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籌劃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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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籌劃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稅收籌劃財務目標納稅債務

一、公司一般財務目標內涵規定性

（一）財務目標體現著本金的本質特征

財務目標是經濟組織在整個社會環境的制約與自身的價值判斷中不斷推動本金運動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它影響和制約著各經濟組織生存和發展的總體目標。

資金分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類經濟組織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而墊支的貨幣。增值性是本金的本質特性它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本金投入的目的是為了增值。二是本金的增值具有可能性。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勞動者在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不僅創造了新的使用價值，而且形成了價值。勞動者為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本金增值的來源。財務管理是本金外在表現形式——財務活動與內其在利益約束——財務關系的有機構成，其行為充分體現出本金運動的本質特征即對增值或利益水平的追求。這就是公司財務目標的本質取向及核心。

（二）公司財務目標內涵

公司經營理財，其目的直接指向獲利水平和償債能力的提高。盡管不同組織形式的公司以及在不同的時期財務目標的具體內涵不盡相同，但是，無論公司在形式上擬定怎樣的具體財務目標，最終都必須符合投資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終極目標。在實際公司運作中，經營管理階層與投資所有者對目標實現的期望上常常產生一定的分歧：投資者在理財策略上和經營策略中往往會從公司長久良性發展的角度出發，而經營者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往往會滿足于“安全處理業務”，其結果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導致投資所有者可能無法獲得應有的財富最大化期望。但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二者又是相統一的：其一，投資所有者的理財目標，其長久的利益必須首先通過公司經營者對財務目標的追求才能得以體現；其二，經營者的保守、消極態度和行為一旦被投資所有者認為“不當”，也會危及到經營管理者的利益。因而，從長遠來看，經營管理階層擬訂的財務目標必須統一于投資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客觀要求。

二、納稅制約下的公司財務目標

（一）納稅債務與公司一般性債務償還對現金支付需要的差異

公司的負債主要來源于：（1）營業性債務，如各種長短期借款、應付債券、結算信用債務、其他長期應付款；（2）應付投資所有者股息、紅利；（3）依法應繳納的稅款等等。前兩者定義為公司的一般性債務，后者稱之為納稅債務。

納稅債務與公司的一般性債務的償還對現金流量的要求呈現差異。一般性債務償還相對于納稅債務償還對現金流量的約束具有較大的彈性，即體現出一定的“軟”約束狀態。納稅債務的清償則體現著現金流量的“剛性”約束，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彈性可能。稅法的嚴肅性與規范性決定了公司只有及時足額地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才能使其市場法人資格在法律上得以認可，進而才可能享有法定的市場自與正當經營收益的法律保護權。法定稅款的繳納，不同于公司的一般性債務，其運作的規則是必須動用現實的現金才能予以完成。

（二）現金匱乏對公司切身利益目標的負效應分析

稅款的計量依托于法定稅率與公司賬面記載的應稅收益（為便于分析，假定會計計稅收益與稅法計稅收益具有同一的內涵）金額，而不考慮這種賬面意義的收益所實際取得的現金流入量的狀況。因而公司納稅的行為規范就是：只要體現出賬面（或會計）觀念的應稅收益，公司就必須依法及時足額地動用現實的現金予以解繳。

既然存在著會計收益預期的應計現金流入量與實際現金流入量的非對等性同依據會計收益而非實際變現收益計算的應交稅款現金支付的剛性約束間的矛盾的客觀性，因此，單純地依據公司最大獲利能力所確立的所謂“最佳”財務目標在納稅現金支出剛性約束下對公司切身利益產生以下負效應。

其一，絕對的現金支付能力匱乏。即手持現金余額不足以支付即時稅款，而公司在稅法規定期滿前又無法予以融通。

其二，現金的相對不足。即公司手持現金相對于納稅現金支付需要量短缺，但通過融通能夠彌補，只是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

相對于公司投資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標，無論上述哪一種情形的納稅現金流量的短缺，都直接反映為對公司根本利益的侵蝕，即納稅的機會損失完全定義為公司的成本。一旦這種成本損失的增長額度超過賬面邊際稅后利潤時，便意味著此時的賬面利潤相對過度，或者說抑減一定數額的賬面獲利能力對公司可能更為有利。

（三）納稅約束下的公司適度財務目標的內涵規定性1．適度財務目標以公司獲利能力與現金償付能力的制衡協調為基礎

賬面收益最大化并非直接等同于公司投資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必須充分依托于現金的償付能力，特別是納稅現金流量的有效限度，遵循邊際損益分析原理，通過獲利能力與現金支付能力間的利弊權衡與制約協調，最終達成在投資所有者利益最大維護下二者的和諧統一。2．適度的財務目標應當有利于公司與國家長期利益的良性穩健增長

較高的公司賬面收益的確有利于政府即時稅收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政府這種即時收益的增加是基于公司需要承受較大的機會風險損失前提，一旦公司因稅負相對現金支付壓力過重而無以緩解時，便將對公司資金運行的內在秩序發生嚴重的擾亂，以致效益再殖活力基礎推進滯緩。這樣最終損害的就不僅僅只是公司利益更主要的將是國家利益。相反，若政府能真正通過法制規范將市場價值判斷取向權力賦予作為市場法人主體的公司，使之能夠充分依托有效的現金支付能力預期，而非單純地以賬面收益最大化組織經營理財決策，這樣盡管可能對政府即時稅收收入的增加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一微小的代價將換取公司長期穩定的資金基礎的有效奠立，因而從長遠意義看，政府的稅收收入必將隨著公司效益增殖活力與功能的提高和強化而得到更大的增長。

參考文獻：

[1]唐騰翔.稅收籌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稅務籌劃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所得稅 稅務風險 國有企業 企業性質 相關因素

隨著我國企業管理的日趨成熟和風險管理理論的日益完善，稅務風險管理成為了各大企業最為重視的問題之一。2009年5月5日，國家稅務總局了《大企業稅務風險管理指引（試行）》，標志著我國稅務機關對企業稅務風險管理上升到了更高的層次，促使企業深化對稅務風險的認識和加強對稅務風險的管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影響企業所得稅稅務風險的相關因素做出的初步探討，分別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所得稅稅務風險相關因素做出了實證研究，為企業進行相關的稅務風險管理提供了方向和依據。

一、文獻綜述

（一）稅務風險的界定 對于稅務風險的定義，學術界還沒有權威的定義。但各種定義的稅務風險，總結起來普遍有以下兩個特點：有意圖的應繳稅費的減少；使企業遭受經濟損失及付出法律代價的可能性。2004年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發表了關于稅務風險管理（TRM）的專題論文，在COSO內部框架的理論基礎上對稅務風險的定義及其管理要素做出了闡述，并指出了稅務風險來源的7個方面：事務風險（如收購，合并）；操作風險（如新的商業投資，新的經營模式，新的業務結構）；合規風險（如記錄和控制的不力，數據完整性的問題，法規的變化）；財務會計風險（如制度和政策的變化）；聯合風險（如任意風險的結合）；管理風險（如人事的變動，新的或者缺少經驗的資源）；信譽風險（如稅收機關的調查，媒體評論，法律訴訟）。該文將事物風險、操作風險、合規風險、財務會計風險劃分為特定風險領域，將聯合風險、管理風險、信譽風險劃分為普遍風險領域。這篇文章是有關稅務風險較為系統全面的理論研究成果，與大部分研究相同，都注重強調企業內部對稅務風險的控制管理。而HaroldeneF.Wunder（2009年）使用問卷調查方式研究了CFO對自身企業稅務風險管理的現狀，研究表示，即使政府已經出臺大量稅務風險管理條例，但許多美國企業的CFO對企業內稅務風險情況及管理并未作出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

（二）稅務風險成因和管理控制研究 現在關于稅務風險的研究，我國大部分學者都是延承國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理論研究或者問卷研究的方式，探討稅務風險的成因、稅務風險的管理控制等問題。韓靈麗（2008年）從企業的各種經濟行為出發，研究了各種經濟行為可能導致的潛在納稅行為風險，并對稅務風險產生的原因作出了具體研究，從不同的經濟行為出發，研究了各稅務風險的防范及管理方法。尹淑平、楊默如（2009年）較為全面的對稅務風險的定義、成因及管理做出研究，認為稅務風險具有內因和外因，外部稅收立法和執法的不得力，內部企業管理人風險意識薄弱、專業水平淺薄、內部控制欠缺等因素也都會加大企業的稅務風險。文章針對稅務風險產生的因素構建了稅務風險管理系統，認為有效的內部稅務控制能降低企業的稅務風險，保障企業的利益。鄭可人（2009）探討了遞延所得稅資產確認計量中的企業操縱問題，認為大部分企業會操縱遞延所得稅資產，但操縱的動機還未能下定論。陳美華（2009）用問卷研究方式對可能導致會稅差異形成的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進行理論分析，研究認為，企業會稅差異的形成大多出于利益動機，選擇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目的是為企業帶來利益，而不是出于提高會計信息相關性或可靠性的動機。在實證研究方面，由于其定量的困難，國內外的研究者都很少涉及，國內研究者也處在初步的探索階段。陳錦華、曹曉麗等（2008）使用納稅現金流的異常波動作為度量，用實證方法證明了2007年起用新會計準則給企業帶來了外部稅務環境風險，外部環境的改變通過企業的涉稅處理使企業內部稅務管理風險增加。曹曉麗、羅劍群等（2009年）構建了零售企業增值稅稅務風險評估模型，使用增值稅稅負差異率作為稅務風險度量，證明零售業企業的增值稅稅務風險與其銷售毛利率顯著相關。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執行新會計準則后中國A股市場2006年至2008年所有企業作為研究樣本，根據企業實際控制人的類型，劃分為國有企業（包含國家單位經營企業、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三種）和非國有企業（包含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自然人控股企業和其他性質企業）。在樣本選取上，為了盡量使各數據間相關關系合乎邏輯，可以進行數據回歸分析，本文遵循以下選擇標準：剔除數據缺損的上市企業；剔除所有當年被ST或PT企業；剔除所有當年法定所得稅率為零及所得稅率數據缺少的企業；為了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還剔除了關鍵數據1%的極端值樣本。最后，共選取858個A股企業樣本，2558個年度樣本，其中，國有企業有571個企業樣本，共1713個年度樣本，非國有企業有287個企業樣本，共861個年度樣本。所有樣本及數據均來自聚源數據庫，用SPSS進行數據處理并使用OLS進行回歸分析。

（二）稅務風險的度量研究所得稅時，一般常用的方法有2種：一是實際稅率指標，二是所得稅現金流指標。實際稅率指標的計算方法有四種，即ETR1=（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息稅前利潤（Porcano，1986），ETR2=所得稅費用/息稅前利潤（Porcano，1986），ETR3=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遞延所得稅費用/法定稅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ETR4=（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稅前利潤-遞延所得稅費用/法定稅率）（Shevlin，1987）。所得稅現金流指標的計算方法為營業現金流入的稅負（CFTR，Cash flow tax rate）=支付的各項稅負/營業收到的現金。由于實際稅率受到企業自身財務政策的影響較大，而現金流指標更能體現企業的實際稅負，反映企業各期間承受的實際稅務壓力，則現金流指標的差異度和波動度能更真實地反映企業進行稅務籌劃的結果，也更能體現企業的稅務籌劃帶來的稅務風險，因此本文選用所得稅現金流指標作為研究對象。陳錦華等（2008）使用納稅現金流的異常波動作為稅務風險的一個度量標準，曹曉麗等（2009）也將增值稅稅負差異率作為稅務風險度量，本文借鑒這種將稅率異常波動作為稅務風險的研究方式，在綜合了行業因素，年度因素后，本文使用所得稅現金流指標的變化值作為所得稅稅務風險的代表，也就是CFTR與行業平均偏離的程度越大，其稅務風險越高。在考慮了行業和年度稅率變化的影響后，本文確定被解釋變量為Taxrisk=CFTR=（CFTR-本行業本年平均CFTR）/本行業本年平均CFTR。

（三）模型建立 根據Wunder等人的研究，稅務風險既有企業性質、企業規模、企業經營管理狀況、管理者風險偏好等內因，又有稅務法規變化、稅務優惠政策等外因，來源多種多樣。本文選擇幾個比較重要也可量化的因素，建立簡單回歸方程為：

Taxriski=α+β1LEV+β2EBIT+β3INTANG+β4SIZE+β5PB+β6BTD

模型中各解釋變量含義如下：NATIONAL表示企業性質，設國有企業=1，非國有企業=0；LEV為企業當年的資產負債率；EBITDA為企業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用于控制企業經營狀尤其是經營現金流況的影響；INTANG為企業期末無形資產賬面價值的自然對數，針對研究企業資產狀況對稅務風險的影響；SIZE為期初總資產賬面價值的自然對數，用于控制企業規模的影響；PB為市凈率，針對研究市場反應對稅務風險的影響；BTD（Book-tax difference會計-稅收差異），計算公式為BTD=利潤總額-所得稅費用/當期適用所得稅率，針對BTD與稅務風險的關系。因為國有企業自身比非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取稅收相關的政策支持，而同時，國有企業對稅收籌劃的動機弱于非國有企業，本文認為，稅收的政策支持對企業稅率的減小作用會大于稅收籌劃對企業稅率的減小作用，因此預計NATIONGAL應與被解釋變量呈負相關關系，即國有企業有較低的CFTR。由于負債與無形資產攤銷的抵稅效應可以較容易的控制當期負稅，當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與無形資產總額增大時，企業的CFTR將會降低，因此LEV和INTANG回歸系數預計為負。EBITDA的減少，意味企業可用現金流減少，促使企業進行稅務籌劃，降低當期應交所得稅，而在現金流較充裕時轉回遞延所得稅，因此EBITDA回歸系數預計為正。當企業規模增長，更有能力爭取稅收優惠并進行有效全面的稅收籌劃，因此SIZE回歸系數預計為負。當企業的市凈率增高時，意味著企業在股票市場上得到更多認同，將有更多資金流入企業，與EBITDA的現金流機制相同，因此PB的回歸系數也預計為正。當期會計-稅收差異（Book-tax Difference）增加，原因可能有：當期的所得稅費用降低，或者當期適用所得稅率提高。本文認為原因一的可能性和影響力較大，因此BTD的回歸系數預計為負。本文為了研究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稅務風險上的不同表現，另用以下回歸方程做對比研究，各解釋變量含義不變。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報告了2006年至2008年各行業的CFTR表現，其中，采掘業、電力能源、房地產、交通運輸、社會服務業、食品飲料業的CFTR較高，電子、建筑業、農林牧漁、批發零售、信息技術業的CFTR較低，本文認為這與不同行業的國家稅收優惠的政策扶持有關。如電子、信息技術業大部分為高新科技企業，農林牧漁為國家扶持行業容易得到所得稅優惠，采掘業、電力能源屬于能源行業，國家征收稅率較高。從（表1）中也容易發現，在大部分行業中，非國有企業的平均CFTR高于國有企業。

（表2）報告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稅務風險代表值――CFTR的統計數據，可見，國有企業的CFTR普遍比行業平均水平略低（國有企業CFTR平均值為負，小于行業平均水平），相對比，非國有企業的CFTR普遍比行業平均水平略高（非國有企業CFTR平均值為正，大于行業平均水平）。而且非國有企業的CFTR波動性大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CFTR的標準差為0.7233，大于國有企業CFTR的標準差0.5804），顯示了非國有企業的所得稅現金流比行業當年平均水平有更大的差異波動，因此從統計學的觀點出發，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稅務風險。作者認為由于國有企業在風險管理上比非國有企業更加穩健，其稅務籌劃行為相對保守，且國有企業大部分更容易得到政府的稅務優惠，因此國有企業的CFTR較低，而且與行業平均水平相比波動性較小。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難取得政府稅務優惠，因此企業有更多的動機進行稅務籌劃。非國有企業管理者的風險偏好也較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更大，因此會更積極的使用稅務籌劃以降低稅負，由此帶來更多的稅務風險。

（二）回歸分析（表3）的回歸結果顯示出了對于所有企業而言，企業性質與稅務風險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這進一步證明了在描述性統計中的結論：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稅務風險。同時，資產負債率LEV與無形資產也與稅務風險有較強的相關性，且系數為負，與本文的預計一期，證明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使用了負債和無形資產這兩種常用方式來調控企業當期的納稅現金流。但對比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回歸結果，國有企業除了資產負債率LEV外，其余因素與稅務風險均不顯著相關。對于非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無形資產總額、總資產、會計-稅收差異均與CFTR呈現較顯著的負相關關系，EBITDA、市凈率與CFTR呈現較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預計一致。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使用負債進行稅務籌劃的表現相對一致，兩者的LEV回歸系數和顯著性都沒有明顯差別（國有企業LEV回歸系數為-0.006，非國有企業LEV回歸系數為-0.007）。但非國有企業較國有企業似乎更多使用了當期無形資產的攤銷數額進行稅務籌劃，非國有企業的INTANG回歸系數和顯著性都較國有企業更大（國有企業INTANG回歸系數為-0.008，非國有企業回歸系數為-0.023）。相對于國有企業在EBITDA和PB回歸的不顯著，非國有企業在這兩者尤其是當期EBITDA回歸中表現了明顯的顯著性，說明了非國有企業更加注重企業的現金流管理，會從當期現金流的情況出發，對稅負進行籌劃。當期現金流緊縮時，籌劃稅務以減少現金稅負流出，降低當期CFTR，減輕現金流壓力；當期現金流寬裕時，籌劃稅務轉回前期遞延所得稅，增加當期現金稅負流出，故CFTR升高。從SIZE的回歸系數也可以發現，非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的非國有企業，更多地進行了稅務籌劃，這些企業更有實力付出籌劃成本進行稅務籌劃，符合本文對一般企業規模與實際稅率關系的假設。而國有企業的規模與現金稅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卻不顯著。同時，非國有企業的BTD回歸系數與本文假設一致，證明非國有企業的會計-稅收差異主要來源于企業自身減少當期稅費，而非當期適用稅率的變化。而國有企業的會計-稅收差異則與自身減少的當期稅費相關性不顯著。對該回歸結果本出了以下解釋：我國的非國有企業進行稅務籌劃的積極性與企業的性質有較大關系，如企業規模、資產狀態等，較大規模的企業更加注重也更有能力進行稅務籌劃，企業規模與企業現金稅負負相關；我國企業均顯示了所得稅稅務調控現象，當企業現金流較大時傾向多繳稅，而當現金流短缺時，則避免稅金過多流出，這一現象在非國有企業表現的更加明顯；我國的國有企業其所得稅稅率影響因素更多的依靠企業性質帶來的政策優惠等，企業內外在的其他因素對所得稅稅負的影響較小，其稅務籌劃的動機較小，由此產生的稅務風險也較少。

四、結論

本文在所得稅的基礎上研究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稅務風險的相關因素。結果顯示了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稅務風險，大部分企業使用負債和無形資產調整當期所得稅，因此負債與無形資產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企業的稅務風險增大。國有企業除了資產負債率外，其他的考慮因素回歸結果均不顯著。相較之，非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無形資產總額、總資產、會計-稅收差異、EBITDA、市凈率等各個考慮因素在回歸中均有程度不同的顯著相關性。說明了國有企業的稅率影響因素主要來源于國家政策政府扶助等，而企業自身進行稅務籌劃較少，企業的稅務風險較小，各稅務風險影響因素的作用也較小。而非國有企業受到的政府影響較少，而自身風險管理比國有企業表現得更加激進，稅務籌劃動機較強，實際的現金稅率受到自身因素影響較多。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進行了更多的稅務籌劃，其實際的現金稅率波動較多，因而其稅務風險也較大。因此我國企業尤其是非國有企業應注意加大企業的風險管理，建立有效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加強企業財務人員的專業知識，在正當爭取稅率優惠政策扶持的同時，合法合理進行稅務籌劃，降低企業的稅務風險。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理論方法的基礎上，創新使用實證方法，在所得稅基礎上對稅務風險相關因素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由于可借鑒的前人研究成果較少，相關理論還不夠成熟，故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各參數的選擇和設定還存在不夠嚴謹的問題，可能對研究結果有一定的誤差影響，但希望借此作為起點，展開更深入合理的研究。

參考文獻：

［1］董盈厚：《稅收的價值效應、價格效應及現金流量效應――基于資本結構與實證會計的理論綜述及擴展性研究》，《財會通訊（綜合）》2009年第6期。

［2］尹淑平、楊默如：《企業稅務風險成因及管理系統構建》，《財會通訊（綜合）》2009年第10期。

［3］Shuping Chen, Xia Chen, Qiang Cheng and Terry Shevlin.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4］Haroldene F.Wunder.Tax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2009.

稅務籌劃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作為企業財務管理的有機組成部分，貫穿于納稅于納稅人從戰略管理到日常生產經營的方方面面，是一項龐大而系統的工程，它要求籌劃人能夠充分了解納稅人的各項涉稅經濟行為，從而對籌劃方案應用以后產生的涉稅收益可以作出正確的評估，以及對籌劃中提供的納稅模式的運行效率及其被稅務機關認可的程度有準確的把握，這要求籌劃人有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節稅原理、市場供求平衡原理及有關法律法規、稅收優惠政策為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籌劃提供了廣闊空間，本文通過采用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實際案例進行了剖析，按照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的理論、法律依據及運用一定的籌劃方法，通過籌劃前后的對比，闡述了籌劃在企業理財中的重要作用。

 

一、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現狀

 

我國現行所得稅政策的優惠方式單一，基本上局限于稅額的定期減免和優惠稅率，要真正享受這些優惠，其前提是企業必須有利潤，利潤越多，優惠越多，這就體現在對有利潤企業的事后扶持，對虧損和微利企業則起不到任何鼓勵作用。例如《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稅收政策的規定》指出“國務院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新辦高新技術企業，自投產年度起免征所得稅兩年。”這條優惠政策所起的實際效果是由高新技術企業前幾年的盈利情況所決定的。而通過分析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特點可以知道，其投入產出在時間上具有不一致性，研究與開發項目的投入是及時發生的，而成果轉化的產出卻是滯后的，即使轉化成功，其收益也是隨著生產經營逐漸在將來釋放，與前期的高額投人有一個較長的時間間隔。因此，大多數高新技術企業在成立至營業的兩年內沒有所得直至虧損，不能享受這條優惠政策，而高新技術產品一但商品化后，由于其高額利潤，企業的稅負水平較高，可見，如何在現行稅制下充分利用優惠政策，合理安排經營策略，是高新技術企業思考的問題。其次，由于高新技術企業屬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企業，科技產品成本結構中直接材料所占比例不斷下降，間接費用的比例不斷增加，大量的研究開發費用、技術轉讓費用等無形資產的支出往往大于有形資產的投入，此外購入專利權、非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的計價、攤銷等會計處理方式的選擇，也對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有影響，越來越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已注意到這個問題。

 

1　企業自身籌劃目的不明確 

企業所得稅是國家對企業所創造的經營成果的部分無償占有，它的征收客觀上減少了企業可以自由支配的財富。由于企業所得稅是直接稅，具有不易轉嫁的特點，所以企業認為只要有利潤就要繳納所得稅。高新技術企業在享受國家“免二減三”的優惠政策后，很少有企業進行其他的所得稅籌劃，來合法避免企業現金流出。合法進行企業所得稅籌劃，不是偷稅、逃稅，而是更有利于企業長遠發展，為國家形成長期稅源。目前，我國的高新技術企業多為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中小企業在發展中普遍面臨的瓶頸，企業剛剛起步，信譽商譽尚未建立，同時高新技術產品一般具有高風險、高投資、高回報的特性，而在企業融資過程中，投資方往往更注重高風險性。由此可見，若企業自身進行所得稅籌劃目的明確，在企業內部建立專業所得稅籌劃隊伍，將為企業避免資金外流，更有利于企業快速、長遠發展。

2　忽視企業內、外部涉稅條件建設 

稅收法規的復雜性，國家稅收政策的動態性，要求企業有專門的機構、專業的人員來進行所得稅稅收籌劃工作。高新技術企業以其特殊性更注重研發機構以及新產品的銷售，產品的高回報、高附加值和其固定資產在其資產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常常忽視企業內、外部涉稅條件建設。內部條件建設是指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決定是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來進行籌劃工作，還是由企業設立專門的機構、聘請合格的人員來進行籌劃工作。從人員素質上講，從事籌劃工作的專業人員不僅要精通稅法、財務會計法規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應具備較強的溝通能力和文字綜合能力，能夠在充分了解企業基本情況的基礎上，運用專業知識和自身的判斷能力，為企業出具籌劃方案或提出籌劃建議。從機構設置上講，當企業的規模達到了一定程度，經營范圍比較廣泛，經濟業務比較復雜，需要進行的稅收籌劃工作又相當繁多時，就要求企業設立有關的部門機構進行稅收籌劃工作。稅收優惠是國家稅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目的對納稅人實行的稅收鼓勵。稅收優惠對稅收籌劃潛力的影響表現為：優惠政策范圍越廣、差別越大、方式越多、內容越豐富，則納稅人籌劃的活動空間越大。首先，在外部條件建設中，當納稅人處于不同的主體地位、不同經濟性質或是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稅法規定有相應不同的偏重和待遇時，不同企業可以利用稅收內容的差異來進行所得稅籌劃，特別是當關聯企業的稅負輕重不同時，關聯企業就可以以稅負作為利潤轉移的導向，達到籌劃的目的。其次，目前我國的會計政策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強制性的會計政策，如會計期間的劃分、記賬本位幣等；另一類是可選擇的會計政策，企業根據有關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圍內可以進行具體會計政策的選擇，如壞賬準備的計提方法、固定資產折舊核算方法等。這些可以選擇的會計政策為所得稅籌劃提供了可以執行的空間，為企業在這些框架和各項規則中“自由流動”創造了機會，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生產經營狀況和稅收的相關法規在權衡的前提下，選擇能夠節稅的最優會計政策。最后，涉稅零風險是指納稅人賬目清楚，納稅申報正確，繳納稅款及時、足額，不會受到任何關于稅收方面的處罰，即在稅收方面沒有任何風險，或風險極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一種狀態。在涉稅零風險狀態下，納稅人雖然不能直接減輕稅收負擔，但卻能避免某些利益損失的發生，亦即間接地獲取了一定經濟利益，從長遠而言，贏得政府信譽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二、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問題分析 

 

1　高新技術企業對所得稅籌劃主觀認識不足 

法律對權利的規定是實施權利的前提，美國著名的法官漢德曾指出：人們通過安排自己的活動來達到降低稅負的目的，是無可厚非的。任何人都無須超過法律的規定來承擔稅負。稅收不是靠自愿捐獻，而是靠強制課征，不能以道德的名義來要求稅收。根據我國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我國納稅人及扣繳義務人主要有以下權利：延期申報權、延期納稅權、依法申請減稅、免稅權、多繳稅款申請退還權、委托稅務權、要求承擔賠償責任權、索取收據或清單權、保密權、申請復議和提起訴訟權等。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對其資產、收益的正當維護，是對經濟利益追求的一種本能，只要沒有超越納稅人權利的范圍，就屬于其正當的經濟權利。因此，稅收籌劃是納稅人的一項基本權利，是納稅人對社會賦予其權利的具體運用，納稅人在法律容許或不違反稅法的前提條件下，有從事經濟活動、獲取收益的權利；有選擇生存與發展的權利。稅收籌劃所取得的收益應屬合法收益，這是高新技術企業開展所得稅籌劃的基本前提。高新技術企業在進行所得稅籌劃時不僅考慮到合法性，還應兼顧到整體性，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應從全局出發，把所有經濟活動作為一個密切聯系的整體來考慮。當企業所得稅的籌劃同其他稅種的籌劃產生矛盾，或者與別的經營活動的目標發生沖突時，應當在企業的整體目標下進行協調，獲得一致。當前高新技術企業進行企業所得稅籌劃缺乏樹立長遠的戰略籌劃意識，只重當期的好處，未能兼顧未來的利益，也就無法實現最優的配比，當當前籌劃和長遠籌劃利益發生沖突時，企業應當全面考慮，綜合衡量，使得企業所有活動服從實現企業整體經濟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目標，不能一葉障目，片面追求暫時的所得稅負擔的最小化。高新技術企業在進行所得稅籌劃時還要認識到面臨的風險。 

2　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在理財活動中忽視所得稅的納稅籌劃 

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管理是指企業對資金籌集、投資和分配的規劃安排，其主要內容是對投資決策、籌資決策、利潤分配決策等財務決策的籌劃。在這一系列決策中無一不受到稅收的影響。從根本上講，稅收籌劃應歸結于企業財務管理的范疇，它的目標是由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決定，一切選擇和安排都圍繞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來進行。因此，籌劃方案都必須考慮是否滿足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實現，要遵循成本效率原則和資金的時間價值，任何偏離財務管理目標的涉稅籌劃方案都是沒有意義的。首先，從每一個所得稅籌劃的方案來看，都必須經歷有關涉稅事項籌劃目標的確定、稅收法律法規情報的收集、籌劃方案的設計、對收益成本的審核等多個階段，任何一個階段都離不開財務決策手段的運用。通過財務決策，才可以充分進行籌劃的可行性分析、收益預測和成本認定。其次，涉稅籌劃方案的實施必須得到有效的財務控制。籌劃方案由于涉及的經營時間較長，在運用籌劃策略的過程中，必須對設計的籌劃方案進行追蹤考核和預測，適時對籌劃方案作出調整。總之，資金、成本和利潤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三大要素，而企業涉稅籌劃正是為了實現這三者的最佳利益，所得稅是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第一大稅，合理籌劃所得稅是企業財務管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財務管理水平。 

 

3　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技術處理手段欠缺 

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籌劃是企業財務管理中重要的一環，也是需要專業技術的工作。企業所得稅涉及企業的現金流出、經營管理等諸多方面，尤其要求從事企業所得稅籌劃的會計人員具備專業的技術水平，目前我國的會計政策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強制性的會計政策，如會計期間的劃分，記賬本位幣等；另一類是可選擇的會計政策，企業根據有關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圍內可以進行具體會計政策的選擇，如壞賬準備的計提方法、固定資產折舊的核算方法等。在企業進行資金籌集、投資和分配的規劃活動中，投資決策、融資決策、利潤分配決策等財務決策的籌劃同樣涉及所得稅籌劃。這些會計處理手段、財務活動中對涉稅的以及對相關稅法的掌握均要求會計從業人員不僅有扎實的理論功底，更要具備實際的技術操作經驗，在稅法及有關規章制度的范圍內進行合法操作，在這些框架和各項規則中“自由流動”，同時還要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選擇能夠節稅的最優會計政策。目前，高新技術企業在上述的技術處理方面手段還比較欠缺。 

 

三、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的合法對策原則 

 

企業所得稅納稅籌劃是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手段。為實現企業所得稅籌劃的應有目標，具體操作時應把握以下幾項原則： 

1　合法性原則 

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所得稅籌劃時，必須嚴格遵守稅法及相關法規的規定。偷稅、逃稅等行為可以減輕納稅人的稅收負擔，但卻違背了合法性原則。稅法是國家制定的用以調整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在征納稅方面的權利及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及納稅人征稅、納稅的行為準則，其目的是保障國家利益和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稅收秩序，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稅務機關作為國家的代表應當依法征稅，納稅人也應依法履行自己的納稅義務。因此，企業只有在遵守稅法及相關法規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所得稅稅收籌劃。

2　整體性原則 

企業進行所得稅稅收籌劃應從全局出發，把所有經濟活動作為一個密切聯系的整體來考慮。當企業所得稅的籌劃同其他稅種的籌劃產生矛盾，或者與別的經營活動的目標發生沖突時，應當在企業的整體目標下進行協調，獲得一致。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也應當樹立長遠的戰略籌劃意識，既要看到當期的好處，也要照顧未來的利益，要兼顧整合當前和長遠利益，使之實現最優的配比。當當前籌劃和長遠籌劃利益發生沖突時，企業應當全面考慮，綜合衡量，使得企業的所有活動服從實現企業整體經濟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目標，而不能一葉障目，片面追求暫時的所得稅負擔的最小化。 

3　風險性原則 

在無風險時，企業的收益當然是越高越好，但存在風險時，高收益必然伴隨著高風險，這時就不能簡單地比較收益的大小，還應當考慮風險因素以及經過風險調整后的收益大小。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需要企業在自身經濟行為發生之前作出適當的安排。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企業自身狀況等因素不斷變化使得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時，籌劃的收益也只是一個估算值，而非絕對的數字。因此，企業在實施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時，應充分考慮籌劃的風險后，再作出決策。例如，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國家可能調整企業所得稅稅率，改變部分稅收優惠政策，企業預期的盈利可能由于經濟的波動，市場的疲軟而變為虧損，或者由于經濟的繁榮，而使利潤劇增；此外，也可能會發生通貨膨脹，而稅法并未根據通貨膨脹水平對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進行指數化調整，等等。因此，企業進行所得稅稅收籌劃，要建立在充分研究科學預測我國宏觀經濟走向、外圍環境行業走勢等的基礎上，進行充分的論證，對于籌劃的風險進行理性科學的評估和考慮。 

4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 

由于企業所得稅稅收籌劃總是由特定的經濟主體，在特定的時期，針對特定的國家和地區的相關企業所得稅稅收法律法規，在對于未來的特定預期下進行的，因此企業進行所得稅稅收籌劃時，不能總是停留在現有的模式上，更不能僵硬地套用別人的方法，而應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從而實現預期的目標。比如，我國的企業所得稅采用比例稅率，通過折舊期限和折舊方法的選擇，企業可以獲得資金時間價值上的好處，但是當企業處于盈利、虧損或稅收優惠期等不同狀態時，應選擇的折舊期限和折舊方法是不同的。 

5　利用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 

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通常反映了政府通過稅收手段實施宏觀調控的意愿，是實現稅收調節經濟的職能作用的主要途徑。由于我國目前尚處于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稅收立法上仍保留了大量的減免稅優惠政策，這就為企業開展所得稅稅收籌劃提供了較為廣闊的空間，高新技術產業作為新興行業，稅收立法上對高新技術企業也有傾斜，對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籌劃有利的優惠政策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降低稅率、稅收抵免、加速折舊、盈虧互抵、無形資產的確定、計量和攤銷以及優惠退稅等。 

6　減少應納稅所得額 

應納稅所得額是企業繳納所得稅的依據，減少應納稅所得額，不但可以直接減少應納稅額，間接地也可以適用較低的稅率，以達到雙重減稅效果。如企業可以使各項收入最小化，在稅法允許范圍和限額內，使各項可以稅前扣除的成本費用最大化等。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減少應納稅所得額可以直接減少應納稅額，但減少應納稅所得額并不是總能符合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總體目標。 

7　延緩納稅期限 

資金具有時間價值，不同時點上的資金其價值是不相同的，而稅收始終是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一種現金凈流出，延緩納稅期限，可以使企業享受無息貸款的利益。企業可以對收入、成本、損失、費用等項目進行調整或分攤，合理歸屬應稅所得的所屬年度，如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折舊的計提方法的選擇等。選擇合適的會計處理方法，即主要指收入實現的方式和費用確認的方法，盡量使應稅收入或所得在稅法允許的范圍內推遲實現，即延遲納稅義務發生的時間，可以獲得延遲納稅的利益。在同等的風險條件下，企業的納稅額越小，納稅時間越晚，企業獲得的利益相對越大。

8　順應稅務管理的要求 

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制度有納稅人應當向主管稅務機關提供信息、獲取批準等方面的規定。如果企業按規定提供了相應的信息并依法獲得了批準，就可以享受稅收減免、稅收返還或者退稅、稅前扣除等優惠，否則就必須正常納稅。企業在這方面必須留意，在核算上早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稅收支出。 

 

四、結束語 

 

所得稅作為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形式，無論其通過何種稅種來籌集稅收收入，結果都是減少了企業的經營成果，降低了企業的經濟效率。而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其經營目的則是追求收入、利潤的最大化和成本、費用的最小化。企業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的收入，都需要經過繳納企業所得稅的環節，才能最終形成企業的收益，其從籌建、開始生產經營直至解散的各個階段，都處于企業所得稅的影響之下。因此，企業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必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所得稅籌劃，減輕自身的稅收負擔。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要重視所得稅籌劃，進行所得稅納稅籌劃要有法律依據及必要分析，要貫穿其投資、籌資、經營、利潤分配等各項活動中。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稅收制度將會變得更加規范和透明。同時，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的不斷提高，以及國內外具有成熟納稅籌劃經驗的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師事務所的不斷涌入，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開展納稅籌劃提供了借鑒。 

 

參考文獻 

 

[1]李鐵軍，企業集團稅收籌劃分析[j]，財政與稅務，2003(11)。 

[2]黃黎明，稅收籌劃理論的最新發展[j]，財政與稅務,2004(5)。 

[3]李大明，論稅收籌劃的稅收理論依據[j]，財政研究，2003(5)。 

[4]呂立偉，我國轉移定價稅制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方法[j]，上海會計,2001(11)。 

[5]駱麗君，馬世超，對選擇稅收優惠政策的案例比較[j]，上海會計,2001(11)。 

[6]劉常學，應婷，投資決策中的稅務籌劃[j]，上海會計,2002(10)。 

[7]吳旭東，論轉讓定價與稅收問題[j]，財經問題研究,2003(4)。 

稅務籌劃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跨國公司；避稅；稅收籌劃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5-0085-06

“避稅”一詞最早出現在歐美地區，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將其經營活動范圍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的同時，也將避稅帶到其它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經濟地區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跨國公司在華避稅行為比比皆是，防不勝防，使我國稅源大量流失。面對這種挑戰，有必要從戰略角度研究跨國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量化這些因素與稅務機關稅收征管之間的關系，并且揭示其內在的邏輯關系，從而為國家稅務機關采取反避稅措施提供建議及意見。

（四）跨國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綜述

與本文有關的理論主要有三類：第一類研究稅收籌劃和避稅港經營問題，如Fuest和Riedel[1]；第二類研究年度企業有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e，ETR）的變動，如Rego[2]、Dyreng等[3]、Schwarz[4]； 第三類研究會計（賬面）—應稅利潤差額的成因及后果，如Hanlon [5]。

我們通過第一類理論文獻了解稅收籌劃的策略手段，學習有稅收籌劃傾向的企業特征有哪些。

一、文獻綜述

對美國跨國公司避稅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較多，學者們研究公司是否通過利潤轉移行為最小化其稅負，以及轉移利潤的途徑和結果。Fuest和Riedel[1]的研究中概要描述了包括貿易轉移定價法、利潤轉移、避稅港經營等幾種主要的避稅方法。Grubert和 Mutti[2]、Rousslang[3]、Hines和Rice[4]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稅前利潤在避稅港留存較多，這符合利潤轉移行為動機。Baker[5]基于對11個國家獲得的貿易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550份（匿名面談）調查資料進行匯總并分析發現，從發展中國家每年流出的利潤高達5千億—8千億美元，其中，與美國相關的交易利潤流失額達2千億美元。Baker還指出同一跨國公司在兩個不同國家的分公司之間可能存在跨境利潤轉移，其中，60%通過獨立分支機構之間的轉移定價、跨國公司內部轉移定價和虛假交易等合法交易實現，其余通過非法交易實現。Schwarz[6]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其在美國和歐洲高稅率國家獲得的利潤轉移至避稅港。

在高稅率的國家舉債融資，利潤多流向稅率低于10%的國家。Desai等[10]研究跨國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從稅基中扣除來轉移利潤，因此在高稅率國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債務融資。

通過第二類理論文獻總結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數據回歸模型檢驗美國跨國公司是否通過利潤轉移行為最小化其稅負。Rego[7]采用COMPUSTAT數據集中1990—1997年微觀企業面板數據建立回歸模型，檢驗了跨國公司稅收籌劃與經營范圍和經營規模的正相關關系。Mills等[8]通過采用企業3年平均ETR為因變量，采用稅收籌劃投資（企業稅務部工資+稅收籌劃費用），規模，國外資產虛擬變量，長期負債率（長期負債/總資產），固定資產率，庫存集中度等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并得出稅收籌劃投資多和杠桿比率高與企業ETR低相聯系的結論。

第三類理論文獻指出避稅企業的報告會計—應稅利潤差較大，二者相關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計了一個固定影響模型，采用企業會計—應稅利潤差額為因變量，采用有利節稅的投資和融資（利潤率、虧損經營、銷售額變化），隨時間變化的投資（廠房設備和其它資產的定期折價/退休福利），永久性差異（1993年前的商譽），偶然因素（虧損額變動、國外經營范圍、規模、之后的擴張）等為自變量進行實證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會計—應稅利潤差額中不能解釋的部分作為避稅指標進行固定影響模型分析。因變量采用遞延收入對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回歸殘差做Y，自變量包括激勵補償和管理變量。

二、數據來源及統計分析

1.在華跨國公司相關數據來源

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某省國家稅務局稅收征管信息系統。本文采集了某省國家稅務局2011年管轄范圍內，申報財務報表的營業收入10萬元以上的A類外商投資、2 424戶獨資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截面數據①。采集數據范圍包括企業類納稅人稅務登記信息、稅收申報表信息、財務報表信息以及對企業實施稽查后制作的《稅務處理決定書》等二十余項企業報告及稅務檢查信息。在此基礎上剔除報告信息缺失或造成變量計算錯誤的企業樣本，得到參與模型估計的有效樣本企業1 999戶。剔除的樣本企業包括：總資產小于等于0或未填報者；總負債小于等于0或未填報者；固定資產大于等于總資產者；總負債大于等于總資產者。

2.在華跨國公司樣本的統計分析

按照營業收入劃分企業規模及戶均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來看，兩者成正相關關系。有效樣本企業統計分析情況，如表1所示。 A類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查賬征收企業，B類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核定征收企業，與A類納稅人相比，企業規模相對較小、報告數據資料少，因而不做為本文實證研究的考察對象。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戶企業所得稅納稅人中，營業收入在10億元以上的特大型企業64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3.20%，繳納企業所得稅510 399萬元，占總數的67.36%。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10億元之間的大型企業713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35.67%，繳納企業所得稅237 973萬元，占總數的31.40%。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1 222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61.13%，繳納企業所得稅9 392萬元，占總數的1.24%。

企業的虧損面與企業規模呈負相關關系，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的虧損面最大，達到57.28%。報告研發支出的企業戶數僅占總數的2.50%，研發企業隨企業規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額也逐漸增加。稅務機關對企業近年的稅收遵從情況檢查結果顯示，企業的不遵從戶數比重達到9.80%。不遵從戶數比重隨企業規模增加而增加。

3.在華跨國公司樣本統計分析的結果

有效樣本企業中，戶數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非金屬礦物制品業195戶、房地產業150戶和紡織服裝、服飾業146戶。戶均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汽車制造業3 625.63萬元、房地產業1 261.21萬元和金屬制品業346.88萬元。盈利企業占行業戶數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汽車制造業71.76%、金屬制品業65.69%和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59.14%。虧損企業占行業戶數超過50%的行業分別為批發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服裝、服飾業。在虧損企業中，戶均虧損額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房地產業1 917.24萬元、汽車制造業1 214.39萬元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852.98萬元。

三、跨國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1.估計模型的變量定義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獻的實證研究方法，首先，定義因變量1，即Y1為有效稅率變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實繳所得稅/稅前會計利潤。

如果兩個企業稅前會計收入相等，繳稅少的企業有效稅率低，可視為稅收籌劃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均把ETR做為衡量企業稅收負擔的重要指標。Levenson [12]的研究認為稅收籌劃會降低企業ETR，某些稅收籌劃戰略甚至可以把企業的ETR從35%—40%的水平降低至10%，這些節稅提高了企業的股份回報率，從而使企業在分析師的評估中處于比競爭對手更有利的地位。ETR低的企業稅后現金流更多，在分析師的預測、投資建議和證券行市中都會有所體現。Swenson[13] 認為，股票市場把企業繳納稅收多少做為衡量企業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標。因此，ETR是眾多股東關注的重要企業表現指標。實際計算時，如果企業虧損的話，變量值取0。

其次，定義因變量2，即Y2為企業報告會計—應稅利潤差額（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標值為企業報告會計利潤總額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額，如果差額為0，指標取值0，其它情況下將差額的數量級取自然對數進行縮減。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稅指標，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個避稅指標之一。 Chen等[15]實證研究采用的因變量分別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和非正常的會計—應稅利潤差額。

最后，定義因變量3，即Y3為企業負債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國企業收入轉移存在難度，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一般共享企業獨特的資源，如品牌或技術，這些商品極少與第三方進行交易，因此難以取得其定價標準，也難以對其子公司利潤分配的真實性、客觀性予以證實。現有的實證研究多關注收入轉移的動因及規模，一方面從動機出發，如看企業負債情況，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是否在高稅率地區有更多負債；另一方面研究轉移定價和無形資產的屬地問題。因Y3在因變量為Y1、Y2的模型估計中充當自變量，定義參見下文的自變量定義。

2.估計模型的自變量定義

模型估計采用的自變量定義如下：

企業規模（Size）：企業的營業收入取自然對數值。在美國國內經營和跨國經營的總體樣本中，規模較大的企業，ETR也較高，這與Zimmerman[16]和 Omer等[17]關于大企業與小企業相比承擔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結論一致。跨國企業擴張地域越廣泛，其ETR與國內企業相比越小，所以說企業經濟規模與稅收籌劃相關。

利潤率（Profit）：企業報告會計利潤總額/營業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計美國跨國公司在稅率為40%的國家報告平均稅前利潤率（稅前利潤/銷售收入）為9.30%，在稅率為20%的國家報告平均稅前利潤率為15.75%，由此推斷存在由節稅驅動的利潤轉移現象。從收入轉移的動因出發，企業會把利潤率高的項目放在低稅率地區進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設前提下，如果企業規模相同的話，可以推斷利潤多的企業因為籌劃意識強而避稅更多，ETR相對較小。

虧損企業虛擬變量（Loss）： 當企業利潤總額

企業虧損額（Net Operation Loss，NOL）：當企業虧損額>0時，變量值取ln（虧損額），其它情況下變量值為0。Dyreng等[11]認為，如果虧損額增加的話，企業可能采取避稅行動，本文采用該指標模擬企業避稅額度的差別。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因為虧損企業無稅收負擔，跨國企業有動機將利潤轉移至虧損子公司進行避稅。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的關系尚無定論。

企業廣告和業務宣傳費支出：廣告和業務宣傳費支出/總資產。企業公眾可見度越高，避稅越少。Dyreng等[11]采用該指標做公眾可見度的指標，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負相關。

企業研發支出：研發支出/總資產×100。Hanlon等[18]指出研發支出可進行稅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認為它代表無形資產，為企業進行稅收籌劃提供更多的機會，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固定資產比率：固定資產/總資產。Mills等[8]指出資本密集型企業有多種稅收籌劃方法，包括資產是購買還是租賃取得、購買和處置的時間等，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無形資產比率：無形資產/總資產。Dyreng等[11]認為，無形資產價值可做為企業轉移收入難易的衡量指標。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沒有實物資產的企業，擺脫了固定資產的負擔，可以輕易的易址至稅收優惠地區，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負債率：長期負債/總資產。債務利息可稅前扣除，降低企業稅負，舉債融資是跨國公司在高稅率國家常用的避稅手段。另外，債務融資能力也是企業在當地政治力的一種體現。Dyreng等[11]將其做為企業財務復雜性的指標，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3.估計模型的行業虛擬變量定義

行業虛擬變量 （Industry Dummy）：當某行業企業超過40戶時，對該行業賦予一個虛擬變量。例如當企業為房地產業時，I2變量值為1，其它企業I2變量值為0。依此類推，共12個，如表2所示。指標可解釋為在控制了以上變量變化的同時，某些行業的稅負高，某些行業的稅負低。

從變量的統計描述可以看到，樣本企業平均有效稅率15%，低于我國標準企業所得稅率10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較低，虧損情況較嚴重，研發支出少，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不強，可持續發展性較差。由于企業避稅手段相對于逃稅方式更加隱蔽，不易被發現，稅務機關通過稽查方式發現的不遵從企業數量較多，而通過反避稅工作發現的不遵從企業數量較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反避稅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模型估計前進行變量相關性檢驗，發現自變量LOSS與NOL變量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達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計時，將兩者替換使用。其余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低于0.70，保證了模型估計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研究跨國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的結論與應用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避稅與規模呈負相關關系，但顯著性較低，與以往研究結論相反。說明企業越大，避稅額越小。這與稅務機關對大規模企業的關注程度高、管理監控嚴格到位不無關系。企業利潤率越高，進行稅收籌劃的可用資源越多，從而避稅的可能性越大。由于虧損企業無稅收負擔，虧損額越多，企業避稅動機越小，因而虧損額與避稅呈負相關關系。

企業研發支出可申報免稅收入加計扣除，因而研發支出與避稅呈正相關。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比率高，均為企業避稅提供了更多便利，此兩項與避稅呈正相關。利息支出可稅前扣除，因而負債率高的企業避稅額大。稅務機關對企業前期避稅檢查有效減少了企業后期的避稅額度，但該變量的顯著性較低。廣告支出和前期稅務稽查行為對避稅均無顯著影響。一般來講，廣告宣傳費越多，企業知名度越高，企業避稅一旦被發現，由于聲譽受損而產生的成本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國國內稅務局（IRS）局長指出，“過度避稅”（tax aggressiveness）戰略會對企業聲譽造成顯著的風險，但實證證據很少。但Gallemore等[19]實證分析了一組因過度避稅而被稅務機關查處的大企業樣本，采用多指標衡量聲譽成本，包括管理層輪換率、營業利潤、廣告費用改變、財富雜志等媒體排名，實證研究結果與人們的直覺相悖，企業避稅對其聲譽無顯著影響。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前期稅務稽查對企業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尚無定論，本文研究結果表明，稅務稽查對企業稅收遵從行為無顯著影響，印證了稅收法律“棍棒”對遵從行為沒有明顯影響。

在控制了以上諸多自變量影響的基礎上，房地產業和農副食品加工業企業避稅額顯著高于其它行業，而金屬制品業企業避稅額顯著低于其它行業，但變量顯著性較低。

綜上所述，本文實證研究得到的基本結論是：影響在華跨國企業避稅額的主要因素有利潤率、虧損額、企業的研發支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比率等。企業利潤率越高、研發支出越多、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比率越高、長期負債率越高，避稅越多；企業虧損額越多，避稅越少，稅務機關前期對企業的反避稅檢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后期的避稅行為。本文實證研究采用的數據無法獲知企業國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屬地、稅收政策法規、稅率及企業經營情況，使實證研究難以鑒別企業是否存在避稅港經營等某些重要的避稅決定因素。

暫時性和永久性差額估計，轉移定價不會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暫時性和永久性差額也不都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因此，在可獲得更豐富的數據指標的情況下，研究不應局限于ETR和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方面。使用財務報表數據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稅的指標，以及遵從與不遵從避稅之間的區別。并且避稅的影響因素還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由于會計與稅法的差異，兩者不可比，申報表只能提供跨國企業在我國境內的經營情況，市場調查數據也很必要，此外，鑒于企業逃稅、避稅的普遍性，稅收申報表也不能反應全部事實。因為

稅務機關已發現的逃稅企業變量值是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隨時間推移逃稅企業虛擬變量可能發生改變。稅務機關對企業的稅務檢查發生在企業經濟活動結束后的2—3年，而本文僅采用了2011年檢查發現的逃稅企業虛擬變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限制該變量對企業避稅影響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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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籌劃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有企業；納稅籌劃；風險管理

1引言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對民生有著巨大且直接的影響。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指的是國有企業正確使用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通過協調與稅收相關的業務來節稅。由于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面臨巨大的納稅籌劃風險。在當前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新形勢下，加強國有企業納稅籌劃風險管理對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國有企業納稅籌劃的風險類型和成因

2.1政策法律風險

總體來看，我國的稅收法律法規錯綜復雜。不僅有全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增值稅法、消費稅法，等等，而且賦予了地方稅務部門制定相應地方性法規的權力。而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通常具有跨地區經營的性質，稅收法律法規比較復雜的情況，為這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政策與法律方面的風險。如果某國有企業還屬于跨國企業，那么還會涉及國外的與稅收有關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問題更加難以處理。另外，由于我國實行分開管理的稅收模式，與稅務有關的部門包括稅務、海關等，在實際的稅收執行過程中，幾個部門可能會重疊，責任劃分不明確。同時，有的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不夠高，對稅收法律法規的理解不充分，對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自由裁量權理解不一致等問題，也使得國有企業在納稅籌劃中面臨著較高的執法風險。

2.2經營操作風險

雖然納稅籌劃有助于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但也很容易誘使國有企業負責納稅籌劃的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進行一些不合規范的經營操作，由此產生風險。首先，國有企業在納稅籌劃中面臨經營風險。為符合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國有企業有時必須人為地改變其日常生產經營的范圍和地點。這些行動必將對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產生長期影響，一旦原有的稅收優惠政策不再有效，國有企業通過納稅籌劃獲得的政策激勵措施可能會無法補償由于生產經營變化而造成的損失及相應的機會成本。從這一角度來說，國有企業實施納稅籌劃時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則風險很高，進而影響國有企業的長遠發展。其次，國有企業在納稅籌劃中面臨操作上的風險。負責納稅籌劃的人員不熟悉稅收法律和法規，可能會導致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被稅務機關歸類為逃稅行為。有的人員并非不熟悉法律法規，而是突破了職業道德的底線，人為故意逃稅。這些問題必然使得國有企業在納稅籌劃中面臨更高的由具體操作帶來的風險。

3國有企業納稅籌劃中風險管理的措施

在了解國有企業在納稅籌劃中可能面臨的風險及其成因的基礎上，就要進行針對性的解決。具體來看，可以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切入點。

3.1樹立納稅籌劃風險管理意識，完善風險管理體系

首先，國有企業的管理工作必須完成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明確了解國有企業在當前市場經濟模式下所面臨的市場競爭壓力，充分認識到納稅籌劃對于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的重要作用，從提高國有企業管理水平的角度去看待納稅籌劃，樹立風險意識和風險管理觀念，建立起現代化的納稅籌劃管理觀念；其次，國有企業必須建立和完善納稅籌劃的內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有關稅收的各項法律、法規和政策，在此基礎上科學地建立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部門以及相應的工作準則，把合法合規作為此類部門工作的指導精神；最后，要依照國家所頒布的各種指導性文件，制定內部控制管理基本標準，并根據實際情況的不斷變化來完善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嚴格執行相應工作的內部控制制度。國有企業的現有組織結構也要符合納稅籌劃的要求，要及時發現和消除納稅籌劃中的監管漏洞，有效建立起相應風險的預警機制，為納稅籌劃工作提供系統保證。

3.2提高納稅籌劃人員綜合素質，完善各項工作設施

納稅籌劃工作是通過具體的工作人員去完成的，所以國有企業應提高納稅籌劃人員的整體素質。首先，國有企業可以提高納稅籌劃人員的工資水平，并積極招募能夠為企業服務的優秀外部人才，在待遇上提供保障，使得這些人員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做好相應工作上，不會因為待遇等方面的情況而出現不應有的懈怠情況，進而造成風險。其次，國有企業應加強對現有納稅籌劃人員的教育培訓。財務部門作為涉及此類工作的主要部門，所有人員都應定期接受培訓，學習有關納稅籌劃的理論知識，必要時可以邀請其他企業或外部的專家傳授實踐經驗，及時更新納稅籌劃人員的知識體系。同時，國有企業還要加強對納稅籌劃人員的職業道德培訓，樹立良好的工作作風，激勵他們誠實坦誠地行事，摒棄濫用職權的不良行為。要讓其認識到，納稅籌劃是為了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而進行的，但絕不能為了取得個人良好的工作業績而毫無底線，反而為企業和自身帶來巨大的法律風險。最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國有企業應為負責納稅籌劃的部門和人員及時更新工作所需的軟件和硬件設施，通過培訓等途徑加強工作人員對這些硬件及軟件系統的了解，提高他們在納稅籌劃方面的質量和效率。應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獎懲措施，使負責納稅籌劃的人員有能力去自主成長，自行開展對相關軟件應用技術的研究。

3.3密切關注相關法律法規變化，加強內部交流與監督

首先，國有企業內部負責納稅籌劃的部門及具體人員都要密切注意與納稅籌劃相關的法律法規變化，充分了解納稅籌劃過程中的法律、法規及政策風險，時刻保持對這些風險的高度關注，對稅收優惠政策的實質含義和內在要求要一直有深刻的了解。這樣才能增加國有企業納稅籌劃的充分性和防止出現納稅籌劃在合法合規方面的某些不當行為，避免對國有企業的社會聲譽和經濟利益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其次，國有企業需要完善內部和外部關于納稅籌劃的信息交流平臺，在母公司與子公司或者各部門之間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平臺，并從各個部門收集稅收信息，為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以便國有企業進行有效的納稅統籌。再次，國有企業必須與政府的稅收部門保持良好的聯系，及時向政府稅收部門提供反饋和稅務信息，并從稅務部門獲取最新的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通過充足且及時的信息交流共享來降低國有企業納稅籌劃的風險。最后，國有企業應加強對納稅籌劃的日常監督，加強對生產經營內外部環境的深入分析，及時發現和消除潛在的納稅籌劃風險。

3.4積極推動會計信息化系統優化升級，提升效率水平

會計信息化系統的進一步完善對國有企業的納稅籌劃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基于此，對于國有企業來講，為規避其納稅籌劃風險因素，需對會計信息化系統的優化與升級提供良性助力，對其系統中的漏洞及時做好修復工作，并委派專業的技術人員對會計信息化系統進行維護，以確保該系統的正常有序運行。會計信息化系統的良好運行，不僅可以為國有企業納稅籌劃管理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且可以為管理者的科學、正確決策提供必要的支持，從而為國有企業納稅籌劃水平與效率的有效提升起到推動作用。

4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