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興國戰略思想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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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于1995年5月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則是科教興國戰略思想形成的理論依據。

【關鍵詞】科教興國戰略思想形成理論依據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加快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繼承，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早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就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它是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是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提高我國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必然選擇。它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光輝思想和國際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的大趨勢以及完成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的需要而提出來的。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則是科教興國戰略思想形成的理論依據。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要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靠發展；要實現我國經濟實力增強、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質提高的目標，只有靠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總之，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我們黨在二十多年來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形成的最深刻的和積累的最寶貴的經驗，發展是全面的發展，是堅持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相統一的發展。要在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同時，努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在發展中，尤其是要靠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因為：

一、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

生產力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實際能力、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客觀物質力量，屬于人和自然的關系。生產力的構成包括兩類：⑴、勞動對象、以生產工具為主的勞動資料、勞動者這類獨立實體性要素，其中，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水平的標志，勞動者是最活躍的主導因素。⑵、非獨立的附著性、滲透性因素，包括科學技術、勞動組織、生產管理、智力資本等。其中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的原因，這是因為生產力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人類文明發展水平的根本標志，生產力的變化發展決定生產關系進而決定生產方式以及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變化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由生產力的發展到生產力解放的不斷前進的過程。生產力發展是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的根本條件；生產力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集中體現，是社會文明發展水平的根本標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因為：

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盡可能快的增加生產力總量”[1]。列寧在《工會在新經濟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產品總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鄧小平同志也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要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出路在于集中精力，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2]。只有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改變我國落后的社會生產狀況，創造出新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只有這樣，才具有比較充分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從而才能生產出豐富的產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要求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生產力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表現，是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和發展的根本條件。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體現在它的生產力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3]。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落后，現代工業薄弱，人口和勞動力的主要部分束縛在農業生產上，而農業又是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勞動基礎上，勞動生產率很低，這同社會主義制度所要求的物質基礎嚴重不相適應。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社會生產力尤其迫切和必要，因為沒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就不能使人民擺脫貧困落后，就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會有人對社會主義發生懷疑，黨和政府就得不到人民的充分擁護，甚至有可能出現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只有生產力以資本主義不可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并創造出比其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社會主義才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自己優于資本主義，使廣大人民心悅誠服地相信和擁護社會主義，從而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要求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際政治風云突變，我們面臨著機遇和挑戰，而挑戰又大于機遇且挑戰是緊迫的、嚴峻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表現在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的競爭，而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科技實力的增強，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來解決。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4]。如果我們長期處于落后狀態，不能迎頭趕上發達國家，世界上將沒有我國的一席之地，并有被開除“球籍”的可能。所以，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從而使我們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要求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要使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精神條件、政治條件和國際條件，但物質條件又是最基礎的，因為共產主義社會是消滅了階級和三大差別的社會，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了，才能夠徹底消除產生階級和階級對立的根源，才能徹底改造小生產，才能使人們具有高度的科學文化水平，才能夠徹底消滅三大差別，實現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所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來抓好，以便為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強大的物質基礎。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為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5]

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更是興國之途徑，而在生產力要素中，科學技術是集中體現和根本標志，要發展生產力，根本的還是要提高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科技只有被勞動者掌握，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這又必然要求發展科學技術，因為:

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國要發展生產力，首先得從發展科學技術著手。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說過：機器生產的發展要求自覺的應用自然科學。并且指出，“生產力中包含科學”[6]，事實上，科學技術是促使生產力要素變革的第一動力，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變革，勞動者的素質相應提高：從體力型勞動者到文化型勞動者到科技型勞動者；勞動產品對勞動對象的要求越來越高，特別是高精尖產品，勞動對象也經歷了天然材料到勞動過濾材料到人工合成材料；另外，勞動工具的利用率也越來越高，生產工具經歷了從手工工具到普通機器到智能機器的發展階段。馬克思把生產力看作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性力量的基礎上，認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即一般的生產力。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正在形成，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全球的科技浪潮來勢洶涌，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進步正深刻地改變著當代經濟和社會生活，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現代科學技術正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7]從20世紀至今，以六大科技群體，即微電子等信息科技、核能等新能源科技、超導等新材料科技、人造衛星等空間科技、基因工程等生物科技以及海洋科技的崛起為標志，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進入全面突破、綜合創新的階段，科技與經濟的結合日益緊密，產業技術升級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發生質的突變，他逐步成為決定生產力總體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1988年，鄧小平同志通過對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新態勢的深刻分析，明確指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句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8]。他第一次提出了這一科學的論斷。這一論斷把馬克思的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揭示了科學技術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首要地位和變革作用：

首先，當代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內在要素直接影響生產力的其他要素。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力的各個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內在要素，滲透在生產力的其他要素之中。他的變化必然引起其他要素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力整體的變化，推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當人的要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的科技含量普遍提高時，生產力就會發生質的飛躍，因此，科學技術的水平制約著整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如在當代農業生產的過程中，從品種改良到土壤的改良，從化肥、農藥的發明到農業機械的不斷改進，處處體現在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科學技術對提高生產力的主導作用。

其次，當代科學技術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突破口或生長點。以蒸汽為動力的工作機成為近代生產力發展的突破口或生長點。隨著知識和信息成為新的經濟資源，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形成一個新的產業——信息產業，而且也成為帶動傳統產業升級換代的突破口或生長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縱觀當今世界的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情況，就能夠充分體現出來。據統計，經合組織主要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50%以上都來自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1996年以來，美國新增產值中的決大部分是由高科技企業創造出來的。[9]

再次，當代科學技術決定著生產力發展的方向、速度和規模。如果說在蒸汽機時代、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發展產生的是“加數效應”，電器化時代，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的是“乘數效應”，在信息時代，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發展產生就是“冪數效應”。由科學技術革命導致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簡直另人難以想象。據統計，本世紀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5%依靠科技進步，現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已達70—80%。據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估算，先進科學技術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各種因素中，本世紀初占10—20%，現在已達到60—80%，而在某些技術和知識密集型企業中已高達95%以上[10]。

我國民營科技企業是科技體制改革的一支有生力量，發展迅速，成績不凡。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96年底，全國民營科技企業已超過5萬家，長期從業人員200多萬人，其中科技人員約70萬人。全年科工貿總收入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與1991年相比，民營科技企業數量增長了4倍，從業人員增長了5倍，從業科技人員增長了4倍，科工貿總收入增長了50多倍。同時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130萬就業人口中，人均年產值達17萬元，遠高于我國工業企業人均勞動生產率[11]。這充分說明科技所起的巨大作用。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12]

我國正在走向興旺發達，社會生產力在提高，國力在增強，人民生活在改善，200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5933億元，在1995年和1997年分別提前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13]。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鄧小平同志指出：要實現“三步走”的戰略發展目標，第一位就是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可見，科學技術是我國經濟走向新的成長階段的主要支柱。鄧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的講話中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14]對于工業，鄧小平同志指出：“加強企業的科學研究工作，這是多快好省的發展工業的一個重要途徑”[15]。事實上，不依賴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而在落后的技術基礎上靠消耗大量資源發展經濟，是沒有出路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我國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關于農業，鄧小平同志強調：“農業問題也要研究，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科學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視科學。”[16]就我國來說，不靠科技，單是人口增長一項就會連溫飽也難以解決。對于國防建設，鄧小平同志指出：“在軍隊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進行現代戰爭，沒有現代戰爭知識怎么行”？[17]

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要求發展社會生產力，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必然發展科學技術，因為:

三、“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

在生產力諸要素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動者，科學技術只有被勞動者所掌握，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因為科學技術與勞動力的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鄧小平同志指出：“歷史上的勞動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勞動力。我們常說，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這里所講的人，是指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18]因此科學技術的進步，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大批人才的培養。鄧小平同志指出：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難怪世界銀行在按照“可持續發展”思想制定的新的計算各國財富的方法中，把人力資源即國民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作為國家財富增值的三項內容之一。

馬克思曾指出，教育有兩個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它是提高生產力的有效手段。科學技術要成為現實的生產力，關鍵在于轉化，而轉化的關鍵在于有高素質的人才資源，而人才資源的來源關鍵在于教育。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

教育在科技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是由其作為一種潛在的生產力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決定的。鄧小平指出：“勞動者只有具備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豐富的生產經驗，先進的勞動技能，才能在現代化的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19]而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先進的勞動技能，是通過教育的培養訓練獲得的。

現代教育是現代科學、技術這個一般社會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的中介和橋梁。現代科學技術作為現代化生產的智力因素，通過教育“物化”在受教育著身上，受教育者參加現實的物質生產過程成為勞動力之后，又將自己所掌握的科學技術知識物化到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上，從而使現代物質生產得以實現。教育的手段越先進，勞動者的智力因素就會越高，從而大大增加物質生產過程所創造出的使用價值。教育作為一種潛在的生產力的顯著特點，就是它通過直接改變勞動力的智力因素，間接改變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的技術面貌，使整過物質生產過程具有了現代生產的高度智力特征，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可見，現代教育是物質生產的智力基礎。

美國既是世界上的經濟大國，同時又是世界上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美國的文盲率僅為4%左右，每萬人當中有大學生530人。美國勞動者平均教育水準的提高，為美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據統計[20]，在1948--1982年間，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3.2%，其中，1/2是通過技術革新和提高技能取得的，1/3是通過提高美國勞動隊伍的教育水平取得的（這表明有5/6是歸功于教育）。據資料表明：199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8萬億美元，比1980年增加了5.3萬億美元，增長兩倍；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也由25.3%提高到27%[21]。從國際經驗看，為什么一些國家的經濟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時會出現一個跨越式的發展？這和國民素質教育水平是關系密切的。日本、韓國從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左右的發展階段，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這固然有前一段經濟發展積累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最根本的還是得益于教育投入的長期積累。日本、韓國在這個階段的高中普及率，大學生占人口的比例都相當高。有了這樣一個基礎，經濟到了一個階段后，才會有一個大的跨越[22]。我國高校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0%以上，承擔863計劃項目30%以上；我國高等學校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以2001年為例，高校簽定技術轉讓合同5540項；高校創辦科技性企業1993家。已建立國家級科技園22個，吸引社會投資293億元[23]，這些為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1世紀的到來，人類也在走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提供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制勝的關鍵因素。任何一個國家要成為知識大國、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必須依賴教育，必須大力發展教育，教育必將納入生產力之中，成為生產力之首。現在世界的許多國家都在不斷增加教育投資，積極開發智力資源，大力培養科技人才。重視發展教育，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美國率先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美國用于科技研究和開發的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所占比重，1920年為0.2%，1940年為0.6%，1975年為1.5%，1990年為2.7%[24]；日本頒布了發展“信息化社會的功能變化型技術”的政策；歐盟制定的“2000年日程”的行動綱領等等，凸現出西方國家為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而積極準備，搶占戰略制高點的深謀遠慮。據資料表明，日本高等教育1951年時的毛入學率是7.5%，1999年大學入學率（包括短期大學）上升到49.1%，如果加上專門學校（專修學校的專門課程）的學生，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則達到62%[25]。21世紀將是教育的世紀。惟有科教興國戰略才能適應我國目前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可以說，科教興國戰略是我國必然的戰略選擇。

我國政府正是在上述理論基礎上，在世界教育的大背景中，1985年分別確立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戰略方針。1986年，我國制定了《高新技術研究開發計劃綱要》（簡稱863計劃），1988年，又提出“火炬計劃”。1995年，了《關于加強科技進步的決定》首次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1996年，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科教興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1997年，朱總理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宣布“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1999年又先后出臺了《關于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決定》和《當前優先發展的高技術產業化重點領域指南》。2001年，我國科學研究與實驗經費支出增加到1000億元，（1990年為125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1990年僅為0.68%）；2001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4368億元，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3051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19%，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在高等教育方面，2001年，普通高校招生268.3萬人，研究生招生16.52萬人，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14%[26]。上述政策可措施的施行，使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信息化進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某些領域如航天技術、基因工程，人工晶體等領域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并初步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良好勢頭。相信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國家能夠通過發展科教使我國經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并逐漸成為世界強國，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

注釋：

l[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P272

l[2][3][4][5][8][12][16][1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P116，P63，P157，P137，P274，P377，P313，P88

l[7][14][15][17][1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86，P29，P41，P88

l[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冊P211

l[9]樊美勤論文《科教興國初論》《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群眾出版社2000年5月版

l[11]馮之浚《知識經濟與中國發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5月版P6，（P6、P232），P93

l[10][20]潘琦《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研究》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P199

l[21]《理論動態》第1447期（1999年6月20日）P3，P7

l[22]《理論動態》第1583期（2002年12月10日）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