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論文：傳媒對少兒文學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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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孔凡飛作者單位：沈陽化工大學

實際上，大眾傳媒與文學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過程，只不過在今天，大眾傳媒的強大優勢讓其對文學的影響更為擴大。“文學在大眾傳媒的力量作用下發生的變化更多更大，也更為深刻，表現出文學對大眾傳媒這一強勢文化力量的趨附和大眾傳媒對文學內部的深度進入。這既是大眾傳媒時代大眾傳媒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必然結果，也是市場經濟時代的文學，作為文化產業構成部分的文學所做出的功利性選擇和商業化的轉化。”［7］大眾傳媒不僅通過改變文學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從外部對文學的藝術表現進行干預，同時，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術條件，通過普通使用電腦及網絡，無形中對文學創作的內部進行改變，從而讓文學創作在思維、內容、表達方式、審美趣味及語言的運用上都發生變化。

對創作思維的影響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電腦成為作家寫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專家預見的那樣，“在電腦上書寫不僅使作家的書寫方式發生變化，而且影響到作家的創作方式和思維方式”［8］。但是，這種影響隱晦而不易察覺。從用筆書寫變為用電腦書寫，是書寫的一次技術革命，但對思維影響而言，則有可能是災難性的。用筆書寫是文字在頭腦中不斷建構形象的過程，而電腦寫作則是用手指敲打鍵盤，僅僅是文字的輸入過程，作家關注的是文字呈現的過程。傳統的文學是用筆逐字逐句的創作過程。在寫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開頭，如何結構作品，如何結尾，是一個完整而嚴謹的過程。寫作思維是一種線性的思維方式。而電腦寫作則打破了線性思維的結構，可以發散性思維進行，因為電腦帶來了思維空間的開闊性和思維結構的高速性。再加上網絡上尋找資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網絡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資料，只要對其進行簡單的復制就可以完成，這就削弱了作者對資料的深層加工。在用電腦寫作過程中，可以不斷地增添或者刪除內容，甚至可以先寫其中一個部分，再寫其他部分，然后再連接成一個整體。電腦寫作帶來的一個負面效應就是可能造成文學創作的淺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眾化傾向，甚至出現某種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這也被成為“備份式寫作”。“備份式寫作以一種復制的眾多性取代了創作的獨一無二性，追求標準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創新變成庸俗的成規。”［9］不可否認，近些年遼寧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可謂豐富，然而真正能夠產生影響的卻寥寥無幾，盡管作品的銷售也很可觀，但大多數作品都被湮沒在兒童文學創作的滾滾滾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場而創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說，這些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呈現出故事的大眾化傾向，缺乏獨特的生活體認，作品也缺乏相應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師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況J•K•羅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會就某種題材出現雷同。如劉東的“奧運小子”系列中，他創作的《閃電手的故事》和《林大腳的故事》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有“標準化”的趨向。主人公一個打籃球，一個踢足球，在他們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個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現。《林大腳的故事》中出現的是球星李皓，而《閃電手的故事》中出現的是坐輪椅的女大學生趙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體味到運動對人生的意義。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幾位遼寧作家的創作似乎也沒有逃過這樣的“標準化”趨向。同樣，薛濤的那部具有文體突破意義的“山海經系列小說”，也有同樣的問題。三部小說分別和中國古代的三個神話故事“盤古開天”、“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相對應。而小說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現代與古代，小說的構架都是相同的，這和真正意義上的幻想小說中的“新神話”模式是有一定區別的。盡管該小說開拓了中國本土幻想小說的新領域，但卻因故事構思的同構性稍顯精致有余而大氣不足。電腦化寫作對創作思維的這種影響，讓人覺得寫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創作。正如馬克•波斯曾擔心的那樣，“電腦寫作清除了書寫中的一切個人痕跡，而使所有的東西變得非個人化了。”［10］個人化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尺，它標志著作者個人風格的形成，個性精神的獨特展現。而電腦化寫作導致的寫作思維的改變，“備份式寫作”的形成，會讓文學趨于平庸。

對文學表現方式的影響

文學的表現方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日新月異、手法多樣、文體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為今天的文學創作的一道新的風景。新聞報道是大眾傳媒的重要載體，新聞報道以及時性、真實性和典型性而著稱，而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似乎更愿意通過新聞報道來體會喧囂的現代生活。因此，在大眾傳媒影響下，新聞語言的敘事方式對小說的敘事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小說新聞化的敘事方式在成人文學中屢見不鮮，但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這種新聞化的敘事還沒有形成規模，畢竟兒童文學就其語言來說有其特殊性。但是這種創作傾向卻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證。劉東的那部獲獎無數的《轟然作響的記憶》就是此類作品。該作品由12個獨立的故事組成，號稱“中學生的口述實錄”，作者將其稱為“采訪小說”。該作品以紀實的新聞手法向讀者講述了12個少年的成長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記，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性與典型性。這或許也是這部作品受到輿論好評的原因。單瑛琪的“小哥倆兒”系列，則在作品中贈送與作品內容相關的視頻光盤，讓讀者在讀書的同時還可以通過播放光盤進入到游戲當中，從而使文學創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這種文學文本與視覺文本的互動，開拓了文學表現方式的新類型。而實際上這種超文本的形式可能會成為未來圖書出版的一種新形勢。大眾傳媒對作者和讀者審美趣味產生重大的影響。文學的寫作和閱讀在大眾傳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視為一場高雅的精神活動，甚至有“貴族化”的趨向。然而，在大眾傳媒的時代，文學的消費者追求的不再是細細品讀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貼近自身生存狀態的生活趣味，追求閱讀作品傳達出的感官快樂，成為一種常態。有學者認為，“他們更喜歡在都市的奇異故事與刺激的場面中尋求感覺與情感的通道;他們更傾向于欣賞節奏歡快、情節突變、充滿荒誕、驚險場面的‘藝術品’。”［11］其實，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強調其故事的輕松有趣，倡導“游戲精神”，這或許和大眾傳媒時代的要求不謀而合。遼寧兒童文學的創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稱，但是，在大眾傳媒時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娛樂化的創作也層出不窮。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稱的創作如《清明時節》《危險的實驗》等反映城市少年兒童生活的小說作品，在驚險而輕快的敘事中，讓讀者體驗快樂，感受成長。單瑛琪的“小哥倆兒系列”是強調游戲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節的歡快、荒誕而著稱，一對雙胞胎兄弟的那些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讓讀者感受著成長的可愛與稚拙。這是當下非常流行的一種低幼兒童文學創作的方式。而以劉東的《稱心如意秤》《鏡宮》等作品為代表的創作，大多講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異的經歷中尋求成長的過程。《鏡宮》通過主人公南海進入電腦網絡中一個被稱為“鏡宮”的網站，實現不同人生交換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換的過程中，他體味到成長中所要面對的親情、友情和愛情等等必須面對的問題。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換人生的過程中，讀者似乎也尋找到一種情感宣泄和體驗的過程。

對文學創作內容的影響

大眾傳媒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時也意味著今天的生活本身是豐富多彩的。以往兒童文學似乎一直圍繞著家庭與學校講述故事。而大眾傳媒的背景下，兒童文學的創作也呈現出新的時代內容。遼寧兒童文學的創作就內容而言豐富多彩，涉及到廣泛的社會生活。于立極的系列以反映中學生內心的“心理咨詢小說”，如《自殺電話》《生命之痛》《心結》等從心理學的視角介入，關注了社會轉型時期當代中學生的內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問題。作品講述了這些學生如何走出內心的陰影，回歸正常的社會，他們為當下正在成長著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本。此類的作品還有薛濤的《正午的植物園》等。盡管進入和平年代，然而，戰爭的陰影并沒有過去，遼寧兒童文學作家在戰爭題材上有著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車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騾，老騾》《紅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濤的《滿山打鬼子》《庚子紅巾》等，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關注著戰爭時代少年兒童無法回避的逆境、創傷和苦難，并試圖通過對這些苦難、逆境的刻骨銘心的描寫，塑造少年兒童的英雄群像。關注當下的熱點問題是遼寧兒童文學的自覺追求，如于立極的《在高高的樓頂上》關注了農民工的問題;許迎坡的《尋找爸爸的天空》關注了下崗工人子女的自強自立的社會問題;董恒波的《同一個夢想》關注了當下社會環境對校園生活的入侵;常星兒的《回望沙園》關注了沙漠地區少年成長;薛濤的《黃紗巾》等作品關注了父母離異對孩子內心的影響……應該說，在大眾傳媒時代，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一些新鮮的題材作為作品的內容，豐富了兒童文學表現的藝術空間。張邦衛認為，“只要文學還反映社會，反應生活，由社會中的人創作與閱讀，那么，它就難以擺脫媒介強權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誘惑性主導，文學生存與生態環境已不可避免地縈繞著媒介的話語及其聲音，有時候甚至是一種制約與限制、解放與提升的關鍵因素。”［4］177應該說，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傳播手段，在給文學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也給文學的發展帶來新質。值得慶幸的是，遼寧兒童文學總體上而言，還是保持了純文學創作的立場。很多作家仍然堅持文學的詩意與優雅，并為之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作家們努力消解大眾傳媒給兒童文學創作帶來的制約與限制，盡可能利用大眾傳媒讓兒童文學創作得到解放與提升，在大眾傳媒的背景下傳承著“文學的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