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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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整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處于尚未成熟的狀態之中,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經濟結構合理的調整等宏觀經濟運行的任務,還難以由市場來實現;在此背景條件下,穩妥而積極地發展財政投融資,以使財政投融資在促進經濟有效增長、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充分發揮出其基本功能和調節效應,就顯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尤其在當前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宏觀經濟,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擴大內需,財政投融資更有著其他政策手段無法替代的功能。

一、對有效增長的催化

經濟增長不僅與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數量有著密切關系,而且,在社會投資總量既定的條件下,為實現均衡的經濟增長,要求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在投資結構上相互協調和相互補充。對處于發展中國家地位的中國來說,政府投資是國家利用所掌握的財力資源對社會經濟系統的直接資金投入,其投資活動是影響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重要因素;政府投資方向的確定,依據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直接體現著國家對國民經濟全局的部署和投資意向,有選擇地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主導產業等部門,并以追求宏觀經濟利益為前提。

在現代經濟運行條件下,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投資增長率和投資效率增長率。為實現經濟的有效增長,中國“九五”期間開始的以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一項長期的戰略重任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從速度型轉向效益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轉變,與財政投融資的運作緊密相關。

1.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增長率存在較大的相關性。一般來說,經濟增長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本增長率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如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率較低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低。這說明處于高速增長中的國家,急需疏通和完善將儲蓄資金轉化為投資的渠道。財政投融資的基本功能,在于通過政府信用將民間閑散資金轉化為社會投資,并以較低的交易成本來完成財力資源的轉移與配置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

2.經濟增長率與資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在資本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配置效率越高,經濟增長率也越高;資本配置效率低,經濟增長率就低。就財政投融資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來分析,首先,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使那些符合產業發展方向、成長性良好、技術含量高的企業,能夠得到超常的發展;并由此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其次,通過財政投融資在資本市場的運作,消除企業存量資產長期凝固的障礙,推動存量資產按市場經濟要求進行流動與重組,充分利用企業存量資源。再次,通過財政投融資合理配置資源,促使企業經營機制發生轉換,強化企業的內部管理,營造具有良好約束力度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鋪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

3.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方式,與投資方式的轉換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運行中幾次出現的大波動,都與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和投資需求膨脹相關;說明投資作為宏觀經濟運行中最活躍的因素,通過乘數作用對經濟系統施以巨大的影響。同時,投資在創造社會需求的同時,也會增加社會供給,成為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的主要因素。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增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實力,對社會投資規模進行調控,改善經濟結構,將促進增長方式的轉換。并且,財政投融資的誘導和擴散的導向效應,促使社會投資方向趨于合理。

4.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體現著對科技進步的要求,特別是在對現存產業結構的改造中要加大技術含量,加快技術改造,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在目前我國產業部門設備老化和總體技術水準較低而政府公共預算資金十分拮據的狀況下,急切需要運用財政投融資,為政府和企業籌集更多的長期建設資金,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投資力度,增加高新技術的開發能力,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財政投融資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較強的作用力度,因此,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中,運用財政投融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二、對經濟結構的優化

國民經濟運行中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從靜態上看,是決定于存量資本的結構狀態;從動態上分析,則與資本的投入緊密相關聯。由于社會總投資的投向與部門投資份額決定著各產業發展速度的大小和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所以,增量資本結構的合理與否和優化程度,就影響著現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及演變趨勢,需要通過合理的增量結構來實現對既存產業結構的變革。財政投融資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調節手段,存在著對增量結構內在的調節機制;可以通過債券、股票、投資基金、BOT等融資手段,增加對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和農業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以緩解和消除“瓶頸”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財政投融資運作具有明顯的產業政策傾斜,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增量資本的結構調整變化,來促進資產存量的調整,使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比較落后國家向中等發展水平國家轉變的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的國家往往是結構變化最為顯著的,從某種程度上講,處于該階段的國家能否轉變成功,成為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乃至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主要取決于能否通過急劇的結構變革來推動的。從中國近幾十年發展的歷程來看,中國從一個以農業產業為主的落后國家成長為初步工業化的國家,經濟結構和投資結構發生了巨變,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然而,在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始終受到結構制約的困擾,投資結構的扭曲已經成為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生產力地域布局結構不合理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實現投資結構的轉換成為當務之急。在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調整中,工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顯的差別,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調節方式也就大相徑庭了。從而,體現政府政策意圖的財政投融資之運用以及運用程度在客觀上就有著極大的差異性。由于工業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處于現代化,根本性的結構轉換已經完成,新的結構變革不存在技術上和組織制度上的障礙,產業之間的結構均衡主要依靠市場的自組織過程或部門之間的協調來實現;故對發達國家來說,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而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化途徑來輔助或微調。與此相反,由于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所面臨的發展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經濟結構不僅是影響經濟運行的局部問題,而且具有宏觀戰略上的重大意義。調整產業結構,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既是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目標,又是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僅是提供經濟發展的一般環境,而且是作為合理配置資源、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組織者。因此,財政投融資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著較大作用并成為政府實現經濟結構合理化的重要調節工具。

1.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現狀,都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同時并存著的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不僅建立在兩種不同的技術基礎上,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結構和行為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就是結構轉換和組織制度創新的過程。政府通過運用財政投融資,加大產業政策的實施力度,來保護和扶植我國新興的幼小產業,促進這些產業的盡快成長;同時,面對世界科學技術的新發展,進行比較和選擇,促使世界科學技術的最新結晶在我國的采用和發展,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現實基礎上有一個較高的新起點;從而加快經濟現代化的進程。

2.由于目前中國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市場要素發育不良,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極大抑制,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在現實中似乎一時難以達到,而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產業政策的導向以及財政投融資的運作,給微觀經濟組織指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方向,有利于促使企業作出長期決策的正確選擇。

3.在加入WTO與實現產業發展和結構轉換的外部環境上,國內生產及供給結構與國內需求結構,特別是同國外的需求結構之間的差距很大,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出口產業不僅是國內生產部門的量的擴大和延伸,而且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的結構調整,存在一個明顯的外向化發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整個國家的產品競爭力和它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競爭力的提高,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同時沒有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的引導,也難以增加出口競爭力。因此,要實現外向化發展過程的良性循環,需要財政投融資配合相關的外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支持出口創匯企業的運營,在利用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不斷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在世界市場的參與度。

4.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較大的結構偏差,并處于產業成長過程中結構重組的轉變時期,面臨著重新構造產業結構的重大選擇。伴隨著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革,幾乎會引起一些重要的經濟過程、經濟變量及其相互聯系的深刻變化。偏差協調成為產業結構變革的基本內容,而且這種協調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運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作用,在于配合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實施,促使國民經濟的流量結構發生變化,引致社會資產存量作出相應的調整,從而有效地實現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目標的協調。

三、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財政投融資作為政府的一種重要財力資源和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運行條件下對經濟運行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功能,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

1.充實社會先行資本,填補財政公共預算和銀行信貸的投資空白。財政投融資在實施過程中,既體現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經濟政策的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則運行,以確保資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形成財政預算、金融、財政投融資三足鼎立結構的宏觀投資體系,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財政投融資作為既具有財政性質、又具有金融性質的政府投資,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方式。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就是規范政策性銀行和財政信用,轉變財政職能,促進金融體制的改革深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財政投融資承擔產業結構調整的重任,主要從事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以及其他一些長期、風險性和地緣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資項目。

2.通過發展財政投融資,增強政府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和調控能力。社會基礎設施是經濟基礎結構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是人類在長期經濟活動過程中為自己創造的基礎條件。社會基礎設施對生產和再生產、國民生活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保障和促進的巨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質,決定了政府運用經濟政策手段予以調節、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即使是在以私有制為基本社會制度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對此也是實行相當程度的管制。如美國政府始終對交通運輸業、信息業(主要是電訊、郵電)、公用事業(供水、電力、水利)進行較多的干預;在日本也同樣對電力、煤氣、水道、交通運輸、通訊等進行專門的干預和控制。政府通過財政投融資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營運管理,實行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實際上是通過利用基礎設施的基本特性以及營運的外在經濟性,對市場主體實行利益誘導而實現的。

3.中國經濟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對投資需求來說,既要在投資規模上有一個合理的擴大需求,也要求投資結構能適應國民經濟協調和穩定運行。前者是依據“九五”和“十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只有保持一定投資率才能實現相應的經濟適度增長。財政投融資是該時期一條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將民間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途徑。同時,財政投融資對在“九五”和“十五”期間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和投資的技術含量,也顯得極為重要。近幾年對某些基礎產業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所增加,但如何通過投資結構的調整來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以及支柱產業,合理調整經濟結構,以消除政府宏觀調控的“缺位”現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4.在市場經濟運行條件下,政府財政通過其內在伸縮性功能和運用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運行實施調控。財政投融資既是實現國家對產業結構進行宏觀調節的財力保證,同時也是對市場在市場資源品種中難以解決和不足的地方的必要補充,根據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產業規劃以及技術經濟政策,合理引導社會資源配置,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合理布局。

5.財政投融資運作具有對經濟波動進行逆向調節的功能,從而增強了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力度。由于財政投融資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具有調節方式靈活、力度較大、效果較強等優點,政府可通過財政投融資的運作,自主地調節經濟運行的景氣狀況,以達到宏觀調控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