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現(xiàn)狀發(fā)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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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國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經濟蕭條，實現(xiàn)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資踴躍進入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們?yōu)榻洕睒s所創(chuàng)造的甜蜜陶醉時，經濟蕭條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臨。近幾年以來，商品全面滯銷，物價連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體報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議題。如果我們能超越那些就事論事的具體策論，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其實應該先去思考一個并不高深的問題：這次相對的經濟蕭條期的出現(xiàn)完全是偶然的嗎?由此再往前追溯，還會發(fā)現(xiàn)，我們對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經濟繁榮的根源其實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榮從何而來，自然也就很難判斷繁榮能否持續(xù)下去；找到了以往經濟繁榮的緣由，有助于判斷中國恢復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種經濟榮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更具理論意義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經過二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并未擺脫粗放、浪費、效率低下的舊模式，不僅在國有部門中仍然如此，而且連不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浸染上了這個毛病，可是，為什么這種粗放型發(fā)展的舊模式不但沒有造成經濟停滯，反而帶來了前一階段的經濟繁榮呢?中國人是否能繼續(xù)這種局面：既不需要花費大的代價去改變經濟發(fā)展舊模式，又能不斷地享受經濟繁榮的甜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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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連串問題的背后，隱藏著一個“謎”——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繁榮至於從何而來？如果能夠清晰準確地解析這個“謎”，那么，就不難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現(xiàn)狀、問題和趨勢作出判斷。但是要研究這一問題，卻很少有可借鑒的理論。經典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市場機制如何產生有效率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比較經濟體制理論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長和經濟停滯，關于俄國東歐經濟轉型的種種研究討論轉型中國家怎樣推動市場化、早日走出經濟蕭條。可以說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能解釋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這種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經濟繁榮。

要解這個“謎”，只能從實證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才能作出較客觀的判斷。筆者根據(jù)多年來對中國經濟的觀察，經過實證分析，試圖解釋中國改革中經濟繁榮的成因，并指出目前這一相對蕭條期和前一階段的繁榮期之間的某些因果關聯(lián)。如果要用一句話來點出本文的主題，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榮從何而來，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榮又緣何而去。

一、中國經濟前景的常見分析方法面臨挑戰(zhàn)

在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里，中國的經濟表現(xiàn)堪稱“一枝獨秀”，顯然這反映出了“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某種特殊性。解釋此類特殊性有兩種基本角度，一種是與它國作比較研究，看是何種因素導致兩國之間的相似性不產生共同特征；另一種是側重看本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種種影響。而從后一種角度得出的結論有沒有充分說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種方法來檢驗。西方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傾向于從后一種角度觀察問題。他們強調，中國與東亞地區(qū)的歷史文化淵源有利于吸引外資，中國的廣大農村長期落后，這反而使目前農村的工業(yè)化擁有巨大潛力，可加快經濟增長等。按照當代社會科學里新制度主義學派“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觀點，任何國家的發(fā)展道路都與它過去的足跡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但是，除了這些獨特的歷史條件之外，中國和東歐俄國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會經濟轉型的大體方向也非常接近。為什么看起來相似的轉型過程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呢？字串9

面對中國獨特的經濟表現(xiàn)，在中國研究領域內（包括中國國內的研究）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市場機制開始、并將進一步占據(jù)主導地位，因此帶來了經濟的持續(xù)繁榮。如果僅僅局限于觀察中國，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這一說法拿到別的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去檢驗，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說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來。市場機制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就能立竿見影地看見經濟成長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嗎？多數(shù)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事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蘇聯(lián)及東歐的每個國家，都可以看到非國有經濟的迅速擴張、計劃體制的瓦解、市場化過程加快等，可見這些現(xiàn)象絕非中國的獨家成就。有的國家，如匈牙利開始市場化改革比中國早得多，也比中國更早確立了市場機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國家，如東德、捷克等國家，它們改革的起步雖晚于中國，但進展比中國快，措施更堅決、徹底。然而，無論是市場化程度比中國早得多、高得多的國家，還是經濟制度的轉軌比中國更徹底、成功的國家，或者市場化過程比中國更緩慢的國家，都沒有出現(xiàn)中國這樣的高度經濟繁榮；相反，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轉型期經濟衰退（Kornai1993），即使

渡過了衰退期，它們的經濟有所恢復，其繁榮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國。由此可以推論，單純用市場化的成就無法有說服力地解釋中國的經濟繁榮；除了市場化的作用之外，中國的經濟繁榮另有原因。

國際上對前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現(xiàn)狀的一個共識是，市場化過程中的重重困難遏止了俄國、東歐國家的經濟成長。可是，中國與俄國東歐都面臨著改革的共同性難題，比如國有部門在轉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機構放棄了計劃管理卻利用地位和權力繼續(xù)支配著經濟資源，經濟市場化推動了貿易與金融的繁榮卻未能有效改變扭曲的工業(yè)結構等等。這些共同難題在東歐俄國產生了大同小異的經濟結果，可是為什么唯獨中國避免了“轉型期經濟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幫助中國免受轉型期經濟困難的困擾呢？

一個在中國國內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態(tài)勢，是因為在改革中堅持開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億外資，從而保障了經濟繁榮。按照這個邏輯，東歐和俄國只要能象中國一樣、在改革的同時大量吸引外資，經濟就可以同樣繁榮。然而，德國的情形卻提出了反證。兩德統(tǒng)一五年來，依靠西德地區(qū)的強大支援，東德的市場化穩(wěn)步堅定地推進，同時德國政府向原東德地區(qū)投入了八千億馬克的資金[1]，原東德居民人均獲得約三萬美元，這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十五年累計人均獲得外資的三百倍。東德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樣板，早已實現(xiàn)經濟現(xiàn)代化，現(xiàn)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幫助和西德企業(yè)家的直接指導，是否就實現(xiàn)了經濟的起飛呢？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東德地區(qū)雖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轉型中同樣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東德工人曾經是原社會主義國家中技術素質最好、最服從工作紀律的勞動力，其勞動生產率迄今仍然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東德的產品長期以來質次價高，但過去在“經互會”國家中卻還是首屈一指、供不應求的，如今這些產品不得不完全進入國際國內市場競爭，結果其售價比統(tǒng)一前下跌一半；低生產率、低市場競爭力加上高工資，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東德企業(yè)仍然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東德地區(qū)的失業(yè)率一度高達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