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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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中國繪畫藝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且經數千年不斷豐富、革新和發展，創造了具有鮮明民族風格和豐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獨具中國意味的繪畫語言體系，它獨特的藝術精神和表現手法已成為東方藝術之代表，其藝術特征除了有“視覺藝術”的共性外，還濃縮了中國文化的許多特征，蘊藏著豐富的文化精神。
中國繪畫的傳統淵源流長，歷數千年而不變，蔚為中外畫史之奇觀。而且，這種傳統的深刻與持久，隨著時間之推移，其內容和形式經過不斷的融匯、錘煉、積淀、愈益形成一種傳統的偉力，愈益鮮明、精純而獨到。以至許多方面均難乎為繼，而令創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過這些表象，我們可準確無誤的識別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繪畫已形成的獨特審美符號，領略到中國繪畫所體現的文化內涵。
在中國繪畫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從中國的經典哲學里，找到了繪畫美學的起點，看出了中國繪畫所包容的哲學深度。
南朝劉宋時期的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應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說明了繪畫是以物象的“形”來反映這種哲學思考的。“道”字在老莊哲學中是一個自至關重要的詞，它作為老莊則學觀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著極其復雜和抽象的哲學范疇。客體的實在不是藝術表現的目的，而只是一個中介物，力圖表現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體(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個載體，一種符號，關鍵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繪畫則能表現一種“非方非默”的狀態，能把它描繪出來。因此，中國繪畫被看作是表現“道”的一種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間里跡化出“道”所闡譯的哲理。
因此，真實地再現客觀對象便從來也與中國傳統藝術無緣。PF杰拉德直截了當地說，中國藝術雖擅長于山水畫，但并不著眼于描畫任何現實的風景，而是根據源于現實而又包含著象征和哲理的靈感，進行富于想象力的創造。
老子哲學中所具有的某些樸素辨證法思想，如“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萬物交感運動的觀念，都曾滲透在中國繪畫的表現技巧中，并被廣泛的應用。在中國繪畫的創作過程，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下筆運作時，提出“存心要恭。落筆要松”：在處理客觀物象與主觀理性關系方面，強調“似與不試之間”，得“不拭之拭”：在畫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備賓主、開合、聚散、疏密……等關系：在筆墨技巧上應體現運筆的輕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濃淡枯潤等等。甚至有相當一部分的繪畫語匯都直接起源于談論哲學和宇宙觀的用語，虛實、氣理、向背、心意等。
能體現這些辨證關系的經典之作是《石濤畫語錄》。
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國傳統藝術的實質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與天地之美的契合，這莊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晉南北朝問中國藝術史上山水題材的勃興的思想淵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莊那里，充滿了對天地之美的熱情贊頌，和對與天地之美相牟的獨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傾心向往。從藝術審美意義上看，它集中體現為以人情觀物態、使自然人化的思維方式，并把與自然精神的契合作為審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審美境界，注重表現主客體的生命精神，輕視對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響下，中國傳統繪畫追求天地之大美，著力表現天地萬物的生機活力，表現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調，表現這種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國傳統繪畫注重體現生命、生機，追求氣韻生動。“氣韻生動”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基本范疇，對繪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繪畫從南齊謝赫的“隨類賦彩”到劑浩提出的“水暈墨章”，很明顯是一個由重視色彩表現到重視水墨表現的繪畫觀念轉變，這就是陰與陽的哲學思維主導下的特殊色彩意識。
“運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國畫的一個傳統，“墨分五色”——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無數歷代畫手。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中國哲學的玄想思維的作用。應該說，水墨世界從真實感上言是無色的、虛幻的，但它卻因此而具備了一種獨特的“無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現，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對單純的黑白(紙地)色來表達天地萬物、正體現出中國文化的概括力。
中國繪畫中的儒學因素，過去人們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鑒戒”來解釋儒學的藝術功能說，是很片面的。其實，孔子是把藝術更多地視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內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們看到，孔子儒學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影響是循著一條這樣的原則的：關注人倫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強調個體獨立價值和個人內心情感表現，但不宣揚“個人主義”：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對憂患有自覺的認識和敏感的體驗，但不渲染，不夸張，不憤激，而保持達觀、平和的態度和勇于犧牲的現身精神，這里面閃耀著人文理想的光輝。作為一種傳統，它對憂患意識的偏愛和對敦厚之風的執著，把藝術表現意識導向了沉郁、豁達、寧靜、超脫的內在境界……這或許是孔學儒家對中國藝術傳統的形成的最大影響。因此，在中國繪畫的表現中，有時既強調變化，也注重和諧，繪畫語言雖有起伏，但不張狂，有催人淚下的藝術打動力，但格調平和，合乎法度，顯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繪畫表現中的具體體現。
中國繪畫所表現出的空靈曠遠的意境，富有哲學的思索，最終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狀的生動氣韻，禪宗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從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畫史上重要的畫家大都將禪宗封為圭臬。宗禪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觀物”，靠的是直覺的領悟，無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種相互對立、比較的感受。這把中國土夫文人對自然、對人生的審美觀推進到更奇異、更神秘、更空澈晶瑩的世界。更沉迷于對寧靜、淡泊的審美境界的探求，和對瞬間即是永恒的壯闊幽深的宇宙情感的體驗。它在對中國繪畫的影響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靜默觀照”為特征的思維方式，借助于自然、簡練、含蓄的表現手法，使畫面的意境深遠、耐人尋味。以疏簡、草略風格獨立于中國繪畫之林的“減筆”畫風，其形成可以說直接源于禪宗思想。最能體現禪宗精神的是宋代的“減筆人物畫。其筆勢粗闊、減練豪放，墨色濃淡多變，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現出的視覺形象卻流露出一種“筆情墨趣之外”的豐富內涵這些作品如同禪家解經，并不關注客觀現實是什么，而旨在通過疏逸的“戲墨”追求禪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脫。所以，“畫貴有禪趣”，一方面，說明了中國繪畫于禪宗的關系另一方面作為對中國繪畫品評的一種標準大大地擴展了中國繪畫的表現深度。
中國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終歸“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國畫的傳統也是不離此道。在客體與主體真實與虛幻、自然與人生、物質與心靈之間找尋一種平衡和整體性的和諧。
中國文化宏深而博大，在眾多豐厚的文化質點中，無論是哲學，還是書法、詩文、戲曲等等，中國繪畫都與他們息息相關、輝映交融。法國華裔漢學家弗朗索瓦一陳曾經說過：要想看懂一幅中國畫，必須具備高深的文化素養。它不僅道出了中國繪畫在中國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國繪畫很大程度上濃縮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國繪畫是一個白成體系的藝術領域。它的觀察方法、表現方法和畫面的視覺效果，都迥異于西洋繪畫。“筆墨”作為構成中國繪畫獨特美學品格的外在符號，有著相對完整的審美價值。中國畫畫家作畫時，有時僅用一只“單純”的毛筆，蘸上看似黑團團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滲透感的紙、絹上，或疾或徐地有節奏地揮動，即可跡化出一幅變幻多端、形神兼備的視覺形象。作為交流思想情感的繪畫語言——“筆墨”，隨著中國繪畫藝術的日臻成熟，已從材料工具意義上逐漸脫離出來，具有了獨立的審美意義。而且“筆墨”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了繪畫“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國繪畫高度概括、凝練的藝術思維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筆墨”從一開始就烙印上了中國文化“以簡馭繁”的特征。中國畫注重“傳神”，無論是人物、山水花烏，“傳神”是對中國畫藝術提出的總體準則，“以形寫神”其實就是“以形媚道”，把對象表現生動有神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與道契合才是最高終旨。中國繪畫所注重的“表現”，又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繪畫藝術的思維特征。中國畫畫家對自然物象時，注重的不是如實的“再現”對象，而“擷取的是物象與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腦海中再度被喚起的、‘主觀化’的、改變了的表現”。所以作畫時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種物我交融的境界，強調的是主觀意興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達。所以“韻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對中國繪畫藝術思維方式的概括。
中國繪畫與書法都以中國文化為生長背景，書法是以有限表現無限的“寫意”的美學思想為指導的藝術，其審美價值不是對具體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現，而是對其改造過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寫意和對作者與觀眾的誘導，啟發和暗示一種意象聯想而創造的線的空間結構的形象，是一種表情達意和象征的藝術，這一點對中國繪畫影響至深，由于書法藝術在歷史上成熟較早，南北朝時期即已五體俱各、法度完善，書家輩出，而繪畫則晚于書法而成熟。很明顯書法藝術豐富的表現技巧和原則，必然會滲透到繪畫中去，而成為中國繪畫藝術成熟的重要營養。“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筆為例，講書法用筆法則，即側、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歷代畫家也無不注重以“書”八畫。中國繪畫能如此地消化這些養料，主要取決于書畫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點、線構成元素上。
對中國繪畫“詩意”的提倡，是中國繪畫的另～審美意向。中國繪畫對“意境”的追求，特別是畫中“詩意”表達，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雖然當時的文人畫家們詩文修養極高，像王維等人的繪畫作品，就已經“畫中有詩”了。但是，它還沒有達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稱的宋代，把詩的“意境”引入繪畫之中，追求畫面的“詩意”，即已成為當時繪畫的主流。像坡、黃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極力倡導“以詩為法”的文人畫家。這就大大提高了中國繪畫的“文化品味”，也大大豐富了中國繪畫的文化底蘊。
中國詩極重視“意境”的表達，素以能引起讀者想象、觸發讀者聯想為上乘。許多優秀詩作各具特色，風彩迥異，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的壯闊：有“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杜甫)的寒涼：更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雄放。這些詩句，的確構成了引人人勝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詩句的“意境”和畫的“境界”，有著許多的共通之處。詩與畫在表現中，并不都局限于狀物寫形，往往超越視覺范圍，重視視覺以外內容的傳達，即所謂“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要求畫家作畫時“如騷人賦詩，吟詩性情”，將畫家的詩情容入繪畫“意境”之中。這種使繪畫“詩化”的趨向，為中國繪畫的表現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為占領統治地位的繪畫審美標準。
中國繪畫流派紛呈，從所掌握的階層中，有宮廷繪畫、文人繪畫和民間繪畫。然而，代表著中國繪畫主流的文人繪畫，為我們展示的則是“修身養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畫家大都釋道老莊、陸王心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由中國傳統文化滋養哺育出來的群體。他們對詩意、書意、畫意之間意、韻、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獨有的一套審美品評標準。所謂雄渾、飄逸、清麗、閑適、幽澹、礦遠、冷僻……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幾乎都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沒有相當深厚的詩文的熏陶與感染，很難領略得透徹。他們不象民間畫家那樣多半為生計而畫，也不象宮廷畫家那樣奉旨行事。作為一種精神解脫的“清玩”，主旨是把繪畫看做排遣情懷的一種方式，它即重視藝術本身的價值，更重視創造藝術的人格，無疑是中國高層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繪畫上的沉淀。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繪畫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繪畫濃縮了中國文化的許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說：整個中國文化的燦爛歷史都與繪畫藝術息息相關。不了解中國繪畫，就不可能真正領略中國文化的悠久和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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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論文范文第2篇
據現代科學證實，茶葉中含有蛋白質、脂肪、茶多酚、咖啡堿、脂多糖和十多種維生素等各種成分多達350多種（一說400種以上），富有營養，能調節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藥理作用。茶可謂具有“厚德載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內涵，使茶與道得到融合、升華，與“文以載道”，“茶以載道”得以成立，茶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茶飲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靜心、靜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雜念、修練身心，這與提倡”清靜、恬澹”的東方哲學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內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國歷代社會名流、文人騷客、商賈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為榮，特別喜好在品茗中，吟詩議事、調琴歌唱、弈棋作畫，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茶最早起源于中國。中國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將茶飲作為一種修身養性之道。秦漢時期的《神農食經》已記載：“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唐《茶經?一之源》：“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為宗旨的飲茶藝術，是飲茶之道和飲茶修道的統一。也可以說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把當時所倡導的道德和行為規范寓于飲茶的活動之中。在茶事活動中融入哲理、倫理、道德，“茶道”以茶為媒，通過沏茶、賞茶、飲茶來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增進友誼、學習禮法、品味人生、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與和諧性的有機統一。人的生存是現實的，也是超越的。處于現實中的人力求超越現實，克服現實的缺陷，擺脫現實的束縛，讓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讓情感得到宣泄和升華。茶道首先追求在虛靜玄觀之中，通過直覺體悟達到對人生、對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國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諸家精華而成。“一生為墨客，幾世作茶仙”的陸羽接受儒、道、佛諸家影響，并能夠融合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諸家精華與唐代文化的特色結合起來，奠定了中國茶文化的基礎，首創中國茶道精神。在陸羽的筆下，飲茶決不像烹肉、熬粥一樣，為食而食，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與人性融合在一起。飲茶不只是一個物質過程.更重要的是一個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覺體悟的過程，強調在茶事之中精行儉德，進行自我修養，陶冶情操，養成茶人品格。茶圣陸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導和推行的茗飲方式，可令飲者能細心領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飲中與清談、賞花、玩月、撫琴、吟詩、聯句相結合，旨在創造出一種清逸脫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趙佶是一個茶飲的愛好者，他認為茶芬芳品味，能使人閑和寧靜、趣味無窮：“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閑潔，韻高致靜......”
國畫論文范文第3篇
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于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舍。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后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于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于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向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愿。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于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并肯定局部的統一對于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于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于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于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于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準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于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于一役”，則必然事與愿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準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準，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準。由于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占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后，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后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于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于“王者無外”，則是致力于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于“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并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并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感，這對于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于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國畫論文范文第4篇
企業文化營銷的難點不在于形成一個較正確的企業文化和文化生命周期，而在于憑借直覺、職業判斷和某些科學根據，正確的創建（或革新）企業文化幷確定生命周期各階段的臨界點，制定出一整套的營銷對策，當企業文化陷入危機時能夠力挽狂瀾，拯救企業文化，開辟新通路。要使企業文化永葆青春，最有效的辦法是創新和發展，將開創期和穩定期的臨界點提前，穩定期和衰退期的臨界點無限期推后。員工是企業文化最直接的接觸者，他們的感受是對企業文化的價值或癥結的最直觀的反映。對企業員工而言，完全接受一種全新的企業文化是需要時間的，他們本身的觀念與企業文化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沖突。這種文化沖突有時能對企業正常運作造成極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在建立（或革新）企業文化時，如何處理臨界點，減少沖突，使企業文化和員工個人觀念以最快的速度融合，成為企業文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從而導致企業文化營銷的產生。企業文化營銷是一種把“人”作為營銷活動的核心和組織的最重要的資源，把組織內外全體成員作為營銷的主體，圍繞如何充分利用和開發組織的人力資源，服務于組織內外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實現組織目標和組織成員個人目標的營銷理論和營銷實踐活動的總稱。其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實現人的才能的全面發揮和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建立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營銷是現代企業文化的新動向，其核心是尊重人，關心人、實現人的價值。這一核心驅動力無不貫徹于企業文化營銷的思想體系以及具體方法之中，因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時代，企業的自下而上發展之道就是這種核心價值觀的競爭。它激活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力，創建企業長久不衰的品牌，樹立文明健康的企業形象，形成獨樹一幟的企業文化。只有在理論上認識企業文化營銷的理論內涵，才能使實踐中的企業文化革新秉承企業文化營銷這種先進的思想。
縱觀擁有強大企業文化的企業，如可口可樂、IBM、松下等，無不有其完整和獨特的企業文化，無不激勵著無數員工在產品質量和服務上精益求精，永不滿足，為企業品牌的暢銷世界做出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企業的企業文化是否做到了文化營銷戰略，幷且完全適合員工呢？許多業績上的快樂會部分地被一些不快樂所抵消，這種內耗是否可以避免呢？本課題研究的企業文化營銷就是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方法。企業文化營銷的重心，要使企業有活力有生氣，幫助員工做出業績是對員工很大的激勵，員工工作中快樂、舒適的感覺通過轉化為快樂的情緒而對員工產生影響的，這樣有利于提高企業員工的凝聚力，群體的凝聚力越強，成員就越容易追隨共同目標，群體生產率也會有很大提高。因此，企業完全可以給予企業員工最大的權力，將企業文化的未來交到員工手中，由他們來創建和選擇最適合自己企業文化營銷。由員工自己來制定企業文化的內容和結構，然后交由企業營銷層完善和普及。這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營銷人員應該做出適當的鼓勵和引導，提升而不要去扼殺員工的創造性。這就是企業文化的企業文化營銷。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深入研究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文化營銷，分析企業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策略。
二、選題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過對我國企業文化的現狀和企業文化營銷對企業文化的影響進行研究與分析，為建立企業文化營銷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從而促進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秩序的規范和成熟和持續發展，同時提供了具有創建性的企業文化營銷的構建策略。
三、研究意義
本文的研究對于我國企業文化理論的豐富、企業文化營銷制度體系的構建和推動企業文化營銷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于解決企業文化中的現實問題，促進企業文化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建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對于各個企業企業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豐富了企業文化的內容。
四、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都是把企業文化營銷和企業文化孤立起來去探討，沒有把企業文化營銷與企業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本研究將把企業文化營銷理論豐富到企業文化理論中去，建立基于企業文化營銷的企業文化，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五、研究的新意
通過學習和借鑒國內知名企業企業文化營銷的成功經驗，建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對于各個企業企業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促進企業文化健康、持續、和諧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創新點：
（1）把企業文化營銷理論豐富到企業文化理論中去，對于企業的文化建設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2）建立了企業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解決了企業文化中存在的難題。
2.最終成果包括：
（1）獲得企業文化現狀分析報告一份；
（2）建構了企業文化營銷模式；
3.成果形式：
（1）畢業論文；
（2）發表的系列期刊論文。
六、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實證分析與文獻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對我國企業文化現在存在的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運用企業文化營銷和企業文化的相關理論，分析了我國企業文化營銷對于企業文化的深遠影響，探討了企業文化營銷建立的背景和形成的必然性，提出了我國企業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和具體對策。研究中結合典型的案例，采用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七、研究計劃
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深入研究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文化營銷，分析企業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文化營銷構建的策略。
八、研究條件
1、本校圖書館豐富的文獻資源和團隊較強的科研能力、較優良的科研設施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2、我的許多老師都是有過企業營銷經歷的一線教師，有著多年的營銷經驗、營銷意識，為我做好本課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國畫論文范文第5篇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謂傳統文化呢？
“文化”的定義，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據美國文化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中統計，世界各地學者對文化的定義有160多種。從詞源上說，在西方，“文化”一詞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1871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的表述：“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等凡是作為社會的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習性的復合整體，總稱為文化。”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談到“在一個理性生物中，一種對任意選頂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選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產生，就是文化。”黑格爾“文化是絕對精神對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過程，也即絕對精神自我認識的過程。”日本小學館《萬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語的文化即文明開化”。《法國大百科全書》（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個社會群體所特有的文明現象的總和。”
在我國，“文化”一詞，古已有之。“文”的本義，系指各色交錯的紋理，有文飾、文章之義。《說文解字》稱：“文，錯畫也，象交文。”其引申為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征符號，以及文物典章、禮儀制度等等。“化”本義為變易、生成、造化，所謂“萬物化生”（《易·系辭下》），其引申義則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與化并聯使用，則最早見于《周易·賁卦》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將“文化”合為一詞而用的是西漢的劉向，他在《說苑·指武》中寫道：“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晉束皙《補亡詩·由儀》稱：“文化內輯，武功外悠。”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云：“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中國古代的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屬于精神文明范疇，往往與“武力”、“武功”、“野蠻”相對應，它本身包含著一種正面的理想主義色彩，體現了治國方略中“陰”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內容，又有倫理意義。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將此詞作為一個動詞在使用，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方法和主張，它既與武力征服相對立，但又與之相聯系，相輔相成，所謂“先禮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說明的是，“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不很流行，現代意義的“文化”一詞源于日本。近代以來，人們對文化概念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梁啟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之共業也。”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龐樸主張從物質、制度和心理三個層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內涵，其中“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最表層的；而審美趣味、價值觀念、道德規范、、思維方式等，屬于最深層；介乎二者之間的，是種種制度和理論體系”。20世紀40年代初，在論及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式上的反映。”《現代漢語詞典》則把文化定義為：“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從以上關于“文化”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出，其實“文化”內涵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就廣義而言，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說，是“人類生活的樣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極其廣泛的方面。狹義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創造活動，是意識、觀念、心態和習俗的總和。一般而言，我們更多的是在狹義文化的意義上使用“文化”這個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態的特征。如根據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為禮儀文化、企業文化、校園文化、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等等；根據文化的不同形態，又可分為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根據不同的地理環境，還可分為西方文化、東方文化、中國文化、美國文化、海洋文化、大陸文化等等；也可從文化的歷史演變，將其分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現代文化、后現代文化等等。
中國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與鮮明的民族特點。探究傳統文化，首先應該全面考察中國文化生成與演進的環境。中國位于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亞洲內陸，是一個海路兼備的國家。中國傳統觀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內的諸夏和“四夷”共同構成。《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傳統的“四海”范圍內具有多民族內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國文化獨立發展的格局。《詩經·小雅·北山》中就寫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傳》中：“普天率土，歡欣鼓舞。”中國古代歷史上由于歷代王朝總是以大國自居，并不重視在海洋的發展，在清朝時更是實施閉關自守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半封閉型的大河內陸文化。中國古代社會東部為農業區，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區，也由此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補充。東部的農耕經濟又占優勢，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經濟基礎。中國古代傳統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在宏觀上主要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從而也形成了輝煌的農業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時代特征。在歷史性意義上，中國文化既包括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傳統發生劇烈演變的近代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也是我們從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的歷史遺產。它不僅記錄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發生、演化的歷史，而且作為世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風俗習慣，滲透在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中，制約著今日之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國傳統文化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中華民族各種思想文化的總和，包括了各種觀念形態和物質形態的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然在其久遠博大之中，卻“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若由著述載籍而論，經史子集、萬億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為其淵藪；如由學術統緒而言，三教九流、百家爭鳴，則以儒、道二家為其歸致。東晉以后，歷南北朝隋唐，由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釋氏之典籍〔1〕與統緒因而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輔相成，構成了唐宋以降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語，轉引自元劉謐著《三教平心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基本結構特征。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儒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稱為“儒”？據《漢書·藝文志》說：“儒家者，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就是說“儒”是舊時對學者、讀書人的稱呼。《后漢書·杜林傳》也曾說道：“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儒家創始人為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今山東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禮”。所謂的“禮”只是綱常名教化的政治、社會秩序。《論語·子路》中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禮”是與“德政”相結合的。在《為政》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主張禮治德化與政令刑罰相輔而行。另一重要內容即是“仁”。如《論語》中的“克己復禮為仁”、“仁者愛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實踐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為一種精神品質，包含了多方面的倫理道德原則。除了是一種使人們自覺、主動地遵循禮的道德素養之外，還是一種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倫理準則。天命觀，把天視為主宰一切的權威，并把它作為思想體系的終極依據，“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現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張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強調在人事活動中去體認天命，強調人事有為。“不怨人，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學習方法與認識論上也總結了不少經驗。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識來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華的是關于學習的問題，孔子認為學習本身是不斷實踐的過程，強調要反復地學習實踐才能鞏固所掌握所學的知識要“學而時習之”（《學而》）“溫故而知新”（《為政》）。他還主張學與思并重，“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還有就是其的“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稱贊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孫子，他繼承和發揮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誠”為核心的人生哲學。孟子，名軻，子思的學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說。仁政里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樸素的民本主義觀點。還有就是他的關于人的浩然之氣即“大丈夫”——“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荀子，名況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惡論”，人為人性本惡。主張隆禮重法。到了漢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為中心，吸取黃老之學以及陰陽、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應”說，還根據他的神學的人性論，建立起“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他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他所提出的這個思想文化專制方針，確立了儒家在我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理學系統。首先是“理本氣末”的理本體論。“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窮理”的認識論，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過具體的物。他在知行關系上主張力行致知，“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還有學而知新的創新理論，“新是故中之事，故是舊時底，溫起來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討得新意，乃為道問學。”朱熹特別強調“天理人欲之辨”，認為人性有兩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義禮智的天命之性，這是天理，即孟子所謂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飲食男女的氣質之性，這是人欲，即荀子所謂性惡。二者是對立沖突的，主張“革欲復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體系充分體現在《大學》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中，總的說起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即從哲學的高度認識宇宙，以倫理準則規范人生，落實到治國平天下，最終實現天人和諧。
道家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國哲學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遙灑脫人生的精神資源。道家特別是《老子》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外化發展影響極大，可以說，《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啟白代之學，中國歷史上各家學派，無不從其汲取學術思想養分。例如，它的天地觀，經過孔子的發揮，成為魏晉玄學，又影響到宋明理學；它的無為觀，應用于西漢政治，成為歷代之統治術；它的玄德觀，經孔子發揮，成為中國兩千多年來德治主張的主要內容；它的用兵之道，經過孫、吳的發揮，成為變化莫測的軍事理論；它的柔雌觀，成為詭辯家的理論基礎，造成了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甚至中華武術、內家武功以及歷代氣功家，也無不從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謂道家，最初見于漢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司馬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變，因變，應變”可謂道家之特長。
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關于老子的姓氏與生活年代，歷來說法不一，一般認為老聃即是老子，大約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體系的核心。關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簡明的概括：“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論，“道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道法自然”，是說“道”是按自己的樣子為法則的。老子還有其樸素的辨證思想。關于對立統一方面，“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關于量變質變，“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關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則全，枉則直、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以“靜觀”、“玄鑒”為特征的直覺認識論。還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學，包括無為而治，所謂“小國寡民”，“不得已”而用兵。“無為而治”就是統治者應該少一點欲望，少一點作為，對人民聽其自然，這樣，統治才能穩固。
佛教于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開始生根、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種倫理道德色彩相當濃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脫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為了實現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惡從善的理論學說和倫理道德準則，形成了有關宗教倫理道德的思想體系。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后，它的道德倫理思想，尤其是它的眾生平等、出離家庭和超越當前社會秩序的觀念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及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引發了不斷的摩擦斗爭。佛教由于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制約和決定，也受到儒家傳統觀念的抵制和左右，從而沿著適應中國文化特點的軌跡演變和發展，形成了調和儒家思想、宣傳忠孝觀念的中國佛教倫理道德學說。佛教的一套心性修養途徑也為唐以來儒家學者所吸取，并熔鑄為儒家的道德修養方法。佛教從出世的角度論述了孝的極端重要性，從人生解脫角度闡發了禁欲主義思想，還從認識論和人性論相聯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體、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這種道德訓條和儒家的“惻隱之心”、性善論相通，和我國的國家本位與民本思想的文化傳統相近，因而在歷史上影響頗大。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這個思想體系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科學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凝聚之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內部凝聚力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諧，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有機地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文化關系；二是兼容之學，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盡管在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條件下，還是以開放的姿態實現了對外來佛學的兼容，三是經世致用之學，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促進自然、社會的人文之化，中國傳統文化突出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它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經世致用是文化科學的基本精神。
參考書目：
陳書祿《中國文化通論》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華、盛瑞裕、李思孟、何錫章《中國傳統文化十二講》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國傳統文化學》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馬敏《中國文化教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