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思想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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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宏大的,如何對他的教育思想進行概述、如何將它的教育理論進行更進一步的系統的歸類和劃分是我們學習杜威教育思想時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從現有的教育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對于杜威的全部教育思想的分類和概括有著許多不同的劃分,這些方法各有異同也各有利弊,這些不同的概述體現了不同的教育研究人員在試圖把握杜威教育思想體系中所進行的不同的嘗試,反映了他們對杜威的教育理論的不同理解。從現有的材料看,大體分為兩類:一類從杜威教育哲學的角度出發進行的劃分;另一類是從杜威教育思想的角度出發進行的劃分。比較這兩種分類方法,以教育哲學為基礎的劃分方法是將杜威的教育哲學基礎作為理論根源。而以教育思想為基礎的劃分沒有區分教育學與教育哲學,教師避免了教育學與教育哲學的解釋,比較簡便易行。然而筆者傾向于前一種劃分,因為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是他建立其全部教育理論的根基,杜威認為:“我們能給哲學下的最深刻的定義就是,哲學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論。”[1]以哲學的視角去考察教育、指導教育是杜威所倡導的。在杜威的著作中既注重從哲學的角度批判教育中的弊端,也注重從哲學的角度闡述他自己的觀點。要想學到杜威思想中的精髓,我們必須從他的理論根源———哲學基礎上進行把握,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這對于我們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先進理論、對于我國基礎教育的建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結合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論體系談談中國教育哲學現狀
(一)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哲學體系,19世紀美國應用科學十分發達,但理論科學卻遠不及歐洲,哲學方面也是如此。內戰結束時,在美國的大學里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是18世紀末傳入美國的常識唯識論,19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哲學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發展成獨立的學科。在這一過程中在美國本土生長起來的實用主義功不可沒。杜威是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他認為實用主義首先是一種民主哲學,哲學應走出象牙之塔,改造為人們掌握自然和建立更美好社會的工具。他進而認為只有通過行動,人們才能獲得有效的思想。實用主義由于強調一切思想應由效果來判斷,鼓勵了對傳統信仰的批判,引導人們自發建立務實的原則,推動了在政治生活和個人生活各領域進行大膽的實驗。實用主義哲學直接推動了教育運動的開展,并且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也成為進步教育運動的理論基礎。在杜威看來,普適的、永恒的、先驗的真理并不存在,衡量真理的標準應是實用效果。人的思維是在疑難情境中產生,以獲得經驗并成為改造和指導人的活動的工具。因此真理是解決當前需要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經驗高于一切。
(二)中國傳統教育哲學
教育是自人類社會出現以來就有的活動,中國歷來重視教育,中國古代著名的學者、思想家多半從事教育,重視教育,并且大多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說中國在杜威來華之前未曾提出過教育哲學的概念,但關于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卻是有著幾千年的歷史了。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均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張,建立起風格迥異的價值理論體系,并以教育的形式傳播他們的理論,因此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論體系,秦漢以后儒家成為中國的文化主流,并經過后世幾代儒家學者的改造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學體系。并且儒家經學教育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和學風,從此,“讀書和教書成為教學的基本形式”,“鉆研文字成為治學的基本功夫”,“教育日趨脫離實際”。[2]可以說,哲學是教育實踐的理論基礎,哲學影響著教育哲學的方向。中國古代有關宇宙觀、人生觀的理解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文化和教育。“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基本觀念之一,儒家倡導天人合一,強調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強調人與社會協調,實際是講天人合德。因此,中國文化主要研究社會人事和倫理道德,重社會人事,輕自然研究,造成中國自然科學發展落后于西方,同時受到道家、佛家思想影響,知識分子注重心性修養,完全脫離了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更加阻塞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然科學的關注和研究,使中國自然科學長期停滯不前。哲學對教育的影響不僅在世界觀人生觀等方面,還有思維方式、方法論方面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重視經世致用、重行輕知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代所謂的有學問不是關于客觀世界的自然科學知識,而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國平天下的經世之學是人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不是構造知識的邏輯體系,而是尋求如何把握對象的關鍵和契機的技巧,要求原則、原理具有應用的簡潔性和直觀性一系列原則、原理向人倫日用直接轉化。因此,在教育上則可稱為實用理性教育和知行相即教育。”[3]然而中國哲學又有其弱點。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講述道:“中國哲學家之哲學,在其論證及說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學家之哲學,大有遜色,此點亦由于中國哲學家之不為,非盡由于中國哲學家之不能”,至于原因,馮友蘭先生認為“蓋中國哲學家多未有以知識之自身為自有其好,故不為知識而求知識,不但不為知識而求知識也,即直接能為人增進幸福之知識,中國哲學家亦只愿實行之以增進人類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討論之。”“故中國讀書人向不重視著書立說”,“故在中國哲學史中,精心結撰,首尾貫穿之哲學書,比較少數,往往哲學家本人或其后人后學,雜湊平日書札語錄,便以成書。成書既隨便,故其道理雖足自立,而所以挾持此道理之議論,往往失于簡單零碎,此亦不必諱言也。”[4]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哲學之所以不如其他國家哲學的發展,不是因為中國的哲學家不具有這樣的能力,而是中國的哲學家沒有潛心進行哲學研究,哲學專著往往不是完整的系統的。中國人重實行不重為知識而知識的研究工作,學習和教學往往為了“學而優則仕”,求學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國人首先是為了“內圣外王”而進行學習,“內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最后才是“立言”,即研究學問著書立說。可以說從哲學傳統上講,中國的哲學是缺乏系統研究精神的,同時中國人講究“悟性”,重視直覺思維,在學習和研究中重視領悟和直覺,不注重形式邏輯,且重視思辨。因此中國的實證哲學受到直覺思維方式的限制難以發展。中國的教育傳統便不注重實證,不注重觀察和邏輯分析,也不注重研究的精確性,可以說中國的哲學是與教育哲學共生長的,兩者是統一的。中國的哲學傳統和教育哲學的傳統是中國當代教育哲學發展的前提,古人的理論是我們研究的寶貴財富,也要求我們結合今天的現實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創造和研究。
(三)中國當前教育哲學現狀
談及中國當前教育哲學的現狀,首先的問題便是對教育哲學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含義的懷疑。許多人都會認為:已經有了教育學,為什么還要有教育哲學。而在廣大中小學,無論校長還是教師,都難以表達自己對教育哲學的理解,較少樹立教育哲學的觀念,一些順應改革的校長教師常常談及各種新鮮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各種研究也較多以理念或方法的形式出現,較少論及教育哲學,較少對教育哲學進行研究,往往談及哲學便是希臘羅馬,便是西方哲學史,較少對中國傳統教育哲學進行研究,新儒家的研究在中國大陸本土還不及香港臺灣和其他國家的研究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教育,但近年來關于教育的報道常常是負面消息,而教育哲學的缺失與這些問題的出現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譬如,教育者關于民主觀念的缺乏直接導致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的出現,將學生看作低于自己的個體,而不是將學生視為與自己平等的生命,這必將導致教育者忽視學生人格的獨立性、平等性,惡意貶低和傷害學生人格和身心的現象出現;教育者不能從哲學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是單純的將其視為傳授書本知識的過程,這必將導致滿堂灌、題海戰和課業負擔沉重的問題;并且教師及家長以考試論英雄的觀點引發的學生心理的傷害和惡性事件的發生也就難以避免了;同時教育者忽視教育所包含的使學生社會化的應有之義,導致學生只會考試卻不具有適應社會的能力,在各種危機和選擇面前往往表現出茫然無知、手足無措的現象,這也是教育哲學缺失導致的必然結果。然而對于這些問題并不是因為教育哲學本身的研究已停止,而是教育哲學還停留在象牙塔內,還沒被廣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我們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哲學下移至民間,在實踐中尋求發展,在社會整體的文化中生根,以求中國傳統教育哲學適應今日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重新確立教育哲學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地位
(一)何謂教育哲學
杜威認為哲學與教育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教育哲學’并非把現成的觀念從外面應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實踐體系:教育哲學不過是就當代社會生活的種種困難,明確的表述培養正確的理智的習慣和道德的習慣的問題。所以,我們能給哲學下的最深刻的定義就是,哲學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論。”“哲學乃是作為審慎進行的實踐的教育理論。”[6]如前文所述,杜威認為哲學是教育的基礎,并用他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來把握教育、建構他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于上面這段話,我認為有這樣正反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哲學是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的學說。哲學是人類認識世界認識人生的基本理論,也是人們進行各種活動和選擇時所遵循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哲學是人們在發展過程中自己發明的一種認識世界把握世界、認識人生把握人生的一種工具,是一種不同于有形的實體的工具,是人類智慧的集合。因此,哲學不僅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論,更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論。另一方面,這段話最大的可取之處便是強調哲學對教育的指導意義,認為哲學是教育的基本理論,倡導用哲學的觀點把握教育實踐、建構教育理論,強調教育哲學的必要性,這對于各國教育尤其是中國基礎教育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而在中國也有許多關于教育哲學的研究,對于教育哲學的理解也有很多,一直沒有一個一致的概念。石中英認為:“教育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全部可能與必要都是建立在對‘哲學’與‘教育’關系的認識上。”[7]周浩波認為:“如何確立‘教育哲學’的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呢,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理解教育。”[8]而關于教育哲學的定義的表述也有很多版本,黃濟先生是解放后教育哲學的奠基人,認為:“對教育哲學的定義雖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卻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認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應當使用哲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論問題。”[9]同時他還認為“教育哲學應當是教育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應當給教育科學研究以理論上的指導,而教育科學的發展又給教育哲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10]黃濟先生的這兩段話充分說明了教育哲學的含義和教育哲學與包括教育學在內的教育科學的關系,我們完全可以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發展中國的教育哲學,重新確立教育哲學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地位。
(二)重新確立教育哲學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地位
基于以上的論述,在我國基礎教育中重新確立教育哲學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的必然選擇。筆者認為,哲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哲學作為哲學在教育領域的體現,反映著全社會的文化取向和價值取向,因此重新確立教育哲學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地位既是教育理論研究領域的改革,也是全社會文化領域的改革,既要學習西方的教育理論研究的長處,又要避免全盤吸收,盲目照搬照抄;既要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哲學的理論精髓,又要有所批判和創新。首先,如何學習西方的教育理論?以學習杜威的教育思想為例,學習杜威的教育思想不僅僅是簡單的掌握“做中學”、“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一系列教育觀點,更重要的是學習他的理論研究的方法,學習他進行教育研究的精神和態度。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是他一生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而在此之前杜威就寫了大量關于教育問題的著作,并在芝加哥實驗學校將他的思想付諸于教育實踐,并且通過實踐不斷修正他的理論體系,使他的教育理論體系形成了一個完整系統的理論大廈。其次,在學習西方教育理論的同時,發揚中國優秀的教育傳統,批判地繼承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資源,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也是我們發展中國教育哲學的重要內容。我國古代關于教育理論的研究是十分深入全面的,今天的許多教育思想觀點都可以在古人的典籍中找到根源。中國的教育曾經是世界各國學習的典范,并為中國的文化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重新研究古代的教育理論著作,可以使我們得到啟發,并且對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任何一個民族的改革發展都必然以自己的傳統為基礎,傳統文化是我們今日生存發展的根基,雖然經過中國近代數百年的動蕩,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巨大的沖擊,但是傳統文化早已滲透在民族的血液中,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中。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是關系著國家命運的工程,割斷歷史背離傳統必然導致教育的畸形發展。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我們的祖先那里汲取營養,摒棄傳統教育中腐朽的部分,批判地繼承,并且不斷創新大膽創造,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中國特色的教育理論體系,才能重新確立教育哲學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獨特的地位。
綜上所述,教育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教育思想體系的建立可以是博采眾長的,我們學習杜威的教育思想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杜威的教育理論和哲學體系首先是一個學者對教育、對哲學的理解,學習他的理論,不僅是學習他的著作,還有他的精神、他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同時我們也要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挖掘自身的長處,建立自身的理論體系。教育雖然在中國有著幾千年的輝煌歷史,但在教育理論和教育哲學方面的研究卻是薄弱的,重新確立教育哲學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的地位,既是教育理論研究的需要,也是教育實踐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才能更好的指導中國的教育改革,才能在不失去中國特色的基礎上發展中國的基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