中證明一個人的信仰。由此便給更為廣大的具有宗教傾向的人帶來一種明確的實行禁欲主義的誘引。”[13]

“虔信派……盡管沒有發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員卻力圖在這個團體內過一種擺脫了塵世的種種誘惑，在一切細節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從而得以通過他們日常生活中顯示出來的外在標記確信自己的重生。”[14]另外，“由于創造了一種誘發懺悔的方法，甚至獲得神圣的恩寵實際上也變成了合乎理性的人類活動的目的。”[15]

而浸禮宗則通過善良的行為，表明其對上帝的順從。“發自內心的對塵世及其利益的拋棄，通過良知向上帝表白無條件的順從，是惟一的毫無異議的重生標志.……善行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16]。

在探討世俗道德行為的信仰價值時，韋伯指出：“加爾文教徒憑借什么樣的成果認為自己有能力辨認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憑借一種有助于增添上帝榮耀的基督徒行為。……只有上帝的選民才真正擁有這種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過他的重生和由此而來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來增添上帝的榮耀，靠的是實實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過他的意識，他的行為才是以他自身內一種為上帝的榮耀而工作的力量為基礎的，起碼就其行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來說是這樣。”[17]因此，道德行為可以榮耀上帝，不僅可以使人們通過道德行為提供心靈的慰籍，而且成為人們追求至善的手段。

總之，按照新教倫理的準則，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于罪惡的人生享樂時，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當人為了日后的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的生活而追逐財富時，它也是不正當的。只有通過勤勉工作獲得財富，盡量避免經濟上的窘迫，盡自己所能為社會和他人奉獻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悅，才能使自己的靈魂得救。

二

盡管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最初發表于1904年，但是，歷時近一個世紀以來，它不僅在西方社會科學界引發“韋伯熱”，而且在中國也引起學者們的廣泛注意，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協調人的致富欲望與道德完善的關系，韋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第一，韋伯的研究促使我們從倫理、宗教和文化的層面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開闊人們認識資本主義的視野。

稍微了解世界歷史的人都知道，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于東方民族而言，是一部痛苦的殖民掠奪的歷史。從這個角度看，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本質的分析和批判，更符合我們對于資本主義的認知。但是，迄今為止，人們不得不面對和承認這樣一個現實，即資本主義不但沒有腐朽沒落乃至退出世界歷史舞臺，反而還不斷地生成演變，甚至成為當今諸多國家和地區效仿和追求的目標。這一現象促使人們不斷地思考資本主義的特點與本質是什么，它為什么能夠存在與發展，其背后的動因是什么，資本主義的精神價值是什么等等。作為獨立思考的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絕不能回避它們。

韋伯從新教倫理的角度闡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在他看來，正是新教倫理的盡天職、蒙恩、勤奮、勞動、守信、克制、儉省、節欲的精神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盡管在某一社會中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倫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無片面性，但是，毫無疑問，韋伯獨辟蹊徑，從倫理和經濟的關系出發，探討二者的因果聯系及其動態關系，從而促使人們從精神和文化的層面，探討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或動力，這是他的一個貢獻，為后人開辟了新的視角。

第二，韋伯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關系的研究，揭示了傳統文化必須向現代文化轉變的重要性。

從基督教發展歷史看，早期教會堅持《圣經》及教父們的教義，強烈譴責一切不利于“誠實”經濟的活動和行為。當時普遍流行的觀點是“用高利貸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勞而獲，不散財而斂財，不播種而收獲，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種土地而得，而是借窮人無衣無食而獲”。圣利奧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義概括為“金錢的利息，就是靈魂的毀滅”。[18]然而，在12、13世紀，隨著城市發展與市場擴大造成的貿易增長，現實與早期教會的道德理想主義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立。面對新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人們不難發現一種把神學教條與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現狀加以調和的傾向。中古后期教會對商人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實際上承認了商人作為社會有用成員的地位。15世紀神學家樞機加耶坦(1469-1534)甚至認為，擁有非凡經營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會頂層，這是對其“美德”或成就的報償。

這表明，教會的經濟倫理本身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它一方面為當時社會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撐，另一方面，也必須針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韋伯認為這種調整是近代西方社會經濟變化的文化基礎。總之，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都需要倫理道德的支撐。但是，一種特定社會的倫理觀念必須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經濟的進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以保護文化傳統為名，拒絕文化更新與變革，只能導致兩種結果：要么是陳舊的倫理觀念禁錮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要么是社會經濟的發展突破原有倫理的界限，使社會陷于混亂和無序狀態。

由此，我們聯想到了中國。在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說中，毫無疑問，存在著許多糟粕的東西，例如，“存天理，滅人欲”、“重義輕利”、“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等級觀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長官意志”等等。這些落后的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阻礙社會的進步，抑制經濟的發展。但是，也有許多深刻而有價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財有道”、“用財有制”、“勤儉節約”、“信則人任焉”等等，這些倫理道德觀念可以通過現代化的轉換，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服務。

第三，通過深入研究韋伯的著作，使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到倫理問題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客觀地說，我們也承受著市場化對社會生活的全方位的沖擊。或許我們過去窮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許物質誘惑的力量太大，在我們身邊，追逐利益的人猶如撲火的飛蛾，前赴后繼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向墮落的陷阱涌去。總之，出現了嚴重的拜金主義、縱欲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傾向。例如，相互欺詐、坑蒙拐騙、以假冒真、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騙稅逃稅、走私販毒、嫖娟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給世人敲響了警鐘。它表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有機聯系的整體，選擇現代化的道路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內在價值觀念、文化背景和倫理道德的問題。經濟發展如果沒有倫理道德作為基礎，沒有合理的價值體系作為支撐點，勢必陷入混亂甚至崩潰。

從根本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密切合作的基礎之上。對于訂立契約的雙方而言，能否遵守契約，成為該經濟運作方式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在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中，對一個“經濟人”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就是出于獲利目的而表現出來的誠實守信。弄虛作假欺騙他人，必將破壞經濟信用關系，使契約雙方均無法達到獲利的目的，從而破壞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

因此，我們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和法律建設的同時，一定要不斷完善市場經濟的道德和倫理基礎的建設，為市場經濟體系尋找到它的支撐點或基石，建立健全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和文化體系，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持續和規范地發展。

第四，盡管韋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人為地拔高或無限地美化也是極為錯誤的。韋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階級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脫離其社會而獨立地存在。馬克斯·韋伯畢竟生長和活躍于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德國俾斯麥時期，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因此仍然不能脫離其時代打上的階級烙印。從其被譽為“有時代代表性的哲學家”來看，他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為資本主義竭力辯護，其學說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人們不難發現許多美化“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言論，他反復強調資本家是艱苦奮斗、勤儉自律、自立自強、堅忍不拔、量入為出和嚴守規則等等，完全忽略了資本家在早期資本原始積累時的貪婪無度、殘酷剝削、血腥鎮壓和無情掠奪的一面。毫無疑問，這有悖于歷史事實，有失歷史的公正。難怪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對韋伯提出的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禁欲苦行主義”加以補充，認為還有另外的一面，即“貪婪攫取性”。

其次，理論局限性。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經濟之所以獲得長足的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學技術因素、教育因素等等。從倫理和宗教的角度對社會進行觀察與研究畢竟只是一個角度，絕不能代替其他研究角度、途徑和方法，否則就會導致偏頗。可以說，從文藝復興以來，人們的思想觀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更新，隨之而來的是政治的變革、科學技術的發展、地理大發現、城市的興起、貿易的擴張、社會需求的擴大、利益的驅動、觀念的更新等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醞釀著社會的巨大變革。單純從倫理和宗教的角度很難全面解釋為什么西方社會現代化發軔于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8世紀由蒸汽機引發的工業革命，也很難解釋由于經濟的騰飛、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反過來要求拋棄陳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原則，新的社會形態強烈呼吁進行新的道德文化、倫理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建構，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無疑起決定的作用。因此，從理論上講，韋伯最多不過探討了上層建筑特別是倫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再次，時代局限性。如果說韋伯在其書中重點分析了16世紀的歐洲經過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對于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所起的作用相對貼近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某些情形，那么，其觀點和結論已經很難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征、運行軌跡和演變趨勢。例如，韋伯一再強調新教倫理之一——勤奮儉省的重要價值，但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僅僅適用于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即通過“節制欲望”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在的情況發生了180度的變化。如果說過去是消費與積累成反比關系（消費越少，積累越多；消費越多，積累越少），那么，現今在某種意義上是消費與積累成正比關系（消費越多，積累越多；消費越少，積累越少）。同樣，二戰后的日本經濟之所以迅速發展，東南亞“四小龍”經濟的騰飛等等，其內在動力就絕不是用新教倫理可以解釋得通的。而中國經濟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獲得舉世矚目的發展，也很難單純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詮釋。總之，我們切不可將韋伯的分析簡單地套用于當今社會。

【參考文獻】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1987.33;34;49;61;82;59;59;124;125;140;79;87;93;99;103;115;87.

[18]（法）雷吉娜·佩爾努.法國資產階級史（上冊）[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